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青春之歌》中革命叙事与性别叙事的关系

在反抗中异化 ——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2009-02-24 09:04:49)转载▼标签： 说说写写杂谈 分类： 读书思考

随着争取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树生、丁玲笔下的莎菲、茅盾《虹》里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系列。她们在恋爱、婚姻、工作中实现着对传统的反抗和颠覆，从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会，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心灵的满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静为例，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

（一）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刻画女性心理的杰作，在探索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方面独具艺术魅力。莎菲是旧家庭里走向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上她“病”了，周围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苦闷与彷徨。小说借病中莎菲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爱憎，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厌倦，对性和爱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深刻而独到，无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获得了像《牡丹亭》中的“惊梦”、《狂人日记》中的“发狂”一样可以自由舒张内心感情、情绪的空间，可以将反抗的情绪彻底地表露出来。在莎菲的世界里，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灵需求的满足就是对固有传统观念的背叛，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只有靠“病”作掩护进行比较彻底的展示。当然，“病”这一意象的运用意义不止于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强者，她的行为“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出来的”，有别于《伤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导师涓生实现反抗家庭的愿望，终因涓生的厌弃而回归旧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败和早夭厄运的降临。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当成唯一的依赖，成了宣传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绝剑如的解释时说“莎菲不是喜欢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莎菲是站起来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单是肉体上自由的满足，更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需要的已经不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更是对心灵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压抑的陈腐空气里喊出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要求社会给与女性于精神上的尊重。爱是理解不是“盲目的爱惜”，父亲、朋友、姐妹的爱惜，苇弟的真挚而坦率的爱慕追求并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在看似和谐而僵化的环境里，对人的压抑——对性的生理上的和爱的心理上的压抑——是潜藏的而不是显现的逼迫与压制，莎菲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中痛苦的挣扎，在苦闷和彷徨中与病魔做战与社会对抗。莎菲需要性与欲的满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这份理解不只是异性之间相知相爱的理解，也是父亲、姐妹、朋友的亲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问，这些生存的疑问已经超越了异性之间爱恋的范围，进入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反思。

两性关系是小说中主要的探讨主题，围绕莎菲的爱情丁玲安排了两个人物：苇弟、凌吉士。苇弟在小说中“哭”的时候多，“苇弟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常常只会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着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以“哭”来表达爱情与关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现。苇弟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强者，苇弟的爱不能给她心灵的满足，甚至让她生发鄙视的情绪。与之相反，凌吉士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莎菲强烈的性欲，“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凌吉士的丰仪，让莎菲产生性的冲动和“我要占有他”的几近变态的欲望，“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莎菲是情与欲的强烈追求者，但是这份追求并非是*欲的放荡无度。凌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凌吉士让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无法接受凌吉士庸俗乃至于堕落无耻的性格与行为，小说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对欲的表白和追求，却不是无限制的失去理智的狂热情绪。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凌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琐的品性并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标准。凌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钱”，只是“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把爱情等同于“肉感的享受”，莎菲对他的伪善是鄙夷和唾弃的，对他不懂人间真情得不到真爱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苇弟是庸俗懦弱的，凌吉士是无耻伪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精神的引路人，没有男性强者，只有丑陋与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与欲中煎熬，在传统观念与自我内心需求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莎菲又“搭车南下”出走了。以一种逃离，或者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闯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于世间的能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静的世界。

（二）

这个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婚恋、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第6、7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相差不及一年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种相似性和延续特征。

梅行素生长在一个医生家庭，“五四”的春风剪去了她的长发，面对路人指责的“尼姑头”却更显现出反叛和骄傲的神色。与韦玉相爱，大胆地提出逃走，却因韦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义”放弃了机会，最后依父亲的家命嫁给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并非像温顺的羔羊而是带着以身体为筹码来反抗和控制柳遇春，为父亲减轻债务，要柳“就范”的动机。在梅行素看来结婚就是新的反抗阵地，即使这种反抗并不成功。韦玉的懦弱让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圆滑和狡诈让她感到焦虑和无助。她厌恶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积着她的反抗情绪，但柳遇春的体贴也让她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甚至“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侍候几天韦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但她终于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里窒息，而是逃离了家庭，“为了不想当少奶奶”而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小说的前半部分生动刻画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与反叛中挣扎。在平淡孤单却物质丰裕的家庭和自由却经济无助的社会之间，在肉欲与物欲满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满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苦苦徘徊，最终家庭的物欲和性欲的满足并不能战胜梅行素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说前半部分心理刻画微妙细腻，性格鲜明，比较丰满的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固有传统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她们都是从自我环境出发，站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独立、自由的呼声，实现了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向现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转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成了生活的强者，已经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观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苇弟和凌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韦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辈，就是伪善狡诈的无耻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较之莎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内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丰满，但仍然能体现作者在时代背景下对女性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丁玲在1928年写就的莎菲形象始终在“五四”的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独立范畴里发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逐渐地从一个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头，由个人的空间走向了政治的舞台，成了一名积极的游行者和革命战士。

梅行素的转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的斗争随着逃离门槛的步伐越走越远而渐渐淡漠，梅行素的反抗范围扩大到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范围，由一个为追求自我独立的斗争者成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础上的延续。“五四”的怒潮并不没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热火。“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过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太迂阔，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为，她是生活在自己狭小空间了的单纯女性，她的反抗是从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要出发的。当她走向社会，就不得不卷进社会的大潮中，而内在的，却是她争强好胜的反抗性格发展的必然。一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满情绪让她站了出来，强烈的自我个性让她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的活动。”最终在梁刚夫、黄因明的感染下，参加了组织，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她已经逐渐产生了“群”的（即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渐渐地将自我个性藏匿起来，埋藏在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就如黄因明说的“你就应该先抛弃了那些个人间的感情和意见。”当梅行素发现自己喜欢上梁刚夫时，她说“现在我决心要揭破这迷离恍惚！我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政治的革命力量让梅行素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士，而人的个性也消融在“群”里，个性主义被集体主义取代，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占据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革命者英雄形象——梁刚夫，即使他的出场就像他从事的事业一样躲躲闪闪，形象并不丰满，但“梁刚夫却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处发出了久蛰的爱恋”。梅行素是在梁刚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导子君反抗旧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刚夫引导梅行素走的却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静生活的环境里变得异常重要，林道静也继着梅行素的道路发展，最终成为一个***革命干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于1958年，并引起了一场关于林道静的大讨论。林道静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强暴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妇的压迫下死去，林道静在大母徐凤英的打骂下成长，在她的环境里充满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识。为逃避嫁给胡梦安当姨太太的厄运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泽相遇并相爱，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婚恋的“五四”精神；后来又遇卢嘉川、江华等人，在这群阶级启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余永泽的庸俗与保守，离开余永泽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小说讲述了林道静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是林道静一步步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改变。杨沫展现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的过程，在当时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说的阶级立场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残暴罪恶的大地主、胡梦安是无耻狡诈的国民党官僚，余永泽是庸俗懦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卢嘉川、江华、林红都是无私勇敢有胆识有魄力的无产阶级战士。卢嘉川在游行队伍中的领导风姿，在狱中被打断了双腿还坚持斗争；林红在狱中组织狱中斗争，最后死于敌人之手，慷慨就义；江华有勇有谋地和对方周旋，即使负伤也顽强地继续奋斗……在杨沫笔下，地下革命洋溢着一股血雨腥风的惨烈气氛，林道静在这个氛围中逐渐由“落后”走向“进步”，后来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写细腻，比较深刻地刻画了林道静微妙的复杂心理，比如，林道静逃往北戴河投亲无着，面对汹涌的大海，竟起了轻生之念；面对余永泽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独以及对余永泽的思念；当和余永泽在情感上发生裂痕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心境等等都刻画得生动自然，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后部分内容松散，在描写其斗争过程中林道静已经成了一个革命的符号，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绪和思想。林道静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远了，林道静已经开始学习马列，并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革命，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里苦闷着迷惘着，梅行素开始逃出家庭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而林道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主流思想演变，作家受时代政治主潮的影响，采取的被动的写作立场。林道静是革命积极分子，带着充满仇恨的身世，报复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识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从自我世界的心灵折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想跟上***的步伐，“成为一名***员”成了她追求的梦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为自我生存遇到危机（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意识”，于是苦苦地追赶着无产阶级思想，向它看齐，追求所谓的“进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为耻辱，竭力摆脱这身份带给她的精神枷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权利和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从事革命来实现，随着思想的改变，个人的主体意识渐渐淡化而社会集体意识在林道静心中扎了根，自我的个性被革命的集体主义意识压制下去，从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意识转到救人救国意识。林道静放弃了单纯地为自己的斗争，以绝对服从的姿态在集体主义的笼罩下实现着自我个性的异化展示。

最后，林道静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一个为斗争而存在的符号。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时，因为余在她迷惘时给了她精神的慰藉；爱上卢嘉川是因为卢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独和平庸时给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静接受江华时，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于是她掩藏起内心深处对卢嘉川的爱和思念，与江华结合。这场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只是阶级情感使然。她的心灵完全被革命斗争占据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几近于为革命而生死的工具。这也是作品的失败之处，当把人被刻画成干瘪的传声符号时，也就宣告了作者写作的失败。

从莎菲、梅行素、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来看，她们从竭力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独立和生存空间的拓展，走向社会，卷入社会的主流政治漩涡，由“文**”逐渐成长为“武将军”，思想上从自我意识逐渐向民族意识转变，实现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彻底转变。与此同时，女性本身个性化特征也逐渐丧失，其个性化表现只能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展现，受到集体主义意识的制约，这一现象发展至后来文革文学“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丧失女性本色了。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她们都是伴随着反抗，在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从弱者变成强者，当女性成为政治革命斗士的时候，她们已经几近于斗争的符号。这种不具备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异化”来表述。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漂亮的女人会让他心动，但想让两个人的婚姻幸福、美满、长久。一个温柔、善良，理解和体谅男人，并且不断自我上进的女人，可能会更加让你的丈夫迷恋你一辈子。

所以，50岁男人的实话，女人身上如果没有理解体谅男人和一颗上进的心，夫妻的感情会变得越来越淡。

对于女人而言，漂亮的脸蛋和曼妙的身材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但她的好的性格、人品和才华会随着时间的沉底会越来越醇香，越来越吸引着自己的丈夫。男人会不由自主地被这类女人吸引，就算做了几十年夫妻，他还会像初恋般迷恋自己的妻子。

如果一个女人只有美丽的容貌，但性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比如多疑、暴躁、懒惰、邋遢，你就没办法让一个男人的心永远停留在你的身上，两人的感情只会变得越来越淡，因此有可能就会导致婚姻出现问题，甚至结束婚姻关系。

        

1、理解和体谅男人

老刘和妻子都已经50岁了，他们的独生女也快大学毕业了，按理说应该过着舒心的生活，可是老刘却无时无刻想着逃离这个家庭，逃离妻子的监管。

在外人的眼里，老刘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妻子漂亮，女儿乖巧听话学习好，自己的事业也是经营得蒸蒸日上。但心中的苦也只有自己知道，因为她有一个虽然长得漂亮，但极度不自信的妻子。这二十几年的婚姻，每天都在妻子的怀疑、不被理解和体谅中度过。

年轻的时候老刘是个老实的上班族，每天下班就准时回家帮妻子做家务带孩子，两个人日子还算过得舒心。自从老刘出来单干，老刘就越来越忙，在他最需要关心和理解的时候，妻子一次次的无理取闹，一次次的争吵寻死，一次次的让老刘发誓保证，让他一度想结束这段婚姻，但看着年幼的女儿始终无法恨下心来。

如今，女儿长大了，马上也要工作了，老刘也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他做最后的努力，送给妻子一件心仪已久、价格不菲的礼物，希望妻子能变得理解和包容他，一起走过余生的日子。可令老刘没想到的是，送礼物的举动让妻子更加怀疑他，说他在买面做了亏心事故意来讨好她。

这次争吵让老刘把20几年的压抑一次性抒发了出来，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和妻子离了婚。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的就是理解和包容。在婚姻生活中，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但男人在做你的丈夫的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有他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在家庭生活中女人不能一味的让男人付出，总是对丈夫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标准，去刻意刁难或者为难丈夫。也不要总是揪着丈夫的一个小缺点不肯撒手。

理解他、包容他，让他在同事朋友面前有面子，让他回到家能吃到一顿你用心做的饭菜，让他能实在的感受到你的关心、理解和包容。

2、女人要自我上进

小丽结婚10年，做了全职妈妈6年，最近她发现自己的丈夫越来越不愿意和自己讲话，越来越爱晚回家，她知道这是自己几年没出去上班，和社会脱离了，和自己的丈夫也没话说了。如今孩子6岁了也上小学了，她决定重新出去工作，提升自己。

庆幸的是，小丽虽然几年没有上班，但是专业知识一点也没有扔掉，以前的同事现在单干，知道小丽想出来上班，立马给她安排了工作。很快，几个月后小丽就又重新找回了自信，不管在家里和工作上都能和丈夫谈得上几句了。最重要的是自己有了收入，可以让自己外表更漂亮，内心更有底气了。

丈夫也慢慢发生了变化，每天都愿意主动承担一部分家务和孩子的学习，他告诉小丽，那个让他着迷的职场老婆回又来了。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都需要自己的生活圈子。有太多的女人婚后放弃了自我，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做起了家庭主妇，到随着孩子长大，丈夫事业稳固，女人好像变的就多余了。

所以，对于女人而言要不断提得升自我，这样才能够在家庭当中变得更加有地位，同时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断提升自我的妻子会对丈夫更有吸引力，会让丈夫有危机感，丈夫才会更加欣赏和爱你。

结语：懂得包容和理解的女人，一定不会吃亏的。但在做到理解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提升自我，让自己跟得上老公的步伐。我相信这样有魅力的女人肯定会受到丈夫的宠爱。

✎作者 | 殷九洲

✎编辑 | 程迟

2019年，Netflix与韩国制作团队共同出品的《王国》（ Kingdom ）上线后，在全球掀起了一阵“韩国古装剧”热潮。这也成为了《大长今》之后，在国内讨论度最高的韩国古装剧。

剧中的时代背景设定参考了朝鲜王朝的 历史 ，融合了后来的壬辰之乱与丁酉之乱——而这些都与日本人，也就是“倭寇”紧密相关。在第二季的结尾，全智贤饰演的神秘人物惊艳出场，将东亚三国的 历史 联系了起来。

在朝鲜半岛失去了军事、政治立足之地的日本，转而专注于内部的建设和巩固，并积极派遣唐使引进唐朝先进文化。

日本在吸收唐朝文化的过程中同样接纳了中国的“华夷观念”， 试图建立以自身为“中华”的“小帝国体系”。 白江口一战并未改变日本视朝鲜半岛政权为其附属国的认知，反而在“华夷观念”的作用下，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蔑视态度。

8世纪初，日本在致新罗的国书中称“天皇敬问新罗王”以彰显高人一等，753年，在唐朝含元殿朝贺礼上，日本与新罗争抢席位时，日本使者称：“自古而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日本称朝鲜半岛诸国为“蕃”、“蕃国”、“诸蕃”、“西蕃”在9世纪时极为稀疏平常。

《日本书纪》于日本奈良时代早期成书，是日本神话和早期 历史 的结合。

公元918年，高丽政权统一朝鲜半岛，日本在双方交往过程中自称“上邦”，将高丽贬低为“遐陬”的边境国家，称高丽王为“蕃王”。 可见，对朝鲜的蔑视和轻视始终隐藏在日本国家的精神深处。

值得一提的是，天智系王朝开创者恒武天皇的生母是出身百济的高野新笠，日本皇室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朝鲜半岛血统是不争的事实。

牛尾日秀所著关于高野新笠的 历史 小说

矛盾的情绪

——蔑视、敬慕、优越感的共存

“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创业大半，受部将明智光秀反叛而中道奔殂。经多方战争，信长部将 丰臣秀吉由底层足轻一跃而为“天下人”，从而终结了战国乱世，重新统一日本列岛。

日本长兴寺所藏织田信长像

1578年，丰臣秀吉奉织田信长命令征伐播磨国时曾说过： “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为满足国内部分大名扩展贸易的意图及缓解诸多丧失领土武士的不满，其征服和统治朝鲜的意识愈发强烈。

1587年，日本假意与朝鲜修好邦交以图借道伐明，在被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以朝鲜不肯借道为由于1592年开启了侵朝战争。

战争初期，日军连战连捷，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攻陷朝鲜三都，八道尽失的朝鲜国王李昖北逃义州，几近灭国。

在明朝军队的援助下，中间虽有议和、反复，历时七年最终击败日本。丰臣秀吉假道伐虢进而侵略朝鲜的事件，是日本“蔑视朝鲜、对等中华”国家意识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一次总爆发。

日本侵朝战争将中、日、朝东亚三国全部卷入在内，对此后东亚三国及东亚国际秩序的走势有着深远影响。 朝鲜元气大伤实力严重削弱，日本权势转移迎来了德川治世，明朝国力耗损为女真入主中原提供了时机。

江户城天守阁。图/维基百科

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幕后，多次主动同朝鲜接触，试图恢复两国的邦交和贸易。1609年，日本对马藩与朝鲜王朝签订《己酉条约》，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贸易往来。

在明廷的默许下，双方交往渐为频繁。日本在釜山设置倭馆，每年派遣20艘“岁遣船”前往朝鲜贸易。朝鲜则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进行政治外交与人文交流。

18世纪的釜山浦草梁倭馆。图/维基百科

从名义上看，朝鲜是与日本具有通信关系的“对等”国家，但德川幕府却在事实上将通信使视为朝贡使节团。1610年德川家康命令林罗山起草致明皇帝的信函中写道：

“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囚帅，各无不上书输宝。”

在“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下，朝鲜与琉球、安南、暹罗等地一样处于附属国之列。

由于朝鲜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等文化的发达，使部分日本儒学者、大名对朝鲜学者所拥有的学识相当崇信。

通信使所到之处，都有通晓汉诗文的学者专程前来拜访，相互笔谈论学，唱和诗文，沿途民众则争先向使团成员求其书画，以此为荣。

韩国朱子学大家李退溪，韩国学中央研究所藏。

但此种对先进文化的尊敬和崇拜，进而在文化层面上产生的连带、共鸣的 情感 似乎仅限于个人领域的敬慕。在日本的对朝外交态度及主要认知层面， 对朝鲜的优越感甚至蔑视感才是主流 情感 。

在政治、 情感 上蔑视朝鲜的同时热衷于朝鲜文化的矛盾心态是江户时期日本对朝鲜认知的显著特征。

此外，明清鼎革之际，朝鲜王朝自认为继承了明朝儒学正统衣钵，形成了以朝鲜为中心的“小中华意识”，视满清为夷狄，日本为文化低劣的国家，朝鲜文人在儒学文化教养层面拥有优越感。

互相蔑视的态度贯穿着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双方的人文交流和政治往来。

屈辱的七十年

——从江华条约到日本战败

明治维新初期，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唤醒了隐藏在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深处的“朝鲜征略”，自此日本通过暴力、恫吓、谋略、战争等帝国主义手段最终一步一步将朝鲜吞并。

早在幕末时期，“西势东来”的外部压力所引发的国家危机感促发了以林子平、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代表的思想家 将朝鲜从蔑视对象转为一个可从国防角度加以利用并进行侵略的对象。

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中盛赞神功皇后与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并试图以日本为中心，将朝鲜、琉球和虾夷等地域连接起来，从现实层面思考对上述地区的侵略。

三国通览图说中的日朝邻接区域。图/维基百科

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则提出，若日本欲经略他国，应先取满洲，而后鞑靼（满洲）、朝鲜、中国这一由弱至强的顺序，佐藤信渊的霸权构想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预见。

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的吉田松阴更是对朝优越论和侵朝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幽囚录》中认为日本：

“宜开垦虾夷，分封诸侯，间或夺取勘察加，晓谕琉球，如同国内诸侯朝觐会同，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之盛时； 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 渐示进去之势。”

作为吉田松阴门徒的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正是继承了其衣钵，成为之后对朝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实际执行者。

明治政府创设初始，西乡隆盛的“征韩论”因大久保利通等人优先国内发展的国策而未能成行。1875年，日本军舰云杨号闯入朝鲜海领域， 在武力优势下逼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以暴力手段强迫朝鲜开放门户。

江华岛事件想象图。图/日文维基百科

1882年，日本强迫朝鲜签署《济物浦条约》，据此日本不仅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且以巨额赔款牵制朝鲜的经济命脉。

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役，日本几乎得以独占朝鲜半岛的全部利益，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 1910年，日本逼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被纳入日本帝国版图，日本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朝鲜征略”在“铁与血”的手段下得以实现。

日韩合并后，虽然名义上朝鲜已然灭国、朝鲜人属于日本帝国统治下的臣民，但日本始终奉行“内外有别”的政策，将朝鲜半岛视为半开化的、急需近代化的蛮荒之地，开启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蛮改造”之路。

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韩国民众，1919年3月1日，以高宗国葬为契机，将近200万民众参与了声势浩大的独立游行运动，日本政府逮捕的人数一时间竟超过了全朝鲜监狱所能容纳的最大值。

三一运动。图/维基百科

此后日本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采取所谓“文化统治”，但民族主义风潮空前高涨的韩国民众始终或明或暗的抵制日本的殖民统治。

1930年代后，日本为抹杀朝鲜民族的自我意识，实行思想控制，采取所谓“同化政治”，宣扬“内鲜一体”、“日鲜同祖”，并颁布“创氏改名”令，允许朝鲜人使用日式姓名。

创氏改名的法院公告，图/维基百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劳工、士兵等惨无人道的行为以及掠夺战争资源等竭泽而渔的行径可谓罄竹难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历经七十年屈辱 历史 的朝鲜半岛得以脱离日本统治而光复。

强扭的瓜不甜

——二战后日韩关系的发展

光复不久的朝鲜半岛，就因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分裂为韩朝两个主权独立国家。

日本与韩国直至1965年才在美国的撮合下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但邦交正常化并没有真正解决两国间的领土争端和 历史 问题，更无法从根本上弥合两国人民之间的 情感 裂缝。 这为日韩两国交往过程埋下了多层不确定因素，而日本朝鲜两国至今仍未建交。

日韩基本条约签订仪式，图/NHK for School

日韩早于1951年10月就在美国的调解下开始了邦交正常化的预备性会谈，但双方在多方面尤其是日本殖民时期 历史 问题上分歧过大，在历经13年零8个月的谈判后才得以最终建交。

20世纪70年代， “政冷经热”的日韩双边贸易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 日本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在对韩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

而韩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在日本东京饭店绑架金大中事件以及韩裔日本人文世光赴韩刺杀朴正熙未遂事件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经美国调解后，双方达成外交妥协。

朴正熙、陆英修夫妇与子女们。图/维基百科

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导致美苏关系紧张。为强化对抗苏联的体制，1981年上台的里根极力唆使日韩改善关系。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后，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目标，提出“日韩新时代”的口号，日韩关系开始升温。

1983年1月，中曾根在访美前夕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对韩国的正式访问。 1984年9月，全斗焕不顾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对日本进行回访，这也是韩国总统对日本的首次访问。

虽然民间反对声音强烈，但双方***的互访使日韩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韩国总统全斗焕（图左），/时事通信社

随着国际冷战秩序的解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韩双方***互访频繁，虽然双边关系时进时退，但总体而言，仍是朝着较好的势头发展。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媒体和民众要求反思过去的对日外交，鲜有地认为 “金泳三政权在 历史 认识和领土等问题上过分地刺激日本人的 情感 ” ，希望进一步改善日韩关系。

金大中执政时期，日韩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保障、文化等五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2002年双方联合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双边关系得到较大改善。

2002年日韩世界杯纪念币。图/维基百科

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两国因领土争端问题、日本 历史 教科书问题、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殖民统治期间受害者赔偿等问题导致关系急剧恶化，使得日韩关系陷入建交40年以来的最低点。

2005年3月23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发表《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呼吁国民要不惜经济代价准备同日本打一场“持久战”。

李明博执政后，大幅调整卢武铉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两国关系再度升温。虽然双方围绕 历史 、领土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较量， 但都采取“冻而不僵”、“斗而不破”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 该时期，“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美日、美韩间频频举行各种形式的军演，以此为契机，日韩间的军事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朴槿惠执政前期，以日本战败70周年、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2015年12月，日韩两国就持续半个世纪的“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朴槿惠执政后期，趁中韩就萨德部署问题龃龉之际，日韩关系急剧升温。

二战后，日韩两国在政、经、军领域等国家层面的交往可谓波动起伏。在民众 情感 上，韩国民间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持较为强烈的批判态度。

日本在侵略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国内教科书修改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政治人物关于 历史 问题的不当发言、领土（独岛）归属问题等问题始终是横亘在日韩之间最大的障碍。

当下日韩关系的破裂从二战后双方交往的 历史 来看，可谓正常的反复，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动给当下的日韩矛盾增添了一丝不安的阴霾。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和则双赢、斗则两败”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必会让脱轨的日韩关系重回正轨。

参考文献：

1郭锐，王箫轲：《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

2穆彪：《壬辰倭乱背后的明朝日外交》，《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

3范业红：《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的朝鲜观》，《黑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姜龙范：《二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东亚评论》，2018年第1辑。

5[韩]赵景达著，李濯凡译：《近代朝鲜与日本》，新星出版社，2019年。

6罗丽馨：《十九世纪前的日韩关系与相互认识》，华艺学术出版社，2020

✎本期坐馆 | 殷九洲（复旦大学日本史在读博士）

✎本期编辑 | 程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