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娥更详细的资料

　　在上海万国公墓里,有一块挺拔的龙柏和苍翠的冬青围绕着的墓地,这就是宋庆龄陵园。陵墓中间,是宋庆龄父母的合葬墓;东侧,一块素净的墓碑上铭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誉主席

　　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西侧,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墓碑,碑上刻着三行字:

　　一九八一年二月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

　　两座墓、两块墓碑完全一样,没有任何装饰,平行而立,分左右紧傍在宋庆龄父母之墓的两边。墓前,绽放着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香樟树、丁香、紫薇、兰花、杜鹃花和郁金山草。

　　不知道的人一定会猜测,这位名叫李燕娥的女士何许人也当他们知道后,更会大吃一惊,李燕娥竟是宋庆龄的一位女佣。

　　一位女佣的墓地,居然和国家名誉主席的墓地并肩而列,而且规格模样完全相同。这不令人奇怪吗但这完全是按照宋庆龄生前一再表达的意愿安排的。

　　当人们来到这里凭吊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时候,总要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这两座墓,总要想起宋庆龄同李燕娥的亲密关系——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那段绵远深长的浓情厚谊!

　　李娥燕(1912年——1981年),十六岁来到宋庆龄的身边,陪伴宋庆龄渡过了整整五十三个春秋。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她们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血浓于水、情深如海的姐妹亲情。在李燕娥的心里,她始终敬爱着宋庆龄;宋庆龄则一直呵护着李燕娥,解放后,亲切地称这位比她小了十九岁的女子为“李姐”。

　　车 祸

　　军统少将行动组组长沈醉,在他晚年所著的《军统内幕》一书中,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当时奉命监视宋庆龄的全过程。他令手下特务不分日夜监视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的周围,记录下宋氏寓所内外发生的一切动静与情况:

　　早上六点,女仆燕娥外出,七点十分返回;

　　八点四十五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来,密谈十五分钟,九点离去;

　　十点十分,宋庆龄打开北窗,佯装眺望对面楼顶鸽子五分钟,真实用意待查;

　　十二点二十分,已查明是***的冯雪峰,在两人的保护下进入宋宅……

　　每天一份详细的监视报告从沈醉手中发出,转给戴笠,再进呈蒋介石。有一次，蒋介石见了报告大动肝火,认为戴笠办事不力,只搜罗到一些表面现象,宋庆龄她们都密谈了些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戴笠被老蒋训了个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就在训话的第二天,在距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不远处的菜场上,发生了一场有惊无险的车祸。

　　那天早晨,李燕娥上街买菜,在回来的路上,忽然,一辆急驰而来的出租汽车无声无息地把已退到路边的李燕娥掠倒在地。幸好人没伤着,只是把菜篮子给压扁了。

　　这是一辆美国产的“泼莱貌斯”(顺风牌轿车),是当时十里洋场上不多见的,只有美国人办的汽车出租公司里才有,外国老板把车租给会驾车者,收取租金。当时,猝不及防的李燕娥被身后的“泼莱貌斯”掠翻在地后,好一会才醒悟过来。她想翻身爬起,却见“泼莱貌斯”车门打开跳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人面红耳赤地奔到她身边。

　　“对不起,对不起。吓着你了。”小伙子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连连向李燕娥赔不是。

　　小伙子生得唇红齿白,细皮嫩肉,身材高大,一表人材。由于闯了祸心情紧张,一张小白脸更是涨得像刚下蛋的小母鸡脸,李燕娥余怒未消,甩掉了小伙子的双手,一按地下欲自己爬将起来,但心有余力不足。这时,小伙子及时地帮助李燕娥站了起来。

　　小伙子的手柔软温热,似有一股无形的电流通过李燕娥的手掌,徐徐地涌向她的全身。望着面前这个惊慌失措的小男人,感受着对方那温文有礼的神态,李燕娥那受惊吓发白的脸上竟浮上一层红晕。众目睽睽下,她反而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再次又羞又恨地一甩手,摆脱了那小伙子的殷勤。

　　“**,撞痛你哪里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看”小伙子谄媚地赔着笑脸,一口细白的牙齿如五月初绽的石榴籽。

　　李燕娥揉揉腰,搓搓背,腿脚手臂均仍灵便。低头一看,只是那菜篮子已被压扁了。

　　“你赔我!”李燕娥心里的气又徐徐吊了起来。

　　“是,是,我赔你。”小伙子弯下腰,手忙脚乱地拾掇起散落一地的青菜萝卜,并努力把那只压遍了的竹菜篮恢复原状,那笨手笨脚的窘迫样,在李燕娥看来,就像一个在大人面前闯了祸挨克的孩子。

　　小伙子把青菜萝卜装进压得不成样子的菜篮子,小心翼翼地递到李燕娥面前:“**,你、你看……”

　　李燕娥又气又好笑,劈手夺过菜篮子。

　　“哎哟!”小伙子失声叫痛,低头看时,那只嫩白的手掌里已冒出殷红的鲜血。撕裂的竹片太锋利,把他的手掌心给划破了,还留下了几根竹刺。

　　这回,轮到李燕娥愧疚了。她直搓双手,近前两步,嘟哝道:“我,我可不是故意的……”

　　说了两遍,没见对方反应,抬眼看时,只见小伙子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呢!“刷”一下,李燕娥的脸顿时红了,两人愣怔在那里。

　　还是那小伙子机灵,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他帮李燕娥重新买了菜篮子和菜,还用车直接送到宋宅的大门口。

　　李燕娥第一次感到这条路是那么短,短得连与人家多说一句话的时间都不够。

　　临分手时,小伙子往李燕娥的手里塞了几万法币,说是作为对李燕娥的补偿。

　　李燕娥捏着这几张票子,望着眼前这位潇洒漂亮、出手大方的小伙子,顿时一种好感涌满了心田,竟有了一种依恋不舍的感觉。她望着对方,欲言又止。

　　“**,我姓李,你就叫我小李好了。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适,你就找我好了,我会负责的。”小李真诚地对李燕娥说道。

　　“找你”李燕娥两眼中浮上一片疑惑。

　　“反正,我是差头(上海人对出租车司机的蔑称)嘛,经常在这一带转悠的。”

　　李燕娥笑了,目送“泼莱貌斯”绝尘远去后,才推门进院。

　　这一天,李燕娥尽管后臀与腰背间仍有点隐隐酸痛,但眉宇间却始终荡漾着喜悦,眼前总浮现着小李子那张可爱的小白脸。甚至,她还为在小李子手心里留下了几根竹刺而暗暗愧疚呢。也难怪,这么多年来,深埋在李燕娥心底的原始的本能与欲望,已被生活中过多的磨难烘烤得太干枯了,如今一旦遇上灼烫的火星,不变成燃烧的火焰才怪呢!二十多岁的人了,应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之后的那几天里,李燕娥上街买菜时,心里就多了一件事,她的目光游移,心神不安,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遗憾的是,一连几天,她都没见到她想见的那个人。

　　正当李燕娥心中的那股热情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渐渐黯淡下去的时候,那天,她提着菜篮从菜场里出来时,一辆黑色锃亮的出租车打着铜铃,从她面前缓缓驶过。

　　李燕娥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喂——”

　　“泼莱貌斯”应声停下,车门开处,跳下了精神抖擞的小李子。

　　……

　　李燕娥的圆脸庞上洋溢着青春的红晕,有事没事总荡漾着莫名的微笑,每天早上出门买菜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了。与李燕娥朝夕相处了整整五年的宋庆龄,觉察了李燕娥那些细微的变化。

　　一天午饭后,忙里偷闲,宋庆龄突然微笑着问:“燕娥,这一阵来,你好像有什么心事瞒着我吧”

　　李燕娥的脸一下子红了,面对夫人突如其来的发问,看着夫人那双意味深长的眼睛,她有点手足无措。于是,她只好吱吱唔唔地把自己与小李子的奇遇奇恋和盘托出

　　“夫人,本来,我是想过几天再告诉你的。可是,他向我求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羞涩与慌乱,使李燕娥有点语无伦次。

　　不等李燕娥说完,宋庆龄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她严肃地捉摸着李燕娥说的每一个字,久久没有吱声。好一会儿,她才微笑着对李燕娥说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关于你的终身大事,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但是,既然燕娥你相信我……”

　　“夫人,我从来是把你当成我的长辈的,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你就为燕娥作主吧!”李燕娥心直口快地说道。

　　“那好,你就把那个小李子带到这里,让我看看。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他呢。”说到这里,宋庆龄略有所思地补充道,“在这个非常时期里,我不得不防呀!”李燕娥听出了夫人的话中之音,不由神色渐渐肃穆起来,连连点头称是。

　　那几天,特务们在宋宅周围的活动更频繁了。本来他们只是游荡在马路上向内监视,现在,他们的身影已出现在二十九号后面的那幢居民房大楼顶上。有一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李燕娥发现后面大楼顶上有一闪一闪的奇异亮光,她急忙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这才发现原来那是望远镜头在阳光下泛射出来的亮光。

　　斗争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严竣。

　　那天上午,李燕娥应命把小李子领到了莫里哀路二十九号。

　　果然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怪不得燕娥神魂颠倒呀!宋庆龄心想。

　　“小阿弟,侬在给哪一个公司开车呀”宋庆龄用一口纯熟的上海浦东话向对方发问。

　　小李子局促地坐在宋庆龄对面的沙发上,也用沪上方言说出了他供职的公司。

　　接着,宋庆龄连问了两个问题:“老板是啥人呀”“一个月拿几担米钿呀”(旧时计算报酬常以米价为基准,当时两担米等于一块银元)。

　　突然,宋庆龄停止了发问,视线落在小李子的脚下。

　　小李子的脸忽一下涨得通红,本能地把双脚往沙发下那长长的裙布沿下躲。

　　庆龄没动声色,又问了小李子几句话后,便不再理会对方,起身上了楼。同时,她暗中向李燕娥使了一个眼色。

　　李燕娥心领神会,与小李子寒喧了几句,便把对方送出了宋宅。

　　临分手时,李燕娥发现小李子脸色苍白,言行举止也没以往那么潇洒自如,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李燕娥略有所悟,心事重重地回到楼上。夫人已双目炯炯地端坐在房间里等她,并开门见山地说道:“燕娥,这人是特务!”

　　李燕娥浑身一震,她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宋庆龄果断地点点头:“我从三点上看出来的。第一点,×××汽车出租公司向外发租,是与司机按每十天的收入额分期结账的,多则奖,少则扣。租车人反而要在租车前一次性向公司交上一定的保证金;第二点,一般开出租车的司机,都只能赚一点微薄的工资。而那人的脚上穿的是一双价值昂贵的鳄鱼牌意大利进口皮鞋。这可是一般大老板才穿得起的呀。第三点,燕娥,我说出来也许会让你伤心的,那就是这个小李子确实长得很漂亮,与你相比,你就明显地与他不相配。这么一个大上海,美女如云,他为什么谁也看不上,偏偏就看上了你呢难道这真是你们之间的缘份吗”

　　李燕娥又急又窘,眼圈都红了:“怪不得刚才分手时,我就看出他的神态不自在,连再见也没说,就逃也似的走了。”

　　“他这一走,恐怕就再也不会来找你了,甚至,你在马路上也见不到他了呢。”宋庆龄猜测道。

　　闻听此言,李燕娥不知是伤感还是气愤,眼泪终于熬不住,夺眶而出。她忙掀起衣襟别过脸去。

　　“唉——”宋庆龄长长叹了口气,愤怒地在屋里踱着步,自言自语道:“可恨呀可笑,姓蒋的居然连这种手段也都用了出来。一会儿女特务,一会儿美男计,他实在是用心良苦,太想钻到我们家里来了呀!”

　　尽管宋庆龄已把话向李燕娥挑明了,但李燕娥不管是感情还是思想上,一时仍转不过弯来。那几天夜里,李燕娥心情矛盾而复杂,难以好好入睡。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翻来复去的声音使睡在隔壁的夫人听得清清楚楚。宋庆龄了解此时此刻燕娥的心情,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现在惟一的只有同情两字。所以,当她耳闻着李燕娥在隔壁独自承受着情感的煎熬时,竟也不由触景生情,暗暗地叹息着。

　　自孙中山逝世至今,孤身一人独守空房的宋庆龄,何尝不是与李燕娥一般的心情与境遇呀!为

　　了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她早已在心里作了决定:这辈子,再不论婚嫁!就为了这份诺言与目标,她曾几次忍痛割爱,放弃了她心中的真爱,一遍遍独自承受着这难以与人表达的心灵深处的孤寂与痛苦……

　　好几次,宋庆龄把燕娥的遭遇向前来的挚友吐露,把老蒋的“美男计”端到公众面前爆光,表示自己对李燕娥的同情。她的心事给何香凝知道了,一次何香凝主动作媒,打算把自家一个忠实厚道的男佣介绍给李燕娥。没想到何香凝一走,李燕娥便哭着扑倒在宋庆龄的怀中,一字血一声泪地倾吐自己的心声:“夫人,这辈子,燕娥是不再嫁人了,我愿终身陪伴夫人。除非夫人不要我……”

　　宋庆龄百感交集,她扶起燕娥,真情地劝道:“燕娥,别这样想,我和你不一样,有合适的机会,你还是……”

　　“不,夫人,我和你是一样的。燕娥从小就是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夫人不嫌弃,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吧。”

　　李燕娥声泪俱下,激动得浑身直打颤。

　　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她用力扶起燕娥,哽咽道:“燕娥,我俩真是同病相怜的姐妹呀,就让我们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吧。”

　　“夫人……”

　　黔驴技穷

　　据沈醉《军统秘闻》一书透露,当他们打入莫里哀路二十九号的阴谋一一破产后,他们曾一度想来个霸王硬上弓——暗杀宋庆龄。但慑于当时宋庆龄居住的地盘是法租界,他们只怕洋鬼子那种既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鬼花招,弄不好反授人以柄,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沈醉采取了“逼”的手段,试用打草惊蛇计,逼迫宋庆龄搬出法租界,只要宋庆龄她们一搬到“政府”的地盘上,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于是,一系列的骚扰开始袭击宋庆龄住宅。

　　先是不分白天黑夜,宋宅里的电话忽然乱响起来,等李燕娥拿起电话筒后,里面却声息全无;后来,来电便是赤裸裸的威胁与恐吓:“听着,我们发现有***进入你的寓所,改天再来,我们就要开枪了。到时候惊吓了夫人可莫怪我们!”

　　一天傍晚,李燕娥有事外出迟归,刚走到大门不远处,突然在绿荫森森的林荫道两边,窜出几个身着黑色长衫,披着一头长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一个个长得青面獠牙,鲜红的舌头甩荡在下巴上,手舞足蹈地冲着李燕娥“呜哇呜哇”地怪叫。当时,李燕娥还以为真的遇上鬼了,不由吓得毛骨悚然,慌不择路地逃回家中。

　　“燕娥,你看见什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望着李燕娥苍白的脸色,宋庆龄不由着急了。

　　李燕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好一会才缓过气来:“鬼,外面有鬼,我看见了。”宋庆龄自是不信鬼呀神呀的那一套,正疑惑,那“呜哇呜哇”的怪叫声却在近处叫了起来。

　　“听,听,鬼叫,就是那鬼叫,又来了,又来了……”李燕娥的两眼瞪圆了,结结巴巴地直指窗外。

　　宋庆龄撩开李燕娥,来到窗前。只朝外一看,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窗外的花园墙头上,果真有几双闪着绿光的眼睛窥视着这边呢!

　　“活鬼,活见鬼!太无耻,也太无耻了!”宋庆龄不由啼笑皆非,她叉开右手拇指与食指,朝窗外作了个端枪射击的样子。

　　顷刻,花园墙头上的几双绿光莹莹的“眼睛”相继消失了。

　　“对付这种无耻小人,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不理会他们。”宋庆龄愤愤地拉上窗帘,对李燕娥说道。

　　李燕娥见状,这才如梦初醒,不由气恨得直跺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李燕娥从楼下取来当天的报刊书信时,发现有一个信封里鼓鼓囊囊的,不知是何物。宋庆龄接过信封,刚一打开,“叮当”一声,里面居然掉下两颗寒光闪闪的子弹,滑出一纸信笺:

　　信笺上,仅寥寥几字:

　　识相的,赶快滚出租界,要不,当心你的脑袋!

　　“黔驴技穷!”宋庆龄双眉紧锁,把匿名恐吓信与两颗子弹一起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同时,她见李燕娥的神色有些紧张,便拉着李燕娥的手,冷笑道:“别怕,这种见不得天日的可耻的行径,正证明他们心虚着呢。”

　　李燕娥听了夫人的话,以一种见多不怪的神态回答道:“夫人,我已不怕他们了。”

　　沈醉的所有的小把戏都耍尽了,宋庆龄仍镇定自若地会客、外出,继续揭露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的本质,救援那些受迫害的革命者。终于有一天,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进了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亲自登门“拜访”宋庆龄。

　　“夫人住在这里,我们不便派人警卫。听说租界近来似乎治安情况不太好,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好向全国百姓交代。静安寺那边最近有所花园别墅腾出来了,如果夫人愿意,我可以安排夫人住在那里,多派些警卫,安全也比这里有把握。”吴铁城说这些话时,不时把目光转向站在一边的李燕娥脸上,他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得到宋庆龄身边这个举足轻重的女佣的响应。

　　李燕娥只是把目光望着她的夫人。

　　宋庆龄笑笑:“多谢吴市长的关照,等得空时我先去看看房子再说吧。”

　　吴铁城满面堆笑:“那好,那好,铁城是孙先生的老部下,理当尽心,夫人哪天去看,一个电话,铁城肯定安排妥当。”

　　吴铁城一走,李燕娥连忙向宋庆龄建议道:“夫人,要有合适的地方,我看咱们还是换一换。这里可真的太烦人了。”

　　宋庆龄双目如炬地瞪着李燕娥:“毒蛇果然出洞了。卑鄙,太卑鄙了。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人了,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呢”

　　李燕娥怯怯地问道:“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噢,不!”宋庆龄拥着李燕娥一起坐到沙发上,“燕娥,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出租界。我为民族、为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虽死无憾!可他们耍鬼把戏,岂能瞒过我这双眼睛!”

　　李燕娥恍然大悟:“小特务在这里闹鬼,大官出面装人,原来他们是一唱一合呀,夫人,我们不能上当!”

　　宋庆龄温柔地笑着问道:“那,燕娥,继续住在这里,你不害怕”

　　李燕娥勇敢地站了起来:“我不怕!那些特务再胡闹,我就叫巡捕来!”

　　“好样的!”宋庆龄紧紧拉着燕娥的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岂怕那暗中作怪的小鬼!以后,如果再有人在电话中耍流氓,你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录下音来彻底追查!”

　　李燕娥坚定地点点头。

　　蒋介石用尽了种种卑鄙伎俩,非但没有使宋庆龄产生出任何俱怕,反而激起了她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统治斗争到底的决心。她决定不再出国,留在国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营救革命力量。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等人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拯救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的爱国志士。宋庆龄为营救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红军军长陈赓,亲自前往南京见蒋介石,她愤怒斥责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是陈赓背你脱险,否则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

　　蒋介石只好以低头不语表示默认。

　　于是,陈赓被宋庆龄营救出狱。

　　其后,宋庆龄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设法营救丁玲、潘汉年和廖承志,继续为革命奔波。据廖承志回忆:

　　1933年春,我刚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家,宋庆龄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她一面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眼。我母亲明白了,推辞去拿糖果来,回到了寝室。现在,只剩下宋和我两人了。

　　“夫人……”我不知从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着说。

　　“是,叔婆。”我说。

　　“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随后又补充说。

　　“啊!”我几乎惊叫起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坚持下去吗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容易,我马上写给你。”我说。

　　“只有十分钟。”说罢,她走进我妈的寝室,我明白她要和母亲告别。我轻声说:“妈妈。”

　　“知道了。”我母亲从寝室出来,两人手挽手到楼梯口。宋说:“我自己下去了,不要送了。”我母亲眼看着她下楼,走过厨房,出了大门。

　　蒋介石所能在背里使用的一切伎俩都用光了,恼羞成怒的老蒋冲着戴笠大发脾气:“她救一次人,就在我脸上抹一次黑,这样下去,红军打不死我,她也要把我抹成二花脸,叫我在这里坐不成!你一定要封住她的嘴,捆住她的腿!”

　　“校长,别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可不可以……”戴笠做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哼!”蒋介石不置可否,拂袖而去。

　　暗杀宋庆龄的方案制定出来了,但这事太重大了,戴笠不敢像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政敌那样说干就干。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不敢动手。或者说不肯动手。万一老蒋变卦翻脸,或者受到其他压力要洗清自己,那当替死鬼事小,落下万世骂名、让子孙后人都做不得人事大!更何况,他戴笠对宋庆龄也是心中敬重有加的。

　　蒋介石长叹短吁,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蒋介石的辗转反侧,终于让宋美龄嗅到了一丝异味。一天,她虚晃一枪,使用冒攻法,从蒋介石嘴里套知了他们要向她的二姐下毒手的消息。终于,宋美龄出于手足亲情,忍无可忍,抓起手枪,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似的扑向了蒋介石:“要杀我二姐,今天我先杀了你!”

　　蒋介石望着黑洞洞的枪口与宋美龄暴怒得变了形的面孔,步步后退,绊倒在地下。他突然耍起赖来:“这不关我的事,是他们看二姐实在不像话,他们才自己搞的。你开枪吧,打死我,你们宋家一个人也活不了……”

　　僵持片刻,宋美龄才开口:“也好,今天先记下这一枪,你要真敢对我二姐下毒手,我就——”说到这里,宋美龄枪口朝下,“砰”一声,一发子弹射入了地板,“早晚叫你吃这一枪!”

　　第二天,蒋介石把戴笠呈上的杀宋计划书撕了个粉碎:“不能叫她明着死!”

　　很快,戴笠理解了老蒋的意思,他让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让宋庆龄死得没有一点疑点留下。

　　杜月笙提供了裹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以便蒋介石控制和利用她的名声,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要确保万无一失。

　　沈醉在南郊军营里做了多次模拟试验,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行驶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则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来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也决不会供出这个阴谋而牵连到任何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赏,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办好了,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是党国第一功臣!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这段史实,我们可以从沈醉的自传《军统内幕》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中得到佐证:

　　我们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挡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听说德国生产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以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出时,特务开始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先生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走时撞去,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去,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

　　伤。戴笠虽认为这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为我的驾驶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膝盖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宋庆龄不屈不挠的斗争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引起极大危机。同时,宋美龄那晚的枪口也让他心有余悸。但拖下去眼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全力为民请命、保护革命志士的声势愈大,又心有不甘。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与“敲山震虎”两计。

　　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的人中,挑中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1893—1933),名铨,江西玉山人。早在1908年于上海吴淞口中国公学读书时,年仅十五岁的他便表现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志向。后加入同盟会。南京临时总统府成立时,不满二十岁就担任了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袁世凯窃踞总统职位,临时政府被迫北迁,他愤而辞职,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深造,杨杏佛的思想和翩翩风度,赢得了许多在美女学生的好感。

　　宋庆龄就是在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逝世后,又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为筹办丧事、建设陵园辛勤奔走,不遗余力,并决心以孙中山先生之志为志,以实际行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深得宋庆龄的赞许。北伐时期,他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尤其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杏佛以其杰出的才干,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是同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每次民保盟活动,杨杏佛亦是最活跃者,又是记录,又是发言,来到宋宅,总是幽默风趣,有说有笑,全然不把身处危险放在心上。原先民保盟经常租用的开会场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因特务的威逼,不能再租借了,宋庆龄干脆把活动的地点改在了莫里哀路二十九号的家中。每次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骨干来到宋宅后,李燕娥最忙碌,烧水沏茶煮点心,伺候一边。有时,一个会议要开到凌晨才结束。李燕娥就陪着大家忙上一个夜晚。每当这时,杨杏佛总要紧紧握着李燕娥的手,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道:“李姐,你最辛苦。等我们民保

191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宋家的二女儿——宋庆龄，突然被她的父亲宋嘉树软禁起来了！

宋庆龄是宋家三姐妹中出类拔萃的老二，长得俊美异常，不仅皮肤白皙，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而且体态轻盈，风度翩翩。当然，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豁豁亮亮嫣然动人眼睛。亲友们戏称其为一朵花，不像牡丹和玫瑰那么艳丽娇媚，而像玉兰和水仙那么淡雅秀美。她很像我们东方古典风韵的少女，显得文静、温存，讲话轻柔，举止端庄，身材娇小而线条分明。因为她很可爱，而且听话，所以最得父母的疼爱。尤其是母亲，简直把她当做掌上明珠一般。

然而，这个一向以文静温雅著称的少女，今天究竟犯了什么“天条”？为何会遭到父亲的“囚禁”呢？

让我们细细道来。

在宋庆龄诞生之后，她的父亲宋嘉树由于在实业方面经营得法而逐渐富裕起来。于是，宋嘉树便在上海虹口郊区购买土地，建造了一幢楼房。这幢楼房坐落在今东余杭路上。它的建筑形式半为中式，半为西式，用中西合璧、副为一体8个字来概括，可以说恰到好处。主楼虽然谈不上壮丽堂皇，却也显得庄严、气派，颇惹人眼。朱红的大门和棕色的围墙，赋有东方的艺术色彩；那奇伟的楼顶，又好像西式的别墅。这楼后面是几间较小的房舍，有的作为仆人的住处，还有的作为厨房、小餐厅和贮藏室；再后面是一个菜园和花园。菜园里一年四季都有蔬菜，花园里更是四季鲜花盛开。

尽管宋庆龄在这个环境幽静、草木葱茏的地方，愉快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在她看来，这里也是自己在22岁时的一个“铁笼”。因为这一年深秋父母反对她与孙中山结合而软禁她，还为她匆匆忙忙地另择门婿，企图包办她的婚姻。为此，庆龄感到十分调怅，她整天沉默，或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卧，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像一只沮丧的笼中鸟一样，心情十分恶劣。在那原本是白皙、红润的脸上，如今被淡淡的雾气笼罩着；一双原本是顾盼生辉的眼睛，如今好像蒙上了一层倦怠的色泽；而且里面储满了青幽幽的忧郁的光。

作为一个对孙中山充满爱慕的姑娘，她感到惆怅和忧伤是很自然的事情，她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着的对孙中山的爱情之火，但一时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办法断然冲出“铁笼”，离家私奔。

她被心中的矛盾苦恼着，折磨着。

她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但对她这样有教养的女子来说，要下决心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宋庆龄在表面上一直很平静，这种平静掩盖着她江潮般奔腾起伏的不安思绪。她几乎整天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脸色显得微黄，憔悴，不时把那细而长的浓眉缩紧着。有时站起身来踱到窗下，看看天空，看看树木，看看自由飞翔的小鸟儿，然后便长时间地在屋里缓缓地来回走动。

她不像中国上流社会的**那样，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挂西洋的名画。雪白墙壁的四周，连《最后的晚餐》这样著名的油画也没有挂，唯独把父亲宋嘉树和母亲倪桂珍的大型半身照片，镶在一个淡绿色的镜框里，挂在小钢丝床上面的墙壁上。她端详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她望着父母脸上那一层“永恒的微笑”让记忆的小河在心底缓缓流淌……

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宋庆龄出生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滩，她在一个传教士后来转为实业家，同时是革命党人的家庭“呱呱”坠地了。从她投入这个家庭怀抱的那一刻起，她就受到了父亲和母亲百般的疼爱。尤其在母亲倪桂珍的心目中，庆龄是最逗人喜爱的孩子。因为在宋家三姐妹三兄弟中，并非个个都有庆龄这样稳重、腼腆、秀外慧中的性格。虽然其他子女也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中不乏有优良的品格，但各方面都无法与庆龄相比。也许，倪桂珍略略偏爱于她的缘由正在于此。

在宋庆龄被软禁的日子里，她不止一次地背诵哈·纪伯伦的一篇礼赞母亲的佳作：

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喊，就是“妈妈”。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字眼，充满了希望、爱、抚慰和人的心灵中所有亲昵、甜蜜和美好的感情。在人生中，母亲乃是一切。在悲伤时，她是慰藉；在沮丧时，她是希望；在软弱时，她是力量，她是同情、怜悯、慈爱、宽宏的源泉。谁要是失去了母亲，就失去了他的头所依托的胸膛，失去了为他祝福的手，失去了保护他的眼睛……

宋庆龄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反反复复背诵这篇传世之作，正体现了她对母亲怀有一种深沉的爱。她感到母亲的脸上有一层“永恒的微笑”这种微笑和注视，仿佛是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慰她的心灵。此外，她还常常想到她去美国读书时，母亲送的蓝宝石胸针，她一直视为珍宝，时刻珍藏在自己身边。伺样使她念念不忘的是母亲在那时送的一瓶葡萄酒，一瓶枫叶糖浆和一件毛背心。这些东西是让她到美国后吃用的，但她怎么也舍不得用，一直保存着。事后几十年，无论怎样战乱，怎样迁居，这几件礼物都保存下来了，现在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的展览馆里。她对母亲感情之深沉与细腻，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宋庆龄对母亲十分敬爱，那么，对父亲宋嘉树她同样怀有深厚的骨肉之情，而且也有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她永远难以忘却。她忘不了父亲对祖国的一片痴情。1883年7月27日，父亲从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回上海工作时，他给上海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令布道团团长传教士杨·艾伦博士写了一封激情满怀的复信：“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甚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在我结束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这封洋溢着对祖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信，庆龄一直镌刻在心里，表示她对父亲的敬爱。

她忘不了，父亲依据自己在上海宗教界和实业界已取得的优越地位，在宗教和实业的双重掩护下，秘密地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帮助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推进民主革命事业。在和孙中山屡作“终夕谈”之后，他深深地为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宏大抱负所激动，认识到要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依靠基督的“福音”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唤起民众进行民主革命，从而开始由实业家转为兼做革命党人，这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转折。宋庆龄对父亲的这个转折尤其敬佩，对父亲很快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也尤为高兴。

自然，她更忘不了，父亲曾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他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他是祖国和人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支持下，在这种崇高理想的鼓舞下，使他不怕艰难困苦、不畏惧强暴曲折，以及对自己和兄弟姐妹大胆而有远见的培养，都使庆龄念念不忘。因为所有这些，对她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一桩接一桩的往事在宋庆龄脑海里浮起，使她那颗痛苦的心扉更加痛苦了。平心而论，她当时不是不想私奔去日本，同孙中山结合以了却心愿。事后许多年，庆龄曾向友人说：“我当时的确曾一度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毕竟，父母养育了我，付出了辛劳，如果我离开他们而去，会使他们失望和痛苦。但是，我十分崇敬孙博士，恰似一团火在自己心中燃烧着，无论怎样也无法扑灭……”

是的，那时候，庆龄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种巨大矛盾的缠绕。即使夜里就寝后，头脑里依然在反反复复地思忖着，斗争着。

有时候，庆龄想到离开家后父母将产生的痛苦，也曾试图将自己对孙中山的爱慕压下，但它像漂在水缸里的葫芦一般，按了下去，终究非浮上来不可。不仅如此，甚至正如煤火上加盖反而增强了火力一样，愈是遏制，那颗火热的情爱之心反将十倍地燃烧起来。

一天深夜，庆龄禁不住自问自答：“记得1900年9月8日么？”

“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那天，孙博士登门拜访我的父亲，我第一次见到他……”

那时，庆龄才7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她站在父亲身边，圆睁着双眼望着这位不凡的来访者，并被他和父亲的谈话所吸引。孙中山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痛感人间不平而终身投入革命”的献身精神，使她感到很新鲜，很美好。那种感觉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使她终生难忘。

随后，在宋庆龄的少年时代，孙中山经常访问她的父亲，共同探讨救国道路，畅谈反清革命，同她也常常见面。一次，她听孙中山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压迫下，中国再也无力坚持‘闭关自守’了，万里长城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洋枪、大炮和十字架所冲倒。中国被迫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并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和许多块领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满清王朝的腐败却愈演愈烈，中国非进行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腐朽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应该独立、平等和自由，人民应该享受生存、发展和与之相应的一切权利；我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是值得我去出生入死的伟大目的。”庆龄听到这里，不由精神为之一振，情不良禁他说：“我也要同您一样去奋斗。”这时，孙中山微微一笑，并高兴地鼓励道：“对，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唯此革命才能成功，知道么？”好似条件反射，庆龄马上想起了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的话：“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聪明的姑娘望着孙中山，甜甜地笑着：“你说得对，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哟。”孙中山也不由笑了起来。就在这笑声中，“为着革命”、“共同奋斗”等革命思想，便悄悄地播进了她年幼的心田。

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于1913年夏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于学院，并获文学士学位。她得知国内形势剧变，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被迫亡命日本，一连几天，坐立不安。正当她拟回上海探亲，到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时候，突然收到父亲来电，要她“推迟行期”。她原以为不会等多久，因此只打算在伯克利暂住一时。当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她更没有想到，她父亲很快就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宋蔼龄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当秘书。宋嘉树则直接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充满革命激情的宋庆龄遵照父亲的电示，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翌日晚上9时50分，就由父亲和姐姐陪同到孙中山寓所拜访。尽管庆龄童年时代曾多次见过孙中山，但成年后与孙中山见面这还是头一次。她在美国学习时对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意义，一直评价很高。她在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开头写道：“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的最辉惶的成就，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制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这场革命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王朝的残酷压榨和无比自私，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变成贫穷不堪的国家……”大约就在此时，她简直把孙中山当成自己的上帝，同时又把他看作是中国的救世主。所以，当她这次拜会孙中山时，她感到十二分的荣幸。她相信，她马上就要见到的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国外流亡不会太久。她确信，这个强有力的、一心一意为革命而准备献身的爱国者，最终会找到归国之途，井找到他领导民众为崇高理想继续斗争的机会。

当时，宋庆龄的确是怀着这种对孙中山的无比崇敬之情，与父亲一道来到孙中山身边。她满怀仰慕和崇敬的心绪向孙中山致意，并带给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亚水果。

孙中山听罢庆龄一番热情洋溢的话，慈祥地笑了笑，用平稳清晰的语调说：“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愿望，谢谢同志们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眼下革命尚未成功，还有许多困难，还是应该继续干下去，祖国和人民需要啊！”孙中山说着停了下来，慈祥地望着庆龄。聆听着孙博士的教诲，来庆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然而，更让她感到快乐和幸福的寥还在后头呢！

那时候，宋庆龄的父亲健康欠佳，却仍坚持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由于不宜用日本方式那样长时间盘腿席地而坐从事写作，就让庆龄帮助他，并且很快教会女儿协助孙中山工作。随后，因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庆龄便顺理成章地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担负起孙先生同国内外所有书信往来的繁重而又危险的革命工作。

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一方面，袁世凯上台后，明目张胆地投靠帝国主义，加紧复辟帝制活动，打击革命力量，并派了大量刺客，谋杀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在白色恐怖下，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因而孙中山鼓吹反袁的各种活动，几乎都陷入逆境，处在非常艰难的时期。

在孙中山处于革命征途的危难时刻，宋庆龄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那是多么紧张而又多么快活的日子哟。每天，当太阳从那苍茫无际的大海里涌了出来的时候，她就开始忙碌起来。不是整理文件，处理东西方各国爱国侨胞和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山西等地发来的函电，就是寻觅和提供孙中山急需的资料或从事其他许多繁重的日常上作。这些事情，常常使她从日出忙到日落。

一次，孙中山忙碌了一整天，晚餐时，宛如黄豆般的汗珠，忽然顺着孙中山那圆浑的、略显皱纹的脸庞静静地滴落下来，他感到整个腹部剧烈疼痛，不得不靠在藤椅上喘息着休息下来。

这情形，使坐在一旁的宋庆龄不禁吃了一惊，她连忙取了镇痛片来，让孙中山吃下去。他吃下药，已经是夕阳落山了。庆龄搀扶着孙中山到卧室就寝。他躺下睡了好一会，庆龄留心看他的神情，仿佛平稳了不少；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忽然睁开眼轻轻叫了一声“庆龄”！旋即又合上眼睛睡去了。庆龄放心不下，仍然守在床边精心观察护理。

夜，静悄悄的！躺在床上的孙中山，睡得像孩子那样安宁香甜。不知什么时候，远处传来醒得过早的雄鸡的啼叫声。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醒了孙中山，他睁开惺松的唾眼，从床上坐起来，望着坐在床边的庆龄，不由眼眶潮湿了。骤然间，一种温暖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在他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感受过胜利的喜悦，感受过革命党人的和谐，今天，他又真正感受到一个少女给他带来的温馨。

还有一次，孙中山撰写文稿从傍晚到翌日早上两三点钟，好心的宋庆龄给他送来了夜餐。孙中山仍一心专注于那支笔杆子，继续写他的东西。这时，庆龄就说话了：“孙博士，已经夜半三更了，捱到天明怎么行啊！”孙中山微微抬起头来，朝她笑笑，点点头，表示知道该休息了。可是，他的文稿还没有写完，如果放下来，就怕灵感减弱了，没有了，便继续写下去。终于，庆龄憋不住了，她动了真情，乞求他说：“我的好博士，您给我把笔杆放下来好不好？”语气中含着一种深沉的温柔，包容着说不尽的关切和体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点嗔怪的意思。孙中山知道是因为自己不听劝告，因此她不高兴。于是，他一边放下手中的笔，一边不无幽默地连声说：“遵命，遵命，我的秘书**啊！”说着，他笑了，那是感激的微笑。庆龄自然也笑了，笑得那么明朗。

像对待亲人一样，孙中山对宋庆龄也十分关切，而且关切中充满着体谅和宽厚。

1914年初秋的一天，孙中山夜间派人来叫宋庆龄，谁知她因房东梅屋庄吉的义女冈本梅子生病到药店买药去了。正巧，她回来时。在大门口碰见了孙中山。这时，他劈头就问道：“怎么，你生病了？”庆龄摇摇头：“噢，我好好的，哪来的什么病哟！”孙中山不由笑了：“我听说你上药店去买药，还以为你有病了，替你担心起来”。看来，你真的好好的，不像有病的样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话不多，但说得庆龄暖意盈怀，她的心仿佛在温暖中溶化了。因为她知道，那时孙中山正全力以赴地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夜以继日地忙活着重整革命党雄凤的大事。他对这样一个小小的信息，马上会作出那样的反应，过只能看作是对自己真情的流露。这种真情，是很自然地从他那颗善良的心扉里流淌出来的，因而她觉得特别可贵。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与人之间那分真情吗？孙中山平时的确很关心、爱护宋庆龄，但他也不是无原则的宠爱，对宋庆龄，尤其对宋庆龄工作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有一件事，使庆龄终生难忘。

那还是l914年准备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前夕，孙中山找到宋庆龄，说需要国内及海外各地革命党人活动的基本情况分析，让她收集汇拢一下。两天后，宋庆龄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孙中山。此刻，他正忙着处理一件急事，没说什么。后来，他仔细看了这份材料，把庆龄找去，开门见山他说：“总的看，材料写的不错，但里面有一个数字不对头，澳门有多大呀，怎么会有几万平方公里呢？”他说着，眼睛盯着庆龄，严厉地批评道：“记住，你是我的秘书，办事情必须认真再认真，不能有半点马虎。”庆龄的脸刷地一红了，不由垂下头，惭愧万分。她觉得孙中山的话不多，可分量却很重。这件事，尤其是这几句话，她时常挂在心间，怎么也忘却不了。宋庆龄深深感到孙中山对她的关心、体贴，但是当她在工作上没有尽到责任时，孙先生总是严厉批评，毫不迁就。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自己。所以，她觉得在孙先生身边工作很惬意、很温暖，也很自豪。

大凡两个人在频繁接触中，最容易建立感情。

孙中山和宋庆龄正是这样。通过频繁的接触，宋庆龄从孙中山身上看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爱，对改变祖国命运宏大的抱负，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怕艰难闲苦、不屈下挠奋斗的意志，与朋友交往中热情有礼、谦逊谨慎的作风，以及崇高的思想、冷静的头脑和智慧的风采。这一切，都使宋庆龄感到由衷的敬佩。她作为一个秘书，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常常感到如登高山，如临大海，领略着无限美好的风光。同时，她还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这种激情意味着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在孙中山面前，她自己好像雪山上的一棵睡莲。她的四周全是温泉、暖流与篝火。直至全国解放以后，宋庆龄仍很难忘却当时火热、亲密和和谐的情景。那真是两人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岁月。宋庆龄意识到孙中山的理想就是自己的理想，她自己正在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目标。因此，她虽然终日辛劳但无怨无悔。正像她写给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的信中所表述的：“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曾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反过来说，在“二次革命”失败，尤其武装反袁斗争接二连三遭受挫折和长期流亡海外而遭受的痛苦与孤寂，也逐步使孙中山感到宋庆龄已是革命卒业上离不开的助手，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离不开的知心人，他从未庆龄的帮助和关切中得到敝舞和慰藉，“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知己朋友不易寻求的慨叹，与当时孙中山心扉里所荡漾的思绪如出一辙。宋庆龄那文静而又温存，稳重而又端庄的举止，以及那张俊美的脸上的微笑和注视，像徐徐春风在吹拂他的心田。

哲人法拉奇说：“爱情是友谊的代名词，又是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可靠保证。爱情是人生的良伴，你和心爱的女子同床共眠是因为共同的理想把两颗心紧紧系在一起。”

这番烛照古今的话说得何等好啊！正是拯救中国、改变祖国命运的共同理想，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革命工作和患难中，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使他们彼此相爱。

191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瑰丽的晚霞仍像往常一样，把金色的光芒抹上寓所前的树丛，使松树也宛如新妇似的红起脸蛋来。孙中山和宋庆龄吃罢晚餐，有点空闲时间，便挽着手到衔头散步。东京初夏傍晚的清新空气令人感到惬意，他们沐浴者五彩缤纷的霞光，沿着那条卷松掩盖下的柏油路默默地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孙中山忽然就国内及海外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畅谈自己的看法。尽管宋庆龄幼年时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学校，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咸斯卫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并获文学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位天资聪颖、才学过人的女件。但是，在孙中山面前，她总觉得自己浅薄，和孙中山在一起交谈，她又觉得自己缺少才华。孙中山是那个时代的伟人，是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大政治家。他的革命胆略和理论造诣，以及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才能，在国内外屈指可数，没有谁比他少善于做伟大的事业了。那当日，庆龄倾听着他的宏篇大论，眼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钦佩和爱慕。

在孙中山谈话的时候，庆龄不时有些插话，两人谈得很投机。突然，她话锋一转，偏过头来望着孙中山，柔声说：“明天，我就要回上海看望因病回国的双亲，打算向父母禀告一下我们结婚的事情。”说到这里，她眉眼带笑地悄声问道：“你看，可以吗？”

孙中山没有马上点头。他迟疑了一会，声调有些惴惴不安：“庆龄，我对你确实感觉非常之好，并且开始默默地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由于你的言行和外表都很出色，生性更为喜人。但是，我仍然要说，对我们的结合问题，你要十分慎重，要多考虑一些时候，再征求父母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我一切都考虑好了。”庆龄斩钉戳铁他说：“我觉得，已经到该征求老人家意见的时候了，决不能再延迟下去。”

确实，在她眼里，他是个最值得她去爱的男人。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把祖国看作更重于生命，在于他为了祖国的自由勇挑历史的重担，而且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还在于他竭尽全力去完成自己向往的伟大事业，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来到世上22个春秋的宋庆龄，何曾见过这样富有魅力的男子？何曾有过这样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美德于一身的恋人？她感到心满意足。她似乎觉得，她眼前的这个挺拔潇洒、英勇顽强的孙中山，像一颗人间最美最美的花子一样，深深地种在她自己那颗润泽的心灵里。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剩下的事情就是征得父母的同意，而后再与心爱的人办理婚事。她十分坚定地对孙中山说：“我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你、和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情，我愿意和你一起奋斗，一起献身于革命，如果不去这样做，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听着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孙中深深地感到宋庆龄对自己的一片深情。49岁的孙中山虽然有过一次婚姻，但平心而论，他从未享受过这样的温情，从未沐浴过这样的温馨和美好，他感到心满意足，他甚至觉得，自己过了49个春秋，专等的就是她这样的女性。这些年，随着频繁的上作和生活接触；也随着她对革命的现实

和理论问题的深刻理解，他时她的情爱日深，然而，长久以来，他却痛苦地把这种感情埋藏在心底，不让它流露出来，更不让已经在驱动他心灵的爱的车轮，像追赶太阳的金车那样，不畏艰险地去追逐自已所爱的偶像。虽然有时候，也许在一瞬间，他也曾情不自禁地流露过一点什么。他的心里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和庆龄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并且开始默默地相爱。他觉得，能够得到她的爱，是多么幸福；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的年龄和其他问题困扰着，因而他不愿意对她有明确的表示，甚至再三劝她对他们的结合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当宋庆龄今天利用约会的时机，明确向他提出两人结合问题的时候，他依然劝她“要十分慎重，要多考虑一些时候。”然而，爱情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切都要向它低头。不论是旧的传统习俗观念，不论是年龄差异还是父子情谊，都显得无能为力。真诚而成熟的爱情就是最高法律。

共同的理想缩短了年龄差异悬殊的距离，窈窕少女与将近“天命”之年的男子成了热恋中人。多么幸福而又多么快活的时刻哟。宋庆龄望着身边的孙中山，望着那双不只是异常敏锐，也是充满情感的眼睛，她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一种按捺不住的柔情。她与孙中山相识以前，没谈过恋爱，也没尝过爱人和被人爱的滋味。孙中山的一番表白，尤其是要她慎重些，多考虑些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虽然是几句很普通的活，但那里面包含的真诚，那使她心扉颤动的情意，她都领略到了。长到22岁，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男子那么坦诚的心声，她第一次看到一个伟人那么磊落的胸怀，她第一次了解到一个深受全民族敬仰和爱戴的革命家，内心也有矛盾和苦闷，也有爱慕和追求。他献身革命，热心民众的事业，殚精竭虑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昌盛而奔走。共同的信仰、志趣和追求，把两颗沸腾的心紧紧融合在一起、得到他的爱是自己的福分也是自己的幸福。于是，她不顾年龄的距离，再次明确而坚定地说：“孙博士，如果不与您相识、相知，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不会成为祖国最需要的战士。而这正是你——我心爱的人给我的。我应用怎样的爱来回报您呵！只要您愿意，我将会永远陪伴着您，和您一道献身于革命事业。”她说着，眼里放出期待的光，像是热切盼望孙中山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宋庆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像大潮咆哮着涌进了孙中山心里的情海。他的心房不由地颤动起来，每一根血管都充溢着无限的幸福和满足。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神采飞扬的眼睛望着他心爱的人，灿烂的笑容里显出一种庄严的神色：“那好，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庆龄终于等到她期待已久的话。幸福顿时充盈了她的整个心房。

很快，宋庆龄抵达上海，回到她日夜思念

全球之旅 我在阿曼

我在阿曼拜访了一位华人女士李姐，她四十多岁，有一半的人生都在海外度过，接下来跟着阿典的视角，让我们国内的同胞看看，李姐旅居海外20年的人生……

李姐已经是不惑之年，她出生于北京的科学大院儿。

李姐说：“我当时上的是中关村二小，同学基本上都是科学院的子弟。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家对门的邻居永远都是每隔一段时间换一波儿新面孔，人就是一波儿一波儿的换……基本上去了美加。”

“后来我们小学同学，一半的同学都在国外，大部分在北美，少部分在欧洲，有一个在日本……以至于我们同学会后来直接在北美开了……”

2000年左右，在荷兰读书，并在老公读博期间生了娃，后来就工作了留在荷兰，之后公司有很多个外派机会，就开始了多个国家的旅居生活。

李姐有两个女儿，从小就是世界各地旅居。我问李姐，现在她女儿中文程度如何？

李姐说：“听说没问题，但是没办法读写，她们姐妹俩先在荷兰读的小学，然后在文莱的国际学校读了两年中学，之后她们嫌无聊想回欧洲，我就把她俩送到英国继续上寄宿中学，当时还希望她俩能学个英国口音，结果她们一口美国腔，虽然老师是英国老师，但是学生多为国际学生，竟然学了一口美国口音。后面又回荷兰上了大学，马上要读研了。”

我问：“那你女儿母语是哪种语言？”

李姐：“应该是英语，然后是汉语和荷兰语。”

我问李姐：“那你对你女儿以后择偶有标准吗？还是他们喜欢就好？”

李姐说：“只要不是一神教的，其他无所谓。”

丈夫老沈说：“我随她俩，她们喜欢就好。”

“虽然需要经常旅行，但依旧没有克服恐惧症，别人在飞机上睡觉，我的神经依然崩得紧紧的，要不就是跟旁边座位的人不停聊天。”

李姐2000年出国定居，但是她算了一下“可能出国在外的时间已经比在国内的时间长了。”从今年开始算，她已经7年没回国了。“国内也没啥近亲属了，回国也是要住酒店的。”

我跟李姐说：“此前我和一个在荷兰的华人有聊过荷兰这个国家，他认为荷兰是一个比较左的国家，经济基础上，荷兰属于一个80%人口都是中产阶级的国家，底层和顶层的人都很少，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这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形态偏左。”

李姐说：“大多数荷兰人就是只要你不动到他们钱包，伤害到他们利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和他们没关系，关我P事的态度…”

这也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荷兰领全球之先，推出各种“超前”的法案。

李姐说，当时她不喜欢长期在同一个城市居住，所以她也是在荷兰各城市搬迁旅居，先后在莱顿，海牙，格罗宁根等地都待过，她曾经被朋友戏称为“海牙唐人街一姐”，她在海外认识了很多接地气儿的华人，听过很多华人的故事。

李姐：“我在2000年刚到荷兰的时候，当时荷兰的华人很少，去海牙找中国美发店剪头发，只有一个香港师傅会讲普通话还讲得不太好。当时留学生不算多，华人主要是香港、浙江等南方省份过来开店的。

在莱顿时我和一个中国店的温州老板娘讲话，我语速快了点，她竟然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当时北京口音很重，说话又快又吞音，后来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学着说普通话，才能更好的沟通，后来到台湾时，台湾人都说我发音很清楚，没有很重的北方口音了。”

文莱，一个东南亚小国，是君主制的四十多万人口的国家，但是有石油资源，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人均很富裕。

李姐说：“文莱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村儿’，连像样的商场都没有，人很少，整个国家只有40多万人口，当地华人就有5万，吴尊就是文莱华人。我刚到的时候吴尊还处于隐婚状态，但当地华人争相喂我瓜吃——你知道吗，吴尊都结婚了，都生孩子了，在xxx医院生的，说得好像大家都亲眼去看接生的一样。”

“在文莱唯一的 娱乐 活动就是去健身房健身还有看**，**是英文对白，马来语和中文字幕，老方便了。当然文莱也是政教合一，很多禁忌，没太多 娱乐 活动。”

“当地人购物，基本上都是坐飞机去新加坡吉隆坡或者香港，也很近，就两三小时……文莱本地真没啥，太村儿了！”

“说是村儿其实也不对，应该是生活在野生动物园里一样，早起一帮猴子从房顶上咚咚咚跑酷，再被鸟叫吵醒，眼镜蛇等各种蛇类、蜥蜴、野猪什么的都是我的邻居，那时候我才知道壁虎会叫！”

李姐说：“其实我们到阿曼才一年时间，而且刚好碰上疫情，所以了解并不多，所以今天专门叫了一起学阿拉伯语的华人朋友，他在阿曼待了好多年，也是石油服务行业的。”

大家给我科普了一些石油知识，石油勘探目前的技术还不能完全做到你真正打井前，就知道底下埋着多少油。有点像赌玉石，有可能底下没多少油，也有可能底下埋藏着大量的石油。

整个石油的开采的程序非常多，简单概括主要是几大步骤：测井、勘探（打勘探井）、打井、然后把油从底下取出来，提炼。

其中各国的油井深度不通，科威特的油井比较浅几十米，有些深的油井7000米以下，阿曼的油井深度通常在2 3千米。

目前全球石油储量前三的应该是：沙特排第一、美国第二（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公布数字）、俄罗斯第三……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50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1981年2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为了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特意写信给秘书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并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样的”。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就在李燕娥去世100多天之后，宋庆龄亦不幸病逝。宋庆龄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的字样。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50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1981年2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为了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特意写信给秘书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并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样的”。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就在李燕娥去世100多天之后，宋庆龄亦不幸病逝。宋庆龄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