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成长经历

自题小像

1881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1886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逝世，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以比目鱼对寿先生的独角兽。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 1899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名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朱安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 二十七岁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撰写谢承《后汉书》。 1913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 三十四岁 研究佛经。 1915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1918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 1919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 1920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1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1925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随后鲁迅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递诉状，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 四十六岁 一月，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取消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二月，平政院开会作出裁决，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判定鲁迅诉胜。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许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周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 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理《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1936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肋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莱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修书一封，托内山完造请医，此为绝笔。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1]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解剖课的成绩得了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除此之外，《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的长处。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像《卓茂传》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勋等五人的事迹，《来历传》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西域传》论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张衡引述大量史实，论证了图谶的欺伪，范晔对此记载甚详，表明了赞同的态度。有趣的是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可是，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后汉书》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后汉书》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特别是在《方术传》中，他把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如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说，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于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把“饿狼”“饥虎”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结果“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说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还认为，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在《窦宪传》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亦何支哉！”《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对于《后汉书》的文章，他自己评价很高。确实，范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如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汪溺之患。”史料详实生动，但到了范晔的笔下只剩下“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和“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的几句了。

《后汉书》是范晔私人著述，又尚未彻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影响不大。

生性耿直 杀身之祸

刘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袭在晋时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约在永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范晔离开宣城，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

次年，范晔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时，其兄范暠在宜都担任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随暠在官。按照礼教的规定，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他对嫡母素无感情，故迟迟不肯上路，被迫动身后，又携带妻小自随。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弹劾。宋文帝比较欣赏范晔的才能，没有将他治罪。

此后，从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时间里，范晔的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他先后担任过始兴王后军长史，并领南下邳太守。始兴王由豫州调至建康（今南京）为扬州刺史，范晔随行入京。不久，他升任为统领一部分禁军的左卫将军和职务相当于尚书令的太子詹事。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在一次宴会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晔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吗？”话说得这份上，范晔只得奉旨弹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弹一曲。 担任朝廷要职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晔得到皇帝的宠信。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当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同僚从来对他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不久，范晔识破了同僚们的阴贼险恶，写了一篇《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他把他们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有的比作是“虚燥”的“灵藿”、“粘湿”的“詹唐”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为同僚所不容。在充满陷阱的官场上，范晔不懂得保护自己，终于引出了杀身大祸。 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徙刘义康的亲信刘湛、刘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将他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刘义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败，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

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刘义康的几位心腹筹划政变。由于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他们注意的对象。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拉拢范晔，刘义康也因宣城之贬向他频致歉意。最初，范晔不同意参与，对方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范晔终于参加进来。他们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刘义康的党羽孔熙先兄弟俩事先写好檄文，并要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政变宣言。由于种种原因，政变未能如期举行。这年十一月，刘义康的一个党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声称范晔是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公元466年1月）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八岁。范晔在临刑前，仍然坚持自己的无神论主张，对那些相信佛教并对他投石下井的同僚进行了不妥协的抗争。他说：“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为唐高宗太子李贤所注。司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刘昭。刘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书及司马志，李贤的注即是以此为基础，参照其他各书增删而成的。李贤以志非范书，故不注，刘注作为补阙才与李注一并流传下来了。清人注释《后汉书》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栋的《补注》为最好。后来王先谦采集众注合成《集解》一书，更为后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后汉书》外，范晔的遗著尚有集十五卷，录一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俱见《隋书·经籍志》）。据《旧唐志》记载，范晔还著有《百官阶次》一卷。上述各书，今皆不存。今存者有《双鹤诗序》一篇，见《艺文类聚》卷90；《乐游应诏诗》一首，见《文选》卷2。

范晔被处决时，其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同时遇害。后人中只有范蔼子范鲁连，因其母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孙范缜、范云有名于齐、梁之世。范缜继承与完善了范晔的无神论的思想，范晔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无鬼论，则为范缜所著的神灭论——这部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唯物主义论文——填补了。

再世之交：指与人父子两代都结为朋友。《宋史·邵伯温传》：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

君子之交：指看上去很平淡，而重在道义的朋友。《庄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

金石之交：指交谊深厚，如金石之坚固。《汉书·韩信传》：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擒矣。

金兰之交：金：金属。兰：多年生常绿草木，花清香。《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指友情契合，如兄弟般的朋友。《世说新语·贤嫒》：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肺腑之交：指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白居易《代书诗一百寄韵微之》：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

贫贱之交：指在贫困时结交的朋友。《后汉书·宋弘传》：“（光武帝）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患难之交：同经磨难而有深交的朋友。明焦兹《玉堂丛语·荐举》：仲举与文贞在武昌，因患难之交，讷黑窑匠以一文，嗣初教书儒生以一诗，皆入启事，悉登台阁。

忘形之交：指彼此以心相许，不拘身份、形迹的朋友。《新唐书·孟郊传》：少隐嵩山，性介，少谐合。韩愈一见，为忘形交。

平昔之交：指往日结交的朋友。杜苟鹤《访蔡融因题》：“每见苦心修好事，未尝开口怨平交。平交另一意为平等之交。”李白《少年行》：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

半面之交：又作半面之旧。《后汉书·应奉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应奉记忆力非常好，有个车匠曾在门中露半面看他。几十年后，在路上见到那个车匠，应奉还认得他并同他打招呼。后来把只见过一面的人称作半面之交。

一面之交：又作一面之识、一面之雅。只见过一次面的交情，表示交情不深。《三国演义》二十四回：某与关公有一面之交，愿往说之。

酒肉之交：指只在吃喝上来往交际的朋友，即酒肉朋友。

泛泛之交：朋友之间平淡的浮浅的交往。

膝漆之交：朋友间感情难分难舍。

海内之交：四海之内友好的来往。

市首交：旧称以做买卖的手段结交的朋友，因其重利忘义，又称小人之交。

世交：亦作世谊、世好，旧称指两家世代有交谊者。《红楼梦》第十四回：世荣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自大。

石交：亦作硕交。犹石友。指交谊坚固的朋友。《史记·苏秦列传》：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

款交：指真诚相待交谊深厚的朋友。《南史·杜京产传》：会稽孔觊，清刚有峻节，一见而为款交。

至交：交谊最深的朋友。孟郊《劝友》诗：至白涅不缁，至交谈不疑。

故交：亦称故旧、旧交、旧友、旧人，泛指有交情的老朋友。杜苟鹤《山中喜与故交宿话》诗：山中深夜坐，海内故交稀。

1881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1886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树人。

　1899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 罗研究拓本。

　1919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鲁迅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鲁迅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有一天，鲁迅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上理发院去理发。理发师见他穿着很随便，而且看起来很肮脏，觉得他好像是个乞丐，就随随便便地给他剪了头发。理了发后，鲁迅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交给理发师，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发现他多给了好多钱，简直乐开了怀。

一个多月后，鲁迅又来理发了。理发师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钱的顾客，因此对他十分客气，很小心地给他理发，还一直问他的意见，直到鲁迅感到满意为止。谁知道付钱时，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一个铜板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鲁迅笑着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就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就很认真地付钱给你！”

理发师听了觉得很惭愧，连忙向鲁迅道歉。

还有

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那个年龄段，鲁迅还跟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小住。鲁迅的外婆家，是在绍兴乡下，叫安桥村。这个村庄离海不远，极为偏僻。有条小河从村中流淌而过，把全村分为南北两半。当时全村大约有三十户人家，大半姓鲁，靠种田和打鱼为生的占多数，有很少一部分人经营副业——做酒，并开一家很小的商店。鲁迅是在春天扫墓后，随母亲前去的。就是在这里，鲁迅见识了许多更新鲜的风景和玩法儿，看到听到了“社戏”。很幸运，鲁迅能有这样新奇广阔的天地。

因为鲁迅从城里来，算是远客和贵客，所以村里有很多小朋友得到父母允许，减少了日常劳作的份量，尽情地陪着迅哥儿玩耍。玩的方式很有趣，比如掘蚯蚓伏河边钓虾呀，或是一同去放牛呀，而最大的乐事却是看社戏了。有一回，他们去邻村赵庄看戏，鲁迅日后是这样回忆的：“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待到母亲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两人一枝，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背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正是对船头的一丛松林，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就真在眼前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外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

鲁迅13岁的那一年因祖父下狱，他和弟弟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

鲁迅这次来到舅父家中，景况和从前完全不同了，自此免不了要受一些冷淡。但是，劳动者和他们的孩子们却到处都是一样，他们依然是那么热烈，那么殷勤，前来接待从远道来避难的小客人。乡下的春天依然是美好的，罱泥船停满了河面，河两岸是青青的麦田，田埂上长着绿油油的罗汉豆。白天，大人们都到河里和田间工作去了，鲁迅就和孩子们一同玩耍，或是钓鱼，或是剥着罗汉豆。在皇甫庄和小皋埠这一带的农民主要的副业就是捕鱼。深夜，鱼儿都游出来了，吃食的吃食，游动的游动，捕鱼的人也在这时出动。二更以后，虾子也开始出来了。捉虾的人就划着小船，带着海兜去捞虾。天亮后，他们才吃一点冷饭团，到镇上去卖鱼虾，卖完了鱼虾才回来睡觉。但凡有一点闲时间，他们也不歇下来，而是筹划着演戏，在做戏时一显他们出色的本领。

在当时绍兴一带农村里，演戏的日子，简直多到数不清。正月的初九、初十是“灯头戏”；三月里，有“东岳大帝”生日，至迟不过二十八日就要演戏；五月十六日“王爷（土地）菩萨生日”，六月十七日“包爷爷生日”，都要演戏。七月十六日，“刘猛将军”的生日，农民们说他是“刘备的儿子”，因为到田间捉虾蜢跌死的，更要演戏。八月里，九月里，一直到年底，还要演出不少的戏。演戏和他们的生活好像是分不开的。其实，他们演戏的目的倒不尽是为了给菩萨看的，不过是借此以表示自己的愿望：人口和牲畜的平安，五谷丰收，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虽然，现实的生活并不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农民们总在迎神赛会这个属于自己的狂欢和示威的节日里显示才能、智慧和力量。队伍接连排成好几里路长，人群像滚滚的浪潮，席卷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在队伍的上空招展着红的，绿的，黄的，以及各种颜色的旗幡。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人人都像生龙活虎一般：有耍狮子的，有玩龙船的，有踩高跷的，有的抬着抬闩阁，有的敲着锣鼓，有的扛着荷花铳，轰，轰，对着天空放它几响的。

最壮观、最辉煌的要算是目连戏了。或许借此来纪念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封建统治阶级称为“叛贼”的英灵，和近代的参加太平天国武装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的英雄们，以及其他的一些死于非命的横死者吧，在皇甫庄，戏台就搭在村子里一块叫做“火烧场”的地方。这里据说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反动地主阶级残杀农民的屠场。这戏从头一天的下午就做起，一直要做到第二天天亮。“ 起殇”是在太阳落尽的时候举行，台上吹起悲壮的喇叭，薄暮中，十几匹马，放在台下，一个演戏的人扮做鬼王，手执钢叉，此外还需要十几名鬼卒，普通的孩子们都可以应募。他们爬上台去，说明志愿，脸上涂沫几笔彩色，手拿钢叉，待人聚齐，就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那些无主的孤坟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责任这才完结，洗脸下台。举行了这一种仪式，就意味着那些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一同看戏了。“起殇”仪式进去之后，戏文就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一到“跳吊”时候，人们立刻紧张起来。台上吹起凄凉的喇叭，台中央横梁上放下一团布。看客们都屏住气，台上忽然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裈，脸上涂了几笔粉墨的男人，这叫做“男吊”。他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死守着蛛丝，又好像在结网，在这上面钻，挂。这之后，是“跳女吊”。台上又吹起凄凉的喇叭，不一会儿，门幕一掀，女吊——一个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低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了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然后，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们这才看清她的面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 “这之后的下文讲她做童养媳时备受虐待，终于只有投环自尽了。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也是一个女人，在含冤悲泣，准备自杀。她惊喜万分，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断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去讨，由争论而至动武，“女吊”当然敌不过他，幸而台上另有一个神——王灵官在这时出现了，一鞭打退“男吊”，放“女吊”独自去活动。鲁迅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幕，其他的场面当然也不少。从幼年时一直到后来，他记忆尤深。鲁迅认为：这个复仇性最强的“女吊”，这个最美丽的最坚强的灵魂，也就是被压迫者的复仇意志的化身。

乡村大自然的景色、与闰土等“野孩子”的生活，以及民间文艺和绘图的书，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兴趣与爱好，这些兴趣与爱好，看似平行，实则互相联系，都影响着他的生活与性格，以后日渐发展，都服务于他那伟大的理想。日后从事文学，表现农村的贫困，深刻揭发社会的矛盾，以及研究汉画、造像，提倡木刻，都与此相关。至于批评的眼力，也在童年开始萌芽。而从家族得来的那种公正、刚强，持之以恒的精神，在他后来与逆境战斗时，又得到了发展。以上所叙述的鲁迅童年生活这一段，在鲁迅的一生中，也可以说是较为幸福的吧。这使他日后回忆起来，往往起一种美的感觉，一种向往的心情，并常从此获得创作的灵感。

鲁迅临死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恩医生来会

诊，邓医生检查之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并开始抽积水。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

二、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

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

三、 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周海婴再也没有遇到过他。解放后，许广平几

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须藤医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礼仪的习惯。

四、 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性

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收入《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25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题材。其中，知识分子题材占14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

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鲁迅仰仗自己先前所看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所学的医学知识，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伤逝》

在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伤逝》（作于1925年10月21日，后收入小说集《彷徨》）是惟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相互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勇敢地反抗封建道德和世俗偏见，毅然地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居在一起。最后却因涓生得到的一张辞退信而断了生路，他们也与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因此，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在作者看来，子君是勇敢的，她面对家庭的社会的压力，大胆地发出了一个反叛者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作者借涓生的口说："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勇敢的爱情虽然可以支撑着她"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作者通过他们大半年的自由生活的实践，告诉读者："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因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再辉煌的爱也会枯萎、死亡。由于勇敢的子君在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后，只将爱情作为"功课"来温习，"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因此，局长给涓生的一张辞退书，就使她彻底垮掉了。作者感叹地说："真不料这样细微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

在作者看来，涓生也是勇敢的。他不仅是勇敢的子君的坚强同盟军，而且面对局长的辞退书，早已有精神上的准备。然而作者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涓生毕竟是弱小的，缺乏"坚忍倔强的精神"。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提出了问题，并且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不仅不能奋飞，而且"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迟早之间。"

这就是鲁迅看到的许多"五四"青年在勇敢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就如笼中鸟，不放不能飞，放了也飞不了。因此，作品越是接近尾声，作者所希望的"新的生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越高。鲁迅虽然并没有能够为涓生子君们指出一条新的生路，因为他也同涓生子君们一样，只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却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还是顽强地勉励自己，并与涓生子君们共勉："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

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阿Q正传》

《阿Q正传》（最初分章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钩沉"的结果，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的认识，因此，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3卷22号，1922年2月）。

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关于阿Q的身份或阶级成分，有过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属于"雇农"，即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即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属于城市贫民，但是，与他身份类似《风波》中的七斤却一直被看作是"农民"），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不但没有土地，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也不知道，即使是在未庄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总以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同时，"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而且，也真如茅盾所言，还具有"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第一，由于他头有几处癞疮疤，便有了许多的忌讳，"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第二，由于在争斗中总是失败，便改变策略，采取"怒目主义"，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谁要说"亮起来了"，他便以"你还不配……"作为还击和报复，并因此真的觉得自己的癞头疮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即使是挨了打，也能找到自我安慰的办法，以为自己是"被儿子打了"。即使是自己也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有妙招解脱："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认失败的态度，和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或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自欺欺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由于这种表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故又称为"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

《阿Q正传》在前三章中充分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后，阿Q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中，则集中表现了阿Q的革命，表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种种变化，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所以，阿Q性格中的革命要求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着的。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的革命，是其性格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他虽然对造反"深恶而痛绝"，但是，当赵太爷等统治者对革命感到恐慌时，他不仅开始"神往"革命，并且也要投身进去"革这伙妈妈的命"了。

阿Q的革命，作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反叛，实际上，正是农民从愚昧走向觉醒的开始。但是，阿Q的革命只是最初阶段的"自发革命"，只是一种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改变的也只是皇帝的姓氏，只是皇帝和其他少数人的身份，社会仍旧，传统的思想也仍旧。这就是中国社会不能进步，封建统治可以延续几千年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而，辛亥革命不是阿Q的革命，不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而且即使有阿Q这样的极少数下层农民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投身革命，也因为改良派的反对和统治者的报复而最终被拒之门外，甚至像阿Q这样成为"示众"的材料和屈死冤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越是起劲地进行革命，便越是加速他的死期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阿Q的被杀，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也是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做出的总结。

《阿Q正传》最后一章第九章"大团圆"，表明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失望。他不仅通过阿Q不为自己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为自己画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和释然，以及他在游街示众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看客，"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了最后表演的机会，而且更通过看客们因为没有听到他们所熟悉的戏文而遗憾，深刻而沉重地表现了人们的麻木和愚昧，表现了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仍然死寂和黑暗的现实。

鲁迅小说的成就

鲁迅小说之所以既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又是现代小说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时代要求，而且还在于它将西方小说的手法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题材、构思、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的体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鲁迅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的小说，大多取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即使是表现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也常常是通过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和生活场景来实现的。

《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药》写的是启蒙不被人们理解的悲剧，讲的也仅仅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讲的也只是一个乡村流浪汉的生与死。小说题材的变化反映了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五四时期，鲁迅将小说的题材集中于主要承担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和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民，则具有十分突出的时代意义。

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众多取材于普通人生的小说中一枝独秀，则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大家熟悉的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出生活中所蕴含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并形成独特的冷峻风格。

在《祝福》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故事，一个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女人"祥林嫂"，丈夫祥林去世后，婆婆却行使"家长"的权利，逼她改嫁。经中人介绍，祥林嫂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可还是被婆婆卖到了贺家。然而，她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惟一的一个孩子也被山里的狼叼了去，她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可她却成了大家眼中的"瘟神"，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祝福"都不再让她沾边，她只能求助于神，在庙里捐了门槛作为自己的替身，以赎自己再嫁的罪过。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鲁家的宽恕，最后，她带着对灵魂是否存在的怀疑，在热烈的爆竹声中静静地死去。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祥林嫂"的故事，而且，更看到了她无论怎样反抗、挣扎，也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她的第一任丈夫小她11岁，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可婆婆要她再嫁时，她却逃跑、以死相抗，她不愿违背"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时，暂时做稳了奴隶，所以，不久脸色就红润了起来。可她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时，却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了。一个寻常故事，经过鲁迅的讲述，却总是让人沉思，让人不安，甚至让人震惊。

鲁迅的小说常常让人震惊，不是因为它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也不是因为它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有多么细腻，而是通过心理描写配合言行描写"画"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是通过他去杀人现场买人血馒头的过程，特别是他用手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硬硬的"银元和在现场专注在馒头上的眼神表现出来的。《肥皂》中的四铭封建道学家的虚伪脸嘴，也主要是通过他与妻子和几位同道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然而，在这些人的话语和行为中，越是具有生活阅历的人，就越是能读出更多更丰富的"潜台词"，读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这被后人们看作是中国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在小说体式和语言上的艺术创新。

中国传统小说是在文人的史传文学和勾栏瓦舍里的说书艺术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既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也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鲁迅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的优点，却打破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常规，从西方小说那里学习到了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顺序，而根据内容需要安排情节，并借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出了种种不同的小说体式，如抒情诗式的《伤逝》，散文式的《故乡》，独幕剧式的《孔乙己》等。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中国传统小说中，大多是笔记体和章回体，并多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品中的语言，小序是标准的文言文，正文却是标准的白话文，其白话文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又绝不亚于文言文，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狂人日记》虽然从题目和体式上都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很好地表现了中国本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意识，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而且，鲁迅小说在体式上总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正如茅盾在1923年的《读〈呐喊〉》中说的："至于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

成语出处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徐稚传》：稚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稚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

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徐稚的学者不但学问很高，而且为人也很正直，是个品德高尚的学者，他淡泊高远，不喜欢接近达官贵人的故事达官贵人们，接连好几次都谢绝为他引荐的人，虽然如此但是徐稚对朋友的友情看得非常重。有一次他的朋友生病去逝了，徐稚心里想起跟朋友过去的点点滴滴感到很悲痛。他把棉絮泡在酒里面，然后到市场去买了一只鸡，回到家把鸡烤熟，再把棉絮从酒里面取出来，用泡过酒的棉絮把鸡包起来，然后他带着鸡来朋友的墓地上，徐稚想到朋友孤零零地躺在这荒凉的墓地下，心里十分酸痛，他把棉絮泡在水里，然后把鸡放在朋友的坟墓前面，以些来祭奠死去的朋友。徐稚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死去的朋友，以此来表达他哀思的心情。

例句

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曰：稚诸公所辟虽不就，有死丧负笈（书箱）赴吊。常于家预炙鸡一只，以一两绵絮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渍绵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则去，不见丧主。后遂以只鸡絮酒指以菲薄的祭品悼念亡友。

宋．陆游《闻王嘉叟讣报有作》诗：“只鸡絮酒纵有时，双鱼素书长已矣。

清．无名氏《帝城花样．韵香传》：“以只鸡絮酒酬韵香 ， 韵香必含笑於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