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版的全球化∶砸了本地人饭碗，丢了制造业，招来一大堆难民！

全球化并不是20世纪末的新鲜事物，19世纪的 通讯、交通革命 ，以及本世纪的 互联网浪潮 ，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变。在全球范围来看，上世纪末因自由贸易而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好像跟一战前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 国际贸易规则 由强国来制定的时候。

但欧洲在全球化中的感受，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上世纪末，为了适应新的经济趋势，西欧各国不断 进行自我改组 ，提高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货币超发 和 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 也是空前的 1980年，所有的国际性银行每年的借贷总额是3240亿美元，到1991年，已经涨到75万亿。同时，通过合并、收购和境外生产等操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经常跨出国门，大企业开始逐步进行 全球化运作 。

这些措施在造就欧洲繁荣的同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为追求利润，像法、英、德这些 曾经的制造业大国 ，纷纷在巴西、尼日利亚、罗马尼亚等 劳动力成本低廉 的国家建厂，在当地进行生产、组装，然后将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这比以前从穷国 引进廉价劳动力 更划得来（也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然而，该措施却直接造成了欧洲许多地区的长期性失业，并增加了失业补助和 社会 保障的费用的支出。

在1984-2004年间，全法国失去了150万个工作岗位。西班牙也好不到哪去，加入欧共体后，它在20年内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上世纪90年代中，西班牙达到了衰退的高峰期，全国低于25岁的劳动力有44%处于失业状态。

对于福利发达的西欧来说，失业并不是个要命的问题，对 社会 的破坏力也远没有战争那么大。但好死不死， 高失业率 偏偏 和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发生 ，此外又有不少人在 私有化 和 金融市场开放 的风口中一夜暴富，尤其是在伦敦和巴塞罗那。当时的电脑、电子媒体已经在普及当中，各种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欧。

这种 贫穷和富裕 、 风险和繁荣 并存的悬殊对比，动摇了欧洲人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信心（虽然他们也是这些变化的间接受益者）。此外，在不知不觉中，西欧地区逐步形成了一种“ 四等级 ”的阶级体系。

最上层的是精英阶级，包括超大商人、富豪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与银行和金融机构联系密切，是新全球经济的受益者。第二等级，是公共部门、或各类企业中的核心高管，他们的工作有良好的保障，还能享受到分红或其他物质利益。

第三等级，大多由小生意人和从事生活服务的人群组成，包括便利店老板、导游、裁缝、家政、维修工人等等，此类职业大多由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从事 在法国是阿拉伯人，在德国是土耳其人或库尔德人，在英国则是南亚人。以上3个等级的后面，还得加上数量庞大的、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 南欧灰色经济 ”。

比如在意大利，1997年“ 灰色产业 ”的经济贡献占了GDP的1/4。在葡萄牙，正式部门的GDP占比为22％；但是在其他地区，如偏北的布拉加镇， 非正式工人 占当地劳动力的45％。

人数增长最快的是 第四等级 ：雇佣工人，他们的工作既不稳定、也不长期，更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很多无法靠低工资维持生活的工人，不得不求助于 国家的福利保障 。在英国，激进的撒切尔主义使1400万人沦为贫民，其中包括400万儿童。1/6的人依靠 收入补助 和 家庭信贷计划 ，才勉强维持在贫困线之上。

无家可归者 也是个大问题，仅在伦敦，撒切尔时代的流浪汉就增长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人数已达到8万。离伦敦高端富人区几英里远的地方，像极了维多利亚时代“ 流浪者的伦敦 ”。

过去，经济高涨可以让很多人脱贫致富，至少也能得到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如今这种情况却不存在了。换句话说，欧洲的经济增长 带出来一个越来越大的下层阶级 ，他们数量巨大，却在 社会 生活中处于边缘地带。

欧洲和美国一样，把一个人 打入下层阶级 的不仅是贫困和失业，还有他所属的种族。在90年代中期，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是51％。其中很多黑皮肤的荷兰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是在欧洲本土出生，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移民的后代。

欧洲的大城市（例如伦敦）在当年已经成了真正的 国际化都市 。城市里的高收入工作几乎为欧洲白人所“ 独享 ”，留给黑人或棕色人种等“ 少数族群” 的，就只有街道清洁工或儿童保育员之类的低收入工种。据官方统计，住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外国人，在1992-2002年间增长了70万，但实际数字应该更高。

西欧虽然一直对移民严加控制，但其仍然是个不可忽视人口因素：在1998年的伦敦，有1/3的孩子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通常，这些孩子不是 难民 、就是“ 避难者 ”，尤其是南斯拉夫战争，使避难者的人数激增；不过也有很多来自东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务工者，他们中很多人是 非法移民 ，没有被当局记录。

德国向来对移民十分慷慨，它建造的避难设施也是欧洲最豪华的。但难民要想成为德国公民，仍然非常困难。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只有500万移民（算上他们的家庭）取得了公民资格。在21世纪，大部分申请德国难民的人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但是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

因为担心西欧将会被“ 难民 ”和 非法移民 给淹没掉，欧洲人普遍对“欧盟东扩”缺少热情。上世纪80年代，英、德两国存在大量无证的波兰建筑工人，这么一看，波兰好像很穷。但即便是并不富裕的波兰，也有大量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前苏联国家的难民前来投奔，到1992年，波兰本土已有29万 “非正规”移民 ；只有1000万人口的匈牙利，也成了是十多万避难者的归宿。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但尚能维持，而且它们与西欧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虽然速度很慢。但 中、东欧国家的日子可就没真没那么好过了 。到90年代末，波兰和捷克的平均月工资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则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亚低于70美元。在摩尔多瓦只有30美元，该国48%的民众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苏联各国的状况不像波兰，甚至还不如保加利亚：到2000年，每两个摩尔多瓦人中、就有一个年收入不到220美元，即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还有很多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罗斯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西欧找工作。于是，大量移民历尽波折后被船只运到西欧，情况好的也就是在工厂和餐馆做契约工。

而最糟糕的，尤其是妇女移民，往往会 落入犯罪辛迪加 手中，最后沦为妓女：在德国、意大利和波斯尼亚，高薪的西欧士兵、官员和“援助人员”，都是她们的客户。这些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 客籍工人 ”，由此加入了吉卜赛人的行列，处于欧洲大陆多元文化熔炉的最底端。

性交易的受害者 大多是很难被找到的，因为她们很容易融入当地 社会 ，不容易被警察和 社会 服务机构发现。但大多数 被排挤的外来移民 ，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缺少“ 翻身机会 ”：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在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里，没有商店、 社会 服务和交通设施。

2004年，法国内政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约有200万这样的移民生活在都市边缘的聚居区，由于 社会 排挤、种族歧视、和严重的家庭暴力，这些地方正 日益沦落为贫民窟 。在一些社区，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受害最深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的后代。

通常，这些下层阶级 不是由肤色 、 而是由宗教 来区分的。在欧盟，宗教类别越来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绝对多数，犹太教徒只在俄罗斯和法国较多。但是印度教徒，特别是 穆斯林教徒 ，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和中欧等地广为散布。在欧洲众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迅速上升。

到21世纪的初，法国（来自北非）和德国（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的穆斯林人口约达到600万。再加上英国的200万的穆斯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人），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意大利的穆斯林，使欧盟的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500万。

穆斯林社区有很多长期存在的 社会 问题。例如 公立学校该不该允许 有宗教特色 的着装？政府是否应该支持 多元文化组织 的发展？当局是否应该 推动文化融合 的进程？法国政府在 明面上鼓励文化融合 ，却禁止在学校里展示宗教标志。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对于文化差异、和强烈的宗教自我意识，则要包容得多。

移民（难民）问题在政治上最突出的影响，就是欧洲 民粹主义 和 极右翼团体 的抬头。它们大打民族牌，在移民收容问题上大做文章，刺激国民的 仇外情绪 ，属于典型的排外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当中比较出名的包括，法兰西国民阵线、英国民族党、奥地利自由党、丹麦人民党、和荷兰的“皮姆·富图因特别党”。

在这些组织口中，移民经常被贬低为“罪犯”、“瘾君子”、和侵犯本国民众的“外国暴民”。并经常以禁止“异族”、驱逐“外国人”、“ 恢复白人公民地位” 之类的口号来吸引选民们的眼球。

确实，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紧张的就业形势、和移民群体犯罪率的上升，极右政党的主张得到了大批选民的认同，甚至还涌现出如 让玛丽勒庞 和 尤尔格·海德尔 等几位耀眼的政治明星。

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除了加剧宗教仇视、刺激种族暴力事件外，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帮助，甚至还催生出连年不断的恐怖袭击，前几天发生的 法国教师斩首事件 就是典型的例子。直到今天，关于如何面对日益增长的难民和移民、如何平衡两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依然无解。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创始人勒庞的外孙女，被视为“国民阵线”第三代接班人的玛丽昂勒庞宣布暂别政坛。

她表示，退出政坛主要是为了照顾3岁的女儿，另外也有一些政治因素：“我们必须向法国人证明，有些民意代表是自由、公正的，拒绝不择手段去获得身份地位和议员津贴。”

说法和观点：

极右派党内发言人称，玛丽昂勒庞做出这一决定主要出于“私人原因”。

法国政治评论界认为，“小勒庞”的暂时退隐无疑是对正在准备立法选举的“国民阵线”的一大打击。

现年27岁的玛丽昂勒庞是“国民阵线”创始人让-马利勒庞的外孙女，被看作是该党未来的领袖。她不仅在党内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同时也是法国本届议会中仅有的两名“国民阵线”议员之一。

报道称，“国民阵线”党内不少干部认为，这位最年轻的议员临阵抽身，使她的姨妈玛琳娜勒庞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战中显得形单影只，不利于“国民阵线”团结迎战争取议会选举的胜利。

玛丽昂勒庞10日通过公开信宣布，她不会参加沃克吕兹省第三选区的议会选举，并且将辞去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议员的职位。

“她对国阵的‘业余水平’、对姨妈的竞选道路也非常失望”。她觉得自己的意见不被尊重；大选失利后，党内似乎没人想总结经验教训。”小勒庞的一位好友透露道。

“国民阵线”部分核心人物赞同这种说法。大选失败后，该党领导层非常脆弱，希望减少与媒体的交流。在一封写给“党内高层和议员”的邮件中，该党高层呼吁“消除误解”：“有些图谋不轨的媒体试图解读玛丽昂勒庞这一决定的政治意义……首先，这是一个被政坛困扰5年之久的年轻女子的个人选择。”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众多“国民阵线”支持者表达了对“小勒庞”的理解，有人认为只是简单的告别，有人则认为这是慎重的政治决定。

让-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被视为是极右翼政党，主要是其反犹和法国人优先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敌视外国移民的仇外的言论。

该党主张禁止外国移民，尤其是禁止法国前殖民地国家的外来移民，发表反犹言论(因此被驱逐出欧洲议会），主张退出欧盟和欧元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主张恢复死刑。

该党并没有主张对外战争和扩张。

如果说该党要和日本右翼比较的话，最相同的是关于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和言论。比如勒庞就曾经说纳粹大屠杀只是二战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还有就是都鼓吹国粹主义。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日本即使是极右翼，和战前的法西斯和军部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日本右翼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鼓吹“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以突破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为目的，要求获得包括武装权和战争权在内的完整的国家主权。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是伏尔泰的“名言”。这句话流传如此之广，甚至在伏尔泰的祖国法国也被奉为“至理名言”！正是在这句“名言”的掩饰下，法国近年来一些离经叛道的话、一些惊世骇俗的话、特别是一些排外、仇外、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话，都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电视、电台、讲座、沙龙、报刊上风行无阻。似乎在“誓死捍卫说话权利”的旗号下，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言论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绝对自由的言论是不存在的，也不应该存在，正如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亦仅仅是一个误传而已！伏尔泰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思想。

　　最早提出这句“名言”的，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题为《伏尔泰之友》的书中引用了这句话。后来又在另一本书《书信中的伏尔泰》中再次引用。但此后霍尔明确表示，她“综述”了伏尔泰的思想。她的依据是“爱尔维修事件”。伏尔泰并不喜欢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所写的《论精神》一书，称之为“一堆毫无条理的思想”；但当这位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书出版后倍受教会和当局攻击之时，伏尔泰又为之辩护。于是霍尔在评论这件事时写道：“‘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从此便成了他的一贯态度。”，她“错误”地将这句她自己的评语加上了“引号”，结果使后人以为这是转引自伏尔泰本人的话。霍尔自己后来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承认是她“误”将这句话放在引号内而导致读者误解的。她在信中写道：“您在我的著作《书信中的伏尔泰》中读到的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我本人的话，我不应将它用引号引起来。我无意中犯下的错误误导了您，使您以为这是伏尔泰的一句话。请接受我的道歉。”霍尔的这封信后来被收入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日内瓦伏尔泰博物馆馆长夏尔·维尔兹曾在1994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重提这件事，以证明伏尔泰确实从来没有说过、写过这句“名言”。

　　但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题为《法兰西名言录》的书中再次提及这句话。书的作者是生活在美国的犹太翻译家诺尔贝尔·古特曼。古特曼在书中写道，这句话是伏尔泰在写给一位名叫勒·利奇的教士的信中出现的：“教士先生，我讨厌您所写的文字，但我不惜献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够继续写文章。”问题是，尽管这封信确实在历史上实有其事，但在伏尔泰的原信中却并没有这样一句话，甚至连这样的意思也没有。

　　法国最近之所以出现对伏尔泰的质疑，是因为这句“名言”近来成为法国许多极右言论、特别是排外、仇外、种族主义等言论的挡箭牌。一些过去不能说的话，今天却在这句“名言”的掩饰下纷纷出笼，冲击并影响着法国社会向极右方向急转。如著名电视记者艾利克·齐姆尔最近就公开表示一个企业主“有权”让职业介绍所不要推荐黑人和阿拉伯人。好几家RQ组织联名起诉齐姆尔“种族歧视”。齐姆尔的“粉丝”们正是以伏尔泰的这句“名言”来为其辩护。巴黎极右翼国民阵线新任主席玛丽娜·勒庞（前主席让—玛丽·勒庞的女儿）就是在这种思潮的簇拥下，在民意测验中得分节节高升，甚至大大超越现任总统萨科齐……正是这股思潮引起的政治动向，导致法国对“绝对言论自由”的反思甚至“反动”，并连带出现对伏尔泰这句“名言”起源的追究、质疑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