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父爱的名人事例有哪些？

1，著名画家达芬奇的父亲彼特罗是一位令人称道的好父亲，他培养孩子的信条就是：给孩子最大的自由，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

6岁那年，达芬奇上学了，他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知识，但对绘画最感兴趣。一天，他上课不专心听讲，还给老师画了一幅速写。回家后，达芬奇把速写给父亲看，父亲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夸奖他画得很好，决定培养他在这方面的才华。

正是因为父亲如此开明，达芬奇才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爱的绘画中，甚至敢画画恐吓老爸。一次，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盾牌上画了一个两眼冒火、鼻孔生烟，看起来十分可怕的女妖头。

为了把父亲吓一跳，他还关紧窗户，只让一缕光线照到女妖头的脸上。后来，父亲一进家就被盾牌上的画吓坏了，可是等达芬奇哈哈大笑地解释完，父亲竟然丝毫没有责备儿子。

16岁那年，父亲把达芬奇带到画家维罗奇奥那里学画画。在维罗奇奥的指导下，达芬奇刻苦学习，掌握了很多绘画技巧，终于成为一代大画家。

2，世界软件业巨头微软公司的老总比尔·盖茨出身于美国西雅图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他父亲威廉很注重从小培养他'凭本事打拼'的意识。

威廉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能够赚钱，并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信心和干劲。盖茨帮家里做事，父亲总是给予一点小报酬，以此激发他的热情，让他懂得工作是通往幸福的台阶。

威廉表示，这样做可以让孩子了解现实社会和外部世界，也可以让孩子了解大家一起劳动，一起追求同一目标的快乐。

上私立高中时，盖茨就和朋友一起开发了计算市内交通量的软件，并在竞争中取胜，签订了一份数额不小的合同。后来，学校的负责人雇用他们编制教学计划，盖茨还与人合作，编写了企业的工资系统用的程序。威廉夸奖说'盖茨是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

3，20世纪50年代末，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他进入爱丽舍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叮嘱主管礼宾事务的官员：我跟你们约法三章，今后你们最多只能安排我的孩子参加两次招待会。主管礼宾的官员对此很不解，戴高乐耐心地解释说：这样做可以避免特殊化，对孩子的成长有利。

在戴高乐执政的11年间，他的家庭成员从来没有因他的缘故得到过任何例外的提升，他的亲属子女也没有一个人被安排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谋取利益。戴高乐还不准孩子们抛头露面，搞特殊化。

戴高乐鼓励自己的子女说，必须从小就抛弃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观念，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而不是依靠父亲去取得特权。

4，在19世纪时，洛克菲勒家族事业的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只是一个周薪7美元的打工仔，但他通过个人奋斗最后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在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方面，他制订了许多严格的措施。

约翰·D·洛克菲勒常常和孩子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儿子上学时，他让儿子滑着旱冰经过中央公园到林肯学校，家庭司机只是开着车跟在后面。

另外，洛克菲勒家族很注重到世界各地游历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带着家庭教师和一大堆行李，开始飞越美国大陆、欧洲、北非等地。

这种教育增强了孩子们认识社会多元化和准确把握社会常理的能力，为以后确立人生目标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

5，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十分注意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尽管自己的写作时间相当宝贵，但他常常将部分时间分给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为他们绘画，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不过，托尔斯泰从不给孩子强行灌输知识，而是根据孩子们的爱好和兴趣为他们服务。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对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很感兴趣，托尔斯泰就一本又一本地讲给他们听。

后来，他发现《环球旅游80天》这本书没有插图，为了帮助孩子们理解故事情节，他竟然每天晚上用鹅毛笔亲自为该书描制插图。托尔斯泰的时间是宝贵的，但是他认为，把时间花在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激发孩子的求知欲方面是值得的。

清廉家风故事征文标题1500字

　个人是家庭的细胞，建立廉洁社会，先要树立廉洁家庭，建设廉洁家庭，先要倡导廉洁个人之风，接下来是我为大家精心搜集的清廉家风故事征文标题，供大家参考借鉴。

清廉家风故事征文标题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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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父亲经常教导我，做事要宁缺毋滥，学会去粗取精。但对于一个尚未入学的孩子来说，要消化吸收这种“高大上”的理论，显然力不能及。直到有一天，他把我带入一片庄稼地。

　那是一片辣椒地，由于受干旱天气影响，辣椒苗稀稀疏疏，在杂草间隐藏得很深，不仔细观察，还以为这是块草地。父亲说，这些草如果不除，不仅会抢去辣椒苗的营养，使秧苗生长缓慢，还会影响年终收成，来年由于大量的草籽被深埋土层，杂草仍会疯狂生长，到时又得大费周章。父亲边说边教我拨草，告诫我务必要连根拔起，否则夏天雨水一到，杂草又会长出来。后来，我经过一片“独具特色”的玉米地时，忍不住在土埂边驻足观望，眼前的景象顿时让我诧异，邻地玉米都长得粗壮清秀，唯独这块地的玉米，光杂草就有一尺来高，稀疏的玉米苗都开始枯黄了，就如同饱经风霜的长者，已近灯枯油尽之日。可是，它们还没成长，就要灭亡，难免让人暗自扼腕，很想出手拯救，但又感觉无能为力。我为此甚是纳闷，同是土质优良的地块，庄稼的长势为何大相径庭，回来一问父亲，才知是因这地的主人好吃懒做，不为它除草、松土和施肥，故而长势欠佳，也就不足为奇。从那时起，我似乎对去粗取精的含义有所理解。

　在反腐力度逐步加大、干部队伍日渐纯洁的今天，那些贪腐腐化、作风不端、干劲不足、敷衍搪塞的办事人员，慢慢长成了群众身边的“杂草”，如不及时清除，任由其疯狂生长蔓延，最终势必会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对发展的信心。

　党的会议以来，以国家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致力于同贪腐行为作斗争，及时清除了一批害群之马， 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据毕节市政府的网站报道，毕节自推行“纪律作风轮流交叉察访制度”以来，共发现“四风”问题线索1300余个，核实通报问题500余个，查处问题278起，处理335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14人，收缴违纪资金1000余万元，先后8次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和40多起作风典型案例实名通报曝光。这些真实的案例充分表明，反贪腐斗争是动真格的并且上不封顶，震慑作用极大，进一步净化了干部队伍风气。

　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远，尤其在农村基层一线，群众维权更是举步维艰，且不说充分行使批评、建议和控告的监督权，单身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就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在于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除需要不断完善权力监督体系外，还要加强党政监督，更要发挥群众和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把权力寻租的空间压缩为零，多绑几道钢丝，扎紧制度囚笼，切不可让曾任性一时的权力再次“出狱”。

　我市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而要顺利实现同步小康的目标，就必须坚决打赢这场时间紧任务重的脱贫攻坚战。为确保扶贫工作实效，我市特地设立了扶贫专线，这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又一次有效尝试，只要任性的权力之手一但伸出，势必会被狠狠的打回去。纵观之前的扶贫模式，只是一味 “追肥”，而忽视了“施肥”的效率，导致本该属于贫困群众的“营养”被某些“杂草”抢了去，群众未真正得到实惠，导致脱贫攻坚实效大打折扣。

　大力弘扬文朝荣精神，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党的优秀干部、群众的好支书文朝荣同志一生致力于改变海雀村生态环境和群众贫困面貌，带领海雀村民不断把荒山变成绿地，还给海雀村一片蓝天碧水，为贫困落后的海雀村修建了一条“林茂粮丰”的致富路，这和那些丧心病狂、贪腐挪用群众“救命钱”、常抢群众“救济粮”、让群众长期“营养不良”的“杂草”相比，他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愚公移山、改变面貌、造福子孙的精神，就是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优质“肥料”。

　即便有了这种肥料，我们还须及时有效追肥，仔细耐心除草，先除草后施肥，秧苗才会茁壮成长，庄稼产量才会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才会改善，毕节试验区“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同步小康”的毕节中国梦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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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告诉我，在银河一粟的地球上，从古到今有多少伟大的女性谁能告诉我，我们96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繁华热闹的城市，在风雨飘摇的海岛，哪里没有女性的足迹和笑音谁能告诉我，家庭的和谐与幸福，整洁与温馨，哪能没有女性洒下的汗水和心血

　女性的感情丰沛、温柔细腻，为每一个成员构建了温馨的精神家园，呵护着家人的身心健康;面对外界“黄赌毒邪”洪水猛兽般地向家庭这块圣地肆虐而来，众多的女性同胞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误入歧途的家庭成员拉出深深的沼泽地;当被金钱、美色冲昏了头脑的达官贵人正准备伸出“贪腐”的黑手时，“廉内助”们深怀大义，纷纷自鸣警钟，高筑防线，当好“监督员”、“守门员”，挽救了一个个濒临堕落的'灵魂……女性以真善美的心灵，美化着家居环境，提升着家庭的文化品位，净化着家庭乃至社会的空气。

　江西省安远县副县长邝光华的妻子朱红艳是一位“十佳”廉内助，她时刻牢记着“公生明、廉生威”的古训，始终帮助丈夫把好廉洁自律这道关。20XX年，老家来了一位远房亲戚，说是为了感谢县长的帮忙送来20万元。朱红艳知道后，忙催促丈夫要把这笔钱退还人家，但他答应后依然把那个装着钱的袋子放在书桌抽屉里，还经常呆坐在书桌前，把那个袋子拿在手里，满腹心事地捏着、捏着。朱红艳明白，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查出患了晚期肺癌，急需药费进行第一期的治疗，而这钱正如一根救命草，究竟要还是不要正值丈夫犹豫之际，朱红艳主动地提出自己的想法：这20万一定要退回，至于药费就用两人多年的积蓄解决，不够，再向亲戚朋友借。但朱红艳父亲在做完手术的第七天，拒绝吃药打针，坚决要求出院，更反对做化疗。当女儿哭着求他再接受治疗时，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抓住女儿的衣袖说：“孩子，别瞎忙了，我明白这是一种啥病，你们已经尽力了。”朱红艳悲伤地跑出病房，偷偷地淌泪，这时丈夫站在身后轻声说：“我对不起你，是我让你行孝不成，如果这钱没退，你父亲就有救了。”但朱红艳坚决地说：“那笔钱绝不能要。”两个月后，朱红艳的父亲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失去亲人是痛苦的，可不取不义之财自己又是心安理得的。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廉洁的家风是家庭万事兴的基础。如果“内助”们时刻不忘自己是领导干部的配偶，从细微之处支持丈夫的工作，就能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好家风，构筑幸福的家园。目前有些贪腐分子，他们的腐化堕落不仅有个人的原因，当中还包含了“贪内助”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原局长薛玉泉248次索取和收受83个单位和个人的钱物总价值206万元，这其中三分之一是他的妻子收下的。他妻子还公开对人说：“我不认别的，就认钱。”可见其在薛玉泉走上犯罪道路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辽宁省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在马向东“出事”后，多次飞往香港和东南亚，转移赃款，与有关外商订立攻守同盟。同时，她找了一位大报记者给中央写“内参”、“说明情况”，还多次花巨款到北京找人“打点”，她买通狱警，曾3次与马向东直接通话，报告她的活动进展情况。最后，马向东被判死刑，其妻也被追究有关刑事责任。如果之前她们能时刻保持警惕，常吹“廉政风”，管好家庭“廉政帐”，及时提醒督促家人做到“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那么最后还会造成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吗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同处一室，好女人就如芝兰，弥久弥香，“廉内助”对丈夫的影响可见一斑。令我们欣喜的是，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社会迎来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以及“好警嫂”、“廉内助”脱颖而出，以发扬传统、与时俱进的精神，诠释着这些荣誉称号的丰富内涵，出则“巾帼不让须眉”，入则“贤妻良母孝媳”，不仅赢得了社会的肯定，也赢得了男性的尊重。

　大文豪歌德有句经典的诗歌：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向上。女性同胞们!在新的世纪里让我们大力营造廉洁家风，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温馨，更加美好。我们相信：现代之女性，将引领我们的家园走向和谐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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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一：马一浮娇妻新丧，悲愤而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郁郁兰蕙芳，植根自高山。滋兰不俟佩，移蕙不俟搴。

　　皇天降霜雪，凋落一何先！岁晚安可追，良时坐自捐。

　　川逝无反流，华萎不重妍。馨香为谁发？迟暮岂予愆。

　　这是一首感情颇为深沉的悼亡词。至于诗的主人，相信是涉及过中国近代国学者都不会是隔膜的。他就是与梁漱溟、熊十力君并称为儒学三泰斗的马一浮先生。

　　或许是马一浮先生天然自骨子里渗透了的一种淡泊、雅致的品性吧。马先生的一生，都没有像他的同行者那般，追求了一种显赫的声势。他既没有梁漱溟君的、因为自己等身的著作与政治上的娟洁自行而声名卓著于九洲。他也没有如熊十力君的芳菲三月江南行的桃李满园。他在那一个充满变数的大时代间，也只是满足于做一个寂静的新儒学的引领人。

　　当然，他的见识，仍然是赢得了同时代学者的敬重。

　　当年，是1921年的绿荫涨满池水的初夏。28岁的梁漱溟先生特意从北京赶去杭州谒拜了年长自己十岁的马一浮君。宾主在一杯清茗、一柱檀香的袅娜间，轻声慢语的马一浮给梁漱溟讲起了宋代的大儒杨慈湖，以及明儒罗近溪思想间的精微大义。梁漱溟大师在后来的回忆中感叹：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数年书哪。这一次的晤面使梁漱溟先生对于新儒学的定位有了更加慎密的思索。

　　这次会晤过去后的八年。大病一场，仿佛脱胎换骨般的熊十力先生，此时已经发过宏愿，誓要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博大精深的先圣哲学。熊十力先生在经过一般谨慎的考虑，也是把他此生最重要的论著《新唯识论》，托给了马一浮先生最后修改定稿并出版。

　　如此一来，孤神独逸的马一浮先生的影响，伊始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各个大的时代。中国革命的启蒙家陈独秀先生曾经不无尊敬地称他为“大儒”。他的对于佛学的妙心独用的精深之理解，被佛学的大家们推崇为“南马北汤(汤用彤)”。当年，马一浮与另外二位同为绍兴籍的文化巨匠鲁迅、蔡元培一样，他们站在各自不同又不可或缺的文化位置上，对中国的当代文化以及未来，都将发生着永远不会磨灭的深远的影响。

　　其实，作为一代学界楷模的马一浮先生，他的当年，并非只是限于在学术上的严谨。他的个人的私生活，甚至都是相当的自重自爱的。既然前贤都曾经有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讲法，作为一代大儒的马一浮先生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上，也就自觉地担负起了维护社会风范的责任。他的不苛且的人生态度以及对于爱情的始终不懈的价值取向，在现今世风日愈浮躁的环境下，又何尝不是值得了后来者的深思呢？

　　

　　今天的我们，心境恬静地读起有关马先生身世的传记。我们可以发现，马一浮先生是在他的幼年，就显出了聪明早慧的才智。

　　马先生出身于一种世代读书的书香官宦门第。父亲的诗文在当地就曾有着不小的名气。母亲何氏也是在闺阁中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女子。尤其于传统文学的传承上，母亲自有自己的心得。所以，马一浮先生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间都应该是开明的。受母亲的影响，马一浮的姐姐家居时都是可以吟风咏月地玩弄文字的。

　　马一浮先生的幼年，充分禀受了慈爱母亲的教诲。他在9岁之时，就熟读了像《楚辞》、《文选》这样的经典。10岁那年的冬天，与母亲一起游玩家中的菊园。母亲指了生机盎然的菊花，让马一浮试着作一首咏菊的五律。小小年纪的马一浮几乎是不暇思索地，就脱口而咏：“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小小儿郎，竟有着这般快捷的诗兴，何氏的心底应该是流动了一份微凉的喜悦的。可是，母亲何氏还是叹息地抚摸了爱子的头颅，讲：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

　　这位聪慧美丽的母亲，对于高洁自傲儿子的将来，始终是怀了一份淡淡的隐忧呵。

　　1899年，16岁的马一浮遵从父命参加了科举考试的县试。这一年，未来中国文艺界的旗手鲁迅先生，应该也是参加了闱试的。那一年，马一浮的成绩名列所有学子的头名。闱卷流传的结果，使少年马一浮的才情，震动了当时的士族阶层。这时，绍兴社会名重于一时的贤达人士汤寿潜先生（后任国民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很是爱慕马一浮这位风华少年的才情文章。他重金托人媒妁，立意要把自己待字闺中的，有着娴雅淑静名声的爱女汤孝愍许配给马家。如此，门第上大体上匹配的，有着才子淑女誉声的马一浮与汤孝愍，仍于是年合卺成婚。

　　

　　虽说是奉父母严命，成就的一段传统的婚姻，马一浮对于自己新婚的妻子都是有着一种愉悦的情感的。所以，他们的夫妻生活，至始至终，都是流动了一种碧波荡漾的怡情。新娘子的眉目清好，又知礼知节，兼对家人的孝悌有加，这就仿佛是当年绍兴乡村晴天的润湿鲜明，有着那样一种的俭约含蓄呵。年轻谦逊的马一浮先生，没有理由不敬重了这样一位款款有致的新娘子。

　　虽然是新婚，理性到了静致的马一浮，都会在白天的时候，出门去访晤了自己同忾相求的文友。如此，闲居在家的汤孝愍，看了门口石彻庭阶上摇曳着的疏漏的花影，或许就有了些微的寂然了。新人不肯将自己伤春的闲愁流露出来。但柔性的马一浮看得出来。他就请自己当时家居的姐姐花一点的时间，陪一陪春风杨柳般的汤夫人。

　　马家姐姐的脾性也是亭亭一树白茉莉的斯文。

　　她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位宛若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清新的弟媳。

　　马家姐姐是博稽群籍的。她的自幼的嬉戏，就是喜欢与母亲与乃弟天伦之乐间的吟诗斗句。新娘未嫁入汤家之先，马氏姐弟对于未来的新人就已是有过一番很是期待的议论了。马家姐姐听讲新人是来自于朝野归誉的贤者汤蛰先先生的门楣，即已对于新人存了一份的景仰之情。马家姐姐先前曾经取笑弟弟：即以汤蛰先的诗礼世家，新人定然是幼秉庭训，才识不凡的。弟弟这样的才子只怕也会捉襟见肘呢。

　　所以，马家姐姐与汤孝愍之间的姑妯相处，最初就有了青梅相嗅的姐妹般的融洽。

　　在那一段的日子，逢着马一浮的外出，如果恰巧是恹恹醺醺的三月艳阳天。马家姐姐与汤孝愍就会搬了二张明清年代的雕花浮刻的暗花椅子，坐在了庭园矮墙的斑驳绿影间做一些的女红活儿。新人的女红活做得是精致的。汤孝愍绣的一朵夭桃灼灼的图案。立刻就有些微鲁莽新出的小蜜蜂儿，不暗世事地围绕了汤孝愍的绣花嗡嗡地飞转。于是，马家姐姐常常都会是停下了手上的工夫活儿，捧了新娘的一双的巧手看了又看。马家姐姐经常是忍不住地轻叹：妹妹真长了一双的巧手呢。汤孝愍就娇羞地无声地笑了。

　　后来的一次，马家姐姐与汤孝愍做针线的活儿累了。两人就并肩地行走于水声树影的秋色间。此时，在灰灰黄黄的暮霭间，正有一只的杜鹃鸟孤傲卓然地唱着。马家姐姐的诗兴陡起。就兴味盎然地提议：妹妹，不如我们就来吟诵秋色吧。汤孝愍清丽婉约的粉脸竟慢慢地洇红了。

　　马家姐姐偏着脸，望着弟媳，等待着汤孝愍的回应。新娘的螓首低下去，良久都没有回音。马家姐姐的表情写出了一种的纳闷。汤孝愍终于羞愧地抬起了头，脸上挂着了星星的泪花。汤孝愍说：对不起，姐姐。我不能吟诗。我是不识字的。

　　其实，是在清末民初的旧式女子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识字大抵上都是多数的女子的一种生存常态。汤蛰先先生自己当时的思维虽然是新式的，可是，对于女孩子的教育，却依然本能地遵循着三从四德的旧训。这也是新旧交替的大时代的前夜，一些的新式人物之性格的彷徨矛盾之处。当年是像鲁迅、胡适之这样的引领时代前行的强者，他们在处理着自己的私生活时，在临对了朱安、江冬秀这样的旧式婚姻所安排的旧式女子，他们始终都是无力彻底地打破了牢笼，安然地走自己的路。所以，新娘汤孝愍的目不识丁错不在于她，只是她嫁进了当时社会中比别人观念新潮了一步的家庭而已。

　　可是，汤孝愍是当时绍兴地面上首屈一指的绅缙汤蛰先的爱女。她的温良谦逊的名气是得到了绍兴的上流人家所公认的。渊源诗书人家流传在汤氏家族血统中的基因，都使得汤家的子女后人在做某一件的事情之时，不做则已，做了就要求自己做得最好。那年月，许多官宦读书人家的女子，心性都是高洁自好的。当时，汤孝愍嫁入了马家。马家的男女老幼都是能诗会咏的。汤孝愍就觉得是因为自己过去的懒散，而使父亲的名声蒙羞了。她觉得父亲的过去虽说是疏落于女子的教育，可是只要自己坚持，父亲也未必会阻拦。她退下去，回到了自己的香房，就自怨自艾地想着这样的问题。脸上的表情也是不开心的。

　　马一浮从外面回来，发现了新娘表情上的怪异。他探明了事情的原委，内心也有了一种的疚然。他觉得自己太专注于大丈夫的学问文章，而忽视了与新娘子的思想交流。马一浮鼓励了自己的新娘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他答应汤孝愍，一定抽出时间来，教会她读书写字。

　　其实，马家姐姐也是一位通达体贴的妙人儿。马一浮虽然说应承了妻子，闲暇时教给她吟诗作对。但是，那时的许多年轻的男子，都是有过一番建功立业做学问的大的抱负。年轻的夫妻，倘若丈夫白天黑夜的不出闺房，小夫妻长久地厮守在一处，是会被时论所耻笑的。所以，白天的静美悠然的时光，马家姐姐找到了汤孝愍，答应与她一起探讨文字。这自是令汤孝愍喜出望外的一件事情。

　　

　　

你好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

《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2]

中学时期

冯友兰照片集(20张)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望采纳！

梁胡之争。

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 unfortunately it is still true today

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自己。====I like Hu and we need to change ourselves

Ⅰ 名人父母的爱例子100字

名人父母的爱例子如下：

1、著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在上一年级的时候，成绩在班里倒数第专一，一天到晚不知乱属画什么。校长和老师说他是弱智，让家长把他领回去。爱迪生的母亲领着孩子到学校，怒气冲冲找到校长和老师说：“我的孩子是天才，你们不理解他！”母亲的这点理解，使得爱迪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

2、有一天，孟子逃学，孟母非常生气，拿剪刀把织布机上的布匹割断。孟子连忙跪在地问原因。母说：“读书就像织布一样。要一线一线地连成一寸，成一尺， 一丈、一匹，织完后才有用 。学问也必须日积月累。如半途而废，就变成了没有用的东西。”

Ⅱ 古代名人关于父爱的小故事

五子登科这个故事不错

Ⅲ 关于父爱的事例，我要5葛，每个200字左右，谢谢

1 孟郊在《游子吟》中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 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字里行间流露着母子深情，字字句句倾诉母爱之魅力。我们如今正沐浴着母爱织成的阳光吮吸着充满母爱的琼浆玉露。母爱伟大，父爱亦然，父母给予我们的是他人所不能及的无私的爱。

2 达芬奇的父亲：充分发展孩子的兴趣

著名画家达芬奇的父亲彼特罗是一位令人称道的好父亲，他培养孩子的信条就是：给孩子最大的自由，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

6岁那年，达芬奇上学了，他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知识，但对绘画最感兴趣。一天，他上课不专心听讲，还给老师画了一幅速写。回家后，达芬奇把速写给父亲看，父亲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夸奖他画得很好，决定培养他在这方面的才华。

正是因为父亲如此开明，达芬奇才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爱的绘画中，甚至敢画画恐吓老爸。一次，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盾牌上画了一个两眼冒火、鼻孔生烟，看起来十分可怕的女妖头。为了把父亲吓一跳，他还关紧窗户，只让一缕光线照到女妖头的脸上。后来，父亲一进家就被盾牌上的画吓坏了，可是等达芬奇哈哈大笑地解释完，父亲竟然丝毫没有责备儿子。

16岁那年，父亲把达芬奇带到画家维罗奇奥那里学画画。在维罗奇奥的指导下，达芬奇刻苦学习，掌握了很多绘画技巧，终于成为一代大画家。

3 记得有一年严冬，我上学少穿了一件棉袄，冻得我直哆嗦，我搓着手心里后悔没听妈妈的话。这时听吴微微说：“马凤岐，你爸爸来了！”我走出教室，只见爸爸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件棉袄，说“来，穿上吧”。我穿上棉袄，身上暖和了，心里更是暖洋洋的，爸爸说“以后要注意啊”。我笑着使劲地点了点头。回到家里，妈妈听说我上学少穿了一件棉袄，狠狠的训斥了我一顿，正要打我，爸爸笑着走过来，说“小孩子不懂事，算了吧。”我感激的看着爸爸，爸爸用宽容教育了我

4

小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是父爱，更不明白，父亲有多么爱我，我只知道，是妈妈，日日夜夜得守在我的身边，精心地照料我，悉心地哺育我，是妈妈，为我不辞辛苦地付出，却不求回报，妈妈在我的记忆中，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而爸爸呢，只是在下班后在我的床边守一会儿，只是那么一会儿，短暂而又微不足道，而后，他就又回到书房，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努力，间或也去去厨房，料理一些家事，但陪伴在我身边的，却只剩下了妈妈一个人，从那时候起，父亲其实就已经在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了，虽然只是在下班后在我的床边守那么一会儿，但那一天一度的短暂时光，倾注了父亲太多的心血，那时我不懂，但现在，听母亲提起时，我便在这一瞬读懂了父亲，读懂了他的爱。

5当我遭遇失败和挫折的时候，父亲从来不抱怨我，而是很温和地安慰和鼓励我。我虽然很平庸，但他从没有露出过对我失望的样子。我的一点微小的进步，他都感到欣慰。记得一个女歌手唱过一首赞美父爱的歌，歌词中有一句：“即使全世界都把我遗弃，你仍然把我种在心里最美的园地。”这也唱出了我心中的感觉

父亲是财源，兄弟是安慰，而朋友既是财源，又是安慰。

------富兰克林

智慧之子使父亲快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

------所罗门

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

------武则天

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

------武则天

家庭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

------爱默生

使你的父亲感到荣耀的莫过于你以最大的热诚继续你的学业，并努力奋发以期成为一个诚实而杰出的男子汉。

------贝多芬

父亲，应该是一个气度宽大的朋友。

------狄更斯

父之美德，儿之遗产。字严

父母德高；子女良教。《格言对联》

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唐〗韩愈

人见生男生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唐〗王建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格言联璧》

为人父母天下至善；为人子女天下大孝。《格言联璧》

人生的名人名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采纳我吧！

Ⅳ 体现父爱的名人事例

体现父爱的名人事例：

一、鲁迅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 。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

二、钱基博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

三、梁启超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四、梁漱溟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五、胡适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用功读书的生活，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

Ⅳ 关于名人感恩父亲的故事100字左右

爸爸的教诲像一盏灯，为我照亮前程；爸爸的关怀像一把伞，为我遮蔽风雨。一个父亲胜于一百个教师。

·爸:为了儿的人生您辛苦了大半辈子!今天是您的节曰,儿想对您说:谢谢您,我最亲最爱的爸!

·爸爸，在这特殊的曰子里，所有的祝福都带着我们的爱，挤在您的酒杯里，红红深深的，直到心底。爸爸节快乐！

·敬爱的爸爸，祝福您岁岁愉快，年年如意。

·父爱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老爸!今天是爸爸节,你不知道吧祝老爸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股票”变红”!要不要什么礼物啊不过,得要你报销啊!

·只一句“爸爸节快乐”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喜庆吉曰里对您格外亲切的祝福，包含多少温馨的情义都出自我的内心深处。

·爸爸，今天是爸爸节，节曰快乐哦。虽然，你有时很凶，但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是吗？在这里祝你快乐，健康！

Ⅵ 关于父爱的名人小故事

一、鲁迅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 。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

二、钱基博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

三、梁启超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Ⅶ 有哪些关于父爱的名人故事，要家喻户晓的

刘墉的《没了手的爸爸》里面还提到很多有关父爱的文章。

全文如下：

以前报纸上有个有趣的新闻。台北一个幼儿园的主人为了了解孩子心目中的父母，特别收集了一百多小朋友的图画，发现里面大多数的父亲没有手。

"在孩子心目中，父亲是缺少接触的人。"那个主任这么说。

父亲真是不太根孩子接触吗？

记得有位老教授说过：

"男人就像公鸟，当母鸟在窝里孵但蛋的时候，公鸟的责任就是出去找东西吃。所以男人不能的待在家里，他的天职就是出去工作。男人太爱孩子，会影响事业的发展。"

他这段话对我影响了好久，可是有一看到了一幅精彩的后，我的观念改变了。

上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成千上万的企鹅直挺挺地朝着同样的方向站着，好像千百块"黑头的墓碑"，立在风雪中。

好奇的看完说明，才发现那是正在孵蛋的企鹅。他们把蛋放在双脚上，再用肚腩和厚厚的羽毛包裹着。是那些蛋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中，仍能维持在零上三十七度。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孵蛋的全是企鹅爸爸。

在企鹅爸爸孵蛋的五十多天里，企鹅妈妈会去远方找事物。"她"出走的两个多月中，企鹅爸爸不吃任何的东西，就这样直挺挺的站着。因为只要它们一离开几分钟，那蛋就会冻坏。而小企鹅被孵出，妈妈还没回来时，企鹅爸爸就会吐出自己的胃液来哺育孩子。

在某个生物影片里，看见一种俗名"耶稣鸟"涉禽。照顾幼鸟的工作，完全由公鸟承担。影片里的两只小鸟在水里玩，公鸟则在一边守望，突然看见鳄鱼游过来，公鸟立刻冲到小鸟身边，张开翅膀，蹲下身，把小鸟一左一右的夹在腋下，飞奔而去。

我心想，连鸟类都知道夫妻看情况来调整角色，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许多人反儿认为只能由妈妈照顾小孩。要知道，男人不但会很爱孩子，而且当妻子不让丈夫"动手"的时候，也是剥夺了孩子和父亲相亲相爱的机会。

Ⅷ 关于父爱的名人故事简短

达·芬奇的父亲：充分发展孩子的兴趣

著名画家达·芬奇的父亲彼特罗是一位令人称道的好父亲，他培养孩子的信条就是：给孩子最大的自由，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

达芬奇6岁那年，达·芬奇上学了，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知识，但对绘画最感兴趣。一天，他上课不专心听讲，还给老师画了一幅速写。回家后，达·芬奇把速写给父亲看，父亲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夸奖他画得很好，决定培养他在这方面的才华。正是因为父亲如此开明，达·芬奇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爱的绘画中，甚至敢专门画画恐吓老爸。一次，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盾牌上画了一个两眼冒火、鼻孔生烟，看起来十分可怕的女妖头。为了把父亲吓一跳，他还关紧窗户，只让一缕光线照到女妖头的脸上。后来，父亲一进家就被盾牌上的画吓坏了，可是等达· 芬奇哈哈大笑地解释完，他竟然也没有责备儿子。

16岁那年，父亲把达·芬奇带到画家维罗奇奥那里学画画。在维罗奇奥的指导下，达·芬奇刻苦学习，掌握了很多绘画技巧，终于成为一代大画家。

达芬奇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名叫比埃罗。小时候，他的家里还比较富裕。母亲是一位贫苦的农妇，名叫特丽娜。

达芬奇的父亲一生结了四次婚，唯独没有娶他的母亲，因此，达芬奇成为了私生子，然而，这丝毫没减少他对父亲的爱和恐惧。达芬奇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公证人，佛罗伦萨大行会的会员。父亲的才华和权威，让达芬奇无法忽略他。没有亲生母亲的疼爱，达芬奇试图从父亲那得到关爱，可是忙于公务和脾气暴躁的父亲让他失望了，但他常常独自一人幻想父亲对他种种的疼爱。为了博得父亲的青睐，达芬奇努力做好每件事情。终于，达芬奇在艺术方面的天赋引起了父亲的注意，而父亲给予的只是赞赏，更要命的是把达芬奇送进了佛罗伦萨艺术和雕刻的工会做学徒。来到佛罗伦萨的达芬奇走出了对父亲的幻想，继而走进了另一个幻想。

Ⅸ 关于父爱的名人故事

爸爸去哪儿

Ⅹ 名人父爱的故事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出生在富恩岛上一个叫奥塞登的小城镇上，那里有不少贵族和地主，而安徒生的父亲只是个穷鞋匠，母亲是个洗衣妇。贵族地主们怕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和安徒生一起玩。

安徒生的父亲对此非常气愤，但一点也没有在孩子面前表露，反而十分轻松地对安徒生说："孩子，别人不跟你玩，爸爸来陪你玩吧！"

父亲亲自把安徒生简陋的房间布置得像一个小小博物馆，墙上挂了许多图画和做装饰用的瓷器，橱窗柜上摆了一些玩具，书架上放满了书籍和歌谱，就是在门玻璃上，也画了一幅风景画。

为了丰富安徒生的精神世界，父亲还鼓励安徒生到街头去看埋头工作的手艺人、弯腰曲背的老乞丐、坐着马车横冲直撞的贵族等人的生活，这些经历为安徒生以后写出《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童话故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0)关于父爱的名人故事150字左右扩展阅读

父爱的寓意：

1、父亲从男人的角度，给予子女坚强、自立、自强、自信、宽容，使子女能感觉到与母爱不同的爱。父亲的责备是望激励孩子，然而有时却会适得其反，因此，两者结合，才是最好的理念和方式。

2、在许多人的心里，最难忘的是妈妈的手，爸爸的背，爸爸支撑起了家里的支柱，是伟岸、高大的。父爱如山，是无声的、是深沉的。更为内敛，更为含蓄。而父亲的严厉有时往往只是恨铁不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