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乌龙山剿匪记老爷与儿媳研究怎么生娃是那集

新乌龙山剿匪记是一部经典的电视剧，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支由老干部和年轻战士组成的剿匪部队在乌龙山地区进行斗争的故事。其中有一集是老爷与儿媳研究怎么生娃的情节，这一集是第23集。

在这一集中，老爷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延续下去，与儿媳一起研究如何生娃。他们在书房里翻阅各种医学书籍，学习有关生育方面的知识。老爷还给儿媳灌输了一些古代的观念，例如只有男孩才能延续家族的血脉等等。

然而，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最后，儿子回来了，带回了一位医生。医生告诉他们，生娃不是男孩女孩的问题，而是要保持身体健康，保持心情愉快。他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保健方法，例如多运动、饮食均衡、保持心情愉快等等。

这一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观念以及人们对于生育的认识。通过老爷和儿媳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生育的重视和对家族延续的执念。而医生的出现则更加注重了科学和健康的观念，让人们对于生育有了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

20多年前的一部热播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让观众们认识到了剿匪的艰难。在剧中为非作歹的田大榜给观众留下来深刻的印象，田大榜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他就是纵横湘西半个多世纪的职业土匪姚大榜。

从小父母娇惯为他成为土匪埋下了祸根

1882年姚大榜出生在湖南晃县牯牛溪，家里以种地为生，祖祖辈辈均是敦厚老实之人，从未出过像姚大榜这样的恶人。起初姚大榜并不叫大榜，因为他生的五大三粗，有一些蛮力，特别是两个肩膀特别宽厚壮实，父母就叫他“大膀”，“膀”与“榜”同音，父母希望他能考取个功名，所以就叫他“大榜”。由于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母对他娇生惯养，唯命是从，从来不舍得让他干力气活，这使得他养成了不劳而获，飞扬跋扈的性格，为以后成为土匪埋下了祸根。

16岁的时候，姚大榜跟家里要了点钱去到讲武堂拜师学艺去了，在那里学会了耍弄刀枪，还练就了一身不错的轻功，上房登山，如履平地，学成回乡之后，气焰更加嚣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一次因为一头牛与一个同乡发生争执，他一怒之下用自制的土火药枪将对方打死，由于害怕官府追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几个人上山当了土匪。

以其独特的处事风格渐渐成为当地最大的土匪头子

起初，姚大榜羽毛未丰，他带着自己的几个手下来到贵州劫了几个大户人家，发了一笔横财，回到牯牛溪之后，利用这笔钱财招兵买马，渐渐成了当地人多势众的大土匪头子。为了便于隐藏逃避官府打击，他带着土匪来到了湘黔交界的偏僻山区驻扎，此处山高林密，外人来根本找不到上山的路，既方便隐藏又易于防守，这也是他能够当土匪多年的一个地理因素。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自己驻扎的一带为非作歹，若有不轨事件发生，将追查到底。

一次他手下一个姓吴的土匪，在附近的村子劫杀了一个过路的商人，有传言说是姚大榜一伙人干的，这事让姚大榜知道并追查了下去，查到姓吴这个土匪的头上。把这个土匪叫来之后，吴姓土匪吓的脸色煞白，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求饶。姚大榜说:“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吴姓土匪以为他大发慈悲，起身之后连连道谢，没成想刚转身往外走，姚大榜掏出枪砰砰两声就把吴姓土匪打倒在地。

有了人，有了枪自然也就有了地位，附近的人就请他出来“主持公道”，用我们现在看的港片里面的话来讲就是当时的“话事人”。他也乐于干这些事，因为他觉得这也是周围人对他地位的认可，并且每次去给人“平事”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酬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偷不如抢，抢不如有人乖乖送上门”。他说：“偷是小人干的，抢是强人所为，坐等别人送上门是为官的福气”。姚大榜就是通过这些在湘黔两省交界处渐渐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

有一次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有一个叫陈老满的地主老财被贵州的土匪头子潘桥桥给抢了，陈老满上山找到了姚大榜，大年初一姚大榜就带人把潘桥桥抓回了山寨，他一边找陈老满要500块大洋的“辛苦费”，一边要潘桥桥把抢劫来的财物退还给陈老满。等着潘桥桥把在老陈家劫得的财物都退还之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把潘桥桥给杀了。

为了笼络当地的民心，他又在当地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己出任校长。表面上是给附近的小孩儿解决了上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姚校长”是给老百姓办了件好事，都对他大为称赞。可实际上他是以学校为据点，与附近的土匪勾结，每次抢劫来的财物都在这就地分赃。不得不说他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得确实高明。姚大榜的这招让他在当地彻底站稳了脚跟，俨然成为了那里的“土皇帝”，地方上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当地官府都没有他说话管用，都得给他三分薄面。

不信任任何人，无论到哪都抱着捞一票就走的心里

由于姚大榜的势力非常大，当地的商人们对他非常畏惧，虽说他不抢自己地盘上的人，但是毕竟是一个土匪，保不齐哪天没有钱了就把他们这些“窝边草”给吃了。所以当地的商人们就合计大家伙共同出钱，给他个晃县保商大队的队长干干。姚大榜担任保商大队大队长之后，与当地最大的商号相互勾结，找各种借口的向小商贩们要钱要物，中饱私囊。

姚大榜的信条是:“不信官， 不信商，不信任何人。”他一心只想着如何壮大自己的队伍，让自己的腰包更鼓。到哪里都是捞一笔就走，绝不寄人篱下。当了一段保商大队队长，勒索了大量的钱物之后，姚大榜就把人和枪全部带走，与玉屏土匪曹云周的土匪合并在一起，驻扎在了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就对其进行招安，封他为湘黔地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负责三县的治安联防，给钱给枪，姚大榜的势力得以再次扩大，待武器装备都到手后，再次重操旧业，上山当了土匪。

1926年，北伐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招兵买马，姚大榜得知消息后便带其手下土匪去投奔，他自己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在得到部队发放的枪支弹药以及粮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山上继续为匪。

1936年初，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路过晃县时，就曾派人给姚大榜送过信，告诫他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姚大榜非但不听，反而杀害了很多红军留在当地的伤病员以及当地帮助过红军的群众。当地有一个农民因为给红军带过路竟然被姚大榜活活逼死。

在湘黔边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山高皇帝远，当时的国民政府因为围剿红军也无暇顾及他们，只能对其数次招安收编，反反复复，每次得到好处之后又重操旧业，当地国民政府对他也很无奈。

1942年，晃县爆发“黔东事变”，发起者之一是晃县一个叫秦宗炳的人，人称秦大善人。他先后联络了玉屏县的马和林、罗殿卿以及晃县姚大榜，一同起事。姚大榜当时出任塘贡矿的矿警队队长，手里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由于这个秦大善人是当地县城最大的药店老板吴敦明的老丈人，家底非常厚实，姚大榜觉得有利可图，便假意答应秦大善人，并让秦先付给他4万银元作为军费。得到钱后，姚假装答应祭旗出兵，暗地里却找到玉屏县县长李世家告知秦大善人的计划，让他出兵镇压。

8月23日晚，姚大榜、黄尚明、马和林、罗殿卿带着队伍在玉屏县黄道乡集合，准备杀猪祭旗。祭旗刚要开始，姚大榜对众人说：“这面旗经过高僧开光，法力无边，能躲避枪炮，我来试一下”。话音刚落他举起手枪对旗连开三枪，将旗打烂。随后说道：“这是骗局，不能相信”。然后将自己的队伍抽了出来。玉屏县县长李世家的部队随即对剩下的队伍包围射杀，不到半个小时，罗、马、黄的队伍就被打得四散溃逃，秦大善人要姚大榜出兵援助，姚大榜随即又找秦要了7万银元出兵费，这次秦几乎把家底都掏干净了，但姚大榜仍不肯出兵，这个时候秦才明白，自己是上了当了。悲愤交加之际，跳河自尽了。

姚大榜从当上土匪开始一直到1950年被解放军剿灭，足足有50年时间。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生存这么久，与其阴险多疑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生性多疑，枪不离身

姚大榜杀人抢劫，血债累累，树敌无数。所以自己每天也是心惊胆战害怕被报复遭到杀身之祸。他的双枪从不离身，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也一直把双手放在别在腰间的枪柄上，以便能以最快的速度拔枪反击。吃饭的时候也总是拿着碗蹲在墙角，以便于观察附近的环境。

一天一个商人上山找到姚大榜帮忙，二人谈话期间商人打了个喷嚏，于是便把手伸进口袋里，姚大榜见状立即拔出腰间的手枪对着商人砰砰两枪把商人打翻在地。其他人听见枪声冲进屋内，问出了什么事情。姚大榜气愤的说：“你们看看，这个人要杀死我，我不打死他，他就掏枪打死我了”！众人扶起死者，拿出他伸进衣袋的那只手，只见手里捏着的是一个手帕，无不为之愕然。所以熟悉姚大榜的人对他有一个极生动的说法，称大榜“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派兵围剿姚大榜，一天清晨，清剿队趁着天还没亮偷偷来到了姚大榜的寨前，已经起床的姚大榜看到情况不妙，于是找来了一套破衣服破鞋，穿上之后拿扁担挑了两桶粪水，并把两只快慢机放到了粪水里面，伪装成挑粪的农民大摇大摆的下山了。期间清剿队看到了他，队长问道：“老头，姚大榜在山上吗”？姚大榜装出一副老实巴交农民的样子，把扁担换了个肩膀，溅出的粪水滴到了队长裤子上，队长后退了几步又问，姚大榜指了指山上说：“他刚起来，正在屋里抽大烟呢”。清剿队队长带着兵马迅速包围过去。而此时的姚大榜，早已把粪桶一扔，抽出快慢机，凭借过人的轻功逃之夭夭了。

清剿队进到寨子里之后，找到了他的几个老婆和孩子，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姚大榜，便问其中的一个姚大榜的老婆。他老婆说：“刚才那个挑粪的老头不是姚大榜吗？你们没抓他？”清剿队队长这才反应过来，可是哪里还追得上了，无奈只得把他的老婆孩子一并抓走了，并把他抢劫来的金银财宝一起带走，足足挑了8个担子。

至此之后，姚大榜更加警惕，每次睡觉前都会点一根香捆在自己的手上或者脚上，等到香烧到一半把他烫醒的时候，起身换个地方再继续睡，一晚上得换五六个地方才觉得踏实，凭借着这个方法，使他躲过了多次的围剿，这也是他能当50余年土匪的一个经验法宝。不得不说，虽然姚大榜已经是当了多年的土匪头子，但是为了逃避打击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因为一条鲤鱼拒绝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人晃县剿匪，为了减少损失。避免流血，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姚大榜进行政治争取，要其认清形势靠拢人民。姚大榜也看到不利处境，曾有过回心转意的打算。一次，姚本想吃罢早饭就动身下山投降。因为姚大榜很爱吃鲤鱼，所以附近的村民谁打到新鲜的鲤鱼都会给姚大榜送去。正在姚大榜吃早饭的当口，一个村民给姚大榜送来两条肥大的活鲤鱼，每条都有三四斤重。村民喊到：“姚公，鲤鱼”！迷信的姚大榜一见到鲤鱼，脸色煞白的说道：“鲤鱼上钩，歹的兆头，去不得去不得”。就这样，他对解放军的多次劝说都拒绝了。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人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之流的丧钟。为了阻止湘西解放，已经被国民党招安，并担任国民党芷江警备司令的匪首杨永清先后两次来到晃县找到姚大榜，企图扩大匪帮组织，共同阻止解放军进攻湘西。就这样姚大榜以警备副司令的身份率领土匪隐藏在玉屏县附近，伺机进攻解放军。

不过解放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还是想尽量政治争取。当时解放军二野留守处的侯科长通过关系把姚大榜的大儿子姚应科叫了过来，对他说道：“解放军有能力解放全中国，还能消灭不了几个土匪？回家好好劝劝你父亲，要认清形势，不要心存幻想，继续与人民为敌，只要他愿意缴械投诚，我们对之前的事都既往不咎，优待你们，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我们说话算数，不要犹豫”！

回到寨子里的姚应科把解放军的话说给姚大榜听，正在吃饭的姚大榜立即起身，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右手叉在腰间，说道：“解放军的话是好听，但是你能保证他们兑现承诺吗，让我投诚，想都不要想”！

纵横湘西五十余载的土匪被解放军剿灭

后来湖南黔阳县匪首潘壮飞向人民政府投诚，受到了优待。姚应科趁机再次劝说姚大榜:“大局已定，形势逼人，再观望就要错失良机了。为了全家的安全考虑，你要三思啊父亲”。姚大榜勃然大怒， 指着姚应科吼道:“你懂什么，你只看人家表面文章做得好，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你怕受到连累就滚！姚应科无奈，只好独自下山，投奔解放军去了。姚应科还偷偷把国民党晃县党部给姚大榜的24条大小枪支给了解放军，自己则去贵州教书去了。1950年春，姚大榜趁解放军驻晃县部队主力前往怀化支援中心重点剿匪之际，纠集了600名土匪攻打晃县县城，被守城部队击溃。

同年8月30日，姚大榜纠集湘黔5000多名土匪在凉伞集结，自己出任“反共游击司令部副司令”，企图在这里负隅顽抗。但是这些乌合之众哪里是解放军的对手，一场仗打下来就被击毙了数千名土匪。姚大榜溃败至壕庆湾一带，解放军乘胜追击，在壕庆湾一带将姚大榜的残余土匪剿灭殆尽，他的一个儿子姚应金被当场击毙，女儿女婿等被活捉。

姚大榜带着剩下的十几个土匪逃到了十里坪一带，又纠结了一些附近残余的散匪，企图偷渡过姚渡河，回到六龙山老巢凭借那里的险要地势对抗解放军。由于解放军的连续围剿，疲于奔命的他们缺衣少食，非常狼狈，跟要饭的没有什么区别。

12月25日姚大榜在十里坪跟土匪们开了一个会，商量下一步计划。他在会上声嘶力竭的说道：“我们成败就在此一举，如果能够顺利渡过姚渡河，就有安身之所，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等解放军剿匪的风头一过，我们还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预感到大势已去的姚大榜说罢，眼角竟掉下了串串泪珠，横行湘西半个多世纪的威风早已不见了踪影。

当晚12点，姚大榜带着土匪按照事先的计划，开始偷偷渡河。其实这一计划事先早已被解放军知道。在中共晃县县委书记杨建培的指挥下，在十里河的对岸埋伏下了围剿姚大榜的解放军和民兵。当姚大榜的两艘船快到岸边的时候，埋伏部队立即开枪向他们射击。土匪顿时乱作一团，一只船掉头逃跑，而姚大榜乘坐的那只船在慌乱中翻了，船上的人都掉进了河里。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起10多具尸体，其中有一具挎着一支快慢机，经辨认，此人正是姚大榜!

这位纵横湘西50多年的土匪，终于随着解放军的到来被彻底剿灭。姚大榜的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消除。

民国时期山东地界上，何锋钰旅剿匪打得孙美瑶匪帮很狼狈，何旅调离后，孙美瑶统帅土匪又纵横驰骋，猖獗一时。不料好景不长，何锋钰旅很快返回剿匪，何旅驾轻就熟，土匪又陷入绝境。孙美瑶狗急跳墙，遂于临城劫车。

1923年5月6日，京沪第一次快车，在山东临城、沙沟车站之间，被孙美瑶率众千余人劫持。当时京沪第一、二次列车是交通部几个月前刚从美国买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运行时间十分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旅客们都叫它“蓝钢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要好得多，外国旅客都爱坐这列火车。

这天凌晨，孙美瑶率匪众在道班房中抢来工具，把路轨卸下一根，仍摆放于原处一旁，当蓝钢皮司机发觉时，已来不及刹车，顷刻间，车头，邮车冲出路轨，歪倒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但头二等和卧铺车厢均无事，这次车上除了200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沉睡的旅客从睡梦中被惊醒，车厢里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被车外黑暗中传来的清脆的枪声、杂沓的脚步声和混乱激动的叫喊声所压倒，土匪们用枪托砸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把人们往下赶:“快，快下车！”同时，他们便开始放肆搜索抢劫旅客的行李和财物，英国乘客罗斯曼试图反抗。当即被土匪枪杀。见此情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威尔和法国人柏如比只好自动交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因为反抗意味着死亡。

匪徒们意外得到两支小巧玲珑的手枪，十分惊喜，客客气气地让他俩穿好衣服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就被赶下了火车，当然，有一些中国乘客和外国人乘乱逃走。很快土匪抢劫完毕，凡是能拿的东西都席卷一空，甚至连外国女人的大乳罩也被土匪系在腰间拿走，孙美瑶一摆手回山，千余名匪徒肩扛手提着旅客的东西，押着200名中外旅客象一条蜿蜒的长蛇行进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十点左右，土匪行至大山口，驻临城站的官军此前在山中剿匪，闻讯追来，见土匪架着人质正迂回爬山，当即发了一炮恐吓土匪，却不料土匪怡然自得地继续爬山，肉票们却吓得连连挥动手中的白毛巾，示意官兵别打，就这样，土匪押着人票在军队虎视耽耽下攀上山顶，返回老巢抱犊崮。

临城劫车案的发生，据驻防临城车站的何锋钰部营长万伯龙回忆，此事除了因孙美瑶为解当时即将被军队困死剿灭的危局，狗急跳墙饥鸩止渴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皖系军阀对孙美瑶匪帮的收买与利用，妄图借此离间英美等国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之间的关系，以达其目的。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孙美珠被击毙前，曾自称总司令，外界纷传他被皖系招安，这也是何旅严加痛剿的一个原因，孙美珠授首后孙美瑶继之，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这个番号即来自皖系。

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据说，在临城劫车案发生两个月前，当时何旅第一团第二营驻防临城站(万伯龙营为该团第一营)，营长杜吉卿曾在临城“人和饭店”抓获一名嫌疑犯，此人自称是粮商，但杜吉卿一见马上认识他是以前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辎重科的排长，杜马上揭穿了他的身份，此人顿时神色大变，不知所措，杜营长说:“看在同学的份上，我一定不会为难你。不过你得把你此行的真实目的告诉我。”此人神情稍安，告诉杜营长他叫聂成章，此次来临城是受皖系所差，进山给前已入山的代表送款子，并说孙美瑶已被招安云云，杜营长随后即把他送走，当时街谈巷议都认为唆使孙美瑶劫车的人是皖系军阀徐树铮，当然，这只是传闻。

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对临案的发生是十分恐慌的，事发后，山东督军田中玉立即命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匪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严密封锁包围抱犊崮，加强对土匪的攻势。当时田中玉把责任推在前方剿匪部队何锋钰旅身上，他去枣庄时，曾公开扬言要左右“带着刀”，似乎要处置失职人员，何旅官兵不服，采取紧急措施，以防田中玉下手，因为何旅调离后任务是驻防铁路沿线，因新去的剿匪部队连连受挫，孙美瑶土匪复又猖獗，田中玉严令何旅进山会剿，致使铁路沿线空虚，给土匪提供了可乘之机。田中玉从济南南下后，一路上发现何旅已有准备，故未敢轻举妄动。

剿抚总司令郑士琦到达枣庄后，下令官兵严密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但不许轻易进攻，因外国公使一再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保护人质安全。他遂召集滕、峄二县乡绅，要求他们出面与土匪进行交涉。在官方的一再恳求之下，乡绅们推举滕县青帮“大”字辈党金元和峄县青帮“大”字辈李炳章进山与土匪

接洽，这些乡绅固然和土匪有干丝万缕的联系，但谁也不愿给官府提供“通匪”、“资匪”的证据，官方为此说尽了好话。党、李二人遂择日进山，告诉众匪首:“你们这次祸闯大了，外国兵舰已开到南京，听说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地方上可要遭殃。官府也十分焦急，官军认为丢了面子，准备强攻，望诸位为乡里想一想，众匪首闻言都很紧张，二人趁机进一步劝说:" 我们看现在不如与官府接洽，趁机招安，图个功名，也不枉混了这么多年，也给官方一个台级可下，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孙美瑶率众匪劫车，原是无路可走，想借此机会要挟官府，趁机招安受编，因此听了党、李二人话后，众匪首又经过一番商议，提出:“要谈判官军必须后撤解围，谈判要有洋人和本地绅士参加，以做证人。”党、李二人大喜，即下山向官方交差。

5月13日下午，孙、郭二人到达枣庄车站，与田中玉等人在督军专列上开始正式谈判，双方交涉十分顺利，官方急于解决临案，好向北京与外国公使交待，两位匪首不会玩弄外交词令。因此官方提出尽快释放洋人，匪方表示人质可以从15日起陆续释放，但要求官军再退20里;送一批食物进山;收编抱犊崮众匪，田中玉没料到土匪话这么好说，当即满口答应。他眉开眼笑地对孙美瑶说:“各位年轻有为，弃暗投明，为国家效力，真是本督的福气。”谈判结束后，山东当局和红十字会马上向山上运送了大批食品。

却说山中粮水皆缺，养尊处优的洋人们可受罪了，山中土匪、肉票共有近2000余人，由于军队围困，食物短缺，洋人们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土匪们为照顾好这些洋票，只得找了些狗肉让洋人们煮吃，又从石头下翻了许多大蝎子，做成包子，洋人们喝着鲜美的狗肉汤，吃着蝎子做的包子，连连赞叹，都觉得因祸得福，要不是到中国，要不是被土匪绑票，哪去吃这么美味的食物吃饱喝足，美国人鲍威尔请教一名小土匪，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搞到这么好的食品土匪们是不是经常吃如此鲜美的东西那小土匪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告诉他，那鲜美的肉汤中的肉是当地一种性格暴躁的狗肉，吃了以后。

人在七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子;至于包子中的肉，他当即掀起一块大石头，指了指正在爬的蝎子，鲍威尔一看，当即趴在一边的石头上呕吐起来，一直到把胆汁都吐出来才摇摇晃晃地走回去，其他人忙问他怎么回事，他把小土匪的话叙述了一遍，众洋人一听，女人争先恐后恶心、呕吐，男人们先是跳脚大骂，发起“狗”脾气，然后也连连呕吐。

洋票尚且如此，中国肉票的待遇自然更差，土匪虽然都是“土老帽”，却和官府有共识，认为洋人比国人更高贵，会换取更多的赎金。所以，当山上粮食、饮水紧缺时，心狠手辣的土匪便把一批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山顶推下，一时间，山间哭叫声，惨叫声四起，山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至七月份，山上土匪被招安下山时，死者已成一片白骨。

第一次谈判后，田中玉以为事情到此已基本结束，不仅长出了一口气。但在枣庄的各方要人、外国公使却象在此度假，军官们在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中的军官俱乐部中日夜聚赌招妓，十分热闹;地方官吏、乡绅皆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院内，终日抽鸦片、垒长城;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中打麻将，事情一概推给地方官。

孙美瑶、郭祺才回山后，众匪首讨论了第一次交涉的情况后，也觉得官府答应的太痛快令人有点不敢

相信，同时，他们又后悔当时要价太低。好在“洋票”仍在手，他们马上推翻前议，另提出五项条件:包括二十旅、第六旅官兵撤回原防;当地土绅担保官府不背信弃义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等等。因此，15日当田中玉、吴毓麟得知土匪的新条件后，顿时傻了眼，吴想到外国公使那蛮横的嘴脸，不仅气恼地将麻将摔在地下。

此后五天内，双方没有再进行正式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熙熙攘攘。官方正式调停人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往返穿梭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田中玉委屈求全，一再让步，最后，他提出了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收编匪众，孙美瑶、郭祺才为司令和参谋长，匪方交出1/3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驻地，匪方再交1/3洋票;第三步，收编结束，人票全部释放。官方认为，只要先释放一批洋票，对公众舆论和外国公使就有所交待，以减轻各方压力。不过，土匪们是认准了一条，不达目的，洋票一个也不放，谈判陷入僵局。5月20日，双方还进行了小规模交战。田中玉忍无可忍，令军队再次包围抱犊崮，随后，与交通总长吴毓麟北上进京反映情况，至此，谈判遂告决裂。

田中玉抵京后，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力陈土匪猖獗，蛮横无礼，竭力主张痛剿;田中玉又赶往保定，向控制政局的直系军阀头子曹锟陈述理由，得到同意，同时外交部赴临城特派员返京后，向外国公使指出如不严剿土匪，那么，就等于是土匪绑架洋人有功，长此以往，各地土匪和老百姓当

纷起效尤，走此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如果这样，将来洋人在华则人人皆危。若痛剿则以后无人敢效尤，虽然可能会牺牲一些人，但以十余人生命换得在华所有洋人的安全还是值得的，外国公使听了这番话后，也同意武力剿匪。曹锟和外交使团态度的变化，使得国务院迅速下令豫皖直鲁增兵临城，并派飞机散发传单，威吓土匪。

官方态度的骤然强硬，使匪首们发现形势不妙，经过一番商议，他们主动派人下山与负责军事的郑士琦接洽重新谈判，并释放两名洋票以示诚意。官方代表改为郑士琦和陈调元，匪方为郭祺才、刘守庭，美国人安特生、地方绅士党金元、李炳章为证人。很快，双方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由官方派人进山点名收编;官方先发给匪众军装两千套，每人两个月军饷，孙美瑶任招安军旅长，郭祺才和另一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正在四处奔波，准备进剿土匪，忽接到谈判成功的报告，连连揉了几下眼，把电报看了好几遍，不仅喜出望外，经请示中央后便命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押运军装和军饷入山点名收编土匪，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对下层社会的规矩、土匪的习性十分清楚，因此他进山后对土匪软硬兼施，拍拍打打。连吹带吓，与孙美瑶打得十分火热，当时戴眼镜十分时髦，陈调元见孙美瑶没有眼镜，当即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他，孙连连谦让，陈调元打着哈哈:“老弟，咱们谁跟谁，以后都是一家人，你不要是不是看不起我陈某”但同时他又坚决拒绝土匪企图增加收编人数的要求，并指责土匪不讲信用，表示要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自己也要告辞，匪首连忙说好话，他又表示自己与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土匪收编完毕一道下山，条件是土匪必须马上释放所有洋票。

经过陈调元在匪穴中纵横捭阖的一番活动，土匪不再疑他，双方遂于6月12日正式签订协议，官方代表为陈调元、温世珍，匪方为孙美瑶、郭祺才、周天松，证人也签了字，至此，临案甚本解决，当晚，洋票全部获释。陈调元、吴长植二人留在山上等待土匪收编，其余各方人士开始陆续回府。

陈调元在孙美瑶、郭祺才等股编成第二团后借口给土匪搞武装带溜之大吉，吴长植一人留在匪穴左右周旋，总算于6月24日郭祺才团开出山区，周天松团于27日出山，山上的华人肉票又经过反复交涉，经社会各团体一再呼吁、催促，于孙美瑶7月8月通电就职时全部释放，临城劫车案最后解决。

孙美瑶部招安后，定名为山东新编第一旅，旅部驻枣庄，周天松的第一团驻枣庄以西齐村，郭祺才二团驻枣庄以东郭尔集，负责附近地面剿匪，但是，孙部匪性未改，士兵牵牛架人之事屡有发生，弄得地方士绅多次请求将该旅调防别处。这年秋天，孙部下三五成群在街上游荡，与同驻枣庄的十八团吴可璋部下发生冲突，孙部人少被打逃回报告，孙闻听勃然大怒，率领他的手枪队六、七十人蜂拥而来，他手执盒子枪沿街大骂，随来的人也都磨拳擦掌，剑拨弩张，仿佛市井无赖打群架的样子。他们把吴团团部围住，孙大喊:“有种的出来!”吴可璋听说部下与孙部发生冲突，预料他们跑回去一定不会善罢干休，便严令部下不准出门。这时全市大惊，犹如大祸临头，所有商家住户都吓得关门闭户，不敢露头，后由绅商出面劝解，孙才气呼呼地率人回去。

此事很快被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得知,他匆匆赶到枣庄，召见孙美瑶，因孙已向他递了门生的帖子，便以尊长的口气批评他:“你现在已是将官了，与小小的团长闹成这种样子，传出去不被人笑话吗以后你们还怎么在一起共事胡闹胡闹，太年轻，太年轻。”他见孙犹有余怒，便对他说:“我现在忙得很，苏鲁边境上很不平静，等我把队伍派出去，有了时间，我作东备酒席，给你们和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孙美瑶答应，两人又一边抽鸦片，一边闲谈，孙说他年轻时手不扶地，能翻跟头，车轮子能打二三十个，张培荣连连夸奖。孙又说他最近得了一个好鹌鹑，个头小却十分凶猛好斗。

张培荣听了十分感兴趣，他说自己也十分喜爱这个，现在还让下人们替他养着几个呢，抽时间拿来斗一斗，赌点东西才有意思。临走时，他又嘱咐孙严格约束部下，不要上街，以免再发生冲突。孙连连答应，两人尽欢而散。

张培荣回兖州后，即令驻枣庄的正规军开赴苏鲁边境剿匪，然后自己一人来到枣庄，借中兴煤矿公司的厨师大摆酒宴，为孙美瑶和吴可璋和解，邀请当地绅士作陪，孙旅的校级军官由吴可璋在另一院内置酒款待，张还特意打电话给孙美瑶，让他别忘了把鹌鹑带来。第二天九点左右，一切就绪，陪客们陆续

到席，这时有人传呼:“孙旅长到！”张培荣说声“请”，便与众绅士起身迎接，孙进入二门后，其随从被张的副官邀入小客厅就坐。孙信步跨入正厅，一个便衣急步上前摸孙胸中的手枪，孙问:“干什么”一言末了，另一个便衣手握白石灰向孙双目一拍，又顺手把孙的头往下一按，第一个便衣顺手抽出刀，

手起刀落，孙就人头落地，来宾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副官们已按计划解除了孙美瑶随从的武装!囚拘一室不准乱动，校级军官们也被包围，同时奉密令连夜赶回的部队包围了孙旅的驻地，士兵们群龙无首，只得缴械被遣散。张培荣对校级军官们说，枣庄冲突罪在孙美瑶一人，已被正法，其余人保证原职原

薪加以安排任用，事已至此，孙部校级军官只得服从。

这天，张培荣严令铁路沿线戒严，若见孙部人员即拘捕。没想到，拒不受抚的匪首刘宗庭却送上了门，这家伙十分机警，看到车站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即悄悄问检查他行李的士兵:“枣庄有变吗”士兵置之不理，等从他的篮里搜出六爻卦筒后，才揶揄他说:“你这个小诸葛，今天的六爻卦怎么不灵了”他浑然不惧:“少说废话，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因为当时临案解决时，政府已赦免了各匪的罪行。但是，值勤军官下令将他带走，因为该匪残忍成性，民愤极大，应当地绅商居民要求，张培荣下令处决之，一时人心大快。至于被遣土匪，不久便又重操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