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从军行》情感基调是怎样的?流露出诗人怎样的情感?

《从军行》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早期创作的作品。这首描述青年士子跨马离家至凯旋的过程。诗的前四句写渡河出军，突出表现各种声响，气氛烘托极为成功；后四句写战争，亦从侧面描写，高度概括。最后一句写战士胜利，激情大振。“吹角、喧喧、笳悲、争渡、日暮、战身、尽系、归来”之铺垫，通贯紧密。“行人、人起、嘶乱、河水、漠陲、尘里、王颈、天子”之后缀，情理简明。“言有尽，意无穷”，诗中意味，尽在摩诘笔触中。

这首《辛夷坞》是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诗题为辛夷坞，但作者却没有写这里的风景，实际上是在咏物。诗借《楚辞·九歌·湘君》“搴芙蓉兮木末”句意起笔，描述辛起在寂静无人的山涧里，悄悄开放，又纷纷落去。以这典型的物象表现出一个极其幽静的自然环境，完全没有外界尘嚣的干尤，故前人认为此诗“幽极”。它似乎是诗人自己悠闲恬静的心境的写照，但是我们读完后，不难发现它隐隐有言外之意。

　　王维写辋川诗时是在晚年，即安史之乱以前。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知政事，李林甫一派反动势力上台，朝政黑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王维虽然在朝，他倾向于张九龄的开明政治，对现实十分不满而又无能为力，内心矛盾，产生退隐归田的思想而又恋于禄位。他于是先后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和辋川建立别墅，过着亦仕亦隐的生活。辋川诗以田园山水为题材，描绘自然优美的景色，表现幽静的境界，但其中也有一些寄慨，透露了作者内心的苦闷。如：“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特别是紧接《辛夷坞》之后的《漆园》的“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就更为感伤了。《世说新语》第二十八：“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听（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复无生意’”。王维暗用此事，表达其政治上的苦闷和内心的矛盾。这首《辛夷坞》与《漆园》诗意互有联系，它是以花在无人的山涧自开自落的可悲命运，寄托自己才能被压抑埋没的感伤情绪，有一定现实意义。全诗用比的手法，有优美生动的形象和乐府民歌的韵味，诗意极其含蓄。宋人方回认为此诗是辋川诗中的佳篇，“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瀛奎律髓》)。我想，其妙不在“幽极”，应在它的精巧寓意。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苏轼高度赞扬王维山水诗成就的王维以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客观世界,凭着自己长期隐居于山水林壑之间对自然的独特敏感与对画理的娴熟运用,他别巨匠心地剪取自然界中那些最有特征的水色山光写入诗中,凭借诗情绘画,使山水诗与山水画互为渗透,融而为一他的山水诗不仅体现出画诗的构图,色彩和造型之美,还能充分表现山光水色在时空瞬变中的神采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

王维的妻子是刘氏（我更愿意叫做王夫人），历史上已经没有关于她明确的记载和故事了。

但是她一定是一个具有非凡魅力的佳人。王维三十岁左右时她去世了，终此一生，王维没有再娶妻，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理念下，男子为女子终生不娶实在是此情不渝。由此可见，王夫人是怎样一个妙人儿。令诗人刻骨相思。

田园乐这首诗的后两句是怎样表现“田园乐”的？

一个妙在有色，一个妙在无色。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先见人，后入境。王诗正好相反，在入境后才见到人。因为有“宿雨”，所以有“花落”。花落就该打扫，然而“家童未扫”。未扫非不扫，乃是因为清晨人尚未起的缘故。这无人过问满地落花的情景，不是别有一番清幽的意趣么。这正是王维所偏爱的境界。“未扫”二字有意无意得之，毫不着力，浑然无迹。末了写到“莺啼”，莺啼却不惊梦，山客犹自酣睡，这正是一幅“春眠不觉晓”的入神图画。但与孟诗又有微妙的差异，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其实人已醒了，所以有“处处闻啼鸟”的愉快和“花落知多少”的悬念，其意境可用“春意闹”的“闹”字概括。此诗最后才写到春眠，人睡得酣恬安稳，于身外之境一无所知。花落莺啼虽有动静有声响，只衬托得“山客”的居处与心境越见宁静，所以其意境主在“静”字上。王维之“乐”也就在这里。人们说他的诗有禅味，并没有错。崇尚静寂的思想固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王维诗难能可贵在它的静境与寂灭到底有不同。他能通过动静相成，写出静中的生趣，给人的感觉仍是清新明朗的，美的。唐诗有意境浑成的特点，但具体表现时仍有两类，一种偏于意，让人间接感到境，如孟诗《春晓》就是；另一种偏于境，让人从境中悟到作者之意，如此诗就是。而由境生情，诗中有画。是此诗最显著优点。

王维出身河东王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著作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

扩展资料：

 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后人亦称王维为诗佛，此称谓不仅是言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更表达了后人对王维的肯定。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并且精通音律，善书法，篆的一手好刻印，是少有的全才。

以思想内容而言，王维诗远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而在艺术方面，王维确有其独特的成就与贡献。唐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至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维影响。直到清代，王士祯标举神韵，实际上也以其诗为宗尚。

——王维

　　一代诗仙（上篇）

　　四川江油县青莲乡，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代大诗人李白的故里。一代诗仙就从这里起步，以隐隐雷声的脚步闯进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一座永远闪耀着宝石红光的诗碑，留下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

　　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据记载，他出生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在今天吉尔吉斯坦北部，大约五岁时才迁到这里。他父亲叫李客。“客”可能是对外来人的称呼，表明他们不是当地人。据李白自己说，年轻时漫游扬州一带，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后人据此推断，他父亲应当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李白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呼吸着这青山绿水的芬芳。他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美，应当说就是这“蜀江水碧蜀山青”的自然风光熏陶出来的。

　　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泛指道教典籍，“百家”则泛指古代各家各派的学说。四川一直是道教最活跃的地方，李白对道教熟悉是很自然的。再者，道教尊庄子为真人，而庄子最超绝的地方，就是站在九天绝顶来看人间，用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欢哀苦乐。李白所以有那种天上地下独往独来的气概，固然是由于他站在盛唐这座历史的高峰上，有条件看得远，但也由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冲开一切传统束缚的胆识，使他敢于昂头去观照宇宙，把视野扩张到最大限度。此外，李白还“十五观奇书”，“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从这些诗句就可以看出来，他虽然也熟悉儒家典籍，但向往的却是“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而根本不屑于做儒家的信徒。

　　二十四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他向诗坛的进军。他是云，必须飞到天顶去探测天空的浩渺；他是水，必须奔到大海去扬起海上的狂涛。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几乎游遍了黄河中下游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在当时，且不说旅游主要靠步行，就是骑马，乘船，坐牛车，要走遍这么广大的地域，至少在精神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奔波。李白不仅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而且人生阅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当过隐士，在山林里与朋友酣饮纵酒，养了无数的驯鸟。他曾经当过道士，一门心思地采药炼丹，求仙学道，以为真的能够白日飞升。他精于骑术，擅长射箭、击剑，以游侠自命，身上老是带一把短剑。他曾经受到朝廷的征聘，有过皇帝召见、亲自下车迎接的殊荣，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成为翰林学士。在安史之乱中他曾投笔从戎，以东晋著名的宰相谢安自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因此而意想不到地卷入政治斗争，被关进监狱，成了囚犯，被判处永远流放夜郎；遇赦免后，年已六十，他还赶到今天的南京，准备去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军队。总之，他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充满了荣光和艰险。他打过交道的人，上自唐玄宗、杨贵妃、朝廷各级官员，下至监狱里的牢头、和尚、道士和最底层的农夫农妇。他熟悉各个阶层、各个身份和各种职业的人，把这五光十色的生活都收录在他的诗里。

　　他能写高适、岑参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妇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应未闲。(《关山月》)

　　王维的诗境界幽静，但又充满了生机。这种诗李白也有。

　　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

　　王维诗中有一种禅悦的境界，这是李白诗中所没有的，但李白这首诗另有一种沉着潇洒。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这大概是汉语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是小农社会永远写不够的题材。这首诗把“床前”“明月光”“地上霜”这三个意象组合在一起。说“疑是地上霜”，就说明抒情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霜；知道不是霜却偏生这种联想，正好透露出他心里有一层霜，有一股思乡的冷气。国人心里都郁结着这样一种思乡的冷气，所以离开家一看见月亮就会想起这首诗来。

　　孟浩然的诗把田园生活写得那么有滋有味。李白也有一首田园诗，但意趣不大相同。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云媪家》)

　　这个大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并没有摆出一幅悲天悯人的架势去同情农民，只是作为一个极普通的旅行者，端起老妇人那碗菰米饭，眼里噙着泪水，想吃却又吃不下去。有几个诗人能具有这么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

　　至于他的《将进酒》等等许多独绝古今的诗篇，别的诗人不要说没写过，首先在思想境界上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宋代著名诗歌评论家严羽说，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一张口喷出来就行了，这个比喻真是恰到好处。诗人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黄河之水天上来”，忽然心情一激动，想到这黄河之水就像人类的生命系列，一代一代一去不复返，但依旧滔滔滚滚而来。然而，人生又是如此短暂，明镜中的头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一转眼就是一次生老病死的轮回！面对这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人活着为什么不尽情享受生活！“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是如此自信。正由于这首诗强烈地呼唤真实的人生，才使多少被强行压缩的灵魂都到诗里来享受那足以舒筋活血的通畅。

　　李白的诗名越来越大，不但惊动诗坛，而且惊动了许多达官贵人，最后甚至惊动了对艺术有深厚造诣的唐玄宗。于是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时，唐玄宗听从亲信的荐引，下诏征聘他到长安，给予隆重的礼遇。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自以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而其实根本不懂政治的诗人，栩栩然得意，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回真的能大展鸿图了；唐玄宗这位明君，就要把他召到身边，请教他该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使天下太平。然而他错了，他是完全生活在梦想中的诗人，梦一旦醒来，留下的就只有失望。

　　一代诗仙（下篇）

　　以诗人的身份，昂首挺胸走进皇宫，成为皇帝的嘉宾，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唯一的一个。诗人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也真算皇恩浩荡了。然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是何等人物，岂能把这种过眼云烟的荣耀看在眼中。于是他毫无顾忌地卧在这里，是醉了，还是疲惫了呢？

　　兴庆公园这里的沉香亭，就是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的地方。卧在这里的李白正闭目养神，等待着喷发灵感。唐玄宗赏牡丹来了。名花盛开，美人相伴，当然需要有音乐助兴。玄宗嫌旧词听腻了没意思，一时高兴，就颁下圣旨叫李白创作新词。李白不是醉卧在这里吗！快起来吧！于是他被人用凉水激醒了，于是一挥而就写成了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第三首说：“名花倾国两相欢，长使君王带笑看。解释[识]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这样的诗，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唐玄宗能不欣赏吗？皇帝一声喝彩，于是众声迎合，都来助兴。可是对李白来说，陪着皇帝寻欢作乐，干这种御用文人干的事，那是卑屈的。他不明白，只有诗人屈从政治家，断没有政治家屈从诗人的。他就是不肯明白这番道理，才永远都是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不可一世的李白。

　　李白在长安待了三个年头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就痛苦的叫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后人就此认为他在朝廷遭到了谗毁，处境险恶。这话其实信不得。玄宗认为他不是担负朝廷重任的人才，应当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读书就是为了出仕，出仕只有成为将相，成为方面大员，才算不虚此生。后人就是用这种心态来看李白，为李白鸣不平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李白不以出将入相、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政治家自诩，没有这种狂傲的自信，他就成不了伟大的诗人。可如果他真的当宰相当大将军去了，他也就不会再想到要当诗人。因此，李白离开朝廷，主要原因绝不是遭到了谗毁，而只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去适应处处都必须约束自己的政治环境。唐玄宗善于鉴识人物，认为不如给他自由，让他去写诗。应当说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有唐代，能接受李白这个狂人；也只有李白的狂放，能举起诗歌的火炬，来照亮辉煌壮丽的唐代文明。

　　李白一路向前，来到洛阳，在这里遇见了杜甫。比李白小十二岁的杜甫当时三十三岁，两人的交情自然是由诗人气质的相近而引发的，但杜甫对李白有晚辈对先辈的崇拜，加上为人比较忠实厚道，因此后来给李白写了十二首情真意挚的诗。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李璘奉命征讨叛贼，李白只知道为国家效力，就投在李璘的帐下。他斗志昂扬的歌唱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湖沙。”（《永王东巡歌》）他以为这回该轮到他大显身手了。谁知李璘野心膨胀，不听调遣，结果发生内讧，被唐肃宗消灭。李白这一回可是真惹下弥天大祸了，在古代，像李白这样在卷进争夺皇室宝座的斗争中失败了，是必死无疑的。然而唐朝毕竟是唐朝，经人营救，皇帝竟也没有坚持要杀他，只判他永远流放，最后遇赦又不了了之。这也成了后世贬低李白的把柄。其实这件事什么也不说明，只说明他不懂政治。

　　李白有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无时无刻不用真情去拥抱生活，随便遇上一个什么人，他就能坐下来与人对饮，欢快的唱着：

　　两人对饮[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饮》）他喝得醉醺醺的，陶然自得地睡下了。

　　望着敬亭山，他会像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心绪悠然地吟诵着：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他能这么呆呆的坐着看山，像孩子一样透着傻气。

　　他一路流浪来到安徽泾县，在一个叫桃花潭的村子里住下了。村里有个叫汪伦的人常酿造美酒来招待他。临别时他吟诗相赠：“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这就像老朋友分别时随便说的话。一个名动中华的大诗人，竟然也没有故弄姿态的矫饰，轻松自然，洋溢着深情。

　　然而，李白又是个极为狂傲的诗人，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狂，是自信的外现，是对人格尊严的充分肯定，是对束缚人的社会习惯势力的蔑视。他大声疾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昂首天外，根本不屑以世俗的价值为标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长流夜郎赠辛判官》），他是那样不可一世。

　　最可贵的，是他用时代的最强音，惊天地泣鬼神的吼出了一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一声呐喊，使千百年来被封建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不愿被踩进泥坑却又无力抗争的人，敢悄悄的直一直腰，在心灵深处扶起最后的一丝人格尊严，在无可奈何中聊堪自慰，找到一点心理平衡。

　　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追求没有被人的心智造成阻隔的天地，追求完美的不容有丝毫卑屈的人格，因而在他笔下，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外化。

　　他眼里的黄河，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眼里的长江，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算不得多么高峻的天姥山，在他笔下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未必真有那么险峻的蜀道，竟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根本谈不上壮观的庐山瀑布，也是“飞流直下三百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总之，他处处都以自己吞吐宇宙的豪气，赋予自然景物以崇高的审美价值。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忽魂悸以魄动，恍[怳]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里埋葬着李白（当涂李白墓），埋葬着中国的诗魂，这颗永不降低身份，永不安于现状，永不停止追求的巨星，终于在安徽当涂这里陨落了。而据传说，他是从采石矶这里的捉月台，为捉到月亮跳人长江而死的。我们宁愿相信这美丽的传说。他乘着酒兴，要把发光的生命交与浩阔的长江，站在这捉月台上，以诗人的天真和狂放，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次追求。于是他化成了朗朗的明月，滚滚的波涛，永远在中华大地上照耀着，奔流着……

　　千秋诗圣 （上篇）

　　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唐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由于影响大，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他出生在河南巩县，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于是，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曾“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一无所获，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乱中，他逃往四川避难，路过甘肃成县时，曾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将近四年，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经湖北转入湖南，两年后死在这里，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根本无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时韦觳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得诗名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诗圣。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写“大或千言，次有数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写不出来（《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于是元稹认为，李白虽然也会写诗，但根本无法和杜甫相比。元稹这篇文章，在唐代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坚决反对抬高杜甫，贬低李白。其实，韩愈不明白，元稹这样惊世骇俗，真实的用意是要用他和[为]白居易新题乐府诗扩大影响。要达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办法，又莫过于编造历史，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阳，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现在说杜甫远远地超过他，还不使人大吃一惊？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首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旧唐书》把元稹这些话全文写进《杜甫传》，《新唐书》也以此为基调。由于这一误导，加上从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

　　杜甫虽然只能算中唐诗人，他一生五十九岁，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时代，他又和李白、高适和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没有染上几分狂气。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睁大眼睛看鸟往泰山上飞，看着看着，觉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荡，使人有一种飘然高举的感觉。于是决心要攀上山顶，去感受居高临下欣赏风景的快慰。看见一匹骏马，他立刻想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骑到马上去驰骋，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早年的这些诗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溢着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尽管他的总体诗风与盛唐不大相同，但与大历时期的诗人也并不同调，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失落感和叹老嗟卑的衰飒气象。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

　　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乾坤一腐儒”（《江汉》），反复这样强调。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更进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他还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还在为皇帝担忧。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处于紧张状态。他年轻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这一点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从来不强调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就尊他为卿相。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像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杜甫固然也够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已四十四岁。随后在逃难中，他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看着京城的残破，痛心疾首，写下了他的名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由于官小诗名也小，安禄山的部下没有关押他，他就乘机逃出长安，到了凤翔找到了自作主张登上皇位的唐肃宗。肃宗为了奖赏他的忠心，封他为左拾遗。后世称他为杜拾遗，就是这么来的。他不懂官场的厉害，只知道知无不言，结果上任不久就贬了官。由于俸禄太少，又当战乱，他干脆弃官，从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难。也许真的诗是穷而后工吧，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让他受尽种种磨难，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样的浓黑的悲哀，来记录盛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如何走向没落。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备受后人赏爱，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每一个字都是他眼中的泪，都是他心里的血，都是他无可奈何的惨叫！

　　后来，他绕道甘肃成县进入四川，一路上他声酸词苦地唱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食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他一路这样吟唱着，终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建成了这个草堂。“但有故人供禄米，余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脸上终于闪起了一丝微笑。他被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他心情轻快地唱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长，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后，他还在四川流落了几年，才终于由湖北转入湖南。路过岳阳楼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登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整个江南地区被洞庭湖分割在东南两侧，无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着。这时杜甫已经五十七岁，离去世只有两年了。要不是有文献资料为证，谁敢相信如此气魄雄浑的诗句，竟是个多病的老人写下的。

　　公元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岁时，终因贫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一个对中国诗歌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就这样凄凉地消失了。没有人为他送葬，没有人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远鸣奏着他诗中诉不尽的悲愤。

　　千秋诗圣（下篇）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声明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阳一样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

　　《兵车行》是给杜甫后期诗作定基调的作品。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维持着表面繁荣的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统治者都视若无睹，还在对吐蕃进行战争。这首诗就是写对西北边境用兵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尘土飞扬，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壮丁被征发到西北边境去送死，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景啊！诗人还用镜头切换的手法，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叠映[印]在一起，用强烈的对比来加强刺激效果。

　　在小农社会里，从来都重男轻女，诗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儿子是养老送终的依靠，现在都战死了，自然还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处总算还有个可指望的。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房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