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溥仪不退位，不签退位诏书，历史走向会如何？

这种遐想，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瞎想。前面已经说了，当时的溥仪，只是一个六岁的孩童而已，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理解得了“皇帝退位”这种事？更何况，当时的溥仪，名义上是皇帝，实际却不亲政，也不掌权，就连退位诏书，也是隆裕太后代为签发的。不过抛开这些不谈，单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还是值得探究的。

溥仪退位时，大清并没有失去所有的支持

这是因为，溥仪宣布退位之时，大清仍然是有支持者的，甚至在北洋军内部，就有重量级的支持者，比如冯国璋、曹锟等人，还有后来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勋。

这些人都是满清的铁杆支持者，只要溥仪（实际是隆裕太后等掌权者）一声令下，这些人就有可能迅速响应前来勤王。

这就意味着，溥仪所代表的满清当局，当时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他们为什么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溥仪表面看是主动退位，实则是被“逼宫”

皇帝是万人之上，如此尊贵的地位，试问有谁愿意放弃呢？当时的满清统治者，肯定也是极不愿意放弃祖宗传下来的特权的。

所以退位云云，就算诏书里说得再好听，是为了国家前途，为了黎民百姓，也都是套话、假话。真正让溥仪退位，让满清统治者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的逼宫。

北洋军两次逼宫，隆裕太后不得不在退位诏书上签字

1912年元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多位北洋军高官，联名给清廷去电报，大意是已经听说清帝有意退位，大家觉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也可以保障皇室的地位。

这封电文，意图已经相当明显，虽然都是夸赞的话，却话里带刺，意思就是如果满清皇室不识好歹，那他们日后的地位就很难保全。

这封电报发到北京之后，让满清统治者很震惊，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抱着侥幸，甚至有人直言这封电报是伪造的，并非真正出自段祺瑞之手。

然而很快，第二封电报就传到了，这封电报，已经是毫不掩饰的威胁，任谁都能一眼看出。正是这两封电报的连续“逼宫”，让满清的统治者们看清楚了大势，从而令溥仪不得不主动退位。

导读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本文：《我的前半生》 作者：溥仪 出版：群众出版社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载沣与溥仪（右立）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 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和载泽。奕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相对立的态度，奕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 ，可是他毫无办法。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 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一检查，原来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此外，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宇，把坚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

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西凉军阀董卓是汉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北洋军阀袁世凯是清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董卓和袁世凯的乱举，加重了他们时代的灾难深重，民众痛苦难堪，水深火热。董卓和袁世凯试图“猴子称大王”，模仿那些诸侯夺取天下、称霸天下，威加天下的风采。结果是酿成他们自己遗臭万年的悲剧性结局。董卓和袁世凯的悲剧，主要在于逆势而为，而形势比人强，即使如董卓和袁世凯这般的强人，也难以与形势抗衡。董卓与袁世凯权倾一时，但不谙基本面时势，亦在劫难逃。

妃子与皇帝离婚，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创造了历史之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被称为“革命”，显然是作为妃子的文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具备了“女权”思想，她以一己之力向几千年封建思想发起了挑战，彰显了革命性，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出嫁从夫”的观念延续了几千年，纵使在普通百姓家，再不堪的丈夫也是妻子的天，妻子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要看丈夫眼色行事；而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可以喜新厌旧，可以朝三暮四，显然，很不公平！但女人在封建制度下，也只能忍辱负重，委屈求全！

文绣嫁的是帝王，丈夫溥仪是宣统皇帝，当时男权思想依然盛行，作为皇妃，她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绣受冷落已司空见惯，溥仪当时一直忙于复辟大清王朝，再加上体质的原因，只把文绣作为了一件摆设，可文绣是独立个体，有鲜活的生命；风华正茂、身心健康的她不愿意在别人颐指气使的情景下作木隅，不愿意毫无意义地渡过寂寞、空虚的岁月来浪费生命，更不愿意盲目地过完一生，在当时文绣处于一夫二妻状态的婚姻里，已经焦头烂额了。

文绣的离婚一石击起千层浪，为受夫家欺压的女子树立了典范，她单枪匹马地追求个人的幸福，义无反顾地奔向了自由、广阔的天地，自此，人世间无数婚姻不幸的中华女子也逐渐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己的人格独立、尊严、自由。

文绣能革命化地离婚，得益于远房表亲——一个名叫玉芬的女子，她本是冯国璋的儿媳，作为过来人，当得知文绣和溥仪无夫妻生活，无感情的时候，就私下劝说文绣离婚，文绣读过书，她渴望的是心心相印的爱人，希望拥有平等自立的人生，她不要皇妃的虚名，她的离婚举动石破天惊，有深层的革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