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关键词：屈原主要思想倾向 楚民族文化 楚民族精神 爱楚国 忠楚君 殉道精神

关于屈原主要思想倾向的不同看法

关于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从古到今有一种似乎成为定论的看法。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时说：“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 ，治乱世之条贯，靡不毕见。”这里把屈原的作品《离骚》直接和儒家经典——《诗经》联系在一起。而称尧舜、述汤武，又自然使人联想到那位言必称尧舜的孟老夫子。由此开始 ，屈原便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 至东汉王逸则谓：“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 义。”①南朝刘勰在《辨骚》中尽管提出了屈原作品中的“诡异”、“谲怪”、“狷狭” 、“荒*”四者异乎经典，但仍然强调说：“观兹四者，同于风雅者也”。

到南宋时朱熹在 其《楚辞集注离骚序》中提出：“楚辞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及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 。其序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方冥昏而越礼、摅怨 愤而失中，则风雅之再变矣。其祭祀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朱熹虽然比刘勰进了一步，指出其“托意男女”、“感今怀古”、“语言冥昏而越礼”、“摅怨愤而失中”，这些都不同于《诗经》，但仍然脱离不了“变风”、“变雅”、“风雅之再变”、 “其变又甚焉”。总之，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归到儒家经典——《诗经》上去。

直到现代尽管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已大大地进步了，但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属于儒家 ，《楚辞》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说法，仍占统治地位。 郭沫若在《屈原的时代》中说：“屈原的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尧舜等一系列的幻想 人物以及那些幻想人物演化出的哲人政治的思想，他是完全接受了。”唐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也说：“屈原的思想比较接近于儒家”。何其芳在其《屈原和他的作品》 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说过：“屈原明白地说出了他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 。”“他抱有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大致和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相近。”

综上所述，关于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属于儒家，这似乎已经是个千古定论了。 但是，笔者认为，假如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一下屈原及其作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并不属于儒家。他以其作品及人品呈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思想性格，这就是： 热爱楚国，忠于楚君，虽九死而不悔。这种殉道精神，同儒家的思想传统是大异其趣的。

独特的文化与独特的思想

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生活在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时代。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②对各家都有所了解，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又不同于各家。他积极用世象儒家，但儒家没有他那种坚贞彻底的爱国 精神，孔子曾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③，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④，而且孔、孟二人最后也都是“舍之藏”、“独善身”；他主张修明法度似法家 ，但他没有法家那种非先王、法后王的鲜明态度；他举贤授能如墨家，但他并不主张兼爱非攻； 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但并不象纵横家那样摇唇鼓舌，朝秦暮楚。他和道家同产于楚国，他的作品许多神怪思想与浪漫主义想象和《庄子》同出一源，不谋而合，但他却没有道家那种消极避世的 思想。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某一方面就肯定屈原的思想倾向，但也必须看到当时各家思想或 多或少地给了屈原一定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倾向。

应该看到，屈原是作为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作为政治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尽管他曾从政并有远大的政治报负。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必须立足于他的作品。屈原在他的伟 大诗篇里所表现出的热爱故乡、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国家的思想情感以及浓厚的忠君 思想，是当时诸子百家所不具有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他思想的最大特色。这种思想性格主要 来自楚人的独特传统和文化。

偏处一隅的楚国，其民族传统和北方中原民族是迥然有别的。而自认为正统的中原民族则把楚人称为“南蛮鸹舌之人”。翻开《左传》一部春秋史，也就是代表中原的齐、 晋和南方的楚国的争霸史。齐桓称霸有“召陵之盟”，晋文称霸有“城濮之战”，谁遏制了楚国势力向中原发展，甚至打败了楚国，谁就是中原霸主。春秋中原霸主的“尊王攘夷”， 主要予头是针对楚国，实际上就是“尊王攘楚”。而楚民族本身则是一个顽强自主、奋发 有为的民族。它不甘心受中原民族的压抑和侮辱，坚持与之抗衡，力求发展。从《诗经·商 颂·殷武》中可以看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的记载，反映了楚民族和殷民族的斗争。又据《左传》记载，在西周初期，就有“昭王南征而不复⑤的事件。在 芈姓王族的领导之下，楚民族迅速发展壮大，至春秋时期，楚尽灭汉阳诸姬，直至问鼎中原 ，而且直以“我蛮夷也”自居，公然与中原共主周王对抗，竟自称王。延续至战国时代，吞吴灭越，成为当时七雄中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由于楚国处于和中原民族对立的地位，其政 治军事制度、文化传统、风俗民情、民族心理等方面，都与中原民族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官名上的“令尹”、“左徒”；军事编制中的“广”、“偏”、“两”；衣冠服饰上的“南冠 ”、“楚服”；音乐舞蹈上的“南音”、“楚歌”、“楚舞”；风俗信仰上的“巫风”、“ *祀”；文化传统上的典籍《三愤》、《五典》、《八索》等等。正是由于楚民族和中原民 族的不同，有其相对独立的民族心理、心族特点和民族传统，所以中原显学儒、墨、法诸家 对楚国影响比之中原各国来说，要小得多和慢得多，而相对来说道家产生于楚国，和屈原有 着 同一渊源。这就是为什么屈原作品中与儒、法、墨三家一致者少，而无论是引神话、历史故事 、人物、浪漫主义色彩以至很多语句方面与《庄子》不谋而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了这一 ，我们就会明白屈原作品为什么对楚民族、对故乡有那样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会有那些和中原文化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大量的神话传说、丰富而诡异的想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原文化所没有的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为什么会那样“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鲜明的楚地特色。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当时中国南方楚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不是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的代表，因为产生它的基础是楚民族传统的特点而不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而作为这一作品的作者——屈原，他的独特的思想性格也主要是对楚民族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

高洁的人品与灿烂的作品

屈原的出身、地位，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屈、昭、景是楚国三大贵族姓氏，其中屈氏尤为源远流长，从楚武王子莫敖屈瑕开始，屈氏按楚国的世卿制几乎是世居要职，如屈重、屈完、屈建、屈匈等，或为将军、或为令尹，都见诸史书。与王同姓， 又为楚之世臣，与国同休戚，这一点对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形成是起直接作用的。《离骚》 开篇即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正是珍视自己的贵族出身、地位，并把自己的命运同楚王、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表现。

楚国的世卿重臣对楚王、对国家、对民 族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屈原的远祖屈瑕在伐罗兵败后自缢于荒谷；城濮之战后令尹子玉自裁；鄢陵之战后司马子反自决；吴越之战左司马沈尹戌的自刭等等，这种对国家、 对 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为同时期其他国家所罕见。还有申包胥的哭秦廷，以及只是世为乐官的 钟仪的“南冠”、“南音”，无不表现出那种极度忠于楚王、忠于国家、忠于楚民族的精神 。屈原曾为三闾大夫，负责贵族的教育，而他本身又是极端珍视自己出身地位的人，所以那种忠楚王、忠国家、忠民族的精神他是直接继承了。在整个楚民族中，忠于楚王、楚国以及强烈的民族感情，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突出表现，它不仅体现在屈原以前的时代，就是在楚国 灭亡以后，仍然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而秦末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等 农民起义过程中，或者号为“张楚”，或者以“楚怀王孙心”、“楚将项燕”为号召，最后 到底是楚人亡秦。直到汉初，楚歌、楚舞、楚辞以及发源于楚地的黄老思想仍然在全国上下占有主要地位。楚民族精神的影响可谓深远矣。而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就是楚文化和楚民 族精神的光辉代表。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楚国由盛到衰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以诗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预感到大厦将倾。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出于对楚王的一片忠心，出于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他始之以政治改革的呐喊，继之以悱恻缠绵的哀吟，最后自沉汨罗， 以生命来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屈原诗篇中那种对邪恶势力的抗争，对进步理想的坚持，对国家民族的忧心，正是楚民族文化光辉传统和精神在屈原身上的体现。屈原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性格正如他在《桔颂》中歌颂的“桔”那样，受命于天地，生长在南方，深深扎根于楚民 族文化 传统的土壤之中，是那样的“不迁”而“难徙”。

综上所述，屈原的主要思想倾向不是儒家，而是植根于楚民族文化和楚民族精神中的以楚国 、楚君为特定对象的忠君爱国思想以及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所鼓舞的“虽九死而不悔”的殉道精神。

性格特征：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

主要思想感情：对风雷电的呼唤与歌颂,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世界的强烈愤懑和催毁黑暗的热望,也表达了诗人对光明未来的热烈追求

屈原离骚

战国时期楚国的离骚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它篇幅最长，字数两千多，句子达到三百多句，而且离骚所表现的意境和个人的思想情感也都非常具有感染力。

屈原画像

司马迁对离骚两字的解释为，遭受忧苦。因为他们离的时代比较近，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解释还是比较正宗的。离骚整体讲述了作者个人出生名字经历和曾经的抱负，将古代传说，人物对话，自然以及对美的追求，现实的困境和理想的美好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诗歌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在用词押韵上，它开创了诗歌的楚辞体，以兮押韵，字词表达华丽率性，这种文体诗歌对后人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句子结构，字数要求则比较没有限制，突破了之前旧文学传统的禁锢。兮字的大量反复运用，也是离骚的一大个性，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把思想，经历，转变，神话和现实巧妙结合。这些也体现了屈原独特的人格魅力，引发了后代诗歌史上对诗歌以丰富澎湃的个人情感来大胆创作的新潮。

在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过去，陈述现状。内容包括了诗人自己的出生名字，经历，政治抱负，以及被小人陷害抑郁不得志和对楚国昏庸政治的愤怒。

后一部分描述向往未来追求真理，表达自己对贤明政治的不懈追求还有对人民群众的热爱，甚至还表示出以死殉国的决心。

屈原九歌

九歌是优秀诗人屈原的一首经典诗歌，这首诗想象力肆意狂放，用词华彩瑰丽，读起来朗朗上口，荡气回肠，是战国时期诗歌的典型代表作。

九歌舞台照

屈原和李白堪称是我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双绝，和李白的豪放洒脱不同，屈原的诗歌里有时会多一些悲怆，多一些怜悯，多一些优柔的情思。

――九歌就是这样。诗歌讲述了一位多情惆怅的女鬼在山之巅默默等待的故事。女鬼穿着漂亮精致的衣裳，上面点缀着朵朵鲜花，山间的微风吹来，衣袖飘飘，芳香迷人；女鬼还画着迷人的妆容，娇艳欲滴，像是刚被露水打过的花瓣一样。她从幽暗神秘的竹林深处而来，来到这座高高的山岗上面。

山岗下面过客很多，山鬼耐心的端详着每一个人，等了很久还是没等到自己的心上人。是不是自己来晚了？她恨自己走的太慢，她恨这山路太过陡峭崎岖。她满腔是恨，寂寞又凄凉的站在那，孤苦伶仃，行单影只。风吹动天边的一片片白云，连白云都是成双成对地簇拥在一起。

白云变成了乌云，山风越来越大，马上就要下雨了，还是没看到心上人的身影。乌云越来越密，天地间一片漆黑。劲风吹的树叶哗哗直响，吹散了女鬼漂亮的妆容，冷得她瑟瑟发抖。她多么希望心上人此刻就出现，给她一个宽广的肩膀，为她遮风避雨，驱寒取暖。

大雨倾盆而至，夹杂着电闪雷鸣，天地间一面灰蒙，还是没有心上人的踪影。

屈原橘颂

一代诗人屈原的一生起伏不定，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安危绑在在一起，以投身报效国家为终身目标。当楚国灭亡，屈原的生命也随之走到了尽头。他所创作的《橘颂》可以说是他信仰追求的真实写照。

屈原剧照

橘树生在气候温润的南方，如果强行移栽到北方，那所结的果实就又酸又涩，难以下咽。这在屈原看来，是橘树对故土忠贞不二的表现。这样的品格正是屈原毕生所追求的，他借助橘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身为楚国朝臣他心系国家危亡，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其实，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不断，很多士大夫在本国得不到器重，转而投向跟自己志同道合的别国君主。在那样纷乱的年代，忠孝情意反倒没有个人抱负那般重要。

但是，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他把橘树当做忠贞不二的榜样，借物言志，把橘树当成是自己的化身，绝不会因为权势而投向他国，对楚国的感情至死不渝。这不仅仅是他作为文人的一代风骨，也是他楚国贵族身份的最好出路。他的国家没有了，他的生命也就随之消失了。诚如橘树一般，脱离了故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养分，还有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不管屈原的结局如何，他所创作的《橘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开辟了借物言志诗歌的先河，非常值得后世借鉴。

关于屈原的故事

说起屈原，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他报国投江的故事。其实还他有另外一个故事同样动人心魄，那是关于爱情的一个故事。公元前325年，屈原15岁，正是青春年少，情愫懵懂的年纪。

屈原剧照

屈原每天早起读书，读累了就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在田地里散步。连续三天了，每天他都能看到一个小姑娘背着一个大大的竹篓，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小姑娘右手持着镰刀飞快地划过野草，左手迅速接住，然后头也不抬，顺势扔到背后的竹篓里。整个动作成熟老练，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可是小姑娘的面容却一点也不成熟，眼睛不大，嘴巴也不大，看起来小巧精致，大约有十三四岁的样子。屈原看着小姑娘背着满满的竹篓消失在田野里时，心里总会升起一阵莫名的失落感。好几次，他都想走上去问个好，但都没鼓起勇气。

又是一个清晨，这天天气并不好，阴得很重。屈原刚走出门口就看到了那个小姑娘。小姑娘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割着草。屈原在远处静静得看着，他忽然觉得这默默地关注着也挺好的。

乌云很快越积越多，随后就下了雨。小姑娘头发一下子被打湿，她无助得抬起头。突然看到屈原所在的屋檐，她咧开嘴，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飞快地跑到屋檐下。

竹篓里草已经很多，她想卸下来，但是有点吃力。屈原赶快上去帮了一把。

小姑娘回报了一个和刚才一样甜的笑容并且问道:下雨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啊。

屈原是第一次听到小姑娘的声音，这声音直爽干脆，像是田野里无拘无束的风一样。屈原支支吾吾地说：我回家也没事做，在……这看你割草。

小姑娘说：唉，割草很累的，有什么好看的，看你这打扮，平时很少干农活吧？

屈原点点头。

小姑娘低头想了会，狡黠地笑道：那以后你帮我割草啊，我俩一起割。

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屈原捣蒜一般地点着头。

遗憾是，自从雨后两人分别后，屈原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小姑娘。屈原每天都在房檐下等候，小姑娘的身影再也没出现过。很多人认为是小姑娘雨后回家时遇到了意外，但这只是猜测，具体原因无人得知。

后来屈原根据这段伤心事写成了诗歌《九歌》，诗中主角也是苦等心上人而未至，大概是屈原最真实的内心写照吧。

为什么要纪念屈原

屈原生于公元前278年抱石自尽于汨罗江，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中国五千年历史悠长，名人层出不穷，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呢？

屈原画像

这一是纪念他出色的文学成就，二是纪念他高尚的品格。屈原呕心沥血作成的诗歌，开启了楚辞这一文体的先河，把赋、比、兴巧妙融合在一起，将借物明心、抒发思想感情发挥到了极致。屈原在楚怀王时代在官居高位，也曾在朝堂上大放异彩。他的骨子里流淌爱国的血液，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因自己遭罢黜而怨恨不以个人处境悲凉而心有怨怼，一心只想着自己能为楚国的强大添砖加瓦。

屈原一生历经三朝君主，在第二任君主楚怀王时得到重用。他能够现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预见未来政局的走势，主张富国强兵抵御秦国。无奈屈原他算的准未来却看不清现在，受到其他各方势力的排挤，最终与楚怀王之间产生嫌隙。即使这样，在楚怀王死后，他仍对楚国王室抱有期许，不想自己满身本事被白白浪费。随着他再一次被流放，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终点。

不管屈原的结局如何，在他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是正义和忠烈的化身，他身上所带有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情怀，值得每一个人敬仰。尤其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他身上的宝贵品格显得尤为重要。

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这里来的。”(《楚辞论文集》)这一论证是确切的。屈原的创作是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丰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内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那末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一句词并非有声无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商”“牢愁”和“牢骚”，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同样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记》本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足见标题是决定于作品的内容，而标题的音乐意义和作品的内容是统一的。“离忧”“离骚”以及“劳商”“牢愁”“牢骚”，都是双声或叠韵字所组成的联绵词，只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显然，他们都是在替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这句话做注脚，但却误会了司马迁的原意。又，项安世《项氏家说》说：“‘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也是把“离”和“骚”分成两个字来讲。把两个字义凑成一个词义，以致理解不同，纷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词性的缘故。

本篇原名《离骚》，到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却称之为《离骚经》。他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这话的牵强附会，无待辨明。“经”，当然是经典的意思。《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把《离骚》下面加上一个“经”字，正如洪兴祖所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又，本篇也有人简称之为《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辨骚》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后来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称之为“骚体”。这也是原于王逸，因为他在《楚辞章句》里，把凡是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离骚》，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续离骚》。如《九歌》，题作《离骚·九歌》，《九辩》，题作《续离骚·九辩》。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可以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情；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使得它成为天衣无缝，冠绝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读者的欣赏往往停留在音调的铿锵，词藻的瑰丽的上面。甚至有人认为“古今文章无首尾者惟庄骚两家”。说它“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这种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结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论。关于本篇的主题思想及其篇章结构除了上面分段说明（见译注）外。兹提出下列几点：

第一，本篇以现实的火热斗争作为通篇的主题思想，它不但说明了屈原和贵族的腐化恶劣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样在残酷考验中战胜了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种坚强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高尚人格。围绕着这一核心，层层深入。例如女媭、灵氛、巫咸三大段谈话，本身并非事实，只是表现屈原在现实斗争中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他(她)们同样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们的身分不同，表现在语气上的关切程度不同，而且论点也是各异的。女媭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而说出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她只是劝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计。处于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只有消极逃避之一法；这正符合于战国时代盛行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灵氛回答屈原问卜之词，是为屈原的事业前途着想而提出的当时士的阶层社会意识的普遍诱惑。巫咸的语言表面仅仅是一篇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实质上则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为同流合污、苟合取容的作风和行为自己在思想上先找好一个防空洞。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动摇的三个方面。对这，屈原都没有作正面的答覆：听了女媭的谈话以后，借“就重华以陈词”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则是从具体情况的分析来粉碎其客观现实的根据；灵氛的诱惑，虽然引起了他暂时的动摇，可是伟大的爱国热情终于使得这种诱惑完全破产；而屈原也就在思想斗争中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不但在表现手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而它主题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组织形式上一个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现实的叙述和幻想的驰骋的互相交织；而这，又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的。诗篇一开始是从现实的叙述着手的，接着他就现实问题加以详尽的说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于是丑恶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得他那迷离恍惚的心情进入一种缥渺空灵的幻想境界。随着幻想的开展，扩张了作者忧愤的深度和广度，驰骋着人生的炽热爱恋与追求。可是这幻想是无法脱离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幻想最后的破灭，它终于不得不回到现实而结束全篇。本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统一起来而达到完满的高度。

第三，尽管幻想和现实交织，全篇的线索是分明的。作为本篇的具体内容是屈原的自叙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国客观形势密切联系着的。伴随楚国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屈原所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呢最初他满怀信心的提出“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现实不允许他实现他的理想，接着就是“延伫乎吾将反”；再次，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次，是“吾将远逝以自疏”；而这都不可能，最后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了。这五句所标明的是思想发展变化的五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紧相联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很自然的划清了文章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贯串全篇的一条主要线索。从这一主要线索派生出来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叙述亦莫不如此。例如：篇中以男女的爱恋象征理想的追求，始则曰，“吾将上下而求索”；继则曰，“哀高丘之无女”；继则曰，“相下女之可诒”；继则曰，“闺中既以邃远兮”；继则曰，“岂惟是其有女”；继则曰，“聊浮游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饰，比喻自己的好修，遣词用意，也都是前后一贯，脉络分明，自成体系的。

太息,意思是叹息,掩涕是掩面哭泣的意思哀乃哀伤的意思,民生是人民的生活命运,全句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我常常长声叹息,还掩面哭泣,哀伤人民生活命运的艰难

表现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表达了作者对屈原、贾谊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并对屈原进行了赞扬，文章通过对屈原才能、品德的记述，赞扬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文中，作者对屈原的高度赞扬和对他的同情，是作者自身感情的流露。

《九章·怀沙》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诗，是《九章》中的一篇。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整体赏析

对此诗题“怀沙”，历代颇有歧见。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为是“怀抱沙石以自沉”。汪瑗《楚辞集解》认为：“怀者，感也。沙，指长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持相同见解：“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指长沙），欲往而就死焉耳。”从诗章本身内容情感和《史记》所载屈原身世经历看，“怀沙”指“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可信性应该更大些。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名家点评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此章言己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见，仗节死义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

清·林云铭《楚辞灯》：“此灵均绝笔之文，最为郁勃，亦最为哀惨。篇中曰常度，曰初本迪，曰前图，曰内厚质正，曰文质疏内，曰材朴委积，曰仁义谨厚，曰怀质抱情，皆是自己本领；曰羌不知，曰众不知，曰莫知，曰孰知，曰莫吾知皆是自己冤抑。其章法句法，承按照应，无不井然。”

这段词表达了屈原“趁天未全黑探路前行”的积极求进心态。和不失时机地去寻求正确方法以解决面临问题这样一种感情和心态。对于现在的人们思维方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启迪作用。

1、意思是说：在追寻真理（真知）方面，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我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上天下地）去追求和探索。这里的“修”就应该解释为：从文中来看，“修远”应是一个并列词，对应下句的“求索”。

2、

可以从屈原的思想感情面出发，表达了作者对真理追求的永无止境的精神，多数都把这种精神理解为“在追寻真理方面，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我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