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契诃夫丨沙俄文学狠人往事

如果说中国是一只孜孜不倦的东亚雄鸡，那么苍莽的俄罗斯，就像一头盘踞两大洲的北方巨兽。这块占世界陆地面积八分之一的土地，伴随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最骁勇好战、骄傲冷漠的斯拉夫民族。

自从 1713 年，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向西方诸国学习之后，一直在人类文明史边缘默默徘徊的小透明——俄国——突然像开了挂一般，各行各业厚积薄发，各个领域大放异彩：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画家、舞蹈家、戏剧家、**导演……一辈辈顶尖大师喷涌而出，并迅速练成修罗级别的大魔王。

尤其是文学领域，19 世纪的沙皇俄国更是制造了史无前例大喷发——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里、屠格涅夫……这些层出不穷大师们泄洪般地产出了人类最深沉厚重、独树一帜的硬核文学，直到 8102 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尘封的故事中咂摸出余味。

就像纳博科夫说的，“俄罗斯文学的便利之处就在于：一个几乎没有文学传统的国家，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便创造出了在艺术价值、影响范围以及所有方面都足以与英国或是法国的光辉作品相提并论的文学，唯一的差距只在数量。

从 19 世纪到今天，那些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俄国文学，按一般印刷统计，大约只有 2 万 3000 页。显然，无论法国还是英国文学，都不能被浓缩到这样的程度。

为了品尝这份文化精髓，我们将重回 19 世纪，追溯沙俄狠人们的奇闻轶事，和大师们一起，吹最凛冽的风、喝最热辣的酒，揍最凶猛的熊、读最深沉的战斗民族文学。

今天是《沙俄文学狠人往事》系列的第一篇——可爱的契诃夫。

1

“他更像契诃夫” ，这是波伏娃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契诃夫（1860 - 1904）与鲁迅（1881 - 1936），虽然他们生活年代相近，但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中，然而，他们恰巧都弃医从文，各自的小说也惊人地相像，甚至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契诃夫”。

契诃夫有一篇著名的作品《苦恼》，讲述一个老车夫，总是想和人倾诉他失去儿子的痛苦，却无人理会：

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

故事的结尾，这个可怜的车夫只能把心酸讲给一匹马听。

无独有偶，鲁迅笔下祥林嫂的苦恼也是无人可言说，“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这种寂寞当代人应该更懂：虽然身在一个沸腾的世界，但因为周围的热闹才更显孤独，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这更使人绝望无助。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终极宅男别里科夫吗？

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套子里，削铅笔的小折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

《套中人》插图

他制造出的精神辐射，让在他身边的人浑身膈应。他充当官方的奴才，不光套着自己，也限制别人。现实生活令他终日惶惶不安，他总是赞扬过去，拥护一切旧传统，因为他能躲在里面逃避现实，一如他的思想不见天日。

这样的人，活成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而契诃夫叫他“套中人”，放在今天就是挥舞键盘的道德卫士。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

“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别里科夫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XX 很毁三观吗？”——键盘侠

契诃夫和鲁迅就像两把短促又锋利的手术刀，精准狠厉地解剖了一个个大时代里的佛系又丧逼的小人物。

“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一样困惑、迷惘，经济状况和传统道德让他们无处可逃：有些人放弃了希望，有些人听天由命，几乎所有的抗争都无济于事，寻求虚妄想象的安慰，或求助于曾毁灭他们的迷信。这些牺牲者的软弱无力，半是纵容，半是顺从自己的不幸。”

这话是波伏娃评价鲁迅的，但把对象换成契诃夫也一样成立。

更巧的是，他俩还都写过一些“飞越疯人院”式的狂妄之人。

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喊出“礼教吃人”的疯子。而《狂人日记》发表的 26 年前，契诃夫也构建了一个愁云惨雾的《第六病室》，那里关着几个精神病患者和一个浑浑噩噩的倒霉医生。

男主角格罗莫夫原本是个贵族出身的政府公务员，一天他看到一队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患上了被害妄想症：

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

在弥漫着污浊的第六病室里，格罗莫夫突然一下明白：他一直就生活在沙俄这个巨大的监狱里，到处是阴森的铁窗、残酷的毒打，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不是他疯了，而是所有人都疯了！他再也不能安然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根据《第六病室》改编的俄罗斯**《Ragin》（2004）

于是他愤怒地叫喊：“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

而主持这家医院的拉京医生，因为同情理解格罗莫夫也被当作疯子抓了起来，关进第六病室，被迫害致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屏住呼吸，惶恐不安地等着再一次挨打。就像有人拿一把尖刀，扎进他的肉体，在胸腔内和腹腔内转动几圈。他疼得直咬枕头，磨牙。忽然间，在他一片混沌的脑子里，清晰地闪出一个可怕的难堪的念头：此刻在月光下像鬼影般的这几个人，几十年来一定天天都忍受着这样的疼痛。二十多年来他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怎么能这样呢？

这两个疯子，不幸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思维过于活跃、意识太过超前，于是成了这个巨大、沉闷的套子里最坚决的破坏者。

根据《第六病室》改编的俄罗斯**《Ragin》（2004）

后来，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年轻人读了这部作品后，“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之后他带领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掀翻了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继而影响了邻国的命运，当然这是后话了。

2

俄国文学大师们的普遍特点是诗性漫溢、吞吐风云、精神力爆棚，叙述激情也是铺天盖地、澎湃千里。缺点就是不事剪裁，大部头厚得能砸死人。相比之下，“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倒像是个异类。

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

《变色龙》插图

契诃夫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最可贵的是，他写小人物，便就是小人物，而不同于其他俄国作家，无论多接地气，终究自带文艺腔，而契诃夫始终将自己放得很平。他那些对人性的、市民的、社会的庖丁解牛式的描写，有种恶毒的幽默感：

如果你害怕孤独，就不要结婚。

大学能培养一切，包括愚蠢。

这冰淇淋，简直像用病人洗过澡的牛奶制造的。

有一位**，她的笑声，简直像是把她的全身浸在冷水里。

“哦哦，我的宝贝的小脓庖啊，”未婚妻娇声嫩气地说。

男的想了一会儿，很不舒服，就解除了婚约。

当喉咙发干时，会有连大海也可以一饮而尽的气概——这便是信仰；

等到喝的时候，至多只能喝两杯——这才是科学。

一个地主在吃饭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说：

“乡间生活真是便宜的。——鸡也是自己的，猪也是自己的。——生活真便宜啊。”

他曾经写信给高尔基谈论俄国人的民族性：“他们的心理状态像狗一样，如果你打它，它就哀嚎乞怜，钻进狗窝；如果你亲它，它就躺在地上，四脚朝天，摇尾献媚，这样的人群需要在既有秩序内接受长期的理性训练，否则只会拥戴新的暴君。”

纳博科夫评价契诃夫的幽默：如果你看不到它的可笑，你也就感受不到它的可悲，因为可笑与可悲是浑然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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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契诃夫不讲笑话的时候，他也是个无比细腻哀伤的作者，随手就用文字撩拨起读者满腔的“意难平”。

我们从小学的课本中就知道了契诃夫的《凡卡》。

一个可怜孩子写信，讲他如何进城做了鞋匠的学徒，饱受剥削，无所依靠，懵懂的心里尚存着一点对未来的微末期待，故事的结尾他写下地址：

乡下 爷爷收

让这份天真的期待彻底落了空。

另一篇小说《猎人》的结尾，契诃夫写“他已经消失在拐角，而她还踮起脚想去看看他的白色帽子”。只是截取生活中的某些场景，也让人觉得无奈至极。

所有一切的人世的苦辛、幽默，怀慕与悲哀，契诃夫的小说里都有。

3

可能因为他”短篇小说之王“的名声太大，大家似乎忘记了，契诃夫也是现代戏剧的开山鼻祖，而且戏剧上的耀眼成就丝毫不亚于文学。

据说契诃夫觉得，挪威剧作大师易卜生根本不懂戏剧。他说，生活中哪有那么多激烈的波澜啊？真正的生活，无非是喝茶、谈天，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悲剧或喜剧，就在这乏善可陈里诞生。他戏剧里的主人公都是灰心丧气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的特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伊凡诺夫》里的台词——“我的灵魂被一种惰力给麻痹了”。

契诃夫后期和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合作，为后世贡献了一系列卓越的戏剧：《海鸥》《三姊妹》《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

林兆华版《樱桃园》剧照

值得一提的是《万尼亚舅舅》。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农庄。农庄主人、退休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带着年轻貌美妻子叶莲娜回到乡下居住，他们的到来，激起了农庄管理者万尼亚和乡村医生阿斯特洛夫内心的涟漪。视教授为偶像的万尼亚，25 年来勤勤恳恳经营农庄，供养着教授一家，也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都寄托在教授身上。不料到头来，他发现教授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蠢货，怒火中烧的万尼亚险些杀死教授。

当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自出演《万尼亚舅舅》时，试图从台下剧作家的嘴里套出一些解读人物的密码，可契诃夫只说了一句：“记住，他系的是一条丝绒领带！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万尼亚舅舅》中扮演乡村医生（1899 年）

《万尼亚舅舅》是一部非常反类型的戏剧，剧中人物没有长篇的独白，也少正面的情感冲突，甚至都分辨不出谁是英雄或者悲剧主角，有的只是低微卑怯的人物和暧昧纠葛的情感。

真正的主旨是偶像的破灭，一个全人类都逃不出的精神困境。

高尔基在看过《万尼亚舅舅》后，给素不相识的契诃夫写信：“我哭了，哭得像个女人，尽管我远不是个有善德的人。回到家里，惘然若失，被您的戏揉皱了，给您写了封长信，但又撕掉了……我看着这些剧中人物，感觉好像有一把很钝的锯子在来回锯我。”

契诃夫死后 100 多年，他的戏剧不断被搬上多个国家的舞台或大银幕上，台词也翻译得相当贴近生活，无论用哪种语言、哪种文化，都能走近它。

苏联版《万尼亚舅舅》（1971）

英国版《万尼亚舅舅》（1991）

澳大利亚版《万尼亚舅舅》（2012）

北京人艺版《万尼亚舅舅》（2015）

4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命都不太长。

莫泊桑 43 岁，欧亨利 48 岁，契诃夫 44 岁，他们都有着超卓的幽默感，但就像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私下都不快乐。那些直指人心的讽刺，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契诃夫晚年的文风，肉眼可见地阴郁顿挫起来，也许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强颜欢笑了。假如他再多活十年二十年，文学成就可能会远远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4 年，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原准备当一名医生。在农村居住时期，他经常给农民免费看病。由于家境困难，契诃夫从 20 岁起就开始为刊物写些短小的幽默段子，即使这样，生活也经常捉襟见肘。多年来，契诃夫的人际交往，就是找亲朋好友借钱。

感受一下大作家借钱时的话术：

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生活颇不容易。多半夏天就会有钱了。啊，但愿如此！

千真万确：一个小钱也没有！我还没学会借债，那是一种极大的麻烦事！

除了这种流行病以外，我还等待另外一种流行病，这种病是一定会传布到我的庄园来的。那就是缺钱。

我又生病，又心境忧郁，简直不像话。钢笔从我手里掉下去，我根本没法写作。

请您给我寄钱来。我没有钱了，而且似乎也没有地方可以拿钱。

……我囊空如洗，连出门的路费也没有了。……唉！我不会到您那儿去了。我是用低沉阴郁的声调说这句话的。

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我决不食言：我只懒到 5 月份，从 6 月 1 日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我希望来年春天我会有一大笔钱。我是根据迷信来判断的：没有钱就是快有钱了。

钱老是没有，而且不会很快就有，真要命。

这样说来，我欠一千零四个卢布。……我急于偿清最后这点债务，因为我打算在您那儿再借新债。

高尔基曾说，“每一个来到安东·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

毕竟，这位作家当年纵横文化圈的法宝，拥有一件最有力的武器——可爱。

人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沙俄文坛第一美男子好吧？ ↓

契诃夫曾被问到英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您看好哪边赢？”“那我就……希望……打得好的赢吧。”

曾说过：当今俄国有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厄尔布鲁士山顶峰和我。

契诃夫曾疯狂赞美初恋情人米齐诺娃，“爱您爱到忘我、爱到发疯”，“你把我迷得神魂颠倒。你现在即便说，二加二等于五，我也会相信你是对的”。

后来米齐诺娃选择与契诃夫的好友、大画家列维坦恋爱，契诃夫创作了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

1886 年，列维坦给契诃夫画的肖像

1896 年，契科夫的戏剧《海鸥》首演失败，在信中伤心地写：“剧场里充满了敌意，空气因为憎恶而膨胀，而我，依据物理学的原理，像炸弹一样，飞离了彼得堡。”

他形容彼得堡的天气，“真要命，大家乘雪橇，可是没有雪。这不是天气，而是一种什么手*。”

他曾经和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互送签名照，并告白：“我非常非常感动，我深深地向您表示感谢。送上一张照片，一本书，如果我拥有太阳，我也会把太阳送给您的。”

契诃夫书桌上的柴可夫斯基签名照

很多女人被他迷得晕头转向，甚至包括托尔斯泰的女儿。契诃夫最著名的迷妹，是作家丽季雅·阿列克谢耶芙娜·阿维洛娃，有丈夫，有孩子，却爱了契诃夫一辈子。她送给契诃夫一个书形表坠，上面刻着数字，按数字找到契诃夫的一本书的某页某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假如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他曾经担心结婚会妨碍工作：“我的家庭人口众多，我这个写作的人好比一只虾跟别的虾同装在一个筐里：挤得很。……我不打算结婚。我希望我现在是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在一个讲究的书房里挨着一张大桌子坐着。”

于是他 41 岁才结婚，婚后给妻子热情地写信：“再见，我的孩子！吻你，我要把你抛上去，再把你接住，再粗鲁地让你在空中翻转，再把你抱住，再把你抛出去，再把你抱住，亲吻我的女演员。”

契诃夫和妻子

1901 年，他拜访托尔斯泰之前，为穿一条什么样的裤子苦恼了一个小时。

他在给妻子信里写：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

1900 年，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在雅尔塔

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 1904 年 6 月，结尾还在为“这边的德国女人穿戴没有格调”而感到沮丧。

他遗嘱的结语是 ：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全家和睦。

我所写的一切，过五至十年就会被遗忘。但是，我铺就的道路，将会完整地保留下去，不受损毁，这是我唯一的功劳。 ——契诃夫

随说几句契诃夫：他不愿讲笑话时，张佳玮，知乎

可爱的契诃夫，童道明

契诃夫书信集

《胖子和瘦子》的梗概：

瘦子带着他的瘦妻子和眯着一只眼睛的儿子，在火车站遇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胖子。热情拥抱，彼此亲吻。瘦子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的家庭、个人现在的情况。

整个画面中气氛亲切、热烈而又和谐，基调明朗、清丽而迷人。另一副画面是，胖子说自己已经做到三等文官，并且有了两个星章。

这使刚当了科长不久的瘦子大吃一惊，十分地尴尬，十分地惭愧之后，又十分地佩服，十分地奉承，以至弄得胖子直恶心，只好扭头伸手告别，在瘦子一家毕恭毕敬的目送下离去。

扩展资料：

《胖子和瘦子》的作者简介：

契诃夫全名叫安东·巴浦洛维奇·契河夫，19世纪末俄国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

他们和马克·土温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还写了一些中篇小说和剧本。

作品大多数取材于中等阶层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抨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凡卡》（装在套子里的人》《公务员之死）等。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

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也给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胖子和瘦子

一、原文：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睛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上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是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年轻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咱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低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眼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可是，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是带着他姐姐华连卡一起来的。后来，由于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开始对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况且，华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

但是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

现在，你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竟有这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脸色从发青到发白。他站住，瞧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似乎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神不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弟弟。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忽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问。“难道这还用解释吗，密哈益·沙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件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么？”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前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动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二、小说简介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

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因而可以说别里科夫成为了，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阻碍社会发展的人的代名词。

《套中人》赏析

契诃夫的小说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用夸张和讽刺的手法冷静地将社会中的丑陋一点点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我们有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套中人》无疑也做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别里科夫这个人物是个扁平人物，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特点比较单一，他整个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很大的变化。这并不能说这个人物塑造得不够丰满，相反我觉得这个人物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以他的单一刻板是一种当时的一种典型性格。

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察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别里科夫就是这样一个维护沙皇旧制度的人。而他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迂腐落后的人，还是由于它的性格造成的。

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这些描写都可以表现别里科夫是一个封闭的人，或者说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所以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由于这种封闭也造成了他的另一个性格特点，那就是驻足不前，无法积极的向前看，总是沉溺在对过去的空想中。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他对现实以及未来都没有希望，所以他才会选择躲进套子里避免受到伤害，一味的守旧。不断的逃避也使他越来越胆小。这表现在“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可笑之外又让人觉得可怜。这样的一个人，与其说它是旧制度的维护中，不如说它也是在旧制度下的一个受害者。他被这种中的规定制度所压迫着，所以他钻进了套子里，甚至将自己的思想装进了套子里。因为胆小多疑懦弱，他在被压迫后的反应不是站起来反抗，相反，别里科夫只是一味的妥协，所以它成为维护这种旧制度的一份子。。“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况且这样的想法还辖制了整个学校整个小城十多年，弄得大家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总而言之，人们对这个套中人妥协，甚至有的人也因为这样而进到套子中去了。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进一步批判了这种旧制度旧思想的维护者，更实质的目的是批判了这种社会风气，一种被如此肮脏的政治空气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社会现象。文中还有一处很引人深思的细节，那就是别里科夫的结婚。可以说，他的结婚时他的一次尝试，使他第一次尝试从套子里面出来，可是他还是失败了。这失败的原因还在于他自己思想的腐朽以及人格上的缺失。华连卡“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别里科夫认为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还去找她的哥哥谈话，但这期间又暴露了他卑鄙的一面——告密，或者说是他在逃避中慢慢走向了堕落。作者写这一笔也是由寓意的，因为当时的俄国，亚历山大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在俄罗斯大地上警探密布，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在社会上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别里科夫式的人物。而当别里科夫被别人戳穿看清，暴露在他的“套子”之外后，他的生命也道里尽头。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无法从套子种出来了，他简直成为了他套子的寄生虫。课文是节选，没有把我认为最有讽刺意味的一段加上，那就是最后作者写道：“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瞧！这个“套中人”死了，反而倒有神采了！作者接着指出：原来他“仿佛是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装进了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只有棺材，才是应当是一切“套中人”最好的归宿。

别里科夫的形象不仅可笑，而且是一种极可怕的力量，他千方百计地扼杀一切新生事物和自由思想，代表了社会上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体现着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 全城的人，包括那些思想正派的人，居然也忍气吞声，听从别里科夫的摆布，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的壳里，过着浑浑噩噩、苟且偷安的生活，不敢起来与顽固保守势力进行斗争。这种窒闷、停滞、死气沉沉的套子式的生活，正是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特征，所以这导致一个别里科夫死了，还会出现另一些别里科夫。

然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在改革的道路中就会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因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总会有变革，那么就会有反对变革的人出现。我觉得做这些制片小说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揭示有这样一种人，而是呼吁要大家树立一种新的思想，只有拆除了孕育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土壤，从思想上改变，改革才会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