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矛盾引发的北伐战争

由湖南唐、赵矛盾引发的北伐战争

当时全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也是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北洋军阀因为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而日益趋于衰弱；吴、张两大军阀虽然联合起来，但是矛盾重重无法解决，因此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而分别盘踞长江上、下游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又因联奉、反奉问题貌合神离，他们不可能集中力量来对付南方；北伐的第一对象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脆弱的一环，而且受到国民军的牵制，已经处于南北两面受敌的状态中；加以湖南内部起了分化，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些情况，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不但有其必要性，而且一定能够迅速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湘南内部分化起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末春初之间。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任期本应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届满，但是省宪法经过修改后，省长得连选连任，可以看出赵在任满后并无下台之意。湖南内部军政财政向不统一；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兼任湘西善后督办，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兼任湘南善后督办，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国内之国”，省政府无权过问。此时赵想改变这一尾大不掉的形势，派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兼任财政厅长，又派唐生智兼任点验枪支委员会委员长，准备大举“裁兵理财”，把多年来不能统一的财权兵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措施引起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的深刻矛盾。随后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叶琪忽以回桂省亲为名，秘密参加了梧州会议，会后又到了广州。叶琪是广西人，与桂系军人李宗仁、黄绍竑有葭莩之亲，又与唐生智为保定军校老同学，他此行是代表唐与广州革命军进行联系的。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长沙便满城风雨地传说湖南政局将有变动，赵恒惕的当权时期不会太久了。

一九二六年春天，赵采纳了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的建议，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所谓禳灾祈福的金光明法会，一时妖气冲天，怪状百出。就在上一年冬天，唐在衡阳请“顾和尚”主办过一次金光明法会，全师官兵二万余人一律受戒为佛教徒。由于长沙又有同样佛会发生，当时便有“佛门斗法”、具有政治背景的传言。

接下去，长沙又传唐军已从郴永一带调回衡州，并在衡山设立防线，炮口指向长沙。唐的父亲实业司长唐承绪忽然尽室而行，第四师驻省人员也都纷纷撤走。在日益严重的局势下，赵先后派张雄舆、钟才宏、贺耀祖到衡州，表示本人决无竞选下届省长之意，希望唐以合“法”手续继任省长，唐也表示绝无当省长的野心，请赵到衡州检阅他的军队。正当其时，叶琪来到长沙，建议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原来，“省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省长任期未满而因故离职时，得委托省务院长代行其职权，而省务院长系由省务员兼任，各司司长均为当然省务员，内务司长则为首席省务员。至此，赵只能在提前下台或者发动内战的两途之中选择其一。

当时赵所视为可靠的第三师远在辰州。赵认为：如果发动内战，不但远水难救近火，而且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局势。因此，三月八日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并代行省长职权，派张雄舆携带任命状到衡州迎唐来省就职，并于十二日向省议会提出辞职咨文。从九日到十一日，长沙市民在***领导下举行了反抗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大会，表示了欢迎革命和彻底改造湘局的决心。在人民的巨大威力下，十二日赵仓皇登轮出走。

此时第三师驻省司令部已经移往岳州，师长叶开鑫称病请假，派张雄舆代行职务。赵走后，叶与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铏等都有电报表示拥唐。唐于十六日到长沙，并不宣布就职，主张迎赵回来复职，并电邀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湘局的各项问题。

二十五日，唐在各方敦促下接任了代理省长，即晚举行军事会议，当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扣留了参加会议的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代理师长张雄舆、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刘重威五人，所宣布的理由是说这些跋扈军人历年以来把持民、财各政，“使赵前省长不能行其志”，因此必须暂时予以看管，以促进湘政的统一。同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三师第十一旅旅长蒋锄欧的职务，派第一师师长贺耀祖兼任湘西善后督办；取消第二、第三两师番号，所辖各旅改由省长直接统率；又派骑兵旅旅长何键到湘阴、汨罗江一带设防。

事件发生后，已由辰州移驻岳州的蒋锄欧旅退往鄂境羊楼司。二十六日，湘鄂路火车不通。二十七日，何旅进驻岳州。

湖南政局的突然变化，对吴佩孚说来是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以前赵恒惕在湖南悬挂“自治”的旗帜，虽然不合他的口味，但是无形之中他却可以利用湖南阻挡革命势力向北进展。现在他不能高枕无忧了。因此，他立刻调兵遣将，派卢金山、王都庆、宋大霈、刘跃龙、陆澐、孙建业、余荫森各部增防鄂南，并派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主持对湘防务。

由于北伐军一时还不能出发到湖南，而北军可以朝发夕至，所以唐生智一面派刘文岛为驻粤代表与广东革命政府保持联系，一面派欧阳任到汉口表示继续维持“省宪”，以缓和湘、鄂两省的紧张局势。此时吴尚未启程北上，四月一日，他接见欧阳任的时候，在纸上振笔疾书写了一个“兵”字，又在上下两端各写“北”“南”两个字，再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北”字说道，“我本来打算对北用兵”，又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南”字说道，“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他对唐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二）通电宣布“讨赤”；（三）与叶开鑫恢复感情。

四月三日，唐军何旅由岳州撤回汨罗江南岸，吴命前岳阳镇守使邹序彬回驻岳州。但是其余两个条件都是唐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吴派代表谭道南到长沙，威胁唐接受他的命令宣布“讨赤”，或者率部回驻湘南，同时让叶军回驻湘西，恢复赵恒惕离湘以前的状态，长沙、岳州则划为不驻兵区。唐开始还随口敷衍，承认维持“省宪”，保境息民，决不侵犯邻省。后来谈到火气发作，他就粗声暴气地说道：“吴子玉不要小视湖南，他有陆军海军，可以分为三路五路进攻长沙，我却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直取武汉！”说着，他倏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来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说：“或者十四省大帅的金字招牌被砸得稀巴烂，或者这件东西（手枪）解决了我！”至此谈判完全破裂了。

湖南政局变化后，长沙国共两党的机构已由秘密转为公开，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打倒军阀的呼声响遍岳云湘水之间。广东革命政府派第四军旅长陈铭枢、桂军参谋长白崇禧到湖南，催促唐出兵讨伐吴佩孚，担保二、六两军不入湖南[6]。白、陈二人出席长沙群众大会时，公开喊出了“国民革命”“打倒吴佩孚”等口号。在这一形势下，吴佩孚下了起兵驱唐的决心。吴并不欢迎赵政权复辟，因为赵所坚持的“自治”对于吴的“南征”计划也是一种阻力，于是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并拟任为湖南省长），希望贺、叶两人合作驱唐，废除“省宪”，把湖南完全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四月十九日，叶军开回岳州，二十一日，叶通电就任湘军总司令，于是作为北伐战争序幕的湖南内战爆发了。

吴的计划是用湖南人打湖南人，而以北军监视其后。此外，他还电令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出兵

三旅，配合陈炯明旧部粤军谢文炳等扰乱湘东，又令桂军沈鸿英、韩彩凤等残部扰乱唐军后方永州。

叶军方面，只有一旅（蒋旅）开到汨罗与唐军隔江对峙，其在湘西的五、六两旅，则由第六旅旅长邹鹏振率领，进攻新化、宝庆。根据当时的形势，主要战线在于由辰州、溆浦到新化、宝庆的一路，而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的左右袒也是决定双方胜败的重要因素。

四月二十七日，唐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为湘军总指挥，令其出兵讨伐叶军。贺的防地在常德，与在澧州的第二师成为犄角之势。二十八日，第二师将唐派往统率该师的叶琪逐走，改推贺的亲家唐巘摄行师长职权，并宣布与第一师采取一致行动，因此贺的地位大为增强。他对唐的操切用事和叶的投附北方都大不以为然，对吴、唐两人的任命都不肯接受。四月三十日，他发表通电劝叶、唐两人停止军事行动，各军恢复赵离湘以前的原有防地，北军停止前进，湘事由湘人自决。这种中立态度对唐当然是不利的。

四月二十八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第二师也由澧州向常德、桃源移动。这一形势使唐军陷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因此唐发表俭电（二十八日）称：“生智受事以来，规随炎公（赵），虽备经事齐事楚之难，极受颐指气使之辱，为大局计，亦皆容忍之。至于今日，湖南未尝树一主义，生智未尝引一外援。乃叛将叶开鑫由鄂窜回，乘虚入岳，万一省宪破坏，引起南北纠纷，谁为戎首，不得不诉诸舆论。”五月一日唐军退出长沙，二日叶军进入长沙。

当时的局势摆得非常清楚，唐、叶之战不是湖南局部问题，而是北伐军与北洋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奏”。湖南人民是热烈欢迎北伐军迅速进入湖南，把湖南从军阀割据的痛苦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进一步继续完成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但是湖南上层人士为了保持阶级利益，却抱有和平苟安的心理，幻想恢复赵恒惕下台前“湖南不卷入南北旋涡”的局势。因此，唐军退出后，长沙各团体（工人、学生团体除外）发起了迎赵复职的运动（三日），省议会发出了迎赵回湘的鱼电（六日）。一、二两师和湘西统领陈渠珍于十三日通电组织“护湘军”，公推赵为“护湘军”总司令，叶开鑫为副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陈渠珍为边防总指挥，赵未回湘以前，推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由此可见，一、二两师在对唐的问题上与叶开鑫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又反对勾引北兵入湘，因此他们是唐、叶以外的另一面旗帜，贺耀祖也拒绝叶的邀请，不到长沙。

吴佩孚本来是反对湖南继续保持“自治”状态的，由于湘军一、二、三师不能团结合作，便又打算加赵一个“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头衔，迎接他回湘主持讨唐军事，并且准备下一步叫他带兵进攻两广。孙传芳却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向吴建议，对于湖南法律问题（即自治问题），暂时可以存而不论，先迎接赵回来统一湘军指挥，“否则湘局瓦解，长江亦难安枕”。最后吴同意了孙的意见。

根据当时唐、叶两军的形势来看，唐军虽然保存实力放弃了长沙、湘潭，但是叶军蒋锄欧旅由正面进攻衡山、衡州，鄂南北军余荫松旅进驻株洲、易俗河，江西派来的唐福山师进驻醴陵、攸县，特别是邹鹏振统率大部叶军攻占了宝庆、衡州之间的洪罗庙，衡州已处于半月形的包围之中。如果一、二两师和北军一齐投入战斗，在数量上就将远远超过唐军，衡州就有被攻下的可能。如果衡州守不住，叶军、北军直趋郴州逼近广东，闽、赣两省北军同时发动，将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一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有迅速援助唐军反攻长沙和提前出师北伐的必要，因此派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新升师长）、第十一师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等部集中韶关向郴州出发，桂军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桂林向永州出发，并于五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

北伐军尚未到达前，湘南久雨不停，正面战争阻于大水无法进行，从五月上旬到中旬，唐、叶两军仅在宝庆、湘乡之间进行了拉锯战。唐军将领何键曾经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于是叶、唐同时下野，赵恒惕复任湖南省长的空气弥漫一时。事实上这是唐军的缓兵之计，湖南问题已经成为南北问题，成为南方革命力量和北方反革命势力决战的导火线，不可能有调和妥协之余地。而在同一时期，反革命势力正处在加深腐烂和加速灭亡的过程中。所谓“援湘”北军不肯开赴前方作战，仅负警戒后方之责，显然具有“黄雀在后”的野心。

叶军高级军官大多留在长沙“及时行乐”，而军饷积欠不发，引起了兵士的反抗心理和厌战情绪。特别是叶开鑫勾引北军入湘以及北军在所驻地区内敲诈勒索、抓夫派饷的暴虐行为，引起了湘东、湘北一带人民的深恶痛绝。根据这些情况，不待两军决战就可以看出战争胜败的前途。七月上旬两广北伐军到达湘境后，唐军分为三路反攻湘乡、宁乡、湘潭，沿途农民配合作战，北军不战而退，叶军也就无心恋战，七月九日唐军占领湘潭，十日占领长沙，叶军第十四旅旅长刘雪轩就擒被杀。十四日唐到长沙后，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从此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终，一个新的革命高涨的时期开始了。

西安城墙以北，有一道「 ”玉祥门”，这道门记载着军阀混战时期，有个将军救了全城百姓性命的故事。那么，是谁救了全城百姓呢？ （玉祥门） 话说军阀混战，就要提到一个叫刘镇华的军阀。他早期巧取豪夺，投机钻营，先后担任过陕西督军、省长等重职。他在任时，曾对蓝田、镇安、山阳等地的百姓大肆屠戮，就连幼童也未能幸免。除此外，他还指使手下多次把陕西一带的妇女掠捕后，以船载至河南一带贩卖。为了满足贪欲，他还大开烟禁，逼迫百姓种植鸦片。各种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之事，更是层出不穷。 刘镇华的暴行最终激起民愤，最终，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革命军把他打败，撵出西安城。 刘镇华战败后，不得不率领残部投到阎锡山的麾下。 1925年，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计划攻打北方的国民革命军。 刘镇华得知直奉两军将联合对抗国民革命军的消息后，大为兴奋，便通过阎锡山结识了吴佩孚。很快，刘镇华取得吴佩孚的信任，被委任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 刘镇华知道这是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他以「 ”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为口号，四处招募镇嵩军旧部、土匪、大刀会等流氓地痞。随后他分发武器，将这些人编为8个师，再次恢复了「 ”镇嵩军”的旗号。 （《白鹿原》中的刘镇华） 在刘镇华的指挥下，镇嵩军一路配合直奉军阀作战。由于队伍中多是刀客、土匪之类的凶狠之徒，所以在陕州、灵宝等地都数战数胜。这样，刘镇华不免斗志昂扬，一心想取得西安，重回旧日土皇帝的好时光。 当时，在西安城里驻扎着一支不到4000人的国民革命军。统领这支国民革命军的，是陕西军务督办、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城内的国民军毫无斗志。一些城中绅吏也暗中联合刘镇华，准备投降献城。 正因如此，刘镇华有些轻敌。他抵达西安外时，并没有马上向国民军发起战斗。而是将西安城团团围住，等着国民军举旗投降，迎接他进城。 就在此时，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得到消息，趁刘镇华守备不严，率主力部队进入西安城。一场保卫西安的艰苦战斗，自此打响。 杨虎城进城后，李虎臣如虎添翼，国民革命军好几次击退了玩命攻城的镇嵩军。 刘镇华见攻城不易，便改为只围不攻的策略，企图把城中的国民军围困至死。 （冯玉祥旧照） 8个月后，城中缺粮少米，弹尽炮绝。大家只能掘草根，食树皮果腹。和镇嵩军的作战，也改为白刃战。再加上阴雨绵绵，寒意袭人，城中许多人抵挡不住饥饿和寒冷，病饿死者不计其数。 但是，城中军民依然同仇敌忾，誓死与刘镇华对抗到底。 就在这危难之时，远在苏联学习的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号召，马不停蹄赶回国内。在绥远五原县，他收编了打败的国民军残部，并在此誓师，打出「 ”进军西北，解围西安”的口号。 随后，冯玉祥率兵出师甘陕，向刘镇华发起了总攻。 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城内的守军士气大涨。和冯玉祥的军队前后夹击，对刘镇华发起了顽强的攻势。 经过40多天的苦战，损失惨重的刘镇华，眼看大势已去，在镇嵩军不断的溃退下，只得夹起尾巴逃走了。 西安解围后，被困已久的军民喜极而泣，对冯玉祥感激不尽。他们在西安城墙以北处，新凿了一处城门，并将城门命名为「 ”玉祥门”，以此来纪念冯玉祥解围西安城的丰功伟绩。 （参考史料：《民国河南军阀混战历史：镇嵩军传奇》《西安围城记》）

在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之前，总会对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印象，提起军阀这个词，可能大家都会感觉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职位。毕竟在那个时候，可是有好几个人担任着军阀的职务，却做着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才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也说了，每件事情都会有两面性，也并不是所有的军阀都是坏人，吴佩孚就是比较特殊的那一个。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

历史上，吴佩孚隶属于直系军阀。曾一度官至直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气不输于同时期的诸多大军阀，战绩也很拿得出手。在其军事生涯前期，一战安湘、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人称其为常胜将军，不仅是一级上将，还是直系首领曹锟的第一战将和智囊。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一个有勇能谋的人，秀才出身的他，在军阀中是一股清流。不赌不嫖不抽，甚至连家产都没有，被后人视为一个很清廉的军阀。吴佩孚后来受到曹锟的赏识，清朝灭亡后，在军阀大战中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甚至一度统一半个中国。就连美国人都说吴佩孚是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一个军阀。

俗话说的好，羊毛自然还是要出在羊的身上，他们要想获得大量的钱财，肯定还是要从老百姓的身上下手。但是吴佩孚一生做官清廉，从来就不屑于从老百姓那里夺得东西，而且因为他从小受到的教育良好，他也很尊重于传统，更不会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同治十三年（1874年）4月22日，吴佩孚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光绪五年（1879年）入私塾读书。次年被父亲送到私塾就读，置身喧闹中仍静心背诵功课，格外受先生器重。光绪九年（1883年）开篇做文章。光绪十二年（1886年）念完四书五经。光绪十六年（1890年）父亲因病去世，吴佩孚与母相依为命，家境渐寒，乃到蓬莱水师营当学兵。 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到登州府从宿儒李丕森学习，成绩平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吴佩孚高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由于掀反鸦片台指责男女同台演戏，吴佩孚被革去秀才功名，避祸外逃，冬天到北京，以写春联、卜卦为生。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春，吴佩孚得堂兄吴亮孚资助投天津武卫左军聂士诚部，在管带沈某处任戈什哈，受知于文案郭绪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吴佩孚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9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成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吴佩孚放弃进学堂继续学习的机会，投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旋升额外初等官。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曾任北洋军教官）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勋以资表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投奔清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以其才智和灵活，逐渐得到曹锟的赏识和重用，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29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曹锟第三镇假造兵变，吓走四位迎接袁世凯南下的专使，吴佩孚随同行动。9月改任中央陆军第三师（曹锟）第六旅（张鸿逵）炮兵第三团团长，驻南苑。民国三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21日，袁世凯下达“赐爵令”，曹锟被封为一等爵位。吴佩孚被曹锟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4日，吴佩孚向襄阳的黎天才靖国军进攻，24日黎天才、刘公战败自襄阳西走，25日吴佩孚进占襄阳，30日任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前敌总司令，进攻湖南。2月6日，曹锟自天津南下在湖北孝感设南征大本营，在汉口刘园成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署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率军入湘作战。3月27日占领长沙。但北京政府却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而曹锟只获得一块“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得了一块“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以资鼓励。并有消息说段祺瑞拟以徐树铮代替曹锟为直隶督军。湖南的胜利没让吴佩孚当湖南督军，反而要把已得的地盘、职位让出来。曹锟为此极其不满，4月4日电辞两湖宣抚使，请假“养疴”。吴佩孚以饷械供应不及也按兵不动。为分化直系，6月3日，段祺瑞授吴佩孚“孚威将军”称号，以拆曹锟的台。此次曹锟虽然主战，但不愿亲自出马。北京政府在6月20日特派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8月7日，吴佩孚在曹锟支持下致电江苏督军李纯，痛斥“武力统一”，指责安福国会。21日又致电冯国璋，要他颁发罢战令。与他相配合，曹锟则接连不断地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饷。28日，段祺瑞召集主战派密议对付曹、吴办法，决定催派奉系、皖系的军队前进，维持张敬尧的湘督地位。之后，吴佩孚连发停战通电，博得一片赞扬声。为壮大反段声势，9月26日，发表由吴佩孚起草，有南北双方将领签名的通电，要冯国璋颁发停战命令。

民国八年（1919年）秋冬之际，在曹锟串联下，直系的河北、江苏、湖北、江西四督和奉系的东三省结成反皖同盟。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首领。吴佩孚因打下的地盘被皖系张敬尧所夺，乃决定罢战主和，并与南军通款携手。是年11月28日，吴佩孚与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谭延闿等，在衡阳会议上组织所谓“救国同盟军”。民国九年（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思归为 由，要求撤防北归。以后又多次发电，措词也越来越激烈。段祺瑞为阻止吴佩孚军北撤，强行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其妻弟吴光新。吴佩孚通电反对。他不管北京政府批准与否，在3月上旬派人将700余名直军家属送回北方，并电请张敬尧来接收直军防地。5月25日，吴佩孚率军全部北撤，31日到达汉口。6月7日，吴佩孚到达郑州，将部队主力布置在京汉铁路沿线。13日，吴佩孚又电反皖的八省督军，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奉军为策应直军，也将部队零星开进关内。

民国十年（1921年）4月14日，河南成慎、孙会友在彰德起事反对赵倜，吴佩孚本来支持倒赵，但赵倜勾结张作霖，张作霖迫曹锟，吴不得已出兵，18日平定了彰德之事。4月27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广州选举总统。7月间，因湖北督军王占元只顾私囊，激起兵变，湖南、四川出兵征讨，29日湘鄂战事开始，湖北部队节节败退，王占元向吴佩孚请援，吴令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30日到达汉口，在刘家庙守侯不前，坐视王占元兵败。到民国十年（1921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扩军练兵，吴佩孚已拥有十余万兵力。同年北洋军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率大军南下平息两湖战争。此时吴佩孚的官职已与曹锟相当，势力日渐坐大。此间，直奉两派争夺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直系军阀先占直鲁豫地区、夺取了江苏、陕西地盘，后吴佩孚又夺得两湖，直系显然占有了中国的半壁河山。直皖战争后张作霖在关外的势力得到迅猛的发展。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2日，吴佩孚电北京索饷，梁士诒未能应。4月底至6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使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败北山海关外。 赫赫武功让吴佩孚声名鹊起。这个有着“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的直系军阀被当成“中国最强者”。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8日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民国十一年（1922年）10月10日晋授为陆军上将，16日吴佩孚电责王正廷迎合日意，接收鲁案延期。10月18日，徐树铮在福州通电依据其所着之“建国真诠”设官分职，并以制置府名义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北洋军队征讨屡败，吴佩孚令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配合其他部队击败徐树铮。11月18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私用众议院名义向黎元洪密告，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黎即手谕捕罗文干并转送地方检察厅拘押，20日吴佩孚电黎元洪，责逮捕罗文干之违法。11月23日，曹锟查知半年来内阁交通总长高恩洪拨交洛阳的军费超过保定的两倍有余，乃指使直系及其势力下的各省军阀、皖系军阀、洛阳系的一部分军阀，通电痛击财政总长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主彻底追究，借以打击吴佩孚，24日吴佩孚通电“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对罗案不再置喙”，30日电曹锟声明与王宠惠、罗文干素昧平生。12月9日曹锟六十一岁寿辰（阴历），国会议员纷赴保定，吴佩孚未到，派萧耀南为代表，直系诸将已离心离德。12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伊丹松雄到洛阳，愿助吴佩孚练兵，吴拒之。12月31日授为“孚威上将军”名号。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8日，萧耀南、张福来、孙传芳等直系将领承吴佩孚之意，劝告曹锟暂勿作总统运动。1月31日，吴佩孚召京汉铁路工人代表自郑州到洛阳，声明禁止开会。2月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大量军警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开始举行的大罢工，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著名“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揭露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和屠杀工人的罪行，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全国铁路工会筹备会、青年团中央也发出了通电和宣言，谴责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

民国十二年（1924年），吴佩孚处于其一生之中的巅峰时期。9月8日，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吴佩孚抵汉口，吴佩孚不肯入租界，萧耀南不愿其留鄂，1月3日登“决川”舰赴黄州。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1日，湖南唐生智驱逐赵恒惕，30日唐生智军已入岳州，叶开鑫退湖北境，吴佩孚派重兵警戒鄂南，4月19日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由湘鄂边境向岳州进攻（张其锽、蒋方震劝吴勿对湘用兵，不听）。

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晤，联合起来组建北京政府 。直奉联合攻下北京南口后，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双方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连连得胜。10月10日攻下武昌城。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二次北伐。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 民国十七年（1928年）初，吴佩孚逃至云雾山笠竹寺。5月邓锡侯部下师长罗泽洲包围笠竹寺，吴佩孚残部被缴械；12月21日四川再次爆发内战，杨森、罗泽洲、李家钰、黄隐联合进攻刘湘，31日吴佩孚自四川绥定通电声明与川乱无关。后因蒋介石的追逼，1931年5月22日在刘湘“保护”下出四川，年底到北平。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1日到北平定居，吴佩孚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安度晚年，唯与曹锟交情淡薄，他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江朝宗任副教统，暗地纠集北洋直系势力，乘时局动荡之际，借“抗日”为名妄图再起，此举受到蒋介石指责。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吴佩孚勿受日人利用，段祺瑞应蒋介石之请南下，吴佩孚仍滞留北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2日，吴佩孚和蒋介石在北平黄郛之宴会席上相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他坚决拒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入日本医院治疗。受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21日，国民政府于吴佩孚移灵之日，举办了吴佩孚将军追悼大会，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为吴佩孚举行国葬，葬于北平玉泉山，由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民国军政要员等近万人参加。

在北洋政府培养出来的一批军阀中，吴佩孚绝对是一个特例，他是当时少数的爱国将领之一。他作为军阀也没有其他军阀那样劣迹斑斑，可能他的黑点只有镇压工人运动这一点，但是不排除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将领，今天本文就来讲述一下吴佩孚和他的生平事迹吧。

一、家境贫寒，贵子终出头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他是同治年间生下来的。从小就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说明他的家庭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吴佩孚在光绪五年开始读书，在私塾中表现得非常优异。后来，直到光绪16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吴佩孚家道中落。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去当兵。

后来，到了光绪22年，吴佩孚高中秀才。而他这个时候参加科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事情，起码有种纪念意义，因为，再过几年，光绪帝就下诏取消了科举。但是好景不长，吴佩孚很快就被革去了秀才的功名。因为，他反对男女同台唱戏。后来，他又考入了开平的武备学堂步兵班，从此开始走上了他的军事生涯。

二、走上仕途，一路步步高

之后，吴佩孚又参加了日俄战争，在日本人的一方做事，他为日本人搜集情报，然而这次是和俄国战争，并不是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因此，他作为雇佣兵的身份去帮忙，也算是无可厚非的。

在此期间，有一次，吴佩孚不小心被俄国人抓住，俄方判处他死刑，而他在运送的路上搏命一把，跳车逃生，好在有惊无险，吴佩孚终于死里逃生。

战争之后，吴佩孚被升为上尉，后来又投奔了大军阀曹锟，吴佩孚深受曹锟的信任和赏识。民国之后，吴佩孚走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曹锟让他当了旅长，军衔是少将。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吴佩孚照片

就这样一步一步，吴佩孚最终当上了直系军阀的首领。他在洛阳办公，掌握着直系军阀最多的兵力，佣兵数10万。从此，吴佩孚的势力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当大家都纷纷看好吴佩孚的前途，认为他才能够一统天下之时。甚至，后来吴佩孚的照片还上了美国的《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了最新鲜的中国人。他的权势也在此时到达了顶峰，而此时才是1924年。

结果，好久不长，在1926年，北方就出现了乱子，而南方又有北伐军队和吴佩孚开始大战，终于，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合作之下失败，狼狈逃窜到四川去了。

三、最终结局，病虎被犬欺

后来，吴佩孚辗转到北平（北京）定居，此时的他，手底下已经没有军队了，他只能在北平做一个平头老百姓。他当时在家种花养鸟，过的日子非常悠闲。

直到日本人入侵中国后，这份宁静终被打破。而为了分裂中国，日本人搞出一个自治的伪政权，日本人找到吴佩孚，要他来当这个伪政权的总统，吴佩孚拒绝不受。终究，这让日本人是怀恨在心。后来，有一次，吴佩孚去牙科医院治病的时候，日本人派人伪装成牙医，将吴佩孚暗杀了。

事实上，吴佩孚最大的功劳，并不是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拒绝做汉奸，而是他在战乱之中保护了故宫（1923年，北洋政府嫌国会场地太小，计划改造紫禁城太和殿、保和殿和中和殿作为国会和日常办公场所，遭到吴佩孚的坚决反对，时值吴佩孚权势和影响力较大之时，因吴佩孚反对，北洋政府最终放弃了该计划）。

吴佩孚他认为，故宫是中国的奇迹，也是中国人民的瑰宝。因此，故宫在吴佩孚的手下，避免了被改造的命运，而故宫可以保存至今，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拜吴佩孚所赐。

1939年，北平。

彼时中日战火已经烧遍大江南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人自危，但位于北京南吉祥胡同的吴公馆，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气象。

自从1931年开始，吴公馆的门前，始终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而这座公馆的主人非是旁人，正是曾经的直系军阀头领——吴佩孚。

号称“玉帅”的吴佩孚，在北洋这一批登堂入室的大帅中，也算是一个另类。

彼时的北洋军阀，要么就是像段祺瑞、冯国璋这样出身行伍，要么就是像张作霖这样出身草莽，但唯有一个吴佩孚却是实打实的儒将。

这位北洋的“常胜将军”，曾经是中国最接近权力巅峰的人，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走下了神坛。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生在山东蓬莱县。

其父吴可成本是安香居杂货店的老板，虽然身为布衣，但吴可成对于国家大事却十分的关注，尤其对于当时晚清国家贫弱的局面十分的不满。

吴可成十分的推崇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于是便给儿子取名吴佩孚，字子玉，因为戚继光的字叫做佩玉，从中可见吴可成吴佩孚寄予了很大希望。

吴佩孚14岁那年，父亲吴可成因病离世，本来还算富裕的家境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而吴佩孚为了生计，也只好投身军旅，在水师学堂当学兵，一个月拿二两四钱银子的军饷贴补家用。

吴佩孚在水师学堂接受摸滚摔打、出操训练之余，到了晚上依然是黄卷青灯，苦读诗书，在22岁时参加科举，得中第八名秀才。

这样的一段经历，造就了吴佩孚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思想，这在他一生的行为活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腐朽之气、忠贞之气、豪迈之气聚于胸臆。

吴佩孚早年曾亲眼见到日本军舰肆虐中国沿海，深感国家贫弱带来的危害。那时候吴佩孚心里下定决心：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率兵统一旧河山，驱逐倭寇。

所以，吴佩孚才连年苦读，盼着可以投身仕途，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是考中秀才后，并未如他所愿做到一入龙门，然后飞黄腾达，反而因得罪了地方官绅，闹得在当地都没办生存，只好跑到北京，潦倒在小胡同口以摆算命摊子为生。

但是恰逢乱世，吴佩孚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穷书生，想要在北平讨生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某一日，吴佩孚正枯坐在摊子前，这时一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抬头一看，原来是来北京办货的堂兄吴亮孚 。

看着兄弟落魄的模样，吴亮孚心中也十分的难过，兄弟二人进了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酒后，吴亮孚说：“如今世道不宁，到处打仗，你以前在山东当过水师学堂的学兵，还不如投身军旅，也许能博个前程。”

听了堂兄的话之后，吴佩孚也感觉到，如今的自己似乎也只剩下这一条路可以走。兄弟分别后，吴佩孚马上动身，投入驻扎于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当兵。后又分别进入李鸿章创办的开平武备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开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就读。

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来到军营后的吴佩孚很快就展露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

1909年，吴佩孚跟随部队出关剿匪，在这个过程中，因奇谋过人屡立战功，吴佩孚得到北洋系大将曹锟的赏识，被提拔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 。

1916年，在“护国运动”中，曹锟奉命带第三师到赵州南与蔡锷的护国军作战，吴佩孚的第六旅作为先锋，在他的指挥下作战凶狠异常，屡立战功。

而吴佩孚本人更是两次在危急状况下救了曹锟的命。为了感谢吴佩孚的救命之恩，曹锟后来得势之后，将第三师师长的宝座交给吴佩孚。

1917年，段祺瑞上台后，准备武力统一南方，曹锟作为攻湘总司令，而吴佩孚则是第一路司令。

在南下作战的过程中，吴佩孚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先利用离间计分化湘粤桂联军，然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最后逼迫联军放弃岳阳 ，兵不血刃地拿下城池，随后连克长沙、衡阳，一时间声名鹊起。

此后，吴佩孚扶摇直上，逐渐地成为了直系军阀的领袖，风头之盛甚至盖过了段祺瑞和曹锟。

甚至在1924年9月，吴佩孚还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这也是《时代》杂志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

封面上的吴佩孚身着戎装、短发微须，两眼露出一丝强硬和冷酷。当时《时代》杂志给吴佩孚的注释是：吴将军，中国最强者。

彼时的吴佩孚正处于人生巅峰，但是任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的1926年8月，这个曾经的中国最强者就在汀泗桥和贺胜桥的血战中，拼光了嫡系家底，一败涂地。

历史就这样，将吴佩孚狠狠的赶下了舞台，无情且冷酷。

成王败寇，这样的故事翻开中国的历史，简直是数不胜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输了就要认！兵败后吴佩孚率领亲信向四川退去，到了四军督军杨森处，寻求庇护。

四川蜀地的山水之间，虽然是颐养千年的好出去，但是当时四川境内也是军阀林立，派系争斗不休。夹在其中的吴佩孚，生活得异常痛苦。

在四川的时候，吴佩孚重新审视了自己这几十年来的人生，曾经自己是何等的威风八面，但是短短两年之间，自己就从权利的最顶端，流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回想起往昔的岁月，吴佩孚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骓不逝，巫山 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吴佩孚壮心不死。毕竟接受现实，对于一个失败者来说，永远都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吴佩孚也不例外。

所以在四川的时候，吴佩孚也试图招兵买马，准备东山再起，但是现实却狠狠地抽了他的脸。他的计划一次次失败，而吴佩孚也一次次地失望。

就这样，吴佩孚在四川辗转数年之后，不得不在1931年从四川逃到了北平，学旁人做起了寓公。

做寓公是当时很多人下野之后的最好选择，甚至连末代皇帝溥仪在被赶出紫禁城后，也是在天津做起了寓公。远离是非争斗，平静地了此余生，不失为一种乐趣。

但是吴佩孚这寓公却与别人不同！

在北京的吴公馆，吴佩孚不仅带来了所有的家眷，而且带来了全套的幕僚机构八大处，即政务、参谋、秘书、交际、军法、军需、军医和副官八个处，外加庞大的卫队。

在当年的北平，吴佩孚什锦花园的卫队可谓是一道扎眼的奇景，他们佩戴的既不是“国军”的统一帽徽，更不是日后“华北治安军”的汉奸徽章，而是一体嵌着“孚威”两字的特殊徽章。

这两个字不仅是代表着吴佩孚曾经的尊严，也是他那种文人傲骨的气节。

吴佩孚刚刚来到北平的时候，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因父亲张作霖的原因，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请吴佩孚到家中做客。

按理来说，此时的张学良位高权重，而吴佩孚则只是一个下野的老军阀，但是吴佩孚一见到张学良直接当面质问：“奉天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 ？”

张学良一听脸色当时就变了：“我有中央命令。”

听到张学良这样说，吴佩孚也是不依不饶，继续说道：“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

看着张学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旁边的人连忙拉了拉吴佩孚的衣襟，毕竟现在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好歹得给主人留个面子，不然惹恼了张学良的话，恐怕在北平也就待不下去了。

但显然吴佩孚并不这么想，他一把甩开衣袖接着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也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

张学良听着吴佩孚的质问，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也只能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随后将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送给吴佩孚当寓所，并每月送他4000元。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身在其位，有其不抵抗的苦衷，但是在吴佩孚看来，这却是极为怯懦的行为。好在张学良也算是有气度之人，此后对吴佩孚一直是毕恭毕敬。

来到北平后的吴佩孚，在自己的公馆重新做起了学问，晚年更是寄情于佛法。虽然吴佩孚本人已经放下了争斗的心，但是想要安静的度过此生，却是万万不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纷纷南迁。

但是面对身边人的劝说，吴佩孚却不以为然，说什么他都不离开北平。

在吴佩孚看来，离开北平南迁，就意味着以后要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生存，自己曾经败在蒋介石的手下，如今无论如何也不能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屈服。

所以，即便北平城到处都是日本人，吴佩孚也是照常过自己的日子，不为所动。

但是，吴佩孚这三个字在那个时代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日军不可能忽视掉他的存在。特别是下野以后的吴佩孚，手中没有实权，但是声望却依然很高，实在是日军拉拢的最好选择。

其实早在吴佩孚刚刚兵败逃到四川的时候，日军就向吴佩孚抛来了橄榄枝。在得知吴佩孚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

换做旁人，看到面前日本人的条件，恐怕早就摇上尾巴，邀请太君上座了。

可这是吴佩孚，吴佩孚甚至自己失败绝不是因为军火和钱财，之前自己拥有的枪炮何止十万支？但是又能如何呢？

吴佩孚深知日本人是绝不会如此好心，这些诱人的条件后面，暗藏着更多的狼子野心。因此，吴佩孚直接严辞拒绝了日本人的帮助。

在自己兵败流离失所，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

但是，日本人却并没有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吴佩孚，如果想要在华北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吴佩孚是关键的灵魂人物，为此日本甚至制定了专门的“吴佩孚工作”计划。

在占领北平后，更是多次登门来请吴佩孚出山，甚至土肥原贤二都亲自出马，来说服吴佩孚，但是吴佩孚却始终不为所动。

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日本特意将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则接替土肥原贤二来做吴佩孚的工作。

为了接近吴佩孚，川本大作甚至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向吴佩孚“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甚至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企图以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但此时的吴佩孚，却表现出了更高的民族气节面对日本的种种诱惑，始终不为所动。

吴佩孚常和家人说：“我不能禁止人威逼利诱我，但我决不受人威逼利诱。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吴佩孚不仅自己拒绝日本人的诱惑，面对倒向日军的故友，吴佩孚也毫不客气。

据吴佩孚过继的儿子吴道时说：“回到北平以后，给袁世凯当过步军统领、曾经代理过几天国务总理的江朝宗请我父亲当北平悟善社的社长。社内分设乩坛，一月好几回，互相唱和不辍。”

平津刚沦陷时，江朝宗任北平维持会会长，欢迎日军入城，吴佩孚大骂他说：“你年纪比我大 ，乃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遂与江朝宗永绝，不再往还。

后来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企图由汪精卫出任政府首脑，然后让吴佩孚出山执掌伪军。

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拢吴佩孚作汉奸。吴佩孚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佩孚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

吴佩孚回信道：“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

日军司令坂西劝吴佩孚和汪精卫合作，出任伪军部长官，统治华北五省。吴答称：“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议和？”

坂西说：“这在现时，还办不到。”

吴佩孚便说：“既办不到 ，何必找我？”

吴佩孚不仅不怕硬，并且也不吃软，更不会中任何人的巧言令色和谄媚，土肥原曾竭其谄媚之能事，再三恳求吴说：“请大帅救救日本，出来主持中国国事。”

吴佩孚当时不客气地答复说：“我是中国人，我该先救救中国。”

随后，吴佩孚又说：

本人认为，中日若想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需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面对吴佩孚的软硬不吃，日本人逐渐地也失去了耐心。既然没有办法让吴佩孚为他们效命，那吴佩孚的存在就会狠狠的打日本人的脸，使得更多人反抗日本人。

本着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么就只能将其毁灭的原则，面对软硬不吃的吴佩孚，日本人终于漏出了獠牙。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如同往日一样，在家中和家人吃饭。吴佩孚素来喜欢吃饺子，这天的饭桌上也和往常一样，有一盘吴佩孚最喜欢吃的羊肉饺子。

但是这一次吴佩孚在吃饺子的时候，不小心被羊肉中的一块小碎骨塞住了牙，吴佩孚在清理牙齿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牙龈。

那时候的牙签并不是现在的木质牙签，而都是多次使用的铁质牙签，吴佩孚眼看牙龈破了，也根本没有当回事。

但是不想到了晚上，白天被扎破的牙龈不幸感染，吴佩孚整张右脸都是又肿又疼，家人一看吴佩孚如此也是有些慌了，当时就想将他送到临近的德国租界，找德国医生诊治。

但是被吴佩孚果断的拒绝了，吴佩孚做人做事有自己的“三不主义”，既“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几十年来，吴佩孚也没有踏进过租界一步。

就在家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吴佩孚的学生日本特务河本大作忽然带着日本军医和十几个宪兵闯进了吴公馆。

不顾吴家人的反对，河本大作和日本军医强行进到吴佩孚的卧室，要给吴佩孚医治，随后，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右腮下气管和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

在确认吴佩孚已经彻底死掉之后，河本大作和日本军医走出了房间，告诉吴家人，已经将吴佩孚的病情治好，随后带着宪兵迅速的离开。

但是，当吴家人来到卧室后，吴佩孚的身子都已经凉了，紧接着，吴公馆内传来的就是连绵不绝的哭声。

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都否认暗杀吴佩孚的事实，但真相永远都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无论你再怎么掩盖，也没有办法将黑的变成白的。

吴佩孚去世后，举国都为这位曾经的北洋军阀的气节折服，“玉帅”终究是对得起自己的名字。

“玉帅”在活着的时候，各方势力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玉帅”仙逝后，各方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由于“玉帅”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其丧事也是按照中国传统举办的，他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入殓，左右手各置一枚枣子大小的金银元宝，身边置放着生前看重的奖章和一方象征高洁德性的白玉扳指，枕畔放着生前未完成的一尺多厚的《春秋正文注释》。

但是由于当时尚处在战争期间，没办法将“玉帅”的尸骨归葬蓬莱故土，只能将灵柩暂时停在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借地建造了三件大顶殿式北房，名曰武圣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更是为吴佩孚补上了盛大的国葬，李宗仁亲自主持国葬仪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陪祭。“玉帅”生前的好友，原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杨森，专程来北京吊唁、抚棺大恸。

吴佩孚的葬礼十分隆重，80名杠夫，抬着吴的棺柩，紧随着送葬的长列马车、汽车，里面坐着送葬的女眷、至亲和吴过去部下的女眷。

再加上送葬的军警、宪兵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的队伍已到了西直门，后面的马车却还在东单呢。惹得北京人扶老携幼地停立在马路两旁看热闹，说是80年来很难见到的百万人观看大出殡。

回首吴佩孚的一生，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但是在那个军阀乱战的时代，吴佩孚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

但是，面对日本侵略，吴佩孚以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保存了自己最后的气节，也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对于吴佩孚来说，没有什么样的结果，比这个更好了！

有这样傲硬的骨头，注定了吴佩孚风云过后唯有悲情，但悲情之下，对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中的忠义、名分，在那样一个豺狼虎豹竞相逐利的乱世，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坚守。

吴佩孚的一生，是悲情的，也是悲壮的，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中国人的最闪光的地方。单此一点，便足以让我们铭记。

最后，附上一首“玉帅”的《满江红》，以表怀念：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北洋军阀吴佩孚（1874-1939）是个毁誉一身、盖棺尤难论定的人物。他以一破落秀才而横空出世，手握重兵，势倾朝野；一生几度失势又几度雄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与他的为人处世有直接的关系。

知恩图报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早年历经坎坷，考取了秀才却做官无门，又因得罪了富豪，被迫背井离乡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城，希望能找条出路。他做过算卦先生，依然穷困潦倒。后经人指点到天津巡警营吃了兵粮，做了个 社会 地位低下的“丘八”。

吴佩孚面目清秀，但在兵营里并不吃香。军训时常常因动作不合格而被教官惩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尔后被“委任”为“戈什哈”，就是勤务兵，给长官当佣人，可以说混得狼狈到家了。但世事福祸互为因果，吴佩孚反而得到巡警营一个幕僚郭绪栋的赏识。

一天，吴佩孚替郭送一份公文函件，发现郭用错了一个典故，顺口嘟囔了出来，不意这郭老夫子慧眼识真才，便和吴攀谈起来，发现这个勤务兵见识不凡，认定是个难得的伟器，于是不仅和吴拜了把子，还对人说：“子玉日后前途无量，我等都得仰仗他。”后来，郭拉关系走后门，推荐吴到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使吴有了起步的基础。

吴佩孚读四书五经出身，浸透一股知恩图报的情结。在他飞黄腾达后，对这位恩兄念念不忘。在开府洛阳时，除曹锟的使者外，所有中外宾客，吴都没有亲自迎送，唯独对这位郭兄，礼遇有加，始终不渝。郭有大烟瘾，吴有禁烟令，于是特下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准僚属破戒。”郭偶尔害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不但如此，吴佩孚对郭绪栋言听计从；吴和太太、丈母娘闹家务，吵得一塌糊涂，郭一劝就灵。后来，郭起了衣锦还乡的念头，吴就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郭嫌小，闹了一阵子脾气，说：“难道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郭继续闹花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孰料人的福禄有限，当吴大费周折地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位子之时，郭竟沉疴不起，伸腿离世。吴佩孚亲撰挽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吴佩孚对曹锟也有感恩之情，一生追随。1906年，吴佩孚在曹锟为统制的第三镇当营长，但曹并不喜欢吴，一度还准备免去他的职务。当时吴部在吉林驻防，一次曹锟要用东北地图，第三镇内竟找不出来，只有吴佩孚有，这是因为日俄战争期间吴佩孚在东北给日本做过谍报工作，曾有这项地图的测绘。吴因此才保全了营长职务。1913年，汤芗铭督湘，曹锟率部驻防岳州。一日，汤举行典礼仪式，请曹锟演讲，曹不谙此道，其参谋长等也都不善于辞令，吴佩孚趁机毛遂自荐，说：“师长，我愿意替你说两句，好吗？”曹锟求之不得。吴佩孚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太好，可汤芗铭却大为赞赏，称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而曹锟仍不以为然。后来汤想跟曹锟借吴去当旅长，曹没有吭声，而其部下则说：“咱们的人才，咱们不会用，让人家借去当旅长，咱们不会给他当旅长？”于是，曹锟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从此吴飞黄腾达。可以说正是由于曹锟的赏识和提携，吴佩孚才有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才成就了一番事业。因此，吴佩孚深感曹锟的知遇之恩，一心一德效忠曹锟，效忠北洋。

曹锟贿选，吴佩孚深恶痛绝，吃饭时若提起总统选举之事，往往潸然泪下；曹锟贿选成功，吴佩孚顿足叹惜，痛斥宵小误国误曹；曹锟入京就任总统，吴佩孚也不祝贺。虽然如此，但吴从不公开阻止，不说坏话，听之任之，对曹锟的忠心可谓矢志不渝。

愚忠不值得提倡，但吴佩孚怀有知恩图报之心，这与当时那些朝秦暮楚、背信弃义的军阀们相比，可谓鹤立鸡群。

“豫民何辜”

吴佩孚家境贫寒，却是一个大烟鬼，按他乡下穷秀才的身价，只配在鸦片馆次席过口瘾就走。一次吴佩孚误入铺有大红毯的“雅座”，被里面一个有头面的乡绅一脚踹出了门。

孰料到，山不转水转，吴佩孚当管带(营长)时，在自己地盘碰到那个将他踹出门的劣绅翁钦生。翁一见吴就想溜。此刻，吴佩孚完全可以好好羞辱其一番，但吴自有想法：若非当初这一记飞脚，自己难保一辈子在蓬莱县做穷秀才兼大烟鬼！于是挽之回营吃饭，并请其带信回家，还替买车票，送其上车。翁钦生回到蓬莱后，逢人就夸赞吴佩孚的气度。后来吴当了大帅虎踞洛阳，翁钦生厚颜投靠，还得了个不大不小的职位。从这件事看，吴佩孚为人还算厚道。

吴佩孚曾跟幕僚蒋罗宾昔年同在武备学校当士官生。蒋曾买过一柄白折扇，被吴泼墨挥毫，糟踏得一塌糊涂。吴还说：“保不准他日咱家的一幅字，你求也求不到哩。”蒋没长后眼，不依不饶要吴赔，吴只好赔了他一把新折扇。后来蒋到洛阳投靠已是“孚威上将军”的吴佩孚，做了军事参议。一天，他拿着宣纸求大帅“墨宝”。吴佩孚想起了往事说：“别人要字，成；你要，不成。还记得我赔你扇子吗”蒋是个诚实人，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大帅脚踩过的烂泥也是香的。”吴、蒋皆笑。

吴佩孚在用人上拒用亲属，曾下令，吴姓的“天、孚、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观在北洋军阀中还是比较罕见的。他委用故旧，也看其能力。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佩孚委其为上校副官，每月照例支薪，却无多少事可做。王不甘寂寞，想当县长，乃活动吴左右，请派河南。吴佩孚批了4个字：“豫民何辜”此公居然搞不明白吴大帅的嘲讽，又求调旅长，搞了个条陈：“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此次更幽默，批复：“先种树再说。”

老帅少帅

在北洋巨头中，吴佩孚起步不算早，辈分更不算高。当段琪瑞、张作霖、冯国璋等都已是民国风云人物时，吴不过是陆军第三师的小小团长。数年之后，当比他还小一岁的张作霖成为奉军“老帅”时，吴佩孚虽已成为曹锟大帅的智囊，但职务却只是第三师师长。

一次，吴佩孚随曹锟去天津与张作霖会晤，因屡屡插话而被张作霖好好地挖苦了一顿：“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个师长跟着瞎掺和什么？要是师长能掺和的话，俺奉军的师长有一堆哩！”颇有自尊心的吴佩孚羞恼离去，上车前丢下了一句狠话：“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胡子”是说张作霖当过土匪。

没过几年，张胡子果然领教了吴佩孚的厉害。民国15年（1926年）春,张作霖虽然入主了中南海，却不得不会见直奉战争的死对头，与现在的伙伴吴佩孚共商国是。吴大帅抵达时，张在门前谦恭地迎候，并亲昵地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待吴入室坐定，张开口即说：“过去一切错误，承兄海涵原谅。”这在江湖上称之为“此一时彼一时也”。

星转斗移，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大帅之子少帅张学良给了“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可谓盛极一时。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每月4000元。

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当晚回访张学良，刚一坐定，就大发其火，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保存实力作何用？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说：“你不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真是笑话！”

装疯卖傻

吴佩孚和其他小站新军或行武或绿林出身的军阀有所不同，他口诵经典，熟读兵法，善于临机应变，长于权术谋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本事：当他要见一个不想见而又非见不可的人，会故意装疯卖傻，说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话，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云，只好尽快结束见面，告辞走人。

冯玉祥与吴佩孚曾经私交不错，但后来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再到洛阳，吴佩孚就会以“装傻”应付，让冯大长见识。冯玉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就有一段生动的记录：

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吴佩孚）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 历史 说之，无事不可成。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嘟哝了一会儿，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向下雨，他说在西北方。第二天午后三时不见一丝雨意。我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

恪守“四不”

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著称于世。不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际，他总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赏，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吴佩孚蛰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时期，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但他不为窘困所迫，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以明心迹。其对联为：

得意时清白乃止，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这长联中，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

对于这“四不”，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不纳妾”。原来，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但李夫人始终未育。依照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但对这事，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后来，李夫人早逝，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但吴再没有动纳妾的念头。所以，“不纳妾”这一“不”，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积金钱”，吴佩孚终生贯彻。

是军阀就要敛财，吴佩孚也不例外。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税，随意搜刮。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吴佩孚敛财是敛财，却没有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积金钱”。1938年，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可以过得去了；这年头，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吴佩孚做到了。在当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胜者攻城略地，大发横财；败者下野出洋，暂避锋芒，以期卷土重来。因此，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能坚持“不出洋”，实属不易。

在“四不”中，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不走租界”。

吴佩孚素以云长、武穆自诩，最重民族气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不愿依靠外国人，坚持“不进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于新火车站。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稍做权宜之计。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焉可为之？”

1939年年底，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危及生命，家里人请德国医生，经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手术，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而吴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吴佩孚却先开口说：“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把我送到东交民巷，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吴佩孚奉行的“四不”所反映的操守，受到时人的赞许。中共元老董必武指出:“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平生崇拜我国 历史 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吴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号，表现了他不愿意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人叶挺领导的、以***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北伐先锋，进入湖北后，军阀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北伐军终于在8月下旬攻下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