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爹，嫂，辆，歹，罕，纱，妻，趟，托，泳，婚，辈，挨，能组什么词？

郎组词：郎中、法郎、令郎、货郎、情郎

爹组词：公爹、后爹、干爹、姑爹、爹娘

嫂组词：嫂子、嫂嫂、姑嫂、舅嫂、阿嫂

歹组词：好歹、歹意、歹人、歹心、赖歹

纱组词：面纱、纱布、羽纱、棉纱、窗纱

趟组词：趟马、走趟、赶趟、趟将、趟子

泳组词：蛙泳、涵泳、仰泳、爬泳、潜泳

婚组词：求婚、结婚、离婚、婚礼、婚姻

辈组词：侪辈、长辈、辈分、先辈、吾辈

挨组词：挨打、挨着、挨近、挨次、挨整

扩展资料

郎笔画

部分词语解释

1、郎中：[láng zhōng] 

古代官名。战国时为国君侍卫。秦汉为郎中令的属官。东汉以后为尚书台属官。隋唐以后为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诸曹司的长官。是尚书、侍郎、丞以下的官员。

2、不郎不秀：[bù láng bù xiù] 

比喻不成材或没出息（元明时代官僚、贵族的子弟称“秀”，平民的子弟称“郎”）。

3、法郎：[fǎ láng] 

法语音译词。布隆 迪、刚果、瑞士、塞内加尔、乍得等国的本位货币均译为法郎。

4、令郎：[lìng láng] 

敬辞，称对方的儿子。

5、货郎：[huò láng] 

在农村、山区或城市小街僻巷流动地贩卖日用品的人，有的也兼营收购：～担（货郎装货物的担子）。

“大杂居，少聚居”是黎族居住的显着特色，因此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黎族文化。黎族向来就是一个注重礼仪的民族，因此婚丧习俗更是独具黎族地方特色，那么，大家就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黎族婚丧的风俗吧，你会懂得很多哦。

陵水黎族的婚姻，就某种意义上说，比其他民族尤具进步性。首先，黎族的情侣，是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通过对唱山歌，串“布隆闺”，俗称“顾隆闺”（海南话叫“放寮”，即到闺女独居的小草房旁唱山歌求爱）培养感情，选意中人。

当男女双方情投意合之后，才分别告诉父母，由男方托媒求婚。“布隆闺”是父母为女儿安排的，而女婿却是女儿自己挑选的。苗族的婚姻习惯，长期形成一夫一妻制，同血缘不能通婚。男女青年的婚事，由父母包办，但必须征得女儿的同意。

因受封建迷信的影响，订婚前必须先问卜合命，看双方的命是否相克，如男女命克，婚姻就告吹。如八字相合，男方便可送聘礼，择日结婚，结婚的第一天，新娘子在新郎家与伴娘住一夜，第二天新郎新娘一同回到岳家拜见岳父母。

在岳家住一、二天后才回夫家定居，开始过苗族的婚姻生活。如男方家境困难，送不起聘金，女婿要在岳家做工三、五年抵顶（聘金视为父母养育女儿和抚养年幼弟妹的费用，可用劳力顶替）。

相对于婚姻的习俗，陵水丧葬习俗也有明确说法。

葬丧：停尸。当老人寿终时亲属为死者脱去尸衣，用清水为死者洗面洗脚，然后换上新衣裳（换新衣服忌双数，意为不吉利），全部剪下衣服纽扣，并把一只银戒指或光洋放在死者口中，随后移尸在家室厅堂正中，把一张新的睡席铺于地上，有一匹黑布遮掩尸体，再在停尸体前面设立一香炉，烧着佛香，供上鸡、干饭、水酒等祭品，以示请死者起程阴间之前吃最后一顿阳间薄酒淡饭。

报丧。报丧的程序是先报出嫁女，后报母舅家，再报三亲六戚，当噩耗传来，女儿即煮干饭五碗，杀鸡一只，水酒一瓶，纸伞3把，黑布七尺及香烛等祭品，偕同女婿至家奔丧，至家时供上祭品，将黑布盖在死者身上，随即抚尸鸣号。

您可能还会喜欢：

你对于黎族三月三节是否了解？

彝族打歌文化你是否了解？

畲族的图腾象征着什么，你知道吗？

解惑：土家族婚俗文化

简介

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早在秦汉以前就从两广地区陆续来到海南岛定居。“黎”这一专有族称始于唐末，沿用至今。

黎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无文字，通用汉文。

黎族的宗教信仰以祖先崇拜为主，杂以自然崇拜，有些地区还保留着图腾崇拜的痕迹。

因状似倒扣船只而得名的船形屋，是黎族的传统住房。黎族称其为"布隆亭竿"，意为“竹架棚房子”。“布隆亭竿”有辅地形、高架形和向金字型过渡三种。其共同特点是茅草房顶，木头或竹子的梁柱，编竹抹泥墙、竹条墙或椰叶墙；屋内设火灶，灶上方悬挂竹筏，作 烤干食物用，屋顶侧面开天窗。"布隆亭竿"中没有间隔和睡床，居住者一般在灶旁铺席席地而睡。现在在黎族 地区这种房屋已不多见，多数住室已为金字顶代替，靠近城镇的黎族人已住进瓦房。

黎族服装以棉麻为原料。黎族人多穿对襟无领上衣，妇女穿对襟无袖开胸上衣，下穿筒裙，裙上绣有各种图案。黎锦是黎族人最为著名的纺织工艺品，以其技术精巧细密、色彩艳丽富于特色而驰名天下，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嚼槟榔是黎族人的一种嗜好，槟榔是待客、定婚不可缺少的佳品。据说槟榔有助消化、驱绦 虫、降血压、提神健胃的作用。

在节日劳动间歇，黎族人喜欢跳“竹竿舞”，通常是在庭院或打谷场上跳这种舞。舞时，两边各蹲4个人，每个人双手平握竹竿末端，按节奏张合敲打，舞者随着竹竿的张合，两脚不断上跳下踏，做出各种美妙动作，舞蹈颇为热烈，引人入胜。

"三月三"是黎族民间的传统节日。节日当天，各村寨都要举行祭祖仪式，青年男女盛装打扮聚集到一起，各自以对歌的形式相邀族外的意中人，随后一对对有情人分散到丛林翠竹中或山间小河边互诉衷肠。入夜，篝火燃起，人们尽情游戏娱乐。天快亮时，恋爱中的男女依依惜别，互送定情信物，相约来年“三月三”相会。

节日

黎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节日，它们是黎族人民习俗的组成部分，也是黎族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的一个侧面。

黎族的节日与黎族自己的历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解放前黎族的节日，在邻近汉族地区和黎汉杂居地区，大多都用农历，节日与汉族相同。例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除夕”等。就黎族来说，过得最隆重和最普遍的节日是“春节”和“三月三”。

“春节”

“春节”，在黎族地区一般从正月初一过到十五日。届时，各家各户清扫庭院，修整“船形屋”，贴红对联，洗刷衣服器具，舂米和包粽子，在房门、藤箩、耕牛角等处贴上红纸，以示吉祥。大人们为小孩备鞭炮，买烟花，男女老幼个个穿上新衣服，干干净净，喜气洋洋，一片节日的景象。大年初一清早互相拜年，在外面见面相互道贺“恭喜恭喜，年年丰收，年年幸福”。小孩子高兴异常，蹦蹦跳跳，他们争着向大人拜贺新年，获得糖果、糕点、粽子和压岁铜钱。大人们整日饮酒对歌，通宵达旦。有的则仍按照传统习惯，从大年初一开始，男人集体狩猎，猎获物全村人共同享受。

“三月三”

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人民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黎族人民通过“三月三”的传统来纪念本民族的祖先和英雄人物。

现在纪念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对歌题材广泛，除了情歌，还有农事歌、神话故事歌、祝酒歌，以及说今论古歌等。除了歌谣对唱外，还有“打柴舞”、荡秋千、土枪射击、射箭、摔跤等节目。

“招福”和“牛月”

合亩制地区的黎族同胞，也有另外一些具有民族特点的特殊节日。例如每年三月、七月插秧之后和在十月的“牛月”，要集体举行一次“招福”礼仪式。到时，男女老少都云集到“亩头”的家里，集体跳“招福舞”、“黎家乐”等，敲锣打鼓，通宵达旦。在“牛日”这天，牛主要给牛喝一种“牛魂石”浸过的酒，以示对牛的祝愿，并且为耕牛修牛栏，禁忌杀牛。

黎族的家庭和汉族一样，都是父系小家庭。但合亩地区的小家庭则有显著的特点，直到解放前，它还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生产单位。在经济上的作用主要是参加合亩的生产和分配，经营手工业、副业，种植山栏和小块园地，处理私有财产和自己的债务关系等。

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一般由父母包办，从小订婚；姨表不婚，同宗不婚。阶级的“门当户对”已成为习惯。聘金往往要几头牛和一笔不小的钱财。

“放寮”

黎族地区普遍存在着“放寮”的习俗。每个村都有一个至几个“寮房”，黎语称“布隆闺”，女儿长大了便到那里居住。凡是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子，都可到“布隆”找寻情人，吹箫唱歌，倾诉爱慕，这体现了黎族未婚青年男女社交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在“放寮”活动中夹杂着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同时，已婚的男女也参与“放寮”活动，因而对生产，对家庭和睦，对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黎族地区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相当普遍，非婚生子女一般不受歧视，离婚和寡妇改嫁比较自由。

黎族多同姓聚居。住的房屋，合亩地区多是“船形屋”，一般地区的住屋都是金字形的。

称谓和姓氏

黎族的亲属称谓和姓氏很有特点。黎族人民都按照宗教关系论辈互相称呼，例如伯父的子女不管岁数多么小，叔父的子女无论岁数多么大，都得称呼伯父的子女为哥或姐。 因此，在黎族社会中，往往会听到年岁大的人称一个一二岁的人为哥或姐。在社交中呼唤某人时，只能呼其名字，不把姓氏同名字一起呼叫。

东方县的符姓黎族人原为五个血缘集团，各有一姓氏，每个血缘集团又分为大公、中公、尾公，叫做五姓十五公。五大姓可以通婚，而十五公内部不能通婚，经过若干代后又可以循环结婚。同一黎姓集团，在不同地区分属几个汉姓，虽然汉姓不同，但不能通婚。

服饰

在衣饰方面，妇女束髻于脑后，押以骨簪，披绣花头巾，衣无扣，对胸开襟，有的地方穿“贯首式”上衣，下身穿裙。妇女大都喜爱戴耳环、项圈、手镯、有的一直保持纹面和文身的习惯。男子结鬃，有的结于额前，有的结于脑后，缠头，上衣无领对胸开襟。

丧葬

丧葬仪式各地不同，合亩地区遇有人死便鸣枪报丧，全村或全峒的人都来吊唁，三天不吃主粮，不做重工。一般都用独木棺，不停棺，当天埋葬，不建墓冢。死者如果是男人，葬于本村公共墓地，外村嫁来的女子，则须抬回其娘家由娘家料理丧事，并葬于其父方的公共墓地。其他地区有迷信风水、停棺、打斋、择地建墓的习惯。

勤劳俭朴，敬老爱幼是黎族劳动人民的美德，不论老年人和小孩都总是找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很少有偷闲度日的。黎族好客，对来访客人，都热情地以烟酒款待。

禁忌

在黎族的一些节日期间有许多禁忌，这些禁忌属于迷信观念。但与生产和生活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春节期间禁忌讲粗话、不吉利的话；大年初一禁忌洗衣、扫地，说是怕全家的钱财都被洗掉、扫光。合亩制地区的黎族人在年初一至初五忌田间劳动，牛日、虫日、鸡日等日，亩众不能下田耕作，说是怕禾苗遭受鸟兽侵袭。农历年初一准备上山打猎的人，也忌扫地，否则猎不到野兽。砍山栏一定要选择龙日、马日、兔日等吉祥日，同时亩头不能在日间睡觉，否则庄稼将经不起风吹雨打。在三月八日的牛节里，禁忌杀牛，而且要给牛喝一种用牛魂石浸过的酒，以保来年丰收。人们不得跨过炉灶，不准用脚踩、用刀砍等，如果违禁，据说“灶神”就要发怒，引起家人生病。

语言

语言文字

黎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不同的地区存在着方言的差别。由于黎族在历史上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黎语的发展受到汉语的极大影响。在各民族杂居区，黎族群众一般都能讲汉语(海南方言)，而且在黎语中也吸收了不少汉语的词汇。如今黎族有自己的文字，是一种以拉丁字母的基础的黎文。

住宅特色

黎族人民选择山谷中的小平原、河谷台地或平溪坡地作为村落的地址。选地的原则是；靠近耕地，靠近河川、溪流；地势要高，地形有一定的坡度；地方要“干净”，即野兽要少，不要太靠近交通主干线。其地质表层多为砂质粘土层，下面多为砂土砾石层，土质一般均属良好，承载能力可以满足建筑要求。

黎族的居民村落，多是被高大的阔叶林和灌木林围绕着。因此，在村落外边看不见居住房屋，而且富有亚热带的村落风光，是黎族同胞住地共同的景色特征。

“船形屋”

船形式住宅是黎族人民的传统住房，它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干栏”。在汉族“金字塔”形屋尚未传入黎族地区之前，船形屋曾是海南岛黎族人民的主要住房形式。由于这类房多呈斜向半架空或水平低架空状，故又可称之为干栏建筑的派生类型，是黎族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传统住宅类型。

船形屋的特点是，平面是纵长方形，整个屋子由前廊和居室两都分组成。整个屋顶共如船只形，以竹木构架，藤条捆扎，茅草盖顶，接到地面，屋内不隔间，对头开门，门上屋檐伸展，檐下为休息、置物的场所，一般不设窗户，据说开窗会有“恶鬼”进入屋内，作祟人畜，引起疾病。所以整个房间阴暗，通风采光差。总之，船形屋有防风避雨，冬暖夏凉，还略可兼顾通风的优点。目前，船形屋尚流行于白沙、昌江、东方、乐东、保亭、琼中等县的部分地区。

金字塔式茅屋

它不是黎族原有的，而是黎族人民从汉族那里学来的。其优点是省工省料、通风采光好、易排水等，其特点是整个屋子呈长方形，屋顶用金字顶代替圆拱形的船形顶，屋檐较高，正门在屋前方，有单间、双间、三间、四间和庭院式等多种。

金字屋由前廊、生活室(也叫过厅或客厅)、卧室和厨房组成，入门后就是门厅，过厅两侧为卧室和厨房。房间以过厅最大，一般约为15平方米左右，卧室约10平方米左右，厨房约8平方米左右，过厅是生活起居的中心，在后墙正中多设有神台或神阁架，祀奉祖先。卧室内有木制或竹制睡床和其他一些物品等，厨房置有炉灶、水缸、炊具、烘物架等。

另外，黎族还有居住砖瓦房的，类似内地排房式的家属宿舍。

三石灶

黎族地区的炉灶--三石灶(亦称品字炉灶，马蹄形灶)设在室内，其主要原因是：黎族人民过去经济文化落后，生活困难，冬天只好在居室内生火取暖；黎族地区多蚊虫及疟疾病，室内烟熏火燎的作用有驱蚊避疫之效；还有照顾火种的需要。黎族人住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源流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各个方言区各有特色。

科学知识

海南岛黎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无论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农业生产中，黎族人民掌握了各种关于农作物生长、土壤鉴别、耕地选择和农事安排的知识。例如稻谷，各地的品种可以分出二十多种，并能根据其生长特性，选择不同的适应土地和植期。在生产实践中，黎族人民还不断积蓄了许多根据当地动物活动和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预测气象的知识。

黎族人民善于狩猎，能够根据不同野兽的生活习性，选择适当时间采取合围、追踪、伏击、挖陷阱、钉竹尖、伏枪、弹吊、火攻、放毒等等狩猎方法，效果很好。

妇女精于纺织，而对于木棉的纺织尤具匠心。脚踏纺纱机利用了转轮和传动带。黎族妇女能够利用野生植物染料对布。纱线染成青、黑、黄、黄、红等各种颜色，除此以外还有些地区创造了技术复杂的缬染法。在轻纱上用细线扎成各种花纹，染色后拆开细线，就显露出白色的花纹，再织进彩色纬线，便完成图案精致的织物。这些都是黎族人民经过长期观察和实践，对植物界和织染技术有了很好的了解的结果。

黎族人民很早以前就掌握了制陶技术，能够制造陶锅、陶罐、酒瓶、陶碗、陶瓶、陶盆等等。接近汉族地区的黎族人民还能够像汉族人民那烧窑，制成色泽光滑、花纹秀丽的各种陶器。这些陶器受到邻近各族人民的喜爱，外地商人也从黎族地区大量贩买并将之运至内地销售。

黎族人民对于医药知识的了解也十分深刻。不少草药医生懂得百种以上的草药性能，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病情使用热敷、焗汗、火灸等治疗方法，对毒蛇、疯狗咬伤有许多特效药 。黎族人民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成为制服“瘴疠之地”的佼佼者， 黎医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中草药宝库中的一部分。黎医治病的基本方法同汉族的中医相仿，分为望、闻、问、切等内容。

在黎族人民中还保留着较原始的历法，一般以类似汉族地区的“十二地支”来计算日月 ，以十二日为一个周期，每日以动物作称谓，如鸡日、犬日、猪日、牛日、虫日……等等。

黎族人民大都使用了汉族的度量衡，但谷亩地区一直还沿用本民族的计算方法。例如：稻谷以束为最小单位，六束为一攒，六攒为一对，二对为一律，二律为一拇。田亩以攒为单位，种多少亩说种多少攒。买卖牛只，以角的长度或以身长来计算其大小，不计重量。数的观念比较薄弱，很少使用算盘。计算复杂的数字，常以稻秆或柴草作实体。

口头文学

由于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口头文学，它包括了古代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和谜语等各种体裁。在这些民间文学中，许多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富有生活气息，通过文学的艺术典型，刻画了黎族的风土人情，记录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事迹，歌颂了人们理想中的英雄人物。

《洪水的故事》和《葫芦瓜》是流传最多的神话传说，它反映了古代黎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景，特别是“兄妹结婚”的情节反映了原始婚姻制度的一些残迹。《大力神》的故事与汉族的“后羿射日”神话很相似。在许多传说故事中如《天狗》、《约加西拉》等，狗、鸟等动物常作为真善美的正面形象出现。反映阶级爱憎分明的有《五妹和南蛇》、《竹宝筒 》等；批判父母包办婚姻的有《少女和小龙恋受的故事》、《勇敢的打拖》等都流传较多，脍炙人口。

宗教

黎族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体系，但封建迷信很重，流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而以祖先崇拜为主。这是由于古代生产力极端低下的人们的蒙昧无知和佛教、道教观念影响的结果。黎族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属于原始宗教类型。

黎族人民过去相信有阴阳两个不同的世界，在阳世积德行善，以后到阴间方能入祖归宗， 平安无事；倘若一个人德性不善，伤天害理，死后必为列祖列宗所不容，要罚以万般苦役。

黎族原对佛教、道教很是陌生，但佛教的轮回道德观念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例如认为，人的祸福是命中注定的；前世有罪，后世受苦；只有在今世努力，广积阴德，来世才能享乐等等。

黎族村寨口一般都立有村灶神，是村寨人们祭祀的原始神之一。据说村灶神曾经是保卫村寨安全的英雄。

也许是因为过于迷信鬼神，解放前黎族在日常生活中祭鬼求神活动十分频繁，如婚娶、丧葬、驱邪安家、得子还愿、幼儿取名等，都得请道士念经做法事。

在黎汉杂居地区或接近汉区的黎族葬俗中特别迷信阴阳风水，这与他们的自然崇拜有关。巫术是黎族人民的主要迷信活动，其中有各类占卜，包括杯卜、鸡骨卜、蛋卜这些都是颇具地方特色的卜卦方式。鸡卜、蛋卜、杀牲作鬼，在禳灾祓祸、山猎砍山之中，无不用之，这反映了海南岛多瘟疫的生态环境及黎族传统的游耕渔猎生活历史。

黎族巫师称“鬼公”、巫婆称“娘母”，他们负责沟通人鬼两界，充当传达鬼神旨意的中介人，但又不脱离生产。法器和祭品，多用竹器草藤、葵棕叶雨帽、山鸡毛、稻谷、槟榔、糯米酒等。颇具海南岛地方色彩。

在邻近汉区的地方，由于道教的影响，有少数人相信“华光”、“五雷”、“玄天上帝”等等。基督教也传入了黎族地区，有少数人相信“上帝”，星期日做礼拜，家人生病则念诵“圣经”。但在受到道教和基督教影响的地方，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也还是保留着的。

在旧社会，那些荒诞的迷信，使黎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带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那时候，黎族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类迷信活动：

一祭“山鬼”。黎族人民中不少人仍认为山林中的飞禽走兽都是受“山鬼”管辖的，要捕捉猎物，只有得到“山鬼”授意的首领--“俄巴”的同意，才能捕捉到。

二祭“地鬼”。过去黎族人民认为农作物的丰收是"地母"的思赐，祭祀地母以表示期望和感激。合亩制他区祭“地鬼”盛行。

三祭“雷公鬼”。黎族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他们认为云、风、雷等天体现象都有“灵性”，其中最为可怕的是雷公鬼、风鬼、太阳鬼等。

四祭“灶鬼”。人们对火有着一种敬畏和崇拜，担心若冒犯“灶神”，就会受罚。

五祭“祖先鬼”。这是对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黎族人认为祖先鬼比其他鬼更可怕。

黎族人民还有图腾崇拜，在动物方面以蛇、牛、鸟等为主要对象；在植物方面以稻谷、木棉、芭蕉、葫芦爪等为主要对象。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参考资料：

版本一

好莱坞第一部根据电视剧改编的影片。该片以朴实无华的手法描写了普通市民的生活、爱情和婚姻，充满了人情味和幽默感，颇有新现实主义的特色。该片描述的是美国下层社会聚居的纽约布隆克斯区。有个叫马蒂的男子，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在街上开了一个肉铺。由于他长得又胖又丑，对自己的婚事感到失望。在一次周末舞会上，他邂逅一位姿色平平的中年女子。她叫克拉拉，在一所学校里任教，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两人在见面交谈时发现对方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从此开始接近。两人抽空时便去咖啡馆，或看**。但马蒂自惭形秽，不敢贸然求婚。而克拉拉性格内向，不善于和男人打交道。在这微妙的关系中不时出现猜疑的阴影，但双方又都渴望家庭的幸福。在众人的牵线搭桥下，特别是马蒂母亲很喜欢克拉拉，这位似乎“和女人没缘分”的丑男子终于娶到一位温柔、贤慧的妻子。

版本二

忠厚老实、相貌平平的男子马蒂在与娴熟端庄或容貌庸俗等形形色色的女子效过程中遭遇了许多歧视，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因一时不被人了解而受轻视、误解。一次次心灵的受伤，幸运者尚可找到知音，不幸者只能在创伤后更加封闭自我，以躲避外人的怜惜。

威廉·巴特勒·叶芝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威廉·勃特勒·叶芝)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晚年叶芝

放大

晚年叶芝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亦译“叶慈”、“耶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

叶芝早年的创作仍然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风格，善于营造梦幻般的氛围，例如他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曙光》便属于这种风格。然而进入不惑之年后，在现代主义诗人伊兹拉·庞德等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其本人参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切身经验的影响下，叶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变化，更加趋近现代主义了。

叶芝不仅仅是艾比剧院的决策者之一，也曾担任爱尔兰国会参议员一职。他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些社会职务，是爱尔兰参议院中有名的工作勤奋者。叶芝曾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1934年，他和拉迪亚德·吉卜林共同获得古腾堡诗歌奖。

目录

[隐藏]

1 早年的生活和作品

2 年轻的诗人

3 昴德·冈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艾比剧院

4 神秘主义的影响

5 向现代主义的转变

6 政治生涯

7 晚年的生活和创作

8 叶芝的主要作品

9 参见

[编辑]

早年的生活和作品

叶芝出生于距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不远的山迪蒙（Sandymount）。他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是亚麻商人杰维斯·叶芝的后裔。这位商人卒于1712年，他的孙子本杰明娶了基尔岱尔郡的望族之女玛丽·巴特勒。约翰·叶芝结婚的时候正在学习法律，但是很快他便辍学，转而学习画肖像画。他的母亲（即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祖母）苏珊·玛丽·波雷克斯芬来自斯莱果郡（County Sligo）上一个盎格鲁－爱尔兰裔家族。诗人出生后不久，便迁至位于斯莱果的大家族中，他本人也一直认为是斯莱果郡孕育了自己真正的童年岁月。巴特勒－叶芝家族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家族。诗人的哥哥杰克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他的两个姐妹伊丽莎白和苏珊则均参加过著名的“工艺美术运动”。

为了诗人父亲的绘画事业，叶芝的家庭后迁至伦敦。起初，叶芝和他的兄弟姐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诗人的母亲由于非常思念故地斯莱果，经常给孩子们讲家乡的故事和民间传说。1877年，威廉·叶芝进入葛多芬小学（Godolphin），并在那里学习了四年。不过威廉似乎并不喜欢在葛多芬的这段经历，而且成绩也并不突出。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诗人全家于1880年底迁回了都柏林。起初住在市中心，其后搬到位于郊外的皓斯（Howth）。

在皓斯的时光是诗人重要的发展阶段。皓斯周围是丘陵和树林，相传有精灵出没。叶芝家雇了一个女仆，是一个渔人的妻子，她熟知各类乡野传奇，娓娓道来的神秘冒险全都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凯尔特黄昏》里。

1881年10月，诗人在都柏林的伊雷斯摩斯·史密斯中学（Erasmus Smith）继续他的学业。他父亲的画室就在这所学校附近，于是诗人经常在那里消磨时光，并结识了很多都柏林城的艺术家和作家。在这段时间里，叶芝大量阅读莎士比亚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并和那些比他年长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们讨论。他于1883年12月从这所中学毕业，其后他便开始了诗歌的创作。1885年，叶芝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作，以及一篇题为《赛缪尔·费格森爵士的诗》的散文。从1884年到1886年，他就读于位于基尔岱尔大街的大都会艺术学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也就是如今爱尔兰国家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前身。

[编辑]

年轻的诗人

在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之前，叶芝便已经尝试将诗歌和宗教观念、情感结合起来。后来，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时候曾说过“……我认为……如果是一种强大且悲天悯人的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宿命，那么我们便可以通过那些融合了人的心灵对这个世界的欲望的词句来更好的理解这种宿命。”

叶芝早年的诗作通常从爱尔兰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取材，其语言风格则受到拉斐尔前派散文的影响。这一时期，雪莱的诗对叶芝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后来的一篇关于雪莱的文章中叶芝写道：“我重读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世界上的所有伟大著作之中，它在我心里的地位比我预想得还要高得多。”

叶芝早期还受到彼时爱尔兰著名的芬尼亚组织（Fenian）领袖约翰·奥里亚雷的影响。诗人晚年曾说，奥里亚雷是他所见最“风流倜傥的老人”，“从奥里亚雷的谈话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爱尔兰书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业。”在奥里亚雷的介绍下，叶芝认识了道格拉斯·海德和约翰·泰勒。前者于1893年成立盖尔语联盟（Gaelic League），致力于保存并增加爱尔兰语言的使用。

叶芝的第一首重要诗作是《雕塑的岛屿》，是一首模仿埃德蒙·斯宾塞诗作的梦幻般的作品。这首诗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其后没有再版。叶芝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是一本小册子《摩沙达：戏剧化的诗》。这篇文章也同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过，而且只是由他的父亲出资印刷了100册。此后，他完成了叙事长诗《乌辛之浪迹》（The Wanderings of Oisin），并在1889年出版了诗集《乌辛之浪迹及其他诗作》。这是即使在叶芝风格成熟之后也仍未否定过的第一部作品，取材于爱尔兰古代勇士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为完成这首诗，诗人花费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其风格清晰的体现出费格森和拉斐尔前派对诗人的影响。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叶芝以后诗作的主题风格：追求冥思的生活抑或追求行动的生活。这本诗集的前八首抒情诗和歌谣的主题，是源自叶芝少年时代对印度人及阿尔卡迪亚世外桃源的想象——神祗与女神、王子与公主、殿堂、孔雀与神秘的莲花等等。诗歌中流露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拉斐尔前派的痕迹。在《乌辛之浪迹》之后，叶芝再未创作过长诗。他的其他早期作品多半是以爱情或神秘事物为主题的抒情诗。随着叶芝的作品读者群的不断扩大，他结识了当时爱尔兰和英国的很多著名文学家，包括萧伯纳和王尔德。

叶芝的家庭于1887年重新搬回伦敦。1890年，叶芝和欧那斯特·莱斯（Ernest Rhys）共同创建了“诗人会社”（Rhymer’s Club）。这是一个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诗人们组成的文学团体，成员们定期集会并于1892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过自己的诗选。叶芝的早期作品还包括诗集《诗集》、《神秘的玫瑰》和《苇间风》。事实上，“诗人会社”的文学成就并不高，叶芝几乎是唯一取得了显著成就的诗人。

[编辑]

昴德·冈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艾比剧院

1889年，叶芝结识了昴德·冈昂**。她是一位热衷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女性。冈昂**非常仰慕叶芝早年诗作《雕塑的岛屿》，并且主动和叶芝结识。叶芝深深的迷恋上了这位**，而这个女人也极大的影响了叶芝以后的创作和生活。经过两年的密切交往后，叶芝向冈昂**求婚，却遭到拒绝。其后，他又共计向她求婚三次，分别是再1889年、1900年和1901年，均遭到了拒绝。尽管如此，叶芝对冈昂**仍然魂牵梦萦，并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剧本《凯丝琳女伯爵》。在剧中，凯丝琳将灵魂卖给了魔鬼，好让她的同胞免于饥荒，最后上了天堂。此剧直到1899年才得以上演，引发了宗教及政治上的诸多争议。终于，在1903年，冈**嫁给了爱尔兰民族运动政治家约翰·麦克布莱德。在这一年，叶芝动身去美国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巡回演讲。这段时期他和奥莉薇亚·莎士比亚有过短暂的恋情。他们在1896年结识，却在一年之后分手。

艾比剧院的海报

艾比剧院的海报

也正是在1896年，叶芝结识了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介绍人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爱德华·马丁。格雷戈里夫人鼓励叶芝投身民族主义运动，并进行戏剧的创作。尽管叶芝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显然他的创作具有清晰而独特的爱尔兰风格。这种风格在叶芝与爱尔兰年轻一代的作家的交往中得到强化。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马丁以及一些其他爱尔兰作家共同发起了著名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或称“凯尔特文艺复兴运动”）。

除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外，学院派的翻译家们对古代传奇故事、盖尔语诗歌以及近代的盖尔语民歌的翻译和发掘工作也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代表人物是后来成为爱尔兰总统的道格拉斯·海德，他编纂的《康诺特省的情歌》倍受推崇。

这场运动最不朽的成就之一便是艾比剧院的成立。1889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马丁和乔治·摩尔创立的“爱尔兰文学剧场”（Irish Literary Theatre）。这个团体仅仅存在了两年，而且并不成功。在两位拥有丰富戏剧创作经验的爱尔兰兄弟威廉·费依和弗兰克·费依以及叶芝不计报酬的秘书安妮·伊丽莎白·弗莱德里卡·霍尔尼曼（一位曾经于1894年参与过萧伯纳《武器与人》在伦敦首演的富有的英国女人）的鼎力协助下，这个团体成功打造了一个崭新的爱尔兰国家戏剧界。在著名剧作家约翰·米林顿·辛参与进来以后，这个团体甚至在都柏林靠戏剧演出赚到了不少钱，并于1904年12月27日修建了艾比剧院。在剧院的开幕之夜，叶芝的两部剧作隆重上映。从此以后一直到去世，叶芝的创作生涯始终和艾比剧院相关。他不仅仅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高产的剧作家。

在1902年，叶芝资助建立了丹·埃默出版社，用以出版文艺复兴运动相关的作家作品。这个出版社在1904年更名为库拉出版社。出版社存在至1946年，一直由叶芝的两个姐妹经营，总共出版了70本著作，其中的48本是叶芝自己写的。1917年的夏天叶芝和当年的冈**重逢，并且向她的养女求婚，但是遭到了拒绝。九月份，他改向一位英国女人乔治·海德里斯求婚，她答应了。两人在当年的10月20日结婚。不久，叶芝买下了位于库尔公园附近的巴列利塔，并很快将其更名为“图尔巴列利塔”。叶芝余生中的大部分夏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1919年2月24日，叶芝的长女安·叶芝在都柏林出生。安继承了母亲的智慧、宁静与友善，以及父亲不凡的艺术天赋，后来成为一位画家。

[编辑]

神秘主义的影响

叶芝一生都对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有浓厚的兴趣。1885年，叶芝和一些朋友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Dublin Hermetic Order）。这个组织在6月16日召开了第一次集会，叶芝是领袖。同年，都柏林的神智学会馆在通灵法师婆罗门·摩西尼·莎特里的组织下正式开放，叶芝于次年参加了他的第一次降神会。后来，叶芝沉溺于神秘主义和通灵术之中不能自拔。1900年，他甚至成为“金黎明秘术兄弟会”的领袖。他于1890年参加了这个组织。在结婚以后，叶芝夫妇曾经尝试过风靡一时的无意识写作。

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他的名诗《丽达与天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短诗从希腊神话中取材，讲述得是宙斯幻化成天鹅与美女丽达结合并生下两个女儿的故事（一是著名的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一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希腊军队统率阿迦门农的妻子）。这一母题在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曾反复出现。关于叶芝创作这首名作的初衷，西方评论界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诠释和解读，有的认为是“历史变化的根源在于性爱和战争”，有的则认为是“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主流的文学史将《丽达与天鹅》作为象征主义诗歌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叶芝的神秘主义思想形成过程里，凯瑟琳·泰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泰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叶芝早年和她过从甚密。正是在泰楠的影响下，叶芝频繁的参加各类神秘主义组织的活动。泰楠一生都很仰慕叶芝的才华，而叶芝却在后来逐渐疏远了她。

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很显著，他晚年甚至亲自将印度教《奥义书》译成英文。通灵学说和超自然的冥思则成为叶芝晚期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一些批评家曾抨击叶芝诗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其缺乏严谨和可信度。W·H·奥登就曾尖锐的批评晚年的叶芝为“一个被关于巫术和印度的胡言乱语侵占了大脑的可叹的成年人的展览品”。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叶芝写出了他一生中很多最不朽的作品。若想理解叶芝晚年诗作的奥妙，就必须要了解他于1925年出版的《灵视》一书的神秘主义思维体系。今天，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来理解叶芝后期的诗作，却不把它当作一本宗教或哲学的著作。

[编辑]

向现代主义的转变

叶芝的雕版肖像

放大

叶芝的雕版肖像

1913年，叶芝在伦敦结识了年轻的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事实上，庞德来伦敦有一部分便是为了结识这位比他年纪稍长的诗人。庞德认为叶芝是“唯一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诗人”。从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叶芝和庞德都在亚士顿森林（Ashdown Forest）的一个乡间别墅中度过。这段时间里庞德担任叶芝名义上的助手。然而当庞德未经叶芝的允许擅自修改了他的一些诗作，并将其公开发表在《诗》杂志上后，两位诗人的关系便开始恶化了。庞德对叶芝诗作的修改主要体现出他对维多利亚式的诗歌韵律的憎恶。然而很快两位诗人都开始怀念双方共事、互相学习的日子。尤其是庞德从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寡妇处学到的关于日本能乐的知识为叶芝即将创作的贵族风格的剧作提供了灵感。叶芝创作的第一部模仿了日本能乐的剧作是《鹰之井畔》。他于1916年1月将这部作品的第一稿献给庞德。

叶芝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用英文写作的诗人之一。然而，不同于大多数现代主义诗人在自由体诗领域不断做出尝试，叶芝是传统诗歌形式的大师。现代主义对叶芝诗作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逐渐放弃早期作品中传统诗歌样式的写作，语言风格也越来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题。这种风格上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他的中期创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树林》、《责任》和《绿盔》

1923年叶芝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奖。他在两年之后发表了一首短诗《瑞典之丰饶》，以表达感激之情。1925年，叶芝出版了一本呕心沥血的散文作品《灵视》，其中他推举柏拉图、布列塔诺以及几位现代哲学家的观点来证实自己的占星学、神秘主义及历史理论。

[编辑]

政治生涯

叶芝通过庞德结识了很多年轻的现代主义者，这使得他中期的诗作已经远离了早期的《凯尔特曙光》时的风格。他对政治的关注也已经不再局限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他所醉心的文化政治领域。在叶芝早期的作品中，他灵魂深处的贵族立场体现无余。他将爱尔兰平民的生活理想化，并且有意忽视这个阶层贫穷孱弱的现实。然而一场由城市中的下层天主教徒发起的革命运动迫使叶芝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创作姿态。

叶芝新的政治倾向在《1913年9月》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这首诗抨击由詹姆斯·拉尔金领导的著名的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在《1916年复活节》中，诗人反复吟诵：“一切都已改变/彻底改变/一种恐怖的美却已诞生”。叶芝终于意识到复活节起义的领袖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卑微的出身和贫困的生活。

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叶芝无可避免的受到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动荡局势的影响。1922年，叶芝进入爱尔兰参议院。在他的参议员生涯中，叶芝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曾担任货币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这一机构设计了爱尔兰独立之后的第一批货币。在1925年，他热心的倡导离婚的合法化。1927年，叶芝在他的诗作《在学童中间》里如此描述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自己：“一位花甲之年的微笑的名人”。1928年，由于健康问题，叶芝从参议院退休。

叶芝的贵族阶级立场以及他和庞德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这位诗人和墨索里尼相当接近。他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对这位法西斯独裁者的仰慕。他甚至写过一些歌颂法西斯主义的赞歌，尽管这些作品从未发表过。然而当巴布罗·聂鲁达于1937年邀请他到马德里时，叶芝在回信中表明他支持西班牙革命，反对法西斯主义。叶芝的政治倾向非常暧昧。他不支持民主派，在晚年却也有意疏远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然而纵观叶芝的一生，他从未真正接受或赞同过民主政治。同时，他深受所谓“优生运动”的影响。

[编辑]

晚年的生活和创作

斯莱果郡的叶芝雕塑

放大

斯莱果郡的叶芝雕塑

进入晚年后，叶芝逐渐不再如中年时一样直接触及和政治相关的题材，而是开始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风格写作。他开始为自己的家人儿女写诗，有的时候则描绘自己关于时间流逝、逐渐衰老的经历和心绪。收录在他最后一部诗集中的作品《马戏团动物的大逃亡》生动的表现了他晚期作品的灵感来源：“既然我的阶梯已经消失/ 我必须平躺在那些阶梯攀升的起点”。 1929年之后，叶芝搬离了图尔巴列利塔。尽管诗人一生中的很多回忆都在爱尔兰国土之外，他还是于1932年在都柏林的近郊租了一间房子。晚年的叶芝非常高产，出版了许多诗集、戏剧和散文，许多著名的诗作都是在晚年写成的，包括一生的颠峰之作《驶向拜占庭》。这首代表性的诗作体现了叶芝对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的向往。1938年，叶芝最后一次来到艾比剧院，观赏他的剧作《炼狱》的首映式。同年，他出版了《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自传》。

晚年的叶芝百病缠身，在妻子的陪伴下到法国休养。然而最终还是于1939年1月28日在法国曼顿（Menton）的“快乐假日旅馆”逝世。他的最后一首诗作是以亚瑟王传说为主题的《黑塔》。逝世之后，叶芝起初被埋葬在罗克布罗恩（Roquebrune）。1948年9月，人们依照诗人的遗愿，将他的遗体移至他的故乡斯莱果郡。他的坟墓后来成了斯莱果郡的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点。他的墓志铭是诗人晚年作品《班磅礴山麓下》的最后一句：“投出冷眼/ 看生，看死/ 骑士，策马向前！”叶芝生前曾说斯莱果是一生当中对他影响最深远的地方，所以他的雕塑和纪念馆也将地址选在这里。

[编辑]

叶芝的主要作品

1886年 — 《摩沙达 》

1888年 — 《爱尔兰乡村的神话和民间故事集》

1889年 — 《乌辛之浪迹及其他诗作》

1891年 — 《经典爱尔兰故事》

1892年 — 《凯丝琳女伯爵及其他传说和抒情诗》

1893年 —《凯尔特曙光》

1894年 —《心灵的欲望之田》

1895年 — 《诗集》

1897年 — 《神秘的玫瑰》

1899年 — 《苇间风 》

1903年 —《善恶之观念》

1903年 — 《七重林中》

1907年 — 《发现 》

1910年 — 《绿盔及其他诗作 》

1913年 — 《挫折的诗歌》

1914年 — 《责任 》

1916年 — 《青春岁月的幻想曲》

1917年 — 《库利的野天鹅 》

1918年 — 《宁静的月色中 》

1921年 — 《迈可·罗拔兹与舞者》

1921年 — 《四年》

1924年 — 《猫和月光》

1925年 — 《灵视》

1926年 — 《疏远》

1926年 — 《自传》

1927年 — 《十月的爆发》

1928年 — 《塔楼》

1933年 — 《回梯与其他诗作》

1934年 — 《剧作选集》

1935年 — 《三月的满月》

1938年 — 《新诗》

1939年 — 《最后的诗及两部剧作》（死后出版）

1939年 — 《气锅中》（死后出版）

[编辑]

参见

Wikisource

您可以在维基文库中查找此百科条目的相关原始文献：

威廉·巴特勒·叶芝作品

维基语录

您可以在维基语录中查找此百科条目的相关文章：

威廉·巴特勒·叶芝

维基共享资源图标

您可以在维基共享资源中查找与此条目相关的多媒体资源：

威廉·巴特勒·叶芝

爱尔兰文学

象征主义文学

英语文学

爱尔兰作家列表

取自"http://wikipediacnblogorg/wiki/%E5%A8%81%E5%BB%89%C2%B7%E5%B7%B4%E7%89%B9%E5%8B%92%C2%B7%E5%8F%B6%E8%8A%9D"

页面分类: 1865年出生 | 1939年逝世 | 爱尔兰作家 | 剧作家 | 诗人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