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昊结婚了几次？

截止2021年1月22日官方没有透露秦昊结婚次数。

2014年7月14日伊能静的导演处女作《我是女王》在土耳其取景拍摄（秦昊也是演员之一），秦昊以庆祝杀青为由选择了一家海边餐厅，在楼上铺满了玫瑰蜡烛，手捧花束跪地向伊能静求婚。2016年6月28日，妻子伊能静在美国产下一女，小名为小米粒。

有人说秦昊之所以选择伊能静，是因为他也不是头婚，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并晒出了一张他和女星石洋子的亲密照。其实秦昊和石洋子的家人已经辟谣，两个人只是有过一张合照，并无亲密关系，更别提结婚了，所以秦昊是头婚。

扩展资料：

2000年2月14日，伊能静与庾澄庆在美国注册结婚。2002年3月16日，儿子哈利在美国出生 。2009年3月20日，伊能静通过华谊兄弟经纪公司正式发表离婚声明，结束与庾澄庆九年的婚姻 。2014年2月10日，伊能静与秦昊一同亮相第64届柏林国际**节首映礼 。两人相恋  。

2014年9月3日15:37分，身在欧洲的伊能静透过微博宣布，7月14日在土耳其，自己已答应男友秦昊的求婚 。2015年3月21日，伊能静和小10岁未婚夫秦昊在普吉岛的沙滩上举办海岛婚礼，婚礼仅邀请双方家人好友出席。 2016年6月28日，伊能静在美国产下一女。

-秦昊

-伊能静

《简·爱》

《简·爱》（Jane Eyre）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人们普遍认为《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诗意的生平写照”

女主人公简爱，一个性格坚强，朴实，刚柔并济，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她出身卑微，相平凡，但她并不以此自卑。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笨，显示出自立自强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她有顽强的生命力，从不向命运低头，最后有了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但她并没有绝望，她并没有自我摧毁，并没有在侮辱中沉沦。所带来的种种不幸的一切，相反，换回的却是简·爱的无限信心，却是简·爱的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对自己的命运、价值、地位的思考和努力把握，对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有着理性的认识，对自己的幸福和情感有着坚定的追求。从简爱身上，表现力当今新女性的形象：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对于自己的人格、情感、生活、判断、选择的坚定理想和执着追求。

罗切斯特

桑菲尔德庄园主，拥有财富和强健的体魄，大约三十六七岁年纪（比简爱大了将近二十岁），心地善良，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冷漠，有点顽固，起初在简爱眼中，他个性格阴郁而又喜怒无常，有一种男子汉气概。他身体强健，不算很英俊，但面孔十分坚毅，有一头浓密的黑卷发和一双又大又亮的黑眼睛。年轻时他被父兄迫害，受骗娶了疯女人伯莎·梅森，那个女人荒*无度，过着放浪的生活，成天吼叫，罗切斯特非常厌恶她，但由于强烈的责任心和当时的一些要求不能抛弃她。罗切斯特先生为了追求新的生活到欧洲各国旅游，但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心上人，反而频频遭到背叛。后来决心认真生活，便回到了桑菲尔德庄园，认识了家庭女教师简·爱，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但已婚的事实被揭发。简爱离开，他悲痛欲绝。由于疯子妻子的疯狂放火而失去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也失明了。最后成为简·爱的丈夫。婚后两年眼睛复明。

简·爱是个孤女，她出生于一个穷牧师家庭。不久父母相继去世。

幼小的简·爱寄养在舅父母家里。舅父里德先生去世后，简·爱过了10年倍受尽歧视和虐待的生活。舅母把她视作眼中钉，并把她和自己的孩子隔离开来，从此，她与舅母的对抗更加公开和坚决了，简被送进了罗沃德孤儿院。

孤儿院教规严厉，生活艰苦，院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简·爱在孤儿院继续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孤儿院经常有孩子病死，她最好的朋友海伦在一次大的斑疹伤寒中去世了。这次斑疹伤寒也使孤儿院有了大的改善。简·爱在新的环境下接受了六年的教育，并在这所学校任教两年。由于谭波尔儿**的离开，简·爱厌倦了孤儿院里的生活，登广告谋求家庭教师的职业。桑菲尔德庄园的女管家聘用了她。庄园的男主人罗切斯特经常在外旅行，她的学生是一个不到10岁的女孩阿黛拉·瓦朗，罗切斯特是她的保护人。

一天黄昏，简·爱外出散步，邂逅刚从国外归来的主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她发现她的主人是个性格忧郁、喜怒无常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时好时坏。整幢房子沉郁空旷，有时还会听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怪笑声。一天，简·爱在睡梦中被这种笑声惊醒，发现罗切斯特的房间着了火，简·爱叫醒他并帮助他扑灭了火。

罗切斯特回来后经常举行家宴。在一次家宴上向一位名叫英格拉姆的漂亮**大献殷勤，简·爱被召进客厅，却受到布兰奇母女的冷遇，她忍受屈辱，离开客厅。此时，她已经爱上了罗切斯特。其实罗切斯特也已爱上简·爱，他只是想试探简·爱对自己的爱情。当他向简·爱求婚时，她答应了他。

在婚礼前夜，简·爱在朦胧中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在镜前披戴她的婚纱。

第二天，当婚礼在教堂悄然进行时，突然有人出证：罗切斯特先生15年前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原来就是那个被关在三楼密室里的疯女人。法律阻碍了他们的爱情，使两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简·爱离开了罗切斯特。在寻找新的生活出路的途中，简·爱风餐露宿，沿途乞讨，历尽磨难，最后在泽地房被牧师圣·约翰收留，并在当地一所小学校任教。不久，简·爱得知叔父去世并给她留下一笔遗产，同时还发现圣·约翰是她的表兄，简·爱决定将财产平分。圣·约翰是个狂热的教徒，打算去印度传教。他请求简·爱嫁给他并和他同去印度，但理由只是简·爱适合做一位传教士的妻子。简·爱拒绝了他，并决定再看看罗切斯特。她回到桑菲尔德庄园，那座宅子已成废墟，疯女人放火后坠楼身亡，罗切斯特也受伤致残。简·爱找到他并大受震动，最终和他结了婚，得到了自己理想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个贵族与伟大的革命者之间的爱情传奇故事。出身于贵族的燕妮聪颖智慧、高贵迷人。在相恋七年后，燕妮嫁给了比自己小五岁的马克思。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

按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贵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遥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互相忠诚等待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结婚的念头，继续等待。

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

1843年6月19日他才到克罗茨纳赫，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出身德国贵族家庭的燕妮结婚。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

扩展资料：

燕妮·马克思对卡尔·马克思的作品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她戏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秘书”，她不仅为马克思抄写和影印了手稿。 期间，她与马克思一起讨论他的文章。燕妮·马克思在社会运动中也有她自己的角色，在英国伦敦生活期间她也不断地通过德文报纸发表政治文章和论文。

参考资料：

-燕妮马克思

古希腊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伊利斯城邦，有一个名叫奥林匹亚的小地方，溪流潺潺，林木葱茏，看上去与希腊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古希腊，奥林匹亚的大名，就像今天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一样，无人不知。奥林匹亚有这般赫赫名声，完全是因为那里举办过古奥运会。

古希腊奥运会是何时和如何产生的，已不可考，但是从希腊这个神话王国留传下来的一些传说中，依然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关于奥运会的起源主要有3个神话传说。

第1个传说是，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想把王位传给宙斯，为了考验儿子的能力，决定与宙斯进行摔跤比赛，如果宙斯获胜，便可继承王位。结果克罗诺斯不敌宙斯，败在儿子手下。宙斯接过万神之首的王冠后，在奥林匹亚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其中也有竞技比赛，这就是最初的古代奥运会。

第2个传说是，伊利斯国王与英雄赫拉克利斯打赌，如果赫拉克利斯在一天内，把3000头牛的牛圈打扫干净，就能得到300头牛的奖励。聪明的赫拉克利斯引来阿尔菲斯河河水，很快就把牛圈冲洗得干干净净。可是伊利斯国王不仅毁约，而且想杀死赫拉克利斯。但赫拉克利斯在宙斯的帮助下，杀死了伊利斯国王。之后，赫拉克利斯在奥林匹亚举行竞技比赛来庆祝胜利，以报答宙斯，于是有了古奥运会。

第3个传说流传最广。古希腊皮萨城邦的国王俄诺玛诺斯，有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儿希波达弥亚，慕名而来的求婚者络绎不绝。国王听预言家说他将死于女婿之手，于是想出一个既不让女儿出嫁，求婚者又无法指责他的办法。他要求求婚者与他进行驾车比赛，若求婚者获胜，可娶走公主，若输给他，就被刺死。结果，有13位求婚者因赛车失败而丧命。一日，青年英雄珀罗普斯来求婚，尽管珀罗普斯驾着海神波塞冬的金马车飞奔，但是国王的两匹神骏“菲拉”和“哈尔彼那”快如旋风，眼看就要追上，国王已将长矛瞄准珀罗普斯的后心。此时,海神波塞冬显灵，使国王战车的轮子飞脱出去，国王坠地而死。珀罗普斯如愿以偿地娶了希波达弥亚，并继承了王位。为了庆祝胜利，在奥林匹亚举行了盛大的奥运会。在今天的奥林匹亚，人们仍能看到珀罗普斯墓的遗迹。

尽管这些神话内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古奥运会与神有关。虔诚的古希腊人为了让诸神高兴，在种庄稼、航海、打仗等活动中帮助自己，就举办名目繁多的祭神仪式。他们想，既然众神喜欢观看竞技比赛，就将竞技也作为祭品献上，于是，古希腊有奉献给海神波塞冬的伊斯特摩斯运动会、奉献给太阳神阿波罗的皮托运动会、奉献给智慧之神雅典娜的泛雅典运动会等。奥运会是奉献给万神之尊宙斯的，因此成为古希腊影响最大的第一盛会。就像古希腊诗人平达所说，没有任何其他的比赛能比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值得歌颂。

放下武器参加奥运

古希腊有数百个独立的城邦，城邦之间经常兵戎相见，战争频繁，因此，战争对古希腊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古希腊人把体育锻炼当做头等大事。各种竞技运动风行一时，出现了奥运会和其他一些节日盛典中的竞技运动比赛。比赛项目大多与军事技能有关，反映了战争与古希腊奥运会发展的关系。

远古时代在奥林匹亚举办的祭祀竞技活动曾一度中断。到了公元前8世纪，伊利斯城邦遇到灾祸，国王伊费托斯派人到供奉太阳神阿波罗的宗教圣地——德尔菲去听取“神谕”。所谓听“神谕”，是古希腊人的一个宗教传统 。

古时，伊利斯、斯巴达及皮萨3个城邦的国王达成协议，决定恢复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宗教庆典，每4年一次，在夏至后的第二个月圆之日前后，也就是大约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之间举办，并同意在奥运会期间停止战争行动，以便能使运动员和观众参加奥运会，并安全返回。这就是著名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休战协议铭刻于一个铁饼上，存放在赫拉神庙。

每逢奥运会年，伊利斯城邦就派出3名使者，头戴橄榄枝编就的桂冠，手持节杖前往各城邦，宣告奥运会即将举行，“神圣休战”开始，邀请人们参加奥运会。他们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神圣休战”一经宣布，整个伊利斯城邦成为宗教圣地，禁止任何军事行动，也禁止人们带武器进入，通往奥林匹亚的所有道路畅通无阻，任何人不得拦阻。违背“神圣休战”的人和城邦都会受到严厉制裁。公元前420年，在“神圣休战”宣布后，斯巴达人攻打了伊利斯城邦的一个镇子，伊利斯便根据规定，按每名士兵罚款两个“米那”计算，要斯巴达人交罚金2000米那（相当于20万只羊的价钱）。斯巴达人抱怨说，他们实在不知道“神圣休战”已经宣布，拒不交罚金，伊利斯城邦就毫不客气地禁止斯巴达人参赛。“神圣休战”的期限最初为1个月，后因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也参加奥运会，便延长到3个月。

“神圣休战”延续了1000多年，使古奥运会摆脱了战争的干扰，成为和平与友谊的盛会，体现了古希腊人渴望和平的意愿，并对现代奥运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是古希腊城邦的鼎盛时期。公元前480年，英勇的希腊人在马拉松平原上以弱击强，打败强大的波斯入侵者后，古奥运会更是达到了它辉煌的顶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奥运会也从最初的1天扩展到5天，除了进行竞技比赛外，同时还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和艺术比赛。

竞技场上的角逐

古奥运会的比赛异常紧张激烈，参赛者都是体能出众、身材健美的精英。他们为了自己城邦的光荣、家族的荣誉，在竞技场上斗智斗勇。精彩的比赛常使观众如痴如醉。最初，奥运会只有短跑一项，后来奥运会的规模不断扩展。

古奥运会赛跑

前13届奥运会只有赛跑一个项目。比赛距离为一个“斯泰德”(约192米)，以后又逐渐增加了往返跑，即跑到终点后，在终点线的石柱处转向折回。

公元前720年，第15届奥运会又增加了长距离跑项目，距离为7～24个“斯泰德”。在当时，起跑的姿势为站立式。运动员两脚前后分开站立在起跑线的条石槽沟上，两脚尖分别放入沟内，身体前倾，传令官一声令下，便向前冲出。

武装赛跑是从公元前520年第65届奥运会开始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武装赛跑者身着铠甲，头戴盔帽，腿裹护胫，左手执圆形盾牌。虽然只进行一次往返跑，但全身披挂，负担很重，因此，少年运动员不参加这个项目。

古奥运会拳击

拳击是古希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但直到公元前688年第23届奥运会上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比赛的对手由抽签决定，比赛不分局数，不受时间限制，不按体重分级。比赛时仅允许用拳头或手掌击打对方。双方如果都不愿意弃权，比赛就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其中一方被打倒在地，或举起右手表示认输为止。

古奥运会摔跤

摔跤是古希腊人十分喜爱的运动项目。摔跤比赛分为立姿和卧姿。立姿比赛时，竞技者只要将对手摔倒3次即为胜利。卧姿摔跤是竞赛双方在泥泞的场地上进行比赛。由于泥浆沾满皮肤，很难互相抓住，增加了取胜的难度。卧姿摔跤十分激烈，直到一方举起右手，食指伸直，承认自己失败，比赛才决出胜负。

古奥运会混斗

混斗是由摔跤和拳击混合而成的一个竞技项目。比赛时，竞技者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是进攻的武器，可以用各种动作和方法打击对手，但禁止用嘴咬对手和用手指刺伤对手的眼睛。混斗比赛剧烈而危险，比赛要一直进行到使对手丧失抵抗力或承认失败为止。

古奥运会五项竞技

五项竞技是古奥运会中最受人尊重的项目，正如古希腊最著名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所评论的：“五项竞技的运动员是最出色的，因为他们既有力量又有速度。”

五项竞技在公元前708年第18届奥运会上成为竞赛项目，包括短跑、跳远、掷铁饼、掷标枪和摔跤，其中短跑和摔跤既是五项竞技的内容，又是奥运会单独的竞赛项目，而最具特色的则是跳远项目。

古奥运会跳远

跳远用的沙坑叫做“斯卡玛”，坑长约15米，同时它还兼做摔跤场之用。

跳远比赛是在笛声伴奏下进行的，以激发起竞技者的情绪和跳远的节奏。跳远分为立定跳和助跑跳两种。比赛时，运动员手握名为助跳器、重量约148～463公斤的半圆形重物。据说，这样既可增加跳远的距离，又有助于落地时保持身体平衡。

跳远的成绩用线绳测量，用木桩标记。每个竞技者跳完3次后，才决定谁跳得最远，同时，还要看竞技者跳跃时姿态是否优美，只有两者兼备的竞技者才能获胜。

古奥运会掷铁饼

投掷用饼最初是中心厚、边缘薄的石饼，大约在公元6世纪前后，改用金属制造。

由于各城邦运动会对铁饼的直径、重量未做统一规定，因此，在奥运会上使用的铁饼也不统一。竞技者比赛时，先在手上沾满沙子或泥土，以免投掷时铁饼脱手。测量投掷距离和现代铁饼比赛一样，并不在每次投掷后都测量，而是在铁饼落下的地方做记号，最后按最远的投掷距离算成绩。

古奥运会掷标枪

这种标枪是一种直木矛，通常用松木或橄榄枝制成，长度相当于一般男子的身高（约173米），粗细与食指相似。最初矛尖为锋利的石头，后来才换成金属制的不同类型的枪尖。比赛分投远和掷准两种。投远时，标枪上需置一个无锋刃的金属矛头，用以增加力量并保持平衡；掷准时，则改用一个有锋刃的金属矛头，以掷中目标的多少来确定最后的优胜者。

古奥运会战车赛

战车赛在公元前680年第25届奥运会时被列为竞技项目。由于比赛规模宏大，设备豪华，加之惊险场面层出不穷，因而深受希腊人的喜爱。

战车赛在竞技场里举行，起点设标志柱，终点设转向柱，以一个来回为一圈。最初为四马拉战车赛，公元前500年第70届奥运会时增加了骡子拉战车赛，但不久又取消了，以后还陆续增加了双马拉战车赛和幼马拉战车赛。比赛时场面十分激烈。竞技者赤身，手扬长鞭，拼命催马向前。赛车到转向柱处要突然掉转，如驾驭技术欠佳，不是车轮撞着转向柱翻车，就是竞技者被前冲力摔出车外。所以，赛车一旦驶近转向柱，号手即吹起号来，这一方面是提醒驾驭者注意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些冒险驱车前进的勇士们表示敬意和鼓励。

一般情况下，车主并不亲自驾车比赛，而是雇人替他比赛，但是一旦获胜，被宣布为获胜者的是车主，而不是实际的驾车人。

古奥运会赛马

赛马在公元前648年第33届奥运会时被开始列为竞技项目，当时称做“奥林匹克大赛马”。到公元前496年第71届时又增加了牡马赛。

赛马竞技与其他比赛不同，由于竞赛时马上无鞍、无马镫，骑手乘着裸马进行角逐，颇具危险性。因此，与赛车一样，骑手也是雇来的，马主人不亲自参赛。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48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派人参加第108届奥运会的赛马和赛车比赛并在赛马中获胜。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菲利普发行了四方银币。与赛车同样，一旦赛马获胜，被宣布为获胜者的是马的主人，而不是实际参赛的骑手。

古奥运会传令比赛和笛手比赛

传令比赛和笛手比赛在公元前416年第91届奥运会时被列为比赛项目，并作为开幕赛的项目，在竞技场附近的长廊中进行。这两项比赛要求运动员有嘹亮的嗓子和很大的肺活量，当然也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获胜者在奥运会中高声地介绍参赛者、宣布成绩，就像今天的运动会上的广播员。

古奥运会少年比赛

公元前632年第37届奥运会开始设置了少年比赛的项目，竞技者年龄限定为17～20岁。比赛项目除一些专门为少年选手设立的以外，大多数与成年人的相同，形式和内容也基本一致，只是在规则的要求、动作的难度方面要低于成年人。少年比赛项目的优胜者同样以橄榄枝桂冠作为奖励。

年代

届次

增设项目

公元前776年

第1届

短跑

公元前724年

第14届

往返跑

公元前720年

第15届

长跑

公元前708年

第18届

五项竞技、摔跤

公元前688年

第23届

拳击

公元前680年

第25届

四马拉战车赛

公元前648年

第33届

混斗、赛马

公元前632年

第37届

少年场地赛跑、摔跤

公元前628年

第38届

少年五项竞技

公元前616年

第41届

少年拳击

公元前520年

第65届

武装赛跑

公元前500年

第70届

骡子拉战车赛

公元前496年

第7l届

牡马赛

公元前428年

第88届

双马拉战车赛

公元前416年

第91届

传令比赛、笛手比赛

公元前404年

第94届

四马驹车赛

公元前288年

第123届

马驹赛

公元前276年

第126届

双马驹车赛

公元前200年

第145届

少年混斗

提及西方著名的家族企业，人们往往想到的都是诸如蒂森克虏伯集团、摩根财团这些以家族姓氏命名的企业，即便像蒂森克虏伯这般，早就已经彻底脱离了克虏伯家族，转为了职业经理人管理运营，但其“军火帝世家”的名牌仍被刻意用做了最响亮的广告。

然而，却有一个德国巨富家族，世代秉承着相当另类的“家规”——“不使用家族姓氏作为产品商标或企业名称，并尽量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

这就是德国的隐形巨富帝国——匡特家族。

说起德国匡特家族，知晓的人可能寥寥无几。但其实，众多令人炫目的企业，其背后的大股东，竟然都是匡特家族——宝马、戴姆勒-奔驰、国际化专业化学品集团阿尔塔纳（Altana）、 生产毛瑟步枪的 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DWM）、占据德国蓄电池八成市场份额的瓦尔塔电池公司（Varta）……

可以说，匡特家族的百年跌宕起伏的命运，就是德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跟几代人专注于钢铁和军工产业的克虏伯家族不同，匡特成员犹如敏锐的“狩猎者”，从不固守于某种行业，总能从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寻觅出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并抓住时机，迅速重新部署。

柏林西北的普利茨瓦尔克小镇曾有一家毛纺织厂， 1865年，纺织厂来了一位16岁的学徒——埃米尔 · 匡特。

匡特家族的命运之轮由此开启。

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灵活的头脑，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埃米尔就从车间工人做到了店员和销售经理，并成功地俘获了工厂负责人德雷格女儿海德薇的芳心，成了德雷格的上门女婿。

德雷格去世后，埃米尔联合妻弟，一同买下了这家厂子的超半数股份，掌握了纺织厂的所有权。

埃米尔·匡特正赶上了好时候。

伴随着1860—1870年代的德国统一战争，崇尚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军服的需求猛涨，纺织厂通过接“政府订单”，产业不断做大，到了20世纪初，匡特家族已经成功控制了三家实力强大的纺织厂，基本上垄断了整个行业，成为德国纺织业的领头羊。

可惜，还不算太老的埃米尔（才50来岁）身体先垮了，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于是，刚完成大学学业的匡特二代，京特·匡特（ Günther Quandt）被老爸从柏林召回，开始被培训接管家族企业。

与保守稳健的父亲不同，儿子京特更敢于尝试和冒险。

一战前夕和战争期间，庞大的军服订单让匡特家族产量增加了4倍多，获利颇丰。

战后，德国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马克疯狂贬值的如同卫生纸一般。

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部分工薪阶层都迅速、直接、毫不拖泥带水地变成了叮当响的穷人。

没成想，对于某些掌握着资源的大企业家们来说，这却又是个天赐良机——超规模的通货膨胀使他们能轻松地还清债务。

某种程度上，匡特家族就是德二帝国战争策略的最终获利方。

通过银行贷款，京特·匡特以抄底价买下了德国毛织集团30%的股权。

后来，又由于不堪承受来自银行方面的巨大压力，他被迫出售了全部股权。

这一进一出，让京特的银行账户上入账了4500万马克。

要知道，此时的马克还在剧烈贬值，每天都持续缩水，必须尽快投资。

跟一般投资者购买多种股票，以规避风险博取投资收益为不同，京特的理想显然更远大——他渴望着获得某个行业的影响力——集中投资于某些企业，进而谋取决策权和垄断地位。

早在战前， 京特就非常看好蓄电池行业，此时， 经过缜密的研究之后，京特盯上了蓄电池厂股份公司（AFA）。

趁着股价大跌， 如同狩猎者一般， 他悄无声息地吸纳了 AFA的大量 股份，最终成功收购了这家军工电池企业。

至此，匡特 家族从轻工业开始转向重工业和军工产业，并第一次买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

魏玛时代的 京特·匡特 已经成从“纺织厂主”成功变身为了有影响力的投资家，通过买进自己中意行业的股票，成了多家重工、化工、制药、机械企业的拥有决策权的大股东。

1930年代， 京特·匡特 当选为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DWM）的监事会主席。

这个DWM属于德国军工巨头，旗下拥有毛瑟工厂。

自此，做军装出身的匡特 家族 ，开始主打军火工业。

很显然，匡特家族又一次赶上了好时候。

随着纳粹党的上台，德国不断扩军备战，各类政府订单又一次带来了异常可观的超额利润。

1933年，京特·匡特加入了纳粹党，和德三高层往来频繁。

二战开打后，京特·匡特被任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国防经济部主要负责人之一，深得纳粹高层信赖。

他旗下的AFA工厂为德国海军潜艇提供了几乎所有的蓄电池，并参与了V系列导弹的研制活动。

1941年，忙着倒腾军火的京特·匡特还顺便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制药厂——比克·古尔登厂股份公司。

这个比克·古尔登公司，就是后来世界化工领域的大佬——德国阿尔塔纳集团的前身。

到了战争后期，即便雇佣了大量女工，匡特家族的工厂还是出现严重的劳动力匮乏。

于是，跟同期的克虏伯工厂一样，京特·匡特的工厂们也开始接收大量纳粹政府提供的“低成本劳工”，即占领区人民、苏联战俘和一部分集中营的犹太人。

匡特家族 甚至直接与党卫军进行了深度合作，在汉诺威的电池工厂建造一个集中营——绝大多数劳工会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死于铅中毒。

在恶劣环境和高强度劳动下，匡特家族的工厂变成了一座座“死亡生产线”。

战后，京特·匡特的纳粹党身份和使用“强制劳动”的这段不光彩的过往，让其被认作了 法西斯的“胁从者”，并背上了“反人类罪”的指控，被美军逮捕，扔进了监狱，等待接受战犯审判。

然而，1946年12月，京特·匡特竟然被撤销了指控，还由美军派专车给送回了家。

毕竟，跟追责“第三帝国”的企业家们相比，重建秩序维护势力范围对抗苏联才是美军最着急要干的事儿，美国人需要京特·匡特继续“发挥余热”。

但另一部分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京特·匡特和他的律师团队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背锅侠”——前德三帝国宣传部长， 戈培尔 。

这就有必要讲讲， 京特·匡特和他那著名前妻——“第三帝国”事实上的第一夫人， 戈培尔 · 玛格达不可不说的故事。

京特·匡特37岁的时候，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的爱妻 安东妮 因病早逝。

丧妻之初，京特逢人必表示， 安东妮 是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真爱”，看那架势，好似要为亡妻守身如玉一辈子。

然后，不出两年，他—再-婚-了。

续弦是小了他20岁的金发碧眼美女， 玛格达。

从柏林到高斯勒的火车上，还是高中生的 玛格达中途上车。

这时， 坐在高级包厢里的一位中年秃头发福的大叔放下手中的报纸，抬起了头，准备向女士打招呼，然后惊呆了——这简直如同小仙女下凡。

两人聊了一路，还挺谈得来。临别的时候，小仙女允许京特·匡特以叔辈的身份到学校约自己外出游玩。

又过了几个星期，京特·匡特向她提出了求婚。

玛格达考虑了三天，同意了，即便她比京特·匡特的两个儿子年纪大不了多少。

作为著名企业家夫人，年轻的玛格达很难适应身份，跟丈夫的代沟不断加深，三观也愈发不和。

玛格达厌弃京特·匡特的吝啬、无趣，向往**和小说里那种刺激、浪漫的自由。

生下儿子 哈拉尔德 后不久，玛格达艾开始放飞自我，暗中交往了一个叫做艾内斯特美国情人。

这个艾内斯特也相当有来头，是美国总统胡佛的亲侄子。

玛格达和京特·匡特离婚的当天，艾内斯特就跪地苦苦求婚。

但玛格达此时竟然又犹豫了。

这时，一个闺蜜告诉她，不妨去 体育 馆看看“褐衫党”们闹哄哄的集会，来散散心。

集会上，一个其貌不扬瘦小枯干的瘸腿男人在台上激情演讲。

台下，美貌的玛格达看得心醉神迷。

显然，那个不负责任的建议，残酷地毁掉了玛格达的一生（此处省略一千字）。

希特勒夫妇自尽后，戈培尔两口子亲手将身边六个未成年孩子全部毒死之后，穿戴整齐的双双自杀，全家八口人给元首“主动殉葬”。

很明显，这时把“锅”都推到已经“畏罪自杀”的纳粹战犯身上，是最靠谱的操作。

京特·匡特声泪俱下的指证，当年是戈培尔拿哈拉尔德的抚养权做筹码，逼他加入的纳粹党。

后来京特·匡特的律师团还真找到了一些人证物证，把京特塑造成了一个受纳粹迫害，甚至被纳粹特权阶级毁灭了家庭的“受苦单亲爸爸”形象，赢得了不少同情分，最终帮助他成功脱罪。

被关监狱的一年多里，京特·匡特也没闲着，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建他的企业王国。

恢复自由后的京特·匡特又开始交了好运。

1948年，新成立的西德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发行“西德马克”取代原帝国马克——100个帝国马克兑换650个帝国马克。

这么一来，普通老百姓辛苦存银行的积蓄一时间贬值惨重，而像京特·匡特这样的投资者却凭空减轻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手中的大批证券及地产、工厂等实际资产也都随之大幅升值；再往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刺激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他入股的军工厂也迅速起死回生

然而，这时才六十多岁的京特·匡特，身体却垮了，跟老爸一样，各种慢性病缠身。只是，自己的继承人，在他看来，却并不尽如人意。

京特·匡特和早逝的爱妻有两个儿子，赫尔穆特和赫伯特。其中，长子赫尔穆特从小就被当作匡特家族接班人进行培养，但不幸是，才20出头，赫尔穆特就因盲肠炎猝然离世。

京特只得把希望放在了自小患有眼疾的二儿子赫伯特身上——开始的时候，赫伯特连书本上的文字都看不见，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视力逐渐有了改善。

后来，京特·匡特和玛格达生下了三子 哈拉尔德，但哈拉尔德曾经同 戈培尔走得很近， 还参加过纳粹德国国防军，这些“污点”，也让 京特·匡特非常纠结。

1954年，京特·匡特在出差途中突然离世，按照遗嘱，他那庞大的匡特财富帝国平分给了同父异母的两个儿子——赫伯特管理蓄电池、 汽车 和钾矿厂（AFA公司、温特斯哈尔和戴姆勒-奔驰股份），哈拉尔德则接手公司其他部分，主要是金属加工企业。

随着德国和整个欧洲经济的复苏，匡特兄弟认定 汽车 行业即将迎来热潮。

于是，匡特家族的第三代掌门赫伯特和 哈拉尔德兄弟开始不断增持奔驰股份，并高度关注起了另一家濒临破产的 汽车 企业——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宝马集团BMW）。

但在具体操作方案上，兄弟二人出现了重大分歧。

哈拉尔德认为，应该增持股份并帮助奔驰直接收购宝马集团，两家合一家即可；而赫 伯特则大胆提出了收购宝马的计划。

可是，当年并没人愿意相信宝马能彻底起死回生，不仅弟弟表示了明确反对，连银行都离他而去，拒绝向 赫 伯特提供贷款。

赫伯特决定背水一战，他投入了全部私有资产作为赌注，扩大宝马的股本。这意味着，如果此举失败，他将彻底破产。

现在看来，无论是提高奔驰股权还是押注宝马，都是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

带领宝马公司起死回生之后，赫伯特继续增持宝马股份，直到1969年实现绝对控股。

当 1982年 赫伯特去世时，匡特家族经营着200多家公司，员工超过7 万名，销售收入达到 130 亿元德国马克。

1967年，哈拉尔德在从法兰克福飞往法国尼斯的途上不幸遇难，留下了妻子英格和5名女儿。

随后，英格开始和赫伯特进行了艰难的分家谈判。

而哥哥赫伯特则有过三段婚姻，留下了6个子女。

1970年，赫伯特早早就留下遗嘱，把自己旗下的企业股份和财产依次分给三任妻子和6个子女，最重要的宝马经营权及控股股权，则全数分给了第三任妻子约翰娜和她的一儿一女。

同时，英格也最终和 赫伯特谈妥，获得了车厢、金属、弹药厂、戴姆勒-奔驰等其他行业的股权。

四年后，她将持有的所有戴姆勒-奔驰股权出售给科威特国王，一次套现约10亿马克。这也是当年全球最大的交易，曾经惊动了整个世界。

1978年英格去世，她的5位女儿获得了均等的财产，总计约15亿德国马克。

原本，全球的吃瓜群众都等着这5位**姐争夺遗产的好戏，没成想，五姐妹决定同舟共济，并未着急再次分家。

她们成立了家族办公室—哈拉尔德·匡特控股有限公司（Harald Quandt Holding），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分散和组合投资的形式统一管理家族财富，并维持至今日，一直保持着和睦和持续增值。

而赫伯特继承人也非常给力，尤其是掌管宝马集团的女儿苏珊娜，颇有其父的风貌，做出了不菲的业绩。

匡特 家族掌握着德国的大量工业企业，但却世代履行着保持低调的“家规”，家族成员们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从未把“ 匡特”的姓氏用作广告宣传， 更没有因为分家事宜大打出手，伤及企业元气，始终完整地保持着家族传承——他们 永远站在幕后，做真正低调的操盘手 ；

相比之下，可悲的是跟 匡特 家族同时代崛起的克虏伯家族，即便相关企业至今还打着克虏伯的品牌，但实际上，跟克虏伯家族，早就没有什么瓜葛了。

玛琳·黛德丽是一位少数于柏林发迹亦在好莱坞发展成功的女演员，原名玛丽亚·玛格达莱娜·迪特里希。1901年12月27日出生在柏林郊外的一个小镇。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是一名皇家警察中尉。父亲的地位让玛琳和她的姐姐度过了一个舒适的童年。1911年，玛琳的父亲去世了，撇下母亲独自扶养两个女儿。父亲的去世给玛琳留下一个长久的阴影。玛琳的童年嗜好是音乐。她喜爱演奏小提琴，并且梦想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职业小提琴手。但后来她的手受了伤，童年梦想也成为泡影。

上个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一个充满性解放意识的城市。夜晚的酒店夜总会和剧院里充满了这种放纵的气氛。19岁太年轻，太容易受影响，玛琳决心要在醉人的柏林夜总会出人头地。玛琳漂亮、讨人喜欢。她在酒店夜总会里跳舞，并兼职做歌手，很快就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但她想要真正取得成功，还需要别人的帮助。暗示性的歌词和玛琳的男装打扮很快使她的性倾向变得暧昧起来。尽管有很多关于她的谣传，但在1923年，她遇到了**制片助理卢狄·萨伯，并且嫁给了他。那时候她21岁。一年后他们有了女儿玛丽娅。 玛琳·黛德丽生于1901年的柏林，出生时名为玛琳·玛德莲娜·黛德丽（Maria Magdalena Dietrich）。5岁时父亲逝世，而后她的母亲和名普鲁士军官结婚。1918年她在魏玛的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并于1921年继续在柏林学习，但因生病而中断。一次在德国歌剧院的朗诵中，被著名剧院导演马格斯·安哈特选中后，得到首次演出的机会。

1923年演出第一个角色，同年与助理制作鲁道夫·任伯（Rudolf Sieber）结婚，并生下第一个女儿。1930年是玛琳·黛德丽事业起飞的开始，当年她在根据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小说《垃圾教授》为蓝本改编的**《蓝天使》（Der blaue Engel)中饰演罗拉一角，其中演唱了歌曲《我从头到脚为爱而生》（Ich bin von Kopf bis Fuß auf Liebe eingestellt）而红遍全球，然后同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前往美国派拉蒙**公司，陆续拍摄六部**。1935年她结束与斯登堡的合作。 1936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邀请她回到德国，并保证除了提供高薪之外，还给予她完全修改剧本与挑选合作伙伴的自由，但被玛琳·黛德丽拒绝。她留在在美国跟着多位导演包含亚弗列·希区考克、恩斯特·刘别谦、奥森·威尔斯（**“公民凯恩”的导演）与比利·怀德合作**。1937年的奥地利短暂之行后，她开始了常年的旅途。两年后她接受了美国国籍，尽管当时她的母亲还住在柏林。

在三十年代中期，她和凯瑟琳·赫本、葛丽泰·嘉宝、梅·维斯特（Mae West）以及琼·克劳馥等人同时成为“票房毒药”，因为观众不再喜欢她们“高艺术水准”的**了。在这样的绝境下，**《大骗局》（The big bluff）的崭新形象，挽救了她的事业。剧中她改变原本不可接近的女神形象，成为为命运奋斗，嗓音低沉沙哑专唱*词艳语的酒吧女郎。其后迪特里茜因歌声而更加出名。尽管她认为这根本称不上唱歌，倒更像在说话。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莉莉玛莲》（原是由娜娜·安德生演唱出名的歌）和《花儿都在何方》（Sag mir,wo die Blumen sind，即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成为宣慰非洲与欧美军队艺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位，为此她中断了自己的正职，一直积极参与并资助战时的避难和流亡者。战争结束前，她随着最早进入德国的美军部队重新回到了德国，并寻找自己的母亲与姐妹。而她的母亲于于1945年11月过世。 在1923至1929年间，黛德丽出演了18部无声**，但直到1929年遇到好莱坞导演约瑟夫·斯藤伯格，她的命运才发生了彻底转变。斯藤伯格邀请黛德丽加盟他的影片《蓝天使》。果然，这部影片让黛德丽一跃成为国际影星。1930年，黛德丽随斯藤伯格到好莱坞发展。

黛德丽纯德国式的美丽和冷艳的气质，很合希特勒的“胃口”。1933年上台后，希特勒非常希望黛德丽回国“报效”。1936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巴黎会见黛德丽，并开出颇为诱人的条件，希望她成为“第三帝国”艺术界的标志性人物。

纳粹德国当时印制了各种好莱坞影星的香烟画片集、书籍等，主角都是黛德丽。希特勒还在柏林附近修建**基地，准备打造德国的好莱坞。据说，希特勒还向黛德丽求婚，但她一再拒绝。一年后，黛德丽在英国拍摄**《天命》时，突然有几名希特勒的特使找到她，递上空白支票，表示只要她返回德国任她开价，希特勒答应把她捧为德国首席女星，但黛德丽拒绝了。

黛德丽曾对好友说，她拒绝返回德国，就是不愿为“第三帝国”做宣传，不然，她将成为人类的罪人。出于对纳粹崛起的担心，有一天，黛德丽甚至向好莱坞情人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说了一个异常大胆的计划：把希特勒杀死在床上。

“我会让他感觉我是真爱他的。”黛德丽说，希特勒对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深深爱上了她。她将与戈培尔商谈返回德国的事情，还会向他提出一个条件：与希特勒单独见面。由于意识到她将会被搜身，如有必要的话，黛德丽准备裸身进入希特勒的卧室，而她使用的武器是一个毒发夹。

这听起来像好莱坞**情节的计划让费尔班克斯非常吃惊，他后来说：“她是一个勇敢的女孩。我确信，她准备冒生命危险，如果她有一丝机会的话。”不过，也许早知道黛德丽不会对元首“死心塌地”，在接到黛德丽的要求后，戈培尔显得非常矜持。他虽然表示欢迎她回到德国，却对会见希特勒一事没有回应。

“二战”开始后，黛德丽马上表示效忠并且参加了美国军队，她亲赴前线，为美军士兵慰问演出，结果在美军士兵中大受欢迎，成为“二战”期间最受欢迎的慰问演出明星。她演唱的歌曲《莉莉·玛莲》成为传唱在美军与德军士兵两个阵营中的流行歌曲，也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这首歌几乎成了“二战”中士兵们的精神支柱。这首歌曲既是控诉战争，也是一份无法释怀的乡愁。

被黛德丽吸引的还不止希特勒，她情人的名单就像是**世界里的“名人”杂志，有长长一大串。

1936年，黛德丽在英国拍戏时，通过与英国王室关系密切的费尔班克斯了解到，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计划退位迎娶辛普森夫人。在黛德丽眼中，辛普森夫人是名“平凡的平胸女人”，于是她突然生出一个“拯救英国”的想法———她决定“插上一脚”，向爱德华八世证明“这个世界不只辛普森夫人一个女人”。不过，在一番精心准备后，黛德丽却没能见到英国国王。

1939年，在同费尔班克斯、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恋情先后告吹后，黛德丽开始追求当时的美国驻英国大使老约瑟夫·P·肯尼迪。那个夏天，他们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相遇，不过黛德丽和拘谨的约瑟夫之间没太大进展，倒是当时在场的22岁的约翰·肯尼迪（约瑟夫的儿子)对这位女明星印象深刻。肯尼迪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后，曾邀请黛德丽去白宫，并特意询问她跟他父亲的关系。

“二战”期间，黛德丽结识了陆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将军。从此，巴顿将军迷上了她。还有大名鼎鼎的作家海明威，两人主要借助书信调情。在一封写于1950年6月19日的信中，海明威这样写道：“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你这一生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是想要轻易地让每个人都为你而心碎吗？你总是如此让我心碎，而我竟是那么的心甘情愿。”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她几乎只发展歌唱事业，并取得极高的成就，当时她的音乐指导是伯特·巴卡洛克（Burt Bacharach）。在1960年一次欧洲巡回演出中，她再次回到德国柏林。和在波兰、俄国或以色列演出不同的是，在这里迎接她的不只是喜欢她的观众，还有另一群敌视她的人与媒体，他们视她为“叛国者”，甚至对她进行炸弹恐吓。1961

年她拍摄最后一部大片《纽伦堡的判决》（Das Urteil von Nürnberg)，这是一部关于法律工作者被卷入纳粹非法体系的**。 成名后期，她的酗酒问题越来越严重，1975年在澳大利亚一次登台演出中她股骨受伤，从此结束舞台生涯。在三年后，她出现在1979年的**《漂亮的小白脸，可怜的小白脸》（Schöner Gigolo,armer Gigolo)。在本片中她的角色完全是在轮椅上完成的，这是她最后一次现身，拍摄完本片之后她选择完全离开公众的视线，在巴黎蒙田大道公寓中度过余生。

数年后，她接受了麦克西米伦·谢尔（Maximilian Schell）的请求，在纪录片《玛莲娜》中再次出现，但只有声音而没有身影。谢尔用老**片断与等制作出这部作品。在这部纪录片中，谢尔与迪特里茜一直以德语和英语交替争论中，**用迪特里茜的预言做为结束，本片后来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1962年，她的第一部自传《ABC》出版。1987年发行第二部自传《我是，谢天谢地，柏林人》。

1992年玛琳·黛德丽逝世于巴黎，官方发布的死因是心脏问题与肾衰竭。但身为她秘书与女友读诺玛波克却有不同说法，她认为真正死因很可能是玛琳·黛德丽在两天内第二次中风后，服用过量安眠药以结束自己生命。诺玛波克在迪特里茜的过世的数周前频繁的造访她的住所，根据玛琳·黛德丽生前愿望，她被葬在柏林斯都本劳赫大街（Stubenrauchstrasse）43－45号市立墓园中一座朴素的墓中。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下，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凸显，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已经四次连任德国总理的安格拉·默克尔。

如今，默克尔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素有"当代铁娘子"之称的她，身为世界上少有的女性领袖，带领德国渡过了新世纪以来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棱镜门、难民危机等数次重大世界性事件。

并在疫情期间依旧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政治决策水平，为德国近年来的国家形象带来极大提升。

然而，这位女总理的私人生活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极少在公众面前有所展露。事实上，默克尔的婚姻生活同样颇具领袖风格，可以说是当代婚姻生活的模范。

少年生活：由东德锻造出的务实性格

"今天我仍不禁自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尤其是在柏林。"——默克尔

安格拉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本姓是卡纳斯。她的父亲原本是西德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优秀牧师。在资本主义社会，牧师的社会地位相当高，是一项很受人尊敬的职业。

年幼的安格拉在相对优渥从容的家庭中出生成长，本该拥有极为平安顺遂的人生。

但是，安格拉的父亲拥有自己的理想，他立志要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社会的牧师，建立属于社会主义的基督教。这个想法不仅大胆，而且非常冒险，遭到了家人的不少反对。

但态度十分坚定的卡纳斯还是举家搬到了东柏林，于是从四岁开始，安格拉成为了一名民主德国的公民。

生活的艰难超过了卡纳斯一家的想象。由于牧师的工作很难再顺利地做下去，为了补贴家用，安格拉的父母都打了零工，让孩子们可以过上不那么拮据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安格拉，养成了顽强坚韧的性格，她宁愿花大量时间来阅读，而不是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尝试青春期的恋情。

她的同学们曾开玩笑说，"安格拉从那时候起就是CDU的人了，她是'未接吻俱乐部'成员（club of the unkissed，德文缩写与默克尔所在党基民盟一样都是CDU）"。

聪慧的天分让安格拉的成绩很快就名列前茅，她本人的思想和言语也变得非常辛辣犀利，喜欢说一些双关语和冷幽默的嘲讽笑话。

同时，安格拉也在这种与西德落差甚大的生活环境中，学会了一种"比较"的思维模式：

她习惯于在脑内为多项不同的事物或选择构建比较模型，这种模型可以让她迅速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也能让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比别人更优秀或更不幸。

于是，安格拉得以一直保持良好的心态，这种比较模型直到现在都对她颇有助益。高中毕业后，安格拉顺利地考上了莱比锡大学。

在这里，她攻读了管控相对轻松的物理学。也正是在莱比锡大学的物理系，她逐渐开始接触社会团体与政治，同时认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同学。这其中就包括她后来的第一任丈夫，乌尔里希·默克尔。

第一次婚姻：枯燥乏味的生活注定不适合她

"这件事现在听起来非常愚蠢，但我当时步入婚姻时并没有足够地严肃考虑。"——默克尔

对安格拉来说，大学可能是前三十五年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身为牧师家庭的一员，安格拉多年以来所承受的不仅仅是周围人的孤立与排斥，还有东德警察无时无刻不暗中存在着的监视。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她进入大学后消失了。

安格拉得以更为自由地参加各种社团和活动，她甚至为自己找了一份在大学生俱乐部的酒吧调酒的兼职工作。那时，乌尔里希大概早已对这位年轻寡言的少女暗生情意，他早早来到安格拉的吧台为她捧场。

两个人走到一起，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许就是因为太顺利了，他们都忽视了彼此关系中还存在着的微小裂痕。安格拉此时已经完全陷入爱情的狂热之中，同时，两个在莱比锡租房独自生活的年轻人也确实都感受到了生活的拮据。

根据当时的校规，如果两人结婚，可以由学校提供一套小公寓供两人共同使用。在短暂地考虑过之后，安格拉答应了默克尔的求婚。

婚礼规模不大，但一切都按照安格拉的心意举办，她正是冠上夫姓，成为了安格拉·默克尔，这个姓氏也因此而在后来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姓氏之一。

当时的安格拉只有二十三岁，虽然当时的民主德国普遍早婚，但一向谨慎的安格拉事后也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

时隔多年以后，安格拉曾坦然说："那不是伟大的爱情，我们结婚，是因为所有人那时都结婚。"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得知这段婚姻的促成到底有多少爱情的成分，但两人应该度过了一段短暂但和谐的生活。

可惜，蜜月期后，两人终究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而渐行渐远。默克尔夫妇在毕业后都进入了物理学研究领域任职，乌尔里希个性沉稳内向，非常适合做研究工作。但这与热衷于社会活动的安格拉大相径庭。她不习惯这样沉闷的生活和工作，也渴望继续参与社交的生活。

在四年的婚姻生活中，安格拉进一步接触到了政治，与丈夫日益貌合神离。此时，她的博士生导师绍尔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这位年长的朋友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指引，安格拉也逐渐认清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已至此，她与丈夫默克尔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段关系，不在沉默中爆发，便会在沉默中灭亡。

1981年的某天深夜，安格拉对这一切终于忍无可忍，她果断地收拾行李离开了这间生活了四年的小屋，乌尔里希震惊地呆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们很快就在第二年正式办理了离婚。完全获得了自由的安格拉——此时已经该被称作默克尔了——开始了16年的不婚生活，她在此期间游历了几乎整个欧洲。

同时在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的提携下飞速成长，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政治人物，而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另一个男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和帮助。

第二次婚姻：是政治，也是爱情

"我们十几年来一直争取男女平等，如果我要求他放弃工作处处配合我，那就太荒谬了。"——默克尔

默克尔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的男人正是前文曾经提到过的，她的博士生导师约阿希姆·绍尔。

1986年，默克尔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到了这个名字，将他作为自己论文中首度致谢的对象；在随后的数年时间中，这对师生的关系随着默克尔政治生活的深入而逐渐转变为亦师亦友的模式。

最终，他们两人的相爱成为一种必然。绍尔是一名世界顶尖的物理学研究者，他比默克尔大五岁，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都能带给默克尔启迪和安抚。这段感情在不经意间持续了下来，等人们意识到时，他们已经同居了十多年之久。

其实，绍尔并不能算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好先生"，正如他的姓氏一样，"Sauer"在德语中本身就有"酸的、不受人欢迎的、性格孤僻的"的意味，绍尔本人也确实很少对媒体或相关方展现他友好的一面。

但是，同样高傲寡言的默克尔却叩开了他的心门，两人彼此之间十分理解和欣赏。或许在茫茫人海中，能够理解一个人不轻易展露的内心，就是爱情的含义吧。

绍尔同样也曾经历过一次婚姻，他和前妻育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各自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智者，在走到一起后默契地选择了不结婚。

但是，虽然他们并没有对彼此许下什么终生的誓言，但却用实际行动做到了相扶相携。尤其是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默克尔的政治生涯正式进入了轨道。

生活非常繁忙，而绍尔一直是她"成功背后的男人"。对绍尔来说，他们两人都拥有独立的事业和追求，对彼此的事业不妨碍不参与，就是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1998年，默克尔在德国国内已经是相当成功的政治***之一，已经迈入内阁的她面对媒体关于她不结婚而长期同居的质疑，终于还是"顺应民意"选择了再次走入婚姻的殿堂。

此时，他们已经同居超过了12年。对彼此来说，这段感情已经十分牢固，而婚姻只不过是对外界宣布的一个手段而已。

默克尔和绍尔都没有特别地筹划这次婚礼，他们只是简单地在政府部门进行了登记。回到家后，默克尔坦然地向母亲提起："我今天结婚了。"

平常得仿佛一件普通小事。这种关系，实际上反映出默克尔和绍尔对待人生和婚姻的达观态度。

这次婚姻，默克尔没有再次改姓，她当年与第一任丈夫结婚时所修改的姓氏沿用至今，但这一次，她没有选择再次改姓。

这其中固然有她政治知名度与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等种种原因，但也能看出默克尔经过这么多年的成长，已经完全蜕变成为了一名独立自由的女性。

绍尔是个性格孤僻的科学家，他几乎从不参与默克尔的任何政治活动，即使在2005年默克尔首次当选德国总理的就职典礼上，也没有看到绍尔的身影。

有媒体指责绍尔的做派太过冷僻，但他和默克尔正是因为彼此都具有强大而独立的灵魂才能彼此吸引，走到一起。

这对夫妇平时极为低调，他们从不一同参加政府间的首脑会面或国家宴会，而绍尔甚至明令禁止他的学生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八卦。有学生说，他曾威胁学生们，如果把他的情况告诉媒体，就会面临"挂科"的危险。

绍尔甚至不愿意他人将他称为"默克尔的先生"，正如他绝不允许别人将默克尔单纯地介绍为"绍尔的太太"一样。

如此强有力的态度，让他与默克尔的政治形象完全割裂开来，这么多年过去，就连媒体对他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质疑和批判变为敬佩。

事实上，这个做法确实有力且高效地保证了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完全不会被私生活所影响。

在没有私人感情的羁绊后，这位以女性身份执掌德国这个"欧洲引擎"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传奇女性，漂亮地打响了她"铁娘子"的称号。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默克尔与绍尔不相爱。他们的感情能够从生活的各个细节处窥得一斑。

绍尔是个戏剧迷，巴伐利亚州拜罗伊特一年一度的夏季瓦格纳歌剧节，是他们夫妻两人每年都会参加的活动，这也是大众能够捕捉到绍尔与默克尔一同出行的少有几次机会之一。

每当这个时候，人们总能看到绍尔与默克尔身穿礼服站在一起，虽然绍尔神色仍是一脸严肃，但在镜头拍不到的地方，他与默克尔经常低声交流，气氛十分融洽。

他们在柏林市中心的"博夏特"餐馆就餐时，绍尔总是耐心地听默克尔滔滔不绝地发表她的看法，时不时才会补充几句，这是他们已经多年习惯了的相处模式。

另外，默克尔的团队也透露，每当默克尔在家时，默克尔总会为丈夫准备早餐。这是德国传统家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习惯，而他们鲜有人知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对平常的德国夫妇的生活，简单温馨，但也纯粹幸福。

2年前，默克尔曾经表示她将在这个任期期满即2021年卸任，不再连任德国总理的职务。

虽然在经历了全球疫情的侵袭后，这个声明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画上一个问号，但已经66岁的默克尔大概确实已经有了隐退的心思。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功成身退的默克尔将卸下政治的光环，重新变为当年那个质朴的安格拉。而到了那时，她也许终将和她的丈夫一起，享受一段不被外事所打扰的，幸福的婚姻生活。

文/文史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