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哪些才女

中国古代才女

1、庄姜：春秋时齐国公主，卫庄公的夫人。相传《诗经》里《燕燕》为其所作：“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后代诗评家推为“万古离别之祖”。宋人朱熹在《监本诗经》中认为庄姜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庄姜可谓诗经时代美女姿本代言人，《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时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眇兮。”

2、 卓文君：西汉著名才女，貌美，擅琴，能诗，家中富贵。她是卓王孙之女，丧夫后家居。许多名流向她求婚，她却看中了穷书生司马相如，并与之私奔，够浪漫的吧。，二人开了个小酒铺，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卓王孙碍于面子，接济二人，从此二人生活富足。后来司马相如终于成名天下，此女结局还算不错。

3、 班婕妤：汉成帝妃，西汉女文学家。名不详，班固祖姑。少有才学，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婕妤是名门之女，少有才学。班婕妤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所以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她的侍妾，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她多方面的才情，使汉成帝把她放在朋友的地位，无人可及。班婕妤曾生下一个皇子，但数月后夭折。她虽然承宠时间很长，却再也没有生育。赵飞燕姐妹得宠后，嫉恨班婕妤人品才学，班婕妤恐日久见危，求侍奉太后于长信宫。

4、 班昭：东汉女辞赋家。一名姬，字惠班。生卒年不详。班彪女，班固妹。嫁曹世叔，早年守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成而去世。昭博学高才，和帝下诏令其续成。她经常出入宫廷,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号为“曹大家”。每有贡献异物，常令昭作赋颂。及邓太后当朝，班昭与闻政事。著有赋、文等16篇。

5、 蔡文姬：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代表其心灵呐喊的血泪名篇《胡笳十八拍》、《悲愤诗》足以把她送上中国古代第一才女之位。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奴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操平定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邪路用重金赎回文姬。

6、甄洛：魏文帝皇后。曹丕称帝后宠郭皇后，郭后恃宠中伤甄皇后，甄后从此失宠，在《塘上行》里写出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相思到极致的、一往无悔的深情泣诉，可怜最后等来的却是曹丕的一纸死令。甚至死后对尸身”以发覆面、以糠塞口”，极尽侮辱与凌虐。

7、苏若兰：北朝著名才女，一首《回文诗》享誉古今。后因符坚的胞弟符融荒*无耻，紧紧相逼，自缢身亡。

8、 谢道韫：东晋女诗人，南朝著名才女，以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之咏雪诗名扬千古。她出身于晋代王、谢两大家族中的谢家，成人后又是王家的媳妇。谢道韫是东晋后期打败苻坚的百万大军的一代名将谢安的侄女，安西将军谢奕的女儿，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聪慧有才辩，被后人称之为绝代才女、奇女。谢道韫和丈夫王凝之有四子一女。四子是蕴之，平之，亨之，恩之。一女成人后嫁给庾氏。据《晋书"烈女传》记载，谢道韫的子女在孙恩之乱中全部遇难，所以说，她虽出身名门，却也命运多舛。

9、鲍令晖：南朝著名诗人鲍照之妹，曾作“自君之出矣，临轩不解颜”闺怨诗，颇具才情。

10、 上官婉儿：初唐著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因替唐高宗起草谋废皇后武则天的诏书，与其子上官庭芝同被诛。时在襁褓中的婉儿与母亲郑氏被没入掖庭即内宫为婢。上官婉儿14岁时，武后召见她，让她执掌诏命。中宗复辟，拜上官婉儿为婕姝，旋拜为昭容。后在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推翻韦后政权时被诛，活了46岁。

11、李冶：唐代才女，六岁作《咏蔷薇》时就有“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的佳句。最后也只能西风残荷空余恨：“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李冶的美貌和才气使她成为女冠中的风云人物，在暮年曾一度被召入宫中。在宫中，李冶以她不凡的才气赢得了赞许，一些公侯相将也和她笺诗相赠。但正是因此给李冶引来杀身之祸。兴元年间（784），将领朱渍因叛乱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而李冶因曾经上诗给朱渍，也被德宗以罪处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李冶虽行为浪漫不羁，和众多男子有着亲密交往，但在她内心深处也是渴望有一个人能和她相守白头的。但她用了一生的时间也没有等到。

12、 薛涛：唐代名妓和女诗人，字洪度，祖籍长安,出生于成都。其父薛郧宦居成都时去世,薛涛由母亲抚养。当其及笄之年已辩慧知诗,兼撤擅书法,描眉涂粉,才貌超群。但因与母亲生活无靠，只得加入乐籍，成为官妓。后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赏识，成为私人秘书，还准备奏请朝廷任命其为“校书郎”，虽位或准，但人们从此称其为“女校书”。

13、李清照：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

14、朱淑真：宋女作家，号幽栖居士，南宋初年时在世。生于仕宦家庭，相传因婚嫁不满，抑郁而终。能画，通音律。词多幽怨，流于感伤。也能诗。有诗集《断肠集》、词集《断肠词》。

15、 管道升：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之妻，字仲姬，号栖贤山人，工书画，尤善梅竹，曾经给皇太后画过一幅墨竹，被封为魏国夫人。文才亦高，箸有《画梅》，《渔父词》，《我侬词》。其中《我侬词》更是为传世之作：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管道升夫唱妇随，一生还算幸福。

16、 柳如是：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秦淮八艳之首。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曾与当时两大著名诗人陈子龙、钱谦益切磋过武功，虎视群雌，不让须眉。20余岁时，嫁给钱谦益。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1666年钱氏去世后，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竟用缕帛结项自尽。

18、 顾太清：清代满族著名女词人，与同时代大才子龚自珍有交，有〈东海渔歌〉词集传世。况周颐曾在《蕙风词话》里把她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是难得的少数民族女诗人。顾太清本姓西林觉罗，名春，字梅仙，其祖父鄂昌系雍正朝权臣鄂文泰之侄，曾任甘肃巡抚，乾隆朝因诗狱受株连，被抄家赐死。所以顾太清一生下来便是“罪人之身”，累受白眼，倍尝冷暖，11岁前居住在北京，家庭生活极拮据；11岁之后又流落江南，在坎坷流离中度过了其少女时代。及笄之后，因才丰色尤，为清高宗曾孙奕绘贝勒所喜，纳为侧室，但因是“罪人之后”，在上报宗人府时，谎报为荣亲王府护卫顾文星之女，此后，便以顾春为名，号太清，亦号云槎外史。晚年时，顾太清倾力写了《红楼梦影》一书（为《红楼梦》续书），署名“云槎外史撰”，以一女子续写众士大夫都望之畏难的《红楼梦》，顾太清不可不谓之非凡，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小说家

　　东晋一朝政治，上承曹魏西晋余韵，下启宋齐梁陈世风，从中国历史全局来看，东晋政局与其后的南朝更为相似，与其前之魏及西晋不同点则较多，但其政治体系亦有不同于南朝者。可以说，东晋政体是一种介于曹魏西晋与南朝之间的过渡类型，而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

　　个人认为，东晋政治是一种由文化高门与武力豪族共同建立起来的盟主政治。东晋时，司马氏名为帝王，实际上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对日后的南朝造成影响的呢？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解释。

　　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其统治网络已经残破不堪，五胡乘势而起，乃启南北分立三百年之局，从汉族立场上即称为“中原陆沉”。当其时，晋室西迁入关，中原诸州郡大小土豪势力犬牙交错，各立坞堡，强者割据一方，弱者依违其间，同时又都受到胡族军势的冲击。一些坞堡归附了胡族，而另一些豪族，或民族思想较浓，或功名心较重，就率族人部曲归向生存可能性较大且有一定实力的琅邪王（后来的元帝）司马睿。这些人或被安置在京口、晋陵，或如祖逖之受命北征、苏峻之屯兵历阳。他们多是中下等士族，不以文化见称，而武力雄绝，其中较强者如谯国桓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高平檀氏、东海何氏等。谯国桓氏当时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高平陵事件中被杀的魏大司农桓范就是出自这一家族，但从《晋书·桓彝传》的有关记载看，他们仍属于北方豪族。这些豪族在军事上是东晋王朝的重要支柱，但其传统政治地位不高，因而暂时仍服从晋王朝的统治，出身谯国桓氏的桓温曾谋求皇位，但被出身文化高门的谢安挫败。直到孙恩卢循之乱后，文化高门大衰，他们以实绩掌握大权，这才拥有了取代晋室的政治实力。大体说来，北方武力豪族是一支不甚驯顺的势力，在政治军事实力不足时，他们托庇于晋室宇下，一旦羽翼丰满，便筹划取晋室而代之。陈寅恪先生将其统称为“楚子”，又分为谯国龙亢楚子与京口楚子，谯国先盛，京口后兴。当谯国楚子之强也，桓温独秉晋政；及京口楚子之兴也，刘裕化家为国。

　　楚子集团主要作为武人存在，而驾驭他们的是中原文化高门亦即上层士族。提到东晋世家，我们习惯于说“王谢庾桓四族”，这是就其曾出宰辅而论，若以其家世高下论，身为楚子的桓氏根本不能与王谢庾三族并列。从王述、谢奕视桓温为兵这一点即可看出①。这不只是个人偏见问题，一个“兵”字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谯国桓氏并非文化高门，真正的中原文化高门应该是指王氏谢氏庾氏等以儒学起家的北方士族②。他们在江左本无根基，但是他们或有佐命之功，或为累世名族，更多的是两者兼备，因此他们在“居人国土，心常怀惭”的不利环境下仍控制了朝廷大权。

　　当然，人事有兴替，执政之位不是永远由一姓控制的，但是在东晋时期，但凡执政家族均有一定潜在的政治能量，因此只要双方没有真正处于难以并存的境地，一般不会拼得你死我活，而是相当体面地进行交接。如王庾二族虽共戴晋室，内实不和，但王导殁后，庾冰代相，王氏子弟却未因此被排挤出朝廷，仍然世居要职；桓氏虽是楚子，谢安代桓温辅政，也以上游兵权付温弟冲，不以桓氏门卑及温曾欲害己见嫌。只有桓温代殷浩为政时，废殷浩、杀诸庾，将庾氏势力基本清除（殷浩与庾亮兄弟关系密切，可视为庾氏一党），但是这属于桓温谋求代晋的准备行动，不能以常情衡量。东晋诸帝也了解诸大族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因而常以扶植他族对抗执政的手法在朝中形成势力的平衡。实际东晋的百年帝祚就建立在各大族的平衡与默契上，东晋诸帝是过江诸高门共同拥戴的盟主而非专制君主，在政治上，执政的权力比皇帝大得多，甚至能决定其他重臣的命运③，而天子垂拱而治，小事或可作主，大事上并无决断之权。但是由于中原高门与帝室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及姻亲关系，一般情况下，中原高门还是比较忠于晋王朝的。另一方面，吴地本已存在一批文化士族与武力豪族，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忽视。士族方面有吴郡顾陆朱张四姓，都曾在东吴政权中占据高位；豪族方面，义兴周氏、吴兴沈氏都以武力见长，时人云“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这些家族对晋王朝的感情非常复杂。

　　吴亡之后，北人由于是胜利者、又地处中原，对南士从内心里表现轻蔑，陆机兄弟吴中俊彦，入洛诣刘道真，道真唯问吴中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未；同时，他们因亡国失位，在晋初地位虽不至等同编户，也大不如前，直到晋室大乱，豪杰并起，才给了江东大姓崛起的机会。从这一点看，江东大族与晋帝室彼此间并无太多好感。但是时移世异，汉末大乱，武力豪门孙氏可以倚仗吴地各高门大族的支持割据江东；晋世政衰，却没有一个家族——无论文化高门或武力豪族——有能力领袖群伦共成霸业④。江东大族既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领袖，只好把目标转向北人，最终选中了时镇建邺的琅邪王司马睿，紧接着，江东大族（作为一种代价）允许北人寄居吴土，与北人达成“共奖王室”的默契，但如果从其内心而言，对北人实无亲近之感，甚至还有些著意疏远，因此陆玩严词拒绝王导为儿求婚，周玘遗命欲杀诸伧（即诸执政北人）。同时，尽管南士不乏为三公、令仆者，但历朝执政清一色北人，而且大概因为北人在江东已经站稳脚跟，南士在东晋后期权势犹不及前期，江东大族怨恨不已，因而孙恩卢循之乱的参与者中多有江东名门子弟。但是由于过江文化士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压制住江东文化士族，南来武力豪族实力又强于吴地武力豪族，江东大族通常不涉入政权之争，仅保护自己的利益；执政者为笼络他们，通常也会对其不法甚或不敬行为给予一定的包容。于是，一个以晋帝室为盟主，北来文武大族与江东诸高门为成员的联盟在西晋末年形成了，并对东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决定作用。但是，联盟是松散的，没有一种绝对的权力存在，也没有哪一方绝对忠于帝室，帝室与其说是效忠对象，不如说是政权正统性的标志。

　　在这样一个联盟中，帝室的盟主地位是很微妙又很尴尬的：政出私门，权不在己，无论哪一家掌权，都先著力把大藩重镇精兵强将抓在手里，⑤然后在朝中结成关系网，确保至少无及身之忧，这些功夫都下到了，再看能给帝室多少利益；同时，由于东晋王朝是各大族共同拥戴的产物，因而主要在大族而不在帝室控制下的外藩也具备半独立性，甚至接近于独立（如王敦桓温未掌握朝权时的荆江诸州），外藩可以凭借实力干预朝政，而朝廷各方（包括帝室与大族）也利用外藩对朝政的干预以达到目的，这就是东晋时的政治局势。东晋王朝时局对南四朝政治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分。

　　首先，东晋王朝内则无法制抑大族、外则无力约束强藩的事实对南朝诸帝震动很大。自刘宋起，主威独运，生杀予夺莫不出于上，宋齐两朝名公宿将，鲜有善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对臣下加强了控制，同时大臣权力仍然相当可观。自东晋以来，大臣掌握实权已经是惯例，而宋齐两代在政治上基本继承了东晋制度，因而也不能遽然将大权收回，而是采用了在后世看来十分荒唐的手段：给大臣以巨大权力以制约其同僚，而又往往在并非绝对必要时将其诛灭以求皇权安泰，从徐羡之、傅亮、谢晦到王敬则、陈显达、崔慧景，基本都是君王玩弄这种手段的牺牲品。

　　其次，东晋时期曾经权拟人主的大族都衰落了。刘宋尚有东晋遗风，王谢二族在朝中还拥有实际影响力；至宋末，王俭辅萧道成代宋，位望极隆，然禅代后每尝自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如茹公？”至梁武代齐，满朝将相，多是豪族甚至寒门出身，王谢两族虽仍世居高位，却与立仗马无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孙恩卢循之乱中，北方高门遭受沉重打击，重要人物多及于难，产业所在的太湖流域又损失惨重。其次，在桓玄之乱和刘裕代晋的过程中，又有一些不够驯服的高门人士死亡；最重要的一点，刘宋及其后三朝都是凭借特定武力创建的，出身武人的王朝新统治者不像东晋那样需要各势力的联合支持，他们有自己的强大支柱，在这种背景下，高门必然要释出相当一部分权力以免与新王朝发生冲突，而逐步释出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失势的过程。第三，东晋以来，武力的转移代表着实权的转移。这一过程始自王敦，其总领荆江诸州，权倾天下；嗣后庾亮镇上游，势凌王导；接着是桓温受西夏之寄，西定益州，北伐秦燕，遥制朝局。这一时期荆江二州最强，史称东晋之兵十之八在荆江，然而北府兵就在这样的时势下崛起，至桓温时已是不可忽视的势力，到孝武帝太元年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北府兵的作用都远超过荆江二州兵，证据之一就是在建康与上游的对立中，北府兵的倾向可以决定胜负。

　　陈寅恪先生曾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针对北府兵和东晋的关系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东晋政权依靠北府兵而生存，因而也易于被其代替。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刘宋代晋就是北府兵代晋的过程。然而刘宋之衰，萧道成虽是楚子，其能完成禅代大业，却颇多借助三齐南奔流民之武力；萧齐之衰，萧衍之作为也大抵如此，唯一不同，是三齐流民变成了雍州豪族；至于陈朝之兴，上承梁之末世，以前之一切武力均不足用，因而立国之本成了南方土豪洞主。虽然所依靠的势力不同，却有同一特点，就是武力所在即权力所在。

　　最后，西晋以来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并未随高门失势而废除，东晋以来，士族中正品都是二品，二品以下“遂成卑庶”，这几乎是一条铁的分界线，而且这种分界一直沿用到南朝。刘宋建立后，士庶之隔虽然在大多数人心中已经不重要，但是由于部分士族要以此维系往日的光荣，朝廷也要以此笼络高门和维系传统观念，故而仍有较明确的分界，待遇也有区别，寒门为抬高身份或享受更高待遇，竟想出冒籍的办法。当然，为适应豪族和寒门政治地位在提高的现实，朝廷也想出了随官迁品和设立“二品才堪”的办法，他们可以通过“二品才堪”进入士族行列。

　　总之，东晋虽并非中国史上的盛世，却是一个对于后代有重要影响的时代。东晋的混乱为南朝提供了教训，历代南朝君主吸取前代教训，却又往往矫枉过正，于是一部南朝史几乎包含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曾经出现过的事件和人物类型，同时也成了给后人带来最多争议的历史。

　　①王述子坦之欲以女妻桓温子，述闻而怒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之面而以女妻兵邪？”

　　谢奕每因酒无朝廷礼，尝逼桓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奕乃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②王氏有二：王导之族为琅邪王氏，祖王祥王览皆以孝悌闻；王述之族为太原王氏，曾祖王昶以来世有高名。

　　陈郡谢氏兴于谢鲲，其父衡以儒素名世。

　　庾氏为颖川名门，累世以博学高风见许。

　　有趣的是，过江后的名门在西晋时期基本都不是一等高门。谢庾两家起家都在两晋交替之际；琅邪太原两王氏或许是个例外，但琅邪王氏过江的不是煊赫的王祥后裔，而是地位较低的王览一族，能不能算西晋高门还不好说。

　　③蔡谟以不愿就拜司徒招愆，殷浩欲立威于朝，将诛之，赖荀羡救护得免；殷浩北伐失利，为桓温所劾，放废终身。

　　④江东与中原大族虽均有文化高门与武力豪族之分，但是其社会地位仍有不同之处。中原重高门，对豪族看得较轻，尤其是过江后，上举王述谢奕视桓温为兵事可为佐证；江东对两者并无太大歧见，最有力的证据即孙氏以武力豪族身份占有江东几近百年而未引起大族反感。因而，江表人士对究竟是豪族还是文化士族入主本地并不关心，只要该家族具备一定家世且有实力即可。当时的扬州刺史陈敏看准了这一点，准备割据扬土，而且也有“江东首望四十余人”相从，但其家世过微、又无霸才，终为顾荣诸人所背。

　　⑤王导执政，王敦为江州、都督六州军事；庾亮执政，温峤为江州；庾冰执政，庾翼为荆州、都督六州军事；殷浩执政，荀羡为徐州、都督二州军事、镇京口；桓温执政，其诸弟先后都督上游诸州，同时从郗愔手中获取了北府兵权：谢安执政，谢玄为徐兖二州。此皆实例也。

　　薛涛（约768～808年） 唐代女诗人，字洪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父薛郧，仕宦入蜀，死后，妻女流寓蜀中。薛涛姿容美艳，性敏慧，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

　　德宗贞元(785～804)中，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召令赋诗侑酒，遂入乐籍。后袁滋、刘□、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简、王播、段文昌、杜元颖、郭钊、李德裕相继镇蜀，她都以歌伎而兼清客的身份出入幕府。韦皋曾拟奏请朝廷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格于旧例，未能实现，但人们往往称之为“女校书”。后世称歌伎为“校书”就是从她开始的。薛涛生年不详。其卒年当在段文昌再度镇蜀期间，即大和六年(832)至九年(835)之间。旧说她和高骈有交往，考高骈任四川节度，在僖宗乾符元年(874)，时代远不相及，显误。

　　薛涛和当时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等人都有唱酬交往。居浣花溪上，自造桃红色的小彩笺，用以写诗。后人仿制，称为“薛涛笺”。晚年好作女道士装束，建吟诗楼于碧鸡坊，在清幽的生活中度过晚年。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称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在唐代女诗人中，薛涛和李冶、鱼玄机最为著名。薛涛与刘采春，鱼玄机，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 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薛涛的诗,不仅如世所传诵的《送友人》、《题竹郎庙》等篇，以清词丽句见长，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在封建时代妇女，特别是象她这一类型妇女中,是不可多得的。她曾到过接近吐蕃的松州,有《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诗,其第一首说：“闻说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对防守边疆士兵的艰苦生活寄以深切同情。杨慎说它“有讽谕而不露，得诗人之妙”(《升庵诗话》)。《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她的《筹边楼》“托意深远”，“非寻常裙屐所及”。有《锦江集》5卷，今佚。《全唐诗》录存其诗1卷。近人张蓬舟有《薛涛诗笺》。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据《名媛诗归》说：“涛八九岁知音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令涛续之，即应声曰‘杖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愀然久之”可见其才思之敏捷。涛早年丧父，母孀居，二人相依为命，生活极其窘困，及她到十六岁时，诗名已遐迩皆闻，因其有姿色，通音律，善辩慧，工诗赋，迫于生计，遂入乐籍，成为当时著名的女诗人。

　　柳如是(1618-1664 年) 早年以杨为姓，先后用过杨爱、云娟等名，又名影怜；后改姓柳 (一说原本姓柳)，初名隐 (一说隐雯)，(据 《柳如是别传》载:“至若隐遁之意，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 ‘离隐’，张宛仙之 ‘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字靡芜，后又改名是，字如是。又以佛典《心经》中有 “如是我闻”之语而号 “我闻居士”；与钱谦益 (一字牧斋，世称虞山先生，常熟人。终明之世，官礼部右侍郎，称“少宗伯”，后改称“宗伯”。降清以后，在朝五个月，即请病南旋，从此不再出仕。)结璃后，钱取柳姓郡望，称河东君。此外，还有“美人”的别称。旧时女子沦落风尘，改名异姓也是常事，但也暗示了其曲折的经历。柳如是的幼年是不幸的，她身世不清，初生地也有浙江嘉兴与江苏吴江等说法，扑朔迷离，今皆难以考见。至于柳如是如何成为风尘中人，周采泉先生曾做过推测。他认为柳如是过目成诵且肤色白皙，必出生于书香门第，幼时不幸为歹徒所掠，贩与巨家成为碑女，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是没法考证的了。

　　柳如是幼年被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明崇祯四年辛未柳如是14岁时，被吴江故相周道登买于勾栏。最初为周府老妇人侍婢，因为其善解人意，深得周老夫人欢心。后来被周道登强索为侍妾。不及一年，由于周府群妾谣诼蜚语加害柳如是，几被处死，因周老夫人阻拦，将其逐出周府，在卖于娼家。

　　明崇祯五年壬申（公元1632年），柳如是从周道登家流落松江。改“云娟”旧名，并且自号“影怜”，表示身在浊世而知己难求，只有顾影自怜之意。

　　柳诗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作书得虞世南、褚遂良笔法。年稍长，流落青楼。为秦淮八艳之首。在松江，她以绝世才貌，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着儒服男装，与诸文人纵谈时势，诗歌唱和。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林领袖、常熟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秦晋之好（是年钱谦益已有六旬）。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钱戏称柳如是"柳儒士"。明亡，柳劝钱殉节，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一。钱面有难色，如是奋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未遂。钱谦益降清后，遭猜忌被逐回乡，郁郁而死。钱氏家族乘机向柳如是逼索，如是投缳自尽。

　　1、许穆夫人：我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

　　许穆夫人，姬姓(名不详)，卫公子硕和宣姜的女儿。于公元前690年出生在卫国都城朝歌定昌。长大后嫁给许国许穆公，故称许穆夫人。她是我国见于记载的第一位爱国女诗人。

　　春秋之际，诸侯林立，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卫国，在当时是一个中等诸侯国，首邑是商朝的朝歌。许穆夫人在少女时代就深为祖国的安危而担忧，思索着如何为保家卫国作出自己应作的贡献。当时，诸侯各国之间政治性通婚联姻盛行，许穆夫人长得貌美多姿，许、齐两诸侯国都派使者前来求婚。许国施以重礼，打动了她下，父母决定把她嫁给许国国君为妻。

　　公元前660年，北狄侵卫，许穆夫人闻知祖国被亡的消息，异常悲痛，决然驰驱至漕，归唁卫侯，并要控于大邦，拯救卫危。半路上，被许国的大夫追上迫回后，夫人对此十分愤怒，赋《载驰》一诗，痛斥了许国那些鼠目寸光的庸官俗吏，表达了一个女子热爱祖国、拯救祖国的坚定信念。当齐桓公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公子无亏率兵救援卫国，使卫国避免了一场灾祸。此后，卫国又得到复兴。这首诗后来录进了《诗经鄘风》里。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篇，单从时间上来讲，比屈原的《离骚》还要早三百多年。

　　许穆夫人的诗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现在我们能读到的是收集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竹竿》、《泉水》、《载驰》等三篇十二章。《竹竿》诗中描写了许穆夫人自己少女时代留恋山水的生活和她身在异国，却时常怀念养育自己的父母之邦的思乡之作。《泉水》写夫人为拯救祖国奔走呼号的种种活动及寄托她的忧思。《载驰》抒发了夫人急切归国，以及终于冲破阻力回到祖国以后的心情。诗中突出地写出了她同阻挠她返回祖国抗击狄兵侵略的君臣们的斗争，表达了她为拯救祖国不顾个人安危、勇往直前、矢志不移的决心。在这些诗的字里行间中，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今天我们吟咏起来仍震撼心扉，爱不释手。

　　2、蔡文姬：博学的流亡女诗人

　　蔡文姬(约177年—)名琰，原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东汉末年陈留圉(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诗人、文学家。代表作有《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

　　蔡文姬是汉代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蔡文姬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可以说蔡文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惜时局的变化，打断了这种幸福。

　　蔡文姬的生活经历正好与东汉末年朝代更迭、混乱不堪的时局惊人的相似。她父亲死后，关中地区又发生李傕、郭汜的混战，长安一带百姓到处逃难。蔡文姬也跟着难民到处流亡。那时候，匈奴兵趁火打劫，掳掠百姓。有一天，蔡文姬碰上匈奴兵，被他们抢走。匈奴兵见她年轻美貌，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打这以后，她就成了左贤王的夫人，左贤王很爱她。她在南匈奴一住就是十二年，虽然过惯了匈奴的生活，还是十分想念故国。

　　她的《悲愤诗》用血泪书写自己坎坷的经历，同时也成了汉末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在战乱的年代生灵涂炭，最遭殃的当然是百姓。被乱兵所虏，辗转流落南匈奴十二年的蔡文姬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幸好后来曹操思贤慕才，用金璧将她从匈奴赎回。她的遭遇折射出时代的悲哀，她更是时代女性的代言人。

　　蔡文姬传世的作品除了《胡笳十八拍》外，还有《悲愤诗》，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

　　3、左芬：宫廷的“花瓶”女诗人

　　左芬，字兰芝，芬一作“棻”。少好学，善作文。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妃嫔。作品有《啄木诗》、《离思赋》、《感离诗》等。她的诗构思新颖，感情充沛，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作品。

　　左芬的哥哥左思，西晋文学家，尤其擅长辞赋和诗歌。妹妹左芬和哥哥一样，也是才华横溢，尤其擅长诗文。兄妹俩还有个共同缺点，就是长相丑陋。晋武帝司马炎本是好色荒*之徒，听说左芬的才华后，居然把她纳入后宫。当然，晋武帝则选择娶个文人做妃子，意在彰显他自身的品位。

　　可见。晋武帝并不是娶了个女人，而只是娶了个“女诗人”。才女左芬不过就是被皇帝选中的一个文学道具而已。这和宫里的一个古董花瓶，一幅名家字画也无多少差别。左芬虽不受宠，但还得完成作为才女“作诗作赋”的义务，扮好一个文学摆设的角色。她“受诏作愁思之文”，完成了皇帝的命题作文《离思赋》，这首赋可算是左芬的代表作。司马炎对她吟诗作赋的本事非常满意，“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晋书》)。于是，宫廷中有什么红白喜事，左芬总是要受命写些或者感人或者华丽的诗赋。事实上，左芬更像是一位宫廷御用诗人，而不是嫔妃。

　　左芬存有诗、赋、颂、赞、诔等20余篇，大多为应诏而作。在她受命而写的那些诗赋中，虽也不乏情真意切之作，但岂能摆脱得了应景的形式之作所以，对于左芬来说，承受的是双重痛苦。首先，从女人的角度来说，她既没有得到真挚的爱情，也没有得到普通夫妻间的日常恩爱。其次，从诗人的角度来说，她没有创作的自由，总得写些命题应景之作，岂不痛苦

　　左芬的名声亚于她的哥哥左思，兄妹俩素来友爱。左芬被选入后宫，左思曾作《悼离赠妹诗》两首。所谓“悼离”，更与寻常离别不同，因为被征入后宫，咫尺便是天涯，生离亦同死别。左芬的诗仅存两首，其中一首《感离诗》，就是答左思《悼离赠妹诗》的作品，载于《艺文类聚》。其间，左芬写下著名的《啄木诗》，千古流传，因为啄木鸟是一种很丑陋的益鸟，所以这首诗被认为是左芬寄情所作。

　　4、谢道韫：最具人文情怀的女诗人

　　谢道韫，魏晋时期才女，出生名门望族，为赢得“淝水之战”的一代名将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谢道韫才学过人，甚是聪慧，且勇敢果断，品味高雅，为东晋女诗人。《晋书》本传记她“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诗人谢道韫在谢家众多子嗣中，是最具有人文情怀和诗人气质的一个，她的才情深得其叔父谢安的欣赏。有一次，谢安问谢道韫：“道韫，你觉得《毛诗》中哪首诗写得最好”谢道韫答：“周朝贤臣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尹吉甫写的《民》一诗最好，其诗‘词清句丽，穆如春风’。”谢安一听，竟然和自己不谋而合。谢安称道韫颇有“雅人的深度”。

　　谢道韫在王家平淡地过了数十年，此时东晋王朝气数已尽，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了。当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已迷恋上道教，面对强敌进犯，不是积极备战，而是闭门祈祷道祖能保佑百姓不遭涂炭。后贼兵便长驱直入，王凝之及其子女都被杀。

　　谢道韫目睹丈夫和儿女蒙难的惨状，手持兵器带着家中女眷奋起杀贼，但终因寡不敌众被俘，此时她还抱着只有三岁的外孙刘涛。她对孙恩厉声喊道：“大人们的事，跟孩子无关，要杀他，就先杀我。”孙恩此前听说过谢道韫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子，今日又见她如此毫不畏惧，顿生敬仰之情，非但没有杀死她的外孙刘涛，还派人将他们送回会稽。从此谢道韫寡居会稽，过着平静的隐士生活。

　　谢道韫长于诗文，所著诗、赋、诔、讼，传于世。她的作品据《隋书·经籍志》载有诗集两卷，已经亡佚。《艺文类聚》保存其《登山》(又名《泰山吟》)和《拟嵇中散咏松》两首诗，《全晋文》收其《论语赞》。我国古代名媛诗作，多以阴柔见长，以宛转细腻见胜，而谢道韫的《泰山吟》，却充满阳刚之气。女才子大笔挥洒，气度非凡，不让须眉。《晋书》本传记她“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这首诗正可见其一斑。

　　5、薛涛：沦落为营妓的女诗人

　　薛涛(约768～808年)唐代女诗人，字洪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父薛郧，仕宦入蜀，死后，妻女流寓蜀中。薛涛姿容美艳，性敏慧，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德宗贞元(785～804)中，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召令赋诗侑酒，遂入乐籍，后以歌伎而兼清客的身份出入幕府。韦皋曾拟奏请朝廷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格于旧例，未能实现，但人们往往称之为“女校书”。后世称歌伎为“校书”就是从她开始的。

　　薛涛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等人都有唱酬交往。居浣花溪上，自造桃红色的小彩笺，用以写诗。后人仿制，称为“薛涛笺”。晚年好作女道士装束，建吟诗楼于碧鸡坊，在清幽的生活中度过晚年。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称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薛涛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每喜写己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

　　薛涛的诗,不仅如世所传诵的《送友人》、《题竹郎庙》等篇，以清词丽句见长，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在封建时代妇女，特别是象她这一类型妇女中,是不可多得的。她曾到过接近吐蕃的松州,有《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诗,其第一首说：“闻说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对防守边疆士兵的艰苦生活寄以深切同情。有《锦江集》5卷，今佚。《全唐诗》录存其诗1卷。近人张蓬舟有《薛涛诗笺》。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距杜甫浣花草堂不远的成都近郊，至今还耸立一座薛涛“吟诗楼”，点缀着锦江玉垒的秀丽风光，那是薛涛晚年栖息吟咏之地。

　　6、鱼玄机：大胆开放的女诗人

　　鱼玄机：字幼薇，又字蕙兰，唐代诗人，长安人。《全唐诗》存其诗1卷。性聪慧，好读书，有才思，尤工诗歌，与李郢、温庭筠等有诗篇往来。初为补阙李亿妾，以李妻不能容，出家于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士。自伤身世，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慨叹，后来大开艳帜，咸宜观车水马龙，她本人从弃妇变成了荡妇，过上了半娼式的生活。后因杀人被处死。

　　鱼玄机诗作大胆，多情，她几乎不掩饰强烈的感情和独特的思想，欢喜、悲哀、忧郁、柔情都会坦荡荡地跃然纸上。在她这里，打动人心的是扑面而来的真挚情感，而诗的章法和技巧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赠邻女》中“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我们尽可以去大胆追求宋玉这样才高八斗、风流潇洒的男子，又何必再为那薄情郎伤心呢其思想之大胆开放在今天也觉得叹为观止。

　　曾和鱼玄机交游的文士有：李郢、温庭筠、李近仁、李骘等。鱼玄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自由自在：她可以以盛宴和狂欢来招待客人，看谁不顺眼也可以一脚将其踢出门去。鱼玄机的生动、鲜活、泼辣、才华，迷倒了整个长安城，男人都俯在她的石榴裙下，听候她的差遣。那一刻，她是情欲世界的女皇。谁都知道鱼玄机是出了名的荡妇。可是，她的道观门前，还不是排成了长队无怪乎她纵声大笑，要把天下无行的男人都视为脚底泥。然而，放浪和狂傲之外，她从自己的诗和文字里，照见了自己的卑微：一旦失去了追求者和爱慕者，她将无处可逃。外表依然美艳绝伦的鱼玄机，内心却开始生出霉斑，开始蔓延，她不是不知道这点。就像武林第一美人林仙儿的下场一样，鱼玄机24岁的时候，人人都看出来，她人老珠黄了。因为和丫环绿翘争宠，鱼玄机把绿翘打死了。而审问她的，竟是旧日追求她而被扫出门去的裴澄。鱼玄机被斩首了，终年24岁。

　　7、上官婉儿：掌管宫中诏命的女诗人

　　　　上官婉儿(664～710年)，唐女诗人。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上官婉儿是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将废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后所杀，家族籍没。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与母亲郑氏同被配没掖庭。她十四岁的时候，出落得妖冶艳丽，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加上天生聪秀，过目成诵，文采过人，下笔千言。仪凤二年上官婉儿曾被武则天召见宫中，当场命题，让其依题著文。上官婉儿文不加点，须臾而成，珠圆玉润，调叶声和，尤其她的书法秀媚，格仿簪花。武则天看后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分，让其掌管宫中诏命。此后，武则天所下制诰，多出上官婉儿的手笔。

　　上官婉儿怂恿中宗设立修文馆，大召天下诗文才子，邀请朝中善诗文的大臣入修文馆，摛藻扬华。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连流竟夕，醉不思归。上官婉儿每次都同时代替中宗、韦后和安乐公主，数首并做，诗句优美，时人大多传诵唱和。对大臣所做之诗，中宗又令上官婉儿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常赏赐金爵，贵重无比。

　　自此，朝廷内外，吟诗做赋，靡然成风。韦后本不工诗，即由婉儿代为捉刀，各文臣也明知非帝后亲笔，但当面只好认她自制，格外称扬，韦后遂把婉儿宠上加宠。

　　上官婉儿是历史上最有才气的女子，她的一生可谓是坎坷传奇。虽然没有丞相之名，但有丞相之实，武则天甚至一度要把她立为女皇。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追念上官婉儿的才华，下令收集其诗文，辑成二十卷。贞元时，吕温曾做《上官昭容书楼歌》，尚可见其文学生活的片段。上官婉儿在唐代历史中是个极有魅力的后宫女性，在《旧唐书》、《新唐书》的“后妃传”中都有专篇记载。

　　尽管上官婉儿也曾一度享尽荣华与权力，但她仍要仰皇上、皇后、公主的鼻息，仍要曲意逢迎，这个中甘苦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后来，她仍未逃脱厄运，做了皇权争斗的牺牲品。

　　8、李冶：才情横溢的女诗人

　　　　李冶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浙江吴兴人。她容貌俊美，天赋极高，从小就显露诗才，颇有文才。六岁那年，她写下一首咏蔷薇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亲见诗大惊曰：“此女后必为失行妇人!”在李冶十一岁时，被送入剡中玉真观中做女道士，后栖身开元寺为女冠。

　　出家为女道士后，她又与许多诗人鸿儒交游，酬咏甚多。她神情潇洒，专心翰墨，生性浪漫，爱作雅谑，又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超然物外的知名作家陆羽(鸿渐)和释皎然均同她意甚相得，著名诗人刘长卿也与她有密切联系，她还与朱放、韩揆、阎伯钧、萧叔子等人情意非常投合。其中诗歌《寄朱放》、《送阎二十六赴剡县》等诗一扫从来女性作家的羞涩之态，坦然男女社交，在千后千年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天宝年间，玄宗始闻知李冶诗才，特地召见她入京面圣。此时的李冶，已然是美人迟暮，没有了青春时的绝代风华。玄宗见了风韵犹存的李冶道：“上方班姬(婕妤)则不足，下比韩英(兰英)则有余。不以迟暮，亦一俊妪。”可见她曾经有过怎样的倾城美貌。

　　在京城，李冶又结交朋友，赠送诗文。可她没有想到，京城的政治斗争太复杂，她认为的一次很平常的赠诗，竟然惹下了杀身之祸。

　　兴元年间(784)，朱渍起兵叛乱，以失败而告终，遂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在朱渍的府上，查出了李冶曾经写给朱渍的诗，于是也被德宗以通匪罪处死。

　　可叹李冶一生风华绝代、才情横溢，最后香消玉殒不得善终。

　　9、李清照：独具政治洞察力的女诗人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南宋女词人，汉族，济南章丘人，婉约派代表词人。有《易安居士文集》等著作传世。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夏日绝句》等。

　　李清照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精通经史，长于散文;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李清照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而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她的词委婉、清新，感情真挚。其创作以北宋、南宋生活的变化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前期的词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自然风光和别思离愁，如《如梦令》。后期的诗词变清丽明快为凄凉悲痛。因为她的丈夫去世，再加上亡国之痛，抒发了伤时念旧、怀乡悼亡的情感，也寄托了强烈的亡国之思。

　　人们谈到李清照，更多的是忆起了她婉约的词作“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李清照的诗比起她的词来，有着完全不同的风貌。大家都知道她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可她的诗却雄浑豪迈，内容涵盖面很宽泛。李清照虽为封建礼教笼罩下的女性，却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李清照透过大量的社会现象清楚地看出，北宋末年的政治形式，酷似安史之乱前夕李隆基统治下的唐王朝。李清照对此甚为忧虑，也极其愤懑。在她的诗里，她用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的巨大灾祸，警告当朝皇帝要注意汲取历史教训:“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李清照的诗词创作可谓有胆有识，说她有胆，因为北宋王朝对言论控制极严;说她有识，是因为她的政治洞察力是非凡的。

　　当年，李清照背井离乡，无依无靠，呼告无门，贫困忧苦，流徙飘泊，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如今她的纪念馆座落在泉城——山东济南大明湖畔。

　　10、朱淑真：情致缠绵的红艳诗人

　　　　朱淑真,(约1131年前后在世)，宋代女词人，一作淑贞，号幽栖居士。朱淑真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四库全书》中定其为“浙中海宁人”，一说“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歙州(州治今安徽歙县)，南宋初年时在世，相传为朱熹侄女。朱淑真生于仕宦家庭，其父曾在浙西做官，家境优裕。幼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

　　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后世人称之曰“红艳诗人”。作品艺术上成就颇高，后世常与李清照相提并论。流传颇广的《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一阕，长期以来被认为欧阳修所作，其实是当时怕坏了女子的风气，才将作者改为了欧阳修的。

　　朱淑真书画造诣也相当高，尤善描绘红梅翠竹，其能力非寻常深闺女子可比。她的别号是“幽栖居士”，为南宋多情才女和美女，与李清照齐名，有《断肠集》存世。从“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愁怀》)来看，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因此，有些作品泄露了婚外恋情，被一些学者剥夺著作权。她的作品存有大胆露骨的香艳镜头：“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缠绵于情爱连时间也不管了，“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犹如今人当街亲吻一般大胆。

　　相传因父母作主，嫁给一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墓在杭州青芝坞。

郑成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明天启四年农历7月14日（公元1624年8月27日）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千里滨。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通常认为是日本人）

1630年，郑成功随叔芝燕回国，住晋江安平郑府。郑芝龙延聘名师授业，1638年郑成功入南安县学为廪生，1644年郑成功从家乡来到南京，进入国子监太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其时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当年3月中旬，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朝灭亡。9月中旬，清王朝定都北京。在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后，次年6月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郑成功返回福建。同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被郑芝龙等拥立为帝，建号隆武。帝对郑成功的忠勇十分嘉许，赐他与国同姓，易名“成功”，从此南明官方称为“朱成功”，中外又称为“国姓爷”。1646年8月，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在逃亡路上被擒，于汀州罹难。10月中旬郑芝龙降清，即后清军进袭安平，郑成功之母不堪被辱自殪身亡。

爱国英雄戚继光

在中国福建的于山，有一座戚公祠，常有游客前来瞻仰爱国英雄戚继光的雕像，缅怀他抗击倭寇的业绩。

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出身在将门，受父亲教育影响，从小喜爱军事，并立志做一个正直的文武全才的军人。当时，中国的沿海常常受到倭寇的 侵扰, 戚继光十分痛恨倭寇的暴行，十六岁时，他曾经写下一首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意思是说，做官并不是他的愿望，他的愿望是祖国海疆的平静。17岁那年，他继承父亲的职务，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事生涯。戚继光一上任，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倭寇为患。

倭寇是指日本内战中的一些残兵败将，以及部分浪人和商人，从十四世纪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他们经常驾驶海盗船只，在中国沿海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倭寇越来越猖狂，他们与中国沿海一带的土豪奸商相勾结，有的甚至深入内地，攻陷州县，倭寇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害。

1555年，由于戚继光在山东抗倭寇有方，朝廷把他派往浙江，任定海参将，这里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区，戚继光组织了一支由农民、矿工组成的军队。他还根据中国南方沼泽多，倭寇又惯于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这是和敌人进行短距离肉搏的战斗组合。在战斗中，戚继光的军队先以火器、弓箭作掩护，敌人进入百步之内发火器，进入六十步内发弓箭，敌人再进，便用“鸳鸯阵”冲杀。

这支四千多人的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人民的爱戴，人民称这支军队为“戚家军”。

1561年，倭寇数千人，驾一百多支战船，大举侵犯浙江台州地区，戚家军闻讯，神速迎敌，在台州一带九战全捷，全歼敌人。从此倭寇闻风丧胆。因为戚继光的英勇善战，军功卓著，很快得到升迁，转战到福建。

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寇战争节节胜利，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戚继光在抗倭寇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赢得了当时以至后世人民的称颂。

南霁云

唐绚、玄年间（公元712----756年）生于魏州顿丘（今清丰县）南寨村农民家庭。因排行第八，人称“南八”。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建奇功。南霁云青少年时代勤劳能干，喜爱学习，平时收工后总要习文练武。传说他会七十二路枪法，善骑马射箭，能左右开弓，百步之内箭无虚发。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弃家外出谋生，后投奔张巡部下被委以重任。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庆绪杀死安禄山后，派汴州刺史尹子奇统兵30万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南引兵子宁陵向睢阳进发，攻破叛军防线与睢阳守军会合。后尹子奇披挂上阵，被南一箭射中左眼。为守住睢阳，安先向屯兵彭城（今徐州）的御使大夫许叔冀求援，但许无动于衷，南置骂而归。随率精骑三十突围至临淮（今江苏盱眙北）向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求救。南见其不肯出兵，便进前一步说：“睢阳与临淮近在咫尺，两地相依为存，若睢阳失守，临淮危在旦日，请大夫三思。”贺兰见南是难得将才，便想留于身边，于是设宴款待。南含泪道：“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说着，拔出佩刀自断中指。然贺兰仍不语，南说：“主帅之命不能完成，叛兵不能扫平，国际啊不得安宁，请留此指以示人之心，归报主帅，与城池共存亡。”随上马而辞。临出城怒弓会射佛塔，箭入半天。并誓曰：“叛军平定后，必杀进明，此箭乃我志也！”。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出生于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的一户佃农家里，青年时代，正遇上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他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史实，和当时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呼吸相通，有坚决抗击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北宋末年，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仇怨金国，深入骨髓”，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反抗。

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挡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措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岳飞遇害后，临安义士隗顺，负尸越城，草草地埋葬于九曲丛祠旁。为了便于以后识别，隗顺将岳飞随身佩带的玉环系于遗体腰下，坟前种植了两棵桔子树。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因重修栖霞岭下岳飞庙墓，追寻岳飞初葬地，终于在杭州市众安桥螺丝山下扁担弄内的红纸染坊旁，找到了最初的岳坟。1876年(光绪二年)，在这里修建“忠显庙”，杭人俗呼为“老岳庙”。

岳飞死后二十年，即1162年6月(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宋孝宗赵继位，七月下令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以五百贯的高价购求岳飞遗体，“以礼改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