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厉害的两个女人是谁？

俞敏洪与任正非的妈妈。中国这些年，有两个绝对穷人逆袭的案例，他们就是：俞敏洪与任正非。然而，一个绝对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中国妇女，也就是他们妈妈的英明与决绝，俞敏洪与任正非绝对没法成功。一俞敏洪的笨，是远近闻名，举世震惊的。他高考考了三次才考上，每次都是败在了英语上，第一次英语33分，第二次英语55分。两次考试让俞敏洪沮丧，但他的母亲李八妹鼓励他再考。当时县里有个很厉害的高考英语补习班，只有城里人才能进去。于是李八妹四处托关系，并给补习老师当保姆，才终于帮俞敏洪报上了名。回家途中，风雨雷交加，李八妹走得急了，摔得浑身是泥，狼狈不堪。俞敏洪了解这一切后，蹲在地上大哭。后来俞敏洪接受采访回忆说：当他看到自己母亲如此，就知道自己不能不努力了。当一个人比你对待你自己的成功，还要牺牲一切的时候，你真的没有理由不拼一把了。于是乎，俞敏洪拼一把英语过了，考上北大了，后来竟然教英语了，后来竟然办新东方英语留学学校了。俞敏洪好运乘风起，成为中国数一数二创业富翁，但若没有他母亲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摔得一身泥。这一切，在那个英语白痴俞敏洪的混沌下，恐怕都无法发生。李妈妈就是俞敏洪的伟大领袖。《尚书·尧典》中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意思是说尧想要考察舜，于是让他一个人到茂密的黑暗森林深处，但烈风雷雨的恶劣天气，并没有让舜迷失方向。毛爷爷很喜欢这句话，并知行合一亲自实践它。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经常和蔡和森冒着风雨雷暴，登上岳麓山，实行“风浴”“雨浴”，体味这句话的壮阔精神。李八妹，没有毛爷爷那样的文化底蕴，识字不多。但她却能与毛爷爷共情，在烈风雷雨的黑暗森林里，丝毫不迷路，为儿子开辟希望的道路。其实李八妹不仅有小爱，更有大爱。李八妹能干、强势、慈爱，经常将粮食分给贫苦的乡亲。 夏天抢收庄稼抢种庄稼时遇到天气突变，李八妹照样“弗迷”，忙着帮邻居收稻谷，而让自家稻谷被雨淋。 这样的妇女，当然是能让伟人敬佩的巾帼英豪。

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二任正非同样是个笨蛋，费死了老劲，也就考了个二本重庆大学，也就那个年代大学值钱罢了。但他这点成就，比起母亲程远昭的付出，真的不算什么。任正非自己也知道，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说：“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高考的时候，在贵州的大山里，我们可以时常展开这样一幅场景：一个普通简陋的家里，任正非的弟弟妹妹都在咿咿呀呀地叫着吃饭，但程远昭把弟弟妹妹的口粮匀出来；给任正非云出来玉米饼，给正在努力读书的任正非，补充营养高考。据任正非回忆，当时很可能会饿死弟弟妹妹。这是多么伟大的妇女啊！任正非就是在这份伟大的光芒照耀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这份伟大，贯彻了程远昭的一生。任正非妈妈在死之前，竟然给任正非姐姐留下几万，说你大哥不会永远这么顺坦的，这点钱留给你，“以后留着给你哥哥”。任母死后，任正非嚎啕大哭，至今想起，依然泪潸盈目。危机意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大爱无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程远昭都做到了，这样的精神足以令无数须眉拜服。任正非的成就是从任母身上继承来的，他说：“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看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王阳明《传习录》讲过：“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意思是我们大家务必将内心的私念荡涤干净，不能有一丝一毫，否则一丝一毫的私念就会将众恶引来。试看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后，他难道不想有一番作为，将国家带出泥潭么？但他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导致自己成为了窃国大盗、遗臭万年。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将美色窃为己有，找了多少姨太太，最后肾气稀薄，尿毒症死了，死时大呼：“他害我。”显然，程远昭就是胜于袁世凯的另一个巾帼英豪。

三大家都知道，男人属阳，一直在明显的地方展示；所以我们都喜欢传唱俞敏洪、任正非、毛泽东、蒋介石等名人的传奇。但是女人属阴，却也一直在不明显的地方付出；因此这些传奇的名人背后，都有一个传奇的母亲。毛泽东给母亲文七妹写过《祭母文》，感天动地，撼人心魄；蒋介石也给母亲王采玉做过《哭母文》，同样催人泪下。我今日记下此文，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巾帼不让须眉，中国妇女也英豪。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在一阴一阳的结合下，诞生了无数的英豪，共同绘制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画卷，正是：寂在苍松立住，动则纵龙腾虎。 浩瀚归来抬头看， 一枯一荣双树。 太极两仪旋转， 日月星海无数。 洪荒壮观银河图， 展开此般人物。

前几天老公跟我说了个事儿，有两个女人因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后来谁也不服谁，直接打电话报警，出警的正是老公。

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没想到两个女人都特别固执，谁都不肯退步，都要对方先道歉才肯罢休。老公一时劝解不下，只得把两人都带回所里。

吵架这个事儿，总有一个先开口的。问清楚了缘由之后，老公的意思是先骂人的道谦，不管怎么样，辱骂他人是不对的，双方互相让让，这事就解决了。没想到先开口骂人的那位进了所里，气定神闲，一点没有紧张之色，说什么也不道歉。

老公看她那样子，问了一句：“有前科吗？”“有啊。”那女人淡定地回答。

老公这回心里有数了，他知道，做谁的思想工作会快速有效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了。虽然是小事儿，但是也占用好几个警力，毕竟所里人手不多，再有人报警，就没法去了。

老公跟另一个女人做起了思想工作。“大姐，刚刚知道跟您吵架的那位有前科，我们再给她个警告，也无非给她多加一条，她都不在乎了。可您不一样，您这档案上可是非常清白的，如果记一个警告，会给您的孩子以后参军，考公务员有影响。毕竟您也对骂了，属于互骂，跟互殴一样。对方的错，都有法律制裁，任何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私自去教训别人。”

最终在老公的劝解下，两个女人和解了。送走有前科的女人，老公让第二个女人又多停留了半小时，同时又找了两个人给她做思想工作。为啥呢？

老公后来告诉我说，这个事其实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确实被骂的人心里委屈，如果不给她解开心结，她回去会有情绪，可能会影响她的家庭。

老公说第二个女人走出所里的时候，眼睛里是笑着的。

老公对这件事的处理，尤其是那最后半小时的沟通，虽然是个小细节，却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们所里人少，事又多，不是非得去照顾另一个人的感受。

很多职业比如医生，比起治病救人，或许有时候说几句宽慰人的话也能让患者心里安稳。

高尔基 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

高尔基 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

高尔基 我知道什麽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高尔基 劳动和科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力量。

高尔基 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力量能象劳动，既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

高尔基 我们在我们的劳动过程中学习思考，劳动的结果，我们认识了世界的奥妙，于是我们就真正来改变生活了。

高尔基 劳动使人建立对自己的理智力量的信心。

高尔基 不要慨叹生活的痛苦！——慨叹是弱者

高尔基 理智要比心灵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

高尔基 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高尔基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高尔基 书籍是青年人不可以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

高尔基 读书愈多，精神就愈健壮而勇敢。

高尔基 天才出于勤奋。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思想臻至成熟，这时期高尔基发表了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接着，《三人》(1900)也问世了。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1901)、《底层》(1902)、《消署客》(1904)、《太阳的孩子》(1905)、《野蛮人》(1905)、《仇敌》(1906)等等。 一九0六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高尔基在许多作品中无情地抨击了作为旧制度支持力量之一的小市民意识（如中篇小 说《奥古罗夫镇》，1909；《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高尔基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意大利的故事》、《俄罗斯漫游记》等。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 (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写成。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1925)，同时又创作了几个剧本，其中著名的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1932)等。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史诗式的不朽巨著。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高尔基还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 女地》杂志的编辑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 代表大会工作，同时他还是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写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关怀 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他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难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一八六八年俄历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五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开设染坊的外祖父家。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后来，破了产的外祖父把老房子卖掉，在卡那特街另买了一所房子。“这是一条没有铺装、长满了草，然而却很清洁而且安静的街，它穿过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新房子比从前那所漂亮、可爱；正面涂着令人感觉温暖恬静的深红的颜色；三个天蓝色的窗扉和一扇带栅栏的顶楼白叶窗鲜亮得耀眼；靠左边的屋顶遮掩着榆树和菩提树的美丽的浓荫。”———《童年》

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强盗母亲等许多童话。外祖母的疼爱和那些如现实生活一般不幸又闪烁着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话，使过早就饱尝底层生活艰辛的高尔基获得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同时，这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正是这些记忆给了作家以最初的丰赡的滋养。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

李姐的老公出轨了。李姐和他闹离婚。亲戚朋友都来出主意，最后终于叫李姐的老公净身出户了，还把十三岁的女儿叫他带走了。亲戚朋友们都说，不能叫他和小三过的太如意了，给他一个孩子，这样就会不断地给他们的二人世界制造麻烦。让他们没有好日子过。李姐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过不好，你也别想过得好。”于是真心把女儿给了前夫。

李姐是我家邻居，就在对门居住。李姐的老公走了以后，李姐就回娘家住去了，将对面这套房子租了出去。来租房的是一对老夫少妻，男人四十岁开外，女的二十岁左右。两个人卿卿我我，激情四射，一看就是新婚燕尔。两个人来了以后，总是出双入对，日子过得甜蜜极了。

在这段时间内，李姐不断地相亲，希望重新组织家庭，但是总是不能如意，不是人家看不上她，就是她看不上人家。高不成低不就。最后没了信心。李姐开始酗酒、吸烟，失眠、多梦。而李姐的老公呢，带着孩子和新婚妻子过得挺好，女儿也不想念妈妈，简直将后妈当成亲妈了。

混沌的日子过得很快，不觉紧儿就是一年过去了。李姐开始后悔了，她感觉其实自己最爱的人还是老公和孩子。于是李姐开始给前夫打电话，有时候以看孩子为名很唐突地出现在前夫面前，苦苦哀求老公回到她身边。李姐越是这样，他前夫越是瞧不起她。后来就躲着她，找借口不见她。

这时候，对门的那对夫妻也开始吵架了。不过邻居们都没有在意，谁家的夫妻不吵架呢？没想到他们夫妻越吵越厉害。搬来第三年的一星期天，夫妻两个动了手，年轻的妻子将家里所有能摔碎的东西都摔了。邻居们都来劝架，女子哭闹不止。她说：“这个老家伙，吃着碗里的，占着盘里的，一直与前妻来往，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春节前男子来联系李姐退房，李姐来了，我发现李姐憔悴了很多。我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李姐不说话，只是哭。我看她精神不太好，就叫她进屋坐一会儿。

忽然，我发现对面的来搬家的妻子换了人，不是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而是一个四十多岁和那男人岁数相当的女人。我很惊奇，说：“你，你是……”

那女子说：“我是他妻子，其实我们一直没有离婚，老公有了第三者，我们约定分居三年，他和小三过，我和孩子过，三年后，重新选择。现在三年到了。”这女人容光焕发，端庄典雅，信心满满，和离婚的李姐大不一样。

那妇人侃侃而谈：“第一年，他们如胶似漆，我没有联系他。第二年，他们的热情已经凉下来了，我开始联系我丈夫。也不是经常联系，都是有事情的时候，见面说说。比如孩子教育问题。每次我都说‘以后没事尽量少联系’。不能让他感觉我离不开他。第三年他们开始吵架了，我出去旅游，到世界各地玩，将照片晒在朋友圈里。他能看见。并且很关注，我知道。于是他不断地联络我，向我诉苦。后来他们就分手了。他又回到我身边来了。”

我真佩服这位女子的胸怀和理智，问：“难道你就不在乎他离开过你？”

女人说：“谁能保证一辈子没有意乱情迷的时候？他一时糊涂走神儿了，他们不是真爱。我和老公是十几年的感情，我自信他能回来。我相信他们只是一时冲动，冷静下来，他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我茅塞顿开，赶紧叫李姐出来听听这位大姐的高论。是啊，两个女人的战争，只有理智的、胸怀广阔的、自信心足的女人，才能取得胜利。正在这时候，搬家的车来了，司机叫女人“高老师，车到了，装车吗？”喔，原来这位是有文化的老师啊！难怪如此……

　　 爱情 故事 是美丽的，关于名人的爱情故事就增添了一些神秘感。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篇1：徐志摩与陆小曼 万种风情无地着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交往，用“爱得轰轰烈烈”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陆小曼的丈夫王赓时任哈尔滨警察厅长，虽不在北京，但侯门如海，徐志摩要用钱来贿赂门房(每次500元) 才有可能与陆小曼见面，而陆小曼给徐志摩写 情书 不但要用英文，连寄信也只能自己抽空出去寄。几经波折，徐陆二人的恋情愈演愈烈，弄得满城风雨，王赓甚至还拔出枪来威胁陆小曼，但这一切都遏止不住二人的热情。对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郁达夫的看法颇为中肯：“他们的一段浓情，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和小曼，热烈诚挚如志摩，遇合在一起，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 ”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举行婚礼，梁启超为证婚人，胡适为介绍人。他们的婚礼，真可以算得上是“别开生面”，梁启超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在婚礼上进行中引经据典地来了一通训词，训斥这一对新婚夫妇：“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最后还来了一句“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的结婚!”但徐志摩这样的历尽千辛万苦去追求，去试验梦想中神圣的爱的境界，虽有“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且“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的热情，终于还是落个失败的结局，思之令人感慨。

　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篇2：张学良与两个四**的阴谋之恋

两个四**

台湾记者林博文曾说：“张学良的心爱之人，大多排行为四，有朱四**，赵四**，后来又有了一位蒋四**!”看来张少帅对“四”情有独钟。朱四**很早就退出张学良的江湖了，倒是后来两位四**，像双生花一样和张少帅纠结了一生一世。

第一位四**赵一荻不但搭进自己的一生，还把整个家族都搭进去了。

1928年3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庆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纸轰动一时的声明，要与四女赵一荻断绝父女关系：“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感，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因此发生任何隋事，概不负责。”过了几天，赵庆华又声言自身惭愧，旋即辞去交通部次长的职务，从此不再为官，退隐而居。

赵家此举，让当时私奔门的男主角张学良大惑不解，他问赵四**：“你父亲既然同意你来此，为什么又登报声明”面对张学良的嗔怪，赵四**一言未发，想必她是明白父亲的苦心的。

这位赵庆华可是个人物，他家祖上是浙江兰溪的书香世家，他12岁那年就请求父亲让他去香港求学，小小年纪混迹于大清官场，没有任何政治靠山却能平步青云，民国成立以后，他又很快跻身重要官员的行列之中。老谋深算的他早已预见了小赵这场恋爱的结果，她爱的这个男人红粉知己无数，他邀请她到奉天旅游，单纯的她连个名分都没有就稀里糊涂地跟去，最终恐怕难逃被始乱终弃的命运，于是他使出了先登报后辞官这一招双响炮连环计，把张学良拴死了，张学良惟一的出路就是——和赵四**好下去。

大家族的人真是有大智慧啊。

老赵把张学良所有退路都堵死的同时，还堵住了另一个女人的来路，那就是蒋家四**蒋士云。她也是个官宦千金，容貌不亚于赵四**，才情更胜一筹。作为外交官蒋履福的千金，16岁的蒋士云随父母远下欧洲，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1927年，蒋士云认识了风流倜傥的张学良，心意暗结，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始终是她心里越不过的坎。她没赵四**这么勇敢，她老爸也不像赵庆华那般运筹帷幄。

1931年3月初，蒋士云结束巴黎学业回国。据说她回国前曾暗下决心，要不计任何名分地和张学良在一起。可是刚到北平，她就从一位来访的女友口中惊悉：张学良身边已有了一位“女秘书”赵四**。

江南名媛蒋四**自然不肯屈居在北地佳丽赵四**之下，她郁闷地远走罗马，决意从张学良的生活中消失。

红白玫瑰秀

1936年，“西安事变”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赵四**的命运。张学良被软禁后，一开始由赵四**陪伴，后来于凤至想见张学良，赵四**只得去了香港。1939年秋，陪伴张学良过囚禁生活的于风至患上了严重的乳腺癌，必须马上 出国 就医。于是，张学良提出由赵四**前来接替。张学良的请求虽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责成戴笠亲去办理，但戴笠不相信赵四**能来。

赵四**居然来了一出美国托孤，将未满十岁的惟一的儿子交给美国友人抚养，连日从香港奔赴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自投囚笼，就像1928年的春天，不计名分投奔爱情一样。赵四**可能不是个好妈妈，却是个绝世好情人，为了爱人，她可以合弃爱子、自由和舒适优越的生活。从那时起，赵四**再未见过母亲，直到她的母亲吕葆贞于1953年去世。

赵四**对张学良可谓用情至深，但张学良对蒋四**始终无法忘怀，她们对他来说，一个是生活的伴侣，一个是精神上的情人，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赵四**还没蜕变成蚊子血或饭渣子，蒋四**却是他胸口的朱砂痣。

话说蒋四**离开张学良后，在欧洲遇到了原配新丧的中央银行总裁、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贻，两个失意的人一拍即合。她和贝祖贻在上海结婚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张学良正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代蒋介石受过，焦头烂额之际，他仍不忘派人给蒋士云送去贺礼。

蒋四**的目光也一直没有远离过张学良，“9·18”事变爆发之时，她马上寄书张学良：“尽其所能，与敌抵抗，否则将军将留下千古骂名。”两年后，奉命不抵抗的张学良槠家眷来到伦敦，蒋士云进言：“汉卿，我盼望你有一天为国土完整做·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这才是我们心中的少帅!”

西安事变后，通过丈夫贝祖贻的关系，她弄到一张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旁听券。审判时，她一直坐在张学良后面，张学良离开法庭时，两人驻足凝望，虽是惊鸿一瞥却又有千言万语。　法庭上赵四**和绯闻女友蒋四**第一次短兵相接，各自暗怀揣测，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个女人都为这个男人纠结和怨恨着。也许，赵四**一生都在逃避着蒋士云这个名字。

近香远醋二人转

虽然蒋四**已经是贝夫人，却一直关心着张学良，即使张学良被秘密押至蒋介石的故里奉化，她也能通过戴笠和贝祖贻的交情，到雪窦山探望。对此，赵四**一直耿耿于怀，直到贝祖贻辞掉职务，和蒋士云一起定居美国，她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赵四**和张学良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之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那是—个人烟稀少的大山，他们在那是一呆就是10余年。

井上生活条件恶劣，但在赵四**的心里，这段与世隔绝的时光，是最幸福最安全的时光，因为这一段艰苦的幽禁岁月是她和张学良两个人的。养尊处优的她俨然成为最普通的家庭主妇，不但能够熟练地使用缝纫机缝制衣被，还能够喂养家鸡，将鸡蛋作为难得的“营养品”给张学良滋补身体。但骨子里她依旧是大家闺秀，服饰妆容一丝不苟，她在粗糙的生活中顽强地保持着自己骨子里的优雅与美丽。

原本同于凤至相熟的宋美龄是不喜欢这位赵四**的，但随着岁月的洗礼，宋美龄对赵四**愈加敬重。1960年，宋美龄劝张学良弃佛教信____。弃佛之后，张学良主张一夫一妻，却又左右为难，既合不得原配也放不下赵四**，于凤至知道后马上同意了离婚，她在一封信中说：“赵四**是位难得的女子，25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也十分敬佩。”原配被赵四**的执着感动，成就了她30年的苦恋，1964年7月4日，51岁的赵四**与64岁的张学良举行了婚礼，做了一回“白发新娘”。

赵四**虽然修成正果，但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蒋四**并未就此退出江湖。

1975年春天，蒋介石在台湾病逝。蒋士云意识到，横亘在她和张学良之间的障碍似已消除。几经周折，1980年春天，蒋士云悄然从美国飞去台湾，却没有见到想见的人，因为张学良被赵四**拦住了，她不希望他跟蒋四**见面。蒋士云说：“这大概是女人跟女人之间总有看不开的地方，我就没有这种女人气。”她还说，“张学良现在大概要整天坐着了，真没意思。我要是陪着他，不会像赵一荻这样做的。”

其实，就像后来的许多人不懂当年的赵庆华一样，蒋士云也未必就能懂得赵一获与张学良的有意思与没意思。不过，如果她也遇到别的女人抓住一切机会，拼死拼活要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就不会这样说了。

蒋四等来黄昏情

蒋四**终于如愿以偿了。

1991年3月，张学良和赵一荻飞赴美国探亲，刚到旧金山，他就对身边的人说：“我想一个人到纽约去会会朋友，而且还是个女朋友!”多数人误以为肯定是多年不见的蒋夫人，然而那时候宋美龄恰好回到了台湾。只有赵四**知道，张学良说的是谁。张学良曾经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获是最患难与共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这一次赵四**没有再拦张学良，她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人生夙愿。

张学良—人飞去纽约见贝太太蒋士云，并下榻其公馆，赵—荻一人飞回洛杉矶的儿子张间琳家中。

1982年贝祖贻病殁以后，蒋士云身边只有一女，她和继子继女们并无多少往来，而女儿也只在每周六回到曼哈顿的高级住宅，和母亲共度周末。张学良的到来，给寂寞中的贝夫人带来了意外欢喜。

张学良在纽约期间，蒋士云俨然成了他的经纪人，代为安排所有的活动。赵四**喜欢清静，不喜欢张学良会友，她偏偏把张学良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包括他与他当年的部下、后为解放军将军的吕正操等重要客人的会面，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工作人员的接触，与哥大 留学 生们的座谈等等，都是蒋士云代为联络和议定的。91岁生日，坐在张学良身边的也是这位蒋四**而不是赵四**，致使外界一度神经兮兮地猜测张学良与赵四**即将发生婚变，很是热闹了一阵。但赵四**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烦张学良一下，她内心的感受也从未对人讲起。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太太胸怀之豁达，已不是凡俗之辈所能揣度。

情归夏威夷

1991年6月下旬，赵一荻把张学良从纽约接回旧金山转道回台湾，一年后张学良夫妇飞到夏威夷定居，共度一生最后的日子。从此，蒋四**就没有和张学良见面的机会了，张学良甚至没有再接过她的电话。蒋士云对此抱怨说：“他在台湾的时候我还跟他通过电话，离开台湾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我打过一次，打不进去。我知道有人阻拦……”

风流少帅晃悠了一辈子的心，终于在陪了自己一辈子的女人赵四**那里找到了安宁。赵四**已是风烛残年，早期的幽禁环境十分恶劣，她患过红斑狼疮、有过骨折，由于长期抽烟，肺部还出现癌变而切除了半边肺叶，之后一直呼吸困难。她从不单独接受记者采访，也不愿讲述一生经历，她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他们早已心意相通。所以，面对和自己较了一辈子劲的蒋四**的喧嚣，她只淡然一笑。

88岁的她撑着沉疴之体，陪张学良过完2000年6月1日的百岁华诞。生日宴会上，两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张学良无限依恋地说：“我太太非常好，最关心我的是她!这是我的姑娘!”

2001年，赵四**去世一年后，张学良也与世长辞，他们合葬于夏威夷的神殿之一。

蒋四**独留世间，长达一个世纪的玫瑰战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历史名人爱情小故事篇3：孙中山宋庆龄的初见与爱情

由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故宋庆龄在儿时常听父亲讲起孙中山的英雄 事迹 ，其为国为民的理想与革命精神都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崇拜钦佩之情。实际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在宋家见到了只有一岁多的宋庆龄，只不过未料到两人后来竟成为夫妻。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宋嘉树也在日本帮助孙中山筹集革命经费，并安排大女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3年8月，宋庆龄从美国威斯理女子学院 毕业 后，抵达日本与父母汇合，并于9月16日随同宋霭龄第一次 拜访 孙中山，与姐姐一起协作孙中山工作。之后，两人的见面愈加频繁，开始是父亲和姐妹俩一起去孙中山处，再后来是姐妹俩一起去，最后从1914年5月24日开始，宋庆龄开始单独去拜访孙中山。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1914年1—10月，二人会见次数最频繁，多达52次，其中私底下见面就有20次，仅6月被记录在案的就多达l0次。1914年9月，宋霭龄因在横滨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正式接替她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工作中，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让她保管通讯密电码，还让她承担对外联络工作，极大减轻了孙中山的工作量。闲暇时间，两人相处也十分融洽，孙中山喜欢静静地听宋庆龄弹琴 唱歌 。孙中山忘我为革命工作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宋庆龄。

她当时给正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道：“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两人的交往，宋庆龄在后来的自述中还称：“孙博士得悉我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所吸引。”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的爱慕之心愈来愈强烈，很快坠入爱河。

1915年6月，宋庆龄回国探亲，孙中山曾提出让她征求家人对自己婚事的意见。宋庆龄当即指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你。我的生命已经跟你的事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表示个人的婚姻问题要由她自己做主。

对于两人的年龄差距，她则说：“革命是不问年龄的。爱心，也没有年轮。因此，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宋庆龄走后，孙中山对其愈加思念，他对梅屋庄吉的夫人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如果能与庆龄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

孙、宋两人虽然互生情愫，但最终的结婚也充满了曲折。因孙、宋都为基督徒出身，按照____义规定，孙已结婚有家室，不得再娶妻。孙中山对两人婚事，也与宋嘉树多次进行书信往来，1915年8月，宋嘉树给孙中山信中曾称，“我们是一个基督____，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是我们既无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____的任何事情”。

因此，孙中山必先与妻子卢慕贞离婚，方得有与宋结婚的机会。1915年9月，孙中山特派部属朱卓文回澳门，迎妻子卢慕贞抵达日本，卢氏于离婚证书上按手印同意离婚。孙宋两人试图结婚也遭到当时革命党人的反对，认为不符合伦理，尤其是对革命领袖来说更不应该，孙中山却说：“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所支配，我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

当宋庆龄在上海提出与孙中山结婚后，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她同一个年龄比她大两倍，且结过婚的人成家是绝不容许的，并反对她返回日本。而且父母还为她另择对象，准备择日成婚，并且将其软禁在家中。宋庆龄则通过女仆将写给孙中山的信寄出，讲述了她目前的困境。孙中山得信后，遂派朱卓文于1915年10月抵达上海，希望他将宋庆龄接回日本。朱卓文于是将孙的电报给宋庆龄过目，并告知了她关于孙中山已离婚的消息。是月，宋庆龄即在女佣帮助下，从家中逃走，但给父母留下告别信，连夜同朱卓文乘船返回日本。

宋庆龄的私奔行为，在当时仍为大胆之举，她在1932年时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当时并不是真的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孙中山在当年10月，则在友人的陪同下，买齐了家具、床上用品及生活日用品，做好了新婚生活的准备。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自沪抵达日本东京，孙中山在东京车站亲自迎接。

10月25号上午，22岁的宋庆龄和49岁的孙中山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手续，又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两人在结婚誓约上签字，并相约三条：“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 措施 ，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婚礼即在和田瑞家的客厅举行，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拿着一束花，孙中山拉着她的手进门合影。两人亲密地喝下交杯酒，并面对现场的来宾，浪漫的吟诵着裴多菲的爱情诗句：“我愿意是激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在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作窝，鸣叫……”

因为两人都不喜欢铺张和各种繁文缛节之类的东西，故婚礼简单朴素但温馨感人。典礼结束后，则是和田瑞举办的欢迎香槟酒午餐会，后二人前往新居青山原宿109号寓所。值得一提的是，在婚礼上，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礼物不是珍贵的钻石珠宝，而是一支德国毛瑟手枪。孙中山说：“这枪配了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曾经回忆起当年结婚时的往事，她深情地说：“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宋嘉树获悉宋庆龄私奔后，匆忙奔赴日本，试图阻止两人成婚，但为时已晚，他甚至扬言要与宋庆龄断绝父女关系。宋庆龄对此曾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

尽管父母之前反对宋庆龄的婚事，但在两人结婚后，还是补办了丰厚的嫁妆，一套精致的藤木家具——由双人床、衣柜、五斗橱、梳妆台组成，一条绣着百字图案的被面以及母亲倪桂珍结婚时穿的锦缎绣袍都送到日本。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日夜在他身边协助工作，无微不至地照顾孙中山。

对于婚后的生活，孙、宋都表达了满意之情。如1915年11月，宋庆龄在给美国同窗信中，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拜，称：“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1918年，孙中山在写给远在英国的恩师康德黎的书信中，同样高兴地称：“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 教育 ，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生活上的伴侣，也是革命事业的忠实助手，两人可谓是同甘苦，共患难。正如赫尔哈特所言：“孙中山有了宋庆龄这样的革命事业上的杰出助手作终身伴侣，这使他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这位新夫人，尽了她最大努力，千方百计减轻丈夫的负担。实际上她一直担当着他的秘书的重任。她的双亲慢慢了解到她结婚后的幸福，从前的不满也烟消云散了。”

1916年4月，孙宋两人返回中国，投入反袁复辟斗争。之后宋庆龄同孙中山经历了护法斗争，广州军政府平叛及国共合作等重大事件。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已怀有身孕的宋庆龄怕目标太大，坚决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宋庆龄也在此事变中流产，孙中山在一个新 笔记本 扉页上，为宋庆龄特意题写了两句诗：“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表达了两人患难与共的真情。1925年3月12日上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他在临终前嘱托儿女及下属要善待宋庆龄，并告诉宋庆龄不要悲伤，“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其在《家事遗嘱》中也明确表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均付与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此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一直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与革命精神的维护者的姿态，捍卫孙中山坚持的革命精神与原则，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正如她1926年4月16日写给远在美国的同窗密友的话说：“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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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5/阴/毛毛雨/11℃——16℃

上午去生鲜超市买菜。还没进到店里，就看到店堂门口的收银处热闹得很，两个女人像斗鸡的吵着，声音大分贝到从远处就能听到，有个男人两边劝，搞得手忙脚乱的。

看得出两个女人都很愤怒，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情绪如此激动有点让人担心。

还没到近前，就被甲女吸引住了视线，穿戴比较讲究，一副义正词严的模样，一口一声的痛斥对方：你这人真没素质！

再看乙女，穿着一身橘红色的工装，情绪也很激动。一边挥舞着一只空塑料袋，一边说我又没站到你跟前，想站在哪儿就站在哪……

那个劝架的男人应该是店家，想极力平息事态以免影响到自己做生意……

从她们的争执中，约莫知道了缘由。

甲女在排队付款，乙女在旁边挑菜，乙女可能没注意，就在队伍中间站住了。

因为人多，麻子裹豆子豆子裹麻子的，甲女就认定乙女在插队，开口就斥责乙女。乙女不耐烦了就杠上了。

观战过程中，始终看到甲女在气场上更胜一筹。一副视对方如粪土且蔑视的模样，斥责对方没素质是她最厉害的杀伤武器。

这种场景感到好眼熟。公共场所看到有人起了争端，就会有这么一方斥责对方没素质或没文化之类的。

有时就想，素质和文化这些东西，光凭表象一时半会儿还真的不好判断。但吵架的时候用来攻击对方，倒是一个很好的制胜法宝，首先在气场上便略胜了一筹…

但说归说，在公共场合，两个人为了排队这事而吵得这么激烈实属不应该，甲女在排队付款，如果乙女确实不是插队，应该客气提醒对方挡住了自己的排队，乙女也应该靠边避让排队队伍，如果两方都客气对待，我想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糟！

在公共场所，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真的太多太多，不应该也不值得，大家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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