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的特点是什么?

奴隶社会

原始社会瓦解后出现的人剥削人的社会。以奴隶主占有奴隶的人身、实行超经济奴役为主要特征。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在经济和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奴隶社会最早出现于埃及、西亚、中国和印度，继而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地产生。产生和确立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从而使奴役他人变为有利可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剥削人的形式，即奴隶占有制。最早的奴隶主是原始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氏族贵族。最早的奴隶是氏族部落战争中俘虏的外族人。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氏族部落内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富裕的氏族贵族对贫困的氏族成员的奴役也日益加深，其主要形式是债务奴役，无力还债的贫困氏族成员往往被债主卖到其他氏族部落充当奴隶。此外，惩罚罪犯、海盗掠夺、拐卖人口、奴隶买卖、家生奴隶等也是奴隶的重要来源。随着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作为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和其他被剥削者工具的奴隶制国家应运而生。人类历史上最早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出现的国家，都是奴隶制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在奴隶社会，居民被分为自由民和奴隶两部分；在自由民内部一般又可分为占有奴隶的奴隶主和不占有奴隶的自力谋生的劳动者；奴隶内部又划分为若干集团；在自由民与奴隶之间还存在着许多过渡性阶层。在自由民内部，存在着面临沦为奴隶危险的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在自由民与奴隶之间，在奴隶占有制国家与被奴役的外邦人或臣民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被奴役的氏族部落反抗征服者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大规模的起义。但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方式，更为经常的是消极怠工、逃亡、破坏生产工具或杀死个别穷凶极恶的奴隶主。在反抗奴隶主剥削和奴役的斗争中，奴隶有时与自由民中的平民联合行动。瓦解随着劳动工具的改善、生产技能的积累、劳动分工的发展，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日益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矛盾。在奴隶社会末期，出现了一批由奴隶主阶级中产生的大土地所有者，广大自由民逐渐沦为与奴隶处境大体相同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奴隶占有制国家通过长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性变革，逐步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大土地所有者演变为封建主，奴隶和自由民转化为农奴。以剥削农奴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奴隶占有制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历史地位与原始社会比较，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打破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关系的狭隘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发展，为整个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关于奴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⑴原因：

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其原因主要有

①大量劳动力的保存

在奴隶制度下，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是变成奴隶，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保存大量劳动力，就有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②大规模生产和劳动协作

奴隶主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大量奴隶，集中在自己的庄园和作坊中，就有可能组织较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完成巨大的工程。

③分工和协作的发展

大量的奴隶在大规模的生产劳动中，进行简单的分工协作，使不同部门之间、同一部门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密，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迅速提高。这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⑵ 表现：

①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标志）

进入奴隶社会后，人类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冶金技术大大提高，金属工具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金属工具在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是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

②手工业的发展

金属冶炼是手工业的重要部门，在奴隶社会，金属工具也主要是用于手工业。奴隶社会的手工业是展示当时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表现在行业齐全、规模庞大、工艺精细等方面。

③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日益频繁，终于，在奴隶社会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买卖以从中牟利的商人，他们的出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⑶结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准）：

事实证明，由于奴隶制的建立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可见，一种社会制度变革为另一种社会制度，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判断的主要标准，在于新的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否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⒉关于文字的出现

⑴历程：

文字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教材P21楷体字部分对些作了介绍，大体上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

没有文字－－实物记事（结绳、结珠、刻记等）－－图画文字－－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同事物的形状非常相似，有公认的固定形状和读音，是真正的文字。由于管理国家、经营商业、管理劳动和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象形文字在奴隶社会发展得很迅速。世界上文明古国，大都创造过自己的象形文字。

⑵意义：

从奴隶社会开始，人类便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生产经验和自然知识得到继承、积累和传播，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从奴隶社会起，人类便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⒊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

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

①分工的可能性：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阶级压迫的出现，广大奴隶劳动能够提供出较多的剩余产品，这就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可以摆脱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另一部分人，则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主要是奴隶，于是，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

②分工的必然性：奴隶社会，体力劳动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奴隶社会，必然要经历这种分工，才能进入文明时代。这种分工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③分工的进步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当时社会分工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可以说，在奴隶社会，没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就不会有现代科学文化的巨大成就。所以，在奴隶社会，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历史的进步。

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奴隶社会，脑力劳动者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成就，都不可能脱离体力劳动者的活动。没有体力劳动者辛勤劳动生产出各种生活资料，脑力劳动者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明创造；没有奴隶和工匠们的体力劳动，只有脑力劳动者的设计，不会创造出任何文明成果；没有广大奴隶等劳动者的生产实践，脑力劳动者也就丧失了科学文化的丰富的创造源泉。所以，脑力劳动者的任何成就，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广大体力劳动者劳动的基础上的。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后，从事脑力劳动就成为奴隶主的特权，奴隶则被剥夺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权利。奴隶主脱离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看作是卑贱的事。他们还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这样，就形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对立体现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

(1)最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制度

②重点问题分析

⒈关于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野蛮剥削

奴隶社会把人类带入了文明时代，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历史的一个大进步。但同时，奴隶制度也是一个最野蛮的制度，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和广大奴隶的遭遇就可以很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⑴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

生产资料占有方面：奴隶主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奴隶本身；奴隶毫无人身自由，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

地位和相互关系方面：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是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奴隶被剥夺一切权利，在暴力下从事最紧张、最繁重的劳动。

产品分配方面：奴隶主阶级占有和支配奴隶的全部劳动成果，过着奢侈豪华的寄生生活；奴隶只能获得极少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

⑵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奴隶；奴隶主和奴隶是赤裸裸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完全在奴隶主的强制下劳动；奴隶劳动创造的产品全部归奴隶主占有和支配，奴隶主只给奴隶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

⒉关于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残酷压迫

⑴政治统治方面：

①奴隶制国家机构

奴隶主为了维护奴隶制度，不断强化军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构，对奴隶进行统治，镇压奴隶的反抗。

②奴隶制是最惨无人道的压迫制度，突出表现在用奴隶作人祭或人殉。

③奴隶主还常常以摧残奴隶的生命来取乐。

⑵ 思想统治：

奴隶主为了维护其统治，还从思想上欺骗和麻痹奴隶，他们编造种种谬论，把奴隶制说成是永久长存的，以使奴隶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不作反抗。

总之，广大奴隶受到了有形和无形枷锁的束缚，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最黑暗、最悲惨的生活。

⒊关于奴隶社会后期奴隶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⑴奴隶制生产关系固有的局限性

表现：在奴隶劳动中故意不使用先进的工具，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固有的局限性。

原因：奴隶主不关心生产技术改进；奴隶对强制劳动的反抗。这导致奴隶主只给奴隶使用粗笨的不易破坏的生产工具。

例证：金属工具的使用

从青铜器的种类看，前期多是生产工具，后期则以礼器和兵器较多。

工具在种类上偏重于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仍主要使用石器，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是这种情况。

在金属制品的发展上，忽视生产工具的制作。金属工具的制作，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服从于奴隶主的消费需要和统治需要。

要注意的是：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始终存在于奴隶社会，只是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和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尚没有成为生产关系的主导，只有在奴隶社会后期的那种条件下，才导致了奴隶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的过程，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转变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⑵奴隶社会后期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对落后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是在新式生产工具出现以后才充分暴露出来的。新式生产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到新水平的标志，但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在奴隶劳动中不能被广泛采用，这证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之日，也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走向没落之时。

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奴隶社会后期，奴隶们极端仇视劳动，奴隶主们极端鄙视体力劳动。许多田地荒芜，手工业衰退，商业停滞，人口减少，经济萧条，出现了严重的衰败景象。

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旧的生产关系就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奴隶社会末期出现的衰败现象，就是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重要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呼之欲出了，奴隶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封建制度已经作好了接班的准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自由主义文人的分歧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焦点。自由主义文人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这里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留学英美归来的知识分子，以胡适、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等为代表。鲁迅与这些自由主义文人可以说是素无深交也无过节，但是思想和观念的不同使他们走向分歧。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是鲁迅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公开论战与决裂，之前与胡适的分歧，之后与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论战都是这种分歧的前奏和延续。

一、与胡适的分歧和论争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曾经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在学术上彼此尊重。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有意趣。但两人的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之一，终其一生倡导自由主义理念，可惜这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并不被鲁迅所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两人终因思想脉系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这从两件事可见一斑。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这个主张吁请政治改革、要求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因而被称之为“好政府主义”），并提出三个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治”。“好人政府”主张表明胡适等人力图从政治制度途径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试图把英美自由主义的宪政内容移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来，这对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它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只作某些政治的改良，这无疑反映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军阀的幻想和妥协。

鲁迅对“好人政府”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好的政府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同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年之后的1930年，鲁迅写了《“好政府主义”》一文，对“好政府主义”冷嘲热讽：“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他认为“好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咬住牙关”的主义，并没有信仰的内容，等于药方上开的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字样，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所以是“好药料主义”。

1928年，胡适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这个讲话表明胡适与他的朋友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新政府——国民政府，知识和权力也达成了结盟关系。好景不长，这种暧昧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与冲突。首先向政府发难的是胡适本人，1929年，他在《新月》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从而引发了“人权运动”。接着，又陆续发表了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了法治、宪法及思想言论自由等许多重大问题，对国民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指责。这场运动最终以当局的全力打压结束。

经过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鲁迅对这批英美自由文人非常有看法。所以在他冷眼旁观了这场运动之时，陆续写出了几篇文章，并指出所谓“人权”言论引发的风波，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谈到这批人在“人权运动”的小闹剧中，扮演的惟是“刽子手和皂隶”的角色；他们同时也是不满于现状者，是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现状者”的现状，本意帮忙主子“维持治安”，却为“别一种治安法”所不许，于是不免对现状生出又一种不满来，所有目的却不过是一点点的“思想自由”。在几年之后发表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里又对此讽刺说：“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以上所见，鲁迅并不着眼于对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排拒和批判，而是质疑和批评自由主义者们公开的言论主张与实际所为的大相径庭以及与现实环境的严重脱节。

二、与梁实秋的分歧和论争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一方是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权威，一方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人，按余光中所比喻的：“颇有幼犊对老虎之势”。这场虽发轫文学却带有政治色彩的论战震撼了整个文坛。

1926年底，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修改后又登载于《复旦旬刊》。在文中，他批驳了卢梭的某些观点，并认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

其时，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对卢梭大为敬仰的鲁迅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颇为不满，因而于1927年12月发表《卢梭与胃口》予以反驳，由此拉开了二人论战的序幕。二人论战的主要原因源于信仰、思想文化观念的不同，他们的论战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问题前文已经谈过，此处不再详述）：

第一，人性和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文学，梁实秋主张人性论，反对阶级论。梁实秋师从白璧德，他的人性论也是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而来。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他谈到：“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因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所以他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进而提出无产者文学理论“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是完全错误的。

鲁迅就梁实秋的观点发表了《文学和出汗》，他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人性不是永久不变的，且在文中谈到：“‘弱不禁风’的**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借以说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承认“喜怒哀乐，人之情也”，但同时认为人的性格“都带着阶级性”。他还针对梁实秋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就文学和人性本身来看，鲁迅的观点无疑要高明一些。梁实秋最大的失误就是将复杂的人性问题简单化了，否定了人的阶级性，也就否定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的阶级性。

第二，“乏走狗”问题。论争如果仅限以上的范围，双方虽动了肝火，但却还在学术范畴之内。然而，随着论争的深入，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最后，不同思想观念的论争演变成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战，其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

针对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左联”的冯乃超也在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予以批驳，并毫不客气地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这一说法深深刺痛了梁实秋，他在1929年11月《新月》第2卷第9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虽说得俏皮，却寓意深刻。鲁迅看到之后，气愤不过，提笔写下经典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对梁实秋的问题答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到这里，论争内容已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范围，两人都在文章中极尽讽刺和挖苦，给鲁迅和梁实秋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除了人性和翻译问题，鲁迅和梁实秋还就“好政府主义”、文学批评及“第三种人”展开了论战，但那只能看做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三、与林语堂的分歧与论争

林语堂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鲁迅的论敌。《语丝》时期，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随着对政治和文艺追求的差异，二人逐渐走向了分歧。

第一，关于“费厄泼赖”的争论。1925年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温和、折中的“费厄泼赖”精神，反对打“落水狗”，对失败者应予同情，不应再施攻击。对此，鲁迅很是不满。他于1926年1月10日，在《莽原》上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深刻地揭发了“费厄泼赖”精神便是中庸之道的实质，以历史和现实血的教训指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体现了彻底的革命的精神。随后，林语堂写了《讨狗檄文》和《打狗释疑》两文，虽然表示赞同鲁迅打落水狗的主张，但他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因此鲁迅在1935年3月的《论俗人应避雅人》-文中，进一步批驳了林语堂。

第二，小品文之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半月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一时间幽默闲适之风盛行文坛。小品文创作还寻根问祖，经周作人、林语堂的提倡介绍，明末公安、竟陵派所谓“独抒性灵”的小品尺牍，纷纷标点出版，历来为正统古文家所轻视的“信腕信口”的晚明小品，成了争相模仿的范文。鲁迅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国难当头，没有幽默可言，这些小品文会成为“麻醉性的”“小摆设”。“生存的小品文”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怒向刀丛，刺向敌人。因而他竭力提倡科学和战斗的小品文与林语堂“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相对立。

除此之外，二人还就“语录体”、“文人相轻”、“西崽相”等问题进行了争论。1934年以后，鲁迅和林语堂已没有来往的记载了，这两位先前的朋友在前进的路上已分道扬镳了。但林语堂对鲁迅还是始终怀有敬意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远在美国的林语堂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真诚地谈到：“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有你在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与小辞的一天从每日的请安开始，每天早上醒来，打开手机，一定会看到小辞的请安信息，我的小辞是全世界最好的媚，每天早上请完安后，小辞会按照早课要求，乖乖的完成我布置的早课并汇报。当然啦，还会和我撒娇，说一些比如想死爸爸了之类的话。嘿嘿，要不怎么说我家辞辞是最好的呢。

在完成早课后，辞辞就该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活了，虽然很辛苦，可是辞辞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每天虽然不能在她累的时候成为她的依靠，可是必要的嘘寒问暖还是得做到呀!现在小辞辞都有点叛逆了，不太愿意搭理我，估计还是我自己太忙了忽略了小家伙的感受了吧，唉，该反省反省自己咯!

每天下午200是辞辞最开心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可以好好的和我聊天了，我家小家伙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跑过来给我汇报，听着她一声一声爸爸的喊着，别提多开心了!最喜欢辞辞撒着娇和我讲述她身边的事，她的开心，她的烦恼等等与她相关的事。当然了，还有她的皮，一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性格注定了少不了挨揍。唉，谁让我心慈手软呢，每次想好好收拾她时，马上就开始了撒娇卖萌模式，听着那委屈的声音，本来想重罚都得给她找理由免了。

到了晚上，别人都结束了一天的忙碌，都陪在自己媚的身边了，可是我的小辞却还等着我下班，有时候真的很心疼她，明明是一个很优秀的媚，却老是在等待，会因为看不见我不开心，还把这种不开心藏在心里。每天最开心，最解乏的事情，就是听到小辞用那慵懒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喊着自己，我的小辞，虽然爸爸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爸爸会努力给你你想要的，不管是严还是暖，都是对你。

爱你的人一定会包容你

就说个小日常好啦。

我不是那种特别听话的小慕，平时可以很乖，但有点不开心也会各种闹脾气，每次我不开心闹小脾气的时候都会骂我骂得很难听，也从来不会哄我，可是不是每一个慕都没有脾气和自尊的啊，我听话的前提是感受到被爱被宠。

有点跑题了，遇到现在的爸爸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之前的经历让我有所收敛，不太敢把情绪表露出来，一直在努力克制，直到后来有一次他惹我生气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想着掰了就掰了吧，当时就直接怒气冲冲地跑出酒店房间。

结果把我爹给吓坏了，外套都没来得及穿赶紧冲出来追我，我跑得快，他跟丢了，最后在酒店旁边一个小清吧里找到了我，气喘吁吁满身大汗，扛起我就走，对就是扛在了肩膀上

我那时候喝得有点晕了，借着酒精更加肆无忌惮，一直在他肩膀上闹腾，各种锤他，他一路也不说话，到房间直接把我扔在床上一顿暴揍，揍到一半就停了，我好奇地看了看他，他还是不说话，靠在了床头，眼睛红了一圈，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做过了。

哄好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因为没跟上我，在附近找了半天，马路上找不到，猜到我会喝酒，看到清吧就进去看一下，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眼圈红了也是又难过又害怕，担心我会出事。

感觉之前遇到那么多不好的森，一定都是在为现在的幸福做铺垫吧。

嫉妒与伤害可不是爱！

你几岁了？没见过男人啊？比你老那么多的男人，他不把你当个宝，骂你凶你还被你还当个宝了！

既然你还能找到愿意跟你跳舞的男人，说明你也没丑到只能将就老头嘛！

他是不是爱你这事儿先不说，搞清楚你是不是太贱了吧！

如果你跟他是包养关系，名为情侣，实为主奴，那算我什么都没说！

关于主奴契约的界限

bdsm作为一类界限模糊的交互行为，权利出让如果得不到相应的保护很容易会转化为恶意行为。需要能够更加完整、有效保护双方，为关系更近健康、长久发展保驾护航的手段成为了必需品。无论是作为一场相遇中具有仪式感的开端、一段关系里的尊重和对权利的出让，还是作为一种体验中对底线的保护，“主奴契约”应运而生。

那么作为一种“契约”，该如何去界定和签署，才能行之有效地均衡圈内的追求和法律底线呢？

“主奴契约”的作用

一方面，必须首先要申明的是，作出权利的让渡的m/sub必然需要相应的制衡措施来保证其权益，在关系中可能存在不平等，但在法律规定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人，所有已经实际造成危害结果或者产生了现实危险状态（比如威胁）的行为都是被法律保护的。

如果违背了m/sub的意愿，完全可以做好取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另一方面，如果某不当行为已经升级成为了违法行为，但该行为实际上是m/sub与s/dom共同追求的结果或起码是接收方可以承受的范围，“主奴契约”可以作为一种“被害人承诺”来保护s/dom，阻却这个行为成为犯罪行为，从而避免受到刑罚。

“主奴契约”的效力

首先，是该“合同”即承诺的产生必须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m/sub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出让自己的权利、自己出让的权利是什么，这个需要在主奴合同中尽可能明确地描述并进行记录，双方实施的行为不得超出承诺的的范围，施予方超出的部分造成的伤害，这份合同没办法保护。

其次，这个“契约”的效力范围，必须是m/sub具有处分权的法益，包括且限于：

（1）财产、名誉和自由

（2）身体权在轻伤范围内可放弃

需要注意的是，财产、名誉和自由作为社会人所必须的权益，要谨慎处理；身体权“轻伤”的界定可以参照百度，比较细致。

同时，单挑出来说，生命权不能放弃！！生命权不能放弃！！说两遍，无论如何，生命权都是一个自然人最基本、最神圣的权利，何时何地gj都在保护着你的生命权，所以不要轻言放弃！

另外注意，这个“契约”必须是事前承诺，后续可以添加、删减，但是造成伤害的行为必须在承诺之后才可以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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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奴隶

这个很多因为奴隶的姓名法律规定是可以随意杀戮和践踏的他们没有尊严和权利所以奴隶主想得到有多少种折磨他们的方法，就可以怎么样惩罚他们不过我想应该是在不整死他们的前提下因为死了谁来给奴隶主干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