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花样年华》影评

　　这是一部看后会沉重的影片，也是一部看后会思索的影片。不少人观看它只是因为那绚丽的旗袍。的确，那26套婉约幽雅的旗袍紧紧包裹出张曼玉玲珑曼妙的曲线时，的确是一种美的享受。可如果只是为了欣赏服装美而观看此片的话，那未免有点糟蹋一部好片子了。

　　好片子像是一杯清茶，乍品没什么滋味，可细尝之下，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便会不知不觉地飘溢在你的五脏六腑间。《花样年华》就是这样一部片子。无论是镜头中精致的特写，还是丝丝小雨中由昏黄路灯投下的柔和光线，或是整个画面色彩的鲜明层次，色调搭配技巧的夺人眼目，都是导演王家卫和摄影杜可风深厚功力的体现。还有不得不提的片中的声音艺术，就算是雨滴落地的声效都是那样富有感染力，就更别提片中那伴随着男女主人公在楼道里多次相遇时恰如其分地响起的影片的主旋律--抒情中带有丝许压抑的提琴曲了。影片的这些硬件设施做的完美无瑕，更可贵的是影片的灵魂--内容情节，王家卫一样描写的匠心独运。

　　像是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周慕云一个人在面摊落寞地吃着云吞面，此时的镜头长时间地定格在他的面部。他的眼神里充满苦闷和孤独--为了总不归家的妻子。这时苏丽珍提着精致的保温壶出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镜头由她纤细的手拍起，逐渐上移到她的胸前，却始终看不到她的脸。这种开放性的构图可以引起观众无数的想象力。她来到面摊前，同样一份云吞面，脸上带着一种沉思的忧郁的神情--为了不归的丈夫。另一对在享受爱情，而这一对只是在各吃各的云吞面。不得不说，此刻导演用一种明暗线交织的手法既含蓄又内敛地表现了两种爱情的理念。而这种意境，只有在反复细细地品味后才能理解，可谓是该片的一个经典的情节。

　　还有一处让人记忆深刻的片段出现在该片的中下段。周慕云终于鼓起勇气向苏丽珍表达了心中压抑已久的感情。可苏却用无语沉默来回避。周看出了两人不可能在一起的结局。于是，他请苏丽珍帮他做件事--拒绝他，让他练习承受住那份痛苦，苏答应了。可当周说完“以后你自己好好保重”随即放开她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开时，苏却开始心潮汹涌。此时运用了一段长镜头，特写出了苏的手在被松开瞬间的抽搐，跟着紧紧抓住另一只手臂，手上的青筋凸现，一种油然而生的痛苦陡然现于手部。接着镜头移到她的脸：不忍、难过、冲动、压抑种种表情交汇在一处。紧接着，苏伏在周肩头痛哭的场面出现，周的手不断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肩，安慰地说“好了好了，只是演戏，只是演戏”一种压抑已久的情感的骤然爆发，导演却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娴熟的镜头语言来婉约地表达，却得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成功效果。只这一点，就可以让许多动辄让演员虚情假意地喊出“我爱你！”的导演好好学习。

　　片尾，周慕云离开香港这个伤心地之后，苏丽珍来到他的房间，点燃一根雪茄，不抽，只是放在那里任它的烟雾缭绕、盘旋、四散。一种她曾经熟悉的香味。她呆坐在椅子上，眼泪开始滑落。一滴一滴，最后连成一片。此时，**中的背景声全部消失，一阵寂寥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响在苏的心里，也回荡在观众的耳畔--

　　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无言

　　也许一切都应了该片的英文译名：In the mood of love

　　只是那“情绪中的恋爱”，在那个消逝了的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被称为一部怀旧经典。就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而言，古老而又普通，没有什么新意，无非就是一个讲述婚外恋的爱情故事；就影片的情节来说，既不曲折也不扣人心弦，可以说简单而又平淡。那么，为什么这样一部故事普通、情节简单的影片能被人们称之为经典？关键就在于导演王家卫在影片中所使用的巧妙而别致的表现手法，通过这些艺术手法为这个普通的故事赋予了一个内蕴深广、新颖脱俗的主题，使这部**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一、影片在主题表现上的含蓄美。

　　艺术贵在含蓄，**艺术也同样具有这个艺术法则。含蓄的表达使得艺术作品的内蕴更加丰富、使得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令人回味无穷。《花样年华》中正是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导演王家卫用一种隐喻式和象征式的表现手法，为这部**增加了内在韵味。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喻意。颇具特色的隐喻和象征式的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这部作品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显得既含蓄又有深度。影片不仅仅是反映了周慕云和苏丽珍因为各自的爱人出轨的不幸，也不仅仅是反映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而是映射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人们的普遍的感情生活和道德观念等内容。

　　（一）隐喻式的表现手法对影片主题的含蓄表达。

　　一部优秀的**作品，它的主题并不是直接告诉观众的，而是隐含在每一个细节中，要靠观众去体会的。《花样年华》中王家卫用隐喻蒙太奇和重复蒙太奇技巧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真实现状，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例如，影片通过苏丽珍替何老板给何太太（何老板的妻子）和给余**（何老板的情人）打电话、买礼物的情节，说明了老板也是在情人和妻子之间来回周旋。结合整个剧情，我们无形中就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社会的小资们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现状。不只是苏丽珍的丈夫和周慕云的妻子“出墙”，很多人和他们一样都在外面有情人，而且都是偷偷摸摸的。《花样年华》中，导演正是运用一些系列隐喻式的表现手法，把影片中的人物情感、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等内容暗含在每一个细节中，在深化主题思想的同时，使其在表达上具有含蓄美。

　　隐喻蒙太奇是表现蒙太奇中的一种艺术技巧。隐喻蒙太奇是“把表现不同形象的镜头画面加以连接，从而在镜头的组接中产生比拟、象征、暗示等作用的蒙太奇”[1]能给人一种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的感觉。在《花样年华》中王家卫多次运用隐喻蒙太奇这一手法对影片的细节上的处理，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增加了影片的含蓄美。如影片中 “昏暗的路灯”这一镜头的多次出现，这盏路灯似乎就是苏丽珍寂寞和孤独的内心。丈夫老是不在家，只有她独自一个人每天去小面摊吃饭。犹如街头道路等一样，孤苦伶仃。再如，影片中几次“挂钟”的空镜头的出现，很容易就使观众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无情，很具有隐喻意义。还有周慕云离开香港去新加坡时出现在影片中的一棵树的镜头，这个镜头导演用仰视的角度去拍摄，由一片蓝色的天空和一棵细高的小树组成的画面，交待了场景由香港到新加坡的转换和时间上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的转换。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暗示着周慕云和苏丽珍之间的感情已经越来越远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永远的不可能了。《花样年华》中这些隐喻蒙太奇技巧在细节处理上的应用，增加了影片主题的含蓄美，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和思绪，使观众无形中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生活的两个已婚男女之间既相爱而不能爱的无奈、伤感的情绪。

　　此外，《花样年华》中反复出现主人公周慕云和苏丽珍各自走过狭窄的楼梯，从家到小面摊和从小面摊到家的画面。这一画面反复出现，表面上是对主人公生活的表述。而实际上王家卫使用的是 “把表现同一内容的镜头画面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以突出、强调这一内容象征意义的蒙太奇技巧”[2]，也就是重复蒙太奇技巧。导演之所以要这在故事的开始部分使用这一表现技巧，目的就是要，以他们不断地从楼梯上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画面来象征他们孤独、冷清的生活状况，为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之间发生婚外情埋下了伏笔，同时也隐喻了他们两个人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在这部影片中，另一处巧妙使用重复蒙太奇的地方是，周慕云为了写小说在宾馆里租了一间房子，苏丽珍知道后去宾馆看他时，苏匆匆走上宾馆的楼梯，然后又匆匆地走下宾馆的楼梯的镜头反复出现。苏丽珍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上下楼的画面重复很容易就让观众感受到了女主人公激烈的心理斗争。此处暗喻着一种矛盾，实质上对周慕云产生了感情，想去看他，但又因为自己身为人妻，受道德的束缚而避免“跟他们一样”。这里的重复效果，巧妙而贴切的展现了人物的矛盾心理，也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导演在向观众传达这些思想内容时，不是直白的告诉观众，而是把这一切都隐藏在画面的不断重复中，增加了**的韵味。

　　（二）明暗和色彩对主题的暗示。

　　影片的明暗和色彩虽然不是表现主题思想的主要元素，但是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暗和色彩在《花样年华》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昏暗的色调和女主人公身上不断变化的服装色彩对影片的主题表达起到了一定的暗示作用。

　　在《花样年华》中，王家卫把绝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影片中采用这样的色调，暗示了故事中的时代气氛、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暗调在《花样年华》中的使用给人造成一种怀旧、伤感的思绪。影片中把人物放在昏暗的楼梯、走廊、阴暗的房间和黑暗的街道中……灰暗的画面效果为影片蒙上了一层时代的影子，很容易使人感受到六十年代香港的社会状况和影片中两个主人公的感情遗憾。暗示着周慕云和苏丽珍不可能击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们终究不可能越过内心中道德的束缚。而且整部影片基本上以灰暗的色调为背景，使主题显得厚重、深沉、压抑，把观众的思绪带入了一种“悲”的 状态，使人预感到了影片“悲”的结果，让人感受到了一个发生在六十年代香港的爱情故事的真实。

　　在这部影片中，最具色彩表现力的就是主人公苏丽珍身上的旗袍。苏丽珍身上的旗袍的不断变化间接的映射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心情的变化。导演把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用旗袍色彩的变化表现出来。就整个影片中女主人公所穿着的旗袍颜色，比如搬家时、在孙太太家里看丈夫打麻将时、和孙太太他们试电饭锅时、嘱咐丈夫给她老板带皮包时，或是去公司上班时，还是其他时候，一般都是以白色加黑色、白色加蓝色和淡**加白色搭配的旗袍。这几种颜色搭配的旗袍是苏丽珍贯穿的。这种几种素色的衣服于影片的灰暗色调、周围环境是相协调的。但是片中好几次出现苏丽珍提着饭盒去小面摊买饭时，她都是一身颜色很暗的旗袍，暗示了她的孤独和内心的寂寞；当他们确定自己的爱人发生婚外恋时苏丽珍去宾馆里见周慕云时，她一身红色的旗袍，这一反她穿衣的一贯风格，与她一向喜欢的衣服颜色形成鲜明反差。这里其实是隐喻了她们之间爱情的产生。苏丽珍趁着房东不在去周慕云家时，一袭**的旗袍，象征了他们在一起的愉快和温馨。而当苏丽珍决定要跟周慕云走时，她身上的衣服变成了绿色。绿色是富于生机、象征生命的。这就隐喻了苏丽珍下定决心要和周慕云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当它赶到宾馆时，周慕云已经走了，代表希望的绿色在红色的窗帘、红色的床、暗红色的墙壁映衬下，让人感到的是莫大的失落。代表了“色彩是影视画面的抒情符号，能传递感情，表达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情绪”[3]。苏丽珍身上不断变化的旗袍色彩，不仅反映了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而且增强了影片在主题表现上的抒情意味。

　　不断变化的旗袍颜色与暗淡的画面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灰暗色调的映衬下旗袍的色彩变化更加具有了表现力，隐喻作用更加明显。通过色彩的变化，暗喻了人物心理的变化、情感的变化，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深化了主题。暗淡的画面色调，映衬了主题。使得影片的主题表现更加含蓄朦胧。

　　（三）道具的象征意义。

　　在这部**中，似乎没有多余的东西，每一个镜头、画面，每一段对白、音乐，包括每一件道具在影片中都具有不可代替的象征意味。王家卫没有放过每一个细节对主题的表现作用。影片中的旗袍、绣花拖鞋等道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象征意味。不但为影片增添了民族气息，也增加了主题的含蓄性。

　　旗袍是《花样年华》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道具。苏丽珍身上更换了27次的漂亮的旗袍暗含着多层的象征意义。《花样年华》中导演把旗袍作为一种隐喻道具，无形中向观众传达了故事的信息、人物的情绪变化，起到了塑造艺术形象的作用。“旗袍是中国的传统服装，象征着高贵、典雅”[4]，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服装样式都是旗袍。导演王家卫把这样一件代表高贵、典雅的服饰作为女主人公的唯一服装，可谓用心巧妙。在影片中旗袍象征着苏丽珍高贵的个性特点，她一直对自己、对周慕云说“我们不会和他们一样的”，表现了她心中高贵的个性特点。而且旗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在一定意义上，旗袍在影片中也是传统思想的象征。正是由于苏丽珍的“高贵”个性，以及受到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使她无法克服自我、冲破道德的束缚去追求自己的真爱。这就是成就了他们“无言的爱情”的主要原因。

　　《花样年华》中出现了四次的苏丽珍的一双绣花拖鞋，在影片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房东的突然回来，苏丽珍被控在周慕云家里，为了避嫌，她穿着周妻的皮鞋假装成刚下班回家，于是就把他的绣花拖鞋留在了周慕云的家里。周慕云一直把这双绣花拖鞋珍藏，就连离开香港去到新加坡，他也带着这双鞋。这就为赋予这双绣花鞋特殊的寓意。它象征着周慕云对苏丽珍纯洁而真挚的爱，是二人之间美好爱情的象征。后来，苏丽珍去了一次周慕云在新加坡住所，她并没有见周慕云，在周的房间里默默地停留了片刻就走了，临走时她悄悄的带走了那双绣花拖鞋……刻画出了她对自己和周之间没有结果的爱情的无奈心理。周慕云在屋内到处乱翻，却再也没有找到这双绣花拖鞋，它永远的消失了。绣花拖鞋的消失，是他们之间爱情永远不会有结果的象征。

　　二、叙述形式上的简洁对主题的强化作用。

　　“**天生是一个故事的叙述着，或者说**就是因叙事而存在的”[5]。**和小说一样，人物与情节是一部**必不可少的重要要素。一般情况下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形象最能吸引观众。而在《花样年华》中 ，王家卫却以高度简化的情节和高度省略的人物以及极其精炼的人物对白来叙述故事，风格有点像法国新浪潮**中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性格等的叙述特点。这种叙述形式所带来的效果就是，整部影片简洁精练，起到突出主题的作用，使人感到影片在叙述过程中没有一丝多余的成分，每一个细节都与主题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高度简化的情节。

　　《花样年华》的情节是非常简单的，从开始到结尾，没有丝毫的跌宕起伏。影片中情节的高度简化使得整部**从头到尾都显得非常的整洁、干净，没有赘余。如从苏丽珍、周慕云租房到他们搬家的情节过渡。租房的画面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搬家的画面，中间没有任何其它的情节。而且在周慕云去找房子租的时候，孙太太告诉他“真对不起，房子已经租给刚才那位太太了”告诉他隔壁有空房让他去看看，然后就出现了两人搬家的画面。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过渡极度简洁、紧密。这样快捷的过渡虽然有时候可能会给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带来一定的难度，令人感到突然和莫名其妙。但是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这种过渡对影片主题的表现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有力的强化、突出主题。犹如中国的唐诗宋词，语言简洁但意境深远。在《花样年华》中王家卫简化了周慕云的妻子和苏丽珍的丈夫是“怎样开始的”，高度简化了除主线以外的其他情节和内容。所有的情节和镜头都紧紧地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变化而进行，直奔主题。影片中周慕云发觉自己的妻子和苏丽珍的丈夫发生了婚外情、苏丽珍也觉察出自己的丈夫和周慕云的妻子发生了婚外情后，二人心理都很难受，不愿面对事实。这时影片的场景突然从公寓切换到了咖啡馆，男女主人公在咖啡馆的场面突然的出现。他们在咖啡馆里想要知道“他们是怎样开始的”？紧接着画面又一下转到了在狭长的街道上，二人模拟周妻和苏夫之间的恋情是怎样开始的，是谁先主动的？从公寓到咖啡馆再到二人在街上的模拟画面，情节跳动的跳跃性很强。再如周慕云在宾馆的客房里写小说，苏丽珍去看他，银幕上苏丽珍上楼的画面刚刚结束，就出现了二人在门口告别的画面，省略了苏丽珍进入房间后的内容。整部影片省去了一些过渡性的情节，只保留了最能表现主题的主要情节，强有力的突出了主题。这种对情节的简化造成了情节与情节之间的空白 ，也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使人不断地在回味影片所要传达的思想意图。

　　而且这种对情节的简化在无形中强化了对影片中人物飘忽不定、复杂微妙、难以捉摸的内心情态的变化的表现力，使得这部**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质。在影片中，每一个镜头、每一幅画面和每一个细节包括音乐、色彩等都能都流露着对情感的抒发，表现着人物心理的复杂、矛盾、微妙的变化。 周慕云临走前的一个晚上和苏丽珍在一条昏暗寂静的街道上见面，周说“我知道你是不会离开你先生的”，苏丽珍伏在周的肩头哭泣，之后是他们坐在汽车里离去的画面，苏在车里说“今晚我不想回家”，并没有交代他们去哪里、干什么。只是接着出现的是一面挂钟的镜头，画外是周慕云的声音“是我，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给我一起走？”。然后出现的是周、苏在不同的地方听着苏的丈夫为苏丽珍在收音机里点播的周旋的《花样的年华》二人神情黯然。这一系列的情节快速转换，很直观明了刻画出了男女主人公内心的遗憾、无奈、伤感、失落的复杂心理和微妙的变化过程。舍去次要的，紧抓主要的，突出强调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过程，增加了影片的表现力，使观众能紧紧抓住影片的主旋律。

　　（二）高度省略的人物。

　　在《花样年华》中，除了在情节上的简化之外还有对人物的省略。整部影片中除了男女主人公之外就是几个与主题关系紧密的人物，几乎没有其它闲杂人物的出现。就连周慕云的妻子和苏丽珍的丈夫也没有实际出现，只是出现了几次背影和声音。有人把王家卫的这种手法叫做“人物的缺席”，其实就整个影片中出现的人物来看，应该用“人物的省略”更为恰当。就整部影片来看，出现的能够看得清面目、有台词的人物只有十个，其中包括只有一句话台词的搬运工、新加坡房东，就连房东顾太太也只出现了一次，只有一句台词。房东孙太太家就只出现了孙太太和佣人两个人物，孙先生、孙太太家的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出现。并不是说孙太太家里就只有孙太太一个人，从“王妈，开饭吧、三哥他们都饿了”一句话中可以判断出他们家还有其他人，但是影片中并没有出现。此外影片中还省略了何老板的情人和太太、顾先生一家人、还有周慕云工作的报社的其他同事、苏丽珍上班的公司的其他同事等人物。导演设计如此多的人物没有出现，已经不只是人物的“缺席”了，实际上应该是对人物的省略。

　　这种大量省略人物的方式，增强了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内心情感的发展，使故事的发展紧紧围绕着周、苏二人，无疑对突出表现主人公之间的心理变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强化了影片的主旨。

　　（三）高度简练的人物语言。

　　对白是**声音中最主要的元素，“它有帮助了解人物性格、情绪，提供事件发展线索的作用”〔6〕。《花样年华》中人物的台词非常地简练，人物的对白往往只有简短的一句话甚至几个字。如周慕云和何苏丽珍见完最后一面坐在出租车内离去时影片只出现了苏丽珍的一句话“我今晚不想回家”。周慕云即将要去新加坡时给苏丽珍打电话，只用了一句“是我，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来表现他内心希望和苏丽珍在一起的心理。周慕云的这句话之后，是周慕云所住的宾馆房间以及周站在窗前痛苦等待，然后静静离开的情节，接着是苏丽珍匆匆的下楼梯的镜头、床上默默坐着的镜头，很长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句话“是我，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一起走？”从周慕云说那句话到苏丽珍说这句话的过程中没有其他的人物对白，只有背景音乐。短短的两句话使观众体会到了他们两个人一个在痛苦的抉择，一个在痛苦的等待的心理情态。再如，周慕云的妻子在给苏丽珍的丈夫打电话时，也只有简短的两句话“你到底给你老婆说了没有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了。”而且没有出现苏丽珍丈夫的声音。只这么简单的两句话，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两个婚外恋者的人物情态。简洁精炼的人物语言，是这部影片一个特点，有时候简简单单几个字、几句话就把影片想要表达的内容贴切表达出来的，话语虽少但是句句都是意蕴很深，使整部影片充满抒情意味。

　　影片运用高度省略的艺术手法，简化了情节、简化了语言、省略了人物，为观众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取杂留精，使得主题更加突出、鲜明。

　　三 、平缓均衡的节奏，使影片主题更具抒情意味。

　　“**，既是一部善于讲故事的机器，又是一支抒情言志的彩笔”[7]《花样年华》虽然情节的过渡很简洁，但是整部影片在叙事节奏上显得很均衡，令影片具有很强的抒情意味。观众就像坐在一辆匀速而平缓行驶的列车上，一路观赏优美的风景一样，在观赏的过程中引起了一系列感想和思考。从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搬进同一座公寓到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之间发生婚外情再到他们之间发生感情然后到男主人公的离开，这一系列的情节推进都是同一个节奏，从开始到结尾没有任何起伏。正是由于这种平缓的叙事节奏，使影片有充分的时间去刻画细节，更好的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心理，增加了影片的抒情性。同时给观众留下想象、思考的时间。

　　而影片中人物的动作和主题音乐的协调是十分的完美。在主题音乐舒缓的三拍子节奏下苏丽珍独自拎着饭盒出去买饭时走路的动作，周慕云在小摊上吃混沌时的面部动作、坐在办公室边抽烟边写稿的动作等等，每当主题音乐响起时，人物的动作和着音乐“啪——哒——哒”三拍子缓慢节奏运动着，如同一位舞蹈家在音乐中翩翩起舞一样优雅、合拍，令人陶醉。王家卫用慢镜头的手段把人物的动作和**的主题音乐完美结合，动作与音乐完全一致的节奏。强烈的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听着主题音乐看着苏丽珍在昏暗狭长的楼道里缓慢行走的动作，我们不能不体会到她内心的寂寞与压抑。看到周慕云默默离开宾馆房间的一系列动作，我们无不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心中的痛苦与无奈。还有二人在宾馆的房间里一起写小说的慢镜头，也在主题音乐的旋律下以舒缓的节奏呈现，展现了二人在一起度过的那段令人留恋的美好时光。导演把这些动作用慢镜头拍摄下来配合音乐的旋律放出来，舒缓的节奏感很强。增加了影片的抒情性和艺术感染力。在平缓的节奏下，我们感受到了影片所要抒发的感情思想、感受到了二人由寂寞到相爱再到离去的爱情过程，到底是对是错，已经说不清楚了。

　　《花样年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塑造了一个新颖脱俗、丰富多义而又含蓄蕴藉的主题。表现了“那个时代”、表现了道德与情感的矛盾、表现了六十年代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微妙。周苏二人想“爱” 而又不去“爱”的爱情故事，让人感受到的是人性、社会、道德之间复杂的关系，给人一种淡淡的遗憾和无奈。王家卫没有把影片所要表现的内容仅仅定位在男女爱情上，而是通过一系列独特的表现手法为其添加时代色彩、民族色彩和人性内涵，这正是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

191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宋家的二女儿——宋庆龄，突然被她的父亲宋嘉树软禁起来了！

宋庆龄是宋家三姐妹中出类拔萃的老二，长得俊美异常，不仅皮肤白皙，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而且体态轻盈，风度翩翩。当然，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豁豁亮亮嫣然动人眼睛。亲友们戏称其为一朵花，不像牡丹和玫瑰那么艳丽娇媚，而像玉兰和水仙那么淡雅秀美。她很像我们东方古典风韵的少女，显得文静、温存，讲话轻柔，举止端庄，身材娇小而线条分明。因为她很可爱，而且听话，所以最得父母的疼爱。尤其是母亲，简直把她当做掌上明珠一般。

然而，这个一向以文静温雅著称的少女，今天究竟犯了什么“天条”？为何会遭到父亲的“囚禁”呢？

让我们细细道来。

在宋庆龄诞生之后，她的父亲宋嘉树由于在实业方面经营得法而逐渐富裕起来。于是，宋嘉树便在上海虹口郊区购买土地，建造了一幢楼房。这幢楼房坐落在今东余杭路上。它的建筑形式半为中式，半为西式，用中西合璧、副为一体8个字来概括，可以说恰到好处。主楼虽然谈不上壮丽堂皇，却也显得庄严、气派，颇惹人眼。朱红的大门和棕色的围墙，赋有东方的艺术色彩；那奇伟的楼顶，又好像西式的别墅。这楼后面是几间较小的房舍，有的作为仆人的住处，还有的作为厨房、小餐厅和贮藏室；再后面是一个菜园和花园。菜园里一年四季都有蔬菜，花园里更是四季鲜花盛开。

尽管宋庆龄在这个环境幽静、草木葱茏的地方，愉快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在她看来，这里也是自己在22岁时的一个“铁笼”。因为这一年深秋父母反对她与孙中山结合而软禁她，还为她匆匆忙忙地另择门婿，企图包办她的婚姻。为此，庆龄感到十分调怅，她整天沉默，或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卧，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像一只沮丧的笼中鸟一样，心情十分恶劣。在那原本是白皙、红润的脸上，如今被淡淡的雾气笼罩着；一双原本是顾盼生辉的眼睛，如今好像蒙上了一层倦怠的色泽；而且里面储满了青幽幽的忧郁的光。

作为一个对孙中山充满爱慕的姑娘，她感到惆怅和忧伤是很自然的事情，她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着的对孙中山的爱情之火，但一时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办法断然冲出“铁笼”，离家私奔。

她被心中的矛盾苦恼着，折磨着。

她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但对她这样有教养的女子来说，要下决心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宋庆龄在表面上一直很平静，这种平静掩盖着她江潮般奔腾起伏的不安思绪。她几乎整天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脸色显得微黄，憔悴，不时把那细而长的浓眉缩紧着。有时站起身来踱到窗下，看看天空，看看树木，看看自由飞翔的小鸟儿，然后便长时间地在屋里缓缓地来回走动。

她不像中国上流社会的**那样，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挂西洋的名画。雪白墙壁的四周，连《最后的晚餐》这样著名的油画也没有挂，唯独把父亲宋嘉树和母亲倪桂珍的大型半身照片，镶在一个淡绿色的镜框里，挂在小钢丝床上面的墙壁上。她端详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她望着父母脸上那一层“永恒的微笑”让记忆的小河在心底缓缓流淌……

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宋庆龄出生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滩，她在一个传教士后来转为实业家，同时是革命党人的家庭“呱呱”坠地了。从她投入这个家庭怀抱的那一刻起，她就受到了父亲和母亲百般的疼爱。尤其在母亲倪桂珍的心目中，庆龄是最逗人喜爱的孩子。因为在宋家三姐妹三兄弟中，并非个个都有庆龄这样稳重、腼腆、秀外慧中的性格。虽然其他子女也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中不乏有优良的品格，但各方面都无法与庆龄相比。也许，倪桂珍略略偏爱于她的缘由正在于此。

在宋庆龄被软禁的日子里，她不止一次地背诵哈·纪伯伦的一篇礼赞母亲的佳作：

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喊，就是“妈妈”。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字眼，充满了希望、爱、抚慰和人的心灵中所有亲昵、甜蜜和美好的感情。在人生中，母亲乃是一切。在悲伤时，她是慰藉；在沮丧时，她是希望；在软弱时，她是力量，她是同情、怜悯、慈爱、宽宏的源泉。谁要是失去了母亲，就失去了他的头所依托的胸膛，失去了为他祝福的手，失去了保护他的眼睛……

宋庆龄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反反复复背诵这篇传世之作，正体现了她对母亲怀有一种深沉的爱。她感到母亲的脸上有一层“永恒的微笑”这种微笑和注视，仿佛是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慰她的心灵。此外，她还常常想到她去美国读书时，母亲送的蓝宝石胸针，她一直视为珍宝，时刻珍藏在自己身边。伺样使她念念不忘的是母亲在那时送的一瓶葡萄酒，一瓶枫叶糖浆和一件毛背心。这些东西是让她到美国后吃用的，但她怎么也舍不得用，一直保存着。事后几十年，无论怎样战乱，怎样迁居，这几件礼物都保存下来了，现在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的展览馆里。她对母亲感情之深沉与细腻，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宋庆龄对母亲十分敬爱，那么，对父亲宋嘉树她同样怀有深厚的骨肉之情，而且也有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她永远难以忘却。她忘不了父亲对祖国的一片痴情。1883年7月27日，父亲从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回上海工作时，他给上海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令布道团团长传教士杨·艾伦博士写了一封激情满怀的复信：“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甚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在我结束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这封洋溢着对祖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信，庆龄一直镌刻在心里，表示她对父亲的敬爱。

她忘不了，父亲依据自己在上海宗教界和实业界已取得的优越地位，在宗教和实业的双重掩护下，秘密地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帮助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推进民主革命事业。在和孙中山屡作“终夕谈”之后，他深深地为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宏大抱负所激动，认识到要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依靠基督的“福音”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唤起民众进行民主革命，从而开始由实业家转为兼做革命党人，这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转折。宋庆龄对父亲的这个转折尤其敬佩，对父亲很快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也尤为高兴。

自然，她更忘不了，父亲曾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他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他是祖国和人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支持下，在这种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使他不怕艰难困苦、不畏惧强暴曲折，以及对自己和兄弟姐妹大胆而有远见的培养，都使庆龄念念不忘。因为所有这些，对她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一桩接一桩的往事在宋庆龄脑海里浮起，使她那颗痛苦的心扉更加痛苦了。平心而论，她当时不是不想私奔去日本，同孙中山结合以了却心愿。事后许多年，庆龄曾向友人说：“我当时的确曾一度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毕竟，父母养育了我，付出了辛劳，如果我离开他们而去，会使他们失望和痛苦。但是，我十分崇敬孙博士，恰似一团火在自己心中燃烧着，无论怎样也无法扑灭……”

是的，那时候，庆龄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种巨大矛盾的缠绕。即使夜里就寝后，头脑里依然在反反复复地思忖着，斗争着。

有时候，庆龄想到离开家后父母将产生的痛苦，也曾试图将自己对孙中山的爱慕压下，但它像漂在水缸里的葫芦一般，按了下去，终究非浮上来不可。不仅如此，甚至正如煤火上加盖反而增强了火力一样，愈是遏制，那颗火热的情爱之心反将十倍地燃烧起来。

一天深夜，庆龄禁不住自问自答：“记得1900年9月8日么？”

“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那天，孙博士登门拜访我的父亲，我第一次见到他……”

那时，庆龄才7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她站在父亲身边，圆睁着双眼望着这位不凡的来访者，并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痛感人间不平而终身投入革命”的献身精神，使她感到很新鲜，很美好。那种感觉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使她终生难忘。

随后，在宋庆龄的少年时代，孙中山经常访问她的父亲，共同探讨救国道路，畅谈反清革命，同她也常常见面。一次，她听孙中山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压迫下，中国再也无力坚持‘闭关自守’了，万里长城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洋枪、大炮和十字架所冲倒。中国被迫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并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和许多块领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满清王朝的腐败却愈演愈烈，中国非进行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腐朽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应该独立、平等和自由，人民应该享受生存、发展和与之相应的一切权利；我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是值得我去出生入死的伟大目的。”庆龄听到这里，不由精神为之一振，情不良禁他说：“我也要同您一样去奋斗。”这时，孙中山微微一笑，并高兴地鼓励道：“对，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唯此革命才能成功，知道么？”好似条件反射，庆龄马上想起了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的话：“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聪明的姑娘望着孙中山，甜甜地笑着：“你说得对，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哟。”孙中山也不由笑了起来。就在这笑声中，“为着革命”、“共同奋斗”等革命思想，便悄悄地播进了她年幼的心田。

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于1913年夏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于学院，并获文学士学位。她得知国内形势剧变，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被迫亡命日本，一连几天，坐立不安。正当她拟回上海探亲，到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时候，突然收到父亲来电，要她“推迟行期”。她原以为不会等多久，因此只打算在伯克利暂住一时。当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她更没有想到，她父亲很快就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宋蔼龄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当秘书。宋嘉树则直接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充满革命激情的宋庆龄遵照父亲的电示，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翌日晚上9时50分，就由父亲和姐姐陪同到孙中山寓所拜访。尽管庆龄童年时代曾多次见过孙中山，但成年后与孙中山见面这还是头一次。她在美国学习时对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意义，一直评价很高。她在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开头写道：“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的最辉惶的成就，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制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这场革命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王朝的残酷压榨和无比自私，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变成贫穷不堪的国家……”大约就在此时，她简直把孙中山当成自己的上帝，同时又把他看作是中国的救世主。所以，当她这次拜会孙中山时，她感到十二分的荣幸。她相信，她马上就要见到的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国外流亡不会太久。她确信，这个强有力的、一心一意为革命而准备献身的爱国者，最终会找到归国之途，井找到他领导民众为崇高理想继续斗争的机会。

当时，宋庆龄的确是怀着这种对孙中山的无比崇敬之情，与父亲一道来到孙中山身边。她满怀仰慕和崇敬的心绪向孙中山致意，并带给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亚水果。

孙中山听罢庆龄一番热情洋溢的话，慈祥地笑了笑，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愿望，谢谢同志们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眼下革命尚未成功，还有许多困难，还是应该继续干下去，祖国和人民需要啊！”孙中山说着停了下来，慈祥地望着庆龄。聆听着孙博士的教诲，来庆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然而，更让她感到快乐和幸福的寥还在后头呢！

那时候，宋庆龄的父亲健康欠佳，却仍坚持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由于不宜用日本方式那样长时间盘腿席地而坐从事写作，就让庆龄帮助他，并且很快教会女儿协助孙中山工作。随后，因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庆龄便顺理成章地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担负起孙先生同国内外所有书信往来的繁重而又危险的革命工作。

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一方面，袁世凯上台后，明目张胆地投靠帝国主义，加紧复辟帝制活动，打击革命力量，并派了大量刺客，谋杀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在白色恐怖下，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因而孙中山鼓吹反袁的各种活动，几乎都陷入逆境，处在非常艰难的时期。

在孙中山处于革命征途的危难时刻，宋庆龄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那是多么紧张而又多么快活的日子哟。每天，当太阳从那苍茫无际的大海里涌了出来的时候，她就开始忙碌起来。不是整理文件，处理东西方各国爱国侨胞和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山西等地发来的函电，就是寻觅和提供孙中山急需的资料或从事其他许多繁重的日常上作。这些事情，常常使她从日出忙到日落。

一次，孙中山忙碌了一整天，晚餐时，宛如黄豆般的汗珠，忽然顺着孙中山那圆浑的、略显皱纹的脸庞静静地滴落下来，他感到整个腹部剧烈疼痛，不得不靠在藤椅上喘息着休息下来。

这情形，使坐在一旁的宋庆龄不禁吃了一惊，她连忙取了镇痛片来，让孙中山吃下去。他吃下药，已经是夕阳落山了。庆龄搀扶着孙中山到卧室就寝。他躺下睡了好一会，庆龄留心看他的神情，仿佛平稳了不少；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忽然睁开眼轻轻叫了一声“庆龄”！旋即又合上眼睛睡去了。庆龄放心不下，仍然守在床边精心观察护理。

夜，静悄悄的！躺在床上的孙中山，睡得像孩子那样安宁香甜。不知什么时候，远处传来醒得过早的雄鸡的啼叫声。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醒了孙中山，他睁开惺松的唾眼，从床上坐起来，望着坐在床边的庆龄，不由眼眶潮湿了。骤然间，一种温暖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在他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感受过胜利的喜悦，感受过革命党人的和谐，今天，他又真正感受到一个少女给他带来的温馨。

还有一次，孙中山撰写文稿从傍晚到翌日早上两三点钟，好心的宋庆龄给他送来了夜餐。孙中山仍一心专注于那支笔杆子，继续写他的东西。这时，庆龄就说话了：“孙博士，已经夜半三更了，捱到天明怎么行啊！”孙中山微微抬起头来，朝她笑笑，点点头，表示知道该休息了。可是，他的文稿还没有写完，如果放下来，就怕灵感减弱了，没有了，便继续写下去。终于，庆龄憋不住了，她动了真情，乞求他说：“我的好博士，您给我把笔杆放下来好不好？”语气中含着一种深沉的温柔，包容着说不尽的关切和体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点嗔怪的意思。孙中山知道是因为自己不听劝告，因此她不高兴。于是，他一边放下手中的笔，一边不无幽默地连声说：“遵命，遵命，我的秘书**啊！”说着，他笑了，那是感激的微笑。庆龄自然也笑了，笑得那么明朗。

像对待亲人一样，孙中山对宋庆龄也十分关切，而且关切中充满着体谅和宽厚。

1914年初秋的一天，孙中山夜间派人来叫宋庆龄，谁知她因房东梅屋庄吉的义女冈本梅子生病到药店买药去了。正巧，她回来时。在大门口碰见了孙中山。这时，他劈头就问道：“怎么，你生病了？”庆龄摇摇头：“噢，我好好的，哪来的什么病哟！”孙中山不由笑了：“我听说你上药店去买药，还以为你有病了，替你担心起来”。看来，你真的好好的，不像有病的样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话不多，但说得庆龄暖意盈怀，她的心仿佛在温暖中溶化了。因为她知道，那时孙中山正全力以赴地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夜以继日地忙活着重整革命党雄凤的大事。他对这样一个小小的信息，马上会作出那样的反应，过只能看作是对自己真情的流露。这种真情，是很自然地从他那颗善良的心扉里流淌出来的，因而她觉得特别可贵。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与人之间那分真情吗？孙中山平时的确很关心、爱护宋庆龄，但他也不是无原则的宠爱，对宋庆龄，尤其对宋庆龄工作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有一件事，使庆龄终生难忘。

那还是l914年准备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前夕，孙中山找到宋庆龄，说需要国内及海外各地革命党人活动的基本情况分析，让她收集汇拢一下。两天后，宋庆龄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孙中山。此刻，他正忙着处理一件急事，没说什么。后来，他仔细看了这份材料，把庆龄找去，开门见山他说：“总的看，材料写的不错，但里面有一个数字不对头，澳门有多大呀，怎么会有几万平方公里呢？”他说着，眼睛盯着庆龄，严厉地批评道：“记住，你是我的秘书，办事情必须认真再认真，不能有半点马虎。”庆龄的脸刷地一红了，不由垂下头，惭愧万分。她觉得孙中山的话不多，可分量却很重。这件事，尤其是这几句话，她时常挂在心间，怎么也忘却不了。宋庆龄深深感到孙中山对她的关心、体贴，但是当她在工作上没有尽到责任时，孙先生总是严厉批评，毫不迁就。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自己。所以，她觉得在孙先生身边工作很惬意、很温暖，也很自豪。

大凡两个人在频繁接触中，最容易建立感情。

孙中山和宋庆龄正是这样。通过频繁的接触，宋庆龄从孙中山身上看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爱，对改变祖国命运宏大的抱负，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怕艰难闲苦、不屈下挠奋斗的意志，与朋友交往中热情有礼、谦逊谨慎的作风，以及崇高的思想、冷静的头脑和智慧的风采。这一切，都使宋庆龄感到由衷的敬佩。她作为一个秘书，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常常感到如登高山，如临大海，领略着无限美好的风光。同时，她还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这种激情意味着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在孙中山面前，她自己好像雪山上的一棵睡莲。她的四周全是温泉、暖流与篝火。直至全国解放以后，宋庆龄仍很难忘却当时火热、亲密和和谐的情景。那真是两人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岁月。宋庆龄意识到孙中山的理想就是自己的理想，她自己正在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目标。因此，她虽然终日辛劳但无怨无悔。正像她写给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的信中所表述的：“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曾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反过来说，在“二次革命”失败，尤其武装反袁斗争接二连三遭受挫折和长期流亡海外而遭受的痛苦与孤寂，也逐步使孙中山感到宋庆龄已是革命卒业上离不开的助手，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离不开的知心人，他从未庆龄的帮助和关切中得到敝舞和慰藉，“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知己朋友不易寻求的慨叹，与当时孙中山心扉里所荡漾的思绪如出一辙。宋庆龄那文静而又温存，稳重而又端庄的举止，以及那张俊美的脸上的微笑和注视，像徐徐春风在吹拂他的心田。

哲人法拉奇说：“爱情是友谊的代名词，又是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可靠保证。爱情是人生的良伴，你和心爱的女子同床共眠是因为共同的理想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一起。”

这番烛照古今的话说得何等好啊！正是拯救中国、改变祖国命运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革命工作和患难中，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使他们彼此相爱。

191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瑰丽的晚霞仍像往常一样，把金色的光芒抹上寓所前的树丛，使松树也宛如新妇似的红起脸蛋来。孙中山和宋庆龄吃罢晚餐，有点空闲时间，便挽着手到衔头散步。东京初夏傍晚的清新空气令人感到惬意，他们沐浴者五彩缤纷的霞光，沿着那条卷松掩盖下的柏油路默默地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孙中山忽然就国内及海外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畅谈自己的看法。尽管宋庆龄幼年时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学校，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咸斯卫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并获文学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位天资聪颖、才学过人的女件。但是，在孙中山面前，她总觉得自己浅薄，和孙中山在一起交谈，她又觉得自己缺少才华。孙中山是那个时代的伟人，是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大政治家。他的革命胆略和理论造诣，以及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才能，在国内外屈指可数，没有谁比他少善于做伟大的事业了。那当日，庆龄倾听着他的宏篇大论，眼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钦佩和爱慕。

在孙中山谈话的时候，庆龄不时有些插话，两人谈得很投机。突然，她话锋一转，偏过头来望着孙中山，柔声说：“明天，我就要回上海看望因病回国的双亲，打算向父母禀告一下我们结婚的事情。”说到这里，她眉眼带笑地悄声问道：“你看，可以吗？”

孙中山没有马上点头。他迟疑了一会，声调有些惴惴不安：“庆龄，我对你确实感觉非常之好，并且开始默默地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由于你的言行和外表都很出色，生性更为喜人。但是，我仍然要说，对我们的结合问题，你要十分慎重，要多考虑一些时候，再征求父母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我一切都考虑好了。”庆龄斩钉戳铁他说：“我觉得，已经到该征求老人家意见的时候了，决不能再延迟下去。”

确实，在她眼里，他是个最值得她去爱的男人。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把祖国看作更重于生命，在于他为了祖国的自由勇挑历史的重担，而且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还在于他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向往的伟大事业，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来到世上22个春秋的宋庆龄，何曾见过这样富有魅力的男子？何曾有过这样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美德于一身的恋人？她感到心满意足。她似乎觉得，她眼前的这个挺拔潇洒、英勇顽强的孙中山，像一颗人间最美最美的花子一样，深深地种在她自己那颗润泽的心灵里。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剩下的事情就是征得父母的同意，而后再与心爱的人办理婚事。她十分坚定地对孙中山说：“我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你、和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情，我愿意和你一起奋斗，一起献身于革命，如果不去这样做，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听着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孙中深深地感到宋庆龄对自己的一片深情。49岁的孙中山虽然有过一次婚姻，但平心而论，他从未享受过这样的温情，从未沐浴过这样的温馨和美好，他感到心满意足，他甚至觉得，自己过了49个春秋，专等的就是她这样的女性。这些年，随着频繁的上作和生活接触；也随着她对革命的现实

和理论问题的深刻理解，他时她的情爱日深，然而，长久以来，他却痛苦地把这种感情埋藏在心底，不让它流露出来，更不让已经在驱动他心灵的爱的车轮，像追赶太阳的金车那样，不畏艰险地去追逐自已所爱的偶像。虽然有时候，也许在一瞬间，他也曾情不自禁地流露过一点什么。他的心里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和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他觉得，能够得到她的爱，是多么幸福；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的年龄和其他问题困扰着，因而他不愿意对她有明确的表示，甚至再三劝她对他们的结合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当宋庆龄今天利用约会的时机，明确向他提出两人结合问题的时候，他依然劝她“要十分慎重，要多考虑一些时候。”然而，爱情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切都要向它低头。不论是旧的传统习俗观念，不论是年龄差异还是父子情谊，都显得无能为力。真诚而成熟的爱情就是最高法律。

共同的理想缩短了年龄差异悬殊的距离，窈窕少女与将近“天命”之年的男子成了热恋中人。多么幸福而又多么快活的时刻哟。宋庆龄望着身边的孙中山，望着那双不只是异常敏锐，也是充满情感的眼睛，她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一种按捺不住的柔情。她与孙中山相识以前，没谈过恋爱，也没尝过爱人和被人爱的滋味。孙中山的一番表白，尤其是要她慎重些，多考虑些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虽然是几句很普通的活，但那里面包含的真诚，那使她心扉颤动的情意，她都领略到了。长到22岁，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男子那么坦诚的心声，她第一次看到一个伟人那么磊落的胸怀，她第一次了解到一个深受全民族敬仰和爱戴的革命家，内心也有矛盾和苦闷，也有爱慕和追求。他献身革命，热心民众的事业，殚精竭虑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昌盛而奔走。共同的信仰、志趣和追求，把两颗沸腾的心紧紧融合在一起、得到他的爱是自己的福分也是自己的幸福。于是，她不顾年龄的距离，再次明确而坚定地说：“孙博士，如果不与您相识、相知，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不会成为祖国最需要的战士。而这正是你——我心爱的人给我的。我应用怎样的爱来回报您呵！只要您愿意，我将会永远陪伴着您，和您一道献身于革命事业。”她说着，眼里放出期待的光，像是热切盼望孙中山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宋庆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像大潮咆哮着涌进了孙中山心里的情海。他的心房不由地颤动起来，每一根血管都充溢着无限的幸福和满足。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神采飞扬的眼睛望着他心爱的人，灿烂的笑容里显出一种庄严的神色：“那好，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庆龄终于等到她期待已久的话。幸福顿时充盈了她的整个心房。

很快，宋庆龄抵达上海，回到她日夜思念

1、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统兵攻赵，一路长驱无阻，直抵赵都邯郸，齐国决定救赵，拜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孙膑审慎把脉战局，指出应“批亢捣虚”，提出要“围魏救赵”。稍后齐佯攻平陵示弱，主力却奔袭魏都大梁。

经过喋血鏖战，庞涓攻克邯郸，却又被迫回师，解救大梁险情，但归途到桂陵时，遭到齐军的伏击，庞涓率残兵败将，狼狈逃回到魏国。

2、马陵之战。公元前340年，魏将庞涓举兵攻韩，韩国岌岌可危，哀求齐国救援。孙膑再献奇谋，既许齐必救韩，却又隔岸观火，待韩魏疲惫时，突然猛攻魏国。庞涓不敢恋战，急率魏军主力，回师殊死决战。孙膑因势利导，以强示弱，以减灶诱敌，在马陵预伏重兵，并将一棵大树剥掉树皮，用黑煤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下”。

时值深秋黄昏，庞涓狂追至此，隐见文字模样，于是燃火观瞧，熊熊火光之下，庞涓既看清了文字，也看到如蝗弩箭。他仰天长叹，自刎于树下。10万魏军全部覆灭，国势由此一蹶不振。

庞涓死得其所。他内心狭隘阴暗，缺失为将胸襟；他性格傲慢轻狂，缺少为将胆识。随着孙庞斗智终结，魏国的强国梦想，画上了残破句号。自此魏国再也无力扩张，战国进入秦齐并霸阶段。

扩展资料：

孙庞斗智指孙膑和庞涓各用智谋相斗。是来源于《东周列国志》的历史故事。战国时期，庞涓设计让魏王残害孙膑。被砍了双腿的孙膑逃到齐国后为齐所用，在救赵之战中，田忌采纳孙膑的围魏救赵、减灶计，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最终迫使庞涓马陵道自杀。

孙膑谦虚勤奋，深悟兵法真谛，又纯朴厚道；庞涓则生性奸诈，仅得兵法皮毛，又贪恋功名。后来，孙庞同投魏国，皆辅佐魏惠王。庞涓嫉贤妒能，唯恐失去宠信，于是设计陷害孙膑，孙膑惨被剔骨黥面。

庞涓还以巧言蒙蔽，欲骗孙膑所学兵书。幸亏童仆实情相告，孙膑才如梦方醒，佯装疯癫，保全性命。后得齐使搭救，侥幸逃到齐国。

田忌赛马的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孙膑仅略施小计，已让齐威王折服。当时天下大局，魏国经文侯革新，正崛起于三晋大地；齐国任邹忌为相，逐渐复苏昔日锋芒。齐魏直接交锋，已经不可避免。不久，一场同窗间的恩怨，借助齐魏争锋背景，演绎出了孙庞斗智。

参考资料：

提到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我们就想到了宋庆龄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有一名女子却早已被人遗忘了。她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慕贞。

卢慕贞1867年出生于广东香山，父亲是卢耀显，家道小康。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的卢慕贞，在父母乡亲的眼中是一个知书达理、勤俭持家的好女孩。十七岁那年，父母将她许配给了年方十八的孙中山。她是一个多情且悲情的女子。

1885年，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七岁的卢慕贞与十八岁的中山先生结婚了。后来诞下一子二女：孙科、孙娫及孙婉。

卢慕贞是一位具有优良美德的中国传统女子，她性格温婉，孝敬公婆，养育子女，伺候孙中山。不仅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还承担了繁重家务，使丈夫减少了家庭的后顾之忧，得以把精神集中到革命事业上。

卢慕贞与中山先生刚结婚时，夫妻二人的感情并不十分深厚。经常在外革命的中山先生每逢回到家里，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并无更多交流。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山先生对卢慕贞加深了了解，逐渐为她孝顺、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感情也越来越好。

后来中山先生与宋庆龄结识，宋庆龄倾慕于孙中山的才华，志趣相投的二人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宋庆龄对孙中山十分崇敬，二十岁的宋庆龄成为了孙中山的秘书，两人日久生情。

宋家人是十分反对这段恋情的，但是宋庆龄却义无反顾地要和孙中山在一起。

另一边，孙中山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离婚的想法告诉了卢慕贞，而卢慕贞读完信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淡淡的回了一个“可”字。

卢慕贞面对丈夫提出离婚的要求，并没有大哭大闹，反而十分淡然，即便她的心在滴血。

当时众人都在劝说卢慕贞不要同意离婚，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孙先生为革命事业奔波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我愿意成全其美，与先生离婚。”听了卢慕贞的话，众人瞬间鸦雀无声了。

虽然卢慕贞的语气很平淡，但是谁又知道她的内心会是怎样的绝望和悲伤，或许在无人的深夜，这个多情的女子也会默默流泪吧。

很多人都以为卢慕贞是为了面子故作牵强，很多人问她，卢慕贞却只回了一句话： “我总不能阻止他奔向比我更好的人吧！”

如今这句经典名言，依旧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这是何等的心胸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不得不令人动容。

离婚之后，她和宋庆龄依旧是以姐妹相称，并且告诫自己的孩子们要对宋庆龄像对自己一样的尊重，对于孙中山先生离婚的事情，外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卢慕贞却主动站出来为孙先生解释。为妻如此，已再无可挑剔之处了。

她是一个多么有气量的大度女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换取丈夫的幸福。这就是爱到极致是成全，一般的女人是做不到的。

中山先生虽然与卢慕贞离了婚，但先生一直关心着她。不时送钱送物或派人回乡慰问。卢慕贞在乡间时常参与兴办学校、救济穷亲等福利事业。

在翠亨中山纪念馆里，至今保存着中山先生写给卢慕贞的六封信，每一封都洋溢着他对卢慕贞的款款深情。中山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卢夫人收”，信内称卢慕贞为“科母”，自己署名为“科父”。

卢慕贞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做法，使许多人都大为感动。

之后，卢慕贞晚年生活在澳门，从此，没再见过中山先生。1952年9月7日，卢慕贞逝世，享年85岁。安葬于澳门旧西洋坟场。

2022年3月初，患有胰腺肿瘤的柳州市群众孙先生赶赴上海市医治。那时候病况紧急，住院治疗开展术后，孙先生才捡回来一条命。因为被称作“癌中之王”的胰腺肿瘤十分危险，虽然孙先生逃过一劫，或是被医生告之：性命很有可能只剩余短短的几个月了。去医院医治50天之后，孙先生人体情况稳定下来。医师表明，他可以康复回老家疗养。

但是，这时的上海市，已经遭受新冠疫情。回家了，几乎变成“不太可能成功的每日任务”——上海市中止了寄往柳州市乃至广西省的所有直通高铁和飞机航班，假如从邻城换乘，除开必须去抢不可多得的票，还必须相互配合换乘地做好防护。殊不知，孙先生没有时间等了。下月，他的孩子就需要加入初中升高中，他说道：“我明白自身时日很少了，我与小孩说过要陪着他一起初中升高中，真想家了啊……”

这也是孙先生最后的愿望。他期待在人生的最终，最少能守候已经读初三的孩子，渡过这一关键的人生道路时时刻刻。

连线寻求帮助 沪桂联合；为了更好地圆老公的愿望，老婆宋某一连来天都是在没日没夜地刷动车票，但每一次只有刷出去两字：“没票”。迫不得已，5月13日，她找到上海市本地新闻媒体新民晚报寻求帮助：“大家只要想二张去南京的火车票，再闭环控制换乘返回柳州市。来求你们帮助小孩的父亲吧，他确实不清楚还能撑到哪一天……”新民晚报的新闻记者与上海铁路及飞机场建立联系，仍然得到相同的结论：临时没法直通柳州市。

这时，获知这事的上海市裕皖实业公司发展趋势有限责任公司主动请缨，派遣一辆商务汽车和两位阅历丰富的驾驶员，准备开车1700千米，护卫孙先生夫妇二人回家了。因为离去上海市必须居所开接收证明，因此，南国今报新闻记者快速联络了孙先生家所属的河西区小区。社区工作员掌握状况后，马上向相关部门请示报告，并舍弃休息日返岗，以更快时长给出了接收证明。

接着，上海第一医药送过来了防护衣、防护口罩、蛋白质粉、酸牛奶等道路上需要的物资供应，为行程安排给予确保。在确定孙先生的人体可以支撑点跋山涉水后，5月14日晚7时30分，孙先生夫妇二人和两位驾驶员一道，踏入了1700千米的回家路。

宋某说，之前是在新闻报道里，看他的故事；想不到，这一次居然产生在自个的身上，她们切身体会到现代社会下记者的温度和能量。“我就常常文化教育孩子，要多做善事，多替人，勤奋做一个善良的人。”宋某用质朴得话表述着自身的感谢。

陈天华

陈天华（公元1875—1905 年），湖南新化人，民主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和宣传家。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起到了革命启蒙的重大作

用。他与黄兴等创立的华兴会，是最早的革命组织之一。为了激励留日学生

爱国，他不惜投海自杀，演出了近代史上感人的一幕，给后人留下了难忘的

印象。

“山泽起英雄”

陈天华从小失去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由于家里穷，没钱上学，只好

去给别人放牛，由当过秀才的父亲教他认字读书。十五岁那年，陈天华才得

到进私塾读书的机会。

别看整天要为一日三餐去奔波，可陈天华始终也没放下书，他把乡间能

借到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还是读不够。他特别喜爱民间流行的弹词小说，

有时还模仿着写些山歌小调，这为他后来能够用最通俗的语言进行革命宣

传，打下了基础。

由于生活在社会下层，陈天华经历和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从青年时

代起，就立下了报民报国的远大志向。有一次，他走进路边的一座小亭，环

顾四周的山石草木，潺潺溪水，不由得吟道：

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

说完，他拾起一块石片，将这两句话题在茅草亭的柱子上。

1898 年，陈天华在资江书院读书的时候，正赶上维新派领袖之一的谭嗣

同，回长沙主持“新政”，全省的风气一下子全变了。在陈天华的家乡新化，

有人仿效省城梁启超任教的时务学堂，办起了新式学堂。陈天华马上考入这

个学堂读书。

第一次作文，教师出的题目是《述志》，让学生们谈自己的志向。陈天

华接过题目，不加思索，提笔就写：

“⋯⋯男子汉在最困难的环境中立功，在战场上取胜，要像汉朝的班超、

宋朝的岳飞一样。当今立志，首先应为变法维新出谋献策，为改变国家面貌

建功立业。如果这样进取不成，退一步也要著书立说，与那些老学究们一争

高低。只要我活着，就要做这些事！”

作文写完，陈天华第一个交卷，走出了教室。

教师看了陈天华的文章，非常欣赏。他评论陈天华的文章，立意新颖，

文风犀（xī）利，读了让人有快刀斩乱麻的感受。教师大笔一挥，给陈天华

的《述志》一文打了全校的最高分。

拒婚求真理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志士的鲜血浇醒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得

不思考：维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那么中国应该往哪儿去呢？陈天华就是这

批青年中的一个。当时，在他脑子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要救国，

只有学外国；

欧美太远，只有去日本。

这时候的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需要一批懂洋

务的人，所以各省都选派留学生去日本。陈天华参加了考试，取得了“留学

官费生”的资格。

陈天华马上要离开祖国了，就越感到时间宝贵，一部《二十四史》，他

翻过了一遍不够，又重头读起。他担心到日本后，就没有工夫系统地研究中

国的历史了。

有一位地方官员，听说有一个叫陈天华的青年，整天埋头读书，还写得

一手好文章，就特意来看他。原来，这位官员有一个爱女，已到了出嫁年龄，

官员一心想把女儿许给一个有前途的才子。这天他见到陈天华，没谈上几句

话，就相中了，便试探着问陈天华：

“你常年在省城读书，总不见有回乡的时候，就不想念你的娇妻爱子

吗？”

“大人有所不知，我至今仍是孑（jié）然一身，哪来的娇妻爱子啊？”

“噢，原来如此，恕我冒昧！但不知你现年多大？”

“不瞒大人，我已是将近‘而立’之年的人了。”

古人有“三十而立”的说法，指人到三十岁应当成家立业了，所以“而

立”之年就成了三十岁的代名词。陈天华的实际年龄是二十八岁，按当时人

“虚龄”的算法，为二十九岁，确已接近三十岁了。在那个时代，三十未婚

的男子是非常少见的。

官员吃了一惊，却打心里更喜欢陈天华了，就提出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他。没想到竟然被胸怀大志的陈天华拒绝了。

陈天华回答说：

“承蒙大人厚爱，无奈当今世道不太平，我怎能用妻儿之情拖累自己呢？

国家一天不安宁，我就不考虑结婚的事！何况我不久还要东渡日本。”

为了追求真理，陈天华毅然放弃了“成家”的考虑，把自己交给了救国

事业。

写血书

1903 年春，陈天华到达日本东京。当时正是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争斗

的时候，陈天华立即投身到留日学生掀起的拒俄运动中去。他积极参加“拒

俄义勇队”、“军国教育会”的活动，同过去的改良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走

上了反清爱国的革命道路。

一天晚上，陈天华回想着白天那些热烈的斗争场面，不由得思念起湖南

的父老乡亲。他没有软绵绵的思乡之情，而是想唤醒家乡父老，共同斗争⋯⋯

他铺上纸，猛地咬破手指，一股殷红的鲜血滴在纸上——敬告湖南人，五个

血字，一腔激情，一发而不可止⋯⋯

“⋯⋯湖南同胞们，中国的命运就操在你们手中，你们以为中国没希望，

就真的没希望了，但你们以为中国亡不了，就真的不会亡！⋯⋯父老乡亲们

起来吧，以湖南推动中国的进步，挽救中国的危亡⋯⋯”

写着，写着，陈天华的脑海中又浮现出谭嗣同、唐才常这些湖南维新志

士的形象，泪水从他的脸颊滚落到纸上，他继续写下去⋯⋯

“而挽救中国的危亡，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怕死，只要万众一心，舍死向

前，就没有我们做不成的事！”

一连几个夜晚，陈天华蘸着自己的鲜血和热泪，写出几十封血书，分寄

给湖南的各个学校。所有收到血书的人，都被陈天华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

陈天华不仅向父老乡亲们宣传救亡，还准备回家乡参加反清斗争。这年

冬天，陈天华和黄兴被推举为归国革命运动员，回到了湖南。他已经是闻名

全国的革命志士了。

1904 年2 月，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发起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

发动起义失败后，再次到日本，继续宣传革命。

《猛回头》和《警世钟》

陈天华在1903 年夏天，就开始写《猛回头》和《警世钟》，几个月后写

出了初稿。第二年又对《警世钟》做了增补。他回湖南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

时候，就把这两本小册子带上，在学校、在新军中广泛散发。

《猛回头》和《警世钟》采用民间弹唱的形式，读起来上口，容易懂，

又充满感情，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在讴（ōu）歌我们伟大祖国的段落中，陈天华写道：

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

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

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

然而，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正遭受着怎样的灾难呢？请看：

痛只痛，甲午年，打下败阵；

痛只痛，庚子岁，惨遭杀伤；

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

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

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

痛只痛，法国兵，又到南方；

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

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

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

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

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践；

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

那么，清朝的统治者又做了什么呢？陈天华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陈天华于是呼吁人们起来反清，反侵略，并坚定地告诉大家，这个目的

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

孙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

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

纵不成，也落得，万古流芳。

胜利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呢？陈天华为大家描绘了一幅图画：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chīmèi)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声叫，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警

世钟》一连被翻印了十几次。湖南一些进步学校还把《猛回头》等作品作为

课本，发给学生学习。有的地方把它排成节目，谱上曲子，到处演唱。就连

一些农村，也读到了这两本书。

清朝政府对陈天华的作品非常恐惧，把它当成“逆书”，严禁流传。结

果却适得其反，越禁止，它的读者反而越多。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说

过，他青年时代是在读了《警世钟》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的。

陈天华由于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篇重要的革命文章，被人

们尊敬地称赞为“革命党的大文豪”。他的作品和邹容的《革命军》一道，

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冲锋号角。

拥护孙中山

陈天华是个情绪激荡的人。华兴会曾几次试图发动起义，结果都失败了，

陈天华的情绪受到很大挫伤。有一段时间，他怀疑革命会很快成功，居然想

通过向清朝政府“请愿”来救亡，差一点和保皇派站到了一起。

1905 年夏天，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的到来，

使陈天华从绝望中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孙中山一见到陈天华，就以赞赏的口气对他说：

“我早就拜读过陈先生的大作，尤其欣赏陈先生在《猛回头》中的一个

政治主张。”

“什么主张？”陈天华迷惑不解地问。

“就是‘合作一个大党’的主张啊，是先生第一个提出的，怎么倒忘记

了。”说着，孙中山爽朗地笑起来。

陈天华这才恍然大悟。接着，孙中山又对陈天华说：

“现在的革命形势很好，当前最要紧的事，就是按照陈先生的主张，把

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

孙中山的话还没有讲完，陈天华的心境豁然变得开朗，如同拨开云雾看

见青天一样。当天夜里，陈天华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孙中山的话又

在他耳边响起：

“⋯⋯只要我们能做到，大家团结一致，不论革命前的事，还是革命后

的事，都分别有人去考虑，一旦革命成功，共和政府就能立即建立，天下也

就太平了。”

“孙先生讲得太好了，看起来，孙先生这样的人，决不止是民族英雄，

实在是个世界大人物！”陈天华思忖着。他决心站到孙中山的旗帜下，把自

己的一切都贡献给民主革命事业。

1905 年7 月30 日，陈天华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参与起草了同盟

会章程。8 月20 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陈天华被选为书记。

原来由陈天华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改

名《民报》，陈天华担任《民报》的主笔，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为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森湾的英魂

留日学生的革命行动一天天高涨，清朝政府害怕了，便勾结日本政府进

行镇压。1905 年11 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项禁止中国留学生参加爱国活动

的“取缔规则”，激起了八千多名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罢课，举行各

种抗议活动。

由于日本政府不改变立场，坚持与留日学生为敌，秋瑾等一批人不愿再

忍气吞声地读书，离开日本回国了。陈天华特别关心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

则”的斗争。然而，他很快就发现，留日学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为追求

真理来的，但也有为功名利禄来的，这使他感到痛心。

留日学生的分歧，使清朝政府与日本当局高兴了，日本报纸乘机大作文

章，对留日学生的正义行动冷嘲热讽，还说他们是乌合之众。这件事对陈天

华的打击，如同雪上加霜，他的心情又变坏了。

12 月7 日上午，陈天华在街上买了一份《朝日新闻》，报上登了许多诬

蔑留日学生的文章和报道，一股怒火又从他胸中燃起。他回到住所后，想了

许久，想了许多⋯⋯

“留学生本来是反清的中坚力量，如今这是怎么了，连留学生总干事会

也不肯负起责任，中国还有希望吗？”

他拿起笔，想写点什么，可是写不出，刚才的思绪仍牵动着他：

“如果留学生的团结坚如磐石，就没有人能击败我们，如今留学生自己

把自己分裂了，中国可就真完了，我能够继续生存在这样的世界上吗？”

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不如用自己的死，来唤醒留日学生，唤醒我四万万同胞，使后来者能

共同为救国而奋斗！”

陈天华的笔最后一次落下，写下了他的《绝命书》，一封是写给留日学

生总干事会的，另一封专门写给湖南留日学生。

第二天，陈天华同往常一样，神态自若，吃过早饭后，他一个人出去了，

没有向任何人告别⋯⋯

当天深夜，人们在东京大森湾发现了陈天华的尸体。他义无返顾地投向

了大海，把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奏响了悲壮的爱国绝唱。

用自杀来表示态度的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如果陈天华能够坚持斗争，

他会看到革命成功的一天，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他的行为确实

打动了人心，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位爱国英雄的名字，用他的精神鼓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