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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上海马玉山路 （今双阳路） 上的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发生了一场骚动。

那一天，以天崎启升为首的五名日本僧人，在三友实业的工厂大门前敲鼓击钟，并向厂内投掷石块。

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纺织厂，“九一八”事变后，工人们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天天上班前操练。看到日本僧人在厂门口挑衅，“救国会”的工人们随即走了出来，进行盘查。

就在此时，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忽然冲入了队伍，对那几名日本僧人用石块又打又砸，造成一名叫水上秀雄的僧人伤重不治而亡。

1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惩治凶手，道歉”。1月20日，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多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冲入了三友实业社的厂房报复，打砸烧抢，还打死一名闻讯前来的警察。

1月21日，在日本的日侨随后举行大规模游行，一路高呼“杀光中国人！”抗议中国的“抗日暴行”。日本方面要求中国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并要求中国守军全部撤出闸北。

当时的蒋介石军队主力，正在江西“剿共”，所以要求上海方面全盘接受要求，忍辱求全。

但就在中国全面接受要求的情况下，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然向闸北发动全面进攻。负责沪宁地区防卫的第十九陆军，在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

这场事件，被称为“日本僧人事件”，因此引发的战斗，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二战后，当时的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自供：

根据田中隆吉的供述，那些事情，都是他委托一个“和我很亲近的女子”来办妥的，那个女子的名字，叫做川岛芳子。

往前倒推26年。

1906年，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年号宣统。同年，肃亲王善耆有了自己第十四个女儿——爱新觉罗·显玗。善耆给这个小女儿起名为“东珍”，意为“东方的珍宝”。

1912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大清黄龙旗应声落地。落魄的肃亲王善耆作为最坚定的保皇派，一直想恢复故国的荣光，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结义兄弟，日本人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从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翻译官起家，因为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紫禁城保护得不错，由此结识了肃亲王善耆，后来做到清政府新设的北京警务厅总监督，负责培训清朝送来的警察，风光一时。

善耆自己也清楚，凭借满清的力量，复国已是天方夜谭，最能借助的，就是日本的力量，所以他评价川岛浪速为“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

而川岛浪速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日本的间谍，他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促成“满蒙独立”，他知道善耆是一个重要棋子，所以也称他为“非凡之人”。

如何显示兄弟间的亲善之情？善耆决定，将自己年幼的女儿爱新觉罗·显玗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为养女。

显玗的哥哥，当年11岁的爱新觉罗·宪立后来回忆起6岁的妹妹当年离家时的情况：

“她去二楼父亲的房间辞行时，身穿中国衣服，头发上系着一个白色丝带，哭着说：‘我不愿意去日本。’母亲一再地哄着说：‘好孩子不要哭’。”

宪立回忆：“我至今还不能忘记生母在那一天的痛苦样子。”

自那时起，6岁的显玗改了名字，开始叫那个后来被人所熟知的名字：川岛芳子。

但川岛浪速，并没有只是把川岛芳子当做一个养女。

1912年，六岁的显玗更名为川岛芳子后，随川岛浪速前往日本，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

川岛浪速完全是按照一个间谍的方式培养自己这个养女的。在日本，川岛芳子学习的是开枪、射箭、骑马，并接受军事、政治、情报等各方面训练。加上川岛浪速家里本身就是一个日本法西斯主义聚集的沙龙，所以川岛芳子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

对政治的高度热情，甚至表现在了川岛芳子的恋爱中。

1924年，已经18岁的川岛芳子亭亭玉立，身边已经有了不少追求者，其中她比较倾心的，是一个叫岩田爱之助的男子。

岩田爱之助是典型的日本极右翼，他主张日本应该立即发兵占领中国东北，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振兴大东亚”。川岛芳子和岩田爱之助在一起时，两人之间的谈话很少有风花雪月，而是往往以政治为话题的。

但这时，川岛芳子身边闯入了一位奇怪的追求者——养父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曾对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父亲肃亲王是位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仁勇兼备。”他希望宪立同意他娶川岛芳子为妾。

但当时已经59岁的川岛浪速采取的追求手段，近乎无耻——他直接强暴了川岛芳子。

那一夜之后，川岛芳子写下了日记：

“大正13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

第二天，川岛芳子头梳日本式发髻，身穿底摆带花和服，拍了张少女诀别照，然后就剪了个男式分头，决定与女性身份彻底“诀别”。

但是还有爱人岩田爱之助呢？

也就是在那一年，岩田爱之助决定向川岛芳子求婚。

但岩田爱之助发现，川岛芳子的情绪忽然变得非常暴躁，甚至多次表示：“我不想活了，我应该了此一生。”

一开始还宽慰芳子的岩田，最后也恼了，把一把上膛的手枪放到了川岛芳子面前，示意她若真想死，就去死。

川岛芳子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枪，对着自己胸膛就扣动了扳机，惊得一旁的岩田目瞪口呆。好在子弹只是穿过了川岛芳子的左肋，并没有致命。

自杀未遂后，川岛芳子没有选择沉默，把养父奸污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全家人。

但是，她没有得到自己期待的结果。

彼时，肃亲王已经去世，川岛芳子的两个兄弟，爱新觉罗·宪开和爱新觉罗·宪东也寄养在川岛速浪家，所以芳子只能写信给国内她最信任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

宪立的回信是这样的：

“现在决不能和川岛浪速公开决裂，希望妹妹一定鼓起勇气生活下去。川岛浪速会做适当反省，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

所谓的“解决”，就是川岛浪速把芳子送到了鹿儿岛休养，两人暂时分离。

在鹿儿岛呆了3年之后，21岁的川岛芳子断然拒绝了川岛浪速请求她回到身边的要求，只身来到了中国。

她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恢复故国。

川岛芳子原先指望的，是一场政治婚姻。

1927年，21岁的川岛芳子和蒙古独立势力首领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在旅顺结婚，但这是一段并没有太大意义的婚姻。三年之后，川岛芳子就不辞而别了。

事实上，川岛芳子早就认识到了蒙古独立势力难成大气候，她当时看上的，是日本关东军。

要得到日本关东军的赏识，是要有投名状的。

川岛芳子瞄准了一个牛气冲天的大人物——张作霖。

川岛芳子的父亲肃亲王善耆，当时是和蒙古独立势力巴布扎布结成“独立”同盟的，但是张作霖是最大的绊脚石 ，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1916年林西一战，巴布扎布毙命，肃亲王的“满蒙独立”梦想破灭，一蹶不振，六年后死去。

所以，川岛芳子其实是非常恨张作霖的。

恰巧因为张作霖一直对日本要求的权益出尔反尔 （延伸阅读： 《双面张作霖》 ） ，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忌恨，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一批人，一直在密谋暗杀张作霖。

川岛芳子找到了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

首先，川岛芳子有一个前清格格的身份，其次，据说她在与蒙古人结婚前，曾是张学良偏房的候选，所以她能相对隐蔽地打入当时奉军的内部。

在试图约见张学良失败之后，川岛芳子用自己的手腕，轻松征服了张学良身边一个郑姓副官，将张作霖退回关外的列车时刻表搞到了手。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归西，川岛芳子从此进入日本关东军的视线。

崭露头角的川岛芳子，之后做了三件更加让日本人刮目相看的事。

第一件，是通过各种手段，摸清了张学良手下东北军的所有家底。正因为川岛芳子的情报，所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其实心里是有点底气的。

第二件，是在日本关东军偷偷把溥仪从天津送到满洲后，川岛芳子想尽办法，把溥仪的“皇后”婉容装在棺材里，也偷偷运出了天津，促成了所谓的“帝后团圆”，为伪满洲国建立出了大力。

第三件，就是本文一开头叙述的故事，她与田中隆吉一手策划了“日本僧人案件”，引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川岛芳子得到了她期待的嘉奖——在新京 （长春） 被任命为满洲国女官长。第二年，川岛芳子正式被任命为“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 （那时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金璧辉”） ，安国军则被宣传为“由满洲公主带领的满洲国义勇军。”

当时26岁的川岛芳子，被日本人称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梦想中的“满洲独立”终于实现了，但川岛芳子却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伪满洲国建立后的两年时间里，川岛芳子似乎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她期待中的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而是一个日本势力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川岛芳子开始对日本方面不满起来，甚至公开批评日本的“大陆政策”。有证据显示，当时的川岛芳子，利用个人的权力释放了一些被逮捕的中国人。

日军对此非常警觉，立刻把她送回了日本，监视居住。

当时28岁的川岛芳子，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另一种生活，可能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

但是，她没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川岛芳子立刻又回到了中国的天津，开了一家饭店，那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兴楼”。

川岛芳子生日那天，在“东兴楼”大摆筵席，遍请在京朝野名流，其中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官翼贤、原奉军实力派邢士廉、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等等。宴会开始不久，川岛芳子就让人抬来一块匾额，上面刻着：

“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

全场震慑。

多田骏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和川岛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多田骏的“照顾”下，川岛芳子的这家“东兴楼”成了当时日军在中国的一大“情报集散地”。

川岛芳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交际手腕，在这里接触各路三教九流，套取各路情报，甚至还搭上过孙中山之子孙科，得到了不少国民党内部的消息。至于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头子戴笠也和川岛芳子建立过联系，并且保持沟通，商谈“中日和谈”的可能。

如果说之前川岛芳子的奋斗理想，是为了“复国”的话，那么之后她的行为目的，却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后面的大量资料来看，川岛芳子做很多事的动力，是为了“立功”，是为了让日本军部更重视自己。

为了立功，她还曾偷看了多田骏办公桌上的高度机密文件，获悉了日本当时有意和国民党政府“和谈”的意向。为此，她还直接上书当时已经上台掌权的东条英机，表示自己熟悉国民党各个派系，可以立功。

为了这件事，东条英机差点派人把川岛芳子给杀了——他怀疑川岛芳子是不是已经做了重庆方面的间谍。

但即便被日本军部怀疑甚至关押 （曾被东条英机关了半年） ，川岛芳子始终没有放弃过在中国的谍报生涯，不知是觥筹交错的社交生活对她有吸引力，还是惊险刺激的间谍生涯让她有成就感。

但是，欠的帐，总是要还的。

1945年，战争结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1945年10月，川岛芳子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自己的家里，被军统特工逮捕，并以汉奸罪提起公诉。

1947年10月8日，北平高等法院对川岛芳子进行第一次公审，因为听说要公审“东方女魔”，法院涌进3000多人，玻璃窗都被挤碎，第一次公审被迫延期。

当时能决定川岛芳子生死的，是一个国籍问题。

以川岛芳子在战争期间的身份，既不可能直接屠杀平民，又不可能参与日本军部的方针决策。这就意味着——

如果她是中国人，那么法庭就可以以“汉奸罪”起诉，但如果她是日本人，根据当时的审判案例，除了高级司令官和直接屠杀平民的日本军官要获刑外，其他的日本军人和侨民都被释放回国。

此前川岛芳子的好友李香兰 （本名山口淑子） ，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遣返回国。换句话说，只要川岛芳子能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同样可以脱罪。

可笑又有点可悲的是，为日本殚精竭虑效力了那么多年的川岛芳子，居然没有日本国籍。

更可悲的是，除了她的亲密好友外，也没人愿意为她张罗这件事。

川岛芳子的一封求助信，曾寄到了她的养父川岛浪速手里，在信里，川岛芳子请求养父为她修改生日，并伪造日本户籍。

当年要娶自己养女为妾的那位川岛浪速，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写了一封信给川岛芳子的辩护律师，说川岛芳子是日本籍，但她的户籍证明弄丢了。后来有人推测，他怕引火上身，自己也被宣判为战犯。

在狱中，川岛芳子曾给自己的秘书小方八郎写过一封长信，里面提到：

“宣判死刑那天，我还吃了两大碗面！难友们都同情我而流了眼泪。我觉得欢乐应该大家共享，悲哀却不愿大家分受。”

1948年3月25日清晨，川岛芳子在写完遗书后，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终年41岁。

写川岛芳子的时候，忽然想起以前写的另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和那篇文章里的“东京玫瑰”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一生，显然要更“波澜壮阔”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两者却又有相似之处——作为女性，被抛入了残酷的时代洪流之中。

与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命运似乎更让人感慨一些：童年时被送走，少女时被奸污，恢复故国的梦想破灭，临死时发现自己所效力的国家，根本没给自己国籍……

但作为一个个体，川岛芳子或许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放到她置身的那个时代以及她自己最终做出的选择， 她的结局其实也是咎由自取，罪名也是盖棺定论。

曾有一个说法，说川岛芳子临刑前重金收买了另一个患绝症的女人，施行了“调包计”。川岛芳子化名“方姥”，在长春郊外隐居，到1978年才病故。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现在的那些证据其实疑点重重） ，这只能又是大家对“东方女魔”的一种想象吧。

但我写到后面，脑海里浮现的却不是“女魔”形象，而是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一个男性：慕容复。

翩翩美公子，偏偏被家族安上了一个“复国”的使命，殚精竭虑，忍辱负重，最终却精神失常，发了疯。

川岛芳子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刹那，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

戴笠当时最喜欢的女影星是胡蝶，不过他还有个最崇拜的偶像，就是蒋中正。

和蒋中正第一次见面是个意外。

当时，戴笠还是个一穷二白的无名小卒，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证券交易所里能遇到有钱有势的人，所以他常常在那里流连。

还别说，他还真在那里结识了同是江山人的戴季陶，并且经戴季陶介绍，认识了蒋中正。

1926年，戴笠得知蒋中正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于是马上赶到了广州，并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做了蒋校长的学生。

为了能接近蒋中正，戴笠一方面非常留心他的爱好和经历，另一方面还请戴季陶特意给蒋中正递话，请蒋中正对他多多培养。

所以，当戴笠觉得时机成熟后，他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了蒋中正，并且在见到蒋中正的那一刻，突然跪地对蒋中正行了个大礼，表示要永远追随蒋中正。

虽然，戴笠的举动太浮夸，但蒋中正却很受用。所以当他得知戴笠不仅是黄埔军校学生，且还是戴季陶的“亲戚”时，自然对他和蔼了许多，并且准备给他一个机会。

蒋中正的机会就是让戴笠成为他在黄埔军校的眼耳，替他去监视那些国民党中对他不满的人。

戴笠虽然知道这是让他做奸细，但他为了出人头地，也顾不得讲什么节操。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观察着师生们的一言一行。将那些于蒋中正不利的言行牢牢记在心中，再于夜深人静时，将其写在纸上，悄悄转交给蒋中正的副官，再由副官呈给蒋中正。

对于戴笠的忠心，蒋中正非常满意，于是在戴笠毕业后，蒋中正便破格提拔他为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上尉参谋，并让他主持上海情报联络小组的工作。

（戴笠）

戴笠何等聪明，他不光唯蒋中正马首是瞻，而且他为了维护蒋中正的权威而建立了第一个特务组织通讯小组。这让蒋中正对他愈发器重，同时也让蒋中正意识到想要加强集权统治，必须建设和强化特务组织。所以在他的授意下，戴笠在南京秘密建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并担任特务处处长，自此，戴笠平步青云。

戴笠的特务队伍壮大得很快，一方面他们负责搜集情报，另一方面凡是对蒋中正不利的，都会遭到他们的迫害、威胁甚至暗杀。

特别是西安事变，蒋中正被杨虎诚和张学良软禁后，戴笠更是不顾何应钦等人阻挠，亲自前往西安营救蒋中正。尽管有惊无险，但是这一举动颇让蒋中正感动，自然戴笠在蒋中正心目中的地位更是无人可比。

所以在回到南京后，蒋中正便把特务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而已经有“中国盖世太保”之称的戴笠则被任命为副局长。

1941年，对于戴笠来说，这应该是他的幸运年，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一年，戴笠的情报机构提前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于是他把该情报上报给了蒋中正，并在蒋中正的授意下，告诉了美国政府。

谁知，美国政府根本看不上中国的情报系统，认为这是蒋中正想要把他们拉下水的阴谋，所以没有理睬。结果当日军的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时，他们这才后悔没有重视国民政府给予的情报。

于是，在这件事情发生后，美国总统不仅亲自接见了戴笠，还和国民政府联合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而戴笠则担任主任一职。

此时的戴笠可谓走上了人生巅峰时刻，一时权势显赫，风光无比。

让戴笠更为高兴的是，他此时不光事业有成，而且情场也十分得意，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日军在偷袭了珍珠港后，立刻对东南亚及香港发动了战争。

香港本来是英属殖民地，岛上并没有多少驻军，所以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香港。为了掩饰他们丑恶的嘴脸，他们在香港极力宣扬“中日亲善”，并极力拉拢在香港的艺术人士，这其中就包括了名声在外的**演员胡蝶。

（香港沦陷）

当时，日本人几次闯到胡蝶的住所，先是动员她拍**，在遭到拒绝后，又邀请她到东京作客，想利用她的名气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宣传片。

对于日本人的殷勤，胡蝶也明白，她如果答应了就会成为被人戳脊梁骨的文化汉奸。如果不答应，日本人势必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她便在丈夫潘有声的帮助下，逃回了内地。

然而，让胡蝶没想到的是，她虽然安全地回到了内地，但她托人带回来的30只多只装了不菲财物的箱子却在东江的时候被人打劫了。

要知道，那些箱子里不光装了不少名贵的服装和首饰，而且还有胡蝶那些年拍**获得的奖品和各种纪念品，可以说那里面装着的都是她视为生命的珍藏之物。

所以，当消息传来后，胡蝶因为承受不住遗失心爱之物的打击，居然大病了一场。随后，胡蝶便托关系求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希望能通过他黑道上的关系，找回那些箱子。

其实，胡蝶在香港的时候，杜月笙也在香港，香港沦陷后，他又应蒋中正的要求搬到了重庆，只是经过这几番折腾，他的影响力固然还在，但是要他利用黑道上的关系帮助胡蝶找回那些箱子，也并不容易。

杜月笙想到此时的戴笠在各地都设有情报机构，特务更是发展壮大到了20多万人，因此他干脆把胡蝶之托转给了戴笠。

一直把胡蝶当镜中花，水中月欣赏的戴笠自然一口应承了下来，并且还热心地为胡蝶夫妇安排了飞机，把他们接到了重庆。

其实，此时的戴笠身边有个情妇叫余淑衡。

余淑衡不仅年轻漂亮，还是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

好色的戴笠在见到余淑衡后，自然对她产生了占有欲，所以想方设法把她留在身边做了自己的女秘书。

此后，戴笠对余淑衡是百般殷勤，甚至在两人同居后，还把余淑衡的父母接到了重庆同住，且对她的父母孝顺有加。所以余淑衡对戴笠还算满意，只是有一桩，她想出国留学，但戴笠迟迟不同意。

现在，戴笠心目中的女神来了，且他有机会接近女神，为了创造条件，他迅速给余淑衡办好了留学手续，并且还把余淑衡送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余淑衡走后，戴笠马上去拜访了胡蝶，好一番嘘寒问暖后，又拍着胸脯表示，他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胡蝶找回财物。

（胡蝶与潘有声）

胡蝶当然知道戴笠的能力，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了戴笠身上，对戴笠的招待更是殷勤。

戴笠经过暗中调查，还真在一家当铺里发现了胡蝶的一枚价值5千元的钻戒，所以他赶紧命人买了回来，并亲手交给了胡蝶。可惜，当时正是战乱时期，戴笠好不容易发现的线索随着战乱也中断了。

为了能博美人一笑，戴笠马上按胡蝶开出的清单，派人到国外买得大部分财物后，亲自送给胡蝶，并对她说，这是追回来的大半财物。

胡蝶虽然知道戴笠送来的财物不是她遗失的物品，但她看到这些财物的价值比她丢失的那些要高得多，所以她也就“糊糊涂涂”地收了下来。

此后，戴笠为了讨胡蝶的欢心，常常陪她散心、跳舞、看戏等。为了能长期和胡蝶相处，戴笠又帮潘有声搞到了一张花钱都不容易搞到的专员委任状和一份滇缅公路特别通行证，让他去云南做发财生意。

潘有声走后，戴笠便把胡蝶接到了歌乐山的别墅里，从此过上了金屋藏娇的幸福生活。

抗战胜利后，戴笠不仅被晋升为中将，而且还被蒋中正任命为了军统局局长，但是戴笠敏锐地察觉到，随着他的势力越来越大，蒋中正已经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

戴笠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所以他内心的焦虑和担心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除此外，他还担心随着权势的消失，好不容易靠手段得来的胡蝶也会真如蝴蝶一样，离他而去。

1946年1月，戴笠在带着胡蝶回到上海后，便用手段迫使潘有声与胡蝶离了婚，随后他向胡蝶提出了结婚的请求，他郑重地对胡蝶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你是我的惟一，其他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我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你正式结婚。”

对于戴笠的求婚，胡蝶似乎没有拒绝的可能。尽管戴笠巴不得马上举行婚礼，但由于胡蝶坚持要做一些结婚的准备，所以他们最终把婚礼的日期定在了3月底。

然而就在婚期将近时，戴笠却因飞机失事而死。至于准备做新娘的胡蝶则在他去世不久，又回到了前夫潘有声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