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和亲”的人不少,独王昭君的事迹,代代相传,妇孺皆知,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高祖时,娄敬提出和亲的建议,但吕后只有一女,不忍心将她远嫁番邦,因此和亲的计划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
这中间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由于当时的匈奴单于对和亲大感兴趣,汉高祖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居然向吕后求婚,说什么“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城,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孤偾独居,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尽管亵渎得不成体统,可由于汉政权的力量还赶不上匈奴,吕后无奈,只好以宗室女乔装成公主嫁给冒顿,正式走上和亲之路。
以后,西汉对匈奴和西域各国多汉和亲,都以宗室郡主冒充公主下嫁番王,而王昭君却是以民女的身份担任和亲的任务,事情便显得非常突出,格外引起一般民众的同情与关切,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件大事,文人墨客也便多对她进行描述、吟咏、赞叹,使王昭君的事迹广为流传。
除了《汉书》、《琴操》、《西京杂记》、《乐府古题要解》等典籍,对王昭君的事迹有详细的记载外,历代诗人词客为王昭君写的诗词,就有五百零三首之多,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小说、戏剧等等。
王昭君出生在的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这里江水湍急,日夜咆哮,两岸悬崖峭壁,怪石磷峋,战国时这里曾出过一位人物,那就是屈原。
王昭君出生时正值汉朝的辉煌盛世,百姓丰衣足食,但秭归这里比较荒僻,王昭君的父亲,带着两子一女,和妻子一道,耕种小得可怜的几块山坡地,种些杂粮维持生计,仍然过着勉强温饱的艰苦生活。有时还要替溯江而上的船只拉纤贴补家用。
生活虽然清苦,但全家和乐,与世无争,更重要的是能够始终保持先人的传统,没有忘记她们也曾是受人尊敬的诗礼门第。王昭君有一个哥哥叫王新,有一个弟弟叫王飒,出力的活儿轮不到她,她除了跟着母亲娴习女红之外,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书习字,虽然生长在穷乡僻壤,却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汉元帝建昭元年,下诏征集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年当二八,仿如空谷幽兰,自然被选入宫。
从全国各地挑选人宫的美女数以千计,皇帝无法—一见面,首先由画工毛延寿各画肖像一幅呈奉御览。出身富贵人家,或京城有亲友支援的,莫不运用各种管道贿赂画工,惟独王昭君家境寒愫,更自恃美冠群芳,既无力贿赂,也不屑于欺瞒天子,使毛延寿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不但把她画得十分平庸,而且更在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德,等到汉元帝看到王昭君的画像时,嫌恶之余,更以为她是个不实在的女人,因此,五年过去了,她仍是个待诏的宫女身份。
五年的时间不算短,与现在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还要长一点。王昭君除了担负一些宫中的轻便工作之外,有太多的余暇来读书写字,唱歌跳舞,研习音律与绘画,不断充实自己,磨练自己。然而午夜梦回,不免倍感凄清与孤寂,花样的年华一寸一寸地消逝,不知究竟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又如何上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又是落叶迷径,秋虫哀鸣的深秋季节,冷雨敲窗,孤灯寒衾最易惹人遐思。想起西陵峡中的江水,更想起一家五日欢乐团聚的时光,愁思如麻。信手拿过琵琶,边弹边哼,唱不尽的是乡愁:
一更天,最心伤,爹娘爱我如珍宝,在家和乐世难寻;如今样样有,珍珠绮罗新,羊羔美酒享不尽,忆起家园泪满襟。
二更里,细思量,忍抛亲思三千里,爹娘年迈靠何人宫中无音讯,日夜想昭君,朝思暮想心不定,只望进京见朝廷。
三更里,夜半天。黄昏月夜苦忧煎,帐底孤单不成眠;相思情无已,薄命断姻缘,春夏秋冬人虚度,痴心一片亦堪怜。
四更里,苦难当,凄凄惨惨泪汪汪,妾身命苦人断肠;可恨毛延寿,画笔欺君王,未蒙召幸作凤凰,冷落宫中受凄凉。
五更里,梦难成,深宫内院冷清清,良宵一夜虚抛掷,父母空想女,女亦倍思亲,命里如此可奈何,自叹人生皆有定。
这就是有名的《五更哀怨曲》。满腔幽怨,无限感伤,混合着浓重的乡愁与一丝丝的憧憬。
王昭君无声无息地打发着漫漫的长夜和日复一日的白昼,意志消沉,“自叹人生皆有定。”然而,事实上命运总是在“有定”中包含着“无定”,汉元帝竟宁元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朝觐,王昭君的命运无意间起了突破性的变化。
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时好时坏,这年匈奴内乱,分为两支,那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利用这个机会,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击败北匈奴,并将那支单于诛杀,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连忙上书请求前来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
呼韩邪携带大批皮毛及骏马作为贡品来到长安,对汉元帝执礼甚恭,汉元帝大为高兴,大排筵席,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席中呼韩邪提出“愿为天朝之婿”的请求。汉元帝乐得以此羁系呼韩邪,更为高兴,兴之所至,决定在未把公主出嫁之前,先让他见见朝佳丽,唬一唬他,于是下旨由那些后宫未曾临幸的美女前来侑酒。
聪明的姑娘马上意识到这事的重要性,这是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个个浓装淡抹,希望借此获得皇帝的青睐。
来了,宫女们一队队鱼贯而入,果然是花枝招展,娇娆婀娜,彩袖在桌上来去,香气在席间飘散。匈奴番王哪里见过如此多彩多姿的场面,不禁心醉神驰,浑然忘我。突然他看到了出墙红杏,犹如那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是那么突出,他震惊于她的美艳。聪明的呼韩邪立即向汉元帝提出:“愿为天朝之婿,不一定硬要公主,就在这些美女中选一名可以。”汉元帝心想:原本要物色一位宗室郡主,如今要在待诏宫女中挑选,岂不是省却了许多麻烦。于是漫不经意地答:“你看中了那一位,那一位就归你。”呼韩邪太高兴了啦,喊道:“就是她!”汉元帝顺着他的手看去,但见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盈盈为礼。汉元帝眼前的这位待诏宫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太美了,但皇帝金口玉牙,不能反悔。
筵席结束了,呼韩邪意兴遄飞地回到驿馆。准备择吉迎娶汉宫美人,汉元帝却心中快快地回到后宫,找出了待诏宫女图册,翻到王昭君的画像,只见画像与本人有天壤之别,而粉颊秀靥上,何曾有什么黑痣。刹那间,汉元帝把失去王昭君的懊悔心理,转化成对画工毛延寿的愤怒,当即传命有司彻底追查,才知道都是毛延寿的索贿不成,故意将王昭君的花容月貌,绘成泥塑木雕的平庸女人,于是将毛延寿以欺君之罪斩首,对这件事,后人自有评说。
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意思是毛延寿虽然胡作非为,而汉元帝也太过糊涂。正象王安石所讲:“耳目听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无论如何,汉元帝心中对王昭君的歉疚、悔恨、怜惜与不忍割舍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他要设法加以弥补,于是诓称:“妆奁尚未齐备,后三日即行。”他既然已无法留住王昭君,他必须好好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来享受王昭君,这就是才智平庸的汉元帝的想法自然与历雄才大略的皇帝之间有显著区别。
汉元帝在未夫殿中召见王昭君,目睹一个冠绝古今的绝色美女,即将落入他人怀抱,心中那份窝囊劲就甭提了。他假惺惺地先说了许多安慰和鼓励的话,等到王昭君饱孕泪光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向汉元帝凝视时,汉元帝终于无法自恃,疯狂般地离开御座,饿虎扑羊般地抱住王昭君,踉踉跄跄地走向殿角的暖阁,像一个虐待狂一样地把王昭君折磨了三天三夜。
临行之日,王昭君戎装打扮,妩媚中更见英爽之气,面向未央宫拜别了天子,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看了最后一眼长安,怀抱着琵琶上马而去。匈奴人马和朝廷派出的卫护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长安大街,沿途万人空巷,争睹昭君风采;眼看如此风情万种的美人儿,离开繁华的帝京,前往荒凉的胡地,陪伴一个垂垂老矣的匈奴单于,无不为之嗟叹不已。
王昭君出了长安北门,一路晓行夜宿,渐行渐远,黯然神伤,随行的乐师们,一路上弹奏着琵琶,以慰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声声令人肝肠寸断,回望长安已经了无踪影,王昭君手弹琵琶,吟出一首“怨词”。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芭桑。
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行云,上游曲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没沉,不得颉颃。
虽得委禽,心有徊惶,我独伊何,来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进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中原正是春暖花开的三月,塞外犹是寒风凛冽的季节,真个是“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如何不回头。”王昭君终于在漫漫长路中病倒了,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养病期间,她想起了父母兄弟,也想到了曾和她缠绵三天三夜的大汉皇帝,于是挑灯披衣,儒泪和墨,向汉元帝写信:
臣妾有幸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适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惟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绝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怜之!
出了雁门关,匈奴大队骑士、毡车、胡姬前来迎迓,抵达王庭之日,但见平沙雁落,黄尘滚滚,牛羊遍地,无边青草。一座座帐蓬中,张灯结彩,欢腾达旦,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亦即安宁胡地的皇后),百般迁就,以博取她的欢心。然而胡笳悲鸣,骏马奔驰,饮腥食膻,异邦风月,使王昭君总是对故国充满思念之情。所谓:
汉使回朝频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王昭君出塞以后,汉元帝依照她的意思,把她的父母兄弟一齐接到长安,赐宅赐田,妥善安置。而呼韩邪自得汉廷绝色美人之后,心中大为高兴,整天置酒作乐,并遣使致送大批玉器,珠宝及骏马,以报答汉天子的特别恩遇,甚至上书愿保境安民,请罢边卒,以休天子之民。汉宣帝在看了郎中侯应上奏的“十不可”之后,谢绝了他的这一好意。
就在王昭君抵达匈奴王庭三个月后,汉元帝在思念与懊恼的前提下,恹恹病榻,拖到初夏时节,竟在榴花耀眼中崩逝。
第二年,即汉成帝建始元年,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取名伊督智牙师,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老迈的呼韩邪去世,这年王昭君二十四岁。
一个美艳的**,三年的异地生活,逐渐习惯了喝羊奶,住毡帐,骑马射猪,也学会了一些胡语。
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继承了单于的职位,依照匈奴的礼俗,王昭君成了雕陶莫皋的妻子。年轻的单于对王昭君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恩爱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长女叫云,次女叫当,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雕陶莫皋与王昭君过了十一年的夫妻生活而去世,这时是汉成帝鸿嘉元年,王昭君已经三十五岁,正是绚烂的盛年,不必再有婚姻的绊系,好整以暇地参予匈奴的政治活动,对于匈奴与汉廷的友好关系,着实产生了不少沟通与调和的作用!
王昭君的兄弟被朝廷封为侯爵,多次奉命出使匈奴,与妹妹见面,王昭君的两个女儿也曾到长安还入宫侍候过太皇太后,这位太皇太后就是汉元帝的皇后,她有个的侄子王莽,先谦躬下士博取虚名,后玩了一套所谓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夺取西汉政权,建立“新”。可惜匈奴单于认为“不是刘氏子孙,何以可为中国皇帝”于是边疆迭起,祸乱无穷。
眼看自己创造的和平岁月毁于一旦,王昭君在幽怨凄清绝望中死去,葬在大黑河南岸,墓地至今尚在,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五十里的黄河岸边,据说入秋以后塞外草色枯黄,惟王昭君墓上草色青葱一片,所以叫“青家”。 关于“青家”也另有解释:《筠廓偶笔》:“王昭君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濛作青色,故云青家。”《塞北纪游》上也说:“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垓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家。”
历来提到“青家”的诗句很多。如白居易的“不见青家上,行人为浇酒。”杜牧的“青家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下暮云秋。”
王昭君在历又被称为“明妃”,系西晋时,为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昭君”为“明君”,后渐渐有“明妃”一说。
对昭君出塞历来评价颇多,评价各异,如:
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家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李白: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两人都对昭君出塞,墙予无限的怜惜与感叹。另外还有:
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
燕支常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家使人嗟。
王安石也有吟咏王昭君的诗,他另创新意,不落俗套,认为王昭君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无语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植拔春风手,弹着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家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此外欧阳修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也与王安石的意思相同,前后辉映,以理度情,从人性角度着墨,使人更能了解王昭君在出塞前后的悲苦之余,也未尝没有另一种迷离心情,也未尝不是人生价值的另一种实现。“青家”墓碑上也刻有:
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这首诗,包括“和亲果使边烽消,鹿阁何人许共论。”总算对王昭君出塞和亲,有了公允的论断。
王昭君的儿子右逐日王一系后来日益强盛,与东汉交恶,被窦宪追击,一路西窜,越过葱岭进入欧洲,占领哥特人的地盘引起罗马帝国的崩溃,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也就是后来的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国。
从达尔文的来看,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根据已发现的古猿和古人类化石材料,最早的人类可能在距今300万年或400万年之前出现。人类起源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古猿阶段,能制造工具的人的阶段,后阶段包括猿人和智人两大时期;它们又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出版一书,阐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1871年,他又出版《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列举许多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但他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F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1876年他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劳动。文章论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测定年代方法的不断改进,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已经可以大致勾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生物进化论简介:
宇宙中最原始的存在,并不是具有精神的事物、灵或神,而是具有生能的物质。这生能以进化方式,演进成生元,即细胞;这细胞便是万物中一切生命的开始。在西方思想史上,力持进化论观点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经过多年的探索,达尔文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进化思想: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个体差异,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所保留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过程中逐渐变异,经过性状分异和中间类型消失便形成新种。达尔文主张,生物界物种的进化及变异,系以天择的进化为其基本假设:此外,并以性别选择和生禀特质的遗传思想来作辅助。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强烈地冲击了的创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宗教“神造论”和林奈与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发起一场革命,震动当世。由于进化论违反《圣经》里的创世论,所以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宗教争论的焦点。人类起源地:1、非洲: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此外,还有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2、欧洲: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3、北京人:“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微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4、东非地区: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土耳其、希腊、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之说?人类的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人类的起源学说理论:1、达尔文理论: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60年代,陕西蓝田公王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2、非洲起源论: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达尔文的简介: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经乘坐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对人类有杰出的贡献。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医生,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农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对于婚姻大事,达尔文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写单身的好处。达尔文感叹不结婚太孤单,然后连写三个“结婚”-证明完毕,必须结婚。达尔文显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女人闲聊,他就是要找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家的三位女儿,个个博学聪明,能跟他辩论哲学和科学,更能容纳他的。他找上了从小认识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爱玛比达尔文大一岁,她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爱玛一口答应达尔文的求婚——这个爱听女人唠叨的男人,女孩子似乎都当他理想丈夫材料。虽然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态。两个半月后,他们就结婚了。女儿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毁达尔文的婚姻。在爱玛的时代,女儿安妮的病故很容易被认作是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比如说,嫁了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爱玛从未如此认为。两人都深爱安妮。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爱玛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而不是上帝创造),或许她都未必感兴趣。但也正因为如此,爱玛可以代表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对《物种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应。爱玛仔细阅读了手稿,改正拼写,改正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些。如果当初不结婚的那一栏里理由再多一些,如果达尔文保持单身,继续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间,如果不是和爱玛结婚,他很可能写出一本较为激烈的书。由于爱玛的参与,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多少能摆脱感情的羁绊,而集中于事实和逻辑。《物种起源》初版于1859年。十二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争议,《人类的由来》一书,显然对达尔文夫妻的感情毫无影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许,是为了安慰爱玛的天堂不得相见的悲伤?没有这回事。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他在随“小猎犬号”环球旅行时,随身带了几只鸟,为了喂养这些鸟,又在船舱中种了一种叫草芦的草。船舱很暗,只有窗户透射进阳光,达尔文注意到,草的幼苗向窗户的方向弯曲、生长。但后来几十年间,达尔文忙着创建进化论,直到其晚年,才着手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向光性的问题,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力》一书中总结了这些实验结果。达尔文是用草的种子做这些实验的。草的种子发芽时,胚芽外面套着一层胚芽鞘,胚芽鞘首先破土而出,保护胚芽在出土时不受损伤。达尔文发现胚芽鞘是向光性的关键。如果把种子种在黑暗中,它们的胚芽鞘将垂直向上生长。如果让阳光从一侧照射秧苗,胚芽鞘则向阳光的方向弯曲。如果把胚芽鞘尖端切掉,或用不透明的东西盖住,虽然光还能照射胚芽鞘,胚芽鞘也不再向光弯曲。如果是用透明的东西遮盖胚芽鞘,则胚芽鞘向光弯曲,而且,即使用不透光的黑色沙土掩埋胚芽鞘而只留出尖端,被掩埋的胚芽鞘仍然向光弯曲。达尔文推测,在胚芽鞘的尖端分泌一种信号物质,向下输送到会弯曲的部分,是这种信号物质导致了胚芽鞘向光弯曲。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然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看,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根据已发现的古猿和古人类化石材料,最早的人类可能在距今300万年或400万年之前出现。
人类起源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古猿阶段,能制造工具的人的阶段,后阶段包括猿人和智人两大时期;它们又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阐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1871年,他又出版《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列举许多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但他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F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1876年他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劳动。文章论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测定年代方法的不断改进,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已经可以大致勾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
生物进化论简介:
宇宙中最原始的存在,并不是具有精神的事物、灵或神,而是具有生能的物质。这生能以进化方式,演进成生元,即细胞;这细胞便是万物中一切生命的开始。在西方思想史上,力持进化论观点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经过多年的探索,达尔文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进化思想: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个体差异,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所保留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过程中逐渐变异,经过性状分异和中间类型消失便形成新种。达尔文主张,生物界物种的进化及变异,系以天择的进化为其基本假设:此外,并以性别选择和生禀特质的遗传思想来作辅助。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强烈地冲击了《圣经》的创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宗教“神造论”和林奈与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发起一场革命,震动当世。由于进化论违反《圣经》里的创世论,所以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宗教争论的焦点。
人类起源地:
1、非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2、欧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3、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微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4、东非地区: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人类的起源学说理论:
1、达尔文理论: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
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
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
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
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
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
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60年代,陕西蓝田公王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
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
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
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2、非洲起源论: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达尔文的简介: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经乘坐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对人类有杰出的贡献。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医生,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
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农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
对于婚姻大事,达尔文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写单身的好处。达尔文感叹不结婚太孤单,然后连写三个“结婚”-证明完毕,必须结婚。达尔文显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女人闲聊,他就是要找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家的三位女儿,个个博学聪明,能跟他辩论哲学和科学,更能容纳他的。他找上了从小认识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爱玛比达尔文大一岁,她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爱玛一口答应达尔文的求婚——这个爱听女人唠叨的男人,女孩子似乎都当他理想丈夫材料。虽然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态。两个半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女儿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毁达尔文的婚姻。在爱玛的时代,女儿安妮的病故很容易被认作是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比如说,嫁了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爱玛从未如此认为。两人都深爱安妮。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
爱玛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而不是上帝创造),或许她都未必感兴趣。但也正因为如此,爱玛可以代表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对《物种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应。爱玛仔细阅读了手稿,改正拼写,改正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些。如果当初不结婚的那一栏里理由再多一些,如果达尔文保持单身,继续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间,如果不是和爱玛结婚,他很可能写出一本较为激烈的书。由于爱玛的参与,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多少能摆脱感情的羁绊,而集中于事实和逻辑。
《物种起源》初版于1859年。十二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争议,《人类的由来》一书,显然对达尔文夫妻的感情毫无影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
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许,是为了安慰爱玛的天堂不得相见的悲伤?没有这回事。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
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他在随“小猎犬号”环球旅行时,随身带了几只鸟,为了喂养这些鸟,又在船舱中种了一种叫草芦的草。船舱很暗,只有窗户透射进阳光,达尔文注意到,草的幼苗向窗户的方向弯曲、生长。但后来几十年间,达尔文忙着创建进化论,直到其晚年,才着手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向光性的问题,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力》一书中总结了这些实验结果。达尔文是用草的种子做这些实验的。草的种子发芽时,胚芽外面套着一层胚芽鞘,胚芽鞘首先破土而出,保护胚芽在出土时不受损伤。达尔文发现胚芽鞘是向光性的关键。如果把种子种在黑暗中,它们的胚芽鞘将垂直向上生长。如果让阳光从一侧照射秧苗,胚芽鞘则向阳光的方向弯曲。如果把胚芽鞘尖端切掉,或用不透明的东西盖住,虽然光还能照射胚芽鞘,胚芽鞘也不再向光弯曲。如果是用透明的东西遮盖胚芽鞘,则胚芽鞘向光弯曲,而且,即使用不透光的黑色沙土掩埋胚芽鞘而只留出尖端,被掩埋的胚芽鞘仍然向光弯曲。达尔文推测,在胚芽鞘的尖端分泌一种信号物质,向下输送到会弯曲的部分,是这种信号物质导致了胚芽鞘向光弯曲。
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然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
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从达尔文的来看,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根据已发现的古猿和古人类化石材料,最早的人类可能在距今300万年或400万年之前出现。人类起源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古猿阶段,能制造工具的人的阶段,后阶段包括猿人和智人两大时期;它们又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出版一书,阐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1871年,他又出版《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列举许多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但他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F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1876年他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劳动。文章论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测定年代方法的不断改进,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已经可以大致勾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生物进化论简介:
宇宙中最原始的存在,并不是具有精神的事物、灵或神,而是具有生能的物质。这生能以进化方式,演进成生元,即细胞;这细胞便是万物中一切生命的开始。在西方思想史上,力持进化论观点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经过多年的探索,达尔文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进化思想: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个体差异,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所保留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过程中逐渐变异,经过性状分异和中间类型消失便形成新种。达尔文主张,生物界物种的进化及变异,系以天择的进化为其基本假设:此外,并以性别选择和生禀特质的遗传思想来作辅助。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强烈地冲击了的创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宗教“神造论”和林奈与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发起一场革命,震动当世。由于进化论违反《圣经》里的创世论,所以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宗教争论的焦点。人类起源地:1、非洲: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此外,还有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2、欧洲: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3、北京人:“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微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4、东非地区: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土耳其、希腊、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之说?人类的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人类的起源学说理论:1、达尔文理论: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60年代,陕西蓝田公王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2、非洲起源论: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达尔文的简介: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经乘坐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对人类有杰出的贡献。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医生,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农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对于婚姻大事,达尔文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写单身的好处。达尔文感叹不结婚太孤单,然后连写三个“结婚”-证明完毕,必须结婚。达尔文显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女人闲聊,他就是要找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家的三位女儿,个个博学聪明,能跟他辩论哲学和科学,更能容纳他的。他找上了从小认识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爱玛比达尔文大一岁,她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爱玛一口答应达尔文的求婚——这个爱听女人唠叨的男人,女孩子似乎都当他理想丈夫材料。虽然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态。两个半月后,他们就结婚了。女儿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毁达尔文的婚姻。在爱玛的时代,女儿安妮的病故很容易被认作是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比如说,嫁了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爱玛从未如此认为。两人都深爱安妮。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爱玛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而不是上帝创造),或许她都未必感兴趣。但也正因为如此,爱玛可以代表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对《物种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应。爱玛仔细阅读了手稿,改正拼写,改正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些。如果当初不结婚的那一栏里理由再多一些,如果达尔文保持单身,继续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间,如果不是和爱玛结婚,他很可能写出一本较为激烈的书。由于爱玛的参与,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多少能摆脱感情的羁绊,而集中于事实和逻辑。《物种起源》初版于1859年。十二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争议,《人类的由来》一书,显然对达尔文夫妻的感情毫无影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许,是为了安慰爱玛的天堂不得相见的悲伤?没有这回事。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他在随“小猎犬号”环球旅行时,随身带了几只鸟,为了喂养这些鸟,又在船舱中种了一种叫草芦的草。船舱很暗,只有窗户透射进阳光,达尔文注意到,草的幼苗向窗户的方向弯曲、生长。但后来几十年间,达尔文忙着创建进化论,直到其晚年,才着手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向光性的问题,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力》一书中总结了这些实验结果。达尔文是用草的种子做这些实验的。草的种子发芽时,胚芽外面套着一层胚芽鞘,胚芽鞘首先破土而出,保护胚芽在出土时不受损伤。达尔文发现胚芽鞘是向光性的关键。如果把种子种在黑暗中,它们的胚芽鞘将垂直向上生长。如果让阳光从一侧照射秧苗,胚芽鞘则向阳光的方向弯曲。如果把胚芽鞘尖端切掉,或用不透明的东西盖住,虽然光还能照射胚芽鞘,胚芽鞘也不再向光弯曲。如果是用透明的东西遮盖胚芽鞘,则胚芽鞘向光弯曲,而且,即使用不透光的黑色沙土掩埋胚芽鞘而只留出尖端,被掩埋的胚芽鞘仍然向光弯曲。达尔文推测,在胚芽鞘的尖端分泌一种信号物质,向下输送到会弯曲的部分,是这种信号物质导致了胚芽鞘向光弯曲。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然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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