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毕飞宇小说的评论 特别是《青衣》

　　我的回忆从故乡开始——毕飞宇访谈录

　　2003年，对于毕飞宇来说是享受成果的一年。《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海文学》的年度作品奖拿全了，然后又是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并入选了十个全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称号，年底，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在北京颁奖，第一个名字就是毕飞宇。

　　2004年，对于毕飞宇来说是诱人耳目的一年。年初，四卷本的《毕飞宇文集》出版，接着，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经王朔推荐由叶大鹰搬上银幕，苏童小说《刺青时代》、《小偷》由毕飞宇担纲**编剧被媒体热炒，11月，毕飞宇当选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其实，此前的毕飞宇早在年复一年地诱人耳目、享受成果了。《是谁在深夜说话》获《人民文学》奖，《哺乳期的女人》获鲁迅文学奖，《青衣》获《小说选刊》奖……为张艺谋定身制作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名声大噪，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的《青衣》持续热播……

　　拥有这些，毕飞宇早已跻身国内一线作家之列。

　　冯牧文学奖给了毕飞宇这样的获奖评语：毕飞宇的小说优雅而锐利地分析了人生满布梦想和伤痛的复杂境遇，呼应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内心生活的矛盾、焦虑，对人的激情和勇气做了富于诗性的肯定。他的文学探索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风格：精悍、准确、具有反讽张力的语言，丰盈的细节，生动的、具有性格魅力的人物，对生活内在戏剧性的发现和想像，他的写作由此回归到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理想。作为一位能力均衡的青年小说家，他有可能走向宏大、浑厚的艺术境界，但这有待于他对生命和生活更广博、更奔放的感受和把握。

　　最近评论界将毕飞宇的现实主义界定为：毕飞宇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发展，或者说，现实主义到了毕飞宇这里有了某种或某些变异。

　　2004年12月11日，毕飞宇回到故乡，来到泰州。在故乡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上，毕飞宇说，好小说一定能够激发作者与读者相互之间的创造性，能够通过作品建立起遥远而又信赖的人际。这不仅是小说的标准，也是小说的意义。

　　一方水土

　　问：历史上的兴化出现了诸多大家，像施耐庵、郑板桥，当今又出现了众多全国知名的作家、评论家，比如你毕飞宇、朱辉、费振钟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地域里出现这么多人物，你认为其中有什么说法？

　　毕：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地方出现多了一些写作的，要找原因也只能去找那些民俗研究啊、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去完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问：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

　　毕：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特别的，你比方说，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爱做生意，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爱运动，出几个运动员，有一个地方的人，他特别喜欢唱歌，有一个地方它特别出弹钢琴的，这样的地方非常多，那兴化为什么不能出几个写作的呢？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问：你在兴化生活了多长时间？

　　毕：我在兴化的生活，从1964年出生，一直到1983年，19年。

　　问：那么兴化这个地方对你有怎样一种意义？记得朱辉曾谈到过，这个地方有些东西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当中，你有这种感受吗？

　　毕：从常理来讲的话，一个人你要说对自己的故土不爱，那简直就不是东西，但话又说回来，你也不能撒谎，就是说，好像你对自己的故乡似乎每天都饱含着热泪，在怀念着它，可对我来讲确实又不是这样。事实上我想起故乡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曾经问过自己，你是否在那儿生活过？

　　问：这话怎么理解呢？

　　毕：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其实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对这块土地相对来讲反而是麻木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会给他什么，他也不知道一天又一天怎么过去了，这里面会给他内心哪些刺激。从我从小懂事，长成一个爱憧憬的孩子，我就向往一个外部的世界，从懂事开始，到读大学的那一天为止，我的内心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死守着这块土地。这个我必须说实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哪一天能离开这儿，这非常符合一个年轻人的心态，也是符合逻辑的。我想现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兴化人，许许多多的泰州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生活在故土里面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爱，他生活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命运，他必须生活在那个地方。

　　问：是一种必然。

　　毕：嗯，是必然。但是有一点，不管你是渴望出去也好，最后你是否真的出去了也好，这方水土给你的内心留下许许多多的密码，等你长大以后，我可以这样说，你每次回忆往往都是从这儿开始，这儿就是你的故乡。所以你要问我故乡对我的意义在哪儿，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回忆从故乡开始。我只能从那儿开始，因为我从那儿长大的，虽然我离开它了，这就是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是一个基石，这个基石就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支撑了我。

　　问：这是一种无穷而又实在的意义。

　　毕：你要抽像地问我对故乡有多爱，我真说不上来，可是有一天你要是告诉我，我的故乡没有了，我这一生再也见不到故乡了，那我可能就不能接受了。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每天都可以忘记它，没问题，因为我知道它在那儿。

　　一种驾驭

　　问：早年你在文坛亮相，是带着某种先锋姿态，而后来，你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日常处境，从一个对故事不甚感兴趣的叙述者，到一个说故事的好手，你自己如何评价这样的转变？

　　毕：其实这种转变一点也不神秘，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美学趣味的变化，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不这么看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朴素，那就是年龄，因为你长大了。你40岁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你内心的冲击有多大，跟你20岁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你内心的冲击，它的分布点一定是不一样的。二十多岁，年轻时候的创作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激情，比方说依赖于想像，比方说特别渴望用一两部作品去穷尽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你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不那么贪婪了，你发现用一两部作品去穷尽你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作家跟世界的关系，和他生存状态的关系，它变得亲密，不那么对抗了。

　　问：体现到文本上来，它也一定会有所区别。

　　毕：是的，比方说早期的作品当中，那种夸饰啊，那种高强度的时空切换啊，他可能会不自觉地会把它放下来，然后呢，更关注一个人和他生存周围的生态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特别关注他与生存状态的关系的时候，他的目光首先是写实的，这种目光写实了，他的作品必然就有写实的倾向，就是说，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特别渴望追求一种人内心对世界的判断。年轻的时候，要不是无限夸大的，要不就是无限缩小的，他现在这个比例关系相对来讲协调了，也就是说找到了一个近似于1：1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内心是非常踏实的，他知道了生活大概是怎样的，他作品一定是在生活跟内心之间，在1：1这样一个比例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问：你刚刚提到年龄的问题，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也是你创作渐渐成熟的过程？

　　毕：我愿意这样说，但事实上是不是成熟呢？也许我今天已经成熟了，也许明天才能够成熟起来，也许这一生都不能成熟，但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并不关键，关键的是我一点一点地确认，我看到的生活与我体会到的生活，它是吻合的。我不愿意看到这两者之间有过大的落差，而且我不愿意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用年轻人的激情，用年轻人的夸饰、那种想像，去拉开这种落差。相对来讲，把它吻合起来，等找到这种吻合的时候，我会更平静。

　　问：读《青衣》的时候，感觉你在表现人物内心波涛汹涌、表现人物命运大起大落的时候，总是不动声色的，尤其在《玉米》当中，这种反差表现得更强烈，可以说到了一种极致。

　　毕：对啊。暂且把这个不动声色的判断放在一边，我先说一个文学上的命题，就是感情的表达和感情是两回事，激情的表达和激情是另外一回事，它们不对等。激情是你内心的一个秘密，你内心是怎样一个澎湃的状态，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艺术家的使命，并不是说你告诉人家，你内心感动了，不是的，艺术家的事情是把你的感动有效地传递给别人，把你的感动送到别人内心去。如果你颤抖了，你让别人和你一起颤抖，那才是艺术。所以说，你如何能做到把你的感动送给别人，把你的颤抖送给别人，这就需要你用心地控制好你的心情，控制好你的记性，通过一些技术上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艺术上的方法，才能做得到。可以举个例子，如果你在演奏钢琴，你内心澎湃，你忘记了你的十个指头，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变成两个拳头，在琴键上拚命地砸，咣叽咣叽地发出一些噪音来，那个演出是失败的，你要做的工作，是把你的每一个音，精确地、生动地演奏出来，和谐地成为乐曲，成为乐章，然后让别人听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问：你叙述的那种大起大落的故事，作为读者他会特别感动，甚至潸然泪下，作为写作者，当时你是什么状态？你会感动吗？

　　毕：会的，这个例子也到处都是。《青衣》里面的筱燕秋，药物流产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在那儿跳的时候；《玉米》里面当飞行员的彭国梁，他跟玉米在灶台后面，温暖的炉火映照着他们，两个青春的肉体有了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深入人心的接触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身临其境的。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词，不用感动这个词来表达，而用颤抖，其实那个时候，我浑身在抖，浑身抖得我无法写作。

　　问：那怎么办呢？

　　毕：我想没有一个读者愿意看见毕飞宇告诉他们，我在抖。那我就停下来，用劲收缩几下，把自己抖干净了，放松了，然后我再写。《玉米》里面就有那种非常触动内心感情的一些片段，我在打字的时候，我的太太过来给我倒水，看我的样子不对，她就跟我说，哎呀，你哭好了，哭完了回来再写。但我不会哭，我很少会流泪。那个时候，我会把工作先放下来，我知道自己内心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不急于去说，而是点根烟，喝杯茶，把这个要表达的东西，把它理清楚。

　　举个例子吧：写作的时候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你吵架的时候，你被对方的一句话堵住了，然后你非常地愤怒，但你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晚上回家躺在床上以后，哎呀，我应该有一句话回他的，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艺术创作和这是一样的。

　　问：就是说当艺术创作处在高度激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最佳的表达方法。

　　毕：对。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跟人吵架的话，你会后悔怎么没在第一现场把这些话讲出来，可写作不一样啊，你有的是时间，你有时间把它写上去就是了，这个时间可以隔两个小时，甚至可以一年，没有人知道，当你写上去的时候，人家以为你是两分钟之内写下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写作不能着急。

　　问：今天下午，你参加一个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毕：是的。其实中年写作、老年写作和青年写作，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从本质上来讲，就文学自身而言，没有特别多的区分，但是毕竟人和人不一样啊。人到了一定的岁数，讲话的语速不一样了，腔调不一样了，呈现在作品当中，它自然是不一样的。概括说来，就是你得控制住自己。具体到我的体验，就是我内心想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文字一句一句地累积，然后比较恰当地把我要表达的意思，把它摁到那些作品里面。

　　问：这是一种文字的驾驭能力。

　　毕：对，这话说得很对，就是驾驭。千万不要把艺术家理解成疯子，好像艺术家、诗人、画家他们很疯狂，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那才是艺术家，不是！起码对小说家来讲，他要能够表达，说到底他就是需要驾驭一下。

　　一个生态

　　问：据说为创作《青衣》，你还特意到省京剧团体验生活。

　　毕：对，到江苏省京剧团其实也就去了两个小时，就感受一下，看看那些人说话的腔调啊，走路的姿势啊，说话时的那个手形，他们跟别人的异同啊，主要是找一些差距，感受一下。其实我不敢把这个生活体验得太深，把它每一个地方，把剧团里的那些人的状况搞得太熟悉，因为太熟悉之后，我就很难把握他们与日常生活里面普通人的区别，这区别非常强烈反而好。

　　问：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玉米》被认为是比《青衣》更见功力的佳作，你自己认为呢？

　　毕：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更喜欢《玉米》，我这样说，丝毫也不影响我对《青衣》的喜爱。我更喜爱《玉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衣》它不属于我的生活，而《玉米》属于我的生活，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但这并不是说哪个写得好，哪个写得不好。玉米是一个和我休戚相关的人，她的疼痛和我的疼痛有切肤的意味，我能感觉得到。筱燕秋完全是我艺术创造出来的一个人。

　　问：有评论说你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一个男子汉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毕：女性首先是人啊。

　　问：但是男人和女人有很大区别的。

　　毕：对，你愿意夸张这种区别，但是我更愿意认同他们相似的地方。比方说，你给了我一拳头，我会觉得疼痛，觉得羞辱；我给你一拳头，你是一个女性，我想你的疼痛和羞辱的感觉跟我是一样的。重要的是把人性的东西把握好，然后把它放在女性的身上，这样我想游离得就不会太远。反过来说，你过份地强调人的性别特征，它反而离人可能远了。对我来讲，重要的不是性别，重要的是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问：小说里面重要的不是男人或女人，是关系，只不过根据你的需要，近期作品中女性都是主角，男性居于配角的地位。

　　毕：当我打算做一个小说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的是，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如果《青衣》里面没有乔炳璋、面瓜这样的形象，筱燕秋这个人你是写不起来的。同样，《玉米》里面没有玉米跟她父亲王连方的关系，没有玉米跟那个飞行员彭国梁的关系，玉米这个人同样是不存在的，人是由关系构成的，他们是通过内心和动态往来而呈现出来的。当然，就《玉米》这个特定的小说来讲，玉米她是主人公，她不可能让位于其他的配角，但他们是相互的，他们是一个生态，是一个生物链，哪一块断了，对玉米都是不完整的。

　　问：《小说选刊》选载《玉米》的时候，当时还发了你一篇创作谈。

　　毕：对，题目是《我们身上的鬼》。

　　问：按照你当时的说法，这所谓的“鬼”指的是“人在人上”？

　　毕：对对。我表达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是延用一句“五四”以后文学里的一个概念，就是鲁迅先生多次强调的国民性。当我们分析到中国人，分析到中国人内心的时候，官员们常有的一个心态，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推到下层，推到老百姓身上，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了问题，是由于国人的素质不够。反过来说，对于我们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会觉得是由于做官的不好，没有一个好的官员。那我的判断是其实都不对。

　　问：这很有意思，它都不对在哪儿？

　　毕：你得把自己捆在一起来考虑，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内心有没有那些鬼？我的结论是有。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原来是好的，他地位变了，这个鬼去找他，不是，他在下层的时候，这个鬼就在他身上，只不过外面没有它的空气、阳光和水，那个鬼不能发育，等空气阳光和水有了以后，那个鬼它就跳出来了。这不是通过外部手术强加塞给一个人的，移植进去的，它是植根于我们内心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不能把这个国民分开来，这个阶层的有这个问题，那个阶层的有那个问题，不是的，很可能这个阶层跟那个阶层合在一起，他们共同都有这个问题。甚至于包括我自己写这个作品的人，可能内心也有这个鬼，这个鬼就是不甘心做愚民当中的一个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做一个人上人，用脚踩在别人肩膀上的一个人，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成功，人生才有快感。所以我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

　　一个读者

　　问：你的写作有一个让你景仰、可以作为榜样参照的人物吗？

　　毕：从写作意义上来讲，没有，就是我永远不渴望做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作为一个读者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国的小说家曹雪芹是不可企及的。虽然我并不渴望做他，但是《红楼梦》写得确实太好太好，太好了。

　　问：那你读了多少遍了？

　　毕：我肯定没有我太太读得多，我太太每年都读一遍，我没她读得多，但是这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最近还在读，每天夜里面躺到床上读，因为有朋友送了我一套广陵书社的线装绣像本《红楼梦》。就像周作人讲的，他生病的时候不愿意看西方的书，喜欢看线装书，那个纸很轻嘛，书拿在手上就觉得特别可爱。这段时间我虽然没生病，但每天晚上都在《红楼梦》的阅读过程当中睡眠，当然今天晚上读不了了。

　　问：昆德拉小说《无知》，得到了世界舆论和文学界的一致认同，认为这是他近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但你却给《无知》这本书取了一长串的名字，“本真一点可以叫《流亡》，史诗一点可以叫《大回归》，青春一点可以叫《布拉格的森林》，老气横秋一点可以叫《就这么活了一辈子》，时尚一点可以叫《天还没黑就分手》，激情一点可以叫《革命，继续革命》，另类一点可以叫《我用幽把你默死》，下半身一点可以叫《把丈母娘睡了》，但是，昆德拉起了一个不着四六的名字：《无知》。”你这么说，不会仅仅对这本书的名字有看法吧？

　　毕：是对这个小说本身，只不过我觉得直接来谈小说，是要说很多话，那么我把这个问题集中在书名上来讲的话，谈起来可能会集中一点，切中要害一点。

　　问：《北京青年报》称是“毕飞宇妙语点评”，不妨展开一点，具体谈谈。

　　毕：昆德拉的《无知》这本书，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它的翻译者南京大学许均教授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非常喜爱他的法文译著，但这个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对这本书特别喜欢。原因有这样几条：第一是针对我们的现实而言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作家特别的短命，一般来讲，30岁左右走向成功，40岁走下坡，最后到50岁左右吧，基本上他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中国的小说家特别短命，这是在文坛内部引起批评家和作家们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快就销声匿迹，就没有了？而昆德拉已经那么大了，他为什么还具有那么强的小说叙事能力？在他的老迈的肉体里面，有那么强的小说功能，其实我是非常钦佩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对昆德拉一直不喜爱，我一直不喜爱昆德拉，他的许多作品就我的小说趣味、小说美学倾向而言，是不入我的双眼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太懂得小说是什么的这样一个作家，尽管他有国际声誉，但在我这儿，他不享有特别高的地位。我一直认为他的理性过强，缺少把血肉赋予作品中人物的这样一种能力，你看几页马上就能知道，昆德拉自己会从作品中跳出来，知道他作品要告诉你什么，所以相对来讲，人物比较苍白。

　　问：但《无知》不一样，《无知》相对来讲要鲜活得多。

　　毕：对的。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昆德拉为什么那样理性，我现在特别能够原谅，特别能够理解他，可能也是年龄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流亡者，长期以来离开自己的国土，离开自己的母语，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其实内心是相当难的，如果他对自己的感性过于放纵的话，甚至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下去。所以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他理性强一点，我特别好理解。这几个原因加在一块，就导致了我对《无知》这本书的偏爱，所以我认为《无知》这本书是昆德拉最好的一本书。

　　一件事情

　　问：现在很多写小说的人像朱文，他们都在搞影视，为什么你难得去触碰这一块呢？

　　毕：影视是挺热闹的，问题是我爱小说嘛，而且现在在写作，自己觉得调子很好，简单地说我现在在田径场上跑步，跑得浑身是汗，而且我觉得呼吸也很通畅，为什么突然要从跑道上冲出去，然后到那儿跳高去呢？或者去推铅球去呢？我没必要，那我就在这跑道上往下跑，我觉得挺好啊。

　　问：不会是你不喜欢，或者不适合你……

　　毕：我都没想过喜欢或者不喜欢，我现在就是爱这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一件事情做下去。哪一天你要是告诉我，毕飞宇，你的小说写得真臭，我不想看了，也许我去做别的事情。

　　一套文集

　　问：你的文集，一套四本的《毕飞宇文集》，现在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据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毕：对呀，三月份就出来了，那可能是发行的问题。应该有，兴化就有得的。

　　问：这套书是你自己编的吧？

　　毕：我自己编的。就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决定出我的文集，然后告诉我，我就高高兴兴地把这四本书的目录，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给他们排好，排好了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蛇皮口袋，把所有有我这些作品的东西，很混乱地捆成一大包，扛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去了，然后交给谁我也就不管他们了，然后他们就按照这个目录一篇一篇编就是了。其实所谓的我自己编呢，也就是花了三四个小时开了个目录。

　　问：里面收录了所有你感觉好的作品？

　　毕：应该上去的全部上去了，不应该上去的也上去了。

　　问：为什么？

　　毕：像《上海往事》这个小说，按照我最早的想法，我是想把它拿掉的。因为我写过一个长篇叫《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我自己很不满意，当然我不能把它放进去，那不放进去以后呢就有个问题，就是你得凑成这四本书啊。我在编那个文集以前我挺自豪，我觉得哎呀，我好像出了挺多的书的，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一个作家，哎呀，结果等文集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就到我的这个脚踝骨这儿，我发现特别惭愧。所以我就对自己说，你还很年轻，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看到了这个结果呢，虽然惭愧也挺高兴，就是会给我一个力量，就是再多写一些。

　　问：谦虚。

　　毕：不是谦虚啊，事实上四卷文集就那么一点点。

　　问：这套文集出来之后，听到什么反响、反馈吗？

　　毕：出文集的那段时间很特别，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手头现在的这个长篇写作了。我基本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长篇上，当然配合为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也作了一些宣传，但是我也没有故意去打听这样的事情，朋友们也知道，反正那些作品都是旧作品，也没有给我特别多的表扬或者批评。

　　一部长篇

　　问：你手头写的长篇小说，能不能透露一些情况？

　　毕：长篇小说从2002年的下半年开始写，写到现在，两年半了嘛，写了十七万字多一点。

　　问：是写当代题材的吗？

　　毕：不是，不是当代生活，还是写的文革，写的农村。完成后我估计大概是二十五万字左右。

　　问：现在这已写就的部分自我感觉怎么样？

　　毕：自我感觉啊？你永远不要问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因为他写的时候，你要问的话他会很嚣张，这种嚣张并不是因为他浅薄，也不是因为他故意说多么好炒作自己，都不是，因为在创作的时候，人是没有判断力的，你沉静在创作的快感里面，你每天都很亢奋，像喝了酒一样，就跟恋爱中的一个小伙子，你问他对象漂亮不漂亮，是一样的，他可能到了七年之痒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太太有好多不足，恋爱的时候，他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不过如果我说自我感觉好啊，也是我真实的判断，但不是一个美学判断，不是一个文学判断。就是说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写得很快乐，就是这样。

　　一点忠告

　　问：作为家乡人，请你对泰州的写作者提一些建议。

　　毕：我只有一点忠告，就是谁的话都不要听，在艺术面前没有权威。你可以喜欢一个作家，但这个作家不是你的范本。别人的方法对他来讲可能是特别对的，但对你来讲可能完全不对。这一点，就如同一个妇科医生对孕妇讲，我给你一个建议，希望你的孩子长得像谁一样可笑。如果你写得好的话，你的文字跟你这个人很像，你的作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精神信息、美学趣味跟你这个人很像，它只能是这样。

　　问：一个作家首先得尊重自己。

　　毕：是的，作家最重要的是向自己学习，就是说珍惜自己每一天的创作，从每一天的创作当中去找到自己，从而找到自己的创作方法，找到自己切入生活的方法。比方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这是法国人认为的法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高峰，一个是高度写实的，用恩格斯所讲：用古典的、典型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场景，写人物，把人物放到场景里面去，然后在场景里面刻划它的细节，他用这种方法，小说完成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是巴尔扎克，他天生的这个气质类型，他适合于这样写小说。可普鲁斯特写小说完全不是这样的，普鲁斯特是个病人，他就躺在床上，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像巴尔扎克那样生龙活虎地切入法国社会了，他完全是靠他对以往生活那种零碎的枝枝节节的回忆，可是他同样完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生活场景描绘。如果说像关公战秦琼一样，巴尔扎克走到普鲁斯特面前，告诉普鲁斯特，小说应当怎么写，我只能说，巴尔扎克是愚蠢的，普鲁斯特同样是愚蠢的，甚至把普鲁斯特给杀了。

　　相关链接：毕飞宇长篇新著《平原》刊发于《收获》2005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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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各地的过年习俗

　　福州除夕，马蹄祭祖，吃太平面

　　亨崇说，早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灶君之前，福州人便开始为新年而忙碌。按福州人传统，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便不杀生，所以正月要食用的肉类就得在这之前准备。家中妇女把杀好的鸡和猪吊在天花板上，等晾干后炖熟，放在瓮内用酒及多种配料腌制。

　　侯亨崇说，这样一瓮食品，不仅是团圆饭桌上的佳肴，往往还可以一直吃到正月底。

　　到了除夕，吃团圆饭前，福州人都要先祭祖，在众多祭品中侯亨崇对马蹄和年糕的印象最深刻。马蹄长在田地里，生命力很强，以马蹄祭祖，有希望祖先保佑有关人家后继有人的含义。

　　福州人的年糕跟本地市场常见的年糕不同，它的大小犹如一个托盘，口味也不一样，所以每年福州会馆都会替会员订制年糕，好让乡亲能品尝到别具福州风味的年糕。

　　祭祖时年糕得切片油煎，然后盛在盘里摆上供桌。福州人很重视年糕，除了祭祖，年糕也是团圆饭桌上的一道饭后甜品，即使不吃，饭桌上也少不了它。此外，红糟鸡、福州鱼丸和肉燕也是福州人团圆饭桌上的美味食品。

　　福州人还有一个颇有趣的年俗。吃过团圆饭后，父母都要用卫生纸替小孩抹嘴，意思是童言无忌，若小孩说错了什么话，希望神明不会怪罪于他。

　　大年初一，福州人出门拜年之前，必须先祭天，竹篾饭是必备的祭品。饭是盛在一个竹篾编的容器中，当中要插一朵纸红花，周围则插上筷子，有向天祈福之意。

　　根据传统这天福州人还要吃一碗太平面。那是用红糟鸡汤泡的面线，面里还要加两个鸡蛋，现在也有人以鹌鹑蛋取代。顾名思义，太平面是吃平安的。

　　侯亨崇记得，福州人的元宵节也很热闹。游神是一大节庆，响彻云霄的鼓乐声，簇拥的群众，此起彼落的爆竹声，把喜庆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侯亨崇于1959年20岁那年回到新加坡。这几十年来，因为各种因素，福州人过年的传统习俗已无法完整保留下来。

　　侯亨崇说，比如很多福州家庭都加入了非福州籍成员，为了适应不同籍贯成员的饮食习惯和喜好，这些家庭不得不加入一些非福州食品，使得团圆饭桌上的食品再也不是单纯的福州食品了。

　　他说：“这是时代改变的结果，年长的福州人不应固执己见，在以和为贵的原则下，我们应顺应时代作出适当的调整。”

　　“做大岁”和“白额春联”福建莆田特有的过新年风俗

　　莆田市辖的莆田和仙游两县，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同属于兴化这一军、路、府，因此习惯上只称兴化。兴化人家俗例，从农历新年正月初一早开始，亲友登门互相拜望，叫做“拜年”，说些吉利话儿，这种习俗全中国都一样。但在兴化，至今还沿袭“做大岁”、贴“白额春联”的习俗……

　　“做大岁”

　　明嘉靖41年11月间，倭寇进犯兴化，杀戮掠夺，至次年正月底始退，城中尸骸遍地，惨不忍睹。

　　农历二月初二日，出外避难的人陆续回来，悲喜交集，既为幸存者庆幸，又为死者悲伤。此时亲友之间急先互相探望，然后擦干眼泪，重过春节，补做大岁，庆贺光复。

　　因家家都没过大年节，便决定在初四夜补过。以后为了纪念那段惨痛的历史，民间相约以除夕为小年夜，正月初四为“大年夜”，亦称“做大岁”（仙游则是在初五“做大岁”）。并以正月初二为“探亡日”，这一天互不登门，以示对死难亲人的哀悼。

　　后来因感到春节期间互不登门，终究不便，就变通为初一日如已到亲友家拜年过，初二日就不必忌讳了。

　　“白额春联”

　　全国各地春联均为一色满红，唯独兴化春联有一段两寸长的白色联头，红白相间，格外醒目。

　　相传清兵入关后，实行高压政策，滥杀无辜，不少人家因办丧事贴了白联。时值春节，清廷又强令家家户户贴红联，以饰“国泰民安”。有人在贴红联时，有意让门上的白联露出一小截，以示心有余哀。各家起而效之，遂成“白额春联”习俗，流传至今。

　　“敬天公、贺正”泉州过新年风俗

　　正月初一，常称为“过年”、“过新年”，可见“年”既是时间单位，也是节日名称，是年与年之间的大节。年是我国民间古老而又最为隆重的节日，尧舜时称“载”，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起称“年”，沿用至今（其间只有唐玄宗、唐肃宗二帝时一度称“载”）。过年的时间自汉武帝时确定正月为岁首，即以正月初一为新年，又称“元日”；又因此日始于旦，也称“元旦”。辛亥革命后改行公历，以1月1日为元旦，于是原称为“元旦”的农历正月初一即改称为“春节”，但仍习称为“年”。

　　过年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泉州称为“过年”，要待过了十五，“年”才算过去了。民谣云：

　　“初一场，初二场，初三无姿娘（姿娘意为妇女，此日妇女不上街）；初四神落地（灶君从天上汇报回来）；初五舀肥（掏粪便，农事开始）；初六隔机（整理织布机，隔开经线与纬线，妇女们开始织布）；初七七元（人日，取菜、果等七样做‘七宝羹’）；初八完全（年糕吃完了）；初九‘天公生’；初十好食天（指天气寒冷宜在家饮酒）；十一请女婿；十二倒去觅（妇女再回娘家探望一下）；十三吃糜配芥菜（糜即稀饭，连日吃腻了酒肉，改改口味）；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丸；十六‘地妈’生；十七‘那怎生’（节日就这样过去了）。”

　　敬天公

　　子正之时（零点）一到，四处爆竹声响成一片，人们即在家中厅堂设案，摆上三牲、果合、清茶、金楮等供品，燃三炷清香，点烛，恭拜“天公”，敬祀祖先。这种祭祀一直持续到初四。

　　开正

　　除夕之夜守岁至深夜12点钟响，迎来了新年黎明，在子正之时“敬天公”的同时，家家户户燃放爆竹，开门迎春纳祥，俗称“开正”。

　　贺正

　　清晨，无论男女老少，纷纷起床盥洗，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早餐合家吃面线加鸡蛋，吃蛋去壳，意在除霉气，迎吉祥，面线则象征福寿绵长。早餐后即出门走访邻居亲友，笑脸相迎，首次见面皆要互道“恭喜”，俗称“贺正”，亦拜年之意，一直到元宵。有客上门，要奉上糖果、蜜饯，或喝甜茶、咖啡，让客人“甜一下”，以示有个甜蜜的开端。

　　团拜

　　清乾隆《泉州府志风俗志》引宋代郡志所载云:“元正贺礼，乡老相约聚拜，省往复之烦。郡守、县令率僚属会焉。旧于贡闱，后于承天寺，至淳祐间（1241一1252年）乃即泮宫。邻里则各于侧近庵宇，会集齿长，岁推一人，具酒果为礼。今此礼废。”解放后又恢复。

　　压岁钱

　　未成年晚辈给上辈拜年，上辈给一“红包”作为压岁钱。

　　禁忌

　　正月初一，新年伊始，凡事以纳吉迎祥为准则，禁忌很多：

　　忌饮茶水，忌吃稀饭，如此即可避免以后外出“半途遇雨”。

　　早餐吃干饭，以整叶煮的菜为佐，俗称“长命菜”。

　　忌打骂孩子，忌和别人吵架，忌说不吉利的话，不得讨钱逼债。

　　忌操刀切物，以示戒杀。所有食物如须刀切者，除夕即已准备周全。

　　忌用扫帚扫地，意谓新年迎祥纳福，惟恐一扫而空。

　　忌穿旧衣裳，要穿新衣，曰“去旧迎新”；忌赤足，行走时足被刺伤即为不吉。

　　忌打坏器皿、碗碟之类，否则一年福气均被破坏；如不慎打破，则将碎片投入井中以镇压之。

　　除夕夜、初一夜、初五夜、元宵夜均不熄灯，寓祥光永驻。

　　“种花送花贺新春”漳州过年风俗

　　岁幕新春前，漳州人有互赠水仙花贺新春的习俗。其寓意是向亲朋好友送去新春的祝福，祝新春吉祥如意，万事如水仙花盛开。

　　说起这一习俗，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龙海九湖蔡坂村有个在河南汲县龉俚淖迦苏殴饣荨D且荒辏殴饣莞胬戏迪纾偶胰四瞎椋舜赐ズ时，在碧水连天的湖上，忽然见到前面出现一片仙景：殿宇巍峨，亭阁错落，云霞缭绕，仙乐阵阵。两位身着白色、金**和素白淡**霓裳羽衣的仙女走出金碧辉煌的宫殿，翩翩向他们飞来。张光惠一家人见此美景，不由同时揉起眼睛，怀凝自己是否花了眼。待定睛细看时，仙境已烟消云散，前面湖上漂浮着两茎鲜花。张光惠急忙让船家赶上，从水中捞起这两茎美丽的鲜花。放在船上，芬芳朴鼻。细看，如亭亭玉玄的仙女，美丽、端庄、可爱！

　　张光惠一家回到故乡——漳州南郊圆山脚下的琵琶坂村（今蔡坂村），在合家团聚“围炉”守岁的除夕夜时，这两球茎又抽出新的花箭开出鲜艳的花朵。

　　来年，张光惠把这两个球茎种植在自家花园里，于是萌生出小球茎，越种越多。以后每年新春佳节前，张家就把这些花球分赠亲朋好友，并附上一首赠花诗曰:“漳郡圆山穴鳖峰，花含仙露水流香。玉盘金盏仙祝酒，送给君家福寿堂”。人们问：“这叫什么花？”张家人答“这叫‘水上花’”。因为年长月久，代代相传，“水上花”便叫成了“水仙花”。

　　以后，张家的亲朋和邻家也学张家种花送花贺新春，这样形成习俗流传下来。

　　闽南一带乡村过年习俗显得与城市不尽相同。乡村农家，房多门多，除了贴春联外，房门两侧还要搁置两株圈贴红纸的连根甘蔗，叫“门蔗”，方言“蔗”与“佳”近音，寓意进入佳境。厅堂中案桌摆有隔年饭、长年菜、发糕，并插上用红、黄两色纸扎的“春枝”，寓意饭菜长年丰足，吉祥发财。每家要把薯藤柴枝堆垛大门外，点燃待其烟绕火旺，男人依辈分跳过这堆火焰，边跳边念：“跳入来，年年大发财；跳出去，无忧共无虑；跳过东，五谷吃不空；跳过西，钱银滚滚来。”这叫“过火群”，象征烧掉旧岁的邪气，消灾过运，迎来干干净净、大吉大利的新年。“跳火群”后，就要用新扫帚打扫厅堂，扫完后扫帚畚斗搁在一起，垃圾堆放门边，希望如愿再从畚帚中走出来，帮助发家致富。同时要把跳火群未熄的余灰收集一些添于炭炉中，叫“添旺”，象征更加兴旺。家长率子女围坐炉旁，叫“围炉守岁”，最好通宵达旦守着，据说这是为父母添寿。此时，长辈给晚辈分压岁钱，叫“分圆”。随着社会进步，生活节奏加快，闽南乡村一些繁琐的习俗已逐渐被废止了，但农家企盼好年景的风俗仍保留下来。特别是“围炉”在腊月寒冬，全家人围在暖烘烘的小炉旁痛饮畅谈，述旧岁展望未来，那是多么温馨，多么幸福。

　　厦门春节习俗

　　厦门的民俗很多，随着时代的进步，近年变化极大。为了入乡随俗，特介绍如下：

　　正月初一，黎明开门，梵香燃爆，曰“开正”。晨起祭祀祖先，是日，粪土不倾户外。

　　正月初三，为丧家清新愁（即烧新床）之日。凡在初一、二未到过之友家，是日应勿往访，访即为不敬。有谚语曰“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甲饱”，意思是初三日无客登门，晚起无妨。那么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占领厦门外岛浯屿。一年除夕夜晚，官兵忙于过年而疏于守备，大股倭寇乘机攻城，军民奋起抵抗敌人，激战二日三夜，倭寇才败退，但城内军民伤亡极重。初三日，百姓各自收埋亲友，吊丧亡灵，哭声震天，无暇到别家登门拜年。第二年初三日，厦门居民把此日作为忌日，久而久之，成为惯例。

　　正月初四，奉佛人必焚纸帛与马，接神，系迎接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送神。

　　正月初九，玉皇诞辰，香案敬神。惟丧家要停祭两年。

　　正月初十，地诞。是日不砍柴、不掘土。并以普通物品祭敬。

　　正月十三，关圣帝君诞辰，商家均有祭敬。

　　正月十五，上元或日元宵，即三官大帝诞辰，闹花灯。

　　除夕吃年夜饭，叫“吃廿九瞑”，大都爱吃火锅（暖锅），“围炉”合家欢。火锅有“一品锅”（整锅一格）、“鸳鸯锅”（两格）、“四色锅”（四格）。从“一品锅”而形成名菜“一品富贵”，汤是猪肉或鸡鸭汤，主菜是金元宝（鸡蛋）、银元宝（鸽蛋）、整只蹄膀叫“一团和气”，黑刺参与墨鱼用海带绑在一起叫“乌金墨玉”，鸡鸭翅膀叫“鹏程万里”，冬笋叫“节节高升”，粉丝叫“福寿绵长”，鱼丸、肉丸和发菜叫“团圆发财”，鸡头鸡尾、鱼头鱼尾叫“有始有终”，加上火腿脚爪叫“平步青云”，末了吃长生果，意思是“长生不老”，吃柑橘，象征吉利。由于火锅热气腾腾，食品翻滚不停，不断续汤，添加好料，就叫“越吃越有，越烧越旺”。厦门人特别重视海鲜，如鲢鱼“年年有余”）、蚝仔、红虾、珠蚶、旺螺、海带和发菜豆腐（“发财多福”）等，近年来又有啤酒火锅、豆腐火锅、丸子火锅、什锦火锅等应市。

　　年糕

　　吃了年糕，万事如意年年高，年年高升，年年高兴！又有敬祝长辈延年高寿之意。年糕又叫“年年糕”，“年年糕”从“粘粘糕”同音演化而来。厦门人把年糕叫做“米果”，品种多样，有甜有咸，甜的有白糖米果、乌（红）糖米果，并加冬瓜、红枣、花生等；咸的有金瓜（南瓜）米果、菜头（萝卜）米果、番薯（地瓜）米果、芋头米果，并加猪肉、虾米、蚝干、香菇、油葱等；此外，还有凉米果、发米果、碗糕米果……

　　薄饼

　　清代有诗人写诗咏薄饼:“春到人间一卷之”，描写薄饼皮是“薄本裁圆月，柔还卷细筒”，描写薄饼馅是“纷藏丝缕缕，馋嚼味融融”。薄饼还是厦门人的一大发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曾任潮州太守的同安人李春芳，将其女儿嫁给了金门蔡厝人蔡复一（那时，金门属于同安县管辖）。后来，蔡复一官至总督云贵湖广军务兼贵州巡抚，公务繁忙，日理万机，经常废寝忘食。蔡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害怕长此以往，有损夫婿健康。于是，她就将一些鱼、肉、虾、菜、笋、豆等用微火炖熟，用面皮包卷，置于夫婿案头，让他边吃边办公，一举两得。这种菜便被称为“婆饼”，厦门话“婆”“薄”同音，便又称为“薄饼”。它从官府传到民间，“夫人薄饼”又变成“美人薄饼”。

　　圆仔

　　吃圆仔，又称吃元宵，有的地方叫汤圆、汤团。据说，吃元宵始于春秋末期，宋代才称圆子，取“团团圆圆”之意。宋代有一位文人说这种食品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并作16字赞一首:“团团秫粉，点点蔗霜；浴以沉水，清甘且香。”厦门圆仔将各地风味兼收并蓄，有甜有咸，有的白心，有的包馅，什锦、豆沙、枣泥、笋肉、猪油都有。

　　客家人“年汤”祭祖的过新年风俗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客家人过年是从农历腊月二十四开始，到正月十五，也就是说，过年是从传统的过“小年”开始。小年过后，家家户户准备年货，炒粉皮、结米糖、炸豆腐，以及购买鸡鸭鱼肉、香烛爆竹之类。此外还少不了抽出时间来打扫庭院、擦拭门窗等。到了除夕这一天，家家早早地贴上对联、年画，然后准备年夜饭。年夜饭最讲究的一道菜就是“年汤”，主要有大肉、萝卜、肉丸和菇类。吃年夜饭前要先做两件事:一是给长辈端上热气腾腾的“年汤”；二是焚香祭祀祖宗、放爆竹。尔后，一家人才团团圆圆吃年夜饭，这一餐一定要吃点饭，表示吃到了“年饭”，长了一岁。饭后，年长者会为小孩包上吉利的“压岁钱”，除夕才算过完。正月初一凌晨，男人们早早地便起来洗漱干净，然后点香烛、放爆竹，给长辈拜年。之后，装上一盘粉皮、米糖、花生，这是一定要吃的，表示新的一年有“吃路”。这一天有很多讲究，不捞饭、不扫地、不打水，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早餐也要吃斋，并以芹菜、豆腐为主，意为勤劳致富发财。

　　正月初二，客家人最重要的是杀一只阉鸡，把鸡血淋在“纸钱”上，谓之“血钱”。早饭后，一家人便穿戴整齐，和家族人一起带上香烛爆竹、茶酒斋饭，上坟祭祀祖宗。祭祀完毕后，家族人便开始一家一家拜年，一边说着祝福的话，一边喝着滚烫的酒。这一天，新媳妇还要和丈夫一起赶回娘家。正月初三，客家人便开始走亲戚。

　　正月初五，各地的圩场开始了新年的第一个圩日，俗叫“开圩”。这一天，人们忙着赶场，各种玩具、小吃特别多，还有舞狮的、舞龙灯的，格外热闹。

　　正月初七一早，家家户户便用炸果、炸豆腐、腊味等凑成七种佐料煮稀饭，俗称“七宝羹”，客家人认为吃了“七宝羹”，一年无病无灾。直至正月十五过了元宵，传统的过年才算结束。

　　如今，过年增添了许多内容，封建陋习明显减少，人们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体育比赛，传统的节日有了新的色彩。

　　闽西：大年三十吃“腕子筒”、“长命菜”

　　闽西客家人从年二十五“入年假”过小年始至除夕，是过年的准备阶段。

　　大年三十这一天，客家人的主要事情是“上红”（贴春联和红纸）表示红红火火。之后，贴门神、祭祀祖先、准备年饭、守岁等。而年饭中“腕子筒”与“长命菜”是闽西客家人少不了的菜。“腕子筒”就是红烧猪蹄，这红烧猪蹄很有特色，不仅肉烂，更是香浓可口，这里面的配料有的是当地的植物根茎，因此形成的香味独特；“长命菜”其实就是整只的鸡或整块的猪肉放进锅中烹煮，再将整个大萝卜和整棵的芥菜加进去，这里面的含意很深刻。

　　在餐桌上，客家人如何进食也还有一番讲究。鸡头由长者吃，翅膀给出门的男人吃，读书的孩子吃鸡臂(腿)。酒洒倒在桌上视为发财，碗被摔碎看作会添丁，掉落了筷子当作有食缘……守岁，也称点岁火。客家人要用特制的三盏油灯分别点在厅、门、灶上，直到天亮。如一夜通明，这将意味来年吉祥平安，万事亨通。

　　赣南：诸多禁忌

　　赣南客家人过年有诸多禁忌。正月初一不向屋外倒垃圾、泼水，忌进菜园摘菜，这天忌开口骂人，要说吉利话。除夕、春节及大的节日和喜庆日，忌碗筷掉地。正月初一至十五，忌向他人借款或催贷。新年“出行”，忌有女人在场。正月初五是“五谷神”生日，这天家家不能煮生米，只在前晚煮好夹生饭，第二天早晨蒸熟，黎明时，家家烧香迎接“五谷神”上谷仓，祈保“五谷丰登”。

　　赣南客家人讲究“吉利”，每月初一、十五要说吉利话，“无”要说成“有”。宁都大沽、小布等乡村“帽子”要说“有子”，因为“帽”与“毛”谐音。新丧家人忌讳到别人家贺年。大年初三称为“穷鬼日”，一般不外出，不宴请。这天要做的事是把初一以来清扫的垃圾送至村边，点燃三炷香后烧毁，俗称“送穷鬼出门”。

在莆田除了除夕家家团圆过年之外，还会再过一次年，当地人称之为“做大岁”。莆田的这个特殊的过年风俗是有历史来源的。莆田市直辖莆田和仙游两县，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同属于兴化这一军、路、府，因此习惯上称为兴化。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犯抗倭英雄戚继光福建，占领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建立据点，四处烧杀掠抢。兴化府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的半夜时分被倭寇攻陷，并被占据长达两个月之久。兴化城内被焚毁殆尽，死亡3万余人。当时，莆田男女老少奋起反抗，被倭寇割舌断胫，或火焚、钉死，惨不忍睹，倭贼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惊海内外。次年正月廿五日，由于城内死尸腥臭不可居，倭寇只得暂退平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朝廷，这是自有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从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配合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会同剿倭。

1~d6`3dL1O0 戚继光多次来莆田抗倭，拯救百姓于水火。期间的莆田黄石林墩大捷，连克倭营六十多座，歼敌四千多，铲除倭寇大本营，从此倭患基本平定。兴化城得以光复。这时，逃亡山区的老百姓，才纷纷于二月初二返回家里。大家一方面掩埋亲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收拾破碎家园。这时，年节已过，人们只得在二月初二那天互相探望之后，于二月初四重新过年团圆。平倭之后，邑贤林龙江捐田三十亩，在林墩首倡建生祠奉祀戚继光，1998年，戚继光纪念馆编入《福建年鉴》。光饼的传说也就是民间对戚继光的纪念。莆田人民为了纪念那段惨痛的历史，缅怀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英勇事迹，民间相约以除夕为小年夜，正月初四为"大年夜"，亦称"做大岁"，补过一次年。根据史料，当时遭到倭寇侵害的还有江苏兴化，据说当时倭寇接到上头命令进犯兴化，但没搞清楚是哪个兴化，就同时进行侵犯。江苏兴化却没有“做大岁”的习俗。所以莆田的“做大岁”这个风俗可以说是全国独有。

探亡日

新年正月初一吃完饭后亲友登门互相拜望，叫做“拜年”，说些吉利话儿，这种习俗和全中国都一样。但以正月初二为“探亡日”，这一天互不登门，以表示对倭寇侵害中死难亲人的哀悼。至今莆田人每年这一天，都不互相串门拜年，或者走亲访友，害怕把霉头带给别人。（不过我们年轻人偏偏挑这一天进行聚会之类的活动，就因为街上人少，正合适。）

白额春联

贴春联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春节风俗，它是把各种吉祥的祝福语写在大红纸上贴在门的两边。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用红纸来写春联是一般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是家家必须要遵守的，否则会有不吉利的嫌疑。但在莆田正因为有这段倭寇侵害的历史的缘故，莆田境内却流行着贴白额春联的风俗。

在莆田除了除夕家家团圆过年之外，还会再过一次年，当地人称之为“做大岁”。莆田的这个特殊的过年风俗是有历史来源的。莆田市直辖莆田和仙游两县，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同属于兴化这一军、路、府，因此习惯上称为兴化。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犯抗倭英雄戚继光福建，占领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建立据点，四处烧杀掠抢。兴化府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的半夜时分被倭寇攻陷，并被占据长达两个月之久。兴化城内被焚毁殆尽，死亡3万余人。当时，莆田男女老少奋起反抗，被倭寇割舌断胫，或火焚、钉死，惨不忍睹，倭贼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惊海内外。次年正月廿五日，由于城内死尸腥臭不可居，倭寇只得暂退平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朝廷，这是自有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从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配合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会同剿倭。

戚继光多次来莆田抗倭，拯救百姓于水火。期间的莆田黄石林墩大捷，连克倭营六十多座，歼敌四千多，铲除倭寇大本营，从此倭患基本平定。兴化城得以光复。这时，逃亡山区的老百姓，才纷纷于二月初二返回家里。大家一方面掩埋亲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收拾破碎家园。这时，年节已过，人们只得在二月初二那天互相探望之后，于二月初四重新过年团圆。平倭之后，邑贤林龙江捐田三十亩，在林墩首倡建生祠奉祀戚继光，1998年，戚继光纪念馆编入《福建年鉴》。光饼的传说也就是民间对戚继光的纪念。莆田人民为了纪念那段惨痛的历史，缅怀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英勇事迹，民间相约以除夕为小年夜，正月初四为"大年夜"，亦称"做大岁"，补过一次年。根据史料，当时遭到倭寇侵害的还有江苏兴化，据说当时倭寇接到上头命令进犯兴化，但没搞清楚是哪个兴化，就同时进行侵犯。江苏兴化却没有“做大岁”的习俗。所以莆田的“做大岁”这个风俗可以说是全国独有。

探亡日

新年正月初一吃完饭后亲友登门互相拜望，叫做“拜年”，说些吉利话儿，这种习俗和全中国都一样。但以正月初二为“探亡日”，这一天互不登门，以表示对倭寇侵害中死难亲人的哀悼。至今莆田人每年这一天，都不互相串门拜年，或者走亲访友，害怕把霉头带给别人。（不过我们年轻人偏偏挑这一天进行聚会之类的活动，就因为街上人少，正合适。）

白额春联

贴春联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春节风俗，它是把各种吉祥的祝福语写在大红纸上贴在门的两边。红色在中国是喜庆的颜色，用红纸来写春联是一般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是家家必须要遵守的，否则会有不吉利的嫌疑。但在莆田正因为有这段倭寇侵害的历史的缘故，莆田境内却流行着贴白额春联的风俗。原先，莆田正月初二“探亡日”每家都贴上白联，但在初四“做大岁”，又要按惯例贴上大红春联，在哀思亲人与吉庆佳节的矛盾中，人们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在刚贴过的白联上面，覆盖大红的春联，将白联露出一截（约10厘米），用来表示心有余哀。从此以后，莆田地区在春节时，便流行贴白额春联的风俗。

除夕夜不关灯

这个习惯和一个民间传说有关。当地有一个老妇人，平时行善积德，为人真诚，深得大家的赞扬。就在倭寇大肆屠杀的那天晚上，老妇人一家还在睡梦里。这时候，老妇人在梦里梦见菩萨要她起来点灯。信佛的老妇人梦醒之后，就按照菩萨的指点点了灯。直到天亮才知道倭寇屠杀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屠杀完之后用点灯来做记号，表示屠杀过该户人家。老妇人一家就这样逃避了这场灾难。此后，除夕夜吃完饭，无论什么时候就寝，灯总是要一直开到天亮，以用来表示开灯可以避免灾祸，保一家平安。

禁忌

正月初一，新年伊始，凡事以纳吉迎祥为准则，禁忌很多：农历新年正月初一早，每家吃的几乎也是同样的饭菜，都是捞线面浇鸡汤或鸭汤，而且吃的第一口必须是线面，据说这样就不会淋到新年里的第一场雨；忌打骂孩子，忌和别人吵架，忌说不吉利的话，不得讨钱逼债；忌用扫帚扫地，意味新年迎祥纳福，惟恐一扫而空； 忌穿旧衣裳，要穿新衣，曰“去旧迎新”；忌赤足，行走时足被刺伤即为不吉；还有一些禁忌如初二不能挑水，初三才能放鞭炮开井。

2005～2008连续多年大范围种植，大田表现抗逆性强及抗条纹叶枯病等多种病害，早熟高产。无论是2006年8、9月份高低温逆转、2007年抽穗期高温影响，还是2008年9月份低温早袭等不利气候条件下，该品种表现出既较耐高温又较耐低温，结实率未受影响。其中2007年涌现的大批高产典型如：高邮沙堰贡家一组移栽田实测单产77993公斤、楚州白马湖农场1800亩机插秧及移栽田单产7118公斤、洪泽岔河镇600亩移栽田平均单产6816公斤、兴化海南直播大田单产6835公斤、移栽田丰产方7379公斤、铜山柳新农场600亩抛秧单产6504公斤；2006年灌云五图河农场400亩核心方实收单产692公斤；2005大灾之年东海县张湾乡实收单产6502公斤，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281%；该品种适应了轻简化栽培对品种早熟的要求。

一，扫巡．

　　兴化话把大扫除叫“扫巡”。这是个良好的卫生传统。俗语说：“千补万补，洗净见先祖”、“扫巡四面光，洗净见祖公”。扫巡日一般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十日至二十日户都选个“双日”中的大晴天(“双日”是莆仙群众的吉利数码)，把家里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户外，先洗净让太阳曝晒，一求干，二消毒。然后室内再“扫巡”。

二，祭灶公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祭灶”，就是送灶公上天。祭拜时烧一纸线，送灶公上天是祈求玉皇赐福，丰衣足食。

三．二十五日头

农历十二月廿五日，是莆仙习俗公定的大日子，俗称“二十五日头”。这一天，一般是大晴天，相传为“天官赐福”的日子。这一天，也是发善心积德的日子。凡种种原因向神许愿的金钱、谷物，都要主动送到城隍庙(或村里宫庙)，由经办人化为施舍给穷人、乞丐。这一天必须做好事，如债务未清者，也不能讨债。

四．做年糕

十二月二十六日起，户户做豆腐，买年货，尤以做年糕最为繁忙。

莆仙过年还准备其他年货，如做豆腐。80年代后，在小康之家，时令佳肴逐渐取代传统的年糕、食品。

五．辞岁

“除夕”前一天，俗称“小除”，户户放鞭炮，贴新春联。当晚，家家户户堂上点花烛，叠红橘果如塔状，上插“三春”纸花，供“隔年饭”于灶头，备办丰厚祭礼和“贡银”，祭祀天地神，名为“辞年”。

除夕俗称：“做岁”，除夕夜叫“三十暝”。逢小月叫“廿九暝”，全家同桌饮宴称为“围炉”，宴席菜一般备10碗，鱼不切尾，螃蟹要10脚全。饮宴结束，大放鞭炮，长辈要给儿童分压岁钱，一般通宵不睡，俗称“守岁”。

六．春节

　　春节，是习俗中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莆仙一带把正月的初一至初五日称为“五日岁”初一早晨，开门放鞭炮，各家拜神明祖先，祀以线面、烛、炮，礼毕，全家共吃线面，每人一碗，寓祝全家长寿。初二不相往来，不相串门拜年，只有初一日来过者不忌。初三日，各户进行“迎年”，所谓“迎年”，是上年年底有“送年”之例的回应。初四日，在继续“迎年”中，沿有“为菩萨乞草”的习俗：由儿童捧神像，在车鼓队簇拥下，按户募取木柴。下午则有“娘妈请花”，希望能庇其早生贵子。黄昏垒柴木于社庙前，举火燃烧，各户进行接神祀，待柴火烧透，众用长钳争夹未烬之柴速返家中，日“夹火母”希望财如火发。

七．初四过大年，做大岁［仙游地区是初五］

　　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犯福建，占领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建立据点，四出烧杀掠抢。兴化府城（今莆田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的半夜时分被倭寇攻陷，并被占据达两个月之久。兴化城内被焚毁殆尽，死亡3万余人。当时，莆田男女老少奋起反抗，被倭寇割舌断胫，或火焚、钉死，惨不忍睹，倭贼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惊海内外。次年正月廿五日，由于城内死尸腥臭不可居，倭寇只得暂退平海，直到抗倭英雄戚继光兵到，兴化城得以光复。这时，逃亡山区的老百姓，才纷纷于二月初二返回家里。大家一方面掩埋亲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收拾破碎家园。这时，年节已过，人们只得在二月初二那天互相探望之后，于二月初四重新做岁。

后来，为纪念莆田这一段悲惨的日子，莆田民间和以往一样，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夜“做岁”，时间拖得太长。于是，莆田民间约定将农历二月初四“做岁”，改为正月初四“做岁”（围炉），因农历二月农事正忙，若在二月初二才“做岁”并将年三十晚上改为“做小岁”，正月初四晚上称为“做大岁”。同时将二月初二日约定为正月初二日，作为探望亲友伤亡的不祥日子，俗称探亡日。至今莆田人每年这一天，都不互串门拜年或走亲访友。

同是莆田市的仙游县岁时风俗，与莆田市区（原莆田县）又不相同。莆田是正月初四“做大岁”，而仙游县却是正月初五“做大岁”。这是因为那年倭寇攻陷莆田城后，次年冬大举进犯仙游县境，到处杀掠。仙游城内百姓四处逃生，流离失所，无法团聚过年，直至戚继光兵到，倭寇溃逃，百姓才得以重聚团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起，仙游民间便俗定正月初五日，吴宅人吴廷珠（兴化府监军）在抗倭中战死，乡里人为纪念他，定正月初五为悼为日，所以吴宅人有正月初五不“做大岁”的风俗。莆仙地区正月初四和初五日“做大岁”的风俗一直沿袭迄今。

八．神诞春酒

　　正月初九日，相传是“玉皇至尊”神诞，各户于初八日夜半，点烛烧香，向天空顶礼，祷祝全年吉利。初九日，莆田各地信男、信女成群结队至壶公山凌云殿祀玉皇或到莆成以西的石室岩玉皇殿进香，这两处于当日都雇演莆仙戏，非常热闹。据说新婚夫妇正月初九"走玉皇路"可以生男丁

　　初十日，官绅互相邀饮，号“传座酒”。这原是长安旧俗，莆俗改称“春酒”，在举行前一、二天，官绅用帖书写要请者的姓名，派人挨户签知，到时大开筵席，地位高的一天须赴多席。请“春酒”是官绅在新年中一件必不可少的事。劳动人民没有这套俗例，只在走亲戚时带着小孩，互相邀请吃些茶饼糖果或其他小点心而已。

九．元宵

元宵从正月初六起为至廿日为“元宵”。每个村落日子不同,以正月十五日这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为元宵正日，俗称“元宵心”。

元宵节在莆仙相当热闹，虽然莆仙各地闹元宵的时间、内容、形式不完全一致，但均体现“以神为主，神民同乐”的基调，农村尤为突出。各村(过去叫“境”)各宗簇围绕各自的村社闹元宵，为期一般3天，有的还联合闹元宵。农村中庆祝元宵，普遍演戏酬神，并在“行傩”之外，穿插放焰火。 庆祝元宵，各里社已婚男子都要按年轮流担任“福首”，负责是年向社神烧香、清扫、祭祀、收藏社神袍服、祭器等，元宵时捧社炉随神座绕境，让各户进香

元宵彩架在庆祝元宵中，各地还流行各种习俗，各里社在前一年结婚和生育男孩的人家，每户须于元宵夜向神献礼，或燃点巨烛1对，称为“喜烛”，较特殊的习俗，前一年新婚的妇女，在元宵夜都盛装打扮，排坐在各自里社的庙前，让人们晤识新妇风姿。

　农历二月初二日是“中和节”。这一天俗称“头牙”。各户祭神祭祖先。商家备办酒席，邀店员做“头牙”。乡村里社凡在正月因大雨等原因未举行元宵活动的，多在这一天补办，俗称“二月二”

目前为您提供的是餐饮文化栏目的福建莆田人的春节过年习俗[摘要]

福建莆田人称过年为“做岁”。除夕，莆田、仙游民间统称为过年、做岁、三十暝（夜）、围炉等。莆田、仙游人过年，从腊月二十开始，要做大量的工作。也有许多规矩

　“做大岁”和“白额春联”福建莆田特有的过新年风俗

　　莆田市辖的莆田和仙游两县，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同属于兴化这一军、路、府，因此习惯上只称兴化。兴化人家俗例，从农历新年正月初一早开始，亲友登门互相拜望，叫做"拜年"，说些吉利话儿，这种习俗全中国都一样。但在兴化，至今还沿袭"做大岁"、贴"白额春联"的习俗——"做大岁"

明嘉靖41年11月间，倭寇进犯兴化，杀戮掠夺，至次年正月底始退，城中尸骸遍地，惨不忍睹。

　　农历二月初二日，出外避难的人陆续回来，悲喜交集，既为幸存者庆幸，又为死者悲伤。此时亲友之间急先互相探望，然后擦干眼泪，重过春节，补做大岁，庆贺光复。

　　因家家都没过大年节，便决定在初四夜补过。以后为了纪念那段惨痛的历史，民间相约以除夕为小年夜，正月初四为"大年夜"，亦称"做大岁"(仙游则是在初五"做大岁")。并以正月初二为"探亡日"，这一天互不登门，以示对死难亲人的哀悼。

　　后来因感到春节期间互不登门，终究不便，就变通为初一日如已到亲友家拜年过，初二日就不必忌讳了。

　　"白额春联"

　　全国各地春联均为一色满红，唯独兴化春联有一段两寸长的白色联头，红白相间，格外醒目。

　　相传清兵入关后，实行高压政策，滥杀无辜，不少人家因办丧事贴了白联。时值春节，清廷又强令家家户户贴红联，以饰"国泰民安"。有人在贴红联时，有意让门上的白联露出一小截，以示心有余哀。各家起而效之，遂成"白额春联"习俗，流传至今。

　　腊月二十五之后，大人都要特别交待小孩，在外面不许骂人，更不能和人打架，大人也不能打骂小孩。

　　为使年过得热闹、旺意，莆、仙民间，尤其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备办“红团”（面皮绿豆馅，面皮伴有食物红颜料，故名）、“番薯起”（用煮熟地瓜捣碎后和米桨、红糖、发好后蒸制而成）、白糕、油炸葱饼、油炸豆腐、油炸排骨、购买橘子、茶、酒等，并要杀鸡（鸭）、杀猪（羊）、杀鱼等，统称三牲（春节期间不能讲“杀”字，要讲“阉”，如问你家阉鸡了没有？），以备祭天地、神、祖先等辞年之用。

　　腊月三十零时辞年，乡村中不约而同地响起爆竹声，家家庭院前摆着一张系着金线绣花桌裙的供桌，桌上摆着五果、六斋、三牲和贴着福、禄、寿红纸花的干线面，全家人由年长的领头，依次拈香跪拜天地，在供桌前烧起供银、银纸，再次燃放爆竹。而后供桌退后一步，换上同样的一套供品，跪拜祖先，祈祝全家平安，来年幸福，然后，在供桌前再一次烧起供银、银纸、燃放爆竹，表示辞年结束。

　　年三十中午，家家户户都是吃“擦粉”（地瓜粉、线面、油炸豆腐、肉丝、及青菜等混合煮成的糊糊，意思是辞去过去汤汤水水的不如意的生活）。除夕夜围炉开始，各家各户大门上挂上一对大红灯笼，上书主人的姓氏，厅堂里灯火通明，全家人欢聚一堂，同享天伦之乐。在农村，还要把木炭烧红放在供炉里、置于餐桌下面，表示一家亲热团圆、兴旺发达。

　　莆田、仙游围炉时，餐桌上的菜，也有规矩。大多都有吉利的寓意，且十分丰盛。盘菜中，一定要有鲫鱼（俗名鲫母，谐音“积宝”）、虾（谐音“和”，意即一家和和气气，和气生财）、蟹（要选十只脚齐全，寓十全十美之意）、海蛎（谐音“在”，寓意来年家人都会还在这个世上），其他的菜看各家喜好和经济情况。厨房的水缸里还要养几条活鱼，表示年年有余。莆田、仙游人重视亲情，过年时一定要千方百计赶回家和家人团聚，如果有亲人实在无法赶回家过年，一定要在餐桌上为他放一副碗筷，留一个位置

　　围炉以后，长辈给16岁以下的未婚男女分压岁钱；也有子女给父母、爷爷奶奶压岁钱的；还有丈夫给没有职业的妻子压岁钱的。过年分压岁钱的愿意：一是对小辈的爱护、对长辈的尊敬，对妻子的恩爱。二是压岁其谐音“压祟”，即禳灾驱邪之意。

　　除夕之夜，莆田、仙游还有守岁的风俗。旧时，有的穷人为了避债，除夕夜要到城隍庙看戏，这样，债主就不敢在城隍爷面前讨债了。一般人家就围坐一起谈天说地。除夕夜一定要亮灯到天明，说是不让老鼠回娘家，破坏鼠辈们的好心情，影响它们的发育和生育，减少对农户的为害。城里人吃完自家的年夜饭，还要上至亲好友家里去喝上一杯酒，以示同围炉、特别亲切之意。

　　和其他地方一样，莆田人也喜欢大红大紫，自然是要传承贴春联式的中国红习俗喽。但莆田人的春联又和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了。全国各地的春联均为一色通红，唯独莆田春联的联头上多了一截白额，红白相间，格外醒目。相传清兵入关后，实行高压政策，滥杀无辜，不少人家因办丧事贴了白联。时值春节，清廷为粉饰太平，强令家家户户贴上红联。人们在贴红联时，有意让门上的白联露出一小截，以示心有余悲。各家起而效之，遂成“白额春联”。以后沿袭为例，流传至今。

　　莆田人在除夕夜“围炉”（莆田人把吃大年饭称作“围炉”），初一开始游春（莆田人习惯把春游叫做“游春”，“母鸡”和“母猪”叫“鸡母”和“猪母”）。在全国其他地方初二通常也是个拜访亲友的好日子，然而在莆田则不同，这一天恰好不宜出门。此俗源于明嘉靖四十一年间，倭寇进犯兴化（莆仙一带的旧称），两地被杀者众。戚家军打赢倭寇后，出外避难的老百姓纷纷回家探望，大家悲喜交集，既为生者幸存而庆幸，又为死者不幸而悲伤。初二日，许多家庭忙着为死者料理后事，串门的都是来吊唁之人，因此初二串门就成为不吉利之事。后来就把这一天定为“探亡日”，每年这一天互不串门，即使是至亲，也不例外，只有居丧之家才允系友上门，以示对死难亲人的哀悼。后来因感到春节期间互不登门终究不便，就变通为初一日如已到系友家拜年，初二日就不必忌讳。初三在各地都可以自由串门。莆田的初四正是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之处。

　　莆田人初四也是要过年的，也就是重复过年，初四这一天也就和大年三十一样的热闹隆重了。此俗源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进犯莆田，到处杀掠，至次年正月初一被戚家军打败后始返。由于家家都避难外地，没法过大年，便决定在初四夜补过。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民间相约以除夕为小年夜，正月初四为“大年夜”，亦称“做大岁”（仙游则是在初五“做大岁”）。初五的这一天我们也是当作初一一样过，像初一一样，早饭是炒面，是一年中最可口的早餐，之后就互相串门。

　　春节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闹元宵。莆田人闹元宵的日子在各个村都会有所不同，早的初六就开始闹元宵，晚的话就跑到正月下旬了。现在莆田有些地方过元宵节也越来越简单了，就是请亲友吃午饭或晚饭，再去观看迎神的节目就罢了。以前还有很多，小孩子最喜欢的是跟着迎神队伍走，到各家“做头”（简单的意思就是掌管神会的头头，每年都有几个“头”——大头、二头……一年后大头就退出头位了，二头进位为大头，后面以此类推。）的去等着分糖果。在莆田一些地方，当迎神队伍经过他们的家门口时，就把煮饭的铁锅端出，倒置地上用锄头把锅灰“耙”（莆仙方言，“磨”的意思）掉，这时，全村充满“几查、几查”的声音，其意一则驱邪，二为纳福。这个习俗据传是在元末明初，有一对年轻夫妻流落在外，因闹元宵的迎神队伍经过自己寓居的家门时，没钱买鞭炮燃放接驾，只好将耙锅发出的响声权充鞭炮声以表示虔诚。年过一年，他们的家业越来越大，人丁越来越旺，把这归结为耙锅声感动了神明而赐予洪福，于是元宵耙锅迎神便被他们看作是一种吉利的举措并广为流传。

这种做法不妥。

女生经常口是心非，气头上说反话，明明心里爱着你，嘴上却说以后别联系了，因为她对你不满意，有期待，用分手来发泄不良情绪，引起你的注意，其实希望你更关心呵护她，在乎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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