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族的资料

　　回纥

　　从南北朝到唐初回纥始终是铁勒诸部之一，而且是铁靳诸部落联合体中最古老的一个部落。《隋书·铁勒》举了铁勒诸部的四十多种姓氏，其中，“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六世纪中，在反抗东突厥汗国的斗争中，韦纥(袁纥)、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铁勒诸部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韦纥(袁纥)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唐会要》卷九十八载：“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骨，三曰浑，四曰拔野古，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亦称拔悉密)，九曰骨 屋骨（亦称葛罗禄）。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就回纥本身来说，也由若干部或氏族组成，组成回纥的氏族主要是药罗葛、胡咄葛、唿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咀素；药勿葛、奚邪勿丸族，这九族又被称为回纥内九族。近代专家及学者认为，回纥内九族中的药罗葛族很值得注意。他与五代和宋朝文献记载中屡次见到的甘州回纥可汗“夜落隔”及唐朝回纥可汗的姓“药罗葛”同今日裕固族中的“亚拉格”家都是Yaglak一词的同音异译。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裕固族与古代回纥人的联系。

　　回纥外九部和内九族的最终确定，反映出回纥族的巩固和发展，反映了回纥族的最终形成。从隋大业初(605年)回纥第一次建立部落联盟，到唐天宝初(742年)回纥打败最后一个铁勒联盟，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历史。而从南北朝时期回纥的先民以韦纥出现于世则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新唐书·回鹘》说：回纥强盛时，其统治地域东极室韦，西抵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在这期间，回纥同契宓、思结、浑三部在后突厥的攻杀下，度碛南迁，游牧甘凉间，其政治中心也在这一带。天宝初统一漠北后，回纥汗国建牙于乌德健山(杭爱山东部)、昆河(鄂尔浑河)之间。

　　回纥从第一次建立部落联盟起，就与唐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亲赴灵州(今宁夏灵武)，到达泾阳(今陕西中部)，接见其使臣，设瀚海都督府，以回纥部吐迷度为瀚海都督。

　　安史之乱(755年)后，回纥成了支撑唐朝政权的重要力量。757年，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汉、回纥等兵攻取长安(今西安)，年底回纥兵又攻克东京(今洛阳)，肃宗曾与回纥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唐与回纥的和亲开始。756年，回纥葛勒可汗以可敦妹为女，嫁给唐朝敦煌王承采，肃宗封其为毗伽公主(“毗伽”为智慧之意)，又封为王妃，亦封承采为叶护。承采为高宗的曾孙，武后所生贤的孙子。在承采与毗伽公主成亲的同时，葛勒可汗也多次派使者向唐为己求婚。758年，肃宗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这是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肃宗嫁女的目的，正如其封号所表明的那样，是要她“宁国”。唐元和四年，回纥毗迦可汗上表要求将回纥一名正式改为回鹘，取其汉字回旋轻捷如鹘之意。双方在互相交往中，形成了互相信任的心理基础，都认为这种关系是亲戚关系，说得明白一些，是甥舅关系。据《全唐文》记载，唐王朝在册封庞特勒的第一件文书《议立回鹘可汗诏》中说：“天宝末兴兵之后，国步未夷，畔起凶妖。率其忠勇，控弘而至；革车之会，增威止戈而归。犀毗之赐甚宠，殊庸盛礼，焕然缣缃，是为亲邻，戌其边卫。牧马远迹于朔野，烽火罢照于甘泉。虽云华夷，欢若亲戚。”在第二件文书《遣使册立回鹘可汗诏》中说；“昔者回鹘可汗在武德之初，始毕效力于太宗，在天宝时，叶护有功于京洛，乾元至德之际，与子仪叶心，大破西虏。自始以降，谊为舅甥，岁有通和，情无诡诈。”在第三件文书《册回鹘可汗文》中还说：“而况回鹘北方之强，代济其烈，惠行邻境，俗慕华风。立国以来，尝效臣节，代为甥舅，每岁通和，推诚不疑，与我为国。”对于回鹘汗国的态度，史书也有明确记载。《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说：784年，德宗以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回鹘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可汗上书德宗表示：“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

　　回鹘可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之前，779年唐代宗死，有“九姓胡(可能是昭武九姓人)附回纥者，说登里(可汗)，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为之说动，准备大举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劝登里与唐保持友好，不要听信九姓胡的话，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记载的这件事说明，回鹘族愿意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人心之不欲南寇”。顿莫贺正是顺应了这种民心，才得以轻而易举地阻止了这次南寇；并被拥为可汗。这件事在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上，是少有的，是回鹘与中原王朝长期交往的一个重大成果。

　　回纥最初信仰萨满教，男巫师称为萨满，女巫师称为乌答，以后回纥信奉了摩尼教，时间大约以唐代宗宝应前后为界。

回纥

从南北朝到唐初回纥始终是铁勒诸部之一，而且是铁靳诸部落联合体中最古老的一个部落。《隋书·铁勒》举了铁勒诸部的四十多种姓氏，其中，“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六世纪中，在反抗东突厥汗国的斗争中，韦纥(袁纥)、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铁勒诸部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韦纥(袁纥)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唐会要》卷九十八载：“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骨，三曰浑，四曰拔野古，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亦称拔悉密)，九曰骨 屋骨（亦称葛罗禄）。恐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就回纥本身来说，也由若干部或氏族组成，组成回纥的氏族主要是药罗葛、胡咄葛、唿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咀素；药勿葛、奚邪勿丸族，这九族又被称为回纥内九族。近代专家及学者认为，回纥内九族中的药罗葛族很值得注意。他与五代和宋朝文献记载中屡次见到的甘州回纥可汗“夜落隔”及唐朝回纥可汗的姓“药罗葛”同今日裕固族中的“亚拉格”家都是Yaglak一词的同音异译。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裕固族与古代回纥人的联系。

回纥外九部和内九族的最终确定，反映出回纥族的巩固和发展，反映了回纥族的最终形成。从隋大业初(605年)回纥第一次建立部落联盟，到唐天宝初(742年)回纥打败最后一个铁勒联盟，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历史。而从南北朝时期回纥的先民以韦纥出现于世则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新唐书·回鹘》说：回纥强盛时，其统治地域东极室韦，西抵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在这期间，回纥同契宓、思结、浑三部在后突厥的攻杀下，度碛南迁，游牧甘凉间，其政治中心也在这一带。天宝初统一漠北后，回纥汗国建牙于乌德健山(杭爱山东部)、昆河(鄂尔浑河)之间。

回纥从第一次建立部落联盟起，就与唐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亲赴灵州(今宁夏灵武)，到达泾阳(今陕西中部)，接见其使臣，设瀚海都督府，以回纥部吐迷度为瀚海都督。

安史之乱(755年)后，回纥成了支撑唐朝政权的重要力量。757年，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汉、回纥等兵攻取长安(今西安)，年底回纥兵又攻克东京(今洛阳)，肃宗曾与回纥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唐与回纥的和亲开始。756年，回纥葛勒可汗以可敦妹为女，嫁给唐朝敦煌王承采，肃宗封其为毗伽公主(“毗伽”为智慧之意)，又封为王妃，亦封承采为叶护。承采为高宗的曾孙，武后所生贤的孙子。在承采与毗伽公主成亲的同时，葛勒可汗也多次派使者向唐为己求婚。758年，肃宗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这是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肃宗嫁女的目的，正如其封号所表明的那样，是要她“宁国”。唐元和四年，回纥毗迦可汗上表要求将回纥一名正式改为回鹘，取其汉字回旋轻捷如鹘之意。双方在互相交往中，形成了互相信任的心理基础，都认为这种关系是亲戚关系，说得明白一些，是甥舅关系。据《全唐文》记载，唐王朝在册封庞特勒的第一件文书《议立回鹘可汗诏》中说：“天宝末兴兵之后，国步未夷，畔起凶妖。率其忠勇，控弘而至；革车之会，增威止戈而归。犀毗之赐甚宠，殊庸盛礼，焕然缣缃，是为亲邻，戌其边卫。牧马远迹于朔野，烽火罢照于甘泉。虽云华夷，欢若亲戚。”在第二件文书《遣使册立回鹘可汗诏》中说；“昔者回鹘可汗在武德之初，始毕效力于太宗，在天宝时，叶护有功于京洛，乾元至德之际，与子仪叶心，大破西虏。自始以降，谊为舅甥，岁有通和，情无诡诈。”在第三件文书《册回鹘可汗文》中还说：“而况回鹘北方之强，代济其烈，惠行邻境，俗慕华风。立国以来，尝效臣节，代为甥舅，每岁通和，推诚不疑，与我为国。”对于回鹘汗国的态度，史书也有明确记载。《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说：784年，德宗以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回鹘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可汗上书德宗表示：“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

回鹘可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之前，779年唐代宗死，有“九姓胡(可能是昭武九姓人)附回纥者，说登里(可汗)，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为之说动，准备大举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劝登里与唐保持友好，不要听信九姓胡的话，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记载的这件事说明，回鹘族愿意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人心之不欲南寇”。顿莫贺正是顺应了这种民心，才得以轻而易举地阻止了这次南寇；并被拥为可汗。这件事在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上，是少有的，是回鹘与中原王朝长期交往的一个重大成果。

回纥最初信仰萨满教，男巫师称为萨满，女巫师称为乌答，以后回纥信奉了摩尼教，时间大约以唐代宗宝应前后为界。

　　当中原政局不稳，或者群雄割据之际，中外的和亲便会更趋频繁；特别是当域外存在比较强大的游牧人政权时，中原各派势力则往往会竞相与之和亲，目的在于借此壮大自己的实力，以在争霸战中取胜。在突厥与回纥兴盛于中亚地区的数百年中，中原诸政权与之有过许多次旨在“借助外力”的和亲。当中原统治者处理比较得当之时，尚能利多弊少；若过于急功近利，则难免后患无穷。

　　唐代的第一任君主李渊在创业之际，曾经主动地向突厥提出过和亲之议。隋恭帝义宁元年（617）五月，突厥数万骑寇侵李渊的据地太原。李渊势薄，难以抗敌，只得任其来去自由，摆出一副“空城计”的样子。这反而令突厥惊疑不定，以为李渊另有伏着，遂生敬畏之心，连夜撤兵。李渊看出突厥的心理，认为可以利用，便谦卑地修书一封，要求突厥助他逐鹿中原：“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通和，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

　　在此，李渊虽然仍假借了隋王朝的名义，“邀请”突厥协助他平定中原天下，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未奉任何隋朝帝君的旨意，因此只能视作是李渊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联结域外武装之举。后来的事实表明，突厥只愿拥戴李渊为帝，而不肯再行尊隋，因为他们相信李渊能够信守诺言，日后给予突厥大量财物，而隋帝则只会在事成之后再对突厥加以征伐。李渊尽管表现出一再逊让的姿态，但最终还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尊隋主为太上皇，另立代王为帝，实际上接受了突厥的条件。

　　斡旋于李渊与突厥之间的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允诺：“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突厥受此诱惑，欣然同意，于是迅速遣发兵士和马匹前来作此“交易”。李渊毕竟相当了解突厥的秉性，只是有限度地接纳了突厥的军队与马匹，因此没有让突厥人过分肆虐于中原大地。即使如此，李渊为争霸天下而借助于域外武装的客观事实却十分明显。

　　关于李渊与突厥的和亲之事，史文记载并不详细。《旧唐书·宗室传》谓襄武王李琛在隋义宁（617－618）中曾与太常卿郑元　一起赍女妓前赴突厥，遗送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唐会要》卷九十四及《册府元龟》卷九十八所言皆相类似。若据此说，则似乎李渊与突厥始毕可汗之“和亲”只是送去了几个女妓。但是按照当时李渊迫切有求于突厥的大形势来看，他连信末的署名都只敢谦逊地称“启”而非“书”，那么在历来为中外重视的“和亲”一事上，难道竟敢如此草率和敷衍了事？再说，若非李渊郑重其事地和亲，当时国势正盛，“恃功骄倨”的始毕可汗也不可能在武德元年（618）八月特意为和亲事遣使来报。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后世史家“为贤者讳”，删去了李渊将公主送往突厥的史实，而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同时赠送的“女妓”。

　　当然，不管李渊以何许样人物进行“和亲”，由于他比较明智地控制了突厥参预中原纷争的程度，因此其负面影响较诸其他情况下的“和亲”要小一些。

　　唐廷与回纥的和亲，始自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以后。安禄山造反，旋即夺取两京，唐玄宗逃奔蜀地，大唐江山岌岌可危。肃宗在至德元载（756）七月于灵武继位之后，便欲借助外夷兵力来讨平安史反军，拯救垂危的唐朝政权。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封已故邠王李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将军石定审一起出使回纥。回纥可汗以女嫁给承寀，肃宗则相当优厚地封之为“毗伽公主”，这便是唐王朝与回纥的首次和亲。

　　在此同时，回纥的葛勒可汗求尚唐公主。肃宗对此事十分重视，于乾元元年（758）七月即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降嫁回纥。启程之日，肃宗亲自送宁国公主到咸阳驿站。宁国公主作为“天子真女”而远嫁外夷，在中原王朝实施和亲政策以来，似乎尚属首例，这足以表明唐政权此时是多么地有求于回纥。当然，回纥也未令唐廷失望：可汗在八月即献马五百匹，并令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率领三千骑兵“助国讨逆”。

　　葛勒可汗在乾元二年四月即去世，宁国公主得以返还中原。去年以媵女身份随同她一起出降的荣王李琬之女，则被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而继续留在回纥，历配英武、英义两位可汗，生二子，直到德宗贞元七年（791）才去世，在回纥生活达三十余年。

　　在小宁国公主晚年，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请求再尚中国的其他公主。德宗由于曾经受辱于可汗，故不欲允婚。宰相李泌则从大局出发，坚持认为应该与之和亲，德宗遂在贞元三年（787）同意将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可汗。回纥在翌年十月派遣宰相以下一千多人的庞大迎亲使团，前来中原迎接公主。回纥如愿以偿，便恭敬地上书，表达其“友善”之意：“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 可汗所谓“西戎”，当指吐蕃等部；由此言观之，则德宗之许嫁咸安公主，虽不若肃宗时期的和亲那样明显地旨在借兵，但是也多少包含了这类意思，要之，这是并不自愿的“睦邻”之举。

　　咸安公主初嫁天亲可汗，继而从俗，相继嫁其子忠贞可汗、其孙奉诚可汗，乃至由相国而立的怀信可汗。咸安公主死后，回纥又曾多次要求和亲通婚，中原方面则迁延拖宕到长庆元年（821），以穆宗的第十妹（或谓第四妹、第五妹）为太和公主，降嫁回纥的崇德可汗。

　　三年后，崇德可汗卒，太和公主又相继历昭礼、彰信、㕎馺、乌介诸可汗，按照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惯例，公主可能均曾成为他们的“可敦”（妻子）。

　　唐自肃宗时代起，与回纥频繁和亲通好，最初明显地是旨在借助其强大武装，收复失地，所谓“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嗣后的和亲、赏赐，以及大规模的丝马“交易”，也多是迫于无奈，一方面念回纥曾有收复两京的“大功”，另一方面也害怕不能满足其欲望后，导致武力侵扰的严重后果。如果说，早期与回纥的和亲通好利多弊少，或利弊相当，那么后期的和亲则似乎越来越得不偿失了，武宗于会昌二年（842）在《赐太和公主敕书》中所言之语，便足以揭示这一事实：“姑远嫁绝域二十余年，跋履险难，备罹屯苦。镲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使边人子孙，不见兵革，射猎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蕃浑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国家所有，因依汉地，遂致蕃孳。回鹘托以私雠，恣为侵掠。镲” 与回纥和亲之利，在此荡然无存了。

　　然而，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和亲”，这即是北朝末年，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竞相拉拢柔然、突厥，与之通婚，乃至为了争夺“和亲”的资格而相互勾心斗角，费尽心机，并不惜馈赠大量金钱。当然，其动机十分清楚，即联结强大的突厥，合击自己的政敌，以达到独霸中原天下之目的。

　　北魏的最后一任君主孝武帝在永熙二年（533）四月，诏令范阳王元诲的长女琅琊公主降嫁柔然主阿那　，但是未及成婚，北魏已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孝武帝本人西奔入关，投靠宇文泰。嗣后，东、西 魏两个政权便在与柔然和亲一事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西魏文帝以孝武时的舍人元翌之女为“化政公主”，嫁予阿那　的兄弟塔寒，自己则纳阿那　的女儿为皇后，同时送给他大量金银丝帛。柔然于是帮助西魏对付东魏，阿那　扣留了东魏的使者元整，不久后杀害之；并在元象元年（538）相继寇掠东魏的幽州、肆州等地，致使柔然与东魏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此时，执掌东魏朝政大权的高欢主张以慰抚之法争取柔然，主动作出友好姿态，双方才在兴和二年（540）恢复往来。

　　适逢嫁给西魏文帝的阿那 之女病故，东魏便乘机派出使团前赴柔然进行挑拨，谎称其女是被文帝和宇文泰所害；而遣嫁的化政公主，也是疏族假冒。另一方面，则自夸东魏乃是元魏政权的“正统”所在，柔然若与己方结亲，东魏必定遣嫁嫡亲的真公主，并还会发兵帮助柔然，向西魏报仇雪耻。阿那　被诱得怦然心动，遂与东魏结好，遣使入朝，为其子庵罗辰请婚。兴和三年（541）六月，被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的常山王元骘之妹乐安公主正式降嫁庵罗辰，仪式隆重，馈赠丰厚。翌年，阿那　之孙女邻和公主嫁高欢的第九子长广公高湛（即后来北齐政权的武成帝）。武定四年（546），则又由孝静帝作主，让高欢纳阿那　的爱女为妻。从争夺和亲的结果看来，似乎东魏更为成功，因为史载此后直至东魏结束，柔然对其边境并无侵扰。不过，东魏为这些和亲而付出的高昂经济代价却也不小。

　　高氏的北齐政权和宇文氏的北周政权分别继承自东魏和西魏，而北齐、北周在对外和亲方面的争夺，亦如东、西魏一般，异常激烈，所不同者只是其对象由柔然换成了突厥，因为此时突厥已取代柔然，成为蒙古高原上的霸主。

　　在西魏末的恭帝时期（554－556年），突厥的木杆可汗就曾答应将女儿嫁给当时的无冕帝君宇文泰，但是宇文泰未几去世，故婚事不及操办。待到宇文氏正式建立北周政权，为了与北齐争霸中原，便愈益希望获得突厥的和亲，木杆可汗遂以另一位女儿许给武帝宇文邕。然而，北齐不甘落后，也立即遣使赴突厥求婚，并且允诺更加丰厚的赠礼。突厥为利所诱，便有悔约之意。

　　北周武帝得知消息，不敢懈怠，马上派遣干练的杨荐、王庆等人出使突厥，一方面责以“道义”，另一方面更　之以利，费了不少周折，终于使突厥可汗回心转意，与武帝定下婚约，直到天和三年（568）才最终迎来突厥的阿史那氏皇后。静帝大象元年（579），北周又以赵王宇文招之女为千金公主，遣嫁突厥。北周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争得与突厥的和亲，总算使突厥常常以“盟友”的身份，助它伐齐；至于突厥在伐齐之时对吏民百姓的抄掠蹂躏，则不在关心之列。

　　中原诸雄相争，往往不惜巨资，乃至卑辞恳求，争与域外强大政权和亲通好，以借助其军队攻击政敌。这类和亲至多有利于统治者个人（有时连这点都难满足），对民众与国家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隋文帝在一份诏书中追述北周、北齐与突厥的和亲状况时的一番话，大致上概括了这种“和亲”的弊病：“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

　　五．和亲利弊简评

　　通过以上数节的探讨，大体上可对古代中国“和亲”问题的利与弊作如下简要评价：

　　一 就和亲的动机而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方，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并且属于急功近利之类。

　　即，只图解决短期内的迫切问题，而无暇顾及长远的利弊得失。汉高祖以及其后数帝的和亲，显然都出于万般无奈，因为当时匈奴实在太过强大，而汉朝初建，国力尚弱，因此只能采用和亲的形式，输出无数缯絮财物，以求得暂时的安宁。吕后受冒顿单于的肆意侮辱后，竟能忍声吞气，便足以反映出和亲往往是弱小一方被迫的求和之举。

　　当然，主动和亲的例子也不鲜见，如汉武帝谋求与乌孙和亲便是。然而，其目的在于连结乌孙，“断匈奴右臂”，实施远交近攻战略，则利用“和亲”而争取外交同盟军的主旨十分明显，亦即是说，其用意依然离不开“功利”二字。隋王朝对于突厥的“离间”政策被认为相当成功，也著称于后世，而离间突厥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和亲”，对突利可汗、射匮可汗等人的许婚均是。隋廷直截了当提出的交换条件，便是要求接受“和亲”者击灭自己政权内的另一派，或杀死自己政权内的某一重要人物。毋庸赘言，这种“和亲”只不过是一笔简单的人命交易。

　　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本来就是同时代争霸中原的两对“冤家”。它们的当务之急，不是防备被对方击败，就是设法如何击败对方，所以其重大政策几乎都环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与境外强大游牧政权柔然或突厥的“和亲”也属此例。通过低声下气的恳求，引进域外军队，参预境内战争，以确保一己之私利，对于这类“和亲”，即使斥之为“丧权辱国”，也不过分。李渊以和亲换取突厥始毕可汗的出兵，虽然勉强挂着“匡扶隋室”的幌子，但是连他自己也认为这仅仅是“掩耳偷铃”之举，实质上亦是为了自己争夺天下。至于唐肃宗通过和亲而获得回纥援军，以至收复两京，重建大唐江山，尽管颇似“讨伐逆乱”，但是这种和亲所体现出的功利色彩，却昭然若揭。事实表明，其后遗症确实相当严重。

　　对中原政权来说，“和亲”固然多为权宜之计，对于域外诸族而言，则“和亲”更是纯属“交易”。首先，财物是第一位的。当初匈奴同意与汉和亲，主要还是贪其币帛，所以乌维单于认为只有按故约（“汉常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汉书·匈奴传上》）才能接受和亲。其次，中原王朝毕竟为传统大国，在域外“夷狄”中具有很高威望，故外夷也颇有意于利用与中国的和亲而提高自己在诸族中的领袖地位；或者，至少借着与中原王朝的这点“亲谊”，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其他强权的侵凌。上文谈到的乌孙，虽然表面上是汉廷试图利用它来“断匈奴右臂”，但最终倒是它依靠了汉朝军队才未遭匈奴击灭。

　　总的说来，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域外诸族，都将“和亲”作为一种政治或外交策略，用以解决当前迫切的具体问题，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就其动机而言，都是非常自私的、利己的，甚至是短视的，以至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二 就和亲的经济后果而言，中原王朝的损失十分严重。“和亲”即意味着通好，而古代中外“通好”的主要表现方式，便是域外“进贡”，中原“回赐”，或者是开放互市。

　　综观这些“贡－赐”或“互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贸易”，因为交换的经济价值远非对等。中原王朝方面往往不是厚赐对方，以示“大国风范”，就是被迫输出无数金银财帛，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当然，若欲引入域外武装，帮助自己逐鹿中原，则更需支付大量财物。

　　汉高祖采纳娄敬建议，与冒顿单于和亲通婚之后，“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语见《史记·匈奴列传》）。汉廷馈赠的财物究竟为数多少，史无明文，不过，狐鹿姑单于在征和四年（前89）致武帝信中提出的要求，可以作一参考：“岁给遗我　酒万石、粟米五千斛、杂缯万匹。”（语见《汉书·匈奴传上》）自高祖开始，经惠、文、景诸帝，西汉与匈奴之和亲长达六、七十年，其间中原输出的财物与丝帛数量之巨可以想见；事实上，即使至武帝初年，也仍下令“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汉书·匈奴传上》）。

　　匈奴呼韩邪单于及其继承者复株累若鞮单于，在西汉宣、元、成诸帝期间与中原王朝通好和亲（和亲的代表人物为王昭君），因此所获的赏赐更胜于其先辈：呼韩邪在甘露三年（前51）入朝时获丝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等物；黄龙元年（前49）再次入朝，获赐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等物；竟宁元年（前33）时所获礼赐则为黄龙时的一倍；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于河平四年（前25）入朝时，获赐锦绣和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等物；元寿二年（前1），来朝的乌珠留若鞮单于则获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等物。不难看出，中原王朝因与域外和亲通好而输出的财物，呈逐年递增之势。

　　北齐、北周对峙于中原，相互间为了打击对方，力图联姻突厥，以借助其强大武装，这两个政权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又远远地超过汉代在与匈奴和亲方面所花费的财物。北周朝廷与突厥和亲后，不仅“岁供缯絮锦彩十万段”，并且特别优待居住在京师的突厥人，供给锦衣肉食，动辄千人之数。而北齐也不甘落后，尽量贿遗突厥，乃至国库空虚仍在所不惜。后世史家描述当时的形势道：“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难怪突厥的他钵可汗狂妄地声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在南两个儿”当然是指北齐、北周，足见旨在“借助外力”的和亲，非但会导致财物的大量损失，而且国际地位也会急剧下降，徒然受辱于外人，可叹也夫！

　　唐廷与回纥的和亲，发端于“安史之乱”以后，最初的目的显然在于借助回纥武装，以收复被叛军占据的都城及大片领土。最终固然“如愿以偿”，但是也开始了丝绸和财物大量外流的时代。流入回纥的财帛主要以“绢马交易”的形式支付，即，回纥将大量马匹“卖”给中原，唐廷则付给相应马价。然而，这绝非真正的“贸易”，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唐廷并不愿“买”，同时，其价格也高得惊人。中原王朝之所以被迫以高价“买”回纥马，只是因为回纥曾经立有收复江山的大功，且唐廷继续在与之“和亲通好”。这一苦涩的“交易”竟持续了百年之久，唐朝的衰败与此也不无关系。

　　自肃宗以降，回纥每年要求中原“买马”，每马竟欲换绢四十匹，即使病弱之马亦索此价，而且动辄数万匹马。因此，尽管唐政府穷其所有，往往每次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也仍然“欠”下巨额马价。如德宗建中三年（782），回纥可汗声称唐欠其马价一百八十万匹丝绢；德宗无奈，下令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值（事见《通鉴》卷二二七）。在这段时期内，中原方面支付数万、数十万匹的丝绢，仅仅是“偿还”一小部分“债务”而已，至多聊以安抚回纥罢了。这样的“交易”导致唐政权“ 财力屈竭”（语见《新唐书·食货志一》），苦不堪言，普通百姓深受其害，也就可想而知。

　　三 “和亲”政策之最大和最直接的牺牲者乃是妇女。

　　尽管降嫁域外的女子有时并非真正的皇帝嫡女，但也大多为“金枝玉叶”，即皇室宗女，并且，毕竟冠以“公主”之号，其身份地位远高于普通民家女子。然而，她们一旦被确定为“和亲”对象，则立即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既要远离故乡与亲人，饱受思乡之苦，又必须“从胡俗”，在前任统治者死后，再嫁后任统治者，多者易嫁三、四次，即使嫁给先前的“孙子”，也无可奈何。在此，她们犹如商品一般，可以被随时转卖，自己没有任何抗争的能力；至于其他妇女可以享受的“爱情”之类，则与她们完全无缘。简言之，她们只不过是男性统治者用以换取政治利益的“物”，而非“人”。

　　当娄敬建议汉高祖以嫡亲女儿鲁元公主降嫁匈奴单于，并极言种种利益时，吕后却坚持不允，声称自己亲生者只有一个太子、一个女儿，怎能“弃之匈奴”！（事见《汉书·刘敬传》）当时匈奴凌逼，汉廷情势危急，且吕后亦非普通的“儿女情长”之辈，她却仍然不让女儿降嫁匈奴，足知这类和亲之苦楚实在令人难以承受，吕后用了一个“弃”字，逼真地体现出降嫁公主实际上只是牺牲品。

　　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为公主，嫁给业已年迈的乌孙王昆莫。公主别居它处，一年始与昆莫一会，即使见面，也是语言不通，故而悲愁之极，作歌哀叹，希望能化作黄鹄归故乡。更有甚者，不久后乌孙王要求她改嫁自己的孙子岑陬，公主不愿，却被武帝一纸“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的诏书逼得再嫁其孙。 不难想见，遇到这类情况，和亲公主的心灵和肉体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有人认为，王昭君是难耐多年待在内宫的悲怨才主动请求和亲匈奴的，有人则以为是为了国家大局而毅然牺牲个人利益，嫁给呼韩邪单于的。事实上，不论哪种说法，都暗示了昭君之远嫁匈奴乃是出于“不得已”，故而表明此举对于她个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若非如此，当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也不会请求回国。但是遗憾的是，成帝并未同意，而是“敕令从胡俗”，昭君便只得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前妻之子。

　　唐肃宗以幼女为宁国公主，降嫁回纥可汗。临行之前，肃宗亲自送别，宁国公主哭着说道：“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言辞虽然相当慷慨，但是隐含着这一和亲对公主个人所造成的苦痛，因此肃宗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果然，翌年可汗死后，宁国公主差一点按照其俗而被迫殉葬。其后的小宁国公主相继嫁给两位可汗；咸安公主则在二十年之中前后嫁过四位回纥可汗，于元和三年（808）去世。大致推算，其寿不会超过四十，寿命不长，显然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关。

　　太和公主为唐宪宗的女儿，在穆宗时嫁回纥崇德可汗。数年后，崇德可汗死，其弟昭礼可汗立；八年后（太和六年，832），昭礼可汗被杀，其侄彰信可汗立；七年后，国乱，彰信可汗自杀，再立㕎馺可汗。太和公主在这十几年中很可能必须“从胡俗”，不断地改嫁新可汗，所受的折磨可以想见。未几，回纥被黠戛斯击破，太和公主遂归黠戛斯；然而，由十三姓尊奉的回纥新主乌介可汗则又将她劫走，流离颠沛，直至会昌三年（843）才得以返回故土。

　　男性统治者安坐朝堂，而将涉及国家安危的重任交给一名弱女子，迫她深入穷乡僻壤，遭受种种折磨，以牺牲其个人终生的幸福来换取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其实在许多场合未必成功），这样的“和亲”并不值得赞颂。

　　四 从长远的客观效果看，和亲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主要一点是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域外的文化交流，这在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一事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贞观十五年（641），公主降嫁吐蕃主弃宗弄赞。弄赞以尚大唐公主为莫大荣耀，故处处依从公主，包括风俗习惯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汉文化自然会逐步影响到域外各地；相应地，域外的“胡文化”也会或多或少地传播到中原内地。这有利于各地文明的发展。

　　上文多次提及，伴随着“和亲”的形式，中原王朝有大量的丝绸、财物输往域外各地。尤其是丝绸，是为传统的中国土产，为古代世界的遥远地区所需求，中原王朝周边的游牧人亟愿充任中介者，将中国丝绸贩卖到其他地方，以便从中牟取巨利。因此，千百年来输出的无数丝帛，不仅仅散布到与中原王朝和亲的周边地区，还转运到更为僻远更为广大的地方。这大大推动了古代中国与这些地区间的经济交往。

　　中外正式“和亲”的事例虽然不少，其绝对数量毕竟不大，但是，因和亲之风而导致汉族和域外其他诸族的民间通婚，却远远胜过官方的和亲。因此，随之造成的各族血缘融合的程度，也就不同寻常。异族之间的通婚与血缘混和，既有利于文明的交流和传播，也有利于相互间感情的增进和民族的团结。这即是和亲所带来的久远的积极影响。

　　然而，“和亲”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外交政策或政治策略，我们在考察它时，就必须主要顾及它对于现状所产生的影响，而不能主要考虑其长远的客观效果。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言，“和亲”之举弊多利少。

　　[通观全文，论利尚可，论弊苍白、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