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 徐志摩 这首诗的含义和诗人表达的情感

徐志摩的诗《偶然》赏析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注：写于1926年5月，初载同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镌》第9期，署名志摩。这

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老瞎子的唱词。

能把“偶然”这样一个极为抽象的时间副词，使之形象化，置入象征性的结构，充

满情趣哲理，不但珠润玉圆，朗朗上口而且余味无穷，意溢于言外——徐志摩的这首

《偶然》小诗，对我来说，用上“情有独钟”之语而不为过。

诗史上，一部洋洋洒洒上千行长诗可以随似水流年埋没于无情的历史沉积中，而某

些玲珑之短诗，却能够经历史年代之久而独放异彩。这首两段十行的小诗，在现代诗歌

长廊中，应堪称别备一格之作。

这首《偶然》小诗，在徐志摩诗美追求的历程中，还具有一些独特的“转折”性意

义。按徐志摩的学生，著名诗人卡之琳的说法：“这首诗在作者诗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

的一首。”（卡之琳编《徐志摩诗集》第94页）新月诗人陈梦家也认为：“《偶然》以

及《丁当－清新》等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

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纪念徐志摩》）。的确，此诗在格

律上是颇能看出徐志摩的功力与匠意的。全诗两节，上下节格律对称。每一节的第一句，

第二句，第五句都是用三个音步组成。如：“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

放的光壳，”每节的第三、第四句则都是两音步构成，如：“你不必讶异，”“你记得

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音步的安排处理上显然严谨中不乏洒脱，较长的音步与较短的

音步相间，读起来纡徐从容、委婉顿挫而朗朗上口。

而我在这里尤需着重指出的是这首诗歌内部充满着的，又使人不易察觉的诸种“张

力”结构，这种“张力”结构在“肌质”与“构架”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

“意向”与“意向”之间诸方面都存在着。独特的“张力”结构应当说是此诗富于艺术

魅力的一个奥秘。

所谓“张力”，是英美新批评所主张和实践的一个批评术语。通俗点说，可看作是

在整体诗歌的有机体中却包含着共存着的互相矛盾、背向而驰的辨证关系。一首诗歌，

总体上必须是有机的，具各整体性的，但内部却允许并且应该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张

力。充满“张力”的诗歌，才能蕴含深刻、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歌

才不是静止的，而是“寓动于静”的。打个比方，满张的弓虽是静止不动的，但却蕴满

饱含着随时可以爆发的能量和力度。

就此诗说，首先，诗题与文本之间就蕴蓄着一定的张力。“偶然”是一个完全抽象

化的时间副词，在这个标题下写什么内容，应当说是自由随意的，而作者在这抽象的标

题下，写的是两件比较实在的事情，一是天空里的云偶尔投影在水里的波心，二是“你”、

“我”（都是象征性的意象）相逢在海上。如果我们用“我和你”，“相遇”之类的作

标题，虽然未尝不可，但诗味当是相去甚远的。若用“我和你”、“相遇”之类谁都能

从诗歌中概括出来的相当实际的词作标题，这抽象和具象之间的张力，自然就荡然无存

了。

再次，诗歌文本内部的张力结构则更多。“你／我”就是一对“二项对立”，或是

“偶尔投影在波心，”或是“相遇在海上，”都是人生旅途中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都以“二元对立”式的

情感态度，及语义上的“矛盾修辞法”而呈现出充足的“张力”。尤其是“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一句诗，则我以为把它推崇为“新批评”所称许的最适合于“张力”

分析的经典诗句也不为过。“你”、“我”因各有自己的方向在茫茫人海中偶然相遇，

交会着放出光芒，但却擦肩而过，各奔自己的方向。两个完全相异、背道而驰的意向—

—“你有你的”和“我有我的”恰恰统一、包孕在同一个句子里，归结在同样的字眼—

—“方向”上。

作为给读者以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印象的徐志摩，这首诗歌的象征性——既有

总体象征，又有局部性意象象征——也许格外值得注意。这首诗歌的总体象征是与前面

我们所分析的“诗题”与“文本”间的张力结构相一致的。在“偶然”这样一个可以化

生众多具象的标题下，“云——水”，“你——我”、“黑夜的海”、“互放的光亮”

等意象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构成，都可以因为读者个人情感阅历的差异及体验强度

的深浅而进行不同的理解或组构。这正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易·系辞》）

的“象征”之以少喻多、以小喻大、以个别喻一般的妙用。或人世遭际挫折，或情感阴

差阳错，或追悔莫及、痛苦有加，或无奈苦笑，怅然若失……人生，必然会有这样一些

“偶然”的“相逢”和“交会”。而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必将成为永难忘怀的记

忆而长伴人生。

（陈旭光）

《洗衣歌》1、1925写于美，通过华侨洗衣工人的遭遇和感受，表达了深沉的爱国反帝的思想感情。2、艺术特色1）对答的形式。首尾两节是洋人趾高气扬的吩咐，中间六节是工人激愤的回答，自然平易，有民歌风味。2）诗形整饬，有建筑美。主干每节五行末行为低行，句式大致相同；主干之外，头尾又配以两节对称的低行诗句。3）有音乐美。全诗韵位固定，相同句式反复出现，迭唱手法的运用。《死水》1、主题思想1）抒发诗人回国后因目睹种种现实而引起的悲愤心情。2）诗中描摹的那“一沟绝望的死水”，是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的象征，涵蕴着对造成这一局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的揭露和斥责。3）表达了希望丑恶的旧物早日灭亡的强烈愿望。2、以本诗为例看的“三美”艺术主张。《死水》是其“三美”理论的最满意的试验。每行诗都由四个音步（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三字尺在每行中出现的位置可以有变化，收尾都是双音词，读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每节四行，每行九字，形式十分整齐。闻一多对新格律诗分提倡和实践，有助于纠正“五四”以来部分新诗“散而无章”的弊病。

《望大陆》表达了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见到海峡两岸统一的失望之情，也流露出了一位八十三岁的飘泊孤岛的老人对大陆的强烈的眷恋之情，也表达了自己想落叶归根的感情。

诗词原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表现作者生前活着时的痛苦，作者明确实写了自己的悲哀情感，暗示虚写了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现状。读者可以通过诗中明确地抒情，在头脑里再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慷慨悲壮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全诗用语自然生动。如“高”字，出语自然天成，而富于哲理，耐人咀嚼。站的越高，望的越远，这是常识。诗人一定希望葬的更高些，那样会望得更远，了解更多，更能缓解思恋之苦，满足思恋之需。作者情之急、情之浓全被这一字传出。

扩展资料：

《望大陆》在音韵节奏方面特点突出，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句式上，长短错落，读来时慢时快，恰当的表达了感情。 前两节采用了重章复沓的手法，具有很强的咏叹意味。

从情感发展上看，“望我大陆”所传达的情与“大陆不可见兮”所传达的情又截然不同，构成突转，发人深思。 第三节每句三字，音步一致，节奏分明。

四句诗紧锣密鼓式地排列，读来沉郁顿挫。前两句使用叠音词“苍苍”“茫茫”，渲染了景象的寥廓，音韵上也具有美感。

毋庸置疑，英国小说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大景观。它如同促使其滋生与进化的社会土壤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改弦易辙，急剧演变。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英国小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艺术工具，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像英语一样，自它形成的那一天起，英国小说便建立了自己的规则和体系，虽东学一点，西借一点，却以坚定的步伐向前发展。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英国小说起步较晚，其历史比诗歌和戏剧短得多，但它却发展迅猛，变化巨大，流传甚广，其影响和作用早已大大地超过了诗歌和戏剧。究其原因，英国小说不仅具有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和人物形象生动等特征，而且还因其篇幅灵活、形式多样，语言通俗和艺术精湛而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经过无数作家的认真探索和反复实践，当代英国小说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技巧上与它早期的雏形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英国小说的崛起完全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其小说艺术的发展既是社会进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文学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应当指出，英国小说艺术，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同英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就此而论，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不是一种孤立或自发的文学现象，而是与英国的社会变化以及异域（尤其是欧洲各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彼此交融的。当然，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与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秩序。这种规律和秩序不能通过抽象的、主观的或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通过对历代小说文本的考察与研究来加以揭示和验证。然而，在深入探讨英国小说艺术的具体特征与美学价值之前，很有必要对其历史概貌和演化过程作一番简要的概述。

作为一种公认的叙事性散文文学体裁，英国小说已经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从理论上讲，英国小说形成之日，便是其艺术问世之时。当然，小说艺术被作家接受并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评论家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但迄今为止，西方评论家对英国的第一部小说究竟始于何年及出于何人之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是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Pamela, 1740），有人说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也有人说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的宗教寓言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上集1678，下集1685）。其实，早上16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小说已端倪可察。当时，约翰·黎里（John Lyly, 1554-1606）、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 1558-1592）和托马斯·纳什尔（Thomas Nashe, 1567-1601）等一群毕业于牛津和剑桥的才华溢的“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s）对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进行反驳。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对小说这种新的文化体裁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探索，并开始采用风格典雅和雕琢华丽的散文语言创作叙事性作品，从而翻开了英国小说历史的第一页。黎里的《尤弗伊斯》（Euphues, The Anatomy of Wit, 1579）、锡德尼的《阿卡锹亚》（Arcadia, 1590）、格林的《潘朵斯托》（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 1588）、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The Unfortunate Traveler, 1594）和托马斯·迪罗尼的《纽伯雷的杰克》（Jack of Newbury, The Famous and Worthy Clothier of England, 1597）等作品都体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它们不仅在题材上变化显著，而且在形式、结构和语言上同当时的诗歌和戏剧大相径庭，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颇有发展潜力和备受读者青睐的文学体裁。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罗曼司和现实小说两大类，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生活。当时英国的散文叙事作品似乎获得了一种崭新而又绚丽的文体，尽管它作为叙事文学还显得不够成熟。然而，“这类作品在当时与那些适应飘忽不定的语言和读者见面时肯定具有近似于魔术般的效果，因为它不受音步的限制。”②显然，16世纪末的“大学才子”是英国小说的开拓者和创始人。尽管16世纪末在英国文坛勃然兴起的“小说热”只延续了大约二十年时间，但“大学才子”们的创作实践为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7世纪是英国多事之秋，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英国小说的发展势头受到了极大的遏制。随着“大学才子”们的相继去世，曾经风行一时的英国小说开始峰回路转，步履维艰。那些不喜欢或不擅长写散文故事的作家便热衷于撰写具有说教意义或喻世内容的散文。“他们放弃叙事文学并随后转向撰写一系列具有说教性质的文章，这表明了他们的自我封闭和缺乏传递任何戏剧效果的能力。”③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英国小说在约翰·班扬的努力下东山再起。然而，班扬似乎是17世纪英国文坛的一位孤独的长跑者。他的《天路历程》虽然在当时颇有影响，但这并没有造就一批新的小说家，也没有使小说取代诗歌的地位。尽管如此，班扬对小说艺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巧妙地采用梦境来反映现实，并使一个看来纯属虚构的宗教寓言折射出广泛的象征意义。虽然，在英国小说尚未告别雏形期之际，班扬的艺术构思及其对小说篇章结构的驾驭能力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并且对英国小说的全面崛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17世纪的英国文坛上还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性格特写”。这些用散文写成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详细地剖析了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特写”是17世纪的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处于低潮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其描写手法十分巧妙，且入木三分，常常令读者回味无穷。尽管“性格特写”还不能被归在小说之列，但它们对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班扬的小说创作及其同时代作家的“性格特写”使步履维艰的英国小说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18世纪是英国小说全面崛起的时代，也是小说艺术取得长足进步的时代。享有“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称号的丹尼尔·笛福在他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生动地表现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创业意识和冒险精神，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当时中小资产阶级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笛福的哲学观念与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们十分吻合，他比以往的作家更加完整地表现了各种个人主义的东西。他的作品独特地展示了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同小说的兴起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得到了明显而又完全的显示。”④笛福的其他几部小说不仅涉及一系列现实问题，而且也展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小资产阶级的化身。引人注目的是，笛福在《鲁滨逊飘流记》中成功地采用了“自传性回忆”（autobiographical memoir）的手法来表现主人公的冒险经历。这种创作手法不仅是对当时在英国较为流行的忏悔性自传的一种挑战，而且也超越了以往的小说形式，因而对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上，“第二种建立在‘老式栎木柜子’上的小说是书信小说或书信体小说（the epistolary novel），其作者仿佛是一位不知怎么被他弄到手的一大堆书信的编辑。”⑤早在1683年，英国女作家阿弗拉·班恩（Aphra Behn, 1640-1689）便创作了第一部英语书信体小说《一名贵族与他妹妹之间的情书》（Love-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然而，真正使书信体小说发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并使其广为流传的无疑是塞缪尔·理查逊。他的三部书信体小说《帕梅拉》（Pamela, 1740）、《克拉丽莎》（Clarissa, 1748）和《格兰狄森》（Grandison, 1754）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书信体小说的问世对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但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形式，而且也使作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书信体小说使人物更加贴近读者，真实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情感变化，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即时感与现实感。正如一位英国批评家指出：“人们觉得这种小说形式具有两个潜在的作用，即令人印象深刻的即时性和对心理现实乃至意识流的探索。”⑥毫无疑问，理查逊的创作实践在英国小说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给后来那些致力于小说实验与革新的作家留下了极大的想像空间。

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迅猛。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图书馆收藏各种文学作品，但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主要收藏对象。毫无疑问，这便导致了阅读该世纪中出版的小说的人数显著增加。”⑦英国文坛相继涌现了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45）、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和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等优秀作家。作为一种生动、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小说在英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地位和影响首次超过了诗歌和戏剧。与此同时，英国的小说艺术也日趋成熟。“我们对‘小说’这个术语的使用直到18世纪末才算真正确立。”⑧斯威夫特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一部令人捧腹却又引人深思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来针砭时事，嘲讽现实，开创了英国小说讽刺艺术的先例。菲尔丁所创作的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不仅体现了较为熟练的谋篇布局的能力，而且还反映出他对传统史诗艺术的巧妙运用。菲尔丁既模仿古典史诗的叙事手法，又刻意改变史诗通常具有的严肃性和悲剧色彩，在其小说中不时掺入富于喜剧色彩的成分，从而使其小说成为所谓的“散文式喜剧史诗”（comic epic in prose）。难怪“理查逊和菲尔丁两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倡导者，他们都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对陈旧的传奇小说的一种决裂。”⑨通常被称为感伤主义作家的劳伦斯·斯特恩无疑是18世纪英国小说最杰出的革新家。当英国小说还只是像一棵嫩绿的幼苗企盼呵护的时候，斯特恩似乎已经对小说的现存模式感到不满。他义无反顾地对小说形式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1759-1767）中，他首次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框架结构，摒弃以钟表时间为顺序的创作方法，以一种全新的小说文本来描述主人的内心世界。不言而喻，斯特恩的文学实验为英国小说艺术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且使小说形式进一步朝着多样性与灵活性的方向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上还涌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作家简·奥斯丁。她的小说在质量上与同时代的任何男性作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她不仅善于运用讽刺手法和机智的对话来表现主题，而且还能巧妙地利用少量的人物和有限的地域背景来展示广阔的生活图景。“在简·奥斯丁的艺术中有些东西是具有永恒价值的。”⑩就总体而言，18世纪的小说家大都从英国的现实社会中摄取创作素材，展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生活画面，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大胆探索与实践，英国小说不仅更加生机勃勃，而且在艺术上也日趋成熟。

19世纪，英国小说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其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19世纪初，随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文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小说和冒险小说，其代表人物是沃尔特·司格特（Walter Scott, 1771-1832）。他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尽管司格特对小说艺术革新的贡献十分有限，且被当今不少学者视为一名过时的“历史人物”，但他洋洋洒洒的历史小说和传奇作品已经成为英国文坛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学景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国小说的地位，使之变得更加体面，更加可敬。

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小说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等优秀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空间繁荣的景象。据史料记载，从1837年到1900年，大约有六万部供成人或青少年阅读的小说在英国各地出版。也许有七千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有理由自称为小说家。当然，在艺术上取得成就并且载入史册的人为数不多。狄更斯和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 1811-1863）在小说的情节安排和语言艺术方面均体现出很高的造诣，使长篇小说更具可读性和趣味性。勃朗特姐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 Emily Bronte, 1819-1848）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独到之处，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则将人物的心理现实描绘得淋漓尽致。19世纪下半叶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英国社会矛盾重重，政局动荡、道德沉沦、贫富冲突严重以及劳资纠纷加剧的时期。所有这些自然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狄更斯与其同时代的作家参及后来的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怀 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对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邪恶进行了无情的暴露。这便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批判现实主义。应当指出，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而且在人物塑造方面也体现了平民化的倾向。通常，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时间与空间上遵循唯理主义的原则，在故事情节上注重趣味性与可读性，并且在形式结构上讲究精裁密缝，严谨合理。就此而言，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代表了16世纪末以来英国小说艺术的精华，而且也是历代小说家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曾对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以明白晓畅和极为动人的描写向世界提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理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要多。”⑾

20世纪是英国小说艺术变化最大、创作技巧发展最快的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科技与文化的飞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整个西方文坛发生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文学大地震。20世纪初，由于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和贝内特和新的现实面前依然竭力效仿传统小说的模式，因此他们对表现日趋复杂的现代经验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已经力不从心。显然，当时的英国小说步履维艰，其形式的改革和艺术的更新已经势在必行。一些思想前卫、崇尚革新的青年作家似乎意识到了英国小说所面临的困境与考验，并试图捕捉能导致英国小说实现重大突破的良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等早期现实主义作家在追求小说艺术革新的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向世人推出了一系列令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前辈刮目相看的新型小说，这使一部分崇尚现代主义精神的青年作家备受鼓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现代主义思潮席卷英国，几乎颠覆了其固有的文化基础，并使整个文学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冲击。当时，英国百姓随时都能听到“立方主义”、“非洲雕塑”、“新戏剧”、“后印象主义绘画”和“维也纳心理学”等时新名词。著名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曾撰文指出：“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变了……人的一切关系都在变化——主仆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同子女的关系。当人际关系发生变化时，宗教、行律响彻整个爱德华时代之际，英国小说也对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与相应的自我调整。正当不少恪守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纷乱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无所适从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D 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一批主张走文学改革道路的青年作家则看到了未来小说文本不断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发展趋势。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及时抓住机遇，积极投身于小说形式的革新和艺术的改造，从而使英国小说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小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急速地跑了一阵子，其艺术形式也显得琳琅满目，精彩纷呈。1922年，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问世，从而将英国小说的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西方不少评论家认为，《尤里西斯》不仅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新潮手法，而且代表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像乔伊斯一样，伍尔夫也致力于小说形式的实验与革新，对如何处理现代小说的框架结构和时间问题以及如何表现人物意识均作了大胆的尝试，成为英语意识流小说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劳伦斯是自亨利·詹姆斯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心理小说家。尽管他的创作风格同乔伊斯和伍尔夫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人类的性经验和心灵的黑暗王国的探索以及他那充满肉体感的语体使其成为一名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不言而喻，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全面崛起不仅为世界文学历史增添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英国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并有力地促进了小说艺术的发展。

现代主义小说艺术充分展示了现代派作家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巨大的创作潜力，同时也体现了小说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反映了一种逆传统而动的求变心理。在题材上，现代主义小说注重提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反映人物的孤独感、异化感乃至病态心理。在形式上，现代主义小说充分体现了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现代派作家淡化小说的情节，不再试图叙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在作品中追求一种艺术上完美和谐的“图式”和耐人寻味的深层结构。在这种“图式”里，有序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和逻辑原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的意识、纷繁复杂的形象和支离破碎的生活镜头。在技巧上，现代主义小说追求标新立异。现代派热衷于采用熟经叛道的艺术手法来表现瞬息万变的精神世界和混乱无序的现实生活，如视角转换、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跳跃、蒙太奇、梦境与幻觉以及看上去杂乱无章的表层结构和朦胧晦涩的叙述笔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革新的重要标志。总之，现代主义小说艺术既是离经叛道的艺术，又是生机勃勃的艺术，同时也是富于极强表现力的艺术。这种艺术在英国小说艺术史上不但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无与伦比的。它拓宽了英国小说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小说文本现代化和多元化的进程，并且使这一文学样式达到了更加成熟与完美的境地。

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在20年代达到巅峰期之后由盛转衰，开始退潮，而被冷落了多年的现实主义小说则卷土重来，并再次成为英国文坛的主流。30年代至50年代是现实主义小说全面回潮的时期。显然，这次回潮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特殊的历史背景。30年代至50年代是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期。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40年代的二次大战和兵荒马乱以及50年代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不仅是现实主义小说东山再起的外部原因，而且也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有两类作品较为引人注目：一是社会讽刺小说，二是由多卷组成的系列小说或“长河小说”（river novel）。应当指出，30年代至5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与世纪初高尔斯华绥等作家的小说相比，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在形式上也更加完善。尽管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像现代派作家那样关注小说艺术的改革和创作技巧的翻新，但他们却十分乐意借助某些富有生命力的现代主义手法来反映主题。此举不仅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而且也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在艺术上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找到了一条途径，从而使小说艺术更加丰富与完善。引人注目的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等讽刺作家不约而同地继承和发扬了由18世纪大文豪乔纳森·斯威夫特开创的讽刺文学的传统。他们的小说以冷嘲热讽乃至黑色幽默般的笔解描绘了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30年代至50年代在英国文坛较为流行的另一种小说样式便是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 1905- ）等作家创作的“长河小说”。它与传统的长篇历史小说或高尔斯华绥的世系小说具有很大的区别。它虽然由多部小说组成，但往往描写一个故事而不是多个故事；它提示的不是一个家庭或地区的变化，而是一个中心人物的经历与情感生活。就总体而言，30年代至5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且也在英国小说艺术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自20世纪下半叶起，英国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兼容并蓄和多元发展的趋势。在英国文坛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两股文学潮流分庭抗礼，此起彼伏，但又不时互相融合，交错重叠。正当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 1904-1991）等现实主义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反映当代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弊端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继承了乔伊斯等作家开创的现代主义事业，对小说艺术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与实验。贝克特成功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反小说”（antinovel）特征的“荒诞小说”，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60年代起，具有后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小说在英国文坛竞相问世，其代表作家有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ell, 1912-1990）、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 ）和B S 约翰逊（Bryan Stanley William Johnson, 1933-1973）等。这些作家大都试图采用新的语言体系来创造一个小说世界，并使自己的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反身文本。他们往往藐视因果关系，反对逻辑原则和艺术形式的统一，而是强调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小说体现的不是认识论或反映论而是本体论的哲学观念，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一部分作家用于质疑并试图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本体状况的一种文化观和艺术观。

引人注目的是，当代英国文坛上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而又精力充沛的年轻作家。他们乐于进取、博采众长、不落俗套、推陈出新，显得异常活跃。他们虽然还未能被载入史册，但已经锋芒毕露，令人刮目相看。在英国小说艺术不断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当代英国作家正在努力探索，大胆实践，决心为21世纪英国小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然而，在当代英国文坛上，不少文化人正在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小说艺术和文本模式争论不休。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新世纪的英国小说究竟何去何从。与此同时，不少“无纸传播”时代的写手们在网上信笔涂鸦，随心所欲乃至胡闹式地制作新兴文学快餐来满足成千上万衣着新潮、充满活力的“新人类”的胃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前卫的作家试图在信息时代尚未消失之前创作具有长久和稳定价值的“网络小说”。显然，这种多极联动和多元并存的现象将成为21世纪英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基本态势。

纵观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对种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读者趣味作出了及时的反应。四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英国小说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形式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艺术也一再得到优化与升华。英国小说艺术体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襁褓中发育成长，经过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浪潮的洗礼或冲击，以坚定自信的步伐跨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时至今日，英国的小说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高度成熟和相当完美的阶段，与其四百年前的雏形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小说艺术的变化与发展同诗歌或戏剧艺术相比更加引人注目，更加令人赞叹。它虽起步较晚，但它不仅能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同步，而且还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并生动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纵观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英国小说艺术在其四百多年的发展道路上体现了一种自信而又自得的单独走向。自16世纪末以来，它不但经历了从雏形、崛起、成熟、繁荣、革新到多元的演变过程，而且还充分展示了它的英国特色、英国特点、时代特征和作家特长。尽管文学艺术没有国界，且难免要受到邻国和异域文化思潮的影响，但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断强化和英语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国小说家们逐渐变得更加自信与自得。自18世纪起，英国小说已经摆脱了欧洲邻国各种文学样式的影响，呈现出独善其身、独领风骚且又加剧进化与演变的发展态势。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法国征服者在一件事情上完全失败了；他们在中世纪未能成功地使在法国已经十分流行的短篇散文故事根植于英国的土壤。”⒀不言而喻，英国小说既是本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又体现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而这种规律与特征在别国小说史上是难以寻觅的。平心而论，在别国的小说史上既很难找到像笛福、理查逊、斯特恩、斯威夫特、狄更斯、詹姆斯、劳伦斯、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这样独具一格的小说家，也难以见到像《鲁宾逊漂流记》、《帕梅拉》、《项狄传》、《格列佛游记》、《荒凉山庄》、《淑女画像》、《虹》、《尤利西斯》、《达罗卫夫人》和《莫洛伊》（三部曲）那样的小说。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仅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而且体现了与众不同的小说艺术。显然，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气息、文化氛围和语言特征对其小说艺术的单独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英国的小说样式精彩纷呈，艺术门类丰富齐全。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工具，小说在英国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其作品样式也随之日益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