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威尼斯中有哪些静态和动态句子?

朱自清的威尼斯中有哪些静态和动态句子?,第1张

威尼斯

朱自清

威尼斯(Venice)是一个别致地方。出了火车站,你立刻便会觉得;这里没有汽车,要到那儿,不是搭小火轮,便是雇“刚朵拉”(Gondola)。大哥运河穿过威尼斯像反写的S;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四百十八条,这些就是小胡同。轮船像公共汽车,在大街上走;“刚朵拉”是一种摇橹的小船,威尼斯所特有,它那儿都去。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只要不怕转弯抹角,那儿都走得到,用不着下河去。可是轮船中人还是很多,“刚朵拉”的买卖也似乎并不坏。

  威尼斯是“海中的城”,在意大利半岛的东北角上,是一群小岛,外面一道沙堤隔开亚得利亚海。在圣马克方场的钟数上看,团花簇锦似的东一块西一块在绿波里荡漾着。远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在温和的日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夏初从欧洲北部来的,在这儿还可看见清清楚楚的春天的背影。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会带你到梦中去。

  威尼斯不单是明媚,在圣马克方长走走就知道。这个方场南面临着一道运河;场中偏东南便是那可以望远的钟楼。威尼斯最热闹的地方是这儿,最华妙庄严的地方也是这儿。除了西边,围着的都是三百年以上的建筑,东边居中是圣马克堂,却有了八九百年——钟楼便在它的右首。再向右是“新衙门”;教堂左首是“老衙门”。这两溜儿楼房的下一层,现在满开了铺子。铺子前面是长廊,一天到晚是来来去去的人。紧接着教堂,直伸向运河去的是公爷府;这个一半属于小方场,另一半便属于运河了。

  圣马克堂是方场的主人,建筑在十一世纪,原是卑赞延式,以直线为主。十四世纪加上戈昔式的装饰,如尖拱门等;十七世纪又参入文艺复兴期的装饰,如阑干等。所以庄严华妙,兼而有之;这正是威尼斯人的漂亮劲儿。教堂里屋顶与墙壁上满是碎玻璃嵌成的画,大概是真金色的地,蓝色或红色的圣灵像。这些像做得非常肃穆。教堂的地是用大理石铺的,颜色花样种种不同。在那种空阔阴暗的氛围中,你觉得伟丽,也觉得森严。教堂左右那两溜儿楼房,式样各别,并不对称;钟楼高三百二十二英尺,也偏在一边儿。但这两溜房子都三层,都有许多拱门,恰与教堂的门面与圆顶相称;又都是白石造成,越衬出教堂的金碧辉煌来。教堂右边是向运河去的路,是一个小方场,本来显得空阔些,钟楼恰好填了这个空子。好像我们戏里大将出场,后面一杆旗子总是偏着取势;这方场中的建筑,节奏其实是和谐不过的。十八世纪意大利卡那来陀(Canaletto)一派画家专画威尼斯的建筑,取材于这方场的很多。德国德莱司敦画院中有几张,真好。

  公爷府里有好些名人的壁画和屋顶画,丁陶来陀(Tintoretto,十六世纪)的大画《乐园》最著名;但更重要的是它建筑的价值。运河上有了这所房子,增加了不少颜色。这全然是戈昔式;动工在九世纪初,以后屡次遭火,屡次重修,现在的据说还是原来的式样。最好看的是它的西南两面;西面斜对着圣马克方场,南面正在运河上。在运河里看,真像在画中。它也是三层:下两层是尖拱门,一眼看去,无数的柱子。最下层的拱门简单疏阔,是载重的样子;上一层便繁密得多,为装饰之用;最上层却更简单,一根柱子没有,除了疏疏落落的窗和门之外,都是整块的墙面。墙面上用白的与玫瑰红的大理石砌成素朴的方纹,在日光里鲜明得像少女一般。威尼斯人真不愧著色的能手。这所房子从运河中看,好像在水里。下两层是铃珑的架子,上一层才是屋子;这是很巧的结构,加上那艳而雅的颜色,另人有惝恍迷离之感。府后有太息桥;从前一边是监狱,一边是法院,狱囚提讯须过这里,所以得名。拜伦诗中曾咏此,因而便脍炙人口起来,其实也只是近世的东西。

  威尼斯的夜曲是很著名的。夜曲本是一种抒情的曲子,夜晚在人家窗下随便唱。可是运河里也有:晚上在圣马克方场的河边上,看见河中有红绿的纸球灯,便是唱夜曲的船。雇了“刚朵拉”摇过去,靠着那个船停下,船水中间,两边挨次排着“刚朵拉”,在微波里荡着,像是两只翅膀。唱曲的有男有女,围着一张桌子坐,轮到了便站起来唱,旁边有音乐和着。曲词自然是意大利语,意大利的语音据说最纯粹,最清朗。听起来似乎的确斩截些,女人的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歌女是出名的。音乐节奏繁密,声情热烈,想来是最流行的“爵士乐”。在微微摇摆的红绿灯球底下,颤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一片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唱完几曲之后,船上有人跨过来,反拿着帽子收钱,多少随意。不愿意听了,还可摇到第二处去。这个略略像当年的秦淮河的光景,但秦淮河却热闹得多。

  从圣马克方场向西北去,有两个教堂在艺术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圣罗珂堂,旁边有一所屋子,墙上屋顶上满是画;楼上下大小三间屋,共六十二幅画,是丁陶来陀的手笔。屋里暗极,只有早晨看得清楚。丁陶来陀作画时,因地制宜,大部分只粗粗钩勒,例如阴影,教人看了觉得是几经琢磨似的。《十字架》一幅在楼上小屋内,力量最雄厚。佛拉利堂在圣罗珂近旁,有大画家铁沁(Titian,十六世纪),和近代雕刻家卡奴洼(Canova)的纪念碑。卡奴洼的,灵巧,是自己打的样子;铁沁的,宏壮,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完成的。他的《圣处女升天图》挂在神坛后面,那朱红与亮蓝两种颜色鲜明极了,全幅气韵流动,如风行水上。倍里尼(Giovanni Belliini,十五世纪)的《圣母像》,也是他的精品。他们都还有别的画在这个教堂里。

  从圣马克方场沿河直向东去,有一处公园;从一八九五年起,每两年在此地开国际艺术展览会一次。今年是第十八届;加入展览的有意,荷,比,西,丹,法,英,奥,苏俄,美,匈,瑞士,波兰等十三国,意大利的东西自然最多,种类繁极了;未来派立体派的图画雕刻,都可见到,还有别的许多新奇的作品,说不出路数。颜色大概明,教人眼睛发亮;建筑也是新式,简截不罗嗦,痛快之至。苏俄的作品不多,大概是工农生活的表现,兼有沉毅和高兴的调子。他们也用鲜明的颜色,但显然没有很费心思在艺术上,作风老老实实,并不向牛犄角里寻找新奇的玩意儿。

  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刻花皮件,都是名产,以典丽风华胜,缂丝也不错。大理石小雕像,是著名大品的缩本,出于名手的还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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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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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Venice)是一个别致地方。出了火车站,你立刻便会觉得;这里没有汽

车,要到那儿,不是搭小火轮,便是雇“刚朵拉”(Gondola)。大运河穿过威尼斯

像反写的S;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道四百十八条,这些就是小胡同。轮船像公共汽车,在

大街上走;“刚朵拉”是一种摇橹的小船,威尼斯所特有,它那儿都去。威尼斯并非没有

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只要不怕转弯抹角,那儿都走得到,用不着下河去。可是轮船

中人还是很多,“刚朵拉”的买卖也似乎并不坏。

威尼斯是“海中的城”,在意大利半岛的东北角上,是一群小岛,外面一道沙堤隔开亚

得利亚海。在圣马克方场的钟楼上看,团花簇锦似的东一块西一块在绿波里荡漾着。远处是

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在温和的日光中,一切都像透明

的。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夏初从欧洲北部来的,在这儿还可看见清清楚楚的春

天的背影。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会带你到梦中去。

威尼斯不单是明媚,在圣马克方场走走就知道。这个方场南面临着一道运河;场中偏东

南便是那可以望远的钟楼。威尼斯最热闹的地方是这儿,最华妙庄严的地方也是这儿。除了

西边,围着的都是三百年以上的建筑,东边居中是圣马克堂,却有了八九百年——钟楼便在

它的右首。再向右是“新衙门”;教堂左首是“老衙门”。这两溜儿楼房的下一层,现在满

开了铺子。铺子前面是长廊,一天到晚是来来去去的人。紧接着教堂,直伸向运河去的是公

爷府;这个一半属于小方场,另一半便属于运河了。

圣马克堂是方场的主人,建筑在十一世纪,原是卑赞廷式,以直线为主。十四世纪加上

戈昔式的装饰,如尖拱门等;十七世纪又参入文艺复兴期的装饰,如栏干等。所以庄严华

妙,兼而有之;这正是威尼斯人的漂亮劲儿。教堂里屋顶与墙壁上满是碎玻璃嵌成的画,大

概是真金色的地,蓝色和红色的圣灵像。这些像做得非常肃穆。教堂的地是用大理石铺的,

颜色花样种种不同。在那种空阔阴暗的氛围中,你觉得伟丽,也觉得森严。教堂左右那两溜

儿楼房,式样各别,并不对称;钟楼高三百二十二英尺,也偏在一边儿。但这两溜房子都是

三层,都有许多拱门,恰与教堂的门面与圆顶相称;又都是白石造成,越衬出教堂的金碧辉

煌来。教堂右边是向运河去的路,是一个小方场,本来显得空阔些,钟楼恰好填了这个空

子。好像我们戏里大将出场,后面一杆旗子总是偏着取势;这方场中的建筑,节奏其实是和

谐不过的。十八世纪意大利卡那来陀(Canaletto)一派画家专画威尼斯的建筑,

取材于这方场的很多。德国德莱司敦画院中有几张,真好。公爷府里有好些名人的壁画和屋

顶画,丁陶来陀(TinDtoretto,十六世纪)的大画《乐园》最著名;但更重要

的是它建筑的价值。运河上有了这所房子,增加了不少颜色。这全然是戈昔式;动工在九世

纪初,以后屡次遭火,屡次重修,现在的据说还是原来的式样。最好看的是它的西南两面;

西面斜对着圣马克方场,南面正在运河上。在运河里看,真像在画中。它也是三层:下两层

是尖拱门,一眼看去,无数的柱子。最下层的拱门简单疏阔,是载重的样子;上一层便繁密

得多,为装饰之用;最上层却更简单,一根柱子没有,除了疏疏落落的窗和门之外,都是整

块的墙面。墙面上用白的与玫瑰红的大理石砌成素朴的方纹,在日光里鲜明得像少女一般。

威尼斯人真不愧着色的能手。这所房子从运河中看,好像在水里。下两层是玲珑的架子,上

一层才是屋子;这是很巧的结构,加上那艳而雅的颜色,令人有惝恍迷离之感。府后有太息

桥;从前一边是监狱,一边是法院,狱囚提讯须过这里,所以得名。拜伦诗中曾咏此,因而

便脍炙人口起来,其实也只是近世的东西。

威尼斯的夜曲是很著名的。夜曲本是一种抒情的曲子,夜晚在人家窗下随便唱。可是运

河里也有:晚上在圣马克方场的河边上,看见河中有红绿的纸球灯,便是唱夜曲的船。雇了

“刚朵拉”摇过去,靠着那个船停下,船在水中间,两边挨次排着“刚朵拉”,在微波里荡

着,像是两只翅膀。唱曲的有男有女,围着一张桌子坐,轮到了便站起来唱,旁边有音乐和

着。曲词自然是意大利语,意大利的语音据说最纯粹,最清朗。听起来似乎的确斩截些,女

人的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歌女是出名的。音乐节奏繁密,声情热烈,想来是最流行的“爵

士乐”。在微微摇摆地红绿灯球底下,颤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一片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

瑰红的样子。唱完几曲之后,船上有人跨过来,反拿着帽子收钱,多少随意。不愿意听了,

还可摇到第二处去。这个略略像当年的秦淮河的光景,但秦淮河却热闹得多。

从圣马克方场向西北去,有两个教堂在艺术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圣罗珂堂,旁边有一

所屋子,墙上屋顶上满是画;楼上下大小三间屋,共六十二幅画,是丁陶来陀的手笔。屋里

暗极,只有早晨看得清楚。丁陶来陀作画时,因地制宜,大部分只粗粗钩勒,利用阴影,教

人看了觉得是几经琢磨似的。《十字架》一幅在楼上小屋内,力量最雄厚。佛拉利堂在圣罗

珂近旁,有大画家铁沁(Titian,十六世纪)和近代雕刻家卡奴洼(Canova)

的纪念碑。卡奴洼的,灵巧,是自己打的样子;铁沁的,宏壮,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完成的。

他的《圣处女升天图》挂在神坛后面,那朱红与亮蓝两种颜色鲜明极了,全幅气韵流动,如

风行水上。倍里尼(Giovanni Bellini,十五世纪)的《圣母像》,也是

他的精品。他们都还有别的画在这个教堂里。

从圣马克方场沿河直向东去,有一处公园;从一八九五年起,每两年在此地开国际艺术

展览会一次。今年是第十八届;加入展览的有意,荷,比,西,丹,法,英,奥,苏俄,

美,匈,瑞士,波兰等十三国,意大利的东西自然最多,种类繁极了;未来派立体派的图画

雕刻,都可见到,还有别的许多新奇的作品,说不出路数。颜色大概鲜明,教人眼睛发亮;

建筑也是新式,简截不啰嗦,痛快之至。苏俄的作品不多,大概是工农生活的表现,兼有沉

毅和高兴的调子。他们也用鲜明的颜色,但显然没有很费心思在艺术上,作风老老实实,并

不向牛犄角里寻找新奇的玩意儿。

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刻花皮件,都是名产,以典丽风华胜,缂丝也不错。大理石小雕

像,是著名大品的缩本,出于名手的还有味。

贡多拉 (gondola) 这是一种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venice) 所特有的平底船,造型雅致,最初专为皇家游乐使用而设计,目前是威尼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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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9%B1%B6%E0%C0%AD&in=239&cl=2&cm=1&sc=0&lm=-1&pn=238&rn=1

威尼斯(Venice)是一个别致地方。出了火车站,你立刻便会觉得;这里没有汽车,要到那儿,不是搭小火轮,便是雇“刚朵拉”(Gondola)。大运河穿过威尼斯像反写的S;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道四百十八条,这些就是小胡同。轮船像公共汽车,在大街上走;“刚朵拉”是一种摇橹的小船,威尼斯所特有,它那儿都去。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只要不怕转弯抹角,那儿都走得到,用不着下河去。可是轮船中人还是很多,“刚朵拉”的买卖也似乎并不坏。 威尼斯是“海中的城”,在意大利半岛的东北角上,是一群小岛,外面一道沙堤隔开亚得利亚海。在圣马克方场的钟楼上看,团花簇锦似的东一块西一块在绿波里荡漾着。远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在温和的日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夏初从欧洲北部来的,在这儿还可看见清清楚楚的春天的背影。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会带你到梦中去。 威尼斯不单是明媚,在圣马克方场走走就知道。这个方场南面临着一道运河;场中偏东南便是那可以望远的钟楼。威尼斯最热闹的地方是这儿,最华妙庄严的地方也是这儿。除了西边,围着的都是三百年以上的建筑,东边居中是圣马克堂,却有了八九百年——钟楼便在它的右首。再向右是“新衙门”;教堂左首是“老衙门”。这两溜儿楼房的下一层,现在满开了铺子。铺子前面是长廊,一天到晚是来来去去的人。紧接着教堂,直伸向运河去的是公爷府;这个一半属于小方场,另一半便属于运河了。 圣马克堂是方场的主人,建筑在十一世纪,原是卑赞廷式,以直线为主。十四世纪加上戈昔式的装饰,如尖拱门等;十七世纪又参入文艺复兴期的装饰,如栏干等。所以庄严华妙,兼而有之;这正是威尼斯人的漂亮劲儿。教堂里屋顶与墙壁上满是碎玻璃嵌成的画,大概是真金色的地,蓝色和红色的圣灵像。这些像做得非常肃穆。教堂的地是用大理石铺的,颜色花样种种不同。在那种空阔阴暗的氛围中,你觉得伟丽,也觉得森严。教堂左右那两溜儿楼房,式样各别,并不对称;钟楼高三百二十二英尺,也偏在一边儿。但这两溜房子都是三层,都有许多拱门,恰与教堂的门面与圆顶相称;又都是白石造成,越衬出教堂的金碧辉煌来。教堂右边是向运河去的路,是一个小方场,本来显得空阔些,钟楼恰好填了这个空子。好像我们戏里大将出场,后面一杆旗子总是偏着取势;这方场中的建筑,节奏其实是和谐不过的。十八世纪意大利卡那来陀(Canaletto)一派画家专画威尼斯的建筑,取材于这方场的很多。德国德莱司敦画院中有几张,真好。公爷府里有好些名人的壁画和屋顶画,丁陶来陀(TinDtoretto,十六世纪)的大画《乐园》最著名;但更重要的是它建筑的价值。运河上有了这所房子,增加了不少颜色。这全然是戈昔式;动工在九世纪初,以后屡次遭火,屡次重修,现在的据说还是原来的式样。最好看的是它的西南两面;西面斜对着圣马克方场,南面正在运河上。在运河里看,真像在画中。它也是三层:下两层是尖拱门,一眼看去,无数的柱子。最下层的拱门简单疏阔,是载重的样子;上一层便繁密得多,为装饰之用;最上层却更简单,一根柱子没有,除了疏疏落落的窗和门之外,都是整块的墙面。墙面上用白的与玫瑰红的大理石砌成素朴的方纹,在日光里鲜明得像少女一般。威尼斯人真不愧着色的能手。这所房子从运河中看,好像在水里。下两层是玲珑的架子,上一层才是屋子;这是很巧的结构,加上那艳而雅的颜色,令人有惝恍迷离之感。府后有太息桥;从前一边是监狱,一边是法院,狱囚提讯须过这里,所以得名。拜伦诗中曾咏此,因而便脍炙人口起来,其实也只是近世的东西。 威尼斯的夜曲是很著名的。夜曲本是一种抒情的曲子,夜晚在人家窗下随便唱。可是运河里也有:晚上在圣马克方场的河边上,看见河中有红绿的纸球灯,便是唱夜曲的船。雇了“刚朵拉”摇过去,靠着那个船停下,船在水中间,两边挨次排着“刚朵拉”,在微波里荡着,像是两只翅膀。唱曲的有男有女,围着一张桌子坐,轮到了便站起来唱,旁边有音乐和着。曲词自然是意大利语,意大利的语音据说最纯粹,最清朗。听起来似乎的确斩截些,女人的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歌女是出名的。音乐节奏繁密,声情热烈,想来是最流行的“爵士乐”。在微微摇摆地红绿灯球底下,颤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一片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唱完几曲之后,船上有人跨过来,反拿着帽子收钱,多少随意。不愿意听了,还可摇到第二处去。这个略略像当年的秦淮河的光景,但秦淮河却热闹得多。 从圣马克方场向西北去,有两个教堂在艺术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圣罗珂堂,旁边有一所屋子,墙上屋顶上满是画;楼上下大小三间屋,共六十二幅画,是丁陶来陀的手笔。屋里暗极,只有早晨看得清楚。丁陶来陀作画时,因地制宜,大部分只粗粗钩勒,利用阴影,教人看了觉得是几经琢磨似的。《十字架》一幅在楼上小屋内,力量最雄厚。佛拉利堂在圣罗珂近旁,有大画家铁沁(Titian,十六世纪)和近代雕刻家卡奴洼(Canova)的纪念碑。卡奴洼的,灵巧,是自己打的样子;铁沁的,宏壮,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完成的。他的《圣处女升天图》挂在神坛后面,那朱红与亮蓝两种颜色鲜明极了,全幅气韵流动,如风行水上。倍里尼(Giovanni Bellini,十五世纪)的《圣母像》,也是他的精品。他们都还有别的画在这个教堂里。 从圣马克方场沿河直向东去,有一处公园;从一八九五年起,每两年在此地开国际艺术展览会一次。今年是第十八届;加入展览的有意,荷,比,西,丹,法,英,奥,苏俄,美,匈,瑞士,波兰等十三国,意大利的东西自然最多,种类繁极了;未来派立体派的图画雕刻,都可见到,还有别的许多新奇的作品,说不出路数。颜色大概鲜明,教人眼睛发亮;建筑也是新式,简截不啰嗦,痛快之至。苏俄的作品不多,大概是工农生活的表现,兼有沉毅和高兴的调子。他们也用鲜明的颜色,但显然没有很费心思在艺术上,作风老老实实,并不向牛犄角里寻找新奇的玩意儿。 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刻花皮件,都是名产,以典丽风华胜,缂丝也不错。大理石小雕像,是著名大品的缩本,出于名手的还有味。多了一点吧!!!!!!!可是我写不出来少的!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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