浠水县巴河镇群丰村的求婚习俗是什么？麻烦说具体一些，谢谢！

我是浠水县的，第一次去女方家要带礼品啊：好烟好酒就可以啦，如果见面看上女方了就要给2、3千的见面礼（定亲）就可以了她家人不用给红包，女方接红包之后表示同意嘛。订婚时要交2、3万彩礼这是钱以后结婚时女方买家具和电器摩托什么的送回男方家里。至于女方家人的 红包结婚之后女方家人过来男方家才给的，看亲戚关系吧，亲得给多点，不是很亲得给个100块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基本就这样啦。如果你是外面谈的女朋友就随意啦，浠水不封建现在大部分不相亲的，有1/3的人是这种方式。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

内容摘要

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关键词: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

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

1 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李因笃、陈祚明等 19876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

3 孙志凌 20017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

4 游国恩等 19895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5 金伟源 19895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每个地方每个时代的婚礼仪式各异，我根据网上的资料整理如下，希望对您有用：

　　（一）婚前礼：

　　是在婚姻筹划、准备阶段所举行的一些仪节。先秦时，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种（加上正婚礼时的亲迎，即所谓的“六礼”），后代又逐渐演变出催妆、送妆、铺房等仪节。在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婚前礼的一切仪节，包括从择偶至筹备正式婚礼的一系列环节，几乎都由父母双方的家长包办，真正婚姻的当事人反而被排除在外。又因为男子的社会地位比女子尊贵，因此，求婚也多 结婚礼仪——轿子。以男方为主动。男方家长想为儿子娶亲使，先请媒使向女家提亲（称“下达”），如果女家接受了这门亲事，就开始进行纳采、问名等一系列仪节。

　　（二）纳采

　　是男方向女方正式求婚的第一步。在双方约定进行“纳采”礼的这一天，男家派出的媒使手捧一只活雁作为贽见礼物（最初用活雁作为贽礼，即取雁为候鸟，秋南飞而春北归，来去有时，从无失信来作为男女双方信守不渝的象征；又取雁飞成行，止成列，以明嫁娶必须长幼有序，不能逾越的意思。后来也用羔羊、白鹅、合欢、胶漆等作为贽礼的），来到女家大门外，对女家摈者（辅助行礼的人）说：“您家主人非常盛情，赏给某某（婿名）一个妻子，某某（婿父或兄）根据祖先遗下的规定，让我来向您家主人请求举行选择贵府**的仪节。”女家主人得到通报后亲出大门迎接，宾主互作一揖让之后，媒使再次向女主人表达前来行纳采礼节的意思。主人答礼，收下活雁并谦让一番。媒使见婚事得到女方家长的正式应允，就告辞回去复命了。催妆 送妆 铺房这三项仪节在先秦文献中未见记载，是后代在婚礼的演变中发展出来的。

　　（三）催妆

　　是男家派人携礼催请女家及早为新娘置妆的仪节。宋代，亲迎前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花扇等物至女家，女家则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璞头、绿袍、靴等物。

　　（四）送妆

　　是亲迎前数日，女家派人将嫁妆送至男家的仪节。嫁妆往往用箱笼装着，也有人家为炫耀陪嫁，将嫁妆用方桌一一铺开，排成一个纵队浩浩荡荡地送至男家。嫁妆通常有箱柜、被褥、首饰、衣服、绸缎、文房四宝及金银器皿等，还有以田地房屋、店铺、当铺作为陪嫁的。浙江一带，嫁妆中有一种叫做“子孙桶”的（大桶上有一大盖，为新娘生育时用），桶中盛有红蛋、喜果、谓之“送子”，有祝福之意。绍兴一带，还有送“女儿酒”作为嫁妆的，即在女儿满月或数岁后，即酿酒数坛埋入地下，待女儿出嫁之日，取出作为嫁妆礼品送至男家。

　　（五）铺房

　　是女家派人至男家铺设新房的仪节，有时和送妆同时进行。宋代，亲迎前一日，女家派人至新房铺设帐幔、被褥及其它房内器皿，并且备礼前来暖房。然后以亲信妇人或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许外人进入，以待新人。铺房人必须是福寿双全、家境富裕的“好命婆”，以取吉祥。现代有些地方还流行此俗。

　　（六）亲迎

　　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节，也是古今婚礼中最为繁缛隆重的仪节。椐《仪礼士婚礼》记载，结婚那天傍晚，新娘穿上结婚礼服——系有浅红色花边的纯衣（丝质衣服），头上戴着“次”（编好的假发套），向南站在房中，身右站着保姆，新娘的女随从则披着白黑色相间的外衣，站在后面。 当新郎穿着礼服，带领着墨车（新郎坐车）、彩车（新娘坐车，设有帏帘）、从车、仆人等迎亲队伍来到新娘家大门外时，女家主人亲自出来迎接，经过一番揖让，双方来到堂上，新郎向岳父行过稽礼（古代跪拜礼中最重的一种，需磕头至地多时）的大礼之后，新娘就从房里走到东阶上她父亲跟前，父亲告诫她道：“今后要时刻小心、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你公公婆婆的意愿。”同时，将一件衣服给她，作为告诫的证物。接着，新娘再来到西阶上她母亲跟前，母亲给她在腰间系上一条带子，并接上佩巾，然后告诫她道：“勤勉、恭敬，好好完成你公公婆婆吩咐你的家务。” 随后，新娘随新郎下堂来到大门口，新娘披上御尘的外套登上彩车，并从新郎手中接过驾车的带子。于是，新郎驾着彩车往前走，在车轮转了3周后，新郎将车子交给驾车的，自己则乘坐墨车先走，因他还要到自己家门前迎候新娘。

　　（七）亲迎

　　流传到后世，多以花轿、喜车、彩船等迎娶新娘，新娘的结婚礼服多为绣有龙凤图案和彩饰的凤衣凤冠，垂下丝穗以遮面，也有以红巾一帕、纸扇一把以遮面的。当新郎亲迎来到女家时，新娘往往哭哭啼啼不肯上轿，新娘的亲友则要当众试才——请新郎赋诗，新郎在当场吟诵了“催妆诗”后，新娘方始起身上轿。上轿前，女家先使一妇人手持灯或镜子向轿中照一下，谓之“照轿”，认为这样可以压邪。 近代，花轿起轿后，女家在门口泼上一盆水，原意是认为水可以涤除污秽，当然也可以压邪治鬼，后来演变成“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祈祝女儿出嫁之后和婆家关系融洽，不要被斥退回。

　　（八）花轿

　　在迎归男家的路上，前呼后拥，好不气派：最前面的是开道的，紧随的是执事的、掌灯的、吹鼓奏乐的，然后才是新娘的花轿。沿路吹吹打打，呈现出一派喜庆景象。 花轿迎至男家，邻人乡亲还要索取吉利钱，谓之“拦门”：送亲者以铜钱向空中扬撒，儿童争着去抢，叫做“撒满天星”，另有一个手执花斗，将所盛之谷物、豆子以及金钱、果子等物望门而撒——据说是用以禳避阻挡新妇进门的煞神——称为“撒谷豆”。 新娘要下轿了，但双脚不能履地，只能履青布条、毡席或麻袋。因古人认为，地与天都是神圣的境界，不得侵犯，而新娘的脚一旦与土地接触，难免会触犯地神，因此，必须铺上毡或席来避免。唐代白居易《春深娶妇家》诗记叙了这一习俗：“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宋代改毡为席，称做“传席”或“传袋”，即以席或麻袋辗转传递，直到洞房前，席谐音“息”（即小儿、后代），袋谐音“代”，都是传宗接代的意思。后来也有使女家亲戚中力气较大者抱新娘下轿登床的，演变至今，已成为娘家小舅子抱新娘上轿、下轿的了。当新娘来到新房门前时，还要从马鞍上跨过去，以示平安，也有跨火以压邪的。

　　（九）拜堂

　　是新娘过门后拜见天神地祗、男家祖宗、公婆亲戚及夫婿的仪节。先秦时，新娘拜见公婆是在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后，由赞者引带着去见公婆。新娘双手捧着盛有枣子和栗子的竹盘，走到公公的坐席前，脸向东行拜礼，然后上前一步，跪坐下，把竹盘摆在席上，公公用手抚了一下，站起来回拜，新娘再行拜礼，然后下堂，从女随从手里接过盛有肉干的竹盘，走到婆婆的坐席前，进行如同刚才一样的仪式。接着，赞者代替公婆向新娘行一种以甜酒赐给新娘的礼节，然后，新娘再用根据规定准备好的食品向公公婆婆行“馈食礼”，以表示公公婆婆的生活，今后要由她来照料。 第三天，公公婆婆再以“一献之礼”赐还给媳妇。再公公婆婆和媳妇相互敬酒之后，公公婆婆由西阶下堂，新媳妇由东阶——这是主人的方位——下堂，显示新媳妇已取得了接替婆婆做家庭主妇的资格。 再拜见公婆后第三个月的某一吉日，新媳妇要到夫家的祖庙行“庙见之礼”——即拜见夫家的列祖列宗，以慰先祖在天之灵。经过这一系列仪式，新媳妇才算正式成为夫家家族中的一员。从汉魏到唐代，北方一带，拜堂有在“青庐”中举行的。所谓“青庐”就是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露天设一帐幕，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公公婆婆则踏着新娘的脚印随后而入，以压媳妇的锐气。新娘入门后，先拜猪圈及灶，然后夫妻交拜，第二天再拜见公婆及亲戚。后来，逐渐把拜堂这一仪式改在新婚之夜进行。新郎迎请新娘进门后，各执一端用红绿彩缎结成的同心结，并立在高烧大红龙凤喜烛的堂前，请男家福寿双全的太太，以秤杆或机梳挑去新娘的蒙面巾。新郎新娘先拜天地，然后依次拜见公婆及尊长亲戚。这时，拜与被拜的双方往往要互赠礼物。最后夫妻交拜，礼毕之后，新人由亲友送入新房。

　　（十）酒筵合酒

　　古往今来，酒筵几乎是每对新婚夫妇行婚礼时必不可少的仪式，流传到今天，“吃喜酒”已成为民间行婚礼的简称。当然，酒筵有蘩有简，规模不等，但最主要的意义，则是新郎新娘的婚姻得到了亲朋好友的承认。因此，酒筵也是婚礼中最具有社会意义的环节。 先秦时代，新郎新娘的酒筵并不和众人在一起，而是在新房中专设一席，新郎新娘在司仪的指挥下，相对而坐，按照一定的程序服用一些饭菜酒食之后，即告撤席，时间不很久。在酒筵上，最具有意义的仪式无过于“合酒”了。“合酒”，是以线相连，新郎新娘各执其一，相对饮酒的仪式。酒杯一分为二，象征夫妇原为二体；以线连柄，则象征两人通过婚姻而相连；合之则一，象征夫妇虽两体犹一心。新婚夫妇在酒筵上共吃一鼎所调制的菜肴，同喝一杯，象征夫妻间互敬互爱、亲密无间。 由于这一仪式意义深远，所以后来的婚礼中都少不了这一节目，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名称有所不同（“饮交杯酒”）、器皿也有所变化、饮酒的形式也不一样。　秦汉以后，在婚礼酒筵前后，又增加了“撒帐”、结发等仪式。当新郎将新娘迎入新房后，两人一起在婚床帐中女左男右对坐，随后由前来参加婚礼的女宾或司仪边唱边向帐中抛洒金钱彩果，即所谓“撒帐”。接着，将一些预先从新郎头上取下的头发交给新娘，让她和自己的头发梳结在一起，称为“结发”。这以后，新郎就从床上下来，到外室接受亲友道贺，招待众人参加酒筵，而新娘则仍然在帐中继续安坐，直到酒筵结束，新郎再度回房为止。

　　（十一）闹房

　　在近代，这是新婚夫妇在婚礼之夜在新房接受亲友祝贺、嬉闹的仪节，民间有“新婚三日无大小”，“闹喜闹喜，越闹越喜”的说法。在先秦时代，新郎新娘酒筵的结束，标志着婚礼之夜仪式的基本结束，接下来，新郎新娘就安寝了。大约在汉代时，参加婚礼的宾朋不甘就此罢休，于是就有了“听房”的做法：新婚之夜，爱看热闹的人悄悄来到新房窗外，偷听新郎新娘的言语及举动，以此为笑乐。传衍至晋代，民间已有戏弄新娘的习俗：于大庭广众之前，以各种怪问题来难新娘，甚至对新娘施以种种恶作剧。后来流行的“闹房”，可能就是这一习俗的演变。 各地的“闹房”有不同的方式、方法，闹的程度也有文雅和粗俗之分，有时闹过了头，往往给主宾双方带来尴尬和不快，但因为它给婚礼增加了热烈的气氛，所以后来的婚礼中往往少不了这一节目。

怎么说呢？如果两个人好到一个境界，自然而然男的就应该提出结婚了（男生也可以先试探试探女生，别到时候求婚出岔子），但是如果男生不提出结婚，女生年龄大了，觉得耗不起，对男生有些不信任，那么女生也可能会求婚的，想给自己一个保障。

总觉得如果男生不主动求婚的话，显得有点不负责任，让女生逼婚也不好受不是

但是这是一般情况下。特殊情况有很多，比如男生因为自己没有房子、收入不丰厚给不了女人幸福、身在他乡怕两地分居相思之苦…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女生求婚也没什么，给对方自信，也让男生放心。

在传统封建社会发展至今，虽然已经是非常开放，但依旧留存着传统的男人占有主导地位的普遍现象，当然啦，是完全可以女性主动的，这完全取决于女性的心理素质高低，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加一等于几，机动灵活处理生活也许才会变得更加完美！

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种隐约的相似——在亲密关系中“女性应当被动矜持、男性应当主动争取”，这样的规训，除了对两性气质角色的二元对立外，更深远的一点是：它默认了，亲密关系，一定是有一方强势主动、一方弱势被动的；它默认了，“主动”“霸道”、甚至某些情况下“单方面的要求”，是被许可的。

所以说女性求婚一般有两种情况，

1恨嫁，男方迟迟不求婚，逼不得已女方只能主动

2在爱情里，女方就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男方性格比较内向，那么求婚只能女方来。

现在这个世界，男方还是女方求婚其实都不重要，只要两个人是相爱的，决定携手一生就够了。新时代女性主动求婚也没什么好害怕批评的。

大唐皇家原来只是三等氏族？山东氏族到底有多大声望，连皇室求婚都敢拒绝？

在古代封建 社会 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把古代皇权描述得淋漓尽致。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会相信， 历史 上曾经有一个阶层可以和皇权相抗衡，甚至还凌驾于皇权至上，它就是隋唐时期的士族门阀。

山东氏族是隋唐时期门第最高的家族，而大唐李氏只不过是三等氏族而已，所以唐朝的君主们都想把自己的公主嫁到山东氏族当中，是为了拉近皇族跟士族门阀的关系。

但是直到唐朝灭亡之际，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实现，也怪不得当初李世民会发愁：“青年才俊都想娶山东氏族的女儿，为什么士族子弟不来迎娶公主，难不成皇家还比不上那些世家？”

所以，山东氏族到底有多大的声望，居然敢凌驾于皇权至上，连皇室公主都看不上眼呢？

门阀士族的崛起

要说这门阀士族的崛起，这得讲到东汉初期汉高祖创立察举制的时候。

因为当时汉朝初立，朝廷继续一大批有识之士来重建 社会 ，察举制就是希望诸侯们能够贤良孝廉的标准来选出一些有德行有能力的人，推荐给朝廷给予官职。

虽然这个制度创立的初心是好的，人才能否得到重用要看选拔者是否看重他，既然要选拔人才，这些官员自然会推荐自己家中的子弟入朝为官了。

因此，大批的门阀世家子弟有了很便捷的入朝为官的机会，而家境贫寒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进入的方式。

经过两汉察举制的影响，像山东崔氏、卢氏这些深受儒家学说洗礼的士族逐渐成为了顶级世家，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朝局。

到了三国时期，曹操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与山东崔氏家族合作，毕竟崔氏这类士族门阀历经几百年的积累，底蕴已经非常深厚。

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像崔氏这些门阀士族是一支不得忽视的力量，无论是乱世还是安定，要想坐稳江山就必须跟他们合作，看曹魏的崛起就可以见得了。

虽然说晋朝“永嘉之乱”的出现让北方士族开始南迁，但毕竟像崔氏这些大家族的根基都在北方，所以崔氏、卢氏这些家族的人就留了下来。

尽管在十六国时期，有很多人曾经入主过中原，但是崔氏、卢氏毕竟是北方地带的顶级士族，无论谁想在北方站稳脚跟，就必须跟他们合作。

所以，刘渊、石勒、苻坚这些入主中原的枭雄，一立国没多久就马上跟崔氏家族合作，崔氏家族的声望又再次大大加强。

在十六国的末期，北方崔氏又出了一个跟崔氏家族盛极一时的人物，那就是崔浩。

鲜卑拓跋氏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入主中原很大程度上都是仰仗着崔浩这个人，依赖着崔浩背后的崔氏家族。

想当年，拓跋珪在参合陂之战中击败了后燕慕容宝这才得以成为中原地区新的统治者，而拓跋珪入主中原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必须融入中原文化。

而学习中原文化要怎么学呢？第一件事就是跟世家合作，所以北魏请了崔浩的父亲崔宏参与立国大事，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很多北魏的法律，崔氏家族再度登上庙堂之高。

而崔浩也被北魏重视，进入了北魏朝堂，尤其是在时局的精确把控受到了北魏朝堂的看重。

无论在刘裕北伐还是拓跋焘发兵赫连夏，崔浩都有着自己准确的预测与见解，对于时局敏锐的观察力让北魏得以站稳脚跟，可以说北魏的立国，崔氏家族的功劳可以说是位列第一的。

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衰落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杨坚创立“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官途的局面，让底层的寒门士人也能够凭借学识得以入朝为官，世家大族的权势开始受到影响。

只不过以崔氏为代表的山东氏族的底蕴实在是太强大了，完全可以凭借与各大家族结亲的方式来形成同盟，共同抗衡皇权，这也是杨广和李世民想要打击山东氏族的原因所在。

唐朝为了更好地打击旧有士族力量，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和建立了三生六部制，加速了门阀士族的衰败，直接削弱了崔氏、卢氏等山东氏族的地位与权势。

唐初的几大家族在当时被合称为“五姓七望”，这五姓是指崔、卢、李、郑、王，七望是指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这“五姓”之中被认为天下第一姓的是崔姓，而唐朝皇家的李姓只不过是当时的三等姓氏罢了。

唐太宗对崔氏这些山东氏族的影响力既极度又畏惧，因为他是靠着世家门阀的底蕴来获得天下的，所以他们知道世家组联盟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所以从唐太宗时期开始，朝廷不能容忍山东氏族凌驾于皇权至上，所以唐朝皇家开始了对山东世家大族的各方面打压。

唐朝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打压山东氏族呢？

唐朝初期，虽然经过科举制的推出与战争的动乱，山东氏族的势力得到了虚弱，但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上面也说了，像房玄龄、魏征这些朝中大臣居然争相想跟崔氏、卢氏等家族联姻，却没想着娶唐朝的公主，这着实让李世民觉得恼怒。

所以唐太宗让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来编纂新的《氏族志》，想着是重新制定不同士族之间的等级。

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读不懂李世民的心思，在最初完成的版本中，山东崔氏家族居然还排在第一等当中，这直接让李世民大发雷霆，还大骂了高士廉等人一顿。

李世民大发牢骚之后，他直接跟编纂人员表明自己的要求：

从此以后，李唐皇族排为第一位，外戚第二位，而山东氏族降至第三等，哪怕以前排名靠后的关陇集团的地位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一招直接从姓氏地位上削弱氏族的影响力。

李世民编纂《氏族志》这个行为其实有两个目的，其一就是上面说的想要打击山东士族的地位，来提升皇室的权威，从而获得更强的统治合理性。

这其二，其实是为了拉拢关陇集团，毕竟李世民得以崛起，关陇集团是有很大的功劳的，可以说是跟随他一起打江山的存在。

《氏族志》的重新编纂加强了统治核心集团的凝聚力，这对于李唐初期稳定局面来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唐高宗即位之后立刻提出“废王立武”，而这却在朝堂上掀起了巨大的争论。因为王皇后的支持者是世家大族，而武则天这一方则是庶族寒门。

因为唐高宗将武则天立为皇后是没有得到门阀士族支持的，所以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后地位，她开始笼络一大批的寒门士族。

长孙无忌可以说是“废王立武”之中最大的阻碍，因为他是唐太宗亲自封赐的齐国公，在朝堂之中地位显赫，他的权力可以说有了与高宗平行甚至隐隐超越。

高宗想利用废后来削弱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权力，从而巩固皇权。而结果很明显，武则天在这场斗争中赢了，也标志着寒门子弟地位的提高。

这一招可以说是从仕途上对门阀士族的进一步打压。

科举制作为古代隋唐以来最为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唐朝削弱门阀士族地位，为寒门子弟提供入仕为官最为直接的方法。

而到武则天时期，因为武后没有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开创“武举”，一大批贤能之士成为皇权对抗旧有势力的重要武器。

不仅如此，武则天也没有阻止门阀子弟参加科举，但是当时的门阀士族已经抛弃了以往的名士风气，不思进取的思想让士族内部早已腐朽僵化。

所以，即便这些门阀子弟参加科举选拔，他们那种骄奢放荡的生活作风也不能够让他们入朝为官，随着门阀士族入朝为官数量的减少，声势也随之降低了。

结语

门阀士族的出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社会 文化的繁荣与 历史 的进步，但是士族门阀所衍生出来弊端是不符合 历史 进程的，所以它的结局必然走向灭亡。

尽管唐朝一直用各种手段来打压士族，但世家大族的 社会 影响力依旧没有被彻底削弱，这也是晚唐时期唐文宗依旧希望跟世家大族联姻的原因所在。

不过唐朝也是因为对士族的打压，这才打破了士族一直以来垄断的知识壁垒，为古代封建 社会 选拔出了很多有才华的寒门子弟。

士族的崛起

其实所谓士族这东西还得从世家说起，秦代以前华夏应该算贵族天下，秦代大一统后贵族阶层被大洗牌了一次，可新的体系还没形成后秦朝就崩溃了。出身不高的刘邦建立了西汉，在初期布衣将相很多。

可是什么玩意就怕放任和累积，西汉前期奉行黄老之术，对能帮忙的官僚很照顾，二千石的官员可以指定一个儿子直接做郎官，时间长了官僚世家出现；同时皇帝对乡间的土地兼并也不上心，豪强世家自然开始登场。

后来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嘛！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的儒生也开始把学问家传，形成了学术世家。著名的弘农杨氏就是靠家传《尚书》混成的一流世家，汝南袁家似乎对《易经》比较有心得。

这三种世家在汉代数百年的时间里不停的融合，比如豪强世家都比较有钱，可以让族中子弟读书，混成学术世家；学术世家掌握着不错的知识，可以让族中子弟做官，混成官僚世家。三种世家逐渐融合成一个庞然大物，或者说形成了新的贵族阶层。

曹丕篡汉时需要这些世家支持，弄出了九品中正制，选材的中正官全是世家大族，世家和寒门的差距越拉越大，寒门士子被逼无奈只能依附世家生存，门阀时代开始降临。垄断了官职、土地、知识的士族集团成形，这帮家伙必然将华夏拖入黑暗。

三国归晋后，先天畸形的西晋根本无力开战统治，反复内耗又引来外族后彻底灭亡。一部分士族带着司马家的新傀儡去了长江以南，形成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首的侨居士族，只是他们注定只能苟延残喘，天下无望。

何谓山东士族？

最终决定天下归属的是留在北方的士族，但是他们随着北魏的分裂被切割成两支，一支经西魏到北周，又吸收了胡人转化而来的虏姓士族，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下形成了“关中士族”。

关中士族积极参与政治，与西魏八柱国长期合作，未来隋唐的建立都有他们的身影，把天下牢牢握进手中。几番合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胡汉混血、文武合一的庞大集团，陈寅恪称之为“关陇集团”。

而另一支经东魏到北齐，仍然保持汉代讲经学、重儒术的传统，牢牢掌握着知识解释权和舆论权， 社会 地位极其超然。因为郡望都在崤山以东，故此被称为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相比，他们是士族中的保守派，一直拒绝胡汉通婚甚至本支士族外通婚，只是因为掌握着经学解释权和儒学正宗，关陇集团拿他们办法不多。

拒绝皇室求婚并非因为强大

最后说说山东士族拒婚的事儿吧，其实无论李世民本人也好，后来的唐文宗也罢，他们求婚不得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山东士族看不起他们，起码人家的借口不是这样，只是因为山东士族不外婚而已。

有人总结过三大支士族的风格，大致上江左士族重个性、关中士族重功名，山东士族重姻亲。人家从魏晋时代就摆明不和外人通婚，你没事跑人家那要孙女属于找抽，搭理你才怪。

而且唐朝皇家选的人家也不对，如果选博陵崔氏没准还有点门，人家二房即是关中士族也是山东望族，可唐文宗非得选最保守的荥阳郑氏，不被人家拒才是怪事儿。另外山东士族确实也和李唐皇室有点心病，唐高宗时候下令不准他们互相通婚，这仇人家可一直记得呢。

总结起来吧，其实山东士族虽然枝繁叶茂，但并没有强大到颠覆王朝的地步，只是他们掌握着 社会 舆论和知识解释权，乃至可以源源不断的输出人才，皇家毕竟要顾忌一些，单以军事和政治权利上看，他们真不如关中士族，扯淡完毕。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既然作为天下的主人，结婚的时候当然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在古代民间婚俗尚且繁杂，那么古代帝皇家的婚礼又是怎么样的呢？各位朋友，如果你也好奇的话就一起来结婚大全里了解一下吧！

　　一国之君要举办婚礼的话，那一定是皇后才有这样的礼遇，普通妃嫔是没有资格的。

　　在中国古代皇帝婚礼很早就被定性为重要的礼仪活动。西周‘五礼’中的嘉礼，原是指的饮宴婚冠、节庆活动方面的礼节仪式。后代将帝王登极、太后垂帘、帝王圣诞、立储册封、帝王巡狩等，都归为嘉礼范畴。皇帝的婚礼通常被称为“大婚”。

　　通常来说，皇家的婚礼除了排场相对来说要隆重些，整体的流程与传统礼法基本一致。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过程等皆如古礼所讲，只是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没有“亲迎”之礼。而且，因为皇后将要“母仪天下”，所以，帝王在纳征（即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的时候，除了普通聘礼外，一定要加送玉圭及束帛，以表尊贵及地位。

　　皇帝虽然不亲自出迎，却会派遣使节作为皇帝的代表进行迎娶。据史书上记载，北齐皇帝大婚时曾经亲自遣派正、副使臣，持象征皇权的“节”到皇后所处的行宫，接皇后入宫。皇后接受皇帝赐予的玉玺及册封诏书后，便能更换大礼服，登上专门准备四轮画望车入宫，和皇帝一起接受众臣朝拜。

　　封建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帝的大婚典礼是清朝光绪帝的大婚。使用了500两纯金打造的印章作为求婚聘礼。

　　中国民间有很多婚庆习俗，皇帝大婚，也要紧守这些婚庆习俗，包括跨火盆、跨马鞍等。跨火盆既有跨火驱邪的意思，又有火烧旺运的含义。马鞍下压两个苹果，谐音是平安。跨马鞍就寓意平平安安。

　　除了火盆、马鞍，皇帝大婚也少不了吃子孙饽饽。子孙饽饽就是现在的饺子。饺子由皇后娘家准备，必须煮得半生不熟。吃的时候要有人问“生不生”，里面要回答“生”。这一点和民间是相同的，它代表的含义就是皇家更盼望子孙后代权力的延伸。

　　吃完饺子以后，就要举行合卺礼。合卺礼是中国古代婚礼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用一个我们熟悉的词语来说，就是“交杯酒”。卺就是瓢，把一个匏瓜分成两半，做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端一个，喝下瓢中的美酒，就是合卺，象征着婚姻美满，白头偕老。

　　合卺宴的结束，标志着大婚典礼中最重要的成婚礼接近尾声。按民间的规矩，合卺结束后，还应该有一道程序——闹洞房，但皇帝的洞房无人敢闹，所以宫中通常悄无声息。

　　中国古代的皇室婚礼虽然奢华，婚姻却少有以幸福结局的。且不说“一入宫闱深似海”，毫无选择余地的爱情往往是导致皇室悲剧婚姻的根本。

　　光绪帝婚礼时，大清帝国已是内忧外患，财才衰竭，民不聊生。但清王朝还是“量大清之物力”办了一场超豪华的婚礼。而这场婚礼却以光绪帝在洞房当夜，扑在既是表姐又是皇后的隆裕怀里痛哭流涕作为结束。

　　生在帝皇家，有好有坏，有无上的权力，却很少有人能主宰自己的婚姻。

　　小结：古代帝皇结婚极度奢华，在皇帝结婚的当天，很多朝代还有普天同庆，大赦天下的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