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龙门文官走｜三言两语话前朝

文｜筠心

✤  荣禄的清醒

翻开荣禄的履历，发现有点像和珅。同样是美男子，来自满洲八大显赫姓氏，武职出身，最终入阁为相，并当上军机大臣；同样是宠臣，且与皇室攀亲，和珅的独子娶乾隆最疼爱的十公主，而末代皇帝溥仪是荣禄的外孙；同样仗着得宠，没把现任皇帝放在眼里。

不同的是，荣禄没和珅那么贪婪。另外，他有大局观，关键时刻尚有清醒的头脑。众所周知，袁世凯将维新派的计划泄露给荣禄。光绪将袁恨得牙痒痒的同时，也与荣禄结下梁子，何况其素来目中无君。 照此推理，载漪等撺掇慈禧废掉光绪时，荣禄肯定举双手赞成。然而，他竟投了反对票。维新派称此乃荣禄屈服于正义，未免小瞧了他。这是他审时度势后，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

荣禄确实忠于慈禧，但也看得很清楚：“皇上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恨，令人不测。”当慈禧支持义和团时，当慈禧下令与八国开战时，荣禄都在准备善后。庚子年明里空炮声隆隆攻打使馆，暗地里瓜果蔬菜支援洋人，皆荣禄所为。说实在，那几年他活得挺累！

世人皆赞，慈禧将荣禄之女指婚给光绪之弟载沣，来日生子立为储君，是一石数鸟的妙计。一缓和母子关系，二报答荣禄忠心，三光绪饶过荣禄。果真如此吗？不过，嘉庆确实是看在妹妹的面上，放了和珅一马，至少不必身首异处。

✤  王文韶的油滑

戊戌变法刚刚拉开序幕，帝师翁同龢就遭革职。接替他入值军机的是王文韶，人称仁和相国。巧的是，王文韶和翁同龢一样也喜欢写日记。 只不过，他那洋洋洒洒八十万字，多半说的是更衣换帽，蒙恩受赏，或收付账之类的琐事，似与其两度入军机，武英殿大学士，二十余年官居一品的显宦身份不符。然而，这恰是其油滑处，因为谈大事易惹祸。

王文韶的绰号即油浸枇杷核子，有一事颇可印证。庚子年，王文韶上疏，说使馆不宜围攻。篇末云：如以臣为荒谬，臣亦不敢胶执己见。应了民间俗语——倒倒进漏漏出，说了等于没说。果然，端王载漪初读此疏，认为王文韶当杀；耐着性子，读到末尾，遂不怪罪。

仕途得意，福寿康强的王文韶七十七岁告老还乡。又过一年，光绪慈禧驾崩，王文韶随班哭临，没多久病重去世。清廷赐谥号“文勤”，王文韶倒也不愧此号。写日记之勤，自不必说；任封疆大吏时，亦勤于公务。但是，他令人印象最深的勤快，则另有一桩。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仓皇西狩，来不及通知军机。难为王文韶七旬老翁，怀揣军机处印信，单套骡马一辆，率子日夜兼程，追至怀来。这趟追赶，不亚于五百里加急。关键有了印信，慈禧方可发号施令，调动一切。辛丑回銮，王文韶随驾有功，赏戴双眼花翎。磕头谢恩之后，大约他也写入日记了吧！

✤  张之洞的感恩

1903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前往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奇怪的是，两人相对，唯有呜咽涕泣，自始至终未交一语。同治二年（1863），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参加恩科殿试，他是慈禧钦点的一甲第三名探花郎。如今，四十年风风雨雨过去，免冠叩首，白发鬅鬙，青青子衿成苍颜老翁。推人及己，慈禧焉能不感伤！

对于当年慈禧的一锤定音，张之洞一生感恩戴德。庚子国变，李鸿章预料慈禧会出逃，所以拟好奏折劝阻。说不必惧怕洋人，自有公法；一旦弃城，则大局糜烂，后患无穷。他又联络各地督抚一起上疏，唯独张之洞反对，理由是怕有徽钦之祸！李鸿章见信，大失所望。后来，张之洞酒后吐真言，他是担心洋人会胁迫慈禧归政。

而当慈禧逃难至太原，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弹劾载漪等庇护义和团。奏疏已发，张之洞反悔，说请划去我的名字。堂堂湖广总督优柔寡断，首鼠两端，令人看不懂。当然，他是怕惹祸，再有怕物伤其类，因为细究起来，慈禧才是袒护义和团的第一人。

仕途顺风顺水的张之洞，人生最后两年却过得十分抑郁。他以慈禧临终所托顾命老臣自重，对任用亲贵的摄政王载沣谆谆劝诫，奈何江河日下，无回旋余地。 张之洞可谓含恨而终，其绝笔诗：“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可见一斑。

✤  陈宝琛的得体

自古文死谏，武死战，无尚的荣耀。明朝嘉靖时大礼议之争、万历时国本之争，多少文官为此遭廷杖、贬官、流放，甚至丢了性命，依旧前仆后继；清朝也是，洪亮吉几乎指着嘉庆帝的鼻子骂，而吴可读不惜尸谏，请求慈禧为同治帝立嗣。这正是文官的使命感，点赞之余，不禁想可有两全其美的谏诤？既不触犯龙颜，又能达到目的。

光绪六年（1880），慈禧派太监往醇亲王府送食盒，未经敬事房通报，午门护军不放行，双方殴骂。正在病中的慈禧认为护军眼里没她，震怒，誓杀护军。历时近四个月，经军机大臣、刑部官员多次争持，护军虽免死，仍从重定罪。谕旨颁布，陈宝琛与张之洞的两封谏书同上。

三天后，懿旨下：护军从轻处理。峰回路转之迅，令人始料未及。又让人好奇，打动慈禧的奏疏长什么样？事实上，两人的正文并不出奇——慈禧未尝不知门禁之要害。真正出色的是陈宝琛于正文外，上的附片，他把治重罪，归于皇上孝心；并称太后仁慈，必遵祖制，从轻发落。明明为护军求情，句句却在为慈禧找梯子下。

陈宝琛不愧为福建才子，此附片措辞妙在得体。上疏的时间也选得妥当，估摸着慈禧已事过境迁，心情平复，忠言较易入耳。陈宝琛二十岁点翰林，因敢于言事，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并称“翰林四谏”。 从上附片，言张之洞之不敢言者来看，其胆力与义勇犹过之。

✤  陆润庠的忧恚

苏州是状元之乡，有清一代出了二十八位状元，陆润庠排在名单最末。身为大学士的他，写着一手端整、漂亮的馆阁体楷书，清末宫中随处可见其墨宝。宣统三年（1911），陆润庠携手陈宝琛、伊克坦，成为溥仪的启蒙老师，授读毓庆宫。

受“君为臣纲”的思想影响，老师们对于顽皮淘气、不肯勤勉向学的溥仪，不敢亦不便十分地加以约束。唯一能让溥仪稍有敬畏的，就是陆润庠。一次上课，小皇帝不愿读书，身子乱晃，并企图离座。陆师傅下气怡声地“谏诤”良久，仍不奏效。于是，大喝一声：“不许动！”反倒把溥仪给震慑住了，立即老实安分起来。

陆润庠的性格并不随和，在书房独敬陈宝琛；对满文老师伊克塔，则不留情面，厌恶其说话不检点。清室退位后，几位师傅聚在一起议论今后的身份。陆润庠正色道：“有何身份，亡国大夫也。”语气极为沉痛。

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筹备帝制，陆润庠写信给他：“相好多年，如不给陆某好处，甚感谢矣。”不久，陆润庠得病，与溥仪辞别。回去不过数日，便离世了。据家人说，实则绝食而亡。十岁的溥仪得知，伤悼不已，赐谥号“文端”，并追赠太子太傅。在溥仪的心目中，陆师傅不愧为一名纯粹的“遗老”！

✤  梁鼎芬的戆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与几位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除却陈宝琛，数对来自广东番禺的梁鼎芬着墨最多，也写得最诙谐有趣。在溥仪的笔下，梁老师是个经常出洋相的老头子——他爱吃猪油拌热饭，食量大，却又忍不住拉稀，甚至坐轿时，授课中，便臭气熏天起来。

不过，溥仪亦肯定了梁老师的忠心耿耿，从赐谥号“文忠”可知。梁鼎芬曾自筹资金，为光绪帝的崇陵植树数万株，且亲力亲为，有种树照为证。他去世后，陈宝琛在相片上题诗：补天回日手如何？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指他埋骨崇陵旁的小山，长久地陪伴着光绪帝，也算得偿心愿。

至于“补天回日”，梁鼎芬大约也想。他曾弹劾李鸿章，被慈禧连降五级；也曾自请前往西安，要求慈禧废掉大阿哥溥儁。诸位莫小看梁鼎芬的勇气，按清律，臣下言及废立太子乃大忌。 所以，一路上，梁鼎芬字斟句酌，寝食难安。最终，以一句：“倘至洋人提出时，伤我中国体面太大；以臣愚见，不如我们先自己料理呀。”博得慈禧连连点头。

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鼎芬俸满来京，朝见圣上。他当面诘责慈禧用人不当，说如今的督抚，比起光绪初年的胡林翼、沈葆桢、阎敬铭、丁宝桢，高下立判。幸好，慈禧深知其戆直，并不怪罪。

结语： 张爱玲在散文《论写作》末尾，说喜欢申曲里的几句套语：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还说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思之令人泪落。我想，她大概是身世之感：张爱玲的祖父是“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曾外祖父更有名——李鸿章。虽然他们所处的晚清末年，内忧外患，大厦将倾，与国泰民安的清明气象相去甚远。然而，理想之为理想，正因美好。上述六位文官，或多或少，亦都为此努力过吧！

（系屈兆麟画作，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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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父子情｜三言两语话前朝

有能力挟制皇上？

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三夜，晚清史上一个风云会聚成雷的漆黑之夜。

这天深夜，在北京东城区报房胡同的法华寺，维新派核心人物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希望他起兵勤王，逼慈禧彻底交权。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载，当夜，谭嗣同突然到访，并出示了一份上谕，要求袁带本部新军入天津，自代直隶总督并宣旨诛杀荣禄，然后提兵入京，以一半兵力拱卫皇宫，一半兵力去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这就是维新派的“ 围园弑后 ”构想。

但精明的袁世凯注意到，谭嗣同带来的这份上谕，是黑笔写的，而不是皇帝专用朱笔。对此，谭嗣同的回答是：他有能力挟制皇上。然后，他请求袁世凯准许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军，并表示，围园时的弑后任务，将由他们完成。

谭嗣同所提的“湘籍武士”，应是他秘密联络的湖南会党分子。而这份上谕及“围园弑后”的想法，显然是“矫诏”，用以策动政变。

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大胆，但更是孤注一掷的放手一搏。袁世凯回忆称，听到谭说出“挟制”二字，他当时“不寒而栗”。

谁的密折？

几乎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收到了一份密折。她看完脸色大变，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摆驾回宫。这时间，大约是在当晚8点多。

这份密折来自 御史杨崇伊 ，仅500多字。但对慈禧太后的心理状况，显然把握得非常到位：

“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 。”这直接触到了慈禧太后最敏感的神经。甲午战争后，慈禧内心极其恐惧和憎恨日本人，这句话让慈禧高度警觉日本人干涉大清内政的可能性。事实上，邀请伊藤博文入相中国的说法， 始终只停留在民间和少数基层官员的呼声中。

杨崇伊，出身江苏常熟八大家“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之一的杨家。杨家崛起于道光咸丰年间，是一个文化世家。同治九年（1870），20岁的杨崇伊中举，担任正白旗教习，从这里开始进入了京城官僚圈。

不过，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之前，他一直是名闲散文员，离政治比较远。但是杨崇伊外表风流倜傥，又善于利用科举同年、同乡关系，还有家族政治资源的加持，就慢慢就混入了京城上流交际圈，与许多晚清政坛大佬建立了良好关系。

常熟同乡、清流党魁翁同龢是他的座师 。同治十年（1871），杨崇伊初次赴京会试时初见翁同龢。翁对其印象极佳，称“极清挺，翰苑才也”。光绪六年（1880），杨崇伊会试得中，又出翁同龢门下，更得其“垂爱尤挚”。从光绪十一年（1885）起，每年翁同龢在京摆春酒宴请同乡，杨崇伊几乎都受邀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杨崇伊成为记名御史，也离不开翁同龢的大力提携。

杨崇伊同时又联姻李鸿章家族，与淮系权贵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杨崇伊曾祖杨景仁的门生；李鸿章哥哥李瀚章的女儿，嫁给了杨崇伊的四弟杨同复。最重要的是，光绪十八年（1892），杨崇伊的儿子杨圻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的长女李国香。杨圻少年才子，李鸿章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在这之前，杨崇伊的小女儿，已经嫁给了李鸿章嫡孙、李经述的儿子李国杰。

翰林的野心

所以，尽管杨崇伊早年在政坛默默无闻，但他拥有的政治资源，以及由此掌握的朝局信息，让他始终不甘于落在同年沈曾植，以及后起的文廷式之后。这是他频频奔走权门、广作交游的真实动机所在：他极度渴望政坛发迹。

此间，翁同龢和李鸿章政见相左，他是心知肚明的。但他的做法是左右逢源：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里痛骂翁同龢，同时又在翁同龢面前说李鸿章的不是。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和淮系失势，帝党清流翁同龢一派坐大，他们上结光绪帝，下联康、梁等维新人士，一面穷追猛打李鸿章、孙毓汶等政敌，一面鼓动战后改革。晚清维新变法，就是这样的政治格局中开始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杨崇伊出任监察御史。御史官衔虽不过从五品，却拥有“风闻言事”的单独上奏权，这成了杨崇伊参与朝局的理想站位。

1895年底，随着对外局势渐渐缓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发起了对帝党清流的反击。此间，基于自身偏保守的政治观点，也基于对政局走向的判断，杨崇伊在1896年初正式介入朝局，公然充当了后党的政治打手。

杨崇伊的第一个靶子，是康有为的强学会。强学会希望通过译书、办报等方式，来开 社会 风气。强学会有朝堂清流支持，帝党骨干文廷式、军机章京陈炽等人公然为之站台；大佬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等人，以及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封疆大吏，也都纷纷捐款或拨房、拨物。在一向严格限制结党集会的大清京师，强学会成了一个异数。

强学会风头正劲时，1896年1月21日，杨崇伊忽上弹章，劾奏“台馆诸臣创办强学书局，结党敛财”，指责强学会“流弊所极，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光绪帝当日下旨都察院查明封禁 。

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的原因相当复杂，个人私怨、政见相左和取媚权要，三者可能都有。但可以确定的是，支持强学会的清流这边，由于内耗，不讲策略得罪贵戚等多方原因，比如要求裁撤军机处触怒恭亲王等等，被杨崇伊敏锐地抓住了机会。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他是可以准确把到中枢好恶和政治风向的。

首战告捷后，杨崇伊紧接着上疏弹劾侍读学士文廷式、记名御史李盛铎。再度在政坛掀起轩然大波。该折篇幅不长，却触及文廷式甲午主战、操纵言路、交通宫禁、朋比党援等一系列敏感问题。 杨崇伊上奏的时机把握得很精准：前一天，上书请求维新变法的太监寇连材，刚因违背太监不得干政制度，被慈禧太后下令斩首。

杨崇伊的弹章转呈慈禧之后，第二天就有了批复：

慈禧太后的意图很明确：以文廷式“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杀鸡儆猴敲打帝党，警告“在廷臣工务当共知儆戒” 。

此间，杨崇伊敢于公然想文廷式开炮，普遍认为背后是有李鸿章指使，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和翁同龢的公开背叛。

杨崇伊的弹章，为甲午后持续的帝党后党之争推波助澜，使得朝局很快又从坚定的改革方向，转向了迷离不清状态。此后，慈禧接连出手，先是将吏部右侍郎汪鸣銮和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他们帝党骨干、翁同龢亲信。紧接着撤销毓庆宫书房，取缔了翁同龢与光绪的单独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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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发源地，真是在北京这条不起眼小胡同的老房子里？》

《戊戌变法复盘之三：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如何走到一起？》

撰文：毛剑杰

编辑、排版：渡桢

他的生平很多人都知道我就懒得说了，不过他的晚年回乡是非常有意思。他在京城的时候倒是没有那么多排场讲究，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帝师，没人敢轻视他。但是回乡以后它是各种臭讲究，出门必须坐轿，家里必须有一堆仆人，必须摆足大官回家养老的谱。因为各种乱花钱，没过多久，手头上的钱就花光了。没钱以后他就开始找亲戚朋友借，刚开始的时候亲戚朋友还愿意借。但是很快，这些人就彻底看清了他借钱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排场。这些钱基本上借了，以后他就还不出来。虽翁同龢也写一些书法来换钱抵债，但是他还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后来翁家的亲戚朋友看见他跟躲瘟神似的，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他的钱晚年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为了自己的虚荣心，非要讲排场，结果成了亲戚朋友们心里面的瘟神。只能说翁同龢这一辈子坚持了名在利前，永远把虚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随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5日，即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回籍，值得玩味！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一岁选为拔贡，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帝溥仪即位之后，其父载沣监国时，为翁同龢平反，“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像翁同龢为什么会被贬黜和开缺回籍？学术界却意见纷呈，颇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举荐康有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维新变法时期，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导致顽固派弹劾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六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奇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此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荐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面时，足足谈了两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每天读变法书，和以前判若两人。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荐康有为等人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如何如何好，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二种观点，刚毅构谗陷害说。这一观点认为，翁同龢与刚毅的不和，是导致前者开缺的主要原因。翁同龢秉性正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在封建官场中，这种品德可以得到正派人士的崇敬，也必然会引起某些心胸狭窄、阴险毒辣、凯觑权位者的不满和嫉恨。他“好延揽”、“广结纳”，有其突出的长处；但却“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两次充当帝师，名高望重，预闻军国，稳操实权，深受光绪信赖，较之其他大臣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遇事慎重，虚心谦和，善处人际关系，其地位会日益巩固。然而他非但没有正确运用这一优势，相反，却因此而滋长了骄横和跋扈，与同僚议事，往往轻视别人，固执己见，锋芒过露，偶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尤其令人侧目者，则是其在争吵之后，“常入报帝，必伸己意”要光绪采纳，压制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与同僚的关系很难融洽。以前，他与军机大臣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等都是如此。后来与孙毓议、徐用仪更是势同水火。连1897年7月逝世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与他因政见歧异而搞得关系极为紧张，以致官场中传言：“李鸿藻一日不死，翁同觫一日不得逞”。而他与刚毅的不和更是种下了恶果。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尽管由翁同龢荐引进入枢府要地，但其思想顽固不化，与主张改革的翁同龢尤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刚毅并非正途出身，识汉字不多。常读错音，遭翁讥诮，引为大耻，日思报复。有记载说，刚毅“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为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篇为刘鼐，经公（翁）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维新变法之时，刚毅等人借机上书慈禧，弹欬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最终导致慈禧令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三种观点，慈禧与荣禄阴谋说。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第四种观点，光绪本意说。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忌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之意，康、梁不可能毫无觉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持同情态度。

翁同龢开缺的原因，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仅供读者自己去猜测和回味。

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因为这个人很有才华，才高八斗，只是晚清的时候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变得非常复杂，抛去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就清朝常年的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接触学习不到新鲜的东西，等到甲午海战清政府战败，翁同龢又鼓动朝廷清流党，大肆弹劾李鸿章应对战败结果负责，主张杀李以谢国人。可见他对李鸿章的积怨颇深，已经到了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晚清时期，活跃在政坛上的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人物，虽然受制于封建政权的体制局限性，未能在国家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但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张之洞兴办洋务，毕竟还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做了一些实事。反观翁同龢，却从未在他身上看到些许实际的成绩。在人们的印象中，翁同龢大多数时候是与清流党搅和在一起，以道德制高点标榜自居，对那些干实事的能臣干吏指指点点，动辄吹毛求疵。

太平天国起义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做安徽巡抚，其时太平天国已走向衰落，清政府倾一国之力来对付太平军，而对皖北的捻军未能尽力镇压，致使捻军与太平军结合进攻翁同书所在的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转到了寿州。定远失守，上司曾国藩令其戴罪立功。

张謇与翁同龢关系，学界烂熟于心。张謇甲午年恩科大魁，与翁氏力荐有莫大关系，而此前翁氏为求张謇脱颖，竭尽心力，一二再四五，古来少有，其情动人。后来张謇为报师恩，真情涌动，亦有故事日记可索，至建望虞楼为高潮。

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如下：

1、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2、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3、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4、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

5、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扩展资料：

对后世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1898年5月，顽固派的重要代表奕欣去世，维新变法少了一块大的绊脚石。翁同龢和维新派们便抓紧时机，请光绪帝下诏速定变法大计。6月10日，光绪帝令翁同龢代拟宣布变法的诏书，经过反复推敲，翁同龢终于完成了这项名垂青史的重任。然而，翁同龢却不知道，自己的厄运也随之而来了。

就在翁同龢拟定诏书后仅两天，光绪下旨让荣禄取代了他户部尚书一职，又三天，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从而悲剧性地结束了政治生命。刚刚出世的维新事业也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言：“常熟去国，与变法成败最为关键”。那么翁同龢作为光绪最信任的师傅，怎么好端端地就被罢官革职了呢？

翁同龢被罢官，就其主要方面看，自然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势力直接造成的，是新旧斗争的产物，是帝、后两党权力斗争的结果。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这当中，翁同龢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分歧、与光绪帝之间的某种抵牾，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合力作用。

翁同龢原本是一个持重的政治家，一个传统学术家的秉承者，在与康有为的接触中，他一方面感到康有为的才识和胆略委实可用，并加以支持；但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他的“孔子改制”的说法，看不惯康有为轻狂不可一世的人品，及其行动操切，铺张过甚的过激做法。

因此，他后来有意识地减少与康有为的来往，这也影响到他同光绪帝的关系。另外，甲午战争几年内，翁同龢仗着是光绪的师傅，在光绪面前言谈举止不免有些托大。加上观念跟不上年轻激进的光绪，所以屡屡有悖帝意。如1897年，光绪曾几次劝令他赴德国使馆就胶州问题进行交涉，他均为从命。

又如，1898年4月中旬，在接见俄国使节巴甫罗福一事的礼节地点等问题上，他又多次反对光绪过于随意，不讲究意见，弄得光绪大为恼火。最令光绪生气的是，有一次，翁同龢竟拒不受命传让康有为再抄呈有关变法著作的谕令。

由此可见，翁同龢的确有失“臣道”，这些过失难免为顽固派和慈禧太后所知，并最终被其所利用。顽固派代表人物刚毅等人所拟的谴翁谕旨中就说：“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形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光绪与翁同龢有何分歧矛盾，他都还不至于要将自己多年感戴的恩师一举罢官，驱赶回籍。有不少资料证明，光绪对翁同龢的罢免感到难过。显然，这是慈禧的意思，他有苦难言，无可奈何。

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变得十分谨慎。他时刻警惕地防范着慈禧会赐令自尽，于是便让家人到当地著名的刀铺买了一口快刀，以备万一。后来，受亲朋门生的捐赠，他在祖坟墓地附近建了一个住宅，取名“瓶庐”，以守口如瓶自警，又称“松禅”，表示与世无争、不问政治之志。他还在“瓶庐”旁挖了一口深井，随时供自裁之用。

当然这一切都是翁同龢自己臆想出来的，慈禧并没有加害他的心思，只是想将他赶出朝堂。1904年7月，这位饱经忧患的状元帝师终于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怨愤，离开了人世，临时之前前写诗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又自挽一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负夫。”

翁同龢去世五年后，清廷加恩开复了他的原职，但未赐谥。又过了五年，才有逊帝溥仪于1914年赐谥“文恭”。这也算是给他做了最后的盖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