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元宝是什么样的？

淳化元宝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听过呢？那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淳化元宝的发源始；

淳化元宝是北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开始铸造。相传钱文为宋太宗赵光义手书，即所谓的“御书体”，分楷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而楷体一种的“元宝”二字仍然属于“隶书”。顺时针旋读，光背。

该钱是用北宋太宗淳化年间（990年）铸造流通中的一枚“淳化元宝”铜钱，在钱背雕刻阳文左立、右坐于祥云之上的两尊佛像（指善财童子和观音菩萨“称童子拜观音”），他们的形态、位置、大小都与沈鸣镝文中金质佛像图录大致一样，这说明古人是以淳化元宝金佛像钱为样，又巧借淳化元宝铜钱钱缘的宽度和钱肉的厚度来刻琢凸起的画面自然、清晰庄严，足见当时的金属雕刻工艺水平，如雕刻过程刀法精炼纯熟，刀刀如削不留刀迹，使整个画面纹路纵横流利、曲折起伏。又从实物中看出，作者不但要勾勒出凸起的图案，又要掌握钱肉的厚度，才能在钱背空白之处刻削得恰到好处，从而增强画面人物和祥云的立体效果，透露出秀拔之气。最精妙之处是把原淳化元宝佛像金币的佛像重新在流通“淳化元宝”铜钱上复制刻琢出来，这又充分说明古人对淳化元宝金佛像钱仰慕之心。

中国最早发现宋代“淳化元宝”佛像金钱是在1988年春。从实物看，该钱径24mm，厚12mm，穿径5mm，佛像突出浮雕2mm。我国当代收藏家、著作家、钱币鉴定家华光普先生在其专著《彩照中国古钱目录》(哈尔滨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1版)中。宋代是中国古代金属铸币和使用非常发达的时期。宋初的淳化元宝有宋太宗亲自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即所谓御笔钱。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的多种钱币都是宋徽宗所书，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元通宝的文字则有司马光、苏东坡写的。此外，还有不少钱

币上铸有各种图案或标记，如开元通宝上铸有星、月、太阳、星月、双月、莲纹等等。有一种开元钱，在穿孔的上面有一仰月如，也有作俯月的如。此月文来源，有人说是在向皇帝进呈钱模腊样时，被皇后掐了一指甲印，铸钱时不敢改动，就遗留在钱背上。更有人说这“月文”是杨贵妃的指甲痕，金朝人曾写过“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另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受到西域钱币上铸星月图案的影响，是钱币的一种图案或标记。

“淳化元宝”金钱背所铸的两尊佛像，均有莲花宝座和祥云依托。莲花是佛教的象征，说明这种金币与当时的佛事活动有一定的关联，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之后，唐代时发展到了兴盛阶段。但是，由于五代时期地方割据，致使佛教受到了摧残。到了宋代初年，宋政权对佛教进行了适当的保护，停止对寺院的废毁，并派人去印度求法，使佛教得到了恢复。五台山出土的这批佛像金钱，是宋太宗淳化年间巡幸五台山时烧香敬佛专门铸造的，充分显示出宋政权对佛教的重视。

相关故事

“淳化元宝”金钱出土后曾被民工私分并倒卖，后来到了香港钱币市场，一枚金钱可以换一辆豪华轿车，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河北省阜平县公安局破获了这起特大倒卖古金币案件，收缴宋代“淳化元宝”金币1343枚。为此，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举行了颁奖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

“淳化元宝”金钱背面的两尊佛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右为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观音菩萨，左为双手合十微向右侧站立在莲花瓣座基上的善财童子，当为一幅童子拜观童的画面。

市面上所见的都是伪品，其中纯金铸成的较少，大都是用杂铜铸成，粗糙低劣，或外刷一层金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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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传统法式，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

《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录汉章帝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被誉为“法帖之祖”。中国最早书帖《淳化阁帖》是公认仅存的孤本，因其中3卷是摹刻王羲之书迹的专卷而被视为无价之宝。

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

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

明王铎《拟山园选集》卷三八《跋淳化阁帖》：“兹《淳化》八本，先得之葵丘（睢州又称葵丘、睢阳）袁氏六焉，后得粤东李氏二焉，皆宋拓枣木，似王著初本也。”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致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睢阳袁氏本、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等较著名。然以上海图书馆藏明袁枢、袁赋诚父子递藏本，又称《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为最佳，2017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部珍藏版。

传世的《淳化阁帖》宋拓善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十卷本，为明代袁枢、袁赋诚家族藏本，也称睢阳（尚书）袁氏藏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淳化阁帖》（泉州本）十卷本。香港中文大学藏《宋拓淳化阁·王右军书》（泉州本）残本（卷六、卷七、卷八之残本合并本）等。

宋淳化三年（992年）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重要节点，它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淳化阁帖》的刊刻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淳化阁帖》开启了官刻丛帖之端，从而掀起了官私刻帖之风。

2019年03月，又见明代拓本《淳化阁帖》亮相嘉德四季第53期迎春拍卖会。

闹婚恶俗都是农村的吗

直击农村闹婚“恶俗”：人人喊打却又无可奈何，怎么办？

◆ 农村闹婚“恶俗”人人痛恶喊打，但又无可奈何，常常被裹挟其中推波助澜

◆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

每年腊月，是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结婚的“高峰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原本该是人生大喜的婚事，在一些地方却由于闹婚“过火”变成了不堪回首的囧事。捆人上树、肆意扮丑、拳脚相向等不良现象频频出现，甚至出现猥亵妇女等违法违规行为，让风俗变恶俗、热闹变胡闹、闹婚变闹心。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一方面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摒除陈规陋习。

多名受访群众反映，农村闹婚“恶俗”人人痛恶喊打，但又无可奈何，常常被裹挟其中推波助澜。希望各地党委政府能将农村闹婚“恶俗”列入移风易俗整治重点，逐步引导群众摒弃旧习惯、涵养新风气、形成新婚俗，逐步铲除农村闹婚“恶俗”的生存土壤。

变味的“丑陋”婚俗

“娶媳盖房，乡党帮忙”，是许多农村的乡风民俗。可来自鲁东地区的刘洋前段时间回乡帮表哥接亲，过火的闹婚行为“刷新”了她对婚庆活动的认识。

“那么冷的天里，我表哥全身上下只穿一件衣服。闹婚的人，七手八脚用透明胶带把他绑在树上，还把啤酒往他身上泼。还振振有词，说闹婚，越闹越喜庆。我当时就被吓懵了。”刘洋说。

闹婚，在我国的婚礼习俗中由来已久，但记者采访发现，这项本意在添彩助兴、表达祝福的习俗，却在一些地方变得恶俗。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地方，被闹婚的对象也不一样。”今年33岁的徐军辉曾经策划、参加过数十场婚礼，在他生活的江西南昌，“被闹婚”的对象主要是新郎、伴郎。

徐军辉说，在当地，亲朋好友中午闹婚时“下手较轻”，只是在新人敬酒时，对他们的饮食“动手脚”；而晚上闹婚也就是俗称的“闹洞房”，亲友们则会在KTV或者新房中，要求新人“表演”大尺度“节目”，如果对表演不满意，或者被新人拒绝，大家则要用事先准备好的筷子敲打新郎。

“不管怎么闹，新郎、伴郎挨筷子打是肯定的，不想被打也没办法，都是这么过来的。有次我为朋友当伴郎，接亲之前特地买了个头盔戴着，接亲全程一刻也不敢摘下来。”徐军辉说。

除“折腾”新郎新娘、伴郎伴娘，有的地方还不放过新人的父母。用油彩把脸涂成大花脸、头上再扎上几撮朝天辫，四五十岁的人被打扮成小丑一般，还容不得反抗，挂着笑容撑下全场。更过分的是，个别地方公然强求公公与儿媳在众人面前做出亲昵举动，令人瞠目与不适。

2017年10月，国内一家门户新闻网站对近五年发生在我国各省的闹婚新闻事件分析后发现，最常出现的闹婚方式为“被绑”，多在其他项目开始前实施，免得新郎、伴郎溜之大吉；其次为“被辱打”“被扮丑”“被游街”等。

在被统计的新闻事件中，全国闹婚事件主要出现在山东、云南、河南、陕西、广东等地，“受害者”多数为新郎，其次为伴郎或伴娘，最后是新娘与双方父母。

事实上，许多人都对类似的低俗闹婚感到不满。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21155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92%的受访者都曾经历过“闹洞房”，609%的受访者直言并不喜欢“闹洞房”婚俗。

闹婚风气之炽，也令许多年轻人心怀畏惧。记者粗略检索后发现，“闹伴娘”是网络提问的重点领域。很多人发帖提问：“某某地方结婚闹伴娘吗？闹得严重不严重”“下周要去某地当伴娘，心里好紧张”。有的人举办婚礼、临时招聘伴娘，开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文明结婚，不闹伴娘”。

恶俗闹剧折射道德缺失

最初的婚俗，具有祝福佳偶、缓解“盲婚哑嫁”尴尬的美好用意。受访专家对记者说，但在社会环境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域的发展阶段、文明程度、法治观念等各不相同，再加上法不责众、喜事为大等心理作用，披着婚庆民俗的外衣、行恶俗低俗之实的“闹婚”开始寄生于婚俗之上。

有调查数据显示，从地域分布看，闹婚事件的分布呈现两极分化：大中城市相对较少，小城市与乡镇更为普遍。杭州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王涤认为，我国传统婚俗中，闹新房的风俗确实存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如今在很多地区已经被扬弃了。

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文化生活、文明素质的更新与发展相对迟缓，生活情志枯燥单一、落后文化大行其道，闹婚现象仍然较为普遍，让新人及家长难堪尴尬出丑，甚至侮辱人格尊严。

受访专家指出，越是偏远乡村，亲朋好友的意见在婚礼筹备中就越举足轻重，越容易把所谓的“传统”婚礼习俗延续下去。长此以往，一些低俗、封建的闹婚方式便假借着“文化传统”的名义得以延续。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刘国敏认为，“闹婚”变“闹剧”，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法制意识淡薄的问题。

刘国敏说，在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当今社会，闹婚行为不仅无助于婚姻关系，还有可能因为闹得太大太过，给新人和双方亲友都带来不愉快。尤其是在一些恶性“闹婚”事件里，闹婚者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陈规陋俗”的范畴，有违法犯罪之嫌。

2017年6月，一段“疑似闹婚伴娘被袭胸猥亵”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网民和警方关注。随后，西安警方通报称，视频中涉嫌猥亵的两名男子已被警方查获。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多恶俗的闹婚视频借助社交网络大肆传播，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刘国敏说。

一些人固守从众心理、喜事为大的思想，也为“婚俗”变“恶俗”推波助澜。

“一些粗俗暴力、整蛊、不顾底线的闹婚行为，其实质都是一种从众行为。老一辈或者‘过来人’觉得‘闹闹又怎样，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年轻人则想着怎么把这种婚俗‘发扬光大’，所以有的地方就逐步演变成了群体性的伦理秩序混乱，或是低俗闹剧。”徐军辉说。

铲除闹婚“恶俗”生存土壤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移风易俗活动，为改变基层婚庆习气提供了历史契机。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点穴式的政策文件先后出台，直指婚丧嫁娶中的陈规陋习，取得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6年，云南大理州发布《大理州进一步整治不文明闹婚行为的通知》。其中明确禁止在县市城区道路和公共场所闹婚，禁止出现庸俗下流的歌舞表演、搞笑闹剧以及裸露身体、着猥亵性奇装异服、扔鸡蛋、乱扔杂物、践踏草地、污染水源等行为。并要求各机关和企事业干部职工及家属子女一律不得组织或参与不文明闹婚行为。

作为中央文明办确认的全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试点省份，山东自2016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的会长、副会长，由当地村居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全程参与指导操办红白事，为婚丧嫁娶箍上村规民约的“八项规定”。

王涤等受访民俗研究学者认为，新风换旧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更应重视精神层面的移风易俗。通过倡导文明婚礼、增强法制观念等方式，引导村民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思想认识，遏制部分农村地区恶俗“闹婚”行为，使新的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尤其对借闹婚之名、行恶作剧之实的行为，应及时予以喝止。”王涤说，婚庆主事者与德高望重的长辈，应跳出陈陈相因的陋习，维护基本的公序良俗。

“近几年多次发生的低俗、恶俗闹婚证明，某些陈规陋俗在‘人情’‘面子’压力之下，容易不了了之，仅靠公愤或舆论远远不够，要举起法律的武器。”刘国敏说，有关部门主动追责和惩处在恶性闹婚事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才能树立起文明婚俗的权威和标杆，形成“闹婚”不是“胡闹”、风俗不是违法行为“挡箭牌”的社会意识。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安等专家指出，要遏制部分农村地区的扒衣、捆上树、喷辣椒粉等恶俗“闹婚”行为，就要加强对群众的社会文明宣传教育。尤其是在社区、农村，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共识等柔性条例实施监督和引导，建立起基于熟人社会的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

“培养一地良好的社风民俗是一个长期过程，但不能因此忽视懈怠日常工作。要从身边事、身边人着手，打破婚礼恶俗循环往复的怪圈。”高永安说。

徐军辉等受访者认为，婚姻登记、婚庆公司等单位和部门，还可以利用自身资源，提前让新人知晓当地“闹婚”规范，宣传、引导公众转变婚俗观念，用更新颖的婚庆创意和更专业的环节设计来营造欢乐喜庆氛围。这既能有效保护和传承传统婚俗文化，又注入现代特色，赋予其文明内涵，让“闹婚”坚守中华文明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同时，充分表达新人和亲友的喜悦、祝福。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

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安佑宫、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 大火连烧3天3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扩展资料：

在英法侵略者看来，焚毁圆明园可以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动，迫使清政府尽快投降。

清代圆明园“为皇帝游息之所”，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它相当于清代皇帝的第二个皇宫，是清统治者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从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咸丰五代皇帝，全年大部分时间在圆明园生活居住、处理政务、召见群臣，并在园内接待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圆明园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毫不逊色于紫禁城。这一点英国人非常清楚，巴夏礼比喻说，圆明园“之于中国人，正如白金汉宫之于我们”（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219页）；额尔金更清楚地知道“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338页）。也正因为如此，侵略者深知，焚毁圆明园足以有效打击和震动清政府。

—火烧圆明园

文天祥（1236—1283），男，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民族英雄。

文天祥文天祥家世考：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五代后唐时期文天祥先祖文时迁徙至今江西吉州，开吉州庐陵淳化乡富田文氏一脉。

文天祥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先君子尝考次谱系，文氏系成都徙吉，五世（七世—编者）祖炳然居永和镇，高祖正中由永和徙富田。”《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后面称《纪年录》亦云：“庐陵文氏来自成都，公六世（七世—编者）祖炳然居永和镇，五世（八世—编者）祖正中徙富田。”所以现在有人把文天祥认作是客家人，是不确实的。

选中贡士后，他以天祥为名,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有《文山先生集》传世。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却被伯颜扣留。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纳土，向元军投降。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于景炎元年（1276）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赵昺任命为右丞相。

文天祥对张世杰专制朝政极为不满，又与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南宋行朝，以同都督的身分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指挥抗元。不久，文天祥又先后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旧治在今广东龙川西）。祥兴元年（1278）夏，文天祥得知南宋行朝移驻厓山，为摆脱艰难处境，便要求率军前往，与南宋行朝会合。由于张世杰坚决反对，文天祥只好作罢，率军退往潮阳县。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

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厓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南宋在厓山灭亡后，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送到大都（今北京），软禁在会同馆，决心劝降文天祥。

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

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甚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权臣阿合马被刺，元世祖下令籍没阿合马的家财、追查阿合马的罪恶，并任命和礼霍孙为右丞相。和礼霍孙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国，颇得元世祖赞同。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劝说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巿口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文天祥诗词选

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磋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馅，求之不可得。

阴房冥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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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

几日随风北海游，

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

不指南方不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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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沉浮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