江西诗派
宋代诗歌流派。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虽然他的创作成就比不上苏轼，但是他的诗歌更加突出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他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方法，并传授给后学，所以，追随和仿效黄庭坚的诗人颇多。比如陈师道与苏轼交谊最深，但作诗却以黄庭坚为学习典范。因此，一个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就逐渐形成了。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25人，认为这些诗人都是与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吕氏此图早已失传，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南宋胡《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吕氏图所列25人是：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
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夏倪、林敏功、 潘大观、 何□、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稍后的《云麓漫钞》等书所记载名单与此稍有出入。这些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大概吕氏的原意只是因为诗派之祖黄庭坚是江西人，派中诗人又以江西人较多，就取名为江西诗派。25人中有较多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陈师道、谢逸、洪刍、饶节、洪朋、洪炎、韩驹、李彭、晁冲之，谢□等10人，除陈师道外，作品成就皆不甚高。此外，被后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陈与义等人。曾□、曾思、赵蕃、韩□等人也列入诗派。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由于江西诗派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因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便各有特点。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抒发作者思想感情，内容比较狭隘。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吕本中、曾□、陈与义等人则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的民族斗争的爱国主义诗歌。形成江西诗派的主要原
因是这些诗人的诗歌艺术上有相近的见解，诗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传授和切磋诗艺。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
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然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只是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一面，它对江西诗派中比较杰出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还有另外一面，即要求诗人以“自成一家”为努力目标，在下苦功掌握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最高艺术境界。江西诗派中的几位重要诗人受此影响很
大，陈师道论诗以“学仙”为喻，韩驹论诗以“参禅”为喻，吕本中论诗重“活法”，其中都包含着“学然后悟”和“求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曾
□的诗趋向活泼，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即使才力较薄的徐俯、韩驹等人也颇有自立的气概。所以，江西诗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品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风格是构成宋诗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诗歌理论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当时如刘□、汪藻、张□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
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唐宋时，宜春分属袁州、瑞州、临江、义宁等州。当时虽不算繁华的都市之地，但以其山清水秀的风貌和名人遗迹而声名远扬，其中，唐宋八大家在宜春的活动更为人所瞩目。
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曾贬在袁州做刺史，据新旧《唐书》记载，韩愈在袁州仅9个月，却为当地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史书上说：“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说明唐代袁州还存在以人为隶的陋习。直到韩愈来后才被禁止。后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表示纪念。韩愈在袁州时间虽短，但留有不少表、状。如《袁州刺史谢上表》、《袁州申使状》、《袁州祭神》、《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等。
王安石被称为临川先生，而其出生地则可能在今樟树市（宋时为临江军）。据清代蔡上翔所撰《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之一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公（指王安石）生。《临川府名宦志》曰：王益，字损之，临川人，荆公父也。宋天禧中，判临江军。《清江县古迹志》曰：维崧堂在府治内。宋天禧中，王益为临川军判官。其子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县志》又载：王直科甲题名记曰：宋天禧中，王公损之判临江军。其子荆国文公生于此。说明王安石确实与樟树有关。 王安石写了许多与宜春有关的诗文，如《寄袁州曹伯玉使君》诗一首： 宜春城郭绕楼台，想见登临把一杯。湿湿岭云生竹菌，冥冥江雨熟杨梅。
政成定入邦人咏，诗就还随驿使来。 错莫风沙愁病眼，不知何日为君开。 此外，王安石有《送张颉仲举知奉新》诗云： 故人为邑士多称，徭赋宽赊狱讼平。
老 吏闭门无重稰，荒山开垄有新粳。 方挥玉尘日边坐，又结铜章天外行。 此去料君归不久，挟材如此即名卿。
诗中表现了王安石希望友人到奉新为官能尽快升迁的祝愿。
苏轼、苏辙兄弟都曾到过高安（即筠州）。元丰二年（1079年），苏辙坐贬筠州盐酒税长达5年。元丰七年苏轼来高安看望苏辙，并画《墨竹图》题诗赠送乡贤刘伯平：“雨后东风渐转和，和门迁客一经过。王孙采地空珪璧,长者芳声动薛萝。正尔谪居怀北阙,聊同笑语说东坡。山林台阁原无异，促席论心酌叵罗。” 苏轼去高安途中还到过铜鼓（宋时为分宁），并在带溪拜访胡安鼎处士。临行以“行将陟冈思，歌子灿兮还予授”相赠。现在铜鼓展览馆还有“苏巷碑记”。
另据《遯斋闲览》云：东坡在丰城，有老人生子求诗。东坡问：翁年几何？曰：七十。又问：翁之妻年几何？曰：三十。苏轼作联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 苏轼先后两次官居高安（另一次是元○九年），留下了《上高县学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两篇名文。 稰南丰曾巩，也曾应筠州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仪之请写有《筠州学记》。文曰：“……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茜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宿之庐，至于疱就酒库厩，多以为序。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予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 唐宋八大家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宜春大地，他们留下的诗文与佳话远不止这些，为宜春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回味与珍惜。出名的太多了，我就把我以为成就最高，最具历史意义的的六个人罗列出来：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入选理由：开浪漫主义先河）
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李白（七零一－七六二）（入选理由：浪漫主义颠峰）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七四二），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评，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有《李太白集》。
主要作品
客中作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静夜思 将进酒
望庐山瀑布 早发白帝城 登金陵凤凰台 月下独酌 梦游天姥吟留别
金陵酒肆留别 关山月 子夜吴歌 长干行 蜀道难 长相思 行路难 玉阶怨 赠孟浩然 渡荆门送别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杜甫（712--770）（入选理由：现实主义颠峰）
字子美，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认为“诗史”，诗人被尊称为“诗圣”。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陶渊明 (365～ 427)（入选理由：中国隐士诗人、田园诗人代表人物）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一名潜 ,字元亮 ,私谥靖节 浔阳柴桑 (今江西九江西南 )人 著名山水田园诗人。
主要作品有: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并序、读《山海经》十三首、桃花源诗并记、咏荆轲、归鸟（四首)
苏轼（1037—1101）（入选理由：中国文化之集大成者，诗、词、文俱佳，词更是开豪放一派）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李清照（1084－约1151））（入选理由：中国古代文学最值得一提的女性）
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李白（701-762）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在今甘肃静宁，出生于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青年时期曾经游历各地，结识了许多朋友。李白才华横溢，博学多才，精通剑术，一心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他一生曾两次做官，结果不是遭宦官排挤，就是被皇帝流放，很不得志。他写的诗，风格雄奇豪放，想像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很有艺术感染力。后人称李白为“诗仙”。
杜甫（712-770）
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今河南巩义人。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早年漫游南北各地，途中结识了李白等许多朋友。曾两次去京城长安赶考，都没有考中。杜甫一生有很大的抱负，可惜没有机会实现。他曾经当过左拾遗，在皇帝身边工作，不久便因为仗义直言，触怒了皇帝，被免除了官职。安史之乱时，他到处颠沛流离，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四川成都西郊建了草堂，暂时定居下来。当时镇守剑南的节度使严武见杜甫很有才能，就请他担任参谋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严武死后，杜甫生活失去了依靠，又开始四处漂泊，五十九岁时死在长沙去岳阳的船上。杜甫的诗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全面反映了唐朝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败的过程，赢得了“史诗”的称誉。他的诗题材多样，富于变化，风格深沉抑郁，语言抑扬顿挫，耐人寻味，到达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杜甫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著有《杜工部集》。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今山西运城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当时唐顺宗希望依靠翰林学士王叔文进行政治革新。革新损害到宦官的利益，握有兵权的宦官迫使顺宗让位于宪宗，王叔文被杀。参与革新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先后贬至邵州、永州、柳州。柳宗元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山水游记和寓言小品尤其有名。他的诗清新脱俗，擅长描写自然景物。
刘禹锡（772-842）
字梦得，今河南洛阳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他和白居易一起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派。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郎州司马，后来在苏州等地任刺史，晚年又入朝廷当官。在贬官期间，写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他善于从民歌中吸取营养，语言生动，风格清新，在唐诗中别开生面，对后世影响很大。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今陕西渭南人。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之一。他曾经当过翰林学士、左拾遗。因敢于直言，得罪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来又在杭州、苏州等地当刺史。杭州西湖有一条白堤，相传是白居易任职期间所筑。他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的诗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相传老太婆也能听懂。
范仲淹（989-1052）
字希文，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工于诗词散文，所作文章富于政治内容，词传世仅五首，风格较为明健。著有《范文正公集》。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号半山，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当过两任宰相，曾积极进行政治改革，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了，自己也被贬职。他的诗立意新颖，讲究修辞技巧，喜欢用典故，好发议论。小诗语言精练，构思绝妙。著有《王临川集》。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虽然生活在北宋王朝比较安定的时期，但他的政治生涯非常曲折。由于他多次反对王安石革新变法，因而大部分时间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官，他因此有机会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接触社会现实生活，了解民生疾苦，创作出不少被后人传诵的名篇。他的诗气象万千而又精致秀丽，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李清照（1084-约1151）
今山东济南人。宋朝著名女词人。她的词多写身世，情调感伤，但语言清丽，讲究韵律，精致典雅，是婉约词派的重要代表。她也能写诗，留传下来的不多。她的诗多数借历史典故抒发自己的情感，基调高昂，语言铿锵，与她婉约的词风完全不同。著有《漱玉词》。
王维（约701-761）
字摩诘，今山西永济人。唐朝著名诗人。做过左拾遗、尚书右丞等官。晚年参禅信佛，过着半官半隐的田园生活。他多才多艺，在诗歌、音乐、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的山水诗大多描写空寂、宁静的自然景色，刻画细致，生动传神，韵味十足，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王之涣（688-742）
字季淩，今山西太原人。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做过县主薄、县尉等小官，由于遭人诬陷，一度放弃当官，四处漫游。他的诗与高适、岑参、王昌龄齐名，风格也相似，内容大多描写边塞风光，表现出热情进取的人生观
孟浩然（689-740）
今湖北襄阳人。比李白大十二岁，是李白所敬仰的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读书做诗。四十岁时到京城长安考进士，没有考中，非常失意，回家后仍然过隐居生活。他的诗以写田园隐逸生活为主，诗风恬静淡远。著有《孟浩然集》。
王昌龄（约698-约756）
今陕西西安人。唐朝诗人。当过几任小官，但屡次被贬官。他以写边塞诗闻名，抒情诗也同样脍炙人口。他的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著有《王昌龄集》。
杜牧（803-853）
字牧之，今陕西西安人。唐朝诗人。他主张写文章要“以意为主”，有感而发。他的诗写景抒情，清新生动，七绝尤其出色。后人称杜甫为“老杜”，称杜牧为“小杜”。
欧阳修（1007－1073）
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苏洵（1009年－1066年）
字明允，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苏辙（1039-1112）
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
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韩愈（768～824）
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
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一九三O年二月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弥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赏析
这首词基本上是写实，是一首典型的军旅进行曲，是一幅威武雄壮的雪山行军图。在大雪纷飞、漫天洁白的大环境下，毛泽东率领十万工农大军，高举红旗，渡过重重难关，向着赣江畔的吉安急速进军。
毛泽东作词，一般先将美丽的大自然描绘在面前，然后再将重大的历史事件放在这个壮美的环境之中，从而营造出极为和谐的诗歌意象和典型的文学形象。此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阕描写行军的场面。起句“漫天皆白”全景展现了恶劣的行军气候。“漫”、“皆”二字，充分写出了降雪之大。“雪里行军情更迫”用自然困难与心情的对比，拉大反差，突出了“情更迫”，写出了行军人内心的焦急，使人感到了行军步伐的不断加快，表现出行军队伍对困难的藐视。同时，它也给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那么急迫接下来可以看到，在大雪之外还有困难。“高山”、“风”、“大关”都挡在面前。然而“红旗”意象的出现，展现了红军队伍翻山越岭的动人画面，表现出红军战士具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下阕回答行军的任务。作者先自问自答，故意不说透。“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站在雩山向吉安望去，只能看到赣江那边风雪迷漫，可见雪还在下，遮住了远望的视线，写得既真实又形象。“命令昨颁”露出底牌，令人眼前一亮：“十万工农下吉安”。原来是十万之众的各路大军要一起会攻吉安。这时，作者不仅回答了行军的目标任务，而且回答了“情更迫”的原因，因为是十万人争相进军，所以要想不落人后就要快走快走再快走。这里一个“下”字，加强了工农武装力量雷霆万钧的气势和必胜的信念。
纵观全词，意境壮阔，感情豪放。特别是“行”、“过”、“下”三个动词的运用，串起了整个事件的开始、经过、结尾，使动词的独立性与连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回答者：zbs101 - 高级经理 七级 6-4 17:41
曾巩
出生年代：1019—1083
名人职称：
名人国家：中国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
1 《青霞先生文集》序 文言文翻译
嘿嘿，到学校你翻译！~~ 锦衣卫
沈君青霞，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上书抨击宰相，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正在竭力罗织他罪名的时候，幸亏皇帝仁慈圣明，特别减轻他的罪责，把他流放到边塞去。在那段时期，沈君敢于直谏的美名已传遍天下。不久，沈君就拖累着妻子儿女，离家来到塞上。正巧碰上宣府镇、大同镇一带频频传来敌人入侵的告急警报，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将领，都束手无策，紧闭城垒，任凭敌寇出入侵扰，连射一支箭抗击敌人的事都没有做到。甚至等到敌人退却，就割下自己队伍中阵亡者和在郊野行走百姓的左耳，来邀功请赏。于是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哥哥哭弟弟的惨状，到处都是，百姓们连控诉呼吁的地方都没有。沈君对上既愤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对下又痛恨众将士任意残杀人民，蒙骗朝廷，多次哭泣感叹，便把他的忧郁表现在诗歌文章之中，以抒 怀，就成为文集中的这些篇章。沈君原来就以敢于直谏，受到时人的敬重，而他所写的诗歌文章，又对时政多所讽刺，逐渐传播出去，朝廷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于是他们开始竭力进行造谣陷害，这样沈君的大祸就发生了。沈君被害死以后，虽然朝中的官员不敢为他辨冤，但当年身居军事要职、一起陷害沈君的人，不久便因罪撤职。又过了不久，原来仇视沈君的宰相也被罢官。沈君的老朋友俞君，于是收集编辑了他一生的著述若干卷，刊刻流传。沈君的儿子沈襄，来请我写篇序言放在文集前面。
读后感
我恭读了文集后写道：像沈君这样的人，不就是古代有高尚节操的那一类志士吗？孔子删定《诗经》，从《小弁》篇的怨恨亲人，《巷伯》篇的讥刺谗人以下，其中忠臣、寡妇、隐士和愤世嫉俗之人的作品，一起被列入“国风”、分入“小雅”的，数不胜数。它们难道都符合古诗的音律吗？然而孔子所以并不轻易删掉它们，只是因为怜悯这些人的遭遇，推重他们的志向。还说“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又以合乎礼义为归宿”，“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完全应该引为鉴戒”。我曾经按次序考察从春秋以来的作品，屈原的《离骚》，似乎有发泄怨恨之嫌；伍子胥的进谏，似乎有进行威胁之嫌；贾谊的《陈政事疏》，似乎有过于偏激之嫌；嵇康的诗歌，似乎有过分激愤之嫌；刘蕡的对策，似乎有亢奋偏执之嫌。然而运用孔子删定《诗经》的宗旨，来收集编次它们，恐怕也未必不被录取。沈君虽已去世，但海内的士大夫至今一提到他，没有一个不鼻酸流泪的。啊！文集中所收载的《鸣剑》、《筹边》等篇，如果让后代人读了，它们足以使奸臣胆寒，使边防战士跃马杀敌，而激发起同仇敌忾的义愤，那是肯定的！日后假如朝廷的采风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这些诗篇，难道会把它们遗漏掉吗？我恭敬地记在这里。 至于说到文采辞藻的精美不精美，以及与古代作家为文的宗旨是否符合，那不是评论沈君大节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写了。[1]
2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1 、D （校：抄写） 2 、B （结构助词，的。
A 、表并列 / 表修饰； C 、表转折，却 / 表顺承，就； D 、凭借 / 相当于 “ 而 ” ，表修饰。） 3 、D ( A 、前一句说的是孔融的文品； B 、前一句说的是诸葛亮的文品； C 、两句说的都是人品。
) 4 、A （不是反衬，是类比或烘托。） 参考译文： 孔融志向远大而论述高明，功绩没有流传于后世，然而他的英明伟岸豪放杰出的气度，自然而然地被当时的人效仿。
他所写的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情绪激昂，显出刚正有气节的男子风范。诸葛孔明不凭借文章立名，然而他揭示事物真相，使人事各得其宜的姿态，博习精通事物名称和实际的意义。
至于《出师表》语言简洁而表意完整，直接而不放肆，是真正伟大的言论，与《伊训》、《说命》相一致，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博取君王欢心为乐的人能够达到的。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见到完整的。
现在我的先生张安道跟他们差不多吧。 呜呼，读书人不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已经很久了。
并非他们不擅长言语，政事文学也不是不敏捷而且广博，然而面临大事，很少有人不忘记平常所学、失去平日所坚持的志向，这些人的气度是狭小的。张公是一介平民，但仪表堂堂已有三公辅相的声望。
从年轻时为官，到老了还没有回来，从来不用言语讨好别人，用神色谄媚别人。即使面对皇帝，也一定要心理认同后在发言。
毁谤和赞誉改变不了他，得到和失去也一样（坦然）对待，真正是孔子所说的用道义侍奉君王的大臣。时代久远了，道义不复存在，即使是仁人志士，有的人也委屈自己以求为人所用。
只有张公凭借一往无前的气概，说着正大光明的话，说： “ 被任用就尽力去做，被舍弃就归隐藏身。 ” 向上不追求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虽然尊重他但不任用他，即使任用但不能穷尽他的才能。
向下不追求符合士大夫的心意，所以喜欢他的人少而讨厌他的人多。然而说到天下真正伟大的人，那就一定要将公道放在首位。
张公尽量发挥本性，领悟天命，本其自然，抒写出无法控制的情感主张，不是想凭借文章显名于世。然而从庆历以来直到元丰期间的四十余年，和皇帝讨论天下大事，多数出现在各种奏折中。
有时候被采纳，有时候不被采纳，但是（他的观点）都是从礼义出发，合乎人情，判断是非都一依据在前，成功失败都在事后得到验证。他的其他诗文，都清远雄丽，读文章的人能够想象到他的为人。
他的确和孔融、诸葛亮有相似之处啊。 我二十岁的那年，凭借弟子的身份在成都见到张公，张公一看见我，就把我当成国中才能出众的人对待。
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先生用了极大的精力来启发我、教诲我，然而我始终没有一点可以效仿张公的，只有找到他的文集，亲自抄写并藏在家中，而且议论了它大致的意思，以等待后世的君子来读它。
3 （青霞先生文集）序翻译1；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正在竭力罗织他罪名的时候，幸亏皇帝仁慈圣明，特别减轻他的罪责，把他流放到边塞去。
2；沈君对上既愤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对下又痛恨众将士任意残杀人民，蒙骗朝廷。
3；如果让后代人读了，它们足以使奸臣胆寒，使边防战士奋勇跃马杀敌。
译文：
沈君青霞，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上书抨击宰相，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正在竭力罗织他罪名的时候，幸亏皇帝仁慈圣明，特别减轻他的罪责，把他流放到边塞去。在那段时期，沈君敢于直谏的美名已传遍天下。不久，沈君就拖累着妻子儿女，离家来到塞上。正巧碰上宣府镇、大同镇一带频频传来敌人入侵的告急警报，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将领，都束手无策，紧闭城垒，任凭敌寇出入侵扰，连射一支箭抗击敌人的事都没有做到。甚至等到敌人退却，就割下自己队伍中阵亡者和在郊野行走百姓的左耳，来邀功请赏。于是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哥哥哭弟弟的惨状，到处都是，百姓们连控诉呼吁的地方都没有。沈君对上既愤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对下又痛恨众将士任意残杀人民，蒙骗朝廷，多次哭泣感叹，便把他的忧郁表现在诗歌文章之中，以抒 怀，就成为文集中的这些篇章。沈君原来就以敢于直谏，受到时人的敬重，而他所写的诗歌文章，又对时政多所讽刺，逐渐传播出去，朝廷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于是他们开始竭力进行造谣陷害，这样沈君的大祸就发生了。沈君被害死以后，虽然朝中的官员不敢为他辨冤，但当年身居军事要职、一起陷害沈君的人，不久便因罪撤职。又过了不久，原来仇视沈君的宰相也被罢官。沈君的老朋友俞君，于是收集编辑了他一生的著述若干卷，刊刻流传。沈君的儿子沈襄，来请我写篇序言放在文集前面。我恭读了文集后写道：像沈君这样的人，不就是古代有高尚节操的那一类志士吗？孔子删定《诗经》，从《小弁》篇的怨恨亲人，《巷伯》篇的讥刺谗人以下，其中忠臣、寡妇、隐士和愤世嫉俗之人的作品，一起被列入“国风”、分入“小雅”的，数不胜数。它们难道都符合古诗的音律吗？然而孔子所以并不轻易删掉它们，只是因为怜悯这些人的遭遇，推重他们的志向。还说“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又以合乎礼义为归宿”，“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完全应该引为鉴戒”。沈君虽已去世，但海内的士大夫至今一提到他，没有一个不鼻酸流泪的。啊！文集中所收载的《鸣剑》、《筹边》等篇，如果让后代人读了，它们足以使奸臣胆寒，使边防战士跃马杀敌，而激发起同仇敌忾的义愤，那是肯定的！日后假如朝廷的采风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这些诗篇，难道会把它们遗漏掉吗？我恭敬地记在这里。至于说到文采辞藻的精美不精美，以及与古代作家为文的宗旨是否符合，那不是评论沈君大节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写了。
4 翻译重刻南丰先生文集序明只找到原文重刻南丰先生文集序 明·王玺 文以载道，道管于性，性定于一。
六经以一为宗，圣人以一为极，先师之一贯，宗圣之一唯，立言经世，万古不磨。下此诸子百家，樊言不一，凿性畔道，不可以训，则文实未易言也。
吾丰据西江上游，人文代有，特竞词章，而性学不明，敝也久矣。南丰曾先生讳巩者，其文章根自性学，远追乃祖宗圣，一贯忠恕大学格致心法，以六经缮性，抱真守一，盖接乎参而达乎孔者也。
其有关道统，岂浅鲜哉？当时读其文者，或世数相悬，或壤地相隔，皆猎其词而未罄其行，夸其文而未得其性，是采花而忘实者也。予生先生数百年之后，尤幸得近先生之居，其性学渊源，忠孝廉节，满著乡评，超于文章之表者，得稔知而缕数。
先生早负英敏，日记数千言，而博学详说，反约之乎一心。善养祖姑，本于纯孝，以经术课子弟，使知其一以定其性，会其道，以故诸弟以文学显，冢孙以忠义名。
历任六州，所在料理，弭盗戢奸，惠政四溢，民风鼓鬯。两迁史馆，编次实录，断自独心，不以贵倨迁就。
奈忠直忤时，挠于新法，相业未就，遂解组归田，结兴鲁书院，与欧、苏诸君子发明一贯定性之旨。所著《元丰类稿》、《隆平》、《金石》、《群史》诸书，总皆发自性灵，真得孔门心法，克绍宗圣家学者乎！迄今子姓蔓延，抚、建各设庙祀，而查溪后裔彬彬，人文称盛，始信道脉所流也。
先时《元丰类稿》，九世孙居查溪讳文受、文忠者已经校刻，第原本存县久，多残缺。予方扪心感慨，倏裔孙才、行、道、思、秀、先等谋修先业，来属予言。
予虽不敏，尝怪世之毁道灭性，专以定性主一之训，私心向慕，而踵芳之志未诿也，辄起而言曰：尔诸士此举甚盛心也，然克振箕裘者，不在浮慕其迹，要在远契其心，诚以道为型轨，心为严师，则定性中自是法祖也。宗圣之一，先生衍之，先生之一，后胤当宗之，则兹集为传心令典可也。
不尔无以畅明性道，何以光昭祖德哉？不佞为先生后学，愧未能尽性至道，漫以一自持，朝夕乾乾，亦以此属尔后士云。大明万历丁酉岁季夏月上浣之吉，赐进士、嘉议大夫、广东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钦差抚苗、两奉敕提督学政、知直隶太平府事、户礼二科左右给事中、使朝鲜国、赐一品服、侍经筵官、题准纂修世宗实录、翰林院庶吉士、乾乾道人、南丰里东后学见竹王玺撰。
5 雍里先生少为南都吏曹是什么文言文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为南都吏曹，历官两司，职务清简，惟以诗文自娱。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时务疑之。及考其莅官所至，必以经世为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媕婀①雷同，无所可否，为识时达变。其间稍自激励，欲举其职事，世共訾笑之，则先生之见谓不知时务也固宜。予读其应诏陈言，所论天下事，是时天子厉志中兴之治，中官②镇守历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从罢去。昔人所谓文帝之于贾生所陈略见施行矣当强仕之年进位牧伯为外台之极品亦不为不遇而遂投劾以归。
家居十余年，闭门读书，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经、孔孟之旨，潜心大业，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谓甫弱冠入仕，不能讲明实学，区区徒取魏、晋诗人之余，摹拟锻炼以为工。少年精力，耗于无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见于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为文，名之曰《疣赘录》。予得而论序之。
以为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谓之曰：其旨远，其辞文，曲而中，肆而隐，是虽累千万言，皆非所谓出乎形，而多方骈枝于五脏之情者也。故文非圣人之所能废也。虽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溢于文，非道之赘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进者，吾不能测矣。录凡若干卷，自举进士至谢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犹自以为疣赘云。
（选自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
归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汉族，苏州府太仓州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人。明代官员、散文家，著名古文家。
嘉靖十九年（1540年）举人。会试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60岁时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故称"归太仆"，留掌内阁制敕房，与修《世宗实录》。隆庆五年（1571年）卒于南京，年六十六。
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吴水利录》等。
生 日：1999年4月15日0时3分
出生地：江西，抚州 经 度：11634 (116:21E) 纬 度：28 (28:0N)
上升星座：摩羯座
上升代表：灵魂，外在行为，生活态度。落在摩羯座：保守、勤奋、严肃
优点：有责任感、坚忍不拔、冷静。
缺点：悲观、忧郁、缺乏自信。
基本特质：
上升星落在摩羯座的人有冷静的判断力和坚忍不拔的个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敦厚高尚的品格也会显现出来。你有野心但对自己缺乏信心，所以你有很多的梦想，最终都会因为半途而废而未能实现。总觉得自己与别人有差距，因此也不愿与人接近。
具体特质：
上升星位于摩羯座说明你是一个严肃、保守的人。你怀有极大的梦想，却往往被现实或社会的规则所束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完成这些目标。你是一个勤勉且有责任感的人，一旦接受了别人的委讬，便会奋力的去帮他人完成交待的任务，但由于你的不自信，在完成的过程中，容易让自己背负较大的压力。面对感情又很保守，很难敞开自己的心扉去接受别人的好意，更无法主动表达自己的感情。
行事风格：
你遵守纪律、按部就班，做事十分踏实又很有责任感是值得信任的对象。但你不够自信，喜欢低估自己压抑自己，很难以轻松的心态去享受做事情时的快乐。
个性盲点：
摆脱严肃的面孔，发挥出自己的幽默感来笑看人生，你的生活将会变得轻松许多。不要因为挫折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因为如果你够勤奋，坚持到底，梦想终有实现的那一天。
月亮星座：白羊座
月亮代表：女性、母亲、内在的潜意识及情感。落在白羊座：独立、善恶分明
优点：果断，表现欲强，特立独行。
缺点：浮躁，轻率，好统御。
基本特质：
月亮位于牡羊座的人，受到情感的驱使，情绪起伏波动，有非常强烈、直接的表现，变化大且快速，是易受感情支配的行动派。在感情上占据主导地位，不容忽视。
具体特质：
月亮落在牡羊座的人有依赖直觉的倾向，凭感觉行事、待人。同样，你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两性关系上爱憎分明。不过，你的情感倾向很容易因外界的干扰而不断倾斜、改变，常让人捉摸不透。月亮出现在牡羊座的男性有着强烈的恋母情结，会在母亲或年长女性面前撒娇，在潜意识中以此来获得对方的注意与关爱；而女性则会把与同性间的情谊看得很重，常会表现出温柔细腻的一面，以维系良好的关系。
行事风格：
你独立自主，很有主见，而且坚持自己的行事方式，无论对与错，你都不理会他人的劝说。特别是在对待感情上，有统御他人的倾向，对旁人的反应视若无睹，但容易受到女性长辈或朋友的影响，她们的一句话都有可能改变你的情感倾向，只为博得她们的肯定。
个性盲点：
你的主观意识太过强烈，忠于想法对于你来说是头等大事。你的思想与观点不容他人侵犯，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孤注一掷，就算是父母长辈也难以拉你回头，往往会出现即使是错误的决断也一头栽进去的情形。其实，表现自我的方法有很多，多听劝告，知错就改才行。理性与冷静是你要做好的功课。
太阳星座：白羊座
太阳代表：自我、外在形象、外显的和生命能量。落在白羊座：活力四射、自我、冲动
优点：精力充沛，行动为先，极富创造力。
缺点：喜怒无常，草率行事，不计后果。
基本特质：
太阳位于牡羊座的人乐观活泼、敢做敢当，干劲十足，属于剑及履及的行动派，是急行侠、探险家。但有时显得没有耐性，冲动易怒，太过冒险。
具体特质：
牡羊座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这让你有着孩童般的纯真、坦率，同样，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表现出强烈的领导欲望及企图心。太阳落在牡羊座的人是个急先锋，以自我为中心，想到就出发，不爱犹豫；非常享受快节奏的生活步调，冲在最前面才最有优越感。牡羊座的主宰行星是火星，在火星的主导之下，羊族人活力充沛，不畏艰险；力争前茅，惟有竞争才能让你感觉到存在的价值；非常乐观，不畏挫折，在人生的舞台上积极追求成功。
行事风格：
牡羊座是属于春天的星座，在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的季节出生，使得羊族人的体内充满了冒险因子，精力旺盛，思维异常活跃；这些特质都使得你凡事都抢在最前面，一马当先，开创力十足，让人感觉不可超越；为了首开先河，甚至会铤而走险，是个十足的开创型英雄。
个性盲点：
积极的另一面就是冲动、轻率，太爱冒险、思虑不周，很容易因此而陷入困境，人生大起大落，易把风险当机会；而直肠子的火爆性格常让你得罪人而不自知。站得高、看得远一点，行动前先思虑三秒，多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博采众议、广纳雅言，这些都是羊族的子民们应努力修行的生命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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