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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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孔丘,字仲尼,后世尊称为孔子。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在鲁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意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曾长期聚徒讲学,开私人讲学的风气,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熟悉古代经典,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形成为一个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政治态度上是保守的,有利于有权势者维持旧秩序的要求,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丘本人也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史记》有《孔子世家》。

孔丘是一个无冕圣人,却被后世追封为“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名号,成为万世不易的“文皇帝”,他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创立者,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哪一朝的统治没存他的影子又有多少文人学士不尊奉他为贤哲呢他的言行录《论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他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绕开孔丘。

公元前496年的一天,一位年逾五十的长者率领一群弟子,路过一个叫匡(今河南长垣县境)的地方时被包围,匡人误以为是曾暴虐过他们的阳虎。匡人的包围越来越紧,弟子们有些恐慌,但年长者却镇定如常,并说,如果“天”不想毁灭文化的话,匡人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匡人真的没把他们怎么样,但这不是“天”的拯救,而是匡人了解到他们确实不是阳虎后自动解围的,这位自称为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的长者,便是被尊为“圣人”的孔丘。

孔丘,习惯上称为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祖先是宋国贵族,因避乱逃到了鲁国。父亲叔梁纪,是鲁国的一位著名武士,晚年娶颜氏征在为妻,生了下孔子,因是次子,所以字仲尼。

孔丘幼年时,常爱模仿祭祀的礼仪。他“十五而志于学”,有积极向上的志愿。十七岁母亲去世,他把母亲和在他三岁时就已死了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为了能早日出头,身上还穿着孝服,就莽撞地跑到鲁国贵族季孙氏家去赴宴,被其家臣阳虎赶了出去。此后,孔丘更加发愤求学,没几年,他就以博学多才而声名大震。他年青时作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畜牧的“乘田”。而随着学业的长进,求教的人也多了,三十岁左右时,孔子便开始收徒讲学,第一批弟子中有颜回、子路等。

孔丘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统治阶级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法典“周礼”已开始动摇,孔丘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难免对旧的统治有所留恋,但他主要以教学为业,且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因此他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认为对“周礼”应有所“损益”,这样才可以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由于鲁国内“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互相征讨,他的这一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公元前517年,孔子率弟子赴齐国,想在那里有所作为。当时的齐国相对稳定,他先是做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昭子的推荐得见齐景公。当齐景公询问治国道理时,孔子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政见。他认为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于要象子,君、臣、父、子要名符其实.各按其等级身份行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周礼,维持统治。齐景公听了颇为满意,以后齐景公又问政于孔子,孔子针对齐国统治者奢侈浪费的情况,提出了“政在节财”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听后很高兴。当他准备重用孔子时,遭到齐国政治家晏婴的反对,齐景公便打消了这念头,以“吾老矣,不能用也”为借口,婉言辞谢了他。于是,孔子在齐国呆了一年多时间后,又回到了鲁国。虽然在政治上无获而归,但在齐国听到的韵乐(舜乐),竞令他痴迷到三月不知肉味。

回到鲁国后,孔子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经常和弟子们讲有关“仁”的道理。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他提出的“仁”学包含的内容很广,几乎包含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但主要要求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等级的上下尊卑关系的是礼;爱护别人,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是仁。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意思是帮助别人而不伤害别人,作为“爱人”的内容,或言说是“为仁之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实行周礼的。这就把“仁”用作推行“礼”的保证。“礼”规范了“仁”的内容。所以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视、听、言、动都符合周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

公元前501年,孔子51岁时,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做了一年的中都宰很有成绩,又晋升为鲁国的司空,管理工程建设,后又由司空而迁司寇,管司法工作。不久,他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君夹谷会议,当鲁定公让孔子同去时,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请求让指挥军事的司马同去,得到鲁定公的允诺。当他们到齐国后孔子发现了齐人的阴谋并当场揭穿,使齐国劫持鲁定公威胁鲁国的计谋失败,还退还了以前齐国侵占鲁国的三座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多年未有的成就,孔子的声望也因此得到了提高。公元前498年,鲁定公接受孔子的建议,拆毁了费城和邱城,消除了季孙、叔孙两家隐患。公元前496年,孔子56时,又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据史料记载,孔子摄相后,便杀了“乱政”大夫少正卯,仅“闻国政三月”,鲁国风俗就大变。但由于鲁定公消除了季孙和叔孙两家隐患后,思想上松了劲,加上齐国的离间之计,鲁定公对孔子的态度冷淡了,最后孔子只得率领弟子辞职出走。

孔子出走后,在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之间奔波游说,竭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末被采纳。于是,公元前484年,他六十八岁时,又回到了鲁国。

孔于回到鲁国后,曾向鲁哀公提出过一些治国的建议,然而他对参与政治已经看得很淡薄了,主要还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早年培养弟子的目标是参加政治活动,晚年则侧重培养弟子做学问的能力。

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之分,持“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在他看来“生而知之”的是圣人,一般劳动人民是“下愚”,只有被圣人奴役的命运,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唯心的,荒谬的。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并不主张“生而知之”,而是肯定“学而知之”,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认为只有认真学习才能获得知识。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认为自己获得的知识是通过勤奋学习得来的,不是天生的。故而,他热心教育,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活动。同时他也肯定一般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他都来者不拒。他以学“礼”为主要内容,着重孝悌等道德的训导,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鄙视“学稼”、“学圃”等生产劳动。虽然他的教育思想是为恢复和保持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培养了不少有才干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他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教学态度,主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强调学习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学习态度;对于学过的东西,要“学而时习之”,经常重复学习,加深印象,才能“温故而知新”,获得新的知识。“学” 和“思”还要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才能有“所得”。反对道听途说,赞成“多闻”、“多见”,对存有疑问的地方,也不要乱解或盲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臆断、不主观、不固执,不自以为是。相传他教过的弟子有三干,著名者有七十二人。

孔子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对古代的诗歌、历史都曾加以整理讲习,作为教学用课本。到了晚年,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编订或整理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订,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这些典籍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以及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的记载,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孔子在积极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晚年生活今,体验到了以前在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快,感到“得英才而教之”的快乐。但也遇到了厄运,他六十九岁时,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了,隔年,他的大弟子颜回也死了。第二年,他最亲密的弟子子路不幸也死于非命。这些接二连三的噩耗对孔子自然是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79年,即子路死后的第二年,七十三岁的孔子离开了人间。

孔于是我国春秋末期最突出、最有成就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系统的伦理学说,开创了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的儒家学派,成为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因此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在教育方面,他顺应“学术下庶人”的历史趋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进步主张,开创了私人办学的新风,并在教育实践中提出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概括和总结出了一套教育经验、教学方法和求知方法,编纂《六经》,留下了言行录《论语》,为发展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和传播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汉族。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逝世后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国十大思想家之一,有“万世师表”之称。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氏生下孔子。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为第二的意思,叔梁纥的长子为孟皮,孟为第一的意思)。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孔子思想之伟大。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三寸(今19米以上),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等为豪。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传世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塑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三千人弟子,七十二贤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是可忍,孰不可忍?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敬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提手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编辑本段]家世家谱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音he),母亲为颜徵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人品出众,建立过两次战功,因曾单臂托住悬门让冲进城池的部队撤出而闻名。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依照当时的礼仪不宜继嗣,于是又于年轻女子颜徵在生孔子。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叔梁纥的正妻)所容,孔母颜徵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徵在卒,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丌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去世。

据《孔子家语》和《史记》记载,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查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由于孔子升迁过快,不符合当时官员晋升标准,因此为代理宰相)。孔子执政时,立即将扰乱政事的奸佞大臣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因而名动一时,由此可看出孔子不是后世某些人认为的迂腐不堪的学究,而是敢作敢为但不暴虎冯河的伟丈夫。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 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未能最终成功,但对强公室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为了挤走孔子,送了上120匹良马和80名女乐给鲁国诸侯。鲁国国君沉溺于此,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到了祭祀之日,忘了分祭肉(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孔子对鲁君大失所望,于是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去了卫、宋、曹、齐、陈、蔡、楚等国。孔子虽然在各国都受到了尊重,但由于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秩序,要求和谐,爱惜民力的政治主张和当时诸侯追求的霸道格格不入,孔子始终未能得到重用从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68岁回到鲁国,鲁国国君对孔子相当礼遇,但依旧没有重用孔子。

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得到实施,但孔子之伟大在于“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鲁国之后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大规模的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3000余人,其中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2人。

晚年,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回不幸早逝,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儿子孔鲤亦早逝,孔子在“道不行”和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笔者猜测孔子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73岁时(72周岁)与世长辞。

张建云

作家,国学学者,《中国家风》主编,全国妇联家庭建设专家智库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青年家风研究院院长。被誉为"用国学解读生活,用生活诠释国学"的人。

中文名:张建云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天津市武清区

出生日期:1973年7月6日

职业:作家

毕业院校:鲁迅文学院

代表作品:《微国学》系列、《中国家风》系列

人物简介

作家

国学学者

《中国家风》主编

全国妇联家庭建设专家智库成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天津市政协委员

天津市青年家风研究院院长

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天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

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天津市保险学会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顾问

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全国第七届青创会代表

被誉为"用国学解读生活,用生活诠释国学"的人。

以作家和新派学者特有的角度解读、转化、应用国学。自小熟读唐诗宋词,二十岁后读了大量的国学经典。尤其喜欢用国学观点来解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甚至农村、农业等社会现象。文章的特点被读者誉为"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浪漫、诙谐与正义的有机结合",并说"文如其人:简约、深刻"。

三十多年来坚持每晚10点钟睡觉,每天5点钟起床。读书、创作、思考是习惯,助人、利他、融众是人格。为国学的普及和应用力付终生。身体力行地推进“家风教育”走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幼儿园、大中小学、部队以及监狱和戒毒所。

作品《中国家风》由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以“学讲话,诵经典,树家风”为题召开首发式,中央党校副校长赵长茂等领导出席并讲话,2017年8月24日参展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作品:

《微国学》

《解读弟子规》

《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

《张建云说·中国人的良心》

《高贵的安宁》

《张建云说·微生活》CIP许可证号:2015037441

《论语的力量》

《中国家风》

《中国家风·校园版》CIP许可证号:2017052307

《中国家风·教子篇》CIP许可证号:2018028990

《中国家风·孝善篇》CIP许可证号:2018080612

《紫金微国学》CIP许可证号:2018076363

人物价值观

思想:

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唤醒人们的仁、义、礼、智、信。崇尚并践行: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用户价值高于工作价值。

写文章,不为钱,不为名,不为趋炎。只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信“道德同阳光一样,同样可以普照世界”。深信道德滑坡总会有终结,文明礼让一定能回归。

宣扬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利他思想,追求老子“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处事境界,力行庄子“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人生旷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于心间,把“慎言敏行”当作行为标准。对国民在道德、文化和精神层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解析。

深知,钱可助人。但亦牢记孔子教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做企业的目的是为普及国学。传播道德、责任和文明作为自己毕生使命。

深信,中国文化和而不同、超越国界,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孜孜不倦、默默付出、心系家国。为中国文化之弘扬、普及而奋斗终生,生死与之!

座右铭:

好的结束不如好的开始,因为结束总在开始之中

视频链接

1、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2、山东教育卫视:云说家风第一讲、云说家风第二讲、云说家风第三讲

3、农林卫视张建云说黄河(一)

4、农林卫视张建云说黄河(二)

5、农林卫视一本书里的乡村家风

6、天津电视台

7、武汉电视台《大讲堂》|《中国家风》张建云

8、“学讲话、诵经典、树家风”全国行活动在北京启动

9、《张建云·微国学》之“社会篇”

10、《张建云·微国学》之“汉字篇”

11、《张建云·微国学》之“诚信篇”

12、于北京大学研讨会视频

⑴何建明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⑵柳萌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⑶蒋子龙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⑷闫立文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⑸施战军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⑹于艺林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⑺马宏骄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⑻邱礼萍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⑼李志邦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⑽李桂杰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⑾梁鸿鹰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⑿万镜明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⒀任芙康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⒁张莉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⒂闫雨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⒃北大国学班同学代表对《张建云说:写给孔子的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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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离去了两千多年,他创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他的学说遭受知识界的精英们强烈批判,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二十世纪,在人们对人自身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时,他的思想学说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此话甚是。"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

礼制与礼仪在形成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总是体现了某些仁的原则。通常来讲,仁以礼的形式体现出来才是适度的,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社会的文化价值与信仰能够由于人的行动外化为礼制,纯粹的礼仪制度是没有意义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只有达到了仁的境界,有了仁的内在,才会真正在实践中规范人们的行为,"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而人在遵循传统礼制及其发展的过程中,也继承着礼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仁与义,都是孔子理想价值所具有的内在的重要品质。义者宜也,即是当然、应该之意,至孟子时,常并讲仁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下》)两者从根本上是一样的。礼制是相对于仁、义、敬诸德,是外在的,必须与仁的内容相合才有意义。但是,并非先有仁而后有礼,而是有仁者须有礼节之,知礼者、"复礼"者也可以得仁。两者互动的桥梁便是"成人"或"君子"的"修己"。在孔子思想中,君子、仁和礼是相互规定的,三个层次的互动便是人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均衡趋向与文化精神的演进。

孔子儒学是仁学,也是礼学,更主要的是人学。仁、礼、人(即君子、士或成人)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三个层次、三个系统的三极,互相影响,互为条件。自古及今,在中国哲学中喜强分体用、道器。如果非如此不能理解的话,那么,以仁为道,则礼为载道之器,以礼为道,则人为载道之器,以人为道,则仁为载道之器。三个系统互为道器,互为体用。

但我们必须清楚,三个系统间相互影响、促进的状态只是先秦儒学的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孔子也明白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礼制与礼仪并不全部也不时时体现"仁"道的价值观,因而并非不可以有所改进与"损益",仁道的精神也并非时时以"合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两者也有不一致的情形。《论语》中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管仲在孔子眼里是不知礼的,但"如其仁"。尽管小礼节不能遵守,但他的"行动"达到了维护华夏文明与价值的统一与不灭的效果,引导社会走向有序,这其实便是礼的达成,应而也是达到了仁者所能的境界。这是一种解释,矛盾依然存在。孔子思想并不构成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隐晦之处正显示了孔子思想体系之于后学的开放性。

孔子本人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变革中或许是保守的,或者是中庸的而非激进的,但他的思想体系却是开放的,孔子也认识到社会的变化发展与礼制的变革,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社会结构体系、文化价值信仰体系与人格体系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相互可以构成一个更广泛的文明结构。对理想人格、理想的大同社会和完善价值的追求是社会趋于有序、均衡的内在动力。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屡次大动乱之后的重建与文化信仰的重构莫不赖于儒家思想的这种稳定性与有序性,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之一。

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与其思想追求有序性本身有关,因为有序即是稳定,必然带来一定的保守性,但更主要的是一个解释学问题。我们不能让孔子承当整个思想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责任。从《论语》的记述来看,孔子是要恢复周礼的,似乎是顽固保守的,甚至有人考证出他是要恢复奴隶制度。其实,孔子是在一个无序的时代追求理想中的有序社会,他心目中的西周理想社会与历史上真实的西周大不相同,是在溯古中创新。比如,孔子对许多问题并未涉及,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真正态度,然而有些问题并非不知或者没有过思考,而是故意的"不语""罕言",以示其思想转换的方向,亦或另有深意。《论语》里多有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对许多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问题"不语""罕言",其态度体现了他对周文化的内在把握,对当时流行的某些思想观念及信仰采取淡漠回避态度正是开拙新话题、进行论题转换的一种方式。康有为论孔子"托古改制"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其实大有意味。

这部**不仅没有体现出孔子的伟大,反倒是在很多方面贬损了孔子!

《孔子》(Confucius)是由俏佳人荣誉出品,张新建和刘子云导演,王绘春等主演的十六集电视连续剧,该剧艺术地表现了孔子坎坷的一生和博大的思想。

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堪称一部历史文化巨片,一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特别奖,同时获“最佳美术”、“最佳音乐”单项奖,还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照明”两项提名荣誉奖。创造了一剧独获五项“飞天奖”的纪录。

剧情简介:

该剧根据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语,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孔子从十五岁有志于学到七十三岁寿终的一生。

孔子十五岁时,因看到三桓瓜分鲁国军权而有志于学,后其母颜徵在去世,孔子在其异母兄孟皮的帮助下娶妻,并得一子。孔子成年后曾任委吏、乘田一类的小官,同时广开私学,教授弟子,还适周问礼于老子,声名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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