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与文学评论派争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自由主义文人的分歧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焦点。自由主义文人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这里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留学英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以胡适、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等为代表。鲁迅与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可以说是素无深交也无过节，但是思想和观念的不同使他们走向分歧。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是鲁迅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公开论战与决裂，之前与胡适的分歧，之后与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论战都是这种分歧的前奏和延续。

一、与胡适的分歧和论争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曾经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在学术上彼此尊重。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有意趣。但两人的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之一，终其一生倡导自由主义理念，可惜这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并不被鲁迅所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两人终因思想脉系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这从两件事可见一斑。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这个主张吁请政治改革、要求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因而被称之为“好政府主义”），并提出三个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治”。“好人政府”主张表明胡适等人力图从政治制度途径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试图把英美自由主义的宪政内容移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来，这对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它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只作某些政治的改良，这无疑反映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军阀的幻想和妥协。

鲁迅对“好人政府”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好的政府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同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年之后的1930年，鲁迅写了《“好政府主义”》一文，对“好政府主义”冷嘲热讽：“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他认为“好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咬住牙关”的主义，并没有信仰的内容，等于药方上开的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字样，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所以是“好药料主义”。

1928年，胡适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这个讲话表明胡适与他的朋友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新政府——国民政府，知识和权力也达成了结盟关系。好景不长，这种暧昧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与冲突。首先向政府发难的是胡适本人，1929年，他在《新月》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从而引发了“人权运动”。接着，又陆续发表了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了法治、宪法及思想言论自由等许多重大问题，对国民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指责。这场运动最终以当局的全力打压结束。

经过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鲁迅对这批英美自由文人非常有看法。所以在他冷眼旁观了这场运动之时，陆续写出了几篇文章，并指出所谓“人权”言论引发的风波，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谈到这批人在“人权运动”的小闹剧中，扮演的惟是“刽子手和皂隶”的角色；他们同时也是不满于现状者，是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现状者”的现状，本意帮忙主子“维持治安”，却为“别一种治安法”所不许，于是不免对现状生出又一种不满来，所有目的却不过是一点点的“思想自由”。在几年之后发表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里又对此讽刺说：“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以上所见，鲁迅并不着眼于对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排拒和批判，而是质疑和批评自由主义者们公开的言论主张与实际所为的大相径庭以及与现实环境的严重脱节。

二、与梁实秋的分歧和论争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一方是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权威，一方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人，按余光中所比喻的：“颇有幼犊对老虎之势”。这场虽发轫文学却带有政治色彩的论战震撼了整个文坛。

1926年底，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修改后又登载于《复旦旬刊》。在文中，他批驳了卢梭的某些观点，并认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

其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对卢梭大为敬仰的鲁迅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颇为不满，因而于1927年12月发表《卢梭与胃口》予以反驳，由此拉开了二人论战的序幕。二人论战的主要原因源于信仰、思想文化观念的不同，他们的论战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问题前文已经谈过，此处不再详述）：

第一，人性和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文学，梁实秋主张人性论，反对阶级论。梁实秋师从白璧德，他的人性论也是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而来。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他谈到：“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因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所以他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进而提出无产者文学理论“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是完全错误的。

鲁迅就梁实秋的观点发表了《文学和出汗》，他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人性不是永久不变的，且在文中谈到：“‘弱不禁风’的**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借以说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承认“喜怒哀乐，人之情也”，但同时认为人的性格“都带着阶级性”。他还针对梁实秋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就文学和人性本身来看，鲁迅的观点无疑要高明一些。梁实秋最大的失误就是将复杂的人性问题简单化了，否定了人的阶级性，也就否定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的阶级性。

第二，“乏走狗”问题。论争如果仅限以上的范围，双方虽动了肝火，但却还在学术范畴之内。然而，随着论争的深入，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最后，不同思想观念的论争演变成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战，其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

针对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左联”的冯乃超也在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予以批驳，并毫不客气地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这一说法深深刺痛了梁实秋，他在1929年11月《新月》第2卷第9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虽说得俏皮，却寓意深刻。鲁迅看到之后，气愤不过，提笔写下经典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对梁实秋的问题答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到这里，论争内容已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范围，两人都在文章中极尽讽刺和挖苦，给鲁迅和梁实秋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除了人性和翻译问题，鲁迅和梁实秋还就“好政府主义”、文学批评及“第三种人”展开了论战，但那只能看做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三、与林语堂的分歧与论争

林语堂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鲁迅的论敌。《语丝》时期，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随着对政治和文艺追求的差异，二人逐渐走向了分歧。

第一，关于“费厄泼赖”的争论。1925年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温和、折中的“费厄泼赖”精神，反对打“落水狗”，对失败者应予同情，不应再施攻击。对此，鲁迅很是不满。他于1926年1月10日，在《莽原》上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深刻地揭发了“费厄泼赖”精神便是中庸之道的实质，以历史和现实血的教训指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体现了彻底的革命的精神。随后，林语堂写了《讨狗檄文》和《打狗释疑》两文，虽然表示赞同鲁迅打落水狗的主张，但他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因此鲁迅在1935年3月的《论俗人应避雅人》-文中，进一步批驳了林语堂。

第二，小品文之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半月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一时间幽默闲适之风盛行文坛。小品文创作还寻根问祖，经周作人、林语堂的提倡介绍，明末公安、竟陵派所谓“独抒性灵”的小品尺牍，纷纷标点出版，历来为正统古文家所轻视的“信腕信口”的晚明小品，成了争相模仿的范文。鲁迅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国难当头，没有幽默可言，这些小品文会成为“麻醉性的”“小摆设”。“生存的小品文”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怒向刀丛，刺向敌人。因而他竭力提倡科学和战斗的小品文与林语堂“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相对立。

除此之外，二人还就“语录体”、“文人相轻”、“西崽相”等问题进行了争论。1934年以后，鲁迅和林语堂已没有来往的记载了，这两位先前的朋友在前进的路上已分道扬镳了。但林语堂对鲁迅还是始终怀有敬意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远在美国的林语堂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真诚地谈到：“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鲁迅出生于1881年；而胡适出生于1891年，鲁迅要比胡适大10岁，从资历上来讲，很显然胡适要比鲁迅低一头，而且鲁迅属于革命家，思想家，批判家，他的从文目的就是要解决“思想”的问题，所以鲁迅看问题要更透彻一些，当然，受到打击也要更多一些。胡适虽然在文学、哲学方面建树很大，但是他并不是批判家，因此他更谦和，属于不喜欢惹事的人，因此胡适的人缘始终很好，名声也不错。

胡适和鲁迅早期关系不错，1924年的北京女师大事件，使得两人反目。鲁迅认为学生驱赶校长，是争取正义；而胡适则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学生应该注重学习，对学生运动持否定的态度。这是鲁迅绝对不能忍受的事情，毕竟鲁迅是革命家，而且他要解决的事情，就是人民的“思想”问题，胡适这种实用主义，当然会遭到鲁迅的抨击了。

鲁迅和胡适是两种人，胡适的方法更实用，这同他的性格有关。胡适的性格比较懦弱，一切事情都可以忍，所以他老婆骑到他头上，他都可以惹，而胡适又比较“俗”，喜欢游走在名利场，这使得胡适一生都过得很如意。不过，这种生活可以私下里做做，不能抬到面上来讲，毕竟“实用主义”历来都不符合中华传统美德，所以胡适必然选择沉默，因为鲁迅刀刀命中要害，胡适反击，只能适得其反，毕竟胡适不占理。

鲁迅说的事情，其实都对，但是难以做到，因为需要放弃名利，欲望，一心为公；胡适的观点更容易做到，因为他更实际，更适合有欲望的人群，所以胡适名声并不好，虽然他的名气很大。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句名言道出了鲁迅先生一生 地 性格，他从来不会委婉和退缩，永远都在爆发 的 路上。

虽然他是一位有素养的文人，但他却与其他的文人不一样，没有哀怨低沉，只有不断的如同岩浆一般爆发，而爆发的方式就是骂人。

不过鲁迅先生和网络喷子的区别在于，喷子为了喷而喷， 而鲁迅先生则是为了天下，为了一种理想，为了一种信念而去骂。

唐伯虎先生会笑天下可笑之人，而鲁迅先生会骂所有该骂之人，用骂声来唤醒民众，用骂声来表达自己的坚持。但怪异的是，鲁迅先生骂遍民国人物，但却没有波及到慈禧，袁世凯还有蒋，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鲁迅先生和章太炎先生都是如此，章太炎先生表面痴狂，但实际上却暗指时弊，鲁迅先生大体也是如此，他的愤怒是对于整个时代与错误的反抗，同时也表达了他本人的政治观点。

曾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鲁迅先生骂人的名单里面，足足有数百人之多，从学者一直到政界要员，甚至到大学教授，以及自己的兄弟周作人。鲁迅先生可谓是一时兴起就不会停下，而且一旦开骂，根本不管对像。

在诸多被骂人物，被骂得最狠的莫过于 郭沫若先生 。作为上个世纪的 历史 大师，郭沫若先生的学术修养可谓是很高。但是他却因为娶妻的问题，所以遭到了鲁迅先生的疯狂贬低。据记载，郭沫若先生曾经因为讨厌原配妻子，结果写了休书之后与日本的贵族女子结婚，紧接着又抛弃第2任妻子，又娶了新人。

因此，鲁迅先生对于郭沫若先生这一行为极度厌恶，他甚至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表示，远看 象 条狗，近看郭沫若。

紧接着就是骂胡适先生，当年两人在五四运动期间分道扬镳。自此以后，鲁迅先生对于胡适先生就格外不满，他讨厌胡适先生的背叛行为，认为胡适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哀求和劝善是错误的，并且觉得胡适先生有太过于依赖症。因此鲁迅先生讽刺， 胡适是一个背叛者，他与自己的观念完全背离，并且，胡适先生做的事情都是一些恶心的事情 。

此外鲁迅先生还对梁实秋进行了批驳，两人的矛盾起源于当年1927年的关于卢梭问题的批判。梁实秋先生是卢梭的小迷弟，而鲁迅先生非常厌恶卢梭的资本家的走狗行为，因此反复进行批判，两者结果爆发，而鲁迅先生对此评价， 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

其实细看鲁迅先生骂的这些人，大体上也可以给人结论，鲁迅先生并非无聊而去骂人， 他只是为了针对一些不良现象而表达自己的看法 。对于郭沫若先生的指责，是因为他 希望婚姻平等，还有婚姻的忠诚 。

对于梁实秋先生的指责，则更多地体现于对于资本主义的抗拒， 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至于说对于胡适先生的指责，那也表达了鲁迅的一些轻微的无政府倾向，这点和章太炎先生类似， 主张学者的独立风骨 。

因此鲁迅先生的指责其实不是单纯的骂人，而是想要唤醒 社会 ，想要如同一杆标杆一样，告诉众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一点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可谓是尤为重要，大家不清楚中国未来的方向，也不清楚中国未来的 社会 风气该怎么抉择。鲁迅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与各路大师进行博弈，虽然未必全对， 但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讨论与反思的作用 。

而且当年鲁迅先生与各路文人的骂架，其实更容易激发思路，就好像当年的百家争鸣的大辩论。大家都在思考讨论的未来的方向，吵架也就变成了一种思辨的方式，而鲁迅先生又由于脾气暴又充当斗士，自然就成为了当时的众矢之的。

不过有一点很多人不能理解，那就是鲁迅先生针对所有的文人和政客，都进行针砭时弊，为何放掉了三个最重要的人选？这三个人分别是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蒋。在我们的观念中，这三人都应该是罪人，慈禧毁掉了中国，袁世凯毁掉了民国，蒋是罪人。那么鲁迅先生的针砭时弊为什么停止在了他们身上呢？其实背后另有讲究。

首先来看慈禧太后。慈禧和鲁迅先生有一定的渊源，鲁迅先生的祖父周介孚，曾在慈禧太后北狩归来之时被大赦天下释放。而且慈禧太后大办西学教育，因此推举中国学生留学，鲁迅先生是受益者之一。因此慈禧和鲁迅先生之间有一定的交情。

另外鲁迅先生也明确表示，人人都骂慈禧太后，既然被骂得如此之惨，自己自然不必多此一举，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再来一刀。 因此对于慈禧的态度是没必要骂，鲁迅先生是一个标杆，而不是跟风者。

紧接着对于袁世凯的态度。鲁迅先生对于袁世凯的态度是复杂，首先他非常认可袁世凯的能力。例如在1912年，鲁迅先生就曾经拜访过袁世凯，他自己评价，他对袁世凯的印象很深，认为 此人与其他军阀不大相同。

此外，袁世凯当年善待知识分子，是少数几个懂得搞实业并且有能力稳住政局的能人，因此鲁迅先生认为，袁世凯比后来的统治者见识要多很多。

但鲁迅先生对袁世凯也是抗拒的，正如鲁迅先生在《杀错了人》中所说，“革命后，大杀革命党人，但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是一点都没杀错，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袁世凯在辛亥因此鲁迅先生 对于袁世凯的态度是复杂的，但虽然没有开骂，不过却最终还是反对 。

最后是对蒋的态度。个人觉得鲁迅先生对蒋的态度很好，并且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罪人。一个是因为蒋与鲁迅先生有过情谊，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曾经高度赞赏蒋的革命行为。此外，鲁迅先生高度佩服蒋，能够在抗战期间不像汪精卫一样投降，并且对于蒋他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未来能够开创时代的人。

不过后来蒋的统治越来越趋向于黑暗，鲁迅先生很快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但或许是曾经的期望，因此鲁迅先生虽然反对他，但却并没有再开口。并且还提议，要以韧性的方式与蒋斗争，要讲究策略方式。 因此到最后对于蒋的态度，鲁迅先生是明确的反对，但却没有激进的对抗。

因此总的来看，鲁迅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特色的斗士，他在那迷茫的年代里面一直在当一盏明灯，想要照亮前方的道路，并且还不惜以自身为冲锋号，大胆的去尝试与接触。在那段岁月里，鲁迅先生或许文学素养不是最高的，绝对是值得大家都敬佩的。

放眼整个民国，大师有很多。

但有两个被相继封了神。

一个是鲁迅。伟人给他下过定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被推上神坛的他，只言片语，就能致人死地。

一个是胡适。虽在大陆被骂，但在海峡那边，也是一尊巨神。老蒋亲笔挽联云:“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风吹浮世，那个草木皆兵的年代已经远去，他们也相继走下神坛。褪去种种外衣、金粉黑漆，我们看到的，唯有两个真人。

一、 他们其实很相似

他们都很早失去父亲，经历家庭变故。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早先是个落魄秀才，靠做点小生意谋生。后来因张爱玲祖父的举荐，进入官场，最后官至台湾台东知州。但娶胡适母亲做姨太太时，胡传已经很老了。在胡适三岁时，他就告别人世，留下遗嘱，要儿子将来从文，做读书人。胡适的母亲当时只有二十出头，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孤儿寡母，互相拉扯，儿子就是母亲的命。所以，不管什么人的话胡适都可以不听，但一定要听母亲的。

现代作家中，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人生模式：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儿子相互拥有。老舍和母亲，郁达夫和母亲，茅盾和母亲，当然也包括鲁迅和母亲。

鲁迅人生的转折点是十三岁。这一年，祖父出事，父亲生病。祖父出什么事？鲁迅的回忆里语焉不详，一般认为是科场舞弊。科场舞弊在当时是死罪，即使是 社会 腐化堕落到极致的清朝末年。祖父一出事，鲁迅的父亲就被革去秀才，然后生病，三年后死去。

这三年，对鲁迅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每天去买药，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去当铺换钱。后来他说，当从小康家庭堕入困境时，最容易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他们过早失去父亲，不仅对他们的人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也造成深刻影响。现代文学作品里几乎找不到好的父亲形象。找来找去，好像只有朱自清那个爬铁路月台的老爸。但我们也只记住了一个好父亲的背影。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鲁迅甚至把自己的姓，都用了母亲的。

母亲被作家恨的，或者说爱恨交加的，好像只有一个张爱玲，她真是一个特例。

中国文学作品里缺乏好的父亲形象，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这是后来大家才意识到的。

没了父亲的胡适和鲁迅，都走了一条少年的励志之路，都考取了公费留学。

鲁迅留学日本七年，后来弃医从文。这是他继家庭变故，人生的再一次重大转折，被写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次转折，源于在课间看了一段幻灯片，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详细的描写。幻灯片讲日俄战争期间，一个中国人被当做俄罗斯人的间谍，被日本人杀头，围了很多看客。被杀的是中国人，围观的同样也是中国人，可大家都很麻木。这让鲁迅非常震动，精神没了，身体强壮有什么用？一样被砍头。他决定弃医学文。

胡适是考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读农科。按规定，美国赞助的留学生，要读实用的农科、机械和造船。后来，胡适经历一次苹果测验，学生要按形状、大小、颜色和口味区分三十多种不同的苹果，贴上标签。这次测验于他的意义，跟鲁迅看幻灯片一样重要。别的同学很快贴好了，胡适搞了半天，也没办法区分开来，他没这方面的天分。他开始反省了，自己该不该做这个事情？他的志向是“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于是，他就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去了。

所以，新文化运动要感谢两样东西，一样是幻灯片，一样是苹果。

二、他们其实很不同

人的性格有地域性。陈独秀有安庆古城人的倔；朱自清长在扬州，下笔成文不乏水乡灵气；福建人林语堂，自有南方人的活络；鲁迅生在绍兴，身上就沾了师爷的刁辣；胡适是徽州人，骨子里有徽商与生俱来的圆融。

胡适的好脾气是出了名的。

鲁迅的坏脾气也是出了名的。

胡适文章放到那一代人中，并不算大好，但见识一流，保留着世事如麻中的清醒，做人如此，知学亦如此。董桥说胡适学问领略偏浅。学问浅未必，文辞浅倒有一些。

文辞浅当是胡适的一种自觉追求。他为了推行白话文，是做了一点牺牲的。他其实缺乏艺术天才，但为了证明白话也能写诗，他写了一个《尝试集》，其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

这诗句要是放在现在，还真拿不出手，但在上世纪初，他是开了一个文化先河。胡适虽然没给中国诗歌做出多大成就，却为汉语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

鲁迅文章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部《野草》，绝对的天才之作；小说《风波》、《阿Q正传》、《狂人日记》也是出类拔萃的好。

读鲁迅的文章，读到痛快处会让人感谢他的坏脾气，感谢他的偏激，感谢他的尖刻。

他横扫文坛，以匹夫之勇，横眉冷对千夫所指。

他深刻，并不是说他想法深奥。鲁迅的思想不深奥，但敏锐。打个比方，就像琴弦。同样的一个音节，拨别的弦，震动幅度小，但是拨鲁迅这根弦，震动幅度特别大。

就拿他的痛苦来说吧。 社会 黑暗，人民愚昧，知识分子看了都痛心。胡适很痛心，周作人也很痛心，大家都很痛心。但是不一样，鲁迅表达出的痛苦感，比他们强烈得多。那不像观念上的苦闷，更像生理上的痛苦。

比如鲁迅说“吃人”。好多作家其实也会这么说：这是一个人吃人的 社会 ！周作人对“吃人”这个话题就很感兴趣，还专门写过一篇食人考。但是看了周作人的文章以后，会觉得那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 社会 批判。而对鲁迅来说，“吃人”可不是什么 社会 批判，而是血淋淋的真实，是锐利的牙齿，狼藉的血肉，是萦绕在心灵深处的咒诅。

这就是胡适和鲁迅的一个本质区别。他们的很多观念是接近的，但是胡适永远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如此偏激，而鲁迅也永远不能理解，面对尖牙和血肉，胡适怎么可以这么不偏激？

三、他们其实是朋友

胡适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18年。

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他们走到一起，并肩战斗，有过战友的情谊。

鲁迅应该感谢胡适。正是胡适与陈独秀共同开创的白话文运动，才成就了他的丰功伟业。

早在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联手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试图以此扣响文坛的大门。但《域外小说集》十年之内仅卖出二十本，平均一年销两本，与同时期林纾的畅销，形成鲜明的对照。

鲁迅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承认，他写白话小说，是为了响应“文学革命”的潮流，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才使“无声的中国”，成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临死境”的文化“复活”过来。

而胡适，对鲁迅始终真挚。

1929年8月末，两人已经拜拜，鲁迅甚至对他冷嘲热讽，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里，仍有一段很有感情的话:“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四处奔走。很多人袖手旁观，看孤儿寡母的惨窘，最后许广平只好求助胡适，胡适二话不说，鼎力相助。

鲁迅常说自家兄弟昏。果然他去世没多久，他那个昏头昏脑的兄弟周作人就落水。胡适先是苦口婆心劝说，后来又不遗余力对这条“落水狗”进行搭救。

一向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文人之间的相轻和相重，往往跟时局矛盾捆绑在一起，搅做一团，让人不堪重负。胡适身上浓浓的人情味，让这些是非恩怨都烟消云散，唯剩下各自生命的温度。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当时，胡适在大陆已被批，更是晚年回到台湾而死，说他一句好话说不定就惹祸上门。

周作人没讲一句好话，而是细数了在胡适帮助下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而且特别说起，拿某笔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念念不忘。

周作人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令人潸然泪下。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记得。他无话能说。

这时，鲁迅离开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了。

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

胡适和鲁迅的通信（节选）

鲁迅先生你好：

。。。。。。

我们之间的焦点问题在于：你认为我是一个革命者，对于维权这样的活动不应该采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我想对我们的行为都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关于我的理念：在政治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信仰上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较清楚自我权利和他人权利的边界，和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这种理念比较西化，的确放在中国这种充满着江湖哥们义气的氛围中显得有些不太协调。

我还要再次声明，我不是什么革命者，我是一个追求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我认为反抗暴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也会注意分寸，避免暴政过分伤害我，也避免过分挑战暴政，自由主义讲究自发演进的秩序，也就是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在政治纷争和利益纷争中不讲求操守，我希望所有的纷争都应该有君子风度。尽管国民党很强大，拥有摧毁一切的暴力手段，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对它们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魔鬼，是这个制度让他们变得扭曲。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分寸的反抗和博弈，你把我想象成革命者是大错而特错的政治想象。恰恰相反，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搞集权和暴政，这个制度就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无论这个人信奉的是多么高尚的主义，只要从事暴力活动、恐怖活动，或者在纷争中使用欺骗、背信弃义等手段，都是我的敌人。我们要避免这种历史的怪圈，我们只有从基督教那里寻找资源，那就是：理性、宽容与和解

。。。。。。。

你有很强的革命主义情结，你认为反抗暴政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我注意到你的观念中有很浓厚的佛家色彩和江湖义气，我不喜欢讲因果报应，我相信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宽容与和解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而不是以恶制恶。中国古人曾讲"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你看看中国五千年的暴力轮回了多少次，数都数不清，结果如何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仍然走不出那种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思维怪圈，我们就不会进步，这个时代就不会进步，就是新桃换旧符，无非是统治者变了，统治模式丝毫不会改变。

革命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中国江湖义气的新名词，他们不讲求政治操守，分不清权利边界，认为你是我的同道你就应当为我付出一切，反之亦然。你应该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这种行为的缺点就是缺乏分寸感，报复起来不择手段，事实证明，你能对暴政采取什么手段，你对你的朋友也会采取什么手段。你口口声声要和我做朋友，我很清楚我们根本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革命者我是反革命。我是要厘清个人权利、公共权力、他人权利的人，革命者就是要模糊这些权利的人，我们怎么是朋友呢？

我认为，自由民主宪政的精髓在于西方的法治源流，西方的法治源流在于西方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基督文明。1921年以来，北京的知识界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让我振奋。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那种随时要战斗的公鸡。我希望你也能看看圣经，读读圣经方面的读物，重新梳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举止得体、做事有分寸、仪态从容的鲁迅，而不是现在看到的内心坚硬、冷酷的鲁迅。那样的鲁迅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哥们义气，不那么豪爽，但是这才是假小人、真君子，才值得信赖和交往，那个时候我才有可能成为朋友，现在你我绝对不是。

上帝会爱你，也会给你时间改变你自己，我真心奉劝你一句，放弃你的那种革命理想和流氓手段，就是统治者对你再残暴也要坚守人伦底线，亮出君子风范。那种革命者内心是恐惧的，没有安全感的，也是没有力量的，会处处碰壁的。

胡适即日

胡适先生：

你好,来信收到，很惊奇你依然不辞辛苦写下文章来感化我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异类（对你们而言），如果这也算是基督徒先定的传播义务，我首先表示我分量极轻的敬意。长时间的沉默使我生疏于内心想法的表达，一定意义上文字是写给那些可以认识文字的人的交流方式，而人类历史很多进步的原因是行动。实事求是的讲，我最近陷入了一种精神危机，但绝对不是你秉持的那种远离上帝的痛苦，我为我自己作为人的荒谬本质感到绝望，这不是上帝和神仙所能解决的，因为在我的世界中，上帝已经死了。我不计划和你争论信仰的问题，那不是我们所可以说清楚的，我不行，你 胡适也不行。

我计划回信没有表明我们互相认同的企图，我也不会以悟道者的优越感说教别人，我只是想就你信中以及曾经交往过程中的感受回敬你，以此证明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是不是革命者和作不作革命者是两个概念，被人们理解为革命者从而内心感到不安和一个反动政府缘自内在结构的卑鄙但又希望被别人认为高尚，在逻辑层面上一致。反对革命的理由如果是革命手段本身的残酷尚容易理解，如果从人类本身的精神领域出发反对革命的崇高目的，那就不容易理解了。如果所谓的改良主义依托那种明哲保身的投机心理并计划从他人的赴死豪情进程中搭一搭便车，那就是混帐不齿之徒。要不然连一个教唆的说法都够不上。

研讨结束后的聚餐我讽刺了李四光先生的所谓自我革命论，张伯声老师说我把革命的定义限定的太小了。看来，革命还有反革命、假革命的困扰之忧。那就你的外在行为以及你公开发表的言论出发，也许的确让我把你当成了一个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改变这个不合理体制努力的革命者，至少你还算不错的文风本身说明了你遣辞造句的反对者气魄。这样公然发表的声明不是希图揭露真相唤醒世人的麻木，那又是可以用沽名钓誉能来解释的吗？试问一句？那些被打压凌辱身陷囹圄而始终无悔的的革命志士们是一个改良二字可以说的过去的吗？你没有失去过自由你没有被人侮辱摧残，你就没有资格来限定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分野。顺便强调一句，我认为的革命者是超越成本收益经济学分析为改变这个不合理制度竭尽绵薄的人们，不是权术倾轧不择手段的同义词，你不要曲解我的定义，更不要为自己谋利行径感到惭愧的同时借题发挥否定什么革命对历史进步的意义。进而对我人身攻击，把流氓与革命者和我等同。我针对你的一些作法其实跟革命无关，我是在维护我的人格尊严和我的权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当用你的宽容博爱来感化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别人伤害你的同时是保持隐忍。可你没有。也许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你的内心还有恨、还有抱怨。你的基督信仰只不过是在你体验了和普罗大众同样的所谓沉沦堕落时寻求解脱或者说平衡的一种手段，你看，上帝也在笑你。

以下简单一些吧：人人生来平等，在你的言谈举止中经常弥漫的一种别人轻易不会察觉的优越感，而我是天生反感的，是不是反对暴政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你自我解嘲的把自己定义为“小资”，可你还要作先知状并不停的误导你的朋友用革命者的光环套在你的身上、接受他们对你的顶礼膜拜。如果你想挣钱发财那你就作一个商人，如果你想作一个正义人你就远离商业圈，如果你要作基督徒你就远离名利场，而不是恼羞成怒的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不道德行为感到内疚的同时迁怒于革命两字，试问，你的忏悔是在作完了连你也不能自控的不道德行止之后呢？还是为自己可能会违反上帝的规劝先自我解脱。其实，上帝死了。我相信这个时空存在一种力量非人类所能理解，但幻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引导人类，只从侧面衬出人类的无助。人类的荒诞存在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再次强调，信仰基督和中国实现法治没有必然联系。希望中国人全部信上帝和希望官员守法富人行善一样艰难。并且，实现法治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人一群所谓文人的专利。自由读书的的心态更让我容易到达顿悟的彼岸 ，如是，我坚持，信仰所至殊途无妨同归。不知阁下以为何如？知识分子的意*勉强可以归为革命的范畴，蝇营狗苟于铜臭小利却使我不齿。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胡适生平年表

--------------------------------------------------------------------------------

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熟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

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

一九00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0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0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0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

一九0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一九0五年 十五岁 春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一九0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一九0七年 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一九0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一九0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一九一0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一九一一年 二十一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分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a href="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target="_blank"><font color=#FF0000>杂志</font></a>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 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 （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 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a href="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target="_blank"><font color=#FF0000>杂志</font></a>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 之一。） 〔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删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春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a href="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target="_blank"><font color=#FF0000>杂志</font></a>》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 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 〔编〕《词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 （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 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 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 〔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 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 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 〔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岁 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 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 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

〔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作“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离台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所谓“中国代表团代表”身分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反动演说。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所谓“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脂砚齐重评石头记》 （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

胡适，鲁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顶级人物，号称文化大师。毛泽东曾说：鲁迅，称得上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文学家。胡适，乃为伟大的文学家，但不是革命家。文学界，胡适是帅，鲁迅是将。

胡适与鲁迅，1918年开始交往，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好友再到至交。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有共同语言，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配合密切，互相呼应。

但可能是两人的背景不同，鲁迅对胡适自有戒怀之心，胡适文化高，知识广，人缘好，性格坦率。鲁迅，性格孤独癖傲，个性强烈，论社会与文化稍低于胡适。鲁迅的一生，没有过于豪华的文章，但总能在文章中的一两句或一两个锋利的词语来刺中实事要害且不畏强权而名贯天下。

胡适的一生，真心喜欢鲁迅兄弟，多次声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健将。欣赏鲁迅的创作，鉴赏鲁迅的创作能力和锋利的笔尖。从不嫉妒鲁迅的才能与创作灵魂。但1926年，确遭周家兄弟的绝交，此后再没往来。胡适很是感概。

尽管鲁迅对胡适断交，且时不时还在文章中漫骂胡适，极尽苛薄之恨，然胡从未放在心上，当然，他们的恶断可能与1922年5月，溥仪召见胡适一事有极大干系，有说胡适要复古，要当帝师等，闹的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一下孑把胡适推向了万丈深渊，这可能也是鲁迅骂胡适与断交的一因吧。但胡适一生从未介怀鲁迅的骂声，始终保持着善意。当1936年鲁迅去世后，有人在发文中攻击谩骂鲁迅时，而胡适则发文替友奋力反击之，力为好友辩护，清冤，洗白。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生前，胡适对鲁迅的谩骂，总是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屈身以下，不是怕鲁迅，不是不如鲁迅，不是不知鲁迅，不是有什么短处可避，而是知鲁迅，爱鲁迅，欣赏鲁迅，怕失去好友鲁迅，此乃忍让之故也。明知其误会与过分，也不争辩，不生气，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

鲁迅死后，胡甚感怀与悲伤，从未发过恶声，其心情，其度量，其赏识度，其可惜度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去世后，其和周作人续好。抗战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而周留在北京。38年胡适出任美国大使上任途中，听说周作人在日本人统治下当了北大校长而成汉奸，心中很是不平，发信劝说辞之。抗战胜利后，胡适继任北大校长，而周作人则被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胡适出于对友人的感情，在极大的压力下，为救周作人，而给法庭出俱了一份北大的证明材料，从而使周作人得到了减刑。正因如此，胡适则得到了万人的痛骂而无从解释。

政治立场不同

两人的思想观念生活阅历都不大一样，胡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提出自己的文化学术主张，有些明显不合当时一切以阶级斗争武装斗争为纲的***的口味比如他有的温和的改良主张就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情调还有少谈主义的主张也被视为取消阶级斗争，并且胡适是一个在国民政府里任职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