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绣的简介

刺绣 ，古代称之为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古代称“黹”、“针黹”。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属于女红的一个重要部分。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中国的手工刺绣工艺，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据《尚书》载，远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至周代，有“绣缋共职”的记载。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战国、两汉的绣品，水平都很高。唐宋刺绣施针匀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刺绣作书画，饰件等。明清时封建王朝的宫廷绣工规模很大，民间刺绣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产了苏绣、粤绣、陇绣、湘绣、蜀绣，号称“五大名绣”。此外还有顾绣，京绣、瓯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麻绣和苗绣等，

都各具风格，沿传迄今，历久不衰。刺绣的针法有：齐针、套针、扎针、长短针、打子针、平金、戳沙等几十种，丰富多彩，各有特色。

刺绣按照材料又可分为丝绣、羽毛绣和发绣。绣品的用途包括：生活服装，歌舞或戏曲服饰，台布、枕套、靠垫等生活日用品及屏风、壁挂等陈设品。明代刺绣中最著名的是顾绣。

刺绣在渭南世代相传，遍及全市。花色品种达上百个。主要有枕、童帽、裹肚、门帘、鞋垫、床围、针线包、荷包、动物玩具等，其内容多为花鸟虫鱼和风俗画面，潼关一带的妇女，将象征富贵的牡丹和素雅的荷花绣于布马镫两端，做工精巧，十分耐看，人称“东府刺绣一绝”。随着时代的变化，乡品内容有所更新。同时一些传统绣品已进入外贸市场。

百鸟裙，唐中宗安乐郡主拥有两件百鸟裙，都是旷世珍品。就是用天然羽毛做成的衣服。羽毛绣不但能绣出山水花鸟，还能绣出各种日用品抱枕、羽毛绣地毯、羽毛绣服装 。

水族马尾绣：最古老的刺绣艺术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心灵手巧的水族妇女创造了色彩斑斓的民族民间工艺，闻名遐迩的水族马尾绣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刺绣的活化石，堪称世界一绝，是研究水族民俗、民风、图腾崇拜及民族文化的珍贵艺术资料。马尾绣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古老的原始艺术的保护带来了更好的机遇。 刺绣起源很早。黼黻絺绣之文，见于尚书。虞舜之时，已有刺绣。东周已设官专司其职，至汉已有宫廷刺绣。三国吴孙权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军阵图，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卢眉娘以法华经七卷，绣于尺绢之上，因刺绣闻名，见于前者著录。自汉以来，刺绣逐渐成为闺中绝艺，有名刺绣家在美术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在原始社会，人们用纹身、纹面来进行装饰。自从有了麻布、毛纺织品、丝织品，有了衣服，人们就开始在衣服上刺绣图腾等各式纹样。据《尚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在先秦文献中有用朱砂涂染丝线，在素白的衣服上刺绣朱红的花纹的记载及所谓素衣朱绣、衮衣绣裳、黻衣绣裳之说。在当时既有绣画并用，也有先绣纹形后填彩做法。

这些绣品在图案的结构上非常严谨，有明确的几何布局，大量运用了花草纹、鸟纹、龙纹、兽纹，并且浪漫地将动植物形象结合在一起，手法上写实与抽象并用，穿插蟠叠，刺绣形象细长清晰，留白较多，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重要特征。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观其针法，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汉代绣品，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内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完整的绣品，更有助于了解汉代刺绣风格。从这些绣品看，汉绣图案主题，多为波状之云纹，翱翔之凤鸟、奔驰之神兽，以及汉镜纹饰中常见之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刺绣新采用的底本质材，则为当时流行的织品，如织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光明”等吉祥文字之丝绸锦绢。其技法以锁绣为主，将图案填满，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极为流畅。

东晋到北朝的丝织物，出土于甘肃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鲁番等地，所见残片绣品无论图案或留白，整幅都用细密的锁绣全部绣出，成为满地施绣的特色。传世及出土的唐代刺绣，与唐代宗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唐绣佛像，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东方敦煌千佛洞发现之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释迦说法图等，都与当对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关联。此时刺绣技法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运用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针法，多种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刺绣所用图案，与绘画有密切关系，唐代绘画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刺绣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使用微细平绣之绣法，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之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唐绣独特的风格。至于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更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唐以前之绣品，多为实用及装饰之用，刺绣内容与生活上的需要和风俗有关。宋代刺绣之作，除为实用品外，尤致力于绣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至宋更及于丝绣，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刺绣之作风。历代迄清各时代之绣画与绘画应有不可分离之关系。

宋代刺绣之发达，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之故。为使作品达到书画之传神意境，绣前需先有计划，绣时需度其形势，乃趋于精巧。构图必须简单化，纹样的取舍留白非常重要，与唐代无论有无图案之满地施绣截然不同，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之特色。

元代绣品传世极少，台湾雇故宫博物院仅有一幅作品，由作品观之，仍承继宋代遗风。元人用绒稍粗，落针不密，不如宋绣之精工。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刺绣除了作一般的服饰点缀外，更多的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被用于制作佛像，经卷，幡幢，僧帽，以西藏布达拉宫保存的元代《刺绣密集金刚像》为其代表，具有强烈的装饰风格。山东元代李裕庵墓出土的刺绣，除各种针法外，还发现了贴绫的作法。它是在一条裙带上绣出梅花，花瓣是采用加贴绸料并加以缀绣的做法，富有立体感。 明代刺绣始于嘉靖年间上海顾氏露香园，以绣传家，名媛辈出。至顾名世次孙顾寿潜及其妻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别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世称露香园顾氏绣，盖所谓画绣也。此即传世闻名之顾绣。

顾绣针法，最主要继承了宋代最完备之已成绣法，更加以变化而运用之，可谓集针法之大成。用线主要仍多数用平线，有时亦用捻线，丝细如发，针脚平整，而所用色线种类之多，则非宋绣所能比拟。同时又使用中间色线，借色与补色，绣绘并用，力求逼真原稿。又视图案所需，可以随意取材，不拘成法，真草、暹罗斗鸡尾毛，薄金、头发均可入绣别创新意，尤其利用发绣完成绘画之制作，于世界染织史上从未一见，即此可知顾绣有极其巧妙精微之刺绣技术。

清代刺绣，多为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江南织造管辖的三个织绣作坊，照样绣制，绣品极工整精美。除了御用的宫廷刺绣，同时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著名的有鲁绣、粤绣、湘绣等、京绣、苏绣、蜀绣等，各具地方特色。苏、蜀、粤、湘四种地方绣，后又称为“四大名绣”，其中苏绣最负盛名。苏绣全盛时期，流派繁衍，名手竞秀，刺绣运用普及于日常生活，造成刺绣针法的多种变化，绣工更为精细，绣线配色更具巧思。所作图案多为喜庆、长寿、吉祥之意，尤其花鸟绣品，深受人们喜爱，享盛名的刺绣大家相继而出，如丁佩、沈寿等。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苏绣出现了创新作品。光绪年间，余觉之妻沈云芝绣技精湛，闻名苏州绣坛。沈氏30岁时，逢慈禧太后70寿辰，沈氏绣了“八仙庆寿”的八帧作品祝寿，获赐赠“福”“寿”两字，因而改名沈寿。沈绣以新意运旧法，显光弄色，参用写实，将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表现于刺绣之中，新创“仿真绣”，或称“艺术绣”，针法多变，富立体感。

刺绣保存难度较大，正因如此，古代刺绣的价值远超过其它收藏品。清代刺绣保存至今的大多数颜色脱落，变色，或者已经开始腐烂，现存的保存较好的刺绣为甘肃民间藏品《福禄寿》，市面上常见的清代刺绣大部分变色，绣工较粗，构图简单，但是《福禄寿》长260cm 宽110cm 至今保存完好，颜色鲜艳 ，绣工精细，人物栩栩如生，属名家绣品，此藏品曾用于民国总统府过节或寿辰时的中堂。此类绣品极其少见，市场上仅此一件，其价值远超过千万，除了有较高收藏价值，还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代刺绣艺术家沈寿，不但绣艺高超，还分类整理历代刺绣针法，继承顾绣、苏绣传统技艺，并引用西方素描、油画、摄影的表现方法，创造散针、旋针、以表现物体的明暗虚实。她绣制的意大利帝王肖像，在意大利都朗世界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会展出，获世界荣誉最高级之卓越奖。

1911她在年天津开设自立女工传习所，传授绣艺，组办女子师范学校传习所，培养专业人才，晚年病中写成《雪宧绣谱》，总结中国自唐宋画绣、明代顾绣以及她的美术绣所刺绣针法，为中国刺绣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随着苏绣的发达与创新，延至今日，又形成许多新的刺绣，如乱针绣、束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精微绣、彩锦绣等。另外还有许多边疆少数民族的织绣，亦充分表现原始风格的自然美与拙朴之美。刺绣最早多为实用，及至宋元广及书画之制作，渐乃成为艺术珍赏之用。故宫所藏之刺绣，多属此类。时代最早者为五代，而用品最多者为清代。经历代的创新发展，各具特色，皆有高度的成就。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品几乎皆为精品，绣工匀整，针线细密，设色精妙，深得书法精髓，且均裱装成册轴卷，使观赏者往往误以为书画，欣赏珍藏艺术价值极高。

1958年，在中国长沙楚墓中出土了龙凤图案的刺绣品，这是二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刺绣品，是现在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刺绣实物之一。到了汉代，刺绣品的应用更加广泛，出土的实物也较多。

明代刺绣已成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艺术品，先后产生号称四大名绣的苏绣、粤绣、湘绣、蜀绣。上海的露香园顾绣，就是当时最出名的刺绣。顾氏家族世袭相传，善于刺绣的声誉名扬大江南北，并得到朝廷的赏识。到了清代顾绣不仅震海内，而且蜚声海外，吸引了不少国外商人来上海，大量订购顾派刺绣品，一时顾绣成为刺绣的通称了。

中国古代的刺绣，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艺术品市场 上不走俏，价格平平。直至1993年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才开始有人专门收集。据市场分析家推论，要使刺绣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新宠儿，还需收藏家们10年时间的努力。近两年国内的一些艺术品拍卖会上，刺绣拍品，价格竞现高攀，非常吸引买家竞争。

刺绣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外国人眼里，刺绣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一。

2006年，扬州刺绣技艺被省政府批准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 汉代，刺绣开始展露艺术之美。因为经济繁荣，百业兴盛，丝织造业尤称发达；又当社会富豪崛起，形成新消费阶层，刺绣供需应运而兴，不仅已成民间崇尚广用的服饰，手工刺绣制作也迈向专业化，尤其技艺突飞猛进。从出土实物看，绣工精巧，图案多样，呈现繁美缛丽的景象，堪称为这项民族工艺奠定优秀的传统。

汉代王充《论衡》记有“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足以说明当时刺绣技艺和生产的普及。因为刺绣工艺的成熟，汉代已经在无形中开始区分使用刺绣的人群等级和种类，刺绣虽然是在劳动中由劳动人民创作产生，但是绝大部分的劳动人民是享用不起高档丝织刺绣品的。普通的劳动人民只能在生活中用简单的刺绣工艺来点缀服饰鞋帽等实用品。

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刺绣残片，它们虽已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但出土时仍然精美绝伦，配色、针工都运用得恰到好处，让我们这些现代的绣工们都汗颜。汉代的刺绣工艺在山东一带也很发达，并早已成为民间妇女的普遍劳动。而四川成都的蜀绣在汉代也很精美。由此可见刺绣工艺在汉代就已经很普及了。 刺绣工艺发展到唐宋时期已有数十种针法，其风格也逐渐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不同特色。刺绣已不单单是绣在服饰上，而是从服饰上的花花草草发展到了纯欣赏性的刺绣画、刺绣佛经、刺绣佛像等等。据传武则天时，曾下令绣佛像四百余幅，赠予寺院及邻国，由此可见唐代绣佛像已非常盛行。

宋代是中国手工刺绣发达臻至高峰的时期，无论产品质量均属空前，特别是在开创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更堪称绝后。宋代手工刺绣之发达，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之故。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相继辈出，使绘画发展至最高境界，并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带入手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之观赏性绣作。

朝廷的提倡，使原有的手工刺绣工艺显著的有了几个方面的提高：1、「平针绣」法富变化，钻研发明出许多新针法； 2、改良工具和材料，使用精制钢针和发细丝线； 3、结合书画艺术，以名人作品为题材，追求绘画趣致和境界。 元代刺绣的观赏性制作虽远不及宋代，但也继承了宋代写实的绣理风格。入主中原的元人，在全国各地广设绣局和罗局，刺绣的审美和功用，越趋于美术化。佛教题材的出现，始自隋唐，主要图案是宝相花。宋绣独尚名人书画，偶有佛像绣品。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否定儒家的首一地位，崇推出藏传佛教，中原拜佛信教之风复兴。

然而，各地绣局仍沿着宋人路子，刺绣名人书画或花卉写生，且工不如宋人。《清秘藏》中则道：“元人用线稍粗，落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宋人精工矣！” 明代是中国手工艺极度发达的时代，承继宋代优良基础的刺绣，顺应时代热烈风气，继续蓬勃昌盛，而且更上层楼。

明代刺绣工艺也表现了多项特色：

一是用途方面，广用流行社会各阶层，制作无所不有，与后来的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刺绣流行风气最盛的时期；

二是绣艺方面，一般实用绣作，品质普遍提高，材料改进精良，技巧娴熟洗练，而且趋向迥异宋代的繁缛华丽的风尚；艺术绣作，承袭宋绣优秀传统下，能够推陈出新有新发明，特别是明代已经出现以刺绣专业的鸣世家族和个人如有名的「露香园」绣，为上海顾家所创，发明绘画刺绣结合的「绣画」作品风靡至清不歇；这种刺绣家纷然崛起广受社会推崇的风气，也以明末清初最盛。

三是衍生其它绣类方面，刺绣原本仅以丝线为材料，明代开始有人尝试利用别的素材，于是有透绣、发绣、纸绣、贴绒绣、戳纱绣、平金绣等出现，大大扩张了刺绣艺术的范畴。

明代刺绣以洒线绣最为新颖突出。洒线绣用双股捻线计数，按方孔纱的纱孔绣制，以几何纹为主，或配以铺绒主花。洒线绣是纳线的前身，属北方绣种，以定陵出土明孝靖皇后洒线绣蹙金龙百子戏女夹衣为例，它用三股线、绒线、捻线、包梗线、孔雀羽线、花夹线6种线、12种针法制成，是明代刺绣的精品。属北方绣系的还有山东鲁绣、衣线绣和辑线绣。

清代初中时期，国家繁荣，百姓生活安定，刺绣工艺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所绣物

像变化较大，富于很高的写实性和装饰效果；又由于它用色和谐和喜用金针及垫绣技法，故使绣品纹饰具有题材广泛、造型生动、形象传神、独具异彩、秀丽典雅、沉稳庄重的艺术效果。折射出设计者及使用者的巧思和品味，体现了清代刺绣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艺术价值。

清代刺绣，另有两点值得视为突出成就：

一是地方性绣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著名的除有“四大名绣”苏绣、粤绣、蜀绣、湘绣，还有京绣、鲁绣等，各自树立自我特色，形成争奇斗妍的局面。

二是晚清吸收日本绘画长处，甚至融和西洋绘画观点入绣，江苏苏州沈寿首创的「仿真绣」，为传统刺绣注入新血和新面目。 解放后，人民生活刚刚稳定，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仅仅满足在最底的需求上，国家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的局势都不容乐观。时代精神与社会局势，部分解决了温饱地区的人民群众没有迫切的建设和发展的需求，文化艺术创作成了业余生活的主要目标，大量的优秀刺绣作品应运而生，刺绣针法的运用与实践上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刺绣技术的革新与成熟度又提高到了历史以来又一个新的层面上。

虽然，解放初期的手工刺绣工艺到达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但是，由于国家局势与各种条件的限制，所有绣品的题材选择基本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品题材局限于描写国家的建设、政治人物或者突出解放初期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与政治精神面貌的作品。

自1966年-1976年，刺绣又遭遇了十年文革运动，全国的经济建设停止，刺绣行业也无例外的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创新以及创作几乎为零，其间少有新做问世，也还是与政治有关。

解放初期至文革结束，为刺绣的又一个历史时期。这些少量存世的题材单一、技艺优秀的绣品，随着时间的迁移，应该可以做为刺绣收藏的一个热点，相信有着大幅度的价值提升空间，有刺绣收藏爱好的投资者机会适当可多加关注。

　　山东民间剪纸：

　　山东民间剪纸从造型风格上大致可分两类。

　　一类是渤海湾区域粗犷豪放的风格，与黄河流域其他省份的剪纸一脉相承。一类则是更有特点的山东胶东沿海地区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精巧型剪纸，它似乎与山东汉代画像石细微繁缛的风格一脉相承，以其花样密集的装饰手段，使单纯爽快的外型更饱满丰富。

　　山东胶东称手巧的女子为“伎俩人”，“伎俩人”不管出在哪个村，都是人们引以为荣的事。她们的花样子常常用烟火熏在土纸上到处流传，成为远近乡村剪花的样子。剪纸用途最多的是打扮窗户。胶东的窗户多是细长条形的格子，一般只能贴一些小的花，妇女们开发自己的创意，运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大的构图分割成条形剪出，再贴到窗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这种称为“窗越”的剪纸一般贴在“窗心”。另有“窗角花”、“窗旁花”以及悬挂在窗前会活动的“斗鸡花”等，构成了系列性的“棂间文化”。与节庆的居室布置相适应，剪纸还用于墙围及天顶仰棚的装饰，以及器皿的贴花。

　　山东剪纸从古发展到今，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它独具有审美功能，因此，民间的“伎俩人”也就更加注重技巧的精熟。那若断若连的线条和细如蚊足的毛刺，往往叫人感到一种凡人难以达到的绝妙。

　　山西民间刺绣

　　山西省民间，是民间刺绣艺术品的生长地。民间刺绣，在山西不独历史悠久，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反映山西风土人情的特色。

　　山西民间刺绣，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图案纯朴、色彩艳丽、构图简洁、造型夸张、针法多样、绣工精致。这些来自民间的刺绣艺术品，大都出自农村劳动妇女之手。

　　山西刺绣，以忻州、晋南地区的刺绣工艺品最有影响。

　　忻州刺绣

　　忻州民间，刺绣在群众中颇为普遍。代县一带，刺绣品有着严谨、华丽、雅致的特色；五台县境内以及附近城乡，刺绣风格呈现美厚端庄；忻州、定襄、原平等地，刺绣产品风格较为淳朴秀丽。

　　忻州刺绣，大致可以分为服饰、生活用品、祭献物品三大类。

　　民间服饰，传统的民间刺绣主要是作为穿戴的装饰。这些装饰，又多在妇女儿童身上。妇女服装刺绣中，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花样。“腕袖”（ 上衣袖口 ），通常情况下多饰以含有平安、吉祥、如意的二方连续图案。“领口”，刺绣中大多是如意云，饰以花卉图案。“裙子”，是古今妇女常用的衣服，前后各一片，常常嵌边、绣花，而颜色多为黑、蓝、红色的底。“上衣”，绣花多在胸口，常用图案有鱼戏莲、牡丹花等。“顶子”，常在上面堆绣蝴蝶、莲花等图案。“鞋”帮子上，多绣以蝶恋花、蟾宫折桂等图案。“凉冠”是妇女夏天束发用的，常常以黑底绣花，甚为精致。农村儿童的“兜肚”，多是红色镶边的绣花，一般饰有莲生贵子、富贵长春等寓意吉祥 、繁衍的图案 。也有绣五毒虫，以取毒不近身的意思。男孩子身上的“围嘴”，常绣有双虎对头、双狮对头、五福捧寿的图案。女孩身上的“ 围嘴” ，则绣以五蝶捧花、五莲坐子、五鱼戏莲等图案。冬天护耳的耳套，以桃形较多，常绣有吉祥动物花鸟纹饰。“童鞋”，男孩多为老虎鞋、前为虎头、侧有虎足、后有虎尾，向上掀起。在前面绣一绿色蟾蜍的名为蟾鞋，含有“蟾宫折桂金钱落地”的意念。忻州乡村中，还有小猪鞋、小狗鞋等等，都与当地民情风俗有关。女孩子的鞋子造型与男孩子相同，只是鞋前绣花图案取吉祥、欢快、饰以含有寓意的花鸟图案。

　　旧时婴儿满月时，亲友都要绣制童帽作为赠礼。在这些刺绣中，赠男孩的以虎帽为多，分成单面虎、双面虎、狮虎合身等等。而送给女婴戴的是莲花帽、女冠等刺绣品。

　　生活用品：忻州一带，常见的有枕头花、虎枕头。虎枕头里又有双头虎、人面头虎、虎头鱼尾等，还有蛤蟆枕头。这些枕头缝制精湛，纹饰、造型别致。既是幼儿枕头，又是儿童玩具。

　　男女结婚时缝制的方型合枕，两头绣以鱼采莲，鱼征婚配性爱。

　　“砌花”，是忻州一带妇女利用各种彩色碎布条布片依形连制的各种生活用品。像垫子、书包、马搭等。

　　“鞋垫”常常作为未婚女青年赠送未婚夫的礼物，常绣有福海无边、事事如意、莲花童子等图案花纹。

　　“荷包”，有装钱、装烟等不同用途。一般情况下，“荷包”绣工都比较精细，常常作为男女订情的信物，而往往是女子送给男子的信物。

　　“针敝”，是供妇女插针使用的日用品。常分为上 、下两部分 ，有鱼、猪、虎、兔不同造型，也分外别致。

　　“粉线袋”，是城乡农村妇女们剪裁衣服用的打线印工具，大多造型是动物，绣工一般也分外别致。

　　“钥匙套”，是妇女外出时常常佩带在身上的日用品。上面常常绣以各种图案，既有实用价值，又是随身佩带的饰物，绣工也多别致。

　　还有，每当传统节日时，忻州地界内的许多地方，也为孩子们绣制一些节日用品。

　　端午节，母亲为子女绣制佩于胸前背后的五谷“香袋”。

　　平时，还有人们绣制给老人坐靠使用的“靠枕”；以绣花、割花、砌花多种手法制作的坐饰物“坐垫”；以及迎娶新人用的轿、车上装饰的绣花“轿帘”、“车衣”等等。

　　祭献物品：这一类绣制品，常常用干祭扫礼仪的灵堂、殿宇中的供桌裙帏、神龛帷幔等饰有龙凤仙鹤、福禄寿禧、明暗八仙等精工绣物。还有的，绣制送葬礼议用的“棺罩”和亡人的“寿在”、“寿裤”上的刺绣，用料和绣工都甚为讲究。

　　晋南刺绣

　　在山西南部的农村里，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衣帽服装，多以刺绣来装饰，像衣服的领口、袖口、裙边、披肩、帽子、鞋子和被面、枕头、喜帐、寿帐、桌围、椅垫等，都有不同纹样的刺绣图案。

　　晋南民间刺绣，在临汾、运城两个地区的临猗县、万荣县、襄汾县、洪洞县、吉县、临汾市、运城市较为普遍。这些地方的刺绣图案，多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为题材，像孔雀开屏、喜鹊登梅、松鹤延年、二龙戏珠、凤凰牡丹等，是晋南民间刺绣的一般题材。而瓜果蔬菜、飞禽走兽、山川风景、亭台楼阁等，更是生活中百见不厌的刺绣体裁。

　　晋南的民间刺绣，大都出自普通农家妇女之手，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往往是通过家传、互相之间的交流而得以延续的。这里的女孩子，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开始学着刺绣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绣花在她们的成长中自然成为一项重要的艺术活动。她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和技能，又在长辈的影响教导下，从模仿进而独立地去创造新的花样，形成了晋南民间刺绣的独特风格。

　　晋南民间刺绣的作者，很善于运用多种手法表现自己设想的题材。有的写实，有的浪漫，有的夸张，创造出无数既富有装饰趣味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刺绣工艺品来。

　　晋南民间刺绣在表现方法上，取材范围很宽，而且造型生动、有些刺绣艺术品达到了栩栩如生的境界。以晋南农村儿童头上戴的花帽子为例，这种帽子是根据儿童的年龄、节令的变换而设计的。不独造型优美，色彩艳丽，绣工精细，而且帽子的耳朵、眼睛、舌头都能晃动。加之以刺绣和披肩，非常引人，是一件难得的民间工艺品。

　　在色彩运用上，采用强烈的对比色，用大红大绿、大蓝大黑等颜色作为底色，所绣的纹样则用淡雅的颜色，使绣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求得颜色的和谐。晋南刺绣，在绣品中虽然只用几种颜色调配，却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在刺绣针法的运用上，晋南民间刺绣主要用斜针、平针、散针绣和打子绣、套扣绣、盘金绣等多种针法，根据所要表现的内容，使用不同的针法，形成许多不同风格的绣品，反映了晋南农村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情趣。

　　晋南民间刺绣，历史悠久，地方色彩浓重，构图严谨，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山西民间木版画

　　02月20日16:36 华夏经纬网

　　以晋南临汾一带为中心的山西民间木版画，不但在民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绘画史上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中介层次，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和丰富了民族文化，也强健和完善了自身的艺术形象，成为一颗光耀三晋的艺术明珠。

　　山西民间木版画历史悠久，宋山西绛州著名的画工杨威，以擅画《村田乐》而闻名京华，他的作品是汴梁城纸画市场的抢手货。1127年金灭北宋，将从汴梁掳来的刻印工人迁到平阳，这里成为继汴梁之后的北方重要雕版中心。其分布以临汾及西南的古平水县为中心，并扩及洪洞、赵城、襄汾、曲沃、稷山等地。近代在甘肃发现的金《四美人图》及《义勇武安王位》就分别刻有“平阳姬家雕印”、“平阳徐家印”的字样，可见这里刻印年画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的。

　　明清时期山西晋南木版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以戏曲题材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戏曲版画，在中国木版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戏曲版画题材中，又与当地地方戏曲蒲剧的主要曲目相吻合。在表现方法上，结合当地风俗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形成了晋南木版年画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

　　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本世纪初，晋南木版年画的制作和销售遍及城乡，作坊、画铺随处可见，仅绛州南关的益盛成，每年印销年画达十万份左右。这些年画在形式上满足广大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如中堂、贡笺、条屏、三裁、拂尘纸、桌围、窗画、灯画、门画、历画、鱼缸、福字灯等应有尽有，形成了五彩缤纷的彩印艺术世界。

　　晋南木版画作为黄河流域民族文化的一枝，长期受历史文化、戏曲艺术、民俗风情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极有特色的造型体系风格。黄河文化的粗犷豪放、地方戏曲的凝炼刚健，历史壁画的流畅舒雅，集中凝聚和形成了它在线条处理、造型格调、设色技巧以及题材选择上的艺术特征。

　　首先它在运用传统白描手法双勾铁线概括地进行形体组合，再经雕刻制作，使刀味木味与线条的刚健相统一，形成了别具韵味的艺术形象。人物造型尺度与表现方法尺度相统一，不以形似为能，注重绘画意识的体现，真正以绘画语言传达情感。在造型方法上，民间艺术随意洒脱的自由尺度结合戏曲艺术程式化脸谱，典型化动态，再经雕刻工艺的制约，使各个艺术形象充满了干练、典型、幽默的韵味，神态动态的极度夸张使不合比例的造型充满了艺术的合理性。在构图方法上，严谨饱满简约的概括，充分吸收戏曲表演中舞台造型和调度的艺术感染力，并常常以全景式、半景式、特写式、连环式的方法随心所欲地表现对象，安排构图。设色方法以分版套印和手绘晕染相结合，巧妙地利用黑色主版的主导地位，以透明度极高的品色红、绿、青、紫实施大强度对比和重叠，呈现出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同时民间艺术家们还注意到不同题材内容的作品又有不同的施色方法：神祗类的作品用色狞厉、强烈；戏曲类色彩设置活泼丰满；仕女类的乎缓曲雅、晕染较多，其它童戏、传说类的显得概括、单纯、轻松，没有大起大落的强烈对比。

　　这种既有整体特征，又有局部层次的表现手法，使晋南木版年画形成了自己完整优美的艺术形象，从而毫无愧色地俏立于民族艺术之林。建国后，在老一辈美术家的积极倡导和组织实践下，对晋南木版年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和发展，使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得以比较完整的保护和艺术上的更新。这里试从如下方面将山西民间木版年画加以介绍。

　　一、驱邪镇宅的护佑神

　　自秦汉时神荼、郁垒、白虎、金鸡成为镇守门户，惩治恶鬼的护佑神祗之后，经历代演变，古老的神众已被新的神众所替代，它所表现的镇宅神大多是唐朝名将秦琼、尉迟恭以及钟馗等。传说唐太宗病中受鬼魅萦扰，梦见秦琼、敬德二人武装守护，鬼魅全无，太宗大喜，遂命画师绘之二人形象悬挂宫门永保安乐，后世沿袭，流于民间成为新的守护神。除了人中英豪可慑鬼魅外，鬼魅中的强者善者亦是人们心中驱邪护佑的偶像，钟馗便是这样由鬼成神的。此外兽中之王，鸟中之雄，如虎、狮、鸡等都成为满足人们心理驱邪意识的崇拜物。从晋南木版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门神的敬德、叔宝造型魁壮、饱满富有内在的力度，色彩华艳明快，对比强烈，刻线流畅生动，加上铠甲、靠旗、头饰、宝刀，整个构图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人物神态豪放而和蔼，体现了人们对这二位神祗的崇敬与信赖，也使年节增添了祥和的气氛。而钟馗之像在造型上虽有神之威武、狞厉，却缺少人间情致，从整体气氛上与人的情感形成一定距离，构图也采取动态的倒三角形式，形成动荡之感。从环境对比上则以比例极小的蝙蝠代表变异的鬼魅妖孽，以显示钟馗的威力之大。这种朴实直率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与大众纯朴的审美思想相吻合，满足了人民大众在心理上和视觉上的审美需要。此外在对雄鸡、猛虎的塑造上也都极力夸张其壮美威武的气势，形成一种威慑力。

　　二、降祥纳福的天地神众

　　我国民间，可以说民众有多少生活和心理的需要就塑造多少类神众。就象供神牌上所写的“天地三界十方真宰”，这种多方位的神灵崇拜信仰，为民间木版画提供了无数创作题材，由此塑造出了许多具有我们民族内向、含蓄、沉稳、守成性格的众神形象。

　　民间木版画中数量最多的当属灶神。老百姓称灶爷爷、灶奶奶，这种称呼本身就使他们的身份与民众贴近了。因为灶神是日夜’与合家老小相伴，专司人间烟火的“现管”，所以在形象塑造上给他以长辈的慈祥而少有天神的威仪，假如在灶头上一年四季日日夜夜蹲着一位吡牙裂嘴的黑脸大汉的形象，势必在人们的心理上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不如这一对面带笑容的老头老太太使人感觉平易详和。晋南木版画中的灶神像采用组合空间构图，把灶神的人间司职和上天述职放在同一画面上。人们既把他看作是平易的长辈，又忘不了他是受命的天神。色彩上根据节日气氛的需要以红黄为主色调，绿和紫色作为对比色强化画面增添了感人的效果。

　　财神是民间供奉的第二大神，这位面带笑容，富态可亲的形象，手执如意和批财大印，一到年底年初就笑咪咪地被虔诚的人们请进千家万户，满足了人们对富裕生活向往的需求。藉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天地神、马王神、土地神、水草神、厕神、福禄寿三星、山神、水神、喜神等等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接受着人们虔诚的供奉。这些神众个个造型饱满富贵，设色优雅热烈，充满了人情味。

　　三、丰富多彩的戏曲版画

　　以戏曲为题材的山西木版画，其作品之多，造型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蒲剧的故乡是山西南部，其传统剧目达四百多个，上至宫廷生活，下至民情生活，远至神话传说，小至民间故事，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充实了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也为民间木版年画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地方戏曲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也是历代民间文化教化的重要范本。然而季节性强，流动性大，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每时每刻的需要。木版画变动态的戏为静态的戏，变瞬间的美为永恒的美，与传统戏曲交相辉映，形成了一个民间艺术圈。民间戏曲版画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打金枝》、《少华山》、《访白袍》、《黄鹤楼》、《高平关》、《西厢记》、《白水滩》、《卖水》、《美人图》、《三家店》、《通天犀》、《二度梅》、《三进士》等等。而其中所表现的故事又大都是以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民间传说为主，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地域性特色。这些戏曲版画一般以灯画、条屏、拂尘纸横披等形式出现。其艺术特色正象山西民间美术专家王永豪同志所言：“……偶见之，似觉寻常，若仔细品摩，却自有其不凡之处。笔者认为其特别能引人人胜的便是人物（角色）造型的准确得体与形象的生动传神，即我国古代论画者所谓的寓‘神’于‘形’中，而‘形神兼备’。画家似乎把戏中有关角色应具备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一整套传统表现技艺，通过巧妙的构思、精湛的绘技，用画笔与雕刀，神情毕肖，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使观画者犹有观其画如见其戏，听无音恰似有声的感觉”。“在画面布局上，它突破了舞台艺术的局限，把传统的戏剧人物、情节、背景和传统小说、民间故事、现实景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然后运用我国传统绘画的技法，根据剧情和画面需要通过艺术概括加以再创造，使作品达到更完美的境界。这类作品的粗犷线条和较大色块的处理，很有我国传统国画的写意和近代黑白版画的效果，它那夸张，意象的人物造型则又充满着漫画的情趣。她不仅是一宗珍贵的美术品，而且是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见《中国晋南戏曲版画》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众彩纷呈的世俗画

　　作为民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幽默风趣的民间故事、传说，优美典雅的闺秀气质、装饰，、充满人情世态的日常事礼，都成为民间艺术家的表现对象，成为普通百姓装饰、美化环境的文化需要。而雍荣华贵、秀丽典雅的人物仕女画又成为世俗版画中的代表作。

　　1909年在甘肃水城发现的金代木刻版画《四美图》，以优美丰满的造型，准确的比例结构，不同时空人物的组合，合理的人物和景物造型的对比，健美流畅的刻线，把汉、晋时期的历史人物王昭君、班姬、绿珠、赵飞燕塑造得顾盼生辉，成为我国雕刻印刷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从而也使我国的雕版印刷术从宗教题材转向世俗内容，为中国年画史上仕女画的主导地位开了先河。

　　仕女画艺术的繁荣与我国汉民族民俗内涵的母性特征的影响分不开。母性是人性的本源，母性特征就是传统家庭特征，母性的温馨气息是家庭的主要气氛制造者，女性的魅力又是社会群体的粘合剂，而母性又是人类藉以世代繁衍的根本所在。这正是仕女版画世代不衰的最本质的原因。对母性特征的展示，对生殖繁衍意识的赞颂，加之对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道德宣扬，综合而成为世俗画表现的主要范畴。

　　晋南仕女版画多以贡笺、条屏的形式表现。整个艺术风格清雅严谨、设色明丽而丰富，以印刷、手绘、晕染相结合，线条疏密合理，流畅轻松，背景处理除主要道具外以大量空白形成一种空灵含蓄的气氛，这些作品除满足人民审美需要以外，还是研究各个时期服饰习俗、生活方式的宝贵资料。

　　多子意识是中国家族观念的产物。这是封闭型文化传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以及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战胜，综合形成的一种历史心理积淀。民间文化中通过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文化方式宣扬和赞颂这一永恒的观念意识。如民间广泛流传的老鼠娶亲的故事，通过幽默风趣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生殖繁衍思想的崇拜。木版画中的老鼠娶亲，以拟人诙谐的手法，表现了浩浩荡荡、吹吹打打的娶亲全过程，实质是人间迎亲风俗的缩影。并以猫鼠结亲的悲剧性结尾，深化了生命主题，强化了人们善恶观念。

　　在民间，《麒麟送子》是最普遍的求子题材。麒麟是我国传统神话中的一种祥瑞动物，在十六国前秦方士王嘉编造的孔子降生时“麟吐玉书”的瑞应故事在民间的广为流传，这一题材便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从深层文化结构上讲，对这一题材的崇拜，表明了人们已把普通的传宗接代，上升到高层次的文化意义加以崇拜，是文明的发展。此外如“莲生贵子”、“天仙送子”、“送子观音”等内容由于同属这类主题而倍受青睐。

　　在宣扬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方面，以关公题材和二卜四孝内容为最。对这种思想长期潜移默化的宣教，使封建社会中的人伦道德、家族观念、民族意识得以凝聚和强化，这种方式在今天仍有一定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晋南为代表的山西民间木版画以它广泛的表现内容、精湛优美的表现技巧、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普遍丰厚的审美层次，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美一页。它同时从民俗文化、戏曲文化、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向各阶层的文化学者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的形象资料。当代华美的彩印艺术已逐步地取代了木版画在家庭中的装饰地位，但它所开掘出的审美导向，依然是现代审美范畴的必行轨道。而且，民间木版画的造型意识，已开始由民间俗物转入文人视野中，成为专业艺术家吸收、借鉴、开拓新的艺术视野的优秀基础养料，也是进行全新的艺术教育的基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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