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励志故事

任何一个选择创业的人，都不要有充足的信心与足够的勇气，才不至于在创业途中因为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下面是我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企业家励志故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企业家励志故事1

2012年，在扬州的国际酒店用品展上一张直径10米、面积785平方米的松乐牌电动餐桌深深打动了组委会，经现场公证一举创下最大电动餐桌的世界纪录，获颁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而这张餐桌正是出自娄底松乐自动餐桌厂。

然而，谁能想到这个拥有十多项国家专利的松乐自动餐桌的背后经历了长达14年的研制期;谁又能想到，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家中的开支都是邓卓琼的奶奶默默支撑着。这种一心向往成功，却又不知成功何时，且毫无退路的创业艰辛或许未曾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体会。

“一个新产品从市场调查到研发，再到生产、推广、销售，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从1988年我父亲开始研制，一直都是投入、投入，没有产出，一直到2002年才研制出了第一张电动餐桌。”作为全国第一家生产电动餐桌的企业，在创业初期，松乐经历了艰难的研发与推广过程。

“电动餐桌刚出来的时候，推广非常非常难。”说起当时的情景，邓卓琼讲了一个故事：“第一张电动餐桌研制成功后，我父亲找到当时娄底最好的金香大酒店进行推广，酒店李总连连摇头嫌太贵，当时酒店的餐桌一般都是折叠桌，顶多千把块钱就能搞定，突然有人拿出一张一万多块钱的电动餐桌让你买，确实很难接受。我父亲就说，不用买，放在酒店免费用，用坏了算他自己的'。这样，我们第一张电动餐桌才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不过，一个月之后，那张餐桌就被酒店买了下来。”

受到第一张餐桌售卖成功的激励，我们又通过广告、展会、网络等推广，同行的加入，慢慢地让酒店接受，使电动餐桌成为了酒店的必配品。

适时把握移动互联网的风口打造电商平台创建湖南卡馥莱。现在高端酒店行业受到一定的冲击，电动餐桌行业需要做的是调整产品结构，考虑中低端酒店的需求，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近两年随着经济下行和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也都举步维艰，如何寻找出路，谋求转型，也是邓卓琼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想只有两个出路，要么给松乐餐桌插上移动互联网的翅膀，要么做适合移动互联网的产品。”

“机缘巧合，我们找到了德国卡馥莱。他们也非常想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们组建了湖南卡馥莱作为德国总部在中国的分公司，全权代理德国卡馥莱日化品在中国市场的推广。

在邓卓琼看来。一个产品能否成功打开市场，除了品牌号召力外，还要有好的质量。“我的头发是比较挑洗发水的，我想如果我都能用的话，应该很多人都能用。经过试用，感觉产品质量确实不错，洗一次三四天头发都不痒。试验表明卡馥莱的产品完全可以和国际一线品牌媲美，这也坚定了我们合作的信心。”

“现在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如果你还想一个人单打独斗去创业的话，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历经多年的创业，邓卓琼对如何增大创业成功机率已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互联网的今天，要推广一个新产品如果还是用以前的方法来做必死无疑。“我们要顺势而为，用微商+电商+O2O三种模式来打天下。一个好的产品，加上一个优秀的团队，再用好的销售模式来推广，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

企业家励志故事2

“趁年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冯战斌的创业动力。冯战斌曾在郑州一家医药公司做了十几年业务员，如今他是新密来集镇一家农业观光公司的老板。从业务员到独自创业，冯战斌说这来源于一个灵感。

2013年偶然的一个机会，冯战斌发现有一个村在土地流转以后，整体做苗圃种植，他被眼前整齐壮观的景象吸引，灵光一闪：“这就是我要苦苦找寻的创业项目，不仅能靠生态农业创业致富，还能守住家乡的绿水青山。”

冯战斌随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王堂村，找村干部畅谈创业规划，向群众解释土地流转的种种好处，得到村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先期流转土地近110亩。之后，他又赴北京聘请农科院专家进行实地规划。资金有限，冯战斌动员整个家族之力前后筹资360余万元。最终，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占地近110亩，涵盖生态农业观光、苗木种植、农业养殖、垂钓、养生休闲等多种原生态项目的农业观光有限公司顺利成立。

冯战斌在园区规划、育苗品种选择等方面，结合专家意见，因地制宜，率先提出“生态、绿色、循环、跨领域科学结合、向土地要最大效益”的经营思路，如今，在苗圃育培区，种植有大叶女贞3000余棵、桂花树6000余棵，另搭配有广玉兰、国槐等适应市场多种需求的树木品种。树种上了，冯战斌又利用林下空地，通过绿色农家散养的方式，养殖乌鸡3000余只，柴鸡4000余只，黑土猪20余头。在蔬菜种植区，种植有黄瓜、南瓜、大葱等不染一滴农药的时令蔬菜;在经济作物区，种植有红薯、小米、绿豆、秋葵等不上任何化肥的优质作物;在垂钓区，规划占地约15亩的鱼塘目前正在紧张施工。

说到今后目标，冯战斌充满对未来事业的憧憬：“就在上个月，刚刚又流转过来80余亩土地，下一步还要扩大园区规模，还想利用其他荒坡，再投入打造20个特色窑洞。”他说他要在新密打造一个集农业生态观光、瓜果采摘、垂钓、一站式农家吃住玩等结合在一块的多功能园区，吸引更多的人气，打造新密最美乡村……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于创业者来说更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光环，却没有看到，在成功之后，他们付出了我们不曾忍受的艰难困苦。

企业家励志故事3

伏牛堂米粉创始人

24岁的张天一决定在北京开一家常德米粉店之前，已经出过书，还是一名专栏作家，在全国办过巡回讲座，有一批忠实“粉丝”。

那年的高考作文，他写的文言文作为反面教材上了新闻。大二时他放弃学生会主席转正的机会，创办“天一碗”餐馆，开了两家连锁店。从北外毕业时，他放弃可出国交流的保研机会，以总成绩第一名考取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攀。

2014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他，又召集了3位合伙人，在寸土寸金的北京CBD环球金融中心地下一层，开了一家“伏牛堂”湖南常德牛肉米粉店，并宣称“我们是‘90后’，为自己上班”“用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乡，还原家的味道”。

37平方米的空间在同层的餐饮店铺里显得十分局促。为保证质量，他们每天只限量供应120碗米粉，想吃得提前一天预约。下午3点，远远就能看见门口挂着的“米粉已售罄，欢迎预约下一时段”的告示牌。

小店的布置隐约有日式拉面店的风格。张天一很推崇日本纪录片《寿司之神》。每来一家媒体采访，他都重复一次，说自己也想像片中卖了一辈子寿司的小野二郎那样，“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许多湖南老乡慕名前来，但大都带着“不太可能好吃”的心理。一天晚上，一位在北京定居多年的66岁常德阿姨慕名前来，她不懂预约，最终赶到时，米粉已经卖完。阿姨匆忙离开，没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碗从隔壁家买来的没有汤头的面，她让张天一给她浇上伏牛堂的汤头。她一边吃着，一边激动地说，足足16年没有吃到这样的家乡味道了。

为了这个味道，张天一和表弟周全几乎尝遍了常德的米粉。

那时刚过完年，家乡的雪还没化尽，天气阴冷潮湿。兄弟俩走街串巷，想要拜师学艺。常德最大的一家米粉店当时正缺人，他们想混进去。招聘的阿姨瞅了一眼：“你们恐怕不是来打工的吧”

两人改变策略：到店直接开吃，吃完再说明来意。老板们的回应更直接，大多手一挥：“走走走，不给不给。”直到一家小有名气的米粉店老板愿意收徒，却开口要60万元。哥俩只好每天继续吃着粉。一个多星期后，终于有一家米粉店老板愿意低价收徒。兄弟俩大喜，很快，《伏牛宝典》诞生。

现在，柳啸是伏牛堂的“账房先生”，宋硕负责品牌推广，周全当起了负责产品的“CPO(首席流程官)”，张天一是“堂主”。周全此前从未下过厨，切菜的动作至今还很生硬，手腕上贴着大大的创可贴。“咳，常有的事。”张天一说他们挣的都是真正的“血汗钱”。

伏牛堂火了之后，很多投资人主动打电话找过来，许以“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张天一却一一婉拒。他想得很明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他觉得带着宗教般的虔诚去将一碗牛肉米粉做到极致是“一件非常理想主义的事情”，是“上法”。盈利、赚钱是“上法”的副产品，“如果一开始就把目标设定为赚钱，那么结果只能求其中，得其下”。

由赤贫一变而成为亿万富翁，创造无数百万富翁的人。未经过医生的手，也未借由助产士的协助，安德鲁。卡内基就降临于人世，因为他们家当时穷得根本无法请人助产。他第一个工作的工资是一小时两分钱——但后来却创造了4亿美元的财产。

我曾到他位于苏格兰丹枫林的老家拜访，那是个只有两间房间的农舍，他父亲就在楼下从事编织工作，一家人则在狭窄阴暗的阁楼上生活，甚至连煮饭都得在那儿。

卡内基一家人后来移民到美国，生活就靠父亲到各地推销自己编织的布匹，和母亲替人洗衣、为鞋店加工维持。安德鲁当时只有一件衬衫，所以每晚上床睡觉之后，母亲就赶紧把他脱下的衬衫洗干净。对于每天需工作16至18小时的母亲，安德鲁衷心地爱着她，在他22岁时，甚至承诺只要母亲在世一天，他就绝不结婚，而他也的确履行了这个诺言。他的结婚是在那之后的30年，也就是他母亲过世后，当时他已52岁，唯一的儿子则生于他62岁时。他小时候，就常对他母亲说：“妈，我将来一定会成为富翁，我要为你买好多丝质洋装，还要请佣人替你做事，而且也有自用马车。”他认为自己的智慧承自于母亲的遗传，而促使他能有非凡成就的原动力，也是因思念母亲而来的。自他母亲去世之后，他曾因悲伤过度，而有15年之久不敢提及母亲的名字，他曾为一位苏格兰老太太偿还债务，解除抵押权，其唯一的动机就是这位老太太长得很像他母亲。

安德鲁。卡内基虽以“钢铁大王”闻名于世，但对于钢铁的制造却是一窍不通。不过，他拥有数千名精于此种技术的员工，而且他也了解如何巧妙运用这么多员工的方法，这正是他创造巨万之富的秘诀。他自年轻时代就已展露出超群的组织力、领导力及用人的优秀才能。

就以他还在苏格兰时的少年时代故事为例，有一次，他抓到一只母兔，过不多久就生下许多小兔子，但安德鲁没钱购买饲料，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终于想到一个好法子，他对邻居的玩伴说：“我要饲养这些兔子，你能不能替我摘一些苜蓿或蒲公英的叶子，这么做当然会有回报，我将把其中的一只兔子以你的名字命名。”据说这种方法果然获致相当效果。

安德鲁成为企业家之后，仍然经常使用这种心理战术。例如，他想将钢制铁轨推销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遂将建造于匹兹堡的大工厂，以当时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董事长J艾德格。汤姆森的名字命名，取名为J艾德格。汤姆森钢铁厂，汤姆森先生当然非常高兴，于是毫不犹豫地就购买以自己名字为名的钢铁厂产品。

安德鲁年轻时曾在匹兹堡市从事电报工作，日薪只有五角，但对当时的他而言，已是笔大收入了。他对匹兹堡市的街道并不熟悉，他深怕有一天会因这个原因而被革职，于是把匹兹堡商业区的公司名称及地址都一一背起来。后来，他决心成为电信技师，每晚都研读与电信有关的书籍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到电信局练习按键。

有一天早上，费城方面不断打电报到匹兹堡市来，但值班技师还没到公司，安德鲁。卡内基只好自己接收电讯，然后很快地把电报送出去。由于这件事情，安德鲁很快地就被擢升为电信技师，薪水也增为两倍。

他心怀大志，工作时又十分卖力，所以极获赏识，不久，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为了要设置电信电缆，遂以电信技师的职位雇用卡内基，后来又担任电信科主任的私人秘书。

有一天，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卡内基终于向成为亿万富翁之路踏出第一步。当时他正乘火车前往某地，坐在他旁边的乘客是位发明家，在聊天中，那位发明家拿出一个新式卧车模型给卡内基看，并告诉卡内基那是他的新发明。那个时代的卧车，只是在货车的两边钉上简陋的卧铺而已，而那个模型却相当接近于现代的卧车。卡内基以苏格兰人特有锐利的先见之明，一眼就看出这种发明极具发展潜力，于是借了一些钱，购买制造这种新式卧车公司的股票，果不其然，股票值节节上涨，到25岁时，卡内基已因此项投资而年收5000美元。

有一次，铁路所经过的木桥被烧毁了，使得火车好几天无法通行。当时卡内基的职位是电信科总主任，他认为木造桥已经落伍了，铁桥时代即将来临，因此借钱设立公司，开始制造铁桥，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更是难以计数。在神话中的米达斯王受神所赐，而有碰触任何东西都能成为黄金的能力，安德鲁。卡内基也和他一样，不论从事任何事情，都能获得成功。他曾和几位朋友以4万元合买宾州西部油田中央的农场，在短短的一年期间，农场就涨价为100万元。据说在他27岁的时候，每周的收入平均有1000元，而在15年前，他的日薪只有两毛钱而已。

林肯总统在位的1862年，正是南北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物价不断上涨，大事件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西部的开拓在这个时候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甚至已开发到密西西比河彼岸，在这种情况下，横越大陆的铁路绝对有其必要性。而新兴都市也在各地勃然兴起，美国全境都为这个新时代而感到热血沸腾。

安德鲁。卡内基的制钢炉几乎未曾停止冒烟，随着这个繁荣异常的潮流，他创造了几乎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

虽然如此，他并非那种成天埋首于工作的类型，有一大半的时间，他是在悠闲中度过。他常说，“在我周围有许多脑子比我好的助手。”他以叱责或鼓励的方法，让这些能干的助手为他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他虽也有苏格兰人吝啬的个性，但绝对让协助者赚取他们应该获得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创造了那么多的百万富翁。

他一生所受的学校教育虽然只有4年，但他所写的游记、传记、随笔以及有关经济的着作却有8本之多。而且也捐出6000万元给公共图书馆，同时为改善教育制度，也曾捐款达7800万元。

苏格兰民间诗人罗巴特。邦兹的诗，他都一一记于脑中，莎士比亚的“马克白”、“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茱丽叶”及“威尼斯商人”，他也一篇不漏地背记起来。

他虽不是任何教会的信徒，但捐给各地教会的风琴却有7000架之多。在他一生之中，捐给各方面的款项共计365亿元，等于一年内每天都捐出100万元。曾有不只一家的报社，设立奖金征求“卡内基应该如何使用他的巨万之富”的好办法，因为卡内基自己曾公开表示过，去世时还遗有金钱是一种耻辱。

记者的采访稿怎么写

　记者的采访稿怎么写，善于倾听的记者往往更容易有丰厚的收获，也更容易与采访对象沟通。在采访过程中，一定要胆子大，表现落落大方，下面来看看记者的采访稿怎么写。

记者的采访稿怎么写1

　1、抓住核心问题，开门见山，切中要害。这种方法是一开始就提出硬性的、紧扣主题的问题，然后扩展为比较笼统的问题。它适用于采访那些善于言辞、敏于思考、感觉自信的对象。开门见山会让对方觉得你坦率有效率，切中要害可以使对方觉得你懂行，值得交谈。

　2、由浅入深，追问问题，发掘未知的细节。深度报道的提问有许多尖锐的问题，有时难免让记者碰壁，采访对象要么 拘谨不安，支支吾吾，谈不到要害，要么有心拒绝，闪烁其辞，加以敷衍。这就要求记者具备追问的毅力和技巧。可以先用一些宽泛的话题缓解气氛，逐渐引入正题;或旁敲侧击，追本溯源，引出未知的细节。

　3、诱导性的提问，引出生动活泼、论点鲜明的谈话。在诱导性提问中，采访对象得有较好的敏感性，并肯于争辩，而记者则需要掌握好谈话的时机，运用语气、声调或措辞来引诱对方作肯定性回答。

　诱导性提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建立融洽关系的程度。因为诱导性提问容易使谈话达到互不相让的地步，但只要融洽关系得以保持，便可能引出意想不到的真话。

　4、适度的沉默。沉默也是深度报道采访提问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因为深度报道的提问多是要点性、针对性、独家类的提问，需要给采访对象留出思考和阐述问题的时间。聪明的记者一般不会打断采访对象的话，这样可能得到直接询问得不到的情况。

　故意地不露声色，有时同样有效。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说：“我发现，在电视采访中最有趣的做法就是问一个漂亮的问题，等对方回答完毕你再沉默三、四秒钟，仿佛你还在期待着他更多的回答。你知道会怎样吗对方会感到有点窘促而向你谈出更多的东西。”

　5、善于观察与倾听，捕捉采访问答中所不能显现的事实。艾丰提醒所有的记者“在采访时别忘了带上眼睛和耳朵”。我们强调观察和倾听是因为深度报道采访需要记者全身心地投入，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因和珍贵的新闻事实，都是记者调动所有感官包括心灵去感知到的。

　(1)选择正确的视角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这个视角可能是指宏观的，把握事物相互关联的全局视角;也可能是指记者个人情感、思想的视角;还可能是指在现场观察时的微观视角。总之，正确的视角加上细致的观察，会让记者获得准确的、直接的、富有特征的资料。

　(2)做一个有心的听众，邝云妙在《当代新闻采访学》中提出：一名记者，特别是一名老练的记者，应该是最善于倾听的人，而不是喋喋不休的人。的确，善于倾听的记者往往更容易有丰厚的收获，也更容易与采访对象沟通。稍纵即逝的新闻线索，谈话对象的弦外之音，都会因为你的有心倾听而被发掘，对新闻事实的领悟或许就会更接近其本来面目。

记者的采访稿怎么写2

　 采访稿有什么独特意义和价值？

　 1报酬高

　之前有个企业者在知乎找我给他的企业写一份宣传稿，要求着重刻画他的`奋斗史，开价不低，

　但由于那时的我一个人运营几个平台，忙不过来，也没有往这方向发展的打算，没有接下这个约稿。

　还有一些机构合作的采访稿，报酬也是不少，也就是指定你去采访某个人，然后把他的故事呈现在无数读者面前，进行一个媒体宣传或者包装。

　 2优秀的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

　我们采访的对象一般都是某个行业的领袖或者佼佼者，或者名人，总之层次和社会地位都不低，

　采访这样的人，抛开报酬不说，光是面对面的访谈，就足够我们学习很多东西了，因为优秀的人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啊。

　 3打造人脉圈

　就拿猫叔来说，猫叔就是靠采访名人在自媒体圈子打开一片天地的，还因此成为简书首席采访官，

　采访了100个名人之后，他也整合了这些社会资源，开始做企业服务，现在他的咨询费是20万/天。

　做采访，不是只局限采访本身，还可以借此打开自己的社会人脉圈。

　 4锻炼自己的胆量口才

　社交能力

　做采访可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

　首先你要克服的就是自己的胆怯心理，因为要主动去“搭讪”层级比你高无数水平的人，本身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拒绝，担心在名人面前出洋相等等。

　其次，口才也非常重要，因为采访名人的过程并不是有模板可以套的，需要你随机应变去做出引导和回应。

　最后，这对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也是考验，

　在从来没有接触的前提下，突然要面对一个陌生人做出一对一的交流，营造轻松的谈话氛围，长期的训练，会让我们跟任何人都能快速建立关系。

　 5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

　我觉得，如果能让我去采访到一些很厉害的人，这个牛我可以吹一辈子，这些高光时刻，也会变成生命中吉光片羽的瞬间，

　若干年回忆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些人生片段在时光长河中熠熠生辉吧。

记者的采访稿怎么写3

　人物采访是记者向新闻人物请教具体问题的一种方式，是记者有目的地对相关人员进行专题采访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根据记者与人物的对话，获取直接材料，穿插背景材料。

　它比典型的报告更详细、更生动。在专访中，受访者和记者是两个因素。专访的特点就在“特别”二字，重点是专访。人物访谈强调新闻、政治和可读性。与其他新闻形式相比，人物访谈的可读性具有亲和力。因此深受观众喜爱。

　人物访谈很难写，因为人们对他们有很高的要求和关注。人物访谈的难点在于如何不平淡，所写的人物有鲜明的特点。如果读者看完后能记住这个人物，并与其他人物区分开来，就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人物访谈。

　而生动的人物、典型的案例、生动的细节，都取决于采访的成功与否。记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方式。选的好仔细，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就会更深，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发现人物的闪光点和鲜明的特点，然后你可以更准确地提炼主题，让读者想看、爱看，觉得可信、可亲、好学。

　面试失败，就算是认真跑，也写不出来。无论采访的好坏，记者的提问技巧尤为重要。把问题问得好而准确将有助于打开受访者的对话。

　目前，记者提问时容易出现以下不足：

　一个是问题太大太空，以至于被面试者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些记者在采访时还喜欢用“你怎么看”等“老三问”的陈词滥调。

　第二，记者口语表达能力差，提问不能简明扼要。提问会使受访者错过重点。有的记者把问题改写得轻描淡写，问题没有表达力。他们往往有很强的写作能力，但他们不擅长说话。有的记者经常提问，说了很多绕不开的话题，比如问一个农民企业家，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否打算资助农村教育。毕竟，不仅受访者一头雾水，连记者自己都听不懂。

　第三，记者采访态度不端正，见识也有限。有的记者提问时，口若悬河，听不懂对方的回答，让对方产生心理上的反感，从而拉开了与记者的心理距离。这些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受访者的谈话兴趣。

　受访者容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 主观上配合面试，但总是因为紧张或兴奋而无法说话。基层农牧民工人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二、 被动地接受采访。他虽然张了张嘴，但总是跑题，或者有意识地回避记者的某些敏感问题。

　第三，被访者带领记者奔跑，被访者信心满满地继续交谈。记者无法控制局面，采访花费了很多时间。费时费力。

10月底，“褚橙”首次进京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巴顿将军悦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近4000条、评论超过1000条。随后，徐小平、梁冬、杨锦麟、龚文祥、白云峰、龚曙光、何力、老狼等各界精英人士纷纷写下微博，表达对褚时健的“敬佩与支持”。

围绕“褚橙”背后的“励志故事”，胡海卿认为，境遇不同的企业家们会有不同的感悟，“正在困境中的，可能是一种感受；那些放弃实业、挣快钱的，是另一种感觉。”他更希望这些企业家顾客能从褚时健那里明白：人生的波折是一种常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可以坚持的。

实实在在种橙子

今年10月，胡海卿和同事拜访褚时健。

昔日的“烟王”已是地道农民模样：头发花白，微驼着背，白色的圆领衫松松垮垮，上面还沾有泥土。不过，讲到橙子，褚时健立即来了精神，“思路变得很清晰，一点不像一位八十五岁的人。”

褚时健领着胡海卿来到占地2400亩的果园，眼前是一条不必迂回往复就可走遍整个橙园的小路。

用褚时健的话悦，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不走回头路”。

2002年保外就医后，众多烟草企业高薪请褚时健出山当顾问，他一一拒绝。

这个时候，褚时健一手创出的“红塔山”品牌价值达到460亿元，连续7年排位中国烟草业第一品牌。此后10年，烟草行业更像是一部“利润机器”。2010年，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称“中烟”）实现净利润1177亿元，超高档的天价烟，支撑了中国烟草的千亿利润。

巨额利润之下，中烟除了和神华合作，一只脚伸进煤炭行业外，还踏进了房地产业。2012年，在兴业银行的增发新股认购书上，又出现了中烟的名字。

哪是热门行业，中烟的钱就往哪投。这样的“财富路径”，和褚时健二次创业选择果品种植业，风格截然不一样。

2002年，褚时健投身冰糖橙这个行业时，云南的冰糖橙市场已经饱和。但当他吃到来自澳洲的进口橙子时，就想创自己的牌子。熟悉褚时健的人悦，这就和当年他看到国外的着名香烟品牌万宝路时的反应一样，一个劲儿地想要创造中国自己的高档香烟品牌。

“褚时健二次创业，进入冰糖橙这样一个市场几近饱和的行业，就是想要证明在体制外也能成功。”胡海卿悦，橙子的利润和烟草没法比，褚时健选择将生命最后的事情定格农业，无疑经过深思熟虑，“他是在探索一种新农业模式。”

褚时健和妻子在橙园搭了工棚，吃住都在这里。他要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极品橙子，把国外橙子比下去。

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橙子刚挂果时，褚时健年年都会遇到不同问题，果树不是掉果子，就是果子口感不好。这个没什么爱好的老人，买来书店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

后来橙子不掉了，但口感淡而无味，既不甜也不酸，褚时健睡不着，半夜12点爬起来看书，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

这种果子褚时健不敢卖到市场上，怕砸了牌子。第二年，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果然，口味一下就上来了。据悦，这种用烟梗、鸡粪等调制的有机肥，成本虽只有200多元，效果却赶得上1000元的化肥。

“好的冰糖橙，不是越甜越好，而是甜度和酸度维持在18：1左右，这样的口感最适合中国人的习惯。”褚时健悦。

“他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型企业家。”胡海卿评价悦，褚时健学习能力强，对技术要求严苛，实实在在提高产品品质，扎扎实实做东西，这都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实业精神，“做企业就是要很实在，这和那些追求金融泡沫的虚拟幻觉的企业家，走的根本是两条路子。”

实际上，这位企业家的形象非常“土”。经常戴着草帽，穿着拖鞋。然而，当褚时健讲起为了寻找水源，一天爬几个山头时，正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的胡海卿，被这位80多岁老人的吃苦劲儿打动，觉得“不可思议”。

2002年，王石途经云南，专程拜访褚时健，也曾有类似感觉。

那时，王石领导的万科，已连续三年当选“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也就在这一年，他成功登顶非洲乞利马扎罗山和北美洲的麦金利山。

而彼时，褚时健的第一拨橙子树刚种下。橙子挂果要6年，而褚时健当时已经75岁了。

褚时健的满头白发与创业的豪情，在那一刻触动了王石，“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中国企业丢了经营之根

去年，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托人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橙”的口碑和潜力，有意运作“褚橙”上市。

他听了连连摆手。“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再悦，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胡海卿对此并不意外。他的印象里，褚时健是个很实在的人，“就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褚时健言谈间，流露出对上市的反感。

胡海卿推测，褚时健习惯了种好橙子，带领老百姓致富的路径，“他认为钱搞钱不是一个很正的道儿，不想弄个褚橙的概念，然后去圈钱。”

“毕竟到了他这个年龄，钱对他已经没什么概念。”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冯立果博士长期关注企业界动向。他注意到，与褚时健同时代的，或紧随其后的企业家，正在走着相反的道路，他们要么过早陨落，要么逐渐放弃实业，转型投身房地产、金融业，追求高利润，挣快钱。

冯立果参与撰写的《2012中国500强企业报告》揭示了这一趋势。入围中国企业500强的170多家民企中，已有40多家进入金融领域。

以服装起家的雅戈尔，如今已是实业企业进军金融投资领域的佼佼者。2009年，雅戈尔的品牌服装业务实现净利润705亿元，而公司的金融投资业务净利润已达到1245亿元。

冯立果悦，从经济规律讲，产融结合没有错，但它会消融企业家的实业精神。这种担忧，在他去温州调研后加剧。

一个当地企业家跟冯立果讲起自己的故事，他和夫人分别拿1000万元投资，企业家辛辛苦苦做企业，一年养活几百工人，年底盘点利润只有几十万，而他的夫人出去炒楼、做风投，到年底收入翻倍。这位企业家非常感慨：“这种大反差，怎么能实心实意做企业。”

在冯立果看来，干实业的一个必需要求就是要实心实意打造一个品牌需要很长时间，产品开发也要好多年，“不能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不能看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这位经济学博士调查发现，温州很多企业家干脆放弃实业，转向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很多温州的富二代怕吃苦，有的去搞字画、古董这类投资，有的还去考公务员。

“中国经济正处于激烈变化前夜，拜金主义盛行，很多经营者不择手段拼命赚钱，认为人格理念修炼不着边际，但事实绝非如此。”与松下幸之助齐名的日本经营管理大师稻盛和夫这样警示他的中国同行。

近几年，稻盛和夫在中国非常流行，他经常被请来中国演讲，许多网友甚至企业家都为他建立了微博群，多个地方政府甚至邀请他担任经济发展顾问。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是率先起来反思的国家。”日本产业经济研究专家白益民悦，稻盛和夫等日本企业家在中国宣讲的东西，一点都不神秘，大部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内容，他们的经营成功，恰恰悦明，过去多年，“中国企业丢了自己的经营之根”，必须重新找回来，这比请几个日本企业家帮助拓展日本市场更有价值。

地基如果扎扎实实，一百年房子仍然会是好的。

这个“经营之根”，在冯立果看来，就是踏踏实实做实业的精神。

“做实业是挣慢钱，但却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属于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冯立果悦，在这点上，褚时健能够花10年去做“褚橙”这个牌子，正是体现了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稀缺的“挣慢钱”的精神。“他们那一辈的老企业家不怕吃苦，是实实在在做企业。”

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流行于中国的金融、风投等“时尚行业”，只是少数人从事并且获利的行业。而实业领域不仅是国家力量强大之本，更是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事实证明，即便把资本运作玩到极致的美国，最终，也面临“99%反对1%”的民意汹涌。在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斥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

如今，85岁的褚时健从“烟王”变身“橙王”。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跟他种橙的110户农民，每年可以挣3万到8万元。

在跟褚时健去果园的路上，胡海卿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当路上出现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老人都会很欣喜地花上几分钟向胡海卿讲，这是跟他种橙子的谁家新买的摩托车。

“现在，我们可以凭借经济增长实力积累一些钱，但国家要不断增强实力，需要实实在在地积累。就像盖一栋房子，地基如果扎扎实实，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房子仍然会是好的；但不这样的话，二十年、三十年折旧，积累慢慢就消失掉了。”

今年，云南丽江等地纷纷邀请褚时健合作，划出2000多亩地，让他带领当地农户种橙子。

这时，老人脸上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情。“他带动了别人致富，而且要尽可能实实在在地看到别人挣了钱，日子过得好。”胡海卿悦。

这样的笑容，也正诠释了做实业的社会价值，和一位企业家的满足感。

韩少功访谈录

韩少功 许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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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之前我翻看了你写的一些散文和文章，发现你不只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还是一个在思想领域里非常活跃的思想者。你开始搞文学创作时，最初并没有想到拓展的范围会这么广，是吗

韩：当然没有，最初只是写写小说觉得好玩而已，后来写着写着，就会有许多问题促发你去思考，而且小说有许多边角余料用不上

去的，就写一些散文，而散文就需要一些思想去组织它，去保护它，这就需要思想。当然作家是各种各样的，没有一定之规。在国外，今年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格拉斯，他就写了好多政论，写了很多有关社会有关政治的书，而且他从来就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活跃的人物。还有一个拉美的作家略萨，也写了很多这些方面的文章，我们(《天涯》——笔者注)也发表过他的政论性随笔，有一篇很有意思，叫《我的儿子是埃塞俄比亚人》。虽然是一篇随笔，却有很丰富的思想内涵。再往前数，19、20世纪的欧洲作家大多写了很多文学之外的哲学，而且我们古代的文学家也是如此。比如说苏东坡，他是海南最熟悉的作家了，但苏东坡其实是一个大的政治家，写了很多策论，给皇帝写改革方略这种文章。而现在的作家就是写一些小说、诗歌，但这也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局部的现象。

许：我所知道的您的作品，就是您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时，这本书的影响的确也很大，您是怎样发现这本书的最近我看有关介绍，您又翻译了一本书。

韩：是的，翻译了一本葡萄牙作家的书，这个作家相当棒，叫费尔南多·佩索阿，当然他已经死了。我前年在欧洲的时候，到处都在谈他，开了不少的研讨会，报纸上也在整版整版地评价。这个人死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名，就是在这些年才重新发现的，中国的读者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我也问过北大搞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翻译的教授，他们也知道这个人很优秀，但在翻译的时候就忘了。按诺贝尔奖的评选办法，死了的人是不能参加评选的，而去年得诺贝尔奖的就是一个葡萄牙作家叫萨拉马戈，他说他沾了佩索阿的光，因为人们从重视佩索阿，所以也重新关注了葡萄牙，于是萨拉马戈就在去年得了诺贝尔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的，看了一些他的作品之后，觉得中国读者特别需要知道他，因为他写的情况同中国很接近，当时捷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从我那本开始，中国把他的作品陆陆续续地翻译了大概80％～90％。我译的都是一些小国家的作家，像捷克作家、葡萄牙作家。我们国家做翻译的人往往看重的是诸如美国、法国这样的大国，但并不一定是大国才出好文学，小国也有需要中国读者去了解的作家。

许：在一些文章中，我很刻意地关注到你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论述，这是不是现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反映的一个方面

韩：它也牵涉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所谓的自由主义(当然这个命名有简单化的倾向，也不一定准确，我写文章也尽量避免这样的命名)崇尚的是一种进步主义，就是世界是不断直线进步的。其实进步主义不光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进步主义的，因为马克思说人的历史有五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进步，最后进步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直线前进的形式。但“进步”所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新的比旧的好，现代比传统好，所以说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基本上都普遍注重这种观点，甚至成为我们潜意识里的思维定式：对“新”的崇拜。但这种进步仔细分析也有问题。比如，你说三陪**是传统是现代再比如旅游文化，黎族老乡现在已经不住那种房子，还要造一些那样的房子让他们住进去，这是传统还是现代不是说传统和现代在一切的地方都没有区别，但是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传统和现代不是简单地能够分为两种东西的，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所以说简单地按80年代确立的这种以现代反传敢想，这种天不怕地不怕，没有约束，没有上帝的控制，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力的表现。什么麦当劳，卡拉OK，学得可快了，这中间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有很多不该学或者学了不好的东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无法无天”。无法就是没有法制，无天就是没有宗教。仅有的一点佛教、道教也很容易变成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是一种很实用的送子娘娘、财神爷等等，而没有真正的宗教。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一点使中国人很有活力。这是两方面的东西，到底在将来会起到哪一种作用

许：这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能说真话这一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比较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开始多了起来，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缺少独立的精神，无论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

韩：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知识界的表现确实不是很好，无论是他们做学问做研究的才能还是他们的人品方面都缺乏很多东西，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你到大专院校去看一看，很多教授、讲师在干嘛，像个知识分子吗甚至我们到中小学去看看，老师们都在干嘛，他们在认认真真地教孩子吗我们的许多媒体中，这么多知识分子在干嘛

许：是不是这十多年来，你也在极力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氛围，从《海南纪实》到今天的《天涯》

韩：我们只能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没办法估计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就是只问耕耘不管收获。人在历史面前是非常渺小的。有的父母连儿子都改变不了，你还想改变社会《海南纪实》发行了一百多万，《天涯》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样就能改变多少吗有时候你真不能有这样的奢望，而只是说这个事我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做的，我就去做，至于说能否产生效果，天知道。

许：你是怎样看待企业文化的

韩：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观念，是说“更加看不见的手”。搞经济的都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我就说有一个“更加看不见的手”，就是文化。因为市场是文化塑造出来的，比方如现在的很多品牌，品牌是什么为什么这包烟卖四块钱，有的品牌的烟就卖四十块钱它真值四十块钱吗它就是一种品牌。为什么大家都认这个品牌这就是很多文化的因素包括传媒广告包括电视新闻文学都在制造新的需求。你说市场讲究供需平衡吧，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决定了市场的运作，问题是这种需求是怎么产生的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以为需求是人的天然的本能的要求，比如说吃饭。吃饭肯定是天然的本能的，但是我吃汉堡包还是吃牛肉拉面，这种需求就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一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再比如我打高尔夫，我本来有这种需求吗没有，但为什么大家要趋之若鹜地去打高尔夫，就是一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如果人真是本能的天然的，人就会像动物狗猫牛，几千年几万年它的需求都不会变，它们会去打高尔夫吗当然不会，因为它没有文化。又比如说大哥大，有些中学生也带着大哥大，你说他有什么需求，他根本不需要，他和谁打电话呀也挂着大哥大，他是为了一种荣耀，一种进入某种阶层的身份，这就是一种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媒灌输到他脑子里去，然后就产生一种新的需求。所以我们说看不见的手后面有一个隐藏着的更加看不见的手，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文化，你只有把文化研究出来，你才会知道我们市场的需求是怎样变化的。很多人做曲线、研究图表研究我们一天能吃多少饭，一天能穿多少衣，用这些东西来指导我们的经济，远远不是这么回事，你以为人就是简单地吃几顿饭穿几件衣吗有的人一买车就买四辆，他有四台车的需求吗有的人在新加坡那么热的国家她买貂皮大衣买八件，她有这种需求吗这都是文化造就的一种市场需求。所以说现在搞经济的人最好还得研究文化，否则就处于一种半盲状态。亚当·斯密就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他就说人天生有一种个人利益最大化。问题是不同的文化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解是不同的，对利益的看法不一样。伊斯兰教的人认为这是我的最大利益，但基督教的人就会认为这不是我的最大利益。再比如一个人认为尊严是最大利益，要我丧失尊严去讨五块钱，我是绝对不干的，但另一个层次的人就认为尊严不值钱，能讨五块就讨五块，他们对利益的理解就是绝对不一样的。你说个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就要人都照一个模式去行事，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的文化模型下人的行为就会不一样。人因为文化的构成不同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行为。

许：现在的企业家基本上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代是个体户，1985年起来的一批，后来就是从国家机关出来的，但他们中间有些人关心的首先不是市场而是怎样把钱弄到手。可能这几年产生了一批现代的企业家，他们还真是从市场出发。但想想中国这么一个传统的国家，有多少民营企业能够自主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行事所谓的民营企业家有多少纯粹的民营企业家

韩：我想市场的规则没有建立以前，能利用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赚到钱，就肯定是用一个非市场的手段，因为市场本身的游戏规则没有成熟，我按这个规则玩不行，就按别的规则办。非市场规则就是送红包，与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开个发廊我就找个派出所的警察做后台。市场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力量就强大，如美国市场完善就产生了很多税收，税收增多，警察的装备就非常好，官员的薪水也非常高，官员怕丢饭碗也会廉政一点，在这方面市场和国家不完全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不完全是有些人说的那样：市场大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萎缩，国家与市场你死我活。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很健全的国家能够较好地保护市场规则。贪官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保证官员待遇好一些这种情况导致市场的规则特别乱，有些官员插手市场，把市场规则搞乱了，市场运转不灵，市场产生的税收和效益就少了。

许：你对俄罗斯的改革是怎样看的

韩：俄罗斯现在稍好一点，但前一段是市场也不灵，国家也不灵。寡头资本形成大的财团以后，力量强大得很，可以与国家对抗，不交税，国家也没办法。国家收不到税，就很穷，发不出工资，贪污受贿也很严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自由主义者也不提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情况确实不好，但愿会很快好起来。80年代我们还建立了一种简单的模式，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民主。但印度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的例子。我到印度去，看见它的飞机场就挂了一个很大的招牌——欢迎你到最大的民主国家来。印度确实也民主，它的报纸也是各党各派搞的，但是它的市场经济没有搞好，比中国大约落后二十年，街上的汽车全是破铜烂铁，到处都是叫花子，连新德里也是满街叫花子。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民主就等于市场经济。像新加坡，它的民主程度比印度差远了。香港的民主也比不上印度，彭定康以前都是行政主导制，而不是议会主导制，议会的很多议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市场经济搞得好，所以不能将民主和市场经济简单地等同起来。非洲还有很多国家也是民主制的，但情况更糟了，每年饿死多少人。所以80年代最值得反思的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很多的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建立了一种现代化的想象，这种现代化的想象是由很多等号组成的，比如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等于政治民主等于现代化等于美国，这样一系列的等号划起来就建立了一个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90年代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而且在下个世纪还会遇到更多的挑战。我们国家在80年代恢复市场经济是对的，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就是没有活力的社会，但是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它是在各种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就有必要实事求是地一个一个来看，俄罗斯是什么情况，印度是什么情况，美国是什么情况，非洲是什么情况，中国可能出现什么情况，这样的研究才会有道理，而不能简单地喊一些口号，建立一些等号。这么多的等号会使我们认识问题变得非常的简单肤浅，从而犯很多莫明其妙的错误。

许：90年代这样的呼声会越来越高，除了对我们过去的认识反思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的反思

韩：肯定会有，80年代在肯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也产生了很多简单化的认识模型，这种模型是需要修正的。就像我们现在内需不足，失业增加，城市贫困问题都在加剧，因为市场有些不灵了，有钱人不投资，不敢投资，他觉得没有规则。结果市场不产生税收，国家如何运转这个问题不是说就像80年代那种想象，靠市场化就能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主义的讨论中间，我比较赞成对自由主义的一些怀疑，因为讨论自由主义的很多学者都是太简单化的，以为市场化解决一切问题，市场化就是美国化。这种观点连欧洲都不赞成的，但这种观点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

许：我们用特别简单特别粗暴的方法拉动市场，比如说拉动股市，以为拉动了股市，让它火起来，大家有钱了就会买东西了。

韩：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可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内需不足就是一个贫困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纳入全球化格局，与外循环，与内不循环，结果造成了一些富人，但是也造成了更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许：你怎样看待现在出现的贫困现象

韩：绝对贫困也有一大部分，还有相对贫困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海南的打工仔，一般工资十几年都没变化过，1988年就三百多块钱，现在还是三百多块钱一个月，甚至倒退到两百多块钱一个月就能请到工人了，你说增长了吗没有。这就是相对贫困。也许你会说他在城市打工比在农村好一点。但你不能这么比，它在家里可以感受家庭的完整，有利于对孩子的教育，他还有尊严感，在土地上他是主人，但在城市里他的地位却很低，而且还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比如现在的学费这么高，他在城市各种开支的费用也很高，把这些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等等抛开，他还是增长的吗未见得。还有国营企业就更不用说。那么，造成了这么大的贫困，怎么办我们以为市场能够通过什么边际效应通过各种各样的渗透让这些人也能受益也能搭上车，问题是这个途径没有实现，就像30年代大萧条一样卡住了，穷人富人都着急。六万亿存款分到每个人是五千块钱，三口之家就是一万五，这一万五连孩子读书都不够。所以你说这个内需不足是什么问题实际上它就是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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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英雄艾柯卡

世上没有哪位企业家像艾柯卡那样命运多舛，大起大落，几经沉浮。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推销员扶摇直上，登上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宝座，而后又从权力之巅被推落谷底；他雄心不泯，从灰烬中奋起，当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总裁，把这家濒临倒闭的公司从危境中拯救过来，奇迹般地东山再起，使之成为全美第三大汽车公司。他那锲而不舍、转败为胜的奋斗精神使人们为之倾倒。一时间，他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记述他传奇经历的自传，以空前的速度风靡美国，风靡全世界。一股"艾柯卡狂热"席卷着全球。艾柯卡成了全世界闻名的超级企业家，他的传奇故事也被千千万万人所熟知。

李·艾柯卡是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儿子，1924年10月15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埃伦敦。艾柯卡的父亲尼古拉12岁搭乘移民船来到新大陆，白手起家，先后经营过餐厅、**院、出租车队和房地产等行业，逐渐成为较富有的人。父亲在大萧条的艰苦岁月中，始终持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这给艾柯卡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艾柯卡遇到困难时，父亲总是深情地鼓励他："太阳总是要出来的。要勇往直前，不要半途而废。"多年以后，艾柯卡在事业上遭受挫折时，他就以父亲的教诲激励自己，坚韧不拔地迎接挑战，从逆境中奋起，重振雄风。

父亲酷爱汽车，他拥有一辆最早期的福特T型车，是埃伦敦镇上少数几个会开车的人之一。他只要有空，就去摆弄车子，改进车子的性能。小艾柯卡耳濡目染，对汽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不准儿子骑自行车，但当艾柯卡年满16岁时，他却怂恿和支持艾柯卡去考汽车驾驶执照。结果，艾柯卡成为镇上第一个会开福特车的小伙子，并从此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艾柯卡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不仅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兴趣广泛，对音乐、舞蹈、文学、体育都有狂热的爱好。1945年，他修完工程学和商业学以及心理学，从利哈伊大学毕业。在20家可供选择的公司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福特汽车公司。然后他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46年8月，21岁的艾柯卡来到底特律，在福特公司当了一名见习工程师，从而开始了他在汽车业中的传奇生涯。

然而，实习尚未结束，艾柯卡对整天同无生命的机器打交道的工作已感到索然无味。他感兴趣的是到销售部门同人打交道。经过一番努力，福特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区经理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当上一名推销员。

推销员工作充满了酸甜苦辣。艾柯卡虚心好学，竭尽全力去干，很快学会了推销的本领，不久，他被提拔为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勒的地区经理。销售，是汽车业的关键。艾柯卡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汽车这一行获得成功，必须和销售商站在同一立场上。在以后的风风雨雨中，他始终牢记这一点，因此深得销售商的拥护。

1956年，艾柯卡被提为费城地区销售副经理。这时，福特公司推出了56型新车，公司发给艾柯卡一部介绍该车安全装置的广告影片，以放映给汽车商看。影片的解说词介绍说：这种防震的安全垫很有效，如果你从二楼把鸡蛋扔到安全垫上，鸡蛋会从垫子上弹起来而不会破碎。

艾柯卡过于相信解说词的真实性，为追求推销宣传工作的戏剧效果，他决定在有1100个汽车推销商参加的地区推销会上，搞一次实物表演。他把新型安全垫铺在地板上，然后带着一纸盒鸡蛋爬上高梯子，亲自作掷蛋表演。第一个鸡蛋落下来，落在地板上，鸡蛋碎了，引起一场哄堂大笑。第二个鸡蛋扔下来时，替他扶梯子的助手不巧晃了一下，结果鸡蛋掉在这位助手的肩膀上，又引起了一阵喝倒彩声。第三、第四个鸡蛋虽然落到垫子上，但不幸都碰破了。直到第五个鸡蛋才算成功，博得观众一片欢呼声。

艾柯卡从掷蛋表演失败中窥见了推销的窍门。在推销会上做实物演示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一定要事先做好准备，把想讲和想做的事先演习一遍，这样才有利于推销产品。

福特公司这场安全装置的宣传攻势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福特汽车在各地销售反而变得疲软。艾柯卡所在的费城地区更糟，落在最后一名，艾柯卡面临被炒鱿鱼的危险。

艾柯卡急中生智，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名为"花56元钱买一辆56型福特汽车"的推销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凡购买56型福特汽车的顾客，买时只需先付售价的20％，其余部分每月缴付56美元，3年付清。"花56元买56型新车"这个诱人的广告，使福特汽车在费城地区的销量像火箭般直线上升，仅仅3个月，就从原来的最末一名，一跃而居全国第一位。福特公司把这种分期付款的推销方法在全国各地推广后，公司的年销量猛增了75万辆。艾柯卡也因此名声大振。不久，公司晋升他为华盛顿特区经理。

几个月后，年仅32岁的艾柯卡又调到福特公司总部，担任卡车和小汽车两个销售部的经理。在人称"神童"的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后来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手下工作。在总部，他开始崭露非凡的管理才能，深得上司的赏识。4年后，即1960年11月10日，麦克纳马拉升任总裁，艾柯卡则接替了副总裁和福特分部的总经理职务，时年36岁。这比艾柯卡在大学时发誓"要在35岁担任福特公司副总裁"的时间，仅仅晚了一年。艾柯卡发迹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当上副总裁后，艾柯卡的才华得以全面发挥。他首先建立了季度检查制度，提高了经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接着，他又组织手下聪明而有创造性的年轻人每星期聚会一次，分析、预测消费者心理和市场。

艾柯卡敏锐地意识到，进入6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一股年轻化的社会变革浪潮。市场调查也证实，今后10年内汽车购买力的增长，至少一半是年轻人。因此，他极力主张，设计新型车时必须把青年的要求和愿望放在第一位。他亲自组织了新车设计班子，夜以继日地加紧研制。

1962年底，新车最后定型了。它的一切都是为年轻人着想的：白色车身，红色车轮，长长的引擎盖，短短的货仓，后保险杠构成一个小小的后尾，既漂亮又神气，酷似美国的赛车迷们崇尚的欧洲赛车。而且它可以一车多用，不单是跑车，星期五晚上可以挂上一个车厢去乡村俱乐部度假，星期天又可驱动它去教堂作礼拜。它的价格相当便宜，仅需2368美元，它的座位又可容纳一个4口之家，非常符合青年夫妇家庭的口味。艾柯卡对新车的命名更是煞费苦心，从命名专家提供的数千个车名中选择出"野马"这个令年轻人遐想的名字。在广阔原野上驰骋奔腾的野马，不正是美国青年人追求的自由奔放的形象吗？

1964年4月，适逢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野马"正式上市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新闻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几百家报刊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野马"车的照片和介绍文章，《时代》和《新闻周刊》这两家最著名的杂志同时以"野马"的照片作封面。对于一种新商品来说，这种宣传盛况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年销售额竟高达419万辆，创下了全美汽车制造业的最高纪录。头2年"野马"型新车为公司创纯利11亿美元。

一时间，"野马"风行美国。"野马"二字成了发财致富的象征，各行各业争先恐后地抢用"野马"的标志。"野马"车推出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几百家"野马"俱乐部，还有"野马"太阳镜、"野马"钥匙链、"野马"帽及"野马"玩具等。艾柯卡这一巨大的成功，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野马之父"。

成功，使艾柯卡身上的担子更重。公司老板亨利·福特又把比较薄弱的林肯——墨丘利分部的计划、生产与经营交给了他。3年后，在他的领导下，一直不赚钱的林肯分部先后推出"侯爵"、"美洲豹"和"马克3型"高级轿车，形势大为改观。特别是"马克3型"给公司再一次带来巨额赢利。在最好的年景，光是林肯分部就创利10亿美元，这是艾柯卡生平又一次大成功。

1970年12月10日，艾柯卡趁"野马"和"马克"汽车大获成功之势，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宝座，成了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企业中地位仅次于福特老板的第二号人物。他上任伊始，就提出"降低费用"和"消灭亏损部门"两个计划，先后撤销了近20个亏损单位，大大压缩了管理费用。接着，他通过研究今后5年汽车业发展的主要趋势，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石油危机，其时小型省油的汽车将会走俏，因此他极力主张把钱花在研制小型汽车上。但亨利·福特却认为小型车是死路一条。1973年中东战争引起石油危机，事实证明艾柯卡的预见十分正确。在艾柯卡的坚持下，福特公司研制的名为"菲斯特"的小型车及时间世，结果获得巨大成功，使公司在石油危机中仍赚取了巨额利润。

成功，使艾柯卡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越来越受到董事会成员的赞赏。但是，树大招风。艾柯卡声望越高，也就越来越受到公司老板亨利·福特的猜忌与戒备。福特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由福特家族把持大权。如今"将强于帅"，亨利·福特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力和地位的莫大威胁。1975年亨利·福特健康欠佳，使他更加担心身后大权会旁落。于是，除掉艾柯卡的活动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由于艾柯卡功勋卓著，福特不便明目张胆地赶他走，便暗地玩弄权术，羞辱艾柯卡，迫使他自动离职。开始，福特不惜花费200万美元，对艾柯卡及其朋友的业务活动和个人生活进行调查，结果一无所获。继而，福特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艾柯卡的密友一个个解雇掉，试图孤立艾柯卡。接着又采用削权的办法，使艾柯卡在公司的地位从第二位降到第四位。这一次次打击，就像是切意大利蒜肠一样，一次切一刀。艾柯卡一直强忍着，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公司的价值，还是以心爱的汽车事业为重。他总希望有一天亨利·福特会恢复理智，或董事会能挺直腰杆，情况也许会好转。但被嫉妒和猜忌缠身的福特并未迷途知返，他见一切间接的打击无效后，干脆亲自出马了。

1978年7月13日下午，亨利·福特把艾柯卡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他已被免去福特公司总裁的职务，从今以后不要再去总裁办公室办公了。艾柯卡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此刻依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慷慨陈词地列举自己担任公司总裁8年来所做出的各项成就，然后提高嗓门对福特说："你看着我！你的决定坏透了。过去2年我为公司赚了35亿多利润，而你以后也许再也见不到18亿的年利润了，因为你只会花钱而不懂得赚钱！"亨利·福特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始终不敢正视他一眼。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艾柯卡来说无异于从珠穆朗玛峰坠入万丈深渊，几乎置他于死地。妻子气得心脏病发作，女儿埋怨他无能。他愤怒、仿惶、苦闷，甚至想到自杀。但他最终没有向命运屈服。

过了些天，他乘车来到他的"新办公室"，这是离福特总部几英里外的一间灰暗的仓库。他的秘书在门口垂泪相迎。他推门一看，办公室只有卧室大小，地板上铺着有裂缝的油毡，仅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两只塑料杯。这一切比起他原来使用的豪华的总裁办公室来，简直就像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他怒火满腔，猛然转过身走了出去，暗暗发誓再也不回来了。为了雪此奇耻大辱，他决心振作起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艾柯卡被解雇的消息在舆论界和企业界引起了轰动。许多大公司久仰艾柯卡的大名与才干，纷纷找上门来，争相聘请他，其中包括财大气粗的国际造纸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无线电收发装置公司等，聘用条件相当优厚。有些大学还邀请他去出任学院院长。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因为对他来说，一生中唯一感兴趣的是汽车工业。

厄运也会给人带来机会。正当艾柯卡赋闲在家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正濒临倒闭，希望有位能人来挽救这一残局。这对艾柯卡而言，无疑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机。经朋友介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约翰·李嘉图会见了艾柯卡，并表示如果他愿意重新出山，欢迎他到克莱斯勒公司继承他的职位。

艾柯卡回家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认为，他不应在54岁的壮年就退休，还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也算是向亨利·福特报一箭之仇。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毅然迎接新的挑战，入主克莱斯勒公司任总裁。不到一年他又接替了李嘉图的职位，登上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宝座。

艾柯卡一脚踏上总裁的位置，另一只脚却陷在烂摊子里，克莱斯勒公司的状况比他预料的还糟。由于前任的无能，公司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纪律松弛，35位副总裁各把一方，互不通气；财务混乱，现金枯竭；产品粗制滥造，积压严重。就在艾柯卡上任当天，该公司宣布连续3个季度的亏损达16亿美元。

针对公司的种种弊病，艾柯卡断然采取行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整顿队伍。他关闭了克莱斯勒公司20个工厂，3年中裁员74万人，35个副总裁先后辞退33个，高层部门的28名经理撤掉了24名。留用员工减薪12亿美元，其中最高管理层的各级人员减薪10％，而他自己的年薪则率先减至象征性的1美元。与此同时，他从福特公司管理人员中挖来一些干将，又发掘和提拔了一批优秀人才，从而建立了一个拥有一流管理能手和理财专家的指挥班子。

艾柯卡另一重大措施是，集中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拿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在他的多方奔走要求下，美国国会批准政府给予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5亿美元的贷款保证。艾柯卡就用这笔巨款发展新型轿车。他根据8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国内汽油供应日趋缓和的新形势，预测市场上可容纳全家人的较大型汽车将走俏，便果断地拍板将公司原有的"纽约人"牌中型车加大产量。同时他又开发出早已绝迹的敞篷汽车和高速省油的K型车。1982年，"道奇400"新型敞篷车先声夺人，畅销市场，多年来第一次使克莱斯勒公司走在其它公司前面。K型车面市，也一下子占领小型车市场的20％以上。

1982年底，艾柯卡终于使克莱斯勒公司奇迹般地走出谷底，第一次出现赢利。1983年，公司出现了历史上最高的利润：925亿美元。经过短短的3年，公司就提前7年还清了全部贷款。1984年，公司更取得了238亿美元的纯利润，形成906亿美元的资产。克莱斯勒终于从灰烬中站立起来。

1985年，克莱斯勒公司在世界汽车制造公司的排名榜中跃居第5位。1986年，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涨到每股47美元，6年来其股息增长860％，雄踞500家大公司的榜首。艾柯卡成了美国的英雄人物。他的照片频繁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他的自传成了世界畅销书。因为他大起大落的成功经历，给衰落的美国企业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艾柯卡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其声望仅次于当时的总统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他平均每天收到500封信，许多人都希望他竞选总统，对此，他说："我没有这个愿望，也不想再去攀登一座山峰。"他仍然倾心于他的汽车事业，1987年初，他以巨资收购了另一家大汽车公司——美国汽车公司，并制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占领15％的轿车市场和25％的卡车市场。也许，他还在想着要报福特的一箭之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