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一男子用高楼巨屏求婚，你还见过哪些浪漫的求婚方式？

恋爱，求婚，结婚，这样的过程是顺其自然的，而求婚又是让人激动的。太原一男子用高楼巨屏求婚，屏幕上写着表白，求婚等字，有许多人围观，这一幕，特别让人羡慕。你还见过哪些浪漫的求婚方式？关于这个话题，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一、用999朵玫瑰求婚。

我们无论在电视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看到过求婚的场景，自己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够有这样一场浪漫的求婚现场。我见过一场这样浪漫的婚礼，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舍友和她的男朋友是老乡，他们两个考取了同一所大学，在大一的时候，就确认定了恋爱关系。在毕业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手捧999朵玫瑰花，向她求婚，虽然说许多人认为用玫瑰花求婚有一点俗，但是不得不说，任何一位女生都抵挡不住玫瑰花的浪漫情怀，更何况是999朵玫瑰花，寓意着两个人的感情长长久久。我的舍友感动的稀里哗啦的，我们也都为她感到开心，因为她找到了好的归宿。这样的求婚方式真的是既浪漫又感人。

二、蛋糕里藏钻戒。

我们见到的求婚方式有一些是既惊喜，又浪漫的。我姐姐生日的时候，她的男朋友的结婚方式就非常让人惊喜。哈哈，现在他已经成为了我的姐夫。当时我的姐夫为姐姐订了一个超级漂亮的生日蛋糕，当姐姐切开蛋糕的时候，发现蛋糕里藏着一个盒子，这时候姐夫从盒子里取出了钻戒，单膝跪地向姐姐求婚，真的是非常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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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开国皇帝叫李渊,出生于显赫的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李_在朝廷做大官,他的母亲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一奶同胞的亲姐妹。因此,李渊一家可算是真正的皇亲国戚

据说李渊生下来的时候,体貌与一般婴儿大不一样,颇有非凡之气,并因此得到隋文帝的格外喜爱

父亲李_病死后,李渊继承父亲唐公的爵位,被封为谯、陇、岐三州刺史。隋炀帝继位后,李渊又不断升职。大业九年三月,隋炀帝出征辽东,委以李渊监督运送兵粮的重任

六月间,礼部尚书杨玄感趁国内兵力空虚而起兵叛乱,大举围攻东都洛阳。李渊立即派人连夜报告征战在外的隋炀帝。隋炀帝得到消息后从前线慌忙撤军,并命令李渊为弘化郡留守,抵御叛军。不久,杨玄感的队伍即被打得落花流水,杨也性命不保。叛乱平息后,李渊继续留守弘化。由于李渊十分善待属下,在众人心目中威望越来越高

李渊的结发妻子窦氏,据说她从娘肚子出来,就长发过肩,长到三岁时,头发竟然同身高一样长了。她自幼读女诫列女传等书,过目不忘

这窦氏不仅聪明过人,而且从小就表现出一个女孩子少有的远大志向。她也是出身名门：父亲窦毅曾在北周做官,做到上柱国大将军,母亲是当时皇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只是没过多久,丞相杨坚篡夺北周大权建立隋朝,北周便宣告亡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小小年纪的窦氏悲愤异常,脱口而出：真恨我自己只是个女儿身,不能拯救舅舅一家

这话要是让旁人听见了,那还了得。窦毅立即用手掩住女儿的小嘴,再三叮嘱她可不能乱说。但暗地里,却为女儿的过人胆识而惊奇不已,并对妻子襄阳长公主说：咱的孩子长相不俗,志向不凡。一定要为她仔细选择一位有本领的夫君啊！于是窦毅在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遇到年轻小伙前来求婚,就先叫他试射这两只孔雀,约定只有射中孔雀的眼睛,才将女儿许配给他。一时间,好多公子王孙雄心勃勃地前来试射,但个个都败兴而归。只有最后来的李渊,连发两箭都中了目标：一箭射中孔雀的左眼,另一箭射中孔雀的右眼。李渊就这样娶到了窦氏

李渊与窦氏共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建成,二儿子叫世民,三儿子叫玄霸,四儿子叫元吉。他们唯一的女儿李氏长大后,许配给了山西临汾人柴绍为妻

据说李渊二儿子李世民长到十来岁时,古今兵法已经烂熟于心。他一向轻财仗义,喜欢交朋结友,加上人长得高大健壮,善于骑马射箭,可谓是英姿勃勃,不同凡响

当时,由于隋的暴政,社会上谣言盛行,大意是说隋朝要亡了,李氏将要取而代之。这些谣言开始只是在民间流传,后来竟传到宫廷,连隋炀帝也听说了

隋炀帝便开始狐疑起来,想尽办法要除掉周围的李姓隐患。李渊的一位亲戚李密,也在朝廷做官,已经官至左亲侍。隋炀帝看他相貌堂堂,像谋大事的人,担心他将来造反,于是不明不白地将其免职

赶走李密,后来又怀疑到另一位叫李浑的,仍以莫须有的罪名诬他谋反,不但将他本人杀掉,还累及整个家族

再后来,又听说李渊在将士中颇得人心,又怀疑他才是心腹之患,于是派了两人去召李渊来见自己。李渊早已听说李浑一族惨遭灭门,知道隋炀帝召见是不怀好意,就装出一副憔悴的病容接见来使,又赠给了好些金银,让他们回去报告说自己正卧床不起,等病情稍微好转就去见皇上。两位来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回去即如此这般地汇报了。这隋炀帝此时正整日*乐,也没当回事,一晃便过了几月

李渊有个外甥王某在后宫当差。一天,正巧被隋炀帝碰见,隋炀帝便问他：你舅咋回事,怎么好几个月都不来见我呀？王某赶紧回答到：可能是病还没好吧？隋炀帝一听,很是宽心,笑道：干脆死了倒好

说完就走了

王某一看这情形,连忙写了密信给舅舅。李渊接到信,只看了几行便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左思右想也无计可施。最后也只有给隋炀帝身边的宠臣送些金银,自己则有意纵酒,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想以此来表明自己胸无大志,免得引起皇上疑心,而招来杀身之祸

大业十一年五月,就在李渊因深感自己成为隋炀帝眼中钉而忧心忡忡时,国内也危机四伏,不时有人起兵作乱。这天,突然传来皇上诏书,命令李渊担任山西、河东宣慰大使,讨伐群盗。李渊不辱使命,很快将叛军击败,俘虏好几万人。捷报迅速送往京城,隋炀帝大喜,于八月间往北巡视,没想到在雁门忽然遭遇一大队突厥兵。领兵头目叫始毕可汗。始毕可汗调集几十万大兵,将雁门团团围住,隋炀帝一时危在旦夕

国难当头,屯卫将军云定兴奉命连夜招兵买马,前往雁门解围。这时的李世民,已经是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了,闻讯兴冲冲前来报名参军。云定兴问了他的履历,知道他是将门虎子,又看他双目有神,相貌不凡,心中已经对他有了三分敬佩

李世民向云定兴分析道：始毕突然倾巢出动围攻天子,一定是以为我们不能迅速前去救援,才敢如此猖狂。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集结军队,连绵不断地几十里布设一个军旗,晚上仍然相互击鼓呼应,始毕必然以为大批援兵到来,定会望风而逃

云定兴一听,觉得的确是条妙计,马上予以采纳

果然,始毕可汗中计。隋炀帝这才得以安全返回东都。李世民在云定兴军营中待了一年多,也不见有什么赏赐,又听说隋炀帝南下江都时,杀死好多敢于向皇上进言的正直官员,感叹道：皇上如此昏庸,我在军中又能有什么作为？于是离开军营,回到故乡。这时国内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大业十二年十二月,李渊迁任太原留守,世民随往,不时带兵平乱,屡建奇功。

这个视频我也看过，我觉得这种下跪的行为特别的不合适。我们都有上跪天地，下跪父母。而这个男生，带着鲜花跪在人家工作的地方。如果不答应不出来就常跪不起，一种道德绑架的感觉。

在恋爱中，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有好的收获，你收获到的还可能是遍体鳞伤。

并不是所有的恋爱关系都是对等的，当一方是深爱，另一方只是凑合，深爱的那一方注定要受到伤害，并且付出越多，受到的伤害越大。

谈恋爱，自我感动，是一个大忌。不要以为跪着道歉，能感动对方，在一段真挚的感情里，两个人的灵魂一定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比谁低人一等，谁比谁卑微，要是有，那一定不是爱情！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男生

这样的男人千万不能嫁，太极端了。要是真的爱对方，对方也真的爱你，一个简单的仪式求婚足矣！但是他以下跪的名义，要求女生原谅，要求女生接受自己。行为太狭义了。

视频中，天有些阴冷，下着小雨。男子穿着雨衣，戴着手套，手里捧着一束粉色的玫瑰花。

他每走三步，把花放在一边，叩首，然后整个身子直接俯卧在地，头也埋在地上，手作揖。然而再爬起来，继续重复刚才的动作。

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广告牌，牌子上贴着女友的照片，照片的两边写有八个字：“天若有情，就请成全。”

这个行为简直让人生气，他的这种行为都是要女生无法选择，只能答应他。要是对方真的爱你，你不这样做，她也会同意的。她要是不爱你，你这么卑微地叩首，她也不会答应你。你何必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呢？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为了一个女人，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吧！

要是你的父母知道你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卑微，他们又做何感想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呢？

说着说着，就有好心路人上前扶男子，希望一并把他掉了一地的尊严扶起来！

可不管路人如何苦口婆心劝解，男子就是不听，执意三步一叩头，一路前行。一副不把女朋友追到手，死不罢休的决心！

此刻，在他眼里，除了爱情，他什么都不在乎，哪怕尊严，哪怕人格全都被踩在脚下，也无所谓了！

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为难，让你难过，更不会让你卑微，低声下气。真正爱你的人，你的一滴眼泪，就能让他心碎。你的一个笑容，就会让他开心。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她欢喜和悲伤的源泉。

视频中的男子，为了所谓的爱情，众目睽睽之下，沿街三步一叩首，甚至全身趴在地上叩首，这样的行为，真的低到尘埃里了。

这爱情面前，男子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奴隶，没有了自爱，没有了任何人格与尊严。在他眼里，爱情就是他的全部。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

在笔者看来，男子感动的只有自己，不会感动任何人，包括他的女友。男子的行为不但得不到女友的爱，甚至会把女友吓跑！因为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又拿什么去爱别人呢！祈求来的爱不是爱！

演唱会现场求婚这种行为可能会打扰其他观众的观赏体验，尤其是在音乐会、演唱会等公共场合，人们更注重音乐和表演本身，而非个人的私人事务。此外，演唱会现场求婚也可能会给求婚者和被求婚者带来压力和尴尬，因为这种行为通常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回应，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

如果你想在演唱会上求婚，最好的方式是提前与演唱会的主办方联系，了解是否有相关规定和安排。如果主办方允许求婚，可以选择在演唱会休息时间或者演唱会结束后，在不打扰其他观众的情况下进行求婚。另外，也可以选择在演唱会外的场合进行求婚，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打扰其他观众，还可以让求婚更加浪漫和私密。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道歉是维护关系、化解矛盾的一个必要手段。但对于问题的严重程度、道歉的方式和时间等因素都需要考虑，以确定恰当的处理方法。对于男方下跪道歉这种行为，也必须看具体情况。下面将进一步分析男方下跪道歉是否合适。

首先，下跪道歉并不是一种常见的道歉方式。作为一种毕竟罕见且耗费巨大体力的方式，下跪道歉所表达的诚意可能会超过日常的一般道歉方式。但是，诚意的表达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方式，而在于态度的诚恳和真诚。如果男方只是通过下跪这种方式来抱歉，并没有表示出真正的悔意，那么道歉的效果是不会太好的。

其次，下跪道歉的效果也要视情况而定。对于一些轻微的过错，下跪道歉可能过于过重，反而会让对方觉得难为情或者不自在。在不同的场合或者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道歉方式，是一件比较细致入微的事情。如果不清楚对方的接受能力和法度底线，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再次，下跪道歉有可能成为一种情感勒索。如果男方频繁采用下跪道歉来表达悔意，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让对方感到被侵犯，甚至认为是在试图以此获取别人的同情或者怜悯。这种行为可能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双方之间的感情进一步疏离。

最后，是否需要下跪道歉也要根据两个人的关系和性质来决定。如果是恋人之间的争吵，下跪道歉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但是如果是商业交易中的问题，下跪道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因此，判断是否需要下跪道歉，还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在男方良心发现、诚意感悟的情况下，适度地下跪道歉确实可以增加自己的信誉、博得他人的谅解，起到修复关系的作用。但是，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在道歉时，态度真诚，方式得当才是最重要的，而下跪道歉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具体应根据事情严重程度和对方接受情况来选择。

在2018年的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上。五月天演唱会上一场无声的求婚是在2018年的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上，地点是北京鸟巢体育场。当时一名男子在演唱会上向女友求婚，但是由于音响故障，求婚没有被听到，因此被称为“无声求婚”。如果要在演唱会上进行求婚，需要提前考虑好方案，与演唱会组织方沟通，并注意场合、音响效果和场地环境等因素，以确保求婚成功。同时，也需要尊重对方的意愿，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求婚。

演唱会作为一个公共娱乐场所，人们聚集在一起，享受音乐和艺术。如果在演唱会上提出求婚，一些观众可能会受到干扰，因此需要谨慎考虑。

首先，对于求婚者来说，可以在提出求婚前将方案与演唱会和舞台经理人协商，以确保求婚的行为不会破坏演唱会的正常秩序。

其次，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有一些人对求婚的行为有不同意见。要考虑所有观众的感受和偏好，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人抱怨，因为他们来到演唱会就是为了享受音乐，而不是观看求婚。

最后，对于实际求婚方式来说，可以选择不打扰周围的众，例如在演唱会期间提前联系舞台工作人员，准备音乐和甜言蜜语，并在安排好的时间和位置倾情提出求婚。这种方式既能保证求婚的浪漫感，又不会干扰到观众的观赏。

总体来说，如果要在演唱会现场求，需要仔细计划，考虑观众的感受演唱会的规定，并选择不打扰别人的求婚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求婚的浪漫和成功。

匈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学者多持怀疑态度。然《史记》中一些远古记事的真实性已多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则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说当亦有所据。匈奴妻后母之俗与《括地谱》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众妾”正复相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匈奴使用铁制工具较早，显系受汉人影响。故至少在匈奴贵族与夏后氏之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据史书记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强盛。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邻近匈奴，时遭匈奴抢掠，因之三国皆修筑长城，以为屏障。秦始皇时，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继之修缀长城，采取以守为主的长期防御方略。刘邦灭掉项羽后，移兵反击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危而后解。汉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扰，唯有权借和亲，嫁女纳币，以求粗安。武帝凭数世之蓄积，靠举国之人力、财力，对匈奴大张挞伐。匈奴被迫远徙，汉之兵马财货损耗亦至巨，致使“每内虚耗”、“官民俱匮”。往后匈奴虽不足为汉大害，然侵掠边境之事，仍不时发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发生内讧。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贵族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酿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五凤四年（前54年），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战斗失败，单于庭遂为郅支占有，于是呼韩邪决计降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见天子，汉隆重接待，居之北边，赈以谷食。郅支单于亦遣子入侍，图谋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经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于郅支骄横，未能得到西域诸国拥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众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设计谋杀。早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已归塞北单于庭。呼韩邪闻郅支死，且喜且惧，喜者劲敌已除，惧者畏汉袭之。乃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再次朝汉，并求婚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自匈奴内乱，呼韩邪首次朝汉，至此已三十年，汉匈关系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后，汉、匈更加亲善。王莽时，因莽一再轻侮匈奴单于，致使双方关系恶化，边隙又起。东汉之初，匈奴经过六十余年较为安定的生活，种人繁殖，势力增强。中土多年战乱，元气损伤，故刘秀对匈奴采取息事宁人措施，除赂遗匈奴财帛外，还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关（在上谷郡）东南迁移，另外，增添边地屯兵，修筑亭候，设置烽燧。匈奴贵族仍不时侵犯，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刘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层贵族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又趋激烈，并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为南单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继又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南单于与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令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并设护匈奴中郎将以佑护之。南单于亦自置诸部王，助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汉郡县侦探耳目。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衍。至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北匈奴则连年内乱，众叛亲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叛于右。加以天灾，人众向南匈奴及汉朝投降者前后相属，于是南单于一再给汉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之。汉两次遣军大举远征，出塞各三、五千里，较之前汉武帝时，费力少而战功多。北匈奴主力从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余万户，皆为自北南下的鲜卑人领属。从而促成了鲜卑日后的强盛。

最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政治昏浊，外戚和宦官迭相揽权，国事日非，下民困苦。不仅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虽然不久便被镇压下去。但其他汉胡人民的起义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适逢灵帝病死（189年），董卓带兵入京，天下大乱。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停住。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于扶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于扶罗又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平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十二月，董承、杨奉等奉献帝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赶乘舆。董承、杨奉屡吃败仗，乃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卫护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始到洛阳，去卑又护送献帝到许，然后返回平阳。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甥并州刺史高干、河东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一齐背叛曹操。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呼厨泉于平阳，呼厨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乌桓，高干再次叛操，守壶关口。次年，被操攻克，高干自入匈奴求救，呼厨泉不受，操遂定并州。

并州既是胡汉杂居之地，又俯邻邺、洛二都，所以曹操对治理并州的人选极为注意。如河东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习都是操精心选拔出来的州郡要员。《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中央任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次即征发强壮男丁，以为“义从”；对一般匈奴部众，则趁中央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这样，既可为国家补充精勇军队，同时也给匈奴部众开辟建立军功的机会。等豪右和丁强皆已离境，然后把他们的家属迁往邺城，充作质任。至于不服从调遣和政令的，则予以镇压。对于州界名士，皆量才录用，或贡达朝廷。这样，匈奴上下皆服从供职，同于编户。

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书有以下记述。《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亦言：

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

《晋书》卷56《江统传》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264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强，分为三率（同帅），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后），又增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曹操时的政策是：（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

是时，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去字之误）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徙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徙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徙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仅汉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三国志》卷22《陈群子泰传》又载：

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贵人的情况则远远凌驾于一般部众之上。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以优裕待遇。《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传》言：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以上材料说明，刘渊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刘渊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综上以观，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