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的香港,澳门,台湾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对祖国的怀念和赞美，另一方面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憎恶。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旅顺-大连）。

《七子之歌·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七子之歌·香港》

香港岛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七子之歌·台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水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七子之歌》作于1925年3月，当时闻一多正在纽约。其序辞中Alsace－Lorraine译为阿尔萨斯和洛林，位于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脚下，普法战争中割让给德国，《凡尔赛和约》后归还。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将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可放眼家园国家，山河破碎，风雨如磐，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列强占了七块土地，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现广东湛江）和旅大（旅顺、大连）。

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光绪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于十月十九日(31日1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书》等著作。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

　　新时代下殖民主义的表现

　　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新殖民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强国对非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种侵略政策和手段。樊亢在《资本主义兴衰史》中指出：“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剥削与掠夺形式。与旧殖民主义不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它表面上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独立权利，而实际上却采取种种欺骗手段，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服务。它侧重于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但也不排斥进行军事渗透和侵略。”新殖民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是以经济而非武力操纵别国

　　二战以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国家抛弃了武力侵略的传统方式，而通过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来达到他们独霸世界的目的，那些表面上看似公平的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与那些看似公平竞争的跨国公司，正是相互辅助的两翼，它们与政府一起，组成了控制全世界的网络，建立了一个严重不平等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这不仅威胁着大多数人的生存，也威胁着弱小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因此，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发达国家凭借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方面的绝对优势，成为经济全球化关于最大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技术、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却因为发展资金匮乏、债务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及技术水平的落后，其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例证。

　　2加强文化的渗透是新时代殖民主义的另一个表现

　　在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在国际竞争中的各种优势，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地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实现西方文化霸权。在这方面，美国最为典型。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由于对苏联“和平演变”战略取得的巨大成功。文化渗透在后冷战时期更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一方面继续沿用冷战时的传统做法：如向目标国输出**、电视、报纸、书籍、杂志和音像产品外，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完善对外文化渗透的制度框架，如借助WTO制定关于文化产业贸易的系列规定；同时通过各种基金会、国际非法政府组织以及民间团体等对目标国开展演出、展览、音乐会、研讨会、颁奖、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对有碍美国霸权活动的国家进行文化统治。正如布勒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露骨的指出：“增强美国文化作为各国的‘榜样’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在这种新的殖民主义的侵略下，发展中国家再一次面临了“生存”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主要是表现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危机。特别是人们的爱国理念和爱国情感在这场危机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大多数来自内地的人，无法理解不少台湾人甘于日本统治的心态，以致于1949年迁台的“外省人”和1949年以前就居住在台湾的“本省人”有着长期的误解，至今不能融合无间。

国民党败退台湾，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大陆居民形成了台湾移民史上最大的单批次移民潮。

1895年至1945年对于台湾来讲，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又称“日治时代”。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台湾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是日军经过5年时间的“平叛”，到了20世纪初，台湾已不再有武装行动，大多数台湾人甚至希望能以议会选举取得参政的权力。

日本统治台湾，是为了把台湾作为帝国扩张战略中南进的基地，也是为了以台湾的农业生产力支持日本本土的工业化。为此，日本统治台湾是建立秩序，安抚人心，以期望能有一个稳定的台湾，支持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从190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推行建设计划，其中最有成效者，则为卫生、治安、农业生产这几个方面。

日治时期的台东

卫生方面：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常有传染病发生。日本殖民当局用不可抗拒的公权力，设置卫生警察，督责百姓注意公共卫生。于是不过十年的时间，台湾已能排除霍乱、疟疾等大众传染病，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麻风病与肺结核。短短十年的时间能够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清朝统治时期是做不到的。

治安方面：殖民当局也以警察制度严密控制小区。警察权力严刑峻法，不容挑战。日本法官来自日本本土，与台湾人并无个人关系的瓜葛，办案公正无私。法律严峻而能无私，是清朝统治时期所办不到的。

农业生产：为了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日本殖民当局致力于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施肥、防虫，也有系统地建设水利设施。更在台湾设立大规模制糖工业及水果加工业，使农业与工业经过一贯作业，获得最高利润。凡此政策，不啻进行了全方位的农业革命。台湾竟可说是亚洲第一个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

义务教育：日本殖民当局也在台湾推行普遍的国民教育，一般儿童都须接受六年义务教育。这一普及教育，全面提升了台湾百姓的知识水平。当然，前面叙述的几项设施，也必须有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日，方能真正生效。

日治时期的台湾女性教育

日本的殖民政策经过上述几项设施，使台湾百姓的生活水平及社会秩序，都有所提高。清末期虽有刘铭传着手进行若干建设，但台湾还是在开拓社会的阶段，公权力不能有效地保护人民。日治时代，于十余年内台湾经历了巨大变化。虽然台湾人至多只是日本的二等国民，一般百姓也已安于新生活，至于“晋升”为“皇民”的少数人，则完全认同于日本，感激殖民者“赐予”的“现代化”。

日治时代

对于中国大陆老百姓来说，日本侵略者是“鬼子”，杀戮者，侵略者，他们破坏了中国人的家园，使得无数中国老百姓饱受战争之苦。但是对于台湾老百姓来说，日本殖民统治还留下了许多基本建设的成果，相比之下，日治时代的“井然有序”、“现代化”，又与清朝和民国的“动荡”、“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老百姓出于对自己安定生活的追求，而少有国家民族的概念，所以不少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不是十分反感。对此我们也应该理解台湾部分老百姓的这种情感，以求得台湾各族群之间的互相理解，求同存异。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与其在台湾进行的安抚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