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在与溥仪离婚后的生活并不顺利,她刚开始办了一所小学,并且在这里当了一名老师。后来大家都知道她是溥仪的皇妃,就每天来看她,给她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抗战胜利后,她嫁给了军官刘振东,但是后来时局动荡,二人的生活很是清贫,不过很简单幸福。
文绣出身大家,从小就聪明伶俐,她在十三岁的时候进了皇宫,做了溥仪的妃子,在她进宫的第二天,皇后婉容也入宫了。刚开始的时候,她虽然没有那么的受宠,但是她和溥仪也还能相处的下去,后来他们被赶出紫禁城,到天津生活。在这里,溥仪整天和婉容在一起,婉容没有了皇宫的约束,也变得十分时髦,经常与溥仪外出逛商场,然后买一堆东西回来,不过这种欢乐是他们俩的,永远没有文绣的位置。
于是她提出了离婚,在各种打官司之后,她如愿以偿,最后达成协议:溥仪给她五万五千元银票,文绣此后不许再婚。于是文绣拿着这些钱办了一所小学,她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每天和孩子们相处,简单却很幸福。但是渐渐地,大家知道了她以前的皇妃的身份,于是就图新鲜地天天来看她,文绣受不了,就关闭了学校,搬到了一个胡同里居住。
但是慕名而来的人还是很多,也有很多向她示好、求婚的,不过都被文绣拒绝了,几年之后她的财产都花的差不多了,她就去糊纸盒、到街上去卖香烟,什么活都干过。抗战胜利后,她遇见了军官刘振东,二人相互吸引,这时已经进入新时代了,文绣也不再理会曾经与溥仪定下的约定,于是二人就结婚了。后来时局动荡,刘振东被抓了起来,好在他表现良好,被放出来后做了一名保洁员,文绣就在家里烧菜做饭,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十分幸福。
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公元1840年,是中华历史中被封建王朝统治的时间段,皇帝作为王朝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王朝从历史舞台上落幕,而作为王朝的统治者也没有以往的权利,溥仪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这方面是深有感受。
清王朝的灭亡标志着封建王朝正式完结,但是并不是说他没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因为清政府的无能让中华大地遭受了难以磨灭的伤痕,然后再涉及到种族的问题,后人对满清的政府都是恶语相向,这没有办法争辩,因为这就是事实。
末代皇帝而作为清政府最后一任统治者,溥仪身上无疑背负了更多,而且最重要的是溥仪的下场没有像其他时代的末代君王一样,他在退位之后,依旧还活着,有时候活着也是一种错。溥仪是清朝的皇帝,虽然退位了,但是还拥有一定的威信,皇帝这个名头在当时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就利用溥仪的身份做了很多文章,就比如伪满洲国。
因为种种罪行,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对这些人进行了清算,溥仪锒铛入狱,直到1960年的时候,溥仪才被放了出来,在狱中带了十几年,但是对于溥仪来讲仿佛过了一辈子,不过还好,他摆脱了“罪人”的身份,成为了一名平常的老百姓。
徒增笑料不过因为长时间的牢狱生活,导致他对当时社会很陌生,很多东西都没有见过,根据溥仪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的记载,他当时前往理发店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里的东西,看到别人拿了个吹风机,都没有这到底是啥东西?询问别人这是什么东西,还会嗡嗡作响,引得理发店的人哄堂大笑。
溥仪从小就生活在在宫里面,而且那时候人的思想都还停留在封建时期,信奉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特别是溥仪的地位不一般,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谁敢在太岁爷身上动土,这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对于理发这种事情,溥仪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牢狱生活中知道的吧,而且和时代脱轨了这么久,不认识是很正常的事情。
纵观溥仪这一生,溥仪也只是以为可怜人罢了,在他自己写的书中曾记载,他的记忆是从退位开始,别人都是一出生就是巅峰,但是这个曾经中国历史上,权利最大的人一出生便已经失去的了自己的一切,在别人规划中慢慢前行。
人生大起大落,不过好在最后,祖国强大了起来,他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也能正常的生活下去,对于溥仪来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我曾在网上看过溥仪的视频,怎么说呢,在我看来这人虽然经历这么多,但是在学识上很有见解,也有一定的气场,文化素养很高。所以说单论这个人可能会让人感到可怜,但是人家不需要我们的可怜,这样的人不是一个皇帝,也能过得很好,他只是生不逢时罢了。
文绣乳名大秀,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文绣的家世,是满州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名锡珍。父亲名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文绣为端恭的继配汉族蒋氏的长女,其妹名文珊。
1916年9月初,蒋氏将8岁的文绣送入花市的私立敦本小学读书。上学后的文绣改名叫傅玉芳。傅玉芳天资聪明,在学校里无论是国文、算术、自然,乃至图画和音乐等功课,都学得极好,深得老师的喜爱。 1921年春,居住在北京皇宫、保留清室帝号的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已是16岁了。宫中的敬懿、荣惠、端康三位太妃与旧有的王公大臣,以及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决议要给逊清小皇帝溥仪选个皇后,举办大婚。傅玉芳的五叔华堪见此良机,竟幻想借机光耀已经很没落的额尔德特家族,便自做主张,将傅玉芳的相片,再袭用额尔德特·文绣的名字,伴同众多待选皇妃的姑娘照片,一起送到清室内务府,等候皇命中选。历经太妃和宗室权贵多次争议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逊帝溥仪亲自阅看相片“钦定”。不曾想17岁的郭布罗·婉容得选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得选为皇妃。
文绣被选定为皇妃之后,未曾与文绣见过面的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大院落做为新居处,另外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一家的生活大为改观。只读了5年书的文绣也不再上学了,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要文绣熟读《女儿经》。
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正宫皇后婉容一天,被溥仪以隆重的婚礼娶进皇宫,皇宫里称她为淑妃。文绣在皇宫养心殿首次晋见溥仪,恭行三拜九叩之后,溥仪竟冷冷地开口说:“下去歇息吧!”新婚之夜,溥仪也未住进淑妃的新房。次日,溥仪再娶进皇后婉容,也是不与皇后同房,都是单身一个人独寝养心殿。
文绣自入宫之后,并未获得溥仪的宠幸。她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先到溥仪的寝殿问安,再到婉容皇后和四位太妃的寝宫中依序请安,之后回到她所居住的长春宫并关上宫门,过着简单朴素的日子,她或刺绣或教导长春宫的宫女认字,四位太妃和宫中仆役都对文绣的娴静有礼赞誉有加,但这并未能改善溥仪对她的冷落。
后来溥仪特给文绣聘请一位女教师凌若雯,专门教授英语。文绣学习很用心,进步极快,思想也随之开放,进而开始酷爱文学,竟把静心读书当成乐趣。 1924年11月5日,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赶上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玉祥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后来,经过多次交涉,得鹿钟麟的宽容下,在溥仪离宫后特许他从宫中带走大内藏银——历代元宝6333斤,运至盐业银行兑换成袁大头银圆,做为溥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婉容和文绣及皇太妃们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允许全部带出宫外。在运送这些物件时,宫中人特将众多的金银珠宝、乾隆瓷器、名贵书画与手卷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玩佳品等,乘机夹藏衣柜中带出宫外,暂存于醇王府里。
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的尊号,都自然废止了,如平民百姓。溥仪要为今后自身前途多加考虑,文绣也想以“平等”的身份,凭藉自己的学识,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可是20多天之后,溥仪一家又赶上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既解了对冯氏之恨,又得以自由行动了。
就在张作霖统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文绣知之,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溥仪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溥仪的家人慌张恐惧至极,认为溥仪被劫持“失踪”了。几天之后,溥仪来信要婉容和文绣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为了知道溥仪是否一切安好,文绣匆忙来到了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将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层楼房收拾干净,让溥仪同家人及随行人员居住。文绣和婉容则由公使夫人芳泽幸子亲自殷勤款待。
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亲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1925年2月24日,溥仪一家人及亲信们,在罗振玉和芳泽谦吉的合谋下,离开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迁移到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在张彪从前的别墅——张园住下,后来又搬迁到日租界协昌里的静园居住。在天津,溥仪下榻在张彪的私人花园中的一幢三层楼的白色小洋房里,他跟婉容住在二楼,而把文绣抛在楼下。 文绣面对溥仪的错误行为,屡屡向溥仪建言日本不可信,郑孝胥之流的话不可听,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文绣良言相劝,反倒厌恶起文绣了,以冷眼回之。他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绣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她开始设法奋起挺身离开。
在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宦官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而这件事也造成日后“刀妃革命”的导火线。 正当文绣在天津静园无法生活下去时,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玉芬来到文绣身边。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不幸、处境悲惨时,立刻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是平民一个,不是什么‘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就是玉芬这一席话,使文绣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1931年8月25日,文珊来到静园。午后3时左右,文珊对溥仪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溥仪勉强答应,令一名太监跟随她们出去。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开往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住进了37号房间,随即正告太监赵长庆:“你先自个儿回去吧。”赵太监不解其意,文绣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赵长庆交给溥仪,并转告说:“文绣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决定同他离婚。”
赵太监回到静园如实禀报后,溥仪当即慌神了,急忙命下人赶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绣追回来。可是文绣与文珊早已有准备,快速离开了民国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通过玉芬和文珊出面跑动,文绣聘请了张绍曾、张士骏、李洪岳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溥仪虐待文绣,使其不堪忍受。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决意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认为这太有伤皇室的脸面,也大失“皇上”的身份了。当时又是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复辟王业的关键时刻,这时距离1931年“九一八”事变尚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京津两地的各类报纸,纷纷登载文绣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报道,说什么这是“皇妃革命”,而且支持文绣者极多,大家奔走宣扬,终使溥仪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
溥仪无奈之下,也聘请了林棨、林廷琛两位律师,全权代理他同文绣的调解工作。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师事务所里,有文绣出席及其三位律师在场,溥仪与文绣双双同意,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共三条: 一、离婚后,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万元。 二、允许文绣带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 三、文绣回北平母亲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损溥仪声誉的事情。 协议共四份,溥仪与他的律师各执有一份协议,文绣与她的律师也各执有一份。
文绣的族兄文绮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将之登在报上指责她:“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而文绣也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封信给文绮:“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惟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即守民国法。逊帝前被逐出宫,曾声明不愿为民国国民,故妹袖藏利剪,预备随逊帝殉清。嗣因逊帝来津,做民国国民一分子,妹又岂敢不随?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违背祖宗遗训也、被一般小人所骗也、为他人作拍卖品也 种种自残之语不一而足,岂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说出之苦,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义正辞严的回信,和“皇妃与皇帝离婚”一事传开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刀妃革命”。淑妃文绣的妹妹文珊,是她家族中唯一一位支持她与溥仪离婚的人。
在经过两个月的双方律师签字和谈的结果是;淑妃文绣和溥仪皇帝完全断绝关系,溥仪必须支付五万五千银元作为赡养费,而文绣终身不得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 离婚后的文绣回到了北平,原本想再回到母亲身边,以自由人身份同家人团聚在一起,得享天伦之乐。遗憾的是母亲蒋老太太早已去世,“黑大姐”也已经出嫁远走,从前的老房子竟被一个本家人擅自卖掉了。文绣只好同已经离婚的妹妹文珊另在北平租房安家了。文绣从溥仪那里所得的生活费,先是支出一大笔钱还清了聘请律师的薪金,给清了打官司所用的开销,最后又被玉芬骗走了一笔,手里所剩的也就不多了。
1932年的暑假刚过去,文绣恢复了傅玉芳的名字,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中小学当上了一名教授国文和图画的教师,这是文绣离开溥仪,回到北平后第一个风光的职业,心情特别愉快。因文绣粉笔字写得好,嗓音清亮,讲解国文课透彻明白,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没想到不多日后,有人查知新来的女教师傅玉芳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出身满洲贵族世家,原本是清末皇帝溥仪的皇妃,在宫中称做淑妃。宣扬出去之后,顿时成为学校里和北平市面上的一大新闻轶事。北平各类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尔后即以绯闻艳事登载于报端,几乎使北平家喻户晓了。于是有众多好事之人,前来四存中小学门前等候,观瞻昔日皇妃的风采。来人越聚越多,使文绣处于活人遭展览的难堪处境中,不得不于1933年底辞掉她心爱的教师职业。因皇妃身份暴露,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后的一笔钱,在北平刘海胡同买下一处平房,与妹妹文珊一起隐居下来。
后来文珊改嫁,另安新家,独自居住的文绣开始向皇室后人——画家傅儒专心学习国画技艺,生活有了寄托也有了乐趣,绘画技艺也很有长进。不久,又有一些军官、小吏与富商、或个别官僚,以为皇妃乃是奇货难得,暗想家中必定有众多天价的文物古宝,便相继以求婚为名,登门讨便宜。文绣都以巧妙的言语或强硬态度拒之门外。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于日本铁蹄之下,文绣更加不得安宁了。倚仗日本人势力的警察、保长或狗腿子们,接二连三地登门向文绣敲诈勒索,甚至逼迫文绣为“大东亚圣战”贡纳重金。如此几年下来,文绣真正成为穷困的平民百姓了,不得不卖掉她在刘海胡同的宅院,另找地方租房住下来,以出卖体力劳动讨生活。先是在家里以糊纸盒挣钱度日,一度还去到瓦工队里当苦力工,因经不起重体力的劳累,最后在街头巷尾里,以叫卖香烟为生,饱尝了人世间的饥寒困苦。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北平。文绣经过友人的介绍,在华北日报社当上了报纸校对员。因工作认真尽职,外加才学出众,深得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张社长非常同情文绣苦难的一生,出于关怀之情,亲自出面将文绣介绍给刘振东做妻子。
刘振东是河南人,生于穷苦人家,读过几年书,17岁时入国民党军队,因作战勇敢,由小兵一直升到了少校。他为人爽直,不惹事生非,40多岁仍未成家,当时在国民党军北平行营里负责管理中南海库房。文绣与刘振东经过半年的了解与相恋,于1947年夏季在北平结婚,并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房安了新家庭。婚后夫妻感情融洽,使文绣享受了完满的家庭生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市。出于革命的需要,时过不久即发布通令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人员,都要进行登记。刘振东在文绣的劝导下,如实地登记并坦白交代了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决定不对刘振东追究刑事责任,不逮捕、不关押,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管制。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因刘振东表现较好,解除其监督管制,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有了工作挣到工资,一家子生活有了保障,文绣和刘振东也搬迁到清洁队附近的西城辟柴胡同,住进约有10平方米的小房里。
1953年9月18日,文绣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于家中,终年44岁,一生未育有子女。当时只有刘振东守在身旁。事后,由刘振东所在清洁队帮助钉了一具木板薄棺,埋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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