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物呢?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物呢?,第1张

  冯梦龙所著《今古奇观》上有“苏小妹三难新郎”篇。(冯言:“两个儿子未为稀罕,〈其实3个儿子,一子早夭,后有载述,按下不言〉又生个女儿,名曰小妹。)此故事流传甚广,凡俗皆知。因此大家都羡慕并钦佩苏公有此一位文思敏捷、才学兼优、头额凸出之妹。而小妹与东坡嘲谑,着实精彩。东坡”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小妹回曰:”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亦有东坡嘲小妹眼抠”几回拭眼深难到,流出汪汪两道泉。“小妹嘲坡下颏之长云:”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然吾翻阅许多东坡与秦观(秦少游,冯记其乃小妹夫君)著作,并无小妹其人,且更不用提联姻之事。因为秦少游于婚夜被小妹三戏写的委实较好,人们牵强附会,传说日多,皆以为确有其人。正史尚无记载,那我亦阅了一些笔记小说,如《东坡志话》,元佑诸贤,都无记载,这就颇令人疑。东坡何人也!当时大才子,其故事广为记载与流传,连一些放荡不羁,风流故事也不少。奈何有亲妹妹没人记?且此妹非痴非傻,还较聪慧,远在东坡之上?我们不难想象,古代才女有多少?风毛麟角而已。美色女子倒是举不枚举。光易安居士何年何月乃至何日干过什么,都一一记载了下来。闺阁文章少啊!独历史忘了小妹乎?而由五百五十年后跳出个冯梦龙来记苏小妹?

  最早关于苏小妹记录在《东坡问答录》上,为陈眉公《宾颜堂秘芨》所录,而此书已证系伪托东坡撰,序为万历辛丑九月,大概与冯梦龙同时,去苏轼也五百余载。

  若按苏门族谱,苏轼有妹,那亦是堂妹小二娘,即苏轼二伯苏涣女,苏涣有三子四女,三子名不欺、不疑、不危,即正名子正、子明、子安是也。幼女小二娘嫁柳瑾子柳仲远,卒于元符元年。而苏轼父亲老泉先生有三男三女,子瞻、子由是小的,二女早卒,兄景山于东坡三岁亡。最小的姊姊大东坡一岁,嫁的是姓程人氏(程之才,乃东坡表兄),十九岁卒。所以东坡无妹。而冯梦龙言王介甫(王安石,天禧五年,辛酉出生,苏洵此时年十三岁)子王雱欲娶小妹。王雱也多才,19岁中状元,未几死亡,少即殒命。因老泉先生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又小妹不答应,所以推辞未嫁小妹。(若论此,时小妹正谋嫁人时,约20左右,那秦少游尚小,未中秀才,且不赘言,下记)。其实苏洵死于1066年,当时秦少游才只十七岁,并且尚未与苏轼相识。苏、秦初次相会是在1077年,那已是苏洵死后十一年的事了。秦少游的妻子姓徐名文美,是曾任潭州宁乡主簿的徐成甫的女儿。这在他写的《徐君主簿行状》里说得很明白:“徐君以女文美妻余。”秦少游与徐文美成婚在1067年,时年十八岁。

  且提大东坡一岁的姐。自嫁程家,不久即亡,(气的老泉断绝与程家来往,举家迁走了,此不赘言,后详),司马光撰《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已而,二子同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1061年考中,嘉佑六年。此时苏洵只有两子了,其余皆夭。苏轼第三,辙名列第四,自宋以来,虽设制科取士还未有人得一,二名。只有宋初吴育才中第三名,而冯梦龙文中小妹未嫁时苏家两兄已为翰林院大学士,此也误)……夫人以嘉佑二年(1057)四月癸丑终于乡里。其年十二月庚子葬彭山县安镇乡(今眉山县土地公社)可龙里。享年四十八。……凡生六子,长男景先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风,能属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再过四年(1057),四月八日,程夫人亡,苏洵《祭之妻文》说:“……我独悲子,生逢百殃。生子六人,今谁在堂?唯轼与辙,仅存不亡。”与此既知东坡二十二岁时,只剩兄弟辙了。姑且费些笔墨完整的写出苏洵关于本文的年谱,让苏东坡有妹更不足信!

  天圣五年,丁卯,洵19岁。

  是年,苏洵与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氏结婚。程氏时年一十八岁。《苏主簿夫人墓志铭》:“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十八年,归苏氏。程氏富,苏氏极贫。……

  天圣六年,戊辰,洵20岁。

  是年,程夫人生长女,但未满一岁夭亡。

  天圣八年,庚午,洵22岁(1030年)。

  程夫人约于是年冬生长子景先(司马光谓之景山)。

  明道二年,癸酉,洵25岁(1033年)。

  程夫人生次女。

  景佑二年,乙亥,洵27岁(1035年)。

  是年,程夫人生幼女。因其占家中十六个兄弟姊妹的女性里,排行第八,故幼女名叫八娘。由任采莲哺乳她。

  景佑三年,丙子,洵28岁(1036年)。

  程夫人于是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生次子苏轼。苏轼小字同文,又字和仲,后字子瞻,自号东坡。苏轼出生后,其母程夫人命身边佣人任采莲为其乳母,乳育八娘与轼。任氏从成人到老死,一直侍奉苏家。任氏七十二岁亡时,苏轼为铭记乳母之恩,专门书写了乳母任氏《墓志铭》,并由精工镌刻为“乳母碑”。碑文说:“赵郡苏氏子瞻之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乳亡姊与轼。养视轼之子迈、迨、过,皆有恩劳。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二月壬午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铭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

  景佑五年,(后改宝元元年)戊寅,洵30岁。

  是年长子景先年仅八岁而亡。即苏洵所说的:“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又一年而长子死。”

  宝元二年,己卯,洵31岁(1039)

  二月二十日程夫人生幼子苏辙。辙字子由,小字同叔,晚号颍滨。程夫人请杨金蝉为其媬母。

  庆历七年,丁亥,洵39(1047)

  是年,次女卒。

  庆历改为皇佑元年,乙丑,洵41岁(1049)

  是年,秦观出生。(下文男主角)

  皇佑四年,壬辰,洵44岁(1502)

  幼女八娘,年十八岁,嫁妻舅程浚之子程之才为妻。见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一。

  皇佑五年,癸己,洵45岁(1503)

  幼女八娘,在程家遭受舅父又是公公的虐待,和既是表兄又是丈夫助虐,因此不得志而忧愤致死。苏洵与儿子轼、辙为此在愤怒中与程浚及其子之才断交。并为此作《族谱亭记》。洵在愤怒中又作《自尤诗》,追悔不该顺从旧俗,嫁女程家:“汝母之兄汝伯舅,来为厥子求婚姻。乡人婚姻重母族,虽我不肯将安云?”后(1095)年,苏轼贬惠州,“念母之故,相与释憾。”此时程之才为广南路提点刑狱官。苏轼《与程正辅书》:“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幼女八娘死事,《苏主簿夫人墓志铭》记,(前有,略)

  嘉佑四年,己亥,洵51(1059)

  程夫人已于1057年四月八日死。己亥年九月,苏洵因别妻之墓,造大悲心像龛,置于极乐院中,荐无阂之意。又作《极乐院造菩萨记》其记说:“始予少年时,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备具,终日嬉游,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盖年二十有四矣。其后五年,而表兄希白,又一年长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盖年四十有九而丧妻焉。……(补:其妻死后,父子三人常漂泊外界,并多次记载途中故事,然并只字提到有第四人,即无小妹说又一强有力证据矣!)

  嘉佑五年,庚子,洵52是年,王安石名声始盛,(苏家只剩轼与辙,已无女眷)欧阳修劝洵与之交游,洵则:“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乃作《辨奸论》治平四年,(1067)洵58岁。

  是年,病逝于京师。欧阳修撰《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轼,今为殿中丞,直史馆;辙,权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孙曰迈(轼长子),曰迟(辙长子)。

  可见从无出现比苏轼小的亲妹妹诞生。只有大一岁的八娘。

  而宋人笔记《孔氏谈苑》《春渚纪闻》《乌台诗集》记的东坡多详细!苏轼门下张耒、晁补之、陈师道、黄庭坚等多有记东坡语录的,独不见小妹乎?而秦少游乃东坡钟爱门生,如是小妹夫君,此段良缘岂不传为佳话?(倒是少游与李师师有段佳话:当时李师师名扬青楼,宋此时又狎妓成风,李与皇帝赵拮、词人晏几道、秦观、周邦彦都有私情。少游《一从花》曰:“年时今晚见师师,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飔,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可见二人情浓。而少游也自称“曾侍风流府”以酬东坡壁上艳词,两个狂侃风花雪月,不亦乐乎!)可哪见有人记载联姻鬼事?且不防仔细想想,东坡与少游皆为风流人士,出入风流场所,若有小妹,那东坡也带妹夫出入那种场所?且不说小妹要闹个死活,光东坡也不好带妹夫去寻乐啊!

  再看秦观,高邮人,生于皇佑元年,少东坡十三岁,卒于元符末年,比东坡先亡一年,熙宁末年,谒苏轼于彭城,写《黄楼赋》以文才见赏于苏。十五岁丧父,元丰八年,才中进士,登上仕途。元丰二年,苏徙知湖州,少游恰因赴会稽探望祖、叔。陪同苏轼行至吴兴。至乌台诗案,苏贬黄州,他不避疑,多有问候,元丰五年,苏劝,进考,不中。其中王安石受苏引见,并得王氏对其诗文的赞赏,但直到元丰八年少游才中。元佑更化,高太后摄政,被逐出朝。后范仲淹荐,得充馆职,次年入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不久为秘书省正字。然因洛阳人士反对,苏轼兄弟攻讦,被免去正字。元佑八年,恢复正字。继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不久,高太后死,哲宗亲政,重任新党,秦出为杭州通判。刘拯御史告其与黄庭坚增损《神宗实录》罪,贬为监处州酒税,在处州三年,仍以写佛书获罪,贬至郴州。郴州一年,编管横州,然后再徙雷州。(浙江—湖南—广西—海南岛)徽宗元符三年下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与秦见了一面,随即秦也被放还,北行至藤州,溘然逝于光化亭,终年五十二岁。(其年苏六十四),而苏东坡吊他也称终身朋友,由此知,少游初见苏轼时已三十岁,东坡四十三岁,那小妹也应在三十五岁以上,试想,小妹少时求婚者如过江之鲫,哪有等到三十五岁才嫁?况她是大家**。

  故连东坡身边侍女都多有趣事记载,如朝云等,哪有小妹此等聪明人无记载?怪哉!因此五百年后,有人突发奇想,造个苏小妹供人作话资故事亦有可能,不足信矣!

  细心看官亦可见,冯之全文年代几乎没有(就是怕算年代,露了马脚)文后曰有诗为证:“文章自古说三苏,小妹聪明胜丈夫。三难新郎真异事,一门秀气世间无。(其实并无诗为证,冯自己编造为证也)。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

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

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

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

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

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

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

《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

《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

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

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林海音从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满乡恋、哲理、亲情,浸润着

人们的心。那北京风貌、台湾民情、异国景物,以及天伦之乐、同乡之亲、师生之

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都令人兴起缕缕情思。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文字都

流露出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怀念。“我漫写北平,是为了我

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

(《陈谷子·烂芝麻》)她把满腔思恋,倾诉于对昔日亲朋好友的怀念中,表现在

北京特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市场变化的描绘上。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

者笔下,展现的是一幅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明媚的春,欢乐的夏,红叶满山的秋,

鹅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

节啊!”“然而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恋北平!”

(《苦念北平》)。作者的绵绵情思,真是“诉不尽,理还乱”!此外对天安门、

故宫、景山公园、文津街、虎坊桥、天桥、地坛等地的深情描绘,都洒下了作者相

思的泪。因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根一样。”人同树,没有根是无法生存

的。这也是她虽然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有浓厚的北平味儿,”

“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爱她的故乡台湾。那里到处可见的相思树、香花,台北的温泉,狮子

山的美景,妈祖生日的热烈气氛,高山族少女的恋爱生活……都再现在她的篇章中,

倾注着她的温情。而对故乡的英雄,则更是无限崇敬,如《雾社英魂祭》,洋洋数

千言,从雾社山民的祖先写到今日雾社的庄严美丽,从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写到日

寇入侵后的悲惨命运,又从山民的奋起反抗写到殖民地者的残酷镇压,更从英雄的

顽强战斗写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描写了那样壮阔的画

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题深刻,笔势纵横而线索明晰,处处围绕着烈士精神与山河

同在这个凝聚点取材,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从而使这篇祭文成为

一首缅怀英烈的颂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

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

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

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

(《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

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

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

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

《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

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

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

“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

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

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

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

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

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

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

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

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

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

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

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

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

《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

《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

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

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

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

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

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

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

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

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

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

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

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

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

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

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

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

“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

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

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

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

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

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

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

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

《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

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

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

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

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

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

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

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

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

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

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

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

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

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

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

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

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

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

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

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

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

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

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

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

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

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

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

环境的认识。

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

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

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

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

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

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

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

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

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

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

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

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

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

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

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

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

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

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

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

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

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

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

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

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

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

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

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

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

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

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

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

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

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

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

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

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

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

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

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

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

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

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

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

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

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

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

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

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

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

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

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

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

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

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

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

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

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

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

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

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

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

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读者不

正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在祖国北方读书和工作生活的留恋,对来台后飘泊凄苦的无奈,

以及此刻急于找个归宿的心态。

有时,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每句话都是动作,每句话,每个动作又都是心理活

动的印证。如孟珠与许午田相爱后的每一举动、每一段对话,每一缕思念,都暗示

两人心理的进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没有语言,而且动作很少的场合,心

绪的波动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的脸,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

有多少?

——《爱情象把扇子》

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传神地突出一对恋人定情时甜蜜的心境?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为海内外

读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台湾文坛,当台湾现

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称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时候,林

海音却坚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

鲁迅先生说:“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现在的文

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

小说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世态,地方风景的精心描绘,从而加深了

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艺术魅力,而为世界瞩目。如八大处的雄伟,白云观的

热闹,护国寺的庙会,香山的红叶,卧佛寺一丈多长的卧佛等等,写的是北京的景,

抒发的是热爱祖国的民族情(《骑小驴儿上西山》);至于对北京中秋节晚上家家

拜月和分吃团圆月饼的礼俗(《婚姻的故事》),台湾妈祖生日的热烈庆贺、端午

节划龙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恋爱生活(《台湾民俗杂辑》)等描写,也鲜活地表现

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画图和情趣。

林海音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常常把时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

中,呈现出这些地方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如《城南旧事》中群众观看革命

学生和盗贼“出红差”场面的描写,既突出北伐失败后反动派对革命青年的残酷镇

压,也显现了社会的混乱。《殉》把“仍然留在时代那一边没有跳过来”的妇女所

遭遇的包办婚姻和“冲喜”旧俗,写得凄凄惨惨;至于台湾三世、四世同堂的“养

女世家,以及养女被侮辱、被摧残的悲苦命运(《玫瑰》),又从另一角度揭露了

台湾畸形发展的观光事业的真相。林海音小说中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情节甚至细

节,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无不打上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印记。

在民族化的典型环境中,活跃着民族化的典型人物,这在林海音小说中是相当

突出的。如《城南旧事》中的宋妈和秀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

中的朱淑芸,《金鲤鱼和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鲤鱼,《烛》中的大妇和小妾,

《晚晴》中的姚亚德等等。至于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几见于每

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旧事》,就继承了中国小说结构上的“有头有尾,疏密

相间,似断实连”的优秀传统,并运用我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

己的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题。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虽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巧,

也剔其杂质,取其精华。如短篇小说《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就具有意识

流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意识流的作品。它们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

取了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杰作。林海音注意把传统的叙述描写和意识流

写法融为一体,构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风格,从而使作品的主

题更鲜明,人物形象更立体化,这正是林海音创作中精益求精的结果。

林海音创作的个人风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就是:朴素、自

然、淡雅。

一说起朴素、自然、淡雅,人们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语言文字,其实,它主要表

现于内容的实质,如作品题材、结构、情节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挚自

然笃诚,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林海音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刀光剑影的

斗争,她写的都是身边事、儿女情、母子爱、师生谊。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她

却能对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处理,寓深意于质朴之中。宋代诗人梅尧

臣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散文、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思冰令人

老》写的是作者在台湾旱冰场观看白雪冰团表演时的所想所盼,却落笔于“我们是

从有冰雪的地方来,仍当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这篇文章是那样质朴、单纯,内

涵丰富、厚实!小说《城南旧事》,写的不过是宋妈、小偷、疯女秀贞,兰姨娘、

父亲等人的生活命运。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

林海音却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因此,

她透过来妈丧失一双儿女却仍然善待东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过疯女的表

面看到她本质上的可爱可亲可怜;透过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无奈和可敬,因

为太穷,他得让母亲吃饱和让弟弟读书;透过兰姨娘的现在看到她苦难的童年;也

透过父亲接济革命青年和导致父亲身亡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所爱所憎。作者正是从

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中,发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但是,这么美的人,

这样令人难忘的事,这样令人怀念的地方,都离“我”而去了,作者对祖国故土的

思念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作品的深刻主题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题材表现出来的,

而且正以它的丰富内蕴,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拨动读者的心弦。大陆去台人员思

念乡土亲人,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事,《晚晴》通过一个老人寂寞思亲和他的朋友

——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归而“投环”自杀的描写,把盼望祖国统一的灼热主题,

深埋在思亲的质朴文字底下,从而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鸣。

这种朴素、淡雅、自然的风格,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突出。她笔下的人物,

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笔细雕,她从不用浓墨重彩把人物嵌进油画里。

林海音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也有一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质朴美。

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样子,作者不过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纸面而已。这种“看似

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结构艺术,当然是作家深思熟虑、精巧构思的结

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多端,给人种种新意。有的

以书信体结构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灵美,如《萝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讲故事的方

法构小说,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几代人的不幸婚姻,讲得详略得当,写得真

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多变,如《烛芯》;有的开门见

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顺写(《继母心》);有的倒叙(《初恋》、

《兰色的画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几个人物分

别立传的结构方式(《我们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台北行》、

《阳光》);有的简洁明朗,像速写,如短篇小说《再嫁》、《冬青树》;有的铺

陈委婉,如长篇小说《晓云》)。即使都是长篇小说,也因不同题材而采用不同的

结构方法,如《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系列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故上之恋,别离之憾。

《春风》则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命运为主次线索的结构方法,表现由大陆去台湾的

知识分子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则采用一种更接近于散文的写法,

因而显得更为自然、质朴,并带有一种女作家所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将歌女的

悲欢,姐妹之情,男女之恋,都在舒徐动人的叙写中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读来

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她深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

怩作态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热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爱与恨倾注

在人物的际遇中。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上

林海音,女,(1918~2001)原名林含英,原籍台湾省苗栗县,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文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迄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做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创作风格

林海音从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满乡恋、哲理、亲情,浸润着 人们的心。那北京风貌、台湾民情、异国景物,以及天伦之乐、同乡之亲、师生之 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都令人兴起缕缕情思。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文字都

流露出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怀念。“我漫写北平,是为了我 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 (《陈谷子·烂芝麻》)她把满腔思恋,倾诉于对昔日亲朋好友的怀念中,表现在 北京特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市场变化的描绘上。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 者笔下,展现的是一幅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明媚的春,欢乐的夏,红叶满山的秋,鹅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 节啊!”“然而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恋北平!” (《苦念北平》)。作者的绵绵情思,真是“诉不尽,理还乱”!此外对天安门、 故宫、景山公园、文津街、虎坊桥、天桥、地坛等地的深情描绘,都洒下了作者相 思的泪。因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根一样。”人同树,没有根是无法生存 的。这也是她虽然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爱她的故乡台湾。那里到处可见的相思树、香花,台北的温泉,狮子

山的美景,妈祖生日的热烈气氛,高山族少女的恋爱生活……都再现在她的篇章中, 倾注着她的温情。而对故乡的英雄,则更是无限崇敬,如《雾社英魂祭》,洋洋数 千言,从雾社山民的祖先写到今日雾社的庄严美丽,从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写到日 寇入侵后的悲惨命运,又从山民的奋起反抗写到殖民地者的残酷镇压,更从英雄的 顽强战斗写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描写了那样壮阔的画 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题深刻,笔势纵横而线索明晰,处处围绕着烈士精神与山河 同在这个凝聚点取材,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从而使这篇祭文成为 一首缅怀英烈的颂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

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 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 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 (《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 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

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

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

《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

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

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

“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

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

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

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

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

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

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

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

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

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

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

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

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

《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

《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

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

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

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

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

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

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

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

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

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

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

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

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

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

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

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

“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

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

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

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 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

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

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

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

《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

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

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

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

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

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

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

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

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

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

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

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

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

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

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

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

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

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

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

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

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

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

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

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

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

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

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

环境的认识。

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

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

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

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

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

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

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

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

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

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

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

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

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

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

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

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

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

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

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

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

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

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

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

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

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

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

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

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

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

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

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

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

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

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

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

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

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

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

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

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

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

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

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

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

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

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

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

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

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

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

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

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

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

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

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

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

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

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

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

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

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

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读者不

正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在祖国北方读书和工作生活的留恋,对来台后飘泊凄苦的无奈,

以及此刻急于找个归宿的心态。

有时,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每句话都是动作,每句话,每个动作又都是心理活

动的印证。如孟珠与许午田相爱后的每一举动、每一段对话,每一缕思念,都暗示

两人心理的进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没有语言,而且动作很少的场合,心

绪的波动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的脸,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

有多少?

——《爱情象把扇子》

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传神地突出一对恋人定情时甜蜜的心境?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为海内外

读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台湾文坛,当台湾现

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称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时候,林

海音却坚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

鲁迅先生说:“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现在的文

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

小说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世态,地方风景的精心描绘,从而加深了

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艺术魅力,而为世界瞩目。如八大处的雄伟,白云观的

热闹,护国寺的庙会,香山的红叶,卧佛寺一丈多长的卧佛等等,写的是北京的景,

抒发的是热爱祖国的民族情(《骑小驴儿上西山》);至于对北京中秋节晚上家家

拜月和分吃团圆月饼的礼俗(《婚姻的故事》),台湾妈祖生日的热烈庆贺、端午

节划龙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恋爱生活(《台湾民俗杂辑》)等描写,也鲜活地表现

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画图和情趣。

林海音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常常把时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

中,呈现出这些地方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如《城南旧事》中群众观看革命

学生和盗贼“出红差”场面的描写,既突出北伐失败后反动派对革命青年的残酷镇

压,也显现了社会的混乱。《殉》把“仍然留在时代那一边没有跳过来”的妇女所

遭遇的包办婚姻和“冲喜”旧俗,写得凄凄惨惨;至于台湾三世、四世同堂的“养

女世家,以及养女被侮辱、被摧残的悲苦命运(《玫瑰》),又从另一角度揭露了

台湾畸形发展的观光事业的真相。林海音小说中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情节甚至细

节,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无不打上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印记。

在民族化的典型环境中,活跃着民族化的典型人物,这在林海音小说中是相当

突出的。如《城南旧事》中的宋妈和秀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

中的朱淑芸,《金鲤鱼和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鲤鱼,《烛》中的大妇和小妾,

《晚晴》中的姚亚德等等。至于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几见于每

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旧事》,就继承了中国小说结构上的“有头有尾,疏密

相间,似断实连”的优秀传统,并运用我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

己的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题。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虽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巧,

也剔其杂质,取其精华。如短篇小说《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就具有意识

流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意识流的作品。它们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

取了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杰作。林海音注意把传统的叙述描写和意识流

写法融为一体,构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风格,从而使作品的主

题更鲜明,人物形象更立体化,这正是林海音创作中精益求精的结果。

林海音创作的个人风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就是:朴素、自

然、淡雅。

一说起朴素、自然、淡雅,人们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语言文字,其实,它主要表

现于内容的实质,如作品题材、结构、情节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挚自

然笃诚,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林海音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刀光剑影的

斗争,她写的都是身边事、儿女情、母子爱、师生谊。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她

却能对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处理,寓深意于质朴之中。宋代诗人梅尧

臣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散文、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思冰令人

老》写的是作者在台湾旱冰场观看白雪冰团表演时的所想所盼,却落笔于“我们是

从有冰雪的地方来,仍当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这篇文章是那样质朴、单纯,内

涵丰富、厚实!小说《城南旧事》,写的不过是宋妈、小偷、疯女秀贞,兰姨娘、

父亲等人的生活命运。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

林海音却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因此,

她透过来妈丧失一双儿女却仍然善待东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过疯女的表

面看到她本质上的可爱可亲可怜;透过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无奈和可敬,因

为太穷,他得让母亲吃饱和让弟弟读书;透过兰姨娘的现在看到她苦难的童年;也

透过父亲接济革命青年和导致父亲身亡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所爱所憎。作者正是从

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中,发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但是,这么美的人,

这样令人难忘的事,这样令人怀念的地方,都离“我”而去了,作者对祖国故土的

思念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作品的深刻主题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题材表现出来的,

而且正以它的丰富内蕴,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拨动读者的心弦。大陆去台人员思

念乡土亲人,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事,《晚晴》通过一个老人寂寞思亲和他的朋友

——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归而“投环”自杀的描写,把盼望祖国统一的灼热主题,

深埋在思亲的质朴文字底下,从而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鸣。

这种朴素、淡雅、自然的风格,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突出。她笔下的人物,

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笔细雕,她从不用浓墨重彩把人物嵌进油画里。

林海音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也有一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质朴美。

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样子,作者不过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纸面而已。这种“看似

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结构艺术,当然是作家深思熟虑、精巧构思的结

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多端,给人种种新意。有的

以书信体结构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灵美,如《萝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讲故事的方

法构小说,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几代人的不幸婚姻,讲得详略得当,写得真

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多变,如《烛芯》;有的开门见

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顺写(《继母心》);有的倒叙(《初恋》、

《兰色的画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几个人物分

别立传的结构方式(《我们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台北行》、

《阳光》);有的简洁明朗,像速写,如短篇小说《再嫁》、《冬青树》;有的铺

陈委婉,如长篇小说《晓云》)。即使都是长篇小说,也因不同题材而采用不同的

结构方法,如《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系列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故上之恋,别离之憾。

《春风》则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命运为主次线索的结构方法,表现由大陆去台湾的

知识分子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则采用一种更接近于散文的写法,

因而显得更为自然、质朴,并带有一种女作家所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将歌女的

悲欢,姐妹之情,男女之恋,都在舒徐动人的叙写中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读来

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她深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

怩作态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热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爱与恨倾注

在人物的际遇中。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上/cn>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

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曾 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

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 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 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 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 《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事》、

《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云》、《孟珠的旅程》,

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 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林海音从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满乡恋、哲理、亲情,浸润着 人们的心。那北京风貌、台湾民情、异国景物,以及天伦之乐、同乡之亲、师生之 谊,读书心得,偶闻杂感,都令人兴起缕缕情思。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大多文字都

流露出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怀念。“我漫写北平,是为了我 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 (《陈谷子·烂芝麻》)她把满腔思恋,倾诉于对昔日亲朋好友的怀念中,表现在 北京特有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市场变化的描绘上。至于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 者笔下,展现的是一幅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明媚的春,欢乐的夏,红叶满山的秋,鹅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去,我是多么熟悉那里的季 节啊!”“然而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恋北平!” (《苦念北平》)。作者的绵绵情思,真是“诉不尽,理还乱”!此外对天安门、 故宫、景山公园、文津街、虎坊桥、天桥、地坛等地的深情描绘,都洒下了作者相 思的泪。因为“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根一样。”人同树,没有根是无法生存 的。这也是她虽然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爱她的故乡台湾。那里到处可见的相思树、香花,台北的温泉,狮子

山的美景,妈祖生日的热烈气氛,高山族少女的恋爱生活……都再现在她的篇章中, 倾注着她的温情。而对故乡的英雄,则更是无限崇敬,如《雾社英魂祭》,洋洋数 千言,从雾社山民的祖先写到今日雾社的庄严美丽,从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写到日 寇入侵后的悲惨命运,又从山民的奋起反抗写到殖民地者的残酷镇压,更从英雄的 顽强战斗写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描写了那样壮阔的画 面,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题深刻,笔势纵横而线索明晰,处处围绕着烈士精神与山河 同在这个凝聚点取材,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熔于一炉,从而使这篇祭文成为 一首缅怀英烈的颂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则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

有情的”(《窗》),而“门”则是“无情的东西”(《门》);作者通过对“门” 的有关成语的种种解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得别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势的 可憎(《狗》),至于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因为它买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 (《钱》)。只有春,才是充满希望的,“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生”(《春》)。这些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对人生深入观察的结 晶。

林海音叙写夫妻情、母子爱、师生谊之类的散文,充满一种真挚。亲切的情趣

美。如妻子为尽妇责,好心地把丈夫书桌上乱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气,

妻子据理力争,丈夫只好认输:“算你赢,还不行吗?”结尾多么风趣而亲呢!

《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为了让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让她进厨房,他带

领孩子们做饭炒菜,把他对妻子的体贴,以及他不会做家务事而闹出的各种笑话,

渲染得满纸生辉。作者还常选用一些生活细节来突出这种情趣,如“丑小鸭”们

“侦察出父母因熬夜写作而偷吃东西”的物证后,四张小脸冲着“我”要求“赔”

的笑剧(《鸭的喜剧》);为帮助学生默默改错误,以不损伤学生的自尊心,她又

采用先叫学生一个一个走到操场,让偷球者自己去还球,小偷不敢还;后又用学生

和老师一个一个走出教室又一个一个走进来,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球放

回原处,虽然老师明知是谁,也不点破,这一组细节描写,显得新颖别致,更体现

老师一片爱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这样描写,妙趣横生,充满诗情画意,折射

出作者热爱生活的底蕴。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林海音散文构思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

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却又不露痕迹。如《贝多芬的力》,作

者既写贝多芬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早丧,又写他负担全家生活和培育两个弟弟的艰

难,也写他失恋的痛苦,耳聋的打击,以及他立了遗嘱又奇迹般地活了二十五年,

直到完成《第九交响乐》才在贫病中逝世。全文紧紧围绕着这位杰出人物对事业的

执著追求,把许多有关的片断汇集于“力”这个焦点上,从而使这篇散文凝炼、浓

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辛酸餐馆泪》。《日落百老汇》、

《诗的婚礼,诗的岁月》也体观这种构思的特点。有些篇章,用对比突出主题,如

《五十两黄金·一块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

笔调,将一个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丰富

的感受。

林海音小说则为我们展开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并以反映我国特殊历史时代的

真实面貌而得到人们的赞扬。

林海音特别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她大部分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

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处于中心位置的,始终是妇女问题。她的许多反映旧中国妇女

命运的作品,既是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记录,也是寄托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自

传体小说《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给

我无限回忆”。深深的乡愁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旧事》就是通过

宋妈、兰姨娘、秀贞和爸妈等人物命运的描写,表现作者对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写大陆来台妇女和台湾妇女的生活际遇,是她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继续。她

们不是忙于事业而失去家庭的温暖(《春风》),就是为养家活口沦为受人凌辱的

戏子(《风雪夜归人》);不是为挣钱送妹妹读书而只好卖唱(《孟珠的旅程》),

就是在失学失业的痛苦、寂寥中被变态的恋情吞噬(《晓云》)。而秀惠的自杀身

亡,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台湾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玫瑰》)……总之,林海音

笔下的妇女,不论贫富贵贱,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

者”。她重现了二十年代旧中国妇女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妇女的苦难生活,也写了她

们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楼自杀来抗议养母和社会对她的坑害。但大多数妇女的

“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叶石涛语),林海音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

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一次证明,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除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外,林海音的小说,还反映大陆赴台人员的寂寞、

对大陆亲人的思念(《晚晴》)和谋生的艰难(《蟹壳黄》),以及台湾城市贫民

不幸的命运(《鸟仔卦》),台湾菜农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龙的心愿(《要喝水吗?》)。 而《萝卜干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说,则是儿童生活的写实。

林海音还写了不少童话,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林海音童话集》,一本

为故事篇,有《请到我的家乡来》、《迟到》、《三盏灯》、《哈哈哈)、《爸爸

的花椒糖》、《金桥》、《骆驼队来了》、《察家老屋》、《童年乐事》;另一本

为动物篇,内有《我们都长大了》、《小快乐回家》、《六趾儿》、《井底蛙》、

《不怕冷的鸟——企鹅》。不管是故事箱或动物篇,都充满儿童情趣。作者将浅显

的哲理、深刻的主题用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表现,都使小读者爱不释手,百读

不厌,是寓教于乐的精品。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如

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

语)林海音致力于写人,写人的命运,灵魂,性格,井通过“最具体的个人”的复

杂性格,折射出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影,这是她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的

主要原因。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哪一

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反映

清末民初女性悲剧的《烛》中的大妇,明明反对丈夫娶妾,表面上却要赞同;心里

对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却又显得雍容大度。她的独特性格和复杂感情明显地带

有时代的标记,环境的烙印,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锁一样禁锢着妇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为中心

的宗法社会里,男人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大妇的美德,是对丈夫的顺从,对

小妾的忍让和宽容。但被弃的痛苦,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又使她不甘于默默忍受这

难堪的境遇。于是她采取“装病”这个反抗形式,以惩罚丈夫的变心和小妾的得宠。

而这种反抗丝毫无损于丈夫和小妾的恩爱缠绵,自己倒由假瘫变成真瘫。她渴望丈

夫的爱,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关怀。无疑地,她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

害者。《晚情》中的姚亚德,是大陆去台人员,在孤独无聊中打发难熬的岁月,日

夜思念留在大陆的妻子儿女,托人打听,才知妻子已经病逝,女儿又很难来台,他

只得把满腔深情,移于被海员丈夫抛弃的台湾妇女。姚亚德的乡恋和思亲,以及在

寂寞中重建家庭的愿望,是由于国未统一,家难团聚这一具体社会环境造成的。作

者通过“这一个”姚亚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一般”心愿。《玫瑰》

中的秀蕙,原是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爱唱歌,爱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命运掌握

在别人手里的养女。由于作者把她放在笑贫不笑娼、观光事业畸形发展的当代台湾

这个社会环境中来刻划,详尽地写了她的挣扎和奋斗,却仍然逃脱不了当歌女任人

蹂躏的命运,才十七岁就自杀身亡。作者在描写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的同时,逐步

展示了秀蕙(即后来被歌厅老板改名为玫瑰的少女)纯洁、上进、倔强而富有反抗

精神的性格特征,使读者通过秀蕙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命运的社会

环境的认识。

林海音还常常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划人物

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短篇小说《初恋》,就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语言行动,表现她

善良的本性、高尚的情操。她早年丧母,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和年少的妹妹,错过

豆蔻年华。于是父亲特意从大学带回一个助教来家过暑假,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大女

婿。她也对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见钟情。可是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小妹。作者用一

组细节描写,凸出她怎样由幸福的天堂跌入痛苦的深渊:他约她出来谈话,她激动

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但完全意外的结局使她支持不住自己,只好“将肩头靠在

大树上”却仍然答应他的要求,劝父亲允许他向小妹求婚,她认为她的退让给心爱

的人带来幸福,自己虽痛苦,却值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纯洁的灵魂!林海音的

成名作《城南旧事》中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如宋妈、小英子、父亲等也是通过他

们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特别是疯女秀贞对恋人的痴情和对女儿的慈爱,全是通过

她时而痴呆时而清醒的语言行动来突出的。长篇小说《晓云》女主人性格的刻划,

也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来表现的。在台湾,一般女孩子,千方百计想找个留洋的丈

夫,以便跟着喝洋水。而晓云却不理睬已经留洋而且品貌才学兼优的俞文渊的苦苦

追求,这就说明她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但她明知梁思敏是个有妇之夫,却不能克

制自己的感情,以致造成怀了孕而不能结婚的悲剧。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原因,

也有家庭因素。生活在那个不重视传统道德的社会里,自幼又那么尴尬地度过少年

时期,这就造成了她敏感、内向、孤僻、郁闷的性格,这就难怪她与踌躇满志喜好

高谈阔论的俞文渊谈不到一块,而爱深受婚姻不幸,却同样敏感、内向、郁闷的梁

思敏。作者通过她的语言行动,叙写了她种种挣扎,袒露了她的欲罢不能,才使读

者感到她并非轻浮少女。是台湾社会另一类不幸少女的典型。

林海音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以显示人物自身的独特性。同是通过母

爱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我们的爸》以母亲的离婚再嫁来表现她的明智、坚

强和对子女的爱心,《母亲的秘密》却以拒绝爱情、牺牲自己的幸福来突出母亲温

柔内向的性格和对儿女的慈爱。这种题材类似写法却不同的隔篇对比,人物形象各

具异彩。至于同一篇或同一部作品中运用对比刻划形象,更是具体突出。《风雪夜

归人》对女主人公李明芳当演员前后的境遇、思想性格则以纵线表达方式加以对比,

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思想感情的脉络,看出其前后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突出李明芳学生时代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以及来台湾后为生活所

迫不得不当明星的苦恼和伤感:面对剧场老板和达官贵人的侮辱,她反抗、躲避,

失业的丈夫却不理解,反映她生活的贫苦和社会的黑暗。林海音中长篇小说中的对

比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既有情节线索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全面对比,也有

人物之间某个特征的局部对比。如长篇小说《春风》,就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围

绕静文的性格命运,一条围绕着秀云的性格命运,这两条线索自始至终都在强烈的

对比中开掘着。静文家境贫寒,秀云则富有;静文用半工半读完成自己的学业,秀

云则依靠父亲的供养顺利读完大学。静文毕业后即投入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建立

家庭,供应丈夫曹宇平读书,秀云毕业后却随夫冯启光出国,不是为深造或工作,

而是作“随件”;静文成为模范校长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秀云则被称为模范妻子而

被丈夫宠爱;静文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希望夫妻“双轨并进”,结果反使自己的丈夫

成为别人的丈夫,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秀云则把自己溶于丈夫的事业,而使家庭生

活美满。这是两条情节线索的对比,也是静文与秀云两个人物间的全面对比。至于

人物之间的某些特征的局部对比,更是俯拾皆是。如静文的严肃、认真、勤奋和秀

云的活泼、随和、懒散;静文的坚强、进取和曹宇平的懦弱和安于现状;静文的开

朗、积极和立美的忧郁消沉。即使是肖像描写,也常常用对比来突出人物各自不同

的外貌特征,如静文的小巧清瘦,秀云的高大漂亮,立美(曹宇平的同居夫人)的

娇弱柔美等。通过静文与不同人物的不同侧面的对比,她的立体形象就活现在读者

面前,而且血肉丰满,令人难忘。

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也是林

海音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法。林海音的许多小说,常常通过“想”、“回忆”、

意识流动来叙述故事,表现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如《烛芯》,作者以过去和现在交

错出现的手法,叙述女主人公元芳的大半生生涯,从抗战前在故乡天津的生活,一

直写到现在台湾的新家,其时空跳跃之大,意识流动之活跃,在她的短篇小说里首

屈一指。元芳由丈夫俊杰的小别想起二十五年前她与前夫志雄的大别,想起她怎样

为了志雄而遭受日本人的拳打脚踢,造成小产,住院也没保住孩子的严重后果,而

志雄却在四川另娶了一位抗战夫人;想起来台后他们夫妻三人尴尬而痛苦的生活,

以及她和志雄离婚,和俊杰的再婚……通过元芳的意识流动,以及她的沉思与回忆,

将大陆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贯起来,并用台风之夜摇曳不定的烛光点缀场面的交

换一一展现,显得真切、细腻、深情。

在某些篇章里,作者则不采用内心独白或全面解剖心理的方法,而是用暗示,

把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三者熔成一片,因为想和做、言和行总是密切相关的。如

作者早期小说《迟开的杜鹃》中的亚芳,四十多岁还未婚,当表妹为她介绍男友而

请她吃饭时,她这顿饭吃得“不知肉味”,表妹问她为何吃得那样少?作者紧接着

写道:

亚芳用手按住心口,眉头一皱:“这两天胃不舒服。”其实她的胃何尝不舒服,

倒是心不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即回到宿舍,躺在冰冷的单人床上痛哭一场”;因

为眼前这男子,正是她少女时代在大陆拒绝过多次的人啊!这里,表面看来,是神

情动作语言的精工细刻,实际上却是逼真细腻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读者不

正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在祖国北方读书和工作生活的留恋,对来台后飘泊凄苦的无奈,

以及此刻急于找个归宿的心态。

有时,每个动作都是说话,每句话都是动作,每句话,每个动作又都是心理活

动的印证。如孟珠与许午田相爱后的每一举动、每一段对话,每一缕思念,都暗示

两人心理的进展(《孟珠的旅程》)。甚至在没有语言,而且动作很少的场合,心

绪的波动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他握住我的手,望着我的脸,在默默中,你知道其中的情意

有多少?

——《爱情象把扇子》

还有什么描写,能如此传神地突出一对恋人定情时甜蜜的心境?

五六十年代,是林海音创作的丰收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林海音已成为海内外

读者敬仰的著名作家了。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台湾文坛,当台湾现

代派某些作家向西方膜拜,宣称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时候,林

海音却坚定走自己的民族化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

鲁迅先生说:“我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风俗,街头风景……现在的文

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林海音的散文、

小说正是借助于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世态,地方风景的精心描绘,从而加深了

作品的民族化特色,增添了艺术魅力,而为世界瞩目。如八大处的雄伟,白云观的

热闹,护国寺的庙会,香山的红叶,卧佛寺一丈多长的卧佛等等,写的是北京的景,

抒发的是热爱祖国的民族情(《骑小驴儿上西山》);至于对北京中秋节晚上家家

拜月和分吃团圆月饼的礼俗(《婚姻的故事》),台湾妈祖生日的热烈庆贺、端午

节划龙舟的盛况,高山族的恋爱生活(《台湾民俗杂辑》)等描写,也鲜活地表现

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画图和情趣。

林海音不仅刻意描绘出动人的风景风俗画,还常常把时代的光彩注入民情民俗

中,呈现出这些地方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如《城南旧事》中群众观看革命

学生和盗贼“出红差”场面的描写,既突出北伐失败后反动派对革命青年的残酷镇

压,也显现了社会的混乱。《殉》把“仍然留在时代那一边没有跳过来”的妇女所

遭遇的包办婚姻和“冲喜”旧俗,写得凄凄惨惨;至于台湾三世、四世同堂的“养

女世家,以及养女被侮辱、被摧残的悲苦命运(《玫瑰》),又从另一角度揭露了

台湾畸形发展的观光事业的真相。林海音小说中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情节甚至细

节,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但又无不打上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印记。

在民族化的典型环境中,活跃着民族化的典型人物,这在林海音小说中是相当

突出的。如《城南旧事》中的宋妈和秀贞,《婚姻的故事》中的婆婆和姨娘,《殉》

中的朱淑芸,《金鲤鱼和百裥裙》中的大太太和金鲤鱼,《烛》中的大妇和小妾,

《晚晴》中的姚亚德等等。至于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几见于每

篇作品。她的成名作《城南旧事》,就继承了中国小说结构上的“有头有尾,疏密

相间,似断实连”的优秀传统,并运用我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

己的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深刻的主题。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虽然注意保持民族特色,但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巧,

也剔其杂质,取其精华。如短篇小说《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就具有意识

流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意识流的作品。它们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

取了现代派某些表现手法创造出来的杰作。林海音注意把传统的叙述描写和意识流

写法融为一体,构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风格,从而使作品的主

题更鲜明,人物形象更立体化,这正是林海音创作中精益求精的结果。

林海音创作的个人风格,也是在其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就是:朴素、自

然、淡雅。

一说起朴素、自然、淡雅,人们常常只想到作品的语言文字,其实,它主要表

现于内容的实质,如作品题材、结构、情节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真挚自

然笃诚,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林海音笔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刀光剑影的

斗争,她写的都是身边事、儿女情、母子爱、师生谊。这些,都是平淡无奇的,她

却能对这些平淡的日常生活作出不平淡的处理,寓深意于质朴之中。宋代诗人梅尧

臣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散文、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思冰令人

老》写的是作者在台湾旱冰场观看白雪冰团表演时的所想所盼,却落笔于“我们是

从有冰雪的地方来,仍当回到有冰雪的地方去。”这篇文章是那样质朴、单纯,内

涵丰富、厚实!小说《城南旧事》,写的不过是宋妈、小偷、疯女秀贞,兰姨娘、

父亲等人的生活命运。人是最平凡的人;事,是最平凡的事,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

林海音却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罗丹艺术论》)。因此,

她透过来妈丧失一双儿女却仍然善待东家孩子,看到她金子般的心;透过疯女的表

面看到她本质上的可爱可亲可怜;透过小偷的“可恨”,看到他的无奈和可敬,因

为太穷,他得让母亲吃饱和让弟弟读书;透过兰姨娘的现在看到她苦难的童年;也

透过父亲接济革命青年和导致父亲身亡的事实,看到父亲的所爱所憎。作者正是从

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中,发掘出人性的美和人情的美。但是,这么美的人,

这样令人难忘的事,这样令人怀念的地方,都离“我”而去了,作者对祖国故土的

思念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作品的深刻主题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题材表现出来的,

而且正以它的丰富内蕴,它的含蓄,它的深邃而拨动读者的心弦。大陆去台人员思

念乡土亲人,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事,《晚晴》通过一个老人寂寞思亲和他的朋友

——也是老人因有家不能归而“投环”自杀的描写,把盼望祖国统一的灼热主题,

深埋在思亲的质朴文字底下,从而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和强烈的共鸣。

这种朴素、淡雅、自然的风格,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突出。她笔下的人物,

不是淡色素描,就是工笔细雕,她从不用浓墨重彩把人物嵌进油画里。

林海音的小说,其情节结构,也有一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质朴美。

就像生活中原有的样子,作者不过把生活中的活人真事搬上纸面而已。这种“看似

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结构艺术,当然是作家深思熟虑、精巧构思的结

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她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力求变化多端,给人种种新意。有的

以书信体结构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灵美,如《萝卜干的滋味》;有的用讲故事的方

法构小说,如《婚姻的故事》,作者把几代人的不幸婚姻,讲得详略得当,写得真

切感人;有的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多变,如《烛芯》;有的开门见

山直叙赴宴的感受,如《春酒》;有的顺写(《继母心》);有的倒叙(《初恋》、

《兰色的画象》);有的倒述、插述并用(《某些心情》);有的采用几个人物分

别立传的结构方式(《我们的爸》);有的直叙到底(《一件旗袍》、《台北行》、

《阳光》);有的简洁明朗,像速写,如短篇小说《再嫁》、《冬青树》;有的铺

陈委婉,如长篇小说《晓云》)。即使都是长篇小说,也因不同题材而采用不同的

结构方法,如《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系列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故上之恋,别离之憾。

《春风》则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命运为主次线索的结构方法,表现由大陆去台湾的

知识分子事业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孟珠的旅程》则采用一种更接近于散文的写法,

因而显得更为自然、质朴,并带有一种女作家所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触,将歌女的

悲欢,姐妹之情,男女之恋,都在舒徐动人的叙写中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读来

令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林海音作品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她深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她不像一些作者忸

怩作态故作多情,而是把自己火热的心、全部的情熔于作品,把自己的爱与恨倾注

在人物的际遇中。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眷恋上/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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