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仁者爱人”和墨家“兼爱”的问题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继续强调爱有差等。这

也是他与墨家的“兼爱”分歧最大的地方。孔孟主张爱有差

等，提出爱父子要胜过爱兄弟，爱兄弟要用胜于爱邻居。墨

子“兼爱”的则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

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

《墨子·兼爱中》

）

，这种爱是不分

贵贱和亲疏的。由此可见，孔孟的“仁爱”是“仁者爱人”

，

而墨子的“兼爱”则是“人爱人人”

。这两种爱相互比较就

可以看出，

孔孟之爱是一种有选择的爱，

墨子之爱是一种

“博

爱”

。如果说儒家“仁爱”是人世间美好的善与爱的，那么

墨家的“兼爱”则是人世间广博的“大爱”与“至善”

。正

所谓大爱无疆，止于至善。只有“人人爱人”才能达到“人

爱人人”

，只有“我爱人人”

，才能“人人爱我”

。这种大爱

与至善也正与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

求是一致的。

儒家的“仁爱”是“仁者爱人”

，墨家的“兼爱”是“人爱

人人”

。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美好的善和爱，那么，墨

家的“兼爱”就是广博的大爱和至善。春秋滕国是中国“仁

政”和“善治”思想的试验田，

“善国”不仅是对孟子“仁

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其“善治”理念也受到了墨子

“兼爱”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墨两家共同倡导的“仁政”在

这里双流归一，终成善国。因此，滕州不仅是中华善文化的

发源地，而且还是和谐文化的发源地。

由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

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

《墨子》里有段话说明了这

个分歧，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

“

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

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

“(

《墨子

·

耕柱》

)

巫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说

“

爱我身于吾亲

”

，很可能是墨家文献的夸大其词。这

显然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除了这一句以外，巫马子的说法总的看来符合儒家精神。

因为照儒家看来，应当爱有差等。

谈到这些差等，孟子说：

“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孟子

·

尽心上》

)

孟子同墨者夷之辩论时，问他

“

信以为

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

”(

《孟子

·

媵文公上》

)

对于兄之子的爱，自

然会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

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

(

《孟子

·

梁惠王上》

)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

“

善推其所为

”(

同上

)

。这种推广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

础上进行的。

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这也就是行

“

忠恕之道

”

，回过来说也就是

行

“

仁

”

，这都是孔子倡导的。这其间并无任何强迫，因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侧隐之

心，不忍看得别人受苦。这是

“

仁之端也

”

，发展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爱人。但是同样

自然的是，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爱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观点是这样。墨家则不然，它坚持说，爱别人和爱父母应当是同等的。这会

不会弄成薄父母而厚别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

等的爱。孟子抨击

“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

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一点。

在爱的学说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后的许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过。但是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分歧。这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

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也可以说，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应当行仁义？

不过他的回答是根据功利主义。他强调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强迫和诱导人们实行兼

爱，也与儒家为仁义而仁义的原则不合。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

·

兼爱》篇的话与本章

所引《孟子》论

“

四端

”

的话加以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家的根本分歧。

政治哲学

代表的阶层不同

儒家代表的是落寞的旧贵族阶层

墨家则代表平民阶层

根本利益不一样

因此，墨子的这种兼爱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它根本是不会实现的。

墨家讲兼爱（无区别之爱，爱所有人）与道家讲不爱（不爱所有人即是爱所有人都是一种

博爱

思想都一样

墨子本是儒家弟子，

后因认为儒家学说繁琐而自创一家。

墨家成员多为当时社会

的小手工业者与小贩，

因此主张，

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

其学说偏重于社会伦理。

而道家则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考，即偏重于哲学。

此外，

由于春秋战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阶级都有不同的利益。

墨家主要代

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

因此提出了兼爱一说，

来保证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等基本权

益；道家则代表了在社会旧制崩解中信仰崩溃的上层人士，更关注人们的心理。

其思想实质并不相同。

因此，墨家的出现是当时社会各阶级矛盾斗争的结果，有深刻的社会因素。

关于墨家和道家

:

一

,

墨家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

,

道家则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

二

,

墨家的影响主要限于先秦

(

至少表面上如此

),

道家的影响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是中国仅次于儒家的第二大学派；

三

,

墨家提倡生产劳动

,

道家则是脱离生产劳动的

;

四

,

墨家的影响主要限于下层社会

,

而道家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

;

五

,

墨家的核心思想是

"

兼爱

"

和

"

非攻”，

但主要是通过和平方法和个人行动来阻

止战争；而道家则主张清静无为，并不反对战争，且对军事思想有贡献；

六，在哲学上，墨家主要贡献是逻辑，而道家的长处则体现在直觉上；

七，两家都对科技有贡献，都主张节欲．

八，墨家是集体主义，道家则可以说是个人主义；

九，墨家主张”明鬼”，而道家则从鬼神的影响中跳了出来．

十，墨家为达到目的往往不惜牺牲自己，而道家则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

十一，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

全部成员只服从于”巨子”一人，

而道家则没

有严密的组织．

十二，墨家主张用贤能治国，道家则反对”尚贤”，主张无为政治．

（本文原发期刊：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滁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六期。）

孔子创立了“仁”的学说，并将“仁”的最基本含义确定为“爱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从人从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的解释是：“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可见，仁爱的“仁”字本身就表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对于“仁”的最基本内涵，孔子在总结前人及同时代思想家关于“仁”的含义的基础上明确以“爱人”释“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讲的爱人，不仅指爱自己的亲人，而且指爱所有的人。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说明了孔子“仁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质，因此，郭沫若把孔子的“仁道”称为“人的发现”[1]孟子把孔子的“仁爱”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扩展，突破了人类的范围而达至于万物，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墨家之爱的基本范畴是“兼爱”，“兼”字在许慎《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异也，又从持禾禾，兼持二禾。”一只手持两棵谷子，引申为总、全、兼顾之意。“兼爱”的基本含义是“兼相爱”，墨家明确主张：“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中》）“仁爱”、“兼爱”都主张普遍地爱人，但“仁爱”说肯定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律能力；而“兼爱”说则对人的道德理性和自律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人只能在外在他律的约束下被动地、被迫地施行“兼爱”。

一、自律与他律的人性基础

（一）自律的人性基础

孔孟儒家的“仁爱”说及“仁爱”之自律性是建立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的。孔子没有提出系统的人性理论，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学而》）认为人的本性相近，具有可塑性，关键看后天的习染。但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民众受到礼仪教育、道德感化后,可能具备廉耻之心和自我约束、自觉行仁的能力，而外在的刑政约束只能使人暂时地免予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人为什么在德政、礼教之后具有廉耻之心？在孔子看来,因为人之本性中有乐于接受德政、礼教的善根，隐含着自觉行仁、为善的种子，人性是趋善的，所以“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未明言的人性趋善论被孟子发展为明确的人性善论。《孟子》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虽然孟子认为人性当中有人之喜怒哀乐之自然情感、饮食男女之自然欲望（这在孟子看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性），但他更强调人性是人之异于禽兽、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即道德属性、仁。张岱年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2]孟子宣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在此，孟子明确把恻隐之心即仁之端说成是人先天皆有的共同本性、本能、良知、良能，是人的本质规定，认为人先天的、内在于心的恻隐之心就是仁爱的人性基础，有了这一人性基础，仁爱就不是强制的、功利的和伪善的，而是道德主体出于本性、发自肺腑的道德自律、自觉、自为的爱，旨在成就道德自我之完善，并由此实现社会至善。

（二）他律的人性基础

尽管现存的墨家典籍中没有“性”或“人性”的概念和系统理论，但从墨家的伦理学说和政治主张中仍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有关人性的观点，正如徐复观所说：“墨家无人性论，但并不是没有此一问题。”[3]因此墨家的“兼爱”说及“兼爱”之他律性是有其人性基础的。《墨子》曰：“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墨子·节葬下》）“人情也，则曰男女”，（《墨子·辞过》）“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子之所以养也”，甚至说：“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墨子·七患》）对人的本能欲望、衣食之需予以高度肯定。墨家认为，人具有欲利恶害、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这一自然本性本身无所谓善恶，恰如素丝之“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墨子·所染》）但这种“欲”的自然人性易受环境的浸染与引诱而膨胀，可能导致恶的行为后果，“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墨子·七患》）因此需要利用理性的“知”的力量对自然的“欲”加以合理的节制。《经上》曰：“为，穷知而悬于欲也。”（《墨子·经上》）意思是说“穷”于“知”而受“欲”的宰制就会出现错误的行为。“墨家似乎认为应该以‘知’制‘欲’，有‘性恶论’的倾向，但它并没有否定‘欲’，而是从更高的层面上肯定‘欲’的价值，因为制‘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免‘欲’的完全落空。墨家认为，人的本性虽是‘欲利’（或称为‘爱利’）而‘恶害’的，但是，如果听任人的‘欲利’本性的无节制扩张必然会出现‘人对人象狼’的情景（‘若禽兽然’）。”[4]墨家认为，要使得人的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而不受损害，就应该人人“交相利”，在情感上就应该“兼相爱”。（《墨子·兼爱上》）但“兼相爱”如何从“应该”变成“事实”，在墨家看来，人类按其欲利本性不能实行“兼相爱”，人不具有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律能力，因此需要外在的他律作用，古代民始生未有刑政他律时，天下欲利、争利且不得节制而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就是明证。从人欲利恶害、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出发，墨家对人的理性的信任仅限于工具理性，对儒家所推崇和信仰的道德理性的力量是极端怀疑的，认为人不可能出于道德理性而兼爱他人，只会从工具理性出发，在外在的威逼利诱的情况下，被动地、被迫地施行兼爱。即，兼爱的实现只能靠外在的他律。

二、“仁爱”的自律性与“兼爱”的他律性

（一）“仁爱”的自律性

从人性善或人性趋善出发，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仁爱”是道德主体出于本性、发自肺腑的道德自律、自觉、自为的爱，是道德主体人格完善的内在需求，而非出于外在的功利的考量和推动，也非宗教、政治法律的强迫。因此将施爱的动力和约束力归于人自己，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肯定人具有被道德感化、道德自律和自省能力。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坚信“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见孺子将入于井自然而然产生的怵惕恻隐之心及由此引发的救孺子的道德行为没有掺入丝毫的个人利害的考量，是道德自律的结果，在道德动机上是纯善的。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仁义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它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源、动力，而不是外在目的。《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强调君子在任何时候，即使在没有外在监督、约束的情况下也应该谨慎地自我反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将外在的伦理规范内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通过道德自律最终成就“仁”。可见，儒家施行“仁爱”靠的是道德主体的自律、克己和内心反省，时时处处对自己进行道德审判，使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成就道德自我。尽管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认为“礼”是成全“仁”的外在性、他律性道德规范；也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指出当政者的道德权威对于其他人居仁由义的他律作用。但孔孟儒家强调，人之所以能“仁爱”在于内在的人性趋善，人之所以要“仁爱”在于张扬人性，成就道德自我，“仁爱”的施行在于人具有道德情感、道德理性和道德自律能力。在孔孟儒家看来，外在的“礼”的规范和道德权威只是达至、成全“仁爱”与“仁政”的必要手段，仅靠外在的他律约束而施行“仁爱”是缺乏生命力的。因而孔孟儒家“仁爱”的自律性特征是毋庸置疑的。

（二）“兼爱”的他律性

与儒家不同，墨家从人欲利恶害、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兼爱”并非人的内在精神需求，而是能使人更有效地满足物质欲求的权宜之计，是人出于外在的功利的考量或宗教、政治法律的强迫的结果。尽管墨子曾多次告诫墨家弟子“反之身”，要求加强道德自省、自律，墨子及众弟子在施行“兼爱”的过程中也确能经常自省、自律，但可以说墨子的“反之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墨子说：“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墨子·修身》）显而易见，墨子所谓的“反之身”并非像儒家那样是出于人的内在精神需求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是有名利考量的。如果说儒家依靠人心中的道德法庭作为“仁爱”保证的话，那么，墨家用什么作为兼爱保证呢？墨家认为，兼爱的施行主要依靠外在的威逼利诱，需要他律即上天所欲、上者所命、名利诱惑。出于利己的动机，在外在的威逼利诱下，被动地、被迫地施行“兼爱”，以获得利己的效果。墨家对国家政权、政治制度和“墨者之法”等上者所命的权威性和他律之有效性是肯定的，认为它们能够通过赏善罚恶为“兼爱”的施行提供有效的外在支撑。但是墨家认为，这一外在支撑的力度尚显不足，特别是对上层统治阶级力不能及，其权威性和约束力不够，尤其是罚恶不够，因而不能确保他们施行“兼爱”，墨家于是将“兼爱”的终极保证诉诸于天。墨家宣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政治制度和“墨者之法”权威性之根源在于天，应“法天”（《墨子·法仪》）“上同于天”（《墨子·尚同上》）。并声称“兼爱”是天之所欲，“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墨子·法仪》）“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天博爱无私，天欲人“兼爱”，人顺之得赏，违之得罚。墨家借助于上天来增强“兼爱”意志的权威性和强迫性实在是其无奈之举，体现了小生产者地位和思想的阶级、时代局限性。墨家除了借助于上天的权威，还借助于鬼神的力量来推行“兼爱”，宣称鬼神是赏善罚暴的，并且不分亲疏贵贱，“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墨子·明鬼下》）墨子借助天志和鬼神的权威诱使墨者及普通民众施行兼爱，更为了约束统治阶级，迫使他们“兼爱”大众。当然，“墨子可能实际上完全不相信‘天’、‘鬼’，他的‘天志’、‘明鬼’学说，只是一种‘神道设教’的手段。”[5]这一靠他律诱迫人实行“兼爱”之手段、策略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愿望，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社会批判意识和反抗精神，必将对封建等级制构成严重威胁，因而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遭到他们的排斥。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十批判书[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1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84

[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75

[4]杨建兵墨家人性论略[A]任守景,等编墨子研究论丛:九[C]济南:齐鲁书社,2010:657-658

[5]童书业先秦七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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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孟子与农家的争辩：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

以驳论为主的议论文，文章主要驳斥农家“贤者与民并耕”的主张，论证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还驳斥了农家“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的观点，指出“市贾不贰”会带来人情作伪和扰乱国家的恶果。此外，文中还斥责陈相的背叛师道为不义之行为。所以，在理解本文时，要注意对以下重点内容进行把握。

1本文采用的论证方法

（1）运用演绎论证法，驳斥“君民并耕”的片面观点。作者采取步步追逼、请君人豰的演绎论证方法。首先借陈相之口摆出农家学派的观点并不直接反驳，而是从打听许行的日常生活人手，设下一个大圈套，以一连串的问话，诱使陈相钻进圈套中：许行用粟交换陶器，用粟交换工具，与百工交易。陈相只得承认许行除了自耕自食外，并不能自陶自冶，一人尽百工之职。然后作者再抽紧圈套，用反法从陈相口中引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结论。至此，“贤者与民并耕”的片面观点不攻自破，从而自然而然地演绎出圣人治理天下同样不可耕且为的正面结论。

（2）运用归纳法，证明“劳心者治人”的观点时。作者采用了大肆铺陈、最后反诘的归纳方法。首先花大量笔墨铺陈尧、舜、禹、益、后稷等圣人治国安民的大量事实，宣扬了他们治国安邦的伟大业绩，从三个方面论证圣人因“劳心”而无法与民并耕：一是圣人为平天下而忧，不得耕；二是圣人为教育人民而忧，无暇耕；三是圣人为寻求人才而忧，不能用心于耕。大量的事实先造成一种不容争辩的气势，然后用反诘句（如：“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岂无所用其心哉？”）点拨，作者所持的“劳心者治人”的正面论点就不言自明了。

（3）运用对比论证方法，驳斥陈相兄弟背叛师道之不义。作者分别列举陈相兄弟“师死遂倍之”的不义之举与子贡、曾子等人怀念孔子的感人行为，两者一对比，陈相兄弟背师叛道之不义就更加鲜明突出了。

（4）采用演绎方法，驳斥农家“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的片面观点。孟子采用与农家相同的事实，却推导出与之相反的结论，与农家针锋相对，从而更加理直气壮，有力地反驳了农家“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的片面观点。

2修辞手法

（1）文章多次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或使论点层次清晰，或使论证的论据充分，其作用是大大增强了文章的雄辩气势。如：“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日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等等。

（2）文章大量运用了反法的手法，先列举大量论据进行充分论证，而后用简练的反这句收结。通常可以收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不直接说出正面结论，令对方思而得之，更有启发诱导力量；二是反法语气更有逼人气势，使人难以招架。如：“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岂无所用其心哉？”

孟子与墨家的争辩：

按照墨子的学说，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而按照儒家的学说，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在《墨子》书中已指出了两家的差异。有一位巫马子，对墨子说：“我无法实行兼爱。我爱邹(邻国)人胜于越(远邻国家)人，爱鲁(本国)人胜于邹人，爱我乡人胜于鲁人，爱我家人胜于乡人，爱我亲胜于家人，爱我身胜于爱我亲。”

。《滕文公章句上》第5节记载，有一位墨家人士夷之与孟子交往的故事。孟子问夷之是否真的相信，人爱邻居的孩子可以和爱自己弟兄的孩子一样，因为人爱自己弟兄的孩子总是自然要比爱邻居的孩子多些。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由此前进一步，人应当把这种爱推广到邻居和社会其它成员。 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它人，就是实践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仁”的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因为人的本性就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受苦。由这一点善端推而广之，就使人自然地爱别人；而且也同样自然地爱父母多于爱众人。

这是儒家的观点。墨子则坚持爱众人与爱父母应当没有差别。不管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少爱一点父母，或多爱一点众人，总之，是要消弭儒家主张的有差别之爱。

对儒家来说，人为什么要行仁义，是不需要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墨家则必须回答人何以需要行仁义这个问题。墨子的回答是为了功利的缘故；为此他求助于超自然和政治的强制力量，这与儒家主张道德必须出于人的自愿，又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把《墨子》书中关于兼爱的三章与《孟子》书中论人性中德之四端相比较，这种根本分歧是十分明显的。

墨子的管理思想

一、墨子的思想

墨子是一个代表小生产者、普通老百姓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他也想追求社会的和谐。但他是从小生产者、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追求社会和谐的。通过学习墨子的管理思想，可以为领导者、管理者了解下属、了解员工提供帮助。

1、墨子的人性观

讲到管理，就要谈到对人的看法，儒墨道法各家没有不讲人性的。孔子讲“性相近也”，孟子讲“人性善”，荀子讲“人性恶”，都是在说对人的看法。管理从形式上来讲，是人、财、物的协调，从本质上看则是对人的管理，因为财、物是受人支配的，所以管理的关键是管人，而管人的关键是管心。 但是心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孟子有孟子的看法，荀子有荀子的看法，法家有法家的看法，道家有道家的看法，墨家也有自己的看法。

墨子认为动物都是依靠本能而生存的，而人不一样，人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意思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劳动，人能通过劳动得到财富。动物不行，动物只能获取大自然的果实，而人可以通过劳动、加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基于此，墨子主张“劳而后获”，坚决反对不劳而获，对那些侵吞他人、集体、国家财务者，坚决地给予道义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制裁。 在“劳而后获”这点上，儒家和墨家是一致的。孔子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这是讲官员在侍奉君主时，要谨慎认真地工作，把拿俸禄的事放在后面。儒家和墨家的不同不在于对劳动的看法方面，而在于分配方面。儒家主张有差别、有等级地分配，墨家主张无差别、无等级地平均分配。

2、 墨子的义利观

所谓义利观，是指如何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一套准则。法家有法家的义利观，道家有道家的义利观，儒家有儒家的义利观，墨家也有自己的义利观。 墨家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原则是六个字——“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说，你对自己的东西特别珍惜，那么也要珍惜别人的东西，你不能侵吞别人的东西为己有。既要尊重自己的产权，也要尊重别人的产权。

再讲一下墨子的“义”与孔子的“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在墨子看来，“利”指国家、人民的利益。墨子总讲利。“义”的对立面：“亏人自利”

注：墨子口不离利，最反对“亏人自利”。在墨子的心目中，“利”是天下之公利，所谓“义”就是“兼相爱，交相利”，为天下之公利，而不是个人的私利而奋斗。

标准：三表

A、与古帝王之说是否一效。B、老百姓是否得到利益。C、国家是否得到利益。

在关于“义”的问题上，孔子强调既要自己富，也要别人富。孔子不但不反对求富逐利，而且认为不求富贵才是可耻的。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墨子的“义”则更多地强调天下的功利，认为利于人的就是义，不利于人的就是不义，有比较浓厚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色彩。墨子的偶像是大禹，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墨子的“口不离利”，孔子的“罕言利”（《论语·子罕》）以及孟子的“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有人说还是墨子实在，孔子和孟子太虚伪。话不能这么讲，他们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的不同行为方式是受到本阶级的生存状况和生产状况的限制而产生的。在农村，人们见了面，经常讲“吃了吗”，“挣多少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物质上还没有得到相当的满足，更追求物质。在发达的城市里，人们见了面，往往是说“你好”，“对不起”这些话。他们讲不讲钱？也讲，但至少公开的场合上很少讲。你起码能从他的话里边感受到，他们物质生活很满足，追去精神生活；眼前利益满足，追去长远利益。显然这是不同的生活状况、生产状况所导致的人的行为的差别。

墨子为什么“口不离利”？因为他代表着劳动阶层的利益。劳动者多是小生产者，资产规模小，强调如何扩大自己的资产规模，当要“口不离利”。孔子、孟子代表着职业官员、职业经理人的利益，由于领导的岗位不是具体地创造财富，而是制定合适的政策、制度并通过这个杠杆，让别人高兴，让别人高兴了，能够努力地工作，上交一定的利润，他们也就富裕了。假如领导总是讲利益，那就有问题了。你有权力，又对利益那么感兴趣，自然倾向于利用手中的权力修改政策，将别人的利益据为己有。不能说儒家虚伪，只是不同阶级的思想家，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提出来的或者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有所不同。

那么如何证明一个人的行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呢？

墨子提出三个标准，也叫“三表”，即一是看与古帝王之说是否一致。古帝王之说往往反映社会的长远利益，因为古帝王往往就是这个时代、社会的集中代表与体现，与古帝王之说是否一致，反映了是否代表了社会的长远利益。二是看老百姓是否得到利益。三是看国家是否得到利益。这说明做***都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民高兴了，国家才能兴旺。

墨子非常强调“义”，“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墨子认为，“利”是相互的，是互利。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2）墨子义利观的本质：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墨子特别强调国家政权稳定，小生产者保护不了自己。

3、墨子的生产思想

生产思想：“生之密，用之节”，反对奢侈品生产，主张转向日用品生产。

1）“生之密”：“君子强听治，贱人强从事”。墨子认为，民有三患，“寒者不得衣，饥者不得食，劳者不利息”

2）解决办法：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人口。二者之中，又以增加劳动人口为主。

3）增加人口的办法有二，积极之法为多生孩子，早婚。消极之法为除寡人之政（保证现有人口存活），主张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反对王公大人蓄私（妻妾不能太多）。

墨子的生产思想是“生财密”，“用之节”。（《墨子·七患》）

“生财密”的意思是勤快地生产和工作；“用之节”的意思就是过节约的生活。“生财密”，“用之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勤俭。

所谓“生财密”就是按照岗位职责做好自己的工作。墨子讲，君子要“强听治”，贱人要“强从事”。（《墨子·非乐上》）每个人都要完成自己的岗位工作，按岗位要求办事。墨子认为当时的老百姓有三个忧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劳者不得息”，太累了顾不上休息，因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也逐渐地像西方一样，增加休息时间，因为工作的目的还是生活。

具体来讲如何做到“生财密”呢？墨子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二是增加劳动人口。二者中以增加劳动人口为主。因为劳动时间要受到一天24小时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地延长；另外，你起早贪黑地工作，今天的工作时间增加了，明天就减少了，对身体的长远健康和未来不利，也不利于家庭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墨子把重点放在增加劳动人口上。

那么如何增加人口呢？墨子的办法有两个，直接的办法是多生孩子。当时的社会习俗是男三十女二十结婚，墨子说太晚了，他主张男二十女十五结婚，实行早婚政策。这样人口可以成倍增加。墨子的这个主张后来在生活中贯彻下去，不仅是男二十女十五结婚，有的更早。还有的如徽商，男的出去经商，怕万一经商回不来，得先给家里留个后代，往往是十二三岁就结婚，十四五岁生了孩子，然后出去经商，这也是由社会生产状况决定的。

另一个办法是消除“寡人之道”。（《墨子·节用上》）“寡人之道”就是人口减少的政治。保证现有人口存活的办法，一是“非攻”，坚决反对打仗，打仗要死很多人，要有很多人残疾，好不容易出现的人口一下子又没了，多浪费生产力啊！另外男人打仗，夫妻老不在一起，又少生孩子了。墨子说，一场战争“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墨子·节用上》）因此，墨

子一再疾呼，要制止因“不相爱”引起的非义之战。二是“节用”、“节葬”。墨子认为***节用，老百姓的剩余就多，质量也还，更健康。三是反对王公大臣蓄私，他举例说，王公大臣往往有很多老婆，他们老婆多了别人就没有老婆了，天下又要少生不少孩子。

4、墨子的消费思想

A、以满足基本生理需要为标准的节用论，标准是否吃饱。

B、以限制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特权为目标，主张“去大人之好聚珠王、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

好处：（1）可以为简单再生产提供条件；（2）可有社会剩余，加强粮食储备；（3）统治者可在国家的武装力量上储备——兵备；（4）可以维持社会安定，“俭节则昌”，反之则亡。

墨子的消费思想是以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生产需要为标准的节用论。

节用的标准是：是否过一种温饱的生活。墨子说，在饮食方面，能吃饱就行，不要“五味之调，芬芳之和”；更不可以吃“远国珍怪异物”；衣服能穿得暖就行，不要“锦绣文采”；房屋“冬以风寒，夏以暑雨”就可以；交通只要结实、坚固，能任重致远就行。总的原则是，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费实用即可。

墨子的节用既限制统治者，也限制被统治者，主要以限制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特权为目标。“去大人之好聚珠宝、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墨子·节用上》）

节用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可以简单的再生产创造条件；二是可以加强粮食储备，抵御天灾人祸；三是统治者可以在武装力量上增加储备，加强国防力量。

5、墨子的储备思想

墨子重视储备，提到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高度，他把国家和私家都保持三年粮食储备看作是保证国家、人民抗御天灾、战祸的最低限度的储备，称之为“国备”。

墨子还特别重视储备，他强调国家和私家都要三年储备一年的粮食，十年储备三年的粮食，三十年储备十年的粮食，这是保证国家、人民抵御天灾、战祸的最低限度的储备，他把这称为“国备”，说是要能做到这一点，再大的天灾人祸也能抵御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小农经济规模太小，抵御不了天灾人祸的打击，而且农业社会也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般六年一个小周期，十二年一个大周期，的靠着储备来抵御危机。鉴于此，墨子特别重视储备。

二、墨子管理思想的评价

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墨家思想有广大的社会基础，直到今天仍需要研究墨家思想

1、集中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思想意志。小生产者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规模小，无力抵御天灾人祸的打击。因此墨子一方面主张增加人口，发展相对的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主张社会清平，要求稳定的能勤俭致富的社会环境，希望明君、鬼神保佑，把希望和命运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墨子的管

理思想既主张强化政府的权威（若政府高效廉洁的话），又隐含着如果统治者不按天道行事就可以推翻之意，因此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说。墨子对领导的要求很高，如果领导做不到，往往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2、有浓厚的禁欲主义、平均主义色彩。在社会混乱时代，个人不能保住家庭命运，墨家思想大行其道，一旦社会清平，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墨家思想便退隐一边，被儒家思想所代替。因为儒家强调过与财、身份相适应的生活，反对禁欲。富有富的活法，“食不厌精”，（《论语·乡党》）；穷有穷的活法，安贫乐道。儒家思想有弹性，能适应各种情况。儒家还强调富而教，要求过文明健康的生活。穷人更追求物质，富人更追求精神生活。因此，孟子、荀子都大批特批墨子。

3、墨子思想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兼爱”、“非攻”主张上。因此遭到孟子的有力批判，指责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上》）“兼爱”、“非攻”，要求人们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别人的父母。理想虽然高远，但却没法操作，这也是墨家思想空想的地方。

4、墨子思想有浓厚的革命色彩，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完全否定。在商鞅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主张以前，墨家已用“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论点否定了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这不是墨子一家的主张，儒墨道法各家都有这个主张。孔子早就按照才能和品德来选官，孔子办学就是要培养君子（领导者），他把君子（领导者）的标准都改变了，以前都是按血统论谁是君子，孔子改变了这样的规矩，主张按照才能和品德选官，不是按照血统，而是按照谁的能力强，谁的品德好、谁更能为社会造福来决定谁做官。皇帝的位置也是这样，皇帝不对老百姓好，就要被老百姓推翻，也不是终身制的。

5、和儒家中庸的思想相比，墨家思想显得比较过激（消费方面、爱人方面、尊贤方面等）。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过一种温饱的生活；在爱人方面，墨家主张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别人的父母；在尊贤方面，墨家主张一旦发现有能力的人，当场提拔，超级提拔。当场提拔，超级提拔当然也有道理，但做***是要管人民的，应当了解人民，做“直升飞机”上去当官，不了解人民，自然也无法***民？“绝则反”，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也是墨家思想后来销声匿迹的一个原因。墨子的思想里也是有弱点的，它适合于环境恶劣、穷困的时候，一旦社会富裕、和平年代到来，他的思想便显得不合时宜，要被社会所抛弃。

这是我们讲的墨家的管理思想，是以儒墨对照来讲的。就在儒墨两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种声音认为，什么“仁爱还是兼爱”，什么“君权还是民权”，什么“改良还是革命”，都没有意义。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虑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要考虑不做什么和怎么不做。也就是说，顺其自然，或者无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对，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爱）是扬汤止沸，后者（兼爱）是杯水车薪。正确的方案是什么呢？釜底抽薪。

　　老子孟子孔子墨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那老子孟子孔子墨子关系是什么下面是我为你搜集老子孟子孔子墨子关系，希望对你有帮助!

　　老子孟子孔子墨子关系

　老子，(约公元前571-471年)，姓李名耳，字聃，华夏族，楚国苦县厉乡区仁里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被后世称为“道教始祖”。

　孟子，(约公元前372-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邹人(今山东邹城)，是孔子的孙子的弟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 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和孔子并称“孔孟”。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学说。并且反对杨朱，墨翟。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巴邑(今河南商丘市巴邑县)。他的祖先和墨子一样，都是商汤后裔，是 历史 上著名的大思想家，大 教育 家，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受业于老子，完整的构建了“德道”思想体系，主张“仁礼”，体现了人道精神，最高理想是“大同”。并且坚持“克己复礼”。被后人称为“孔圣人”，“天纵之圣”。

　墨子，本名墨翟，生卒年不详，相传是鲁国人，长期在宋国居住，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 军事 家和社会活动家。自立门户，创立了墨家学说，并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的思想主张。

老子简介

　老子，本名李耳，又称作老聃，大约生于公元前571年，老子是春秋时楚国人。老子早年时期曾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官，差不多就是现在的图书管理员。老子是道教的教祖，他主张无为而治，用道来解释宇宙的变化起源，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自然 客观规律。

　其实关于老子的历史真实身份说法并不统一，历史上有人认为老子就是楚国人老莱子，跟孔子处于同一个时期，老莱子一生著有十五部书籍，都是宣传发扬道家学说;还有的人认为周太史儋就是老子的真实原型，他的活动时期是在孔子之后的100多年，这又与孔子问学于老子的历史 故事 不相吻合。

　司马迁的《史记》对老子的历史确切身份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记载，只是大约给出了一个可能，文字记载为“老子亦老莱子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司马迁认为老莱子可能就是老子。

　老子在历史上的真实身份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老子在道家的身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老子是道教始祖，出函谷著《道德经》的道教不朽化身。

孔子简介

　孔子，春秋时期人，以子为姓，氏为孔，名为丘，字仲尼。他出生在如今的山东曲阜，而原籍则在现今的河南商丘。孔子之名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被人们广为熟知，他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孔子曾跟随老子学习，学成后带领着一些弟子周游列国十余年。晚年时孔子修订了《诗》《书》等六经。据传，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其中德才兼备的人有七十二个。在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以及他弟子的弟子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语行为和思想记录下来，并整理成册，命名为《论语》，此书后来成为了儒家的经典典籍。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在思想方面的成就非常大。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和“仁”，他主张道德上的仁爱思想、政治上的礼治思想，并且崇尚世界大同， 天下 为公。不仅是道德与政治方面，孔子还提出了不少其他方面的思想。例如他提出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富民思想;因材施教、不耻下问的教育思想;重视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等。从孔子的各种思想中就可以看出，他并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同时还是政治、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大家。

　孔子一生成就无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备受世人的赞美和传颂。后人也利用了建孔庙、建祠堂、拍**等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伟大的人，使他的 事迹 得以一直被流传。

1 孔子生平故事

2 中国历史人物孔子简介

3 孔子的历史简介

4 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简介

5 关于孔子的生平简介

6 孔子的生平简介

7 孔子的主要思想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回答是，由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

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墨子》里有段话说明了这

个分歧，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

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墨子·耕柱》)

巫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说“爱我身于吾亲”，很可能是墨家文献的夸大其词。这

显然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除了这一句以外，巫马子的说法总的看来符合儒家精神。

因为照儒家看来，应当爱有差等。

谈到这些差等，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辩论时，问他“信以为

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对于兄之子的爱，自

然会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

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推其所为”(同上)。这种推广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

础上进行的。

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过来说也就是

行“仁”，这都是孔子倡导的。这其间并无任何强迫，因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侧隐之

心，不忍看得别人受苦。这是“仁之端也”，发展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爱人。但是同样

自然的是，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爱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观点是这样。墨家则不然，它坚持说，爱别人和爱父母应当是同等的。这会

不会弄成薄父母而厚别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

等的爱。孟子抨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一点。

在爱的学说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后的许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过。但是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分歧。这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

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也可以说，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应当行仁义？

不过他的回答是根据功利主义。他强调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强迫和诱导人们实行兼

爱，也与儒家为仁义而仁义的原则不合。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兼爱》篇的话与本章

所引《孟子》论“四端”的话加以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家的根本分歧。

政治哲学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墨家的国家起源论，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理论。现在再看儒家

的国家起源论，又与它不同。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

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

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

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

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