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老师是谁？没人知道吧？

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

杨万里“为童子时，从先君宦学四方”（《诚斋集》卷126《曾时仲母王氏墓志铭》），其父杨芾“隐吉水之南溪，号南溪居士云。家无田，授士以养，暇则教子”（胡铨《杨君文卿墓志铭》），最初接受的是父亲的教育。14岁时，“拜乡先生高公守道为师，与其子高德顺为友，同居解怀德之斋房”（卷39《赠高德顺》诗序）。后有《夜雨》诗云：“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便是回忆师从高守道的这段生活。如果其父亲不计在内，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位老师就是王庭珪。自17岁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就和王庭珪之间建立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师生情谊。

王庭珪（1180—1172），字民瞻，吉州安福县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调茶陵县丞。“以上官不合，弃官去，隐居卢溪者五十年，自号卢溪真逸”（卷81《卢溪先生文集序》）。自宣和五年（1123）辞官茶陵之后，隐居安福家乡，著书吟诗，设帐授徒，“主庐陵文盟者六十年”（周必大《跋王民瞻杨廷秀与安福彭雄飞诗》）。同时，“虽不仕，常怀经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当路”，从未忘怀世事。由于“蚤忤上官，晩复流窜，官簿所以不进”（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以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而终。王庭珪学问渊博，著述颇丰，“有《卢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经讲义》十卷、《论语讲义》五卷、《语录》五卷、《杂志》五卷、《沧海遗珠》五卷、《方外书》十卷、《校字》一卷、《停停山丛录》一卷。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同上）。

进拜而师

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王庭珪而问学，时在高宗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其《杉溪集后序》（卷84）说：“予生十有七年，始得进拜卢溪而师焉，而问焉。”王庭珪已是64岁的老人。17岁开始师从，为时几年，却不得详而知之。由其《送刘景明游长沙序》（卷78）所云：“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刘（安世）先生为师。”可知其于21岁之前已回吉水，师从王庭珪问学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又由绍兴二十九年王庭珪《答杨廷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知杨万里后于绍兴十七年至十九年在安福师从刘安世期间，与王庭珪仍时有师从来往的。

那么，所学内容又主要是什么呢？对此，杨万里曾说：“其所以告予者，太学犯禁之说也。”（《杉溪集后序》）所谓“太学犯禁之说”，其在《杉溪集后序》中有具体说明：“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时，则有若山谷先生，续国风、雅、颂之绝弦。视汉之迁、固、卿、云，唐之李、杜、韩、柳，盖奄有而包举之矣。中更群小崇奸，绌正目为僻学，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庐陵有卢溪之王、杉溪之刘（才卲），两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学，刘公继至，触犯大禁，挟六一、坡、谷之书以入，昼则庋蔵，夜则翻阅，毎伺同舍生息烛酣寝，必起坐吹灯，纵观三书。逮暇，或哦诗句，或绩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辇毂，脍炙荐绅，纸价为贵。嗟乎，若两先生，当妖禽群啾而发紫鸾之鸣，抑扬骤歌而奏清庙之瑟，鹬冠毳服之竞丽，而觌黄收纯衣之制，其有大勋劳于斯文，其伟乎哉！”可见，其所学主要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古文和诗歌。

作为独出机杼、自成一体的诗人，杨万里曾经走过一条曲折而漫长的探索之路，他曾总结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卷81《诚斋荆溪集序》）又说：“予少作有诗千馀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同卷《诚斋江湖集序》）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杨万里36岁以前，作诗学江西诗派，所作“大概江西体”，与老师王庭珪崇尚黄庭坚恐怕不无关系。当然，诚如钱钟书所云：“北宋末、南宋初的诗人里，有些是瞧不起江西派而对黄庭坚却另眼看待的，例如叶梦得和王庭珪；他们的态度恰好像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所说：‘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宋诗选注》）对于王庭珪的诗文，杨万里也曾如此评价：“先生诗句得法於杜子美。自江西而下不论也。”（卷126《王叔雅墓志铭》）又说：“少尝见曹子方，得诗法。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卷81《庐溪先生文集序》）王庭珪崇尚黄庭坚的诗，然而却“不作西江社里人”，“自江西而下不论”，不步江西诗派之后尘，其诗近学黄庭坚，远承杜甫，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始学终弃，既学习前人，转益多师，又追求“笔下何知有前辈”（《迓使客夜归》），追求“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诚斋体”，这一点，与王庭珪也似乎不无关系。

王庭珪又是一位刚正爱国、颇具胆识和骨气的诗人。在南宋朝廷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斗争中，一直坚定地支持抗战，反对和议。绍兴十二年（1142），也就是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的前一年，王庭珪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不但热烈赞扬了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斩桧罢和议”（王庭珪《跋曾世选三贤论》）的爱国壮举，而且直接指斥了秦桧的卖国罪行。“时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诗名一日满四海”（杨万里《卢溪先生文集序》）。后被乡人欧阳安永告讦，朝廷以为“谤”，十九年贬辰州（属湖南）编管。在王庭珪因诗送胡铨而获罪遭贬之后，也有人谓乃“先生之过”者。杨万里后来在《卢溪先生文集序》写道：“里之士爱先生者，谓诗之祸从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适以济权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祸也，亦先生之过也。或曰：先生何过哉？先生言直而诗工耳。言不直，诗不工，世无传也。世有传矣，不见媚于明，必见媚于幽，故庭草随意之诗，空梁燕泥之诗，飞燕昭阳之诗，不才多病之诗，言非直也，诗工而已耳。诗工而非直，犹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之诗工而言直耶？先生何过哉？济权臣之威，亦稔其恶，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过哉？未几，时相殂，先生得归。又未几，今上践阼，初召，除国子监簿，再召，除直敷文阁。年馀九十，耳目聪明，赋诗作文，不见老人摧颓之气，朝廷想闻其风采，天下诵传其诗。祸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王庭珪获许自便，于次年春回乡。孝宗即位，召对，他乘机极言时政，建议“诚宜赫然奋威权，震动天下，委任贤相良将，以扫除宿愤，恢复中原”，力戒“和议断不可用”（《卢溪文集》卷26《上皇帝书》）。王庭珪坚定的爱国精神、刚正气概和无畏的人格，给正处青年的杨万里以震撼、以濡染，在杨万里心灵深处刻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又，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云：“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少尝师乡先生张汝明，晚自得于言意之表。汉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国、芗林向公子諲见其解，皆叹赏以为必传。公亦不轻示人，欲献公车。会诗狱兴，郡守议收公，理掾汪公涓奋曰：王君刚介，勇于义，一纸书招之，必来。他掾变色云云，自请提禁卒、挟廵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则突入公家。公谈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鐍箧中，卒疑其货也，挈以去。他日，公叹曰：天厄吾书。或谓今藏掾家云。”王庭珪《易解》20卷虽因诗狱而遭亡厄，未得其传。但是，后来杨万里自62岁始，用去十年时间，潜经覃思，作成《易传》20卷。这是否也受到老师的影响呢？

在王庭珪之后，杨万里还师从过安福刘安世、刘廷直，师从过庐陵刘才卲，然后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初赴任赣州司户参军。值得注意的是，正值“而立”之年，才刚刚走上仕途，杨万里便萌发了“弃官”之念。四十四年后，74岁的杨万里在《与南昌长孺家书》（卷67）中曾提及此事：“初仕赣掾，庀职一月，有所不乐，欲弃官去，先太中怒挞焉，乃止。”若非其父之“怒挞”，杨万里竟真的“弃官”而去，那么，其所为与其师王庭珪弃官茶陵、长隐卢溪又将何其相似乃尔！由此可见，在为学、为诗、为人、为仕等方面，杨万里所受王庭珪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勤相往来

杨万里进士及第、初入仕途之时，王庭珪还远在湖南辰州。而王庭珪获自便回安福之后，杨万里却一直在赣州任职。因而，两人重新见面，只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杨万里赴任永州零陵丞。当年，曾两度至安福拜谒王庭珪。王庭珪《答杨廷秀》手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少年登科，未足为左右贺。一日相见，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兹可贺也。去冬之官，再经敝里，失于侦伺，辱留手墨，追见不及。家仆回，又辱惠字，何其勤也。”第一次应是专程前往拜谒，两人相别十年，今“一日相见”，王庭珪喜其学成，故贺其“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对照王庭珪后来于乾道六年所作“益能为文，以显于时”（《卢溪文集》卷45《故左朝奉郎刘公墓志铭》）之评，可见此贺并非客套、溢美之语。第二次则是赴任途中取道安福，因未能谋面，故留下“手墨”，留下遗憾。至零陵后，又有书信命回吉水的家仆送致，可惜已佚。由“慰十年怀想之诚”一语可知，在王庭珪于绍兴十九年七月被贬辰州离开安福之前，两人之间该是常相见的。杨万里有《题代度寺》（卷2）云：“一别重来十五年。”代度寺在安福，诗写于隆兴元年（1163）八月，前推15年，正是绍兴十九年（1149），足证杨万里于绍兴十九年确实到过安福。也许正是特地赶往安福为老师贬窜辰州送行呢！师生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杨万里离任赣州，时在绍兴二十八年，其《达斋先生文集序》（卷80）云：（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后四年，某自赣掾辞满，乃归南溪”。第二年，便赴任零陵。那么，其专程前往安福拜谒老师，首先当如师所言，为“慰十年怀想之诚”，其次或许亦为赴任零陵为政之需。因为王庭珪曾任丞茶陵，两地同属湖南，虽隔时已久，然风俗民情，毕竟可以咨询。

隆兴元年夏，杨万里离任零陵归至吉水，九月，赴调至临安。时王庭珪已在临安任国子监主簿，两人开始又一度密切交往。

杨万里到达临安后，王庭珪是其首先谒见的人物之一。九月就有《为王监簿先生求近诗》（卷2）云：“林下诗中第一仙，西风吹到日轮边。杜陵野客还惊市，国子先生小著鞭。拈出老谋开宇宙，本来清尚只云泉。新篇未许儿童诵，但得真传敢浪传？”诗中将王庭珪称为“清尚只云泉”的“林下诗中第一仙”，誉为“杜陵野客”杜甫；祝其来到皇帝身边做“国子先生”，只是小试马力，虽年已84岁，仍当“拈出老谋开宇宙”，大展宏图；最后表明“求近诗”以“得真传”之意。其中“杜陵野客”之誉，与后来《卢溪先生文集序》中“其诗自少陵出”之说是一致的。王庭珪则有《次韵杨廷秀求近诗》（《卢溪文集》卷17）诗：“闻说学诗如学仙，怪来诗思渺无边。自怜犹裹痴人骨，岂意妄得麻姑鞭？曾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只今老钝无新语，枫落吴江恐误传。”紧扣“诗仙”一语下笔，说“学诗如学仙”，只要修炼到了家，便能“诗思渺无边”，虽然自痴于诗，也曾被誉为“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但毕竟今已“老钝”，无有新作，只是误传诗名而已。一者诚以求之，一者谦以答之，师生授受之意彰显。

当月，杨万里又有诗曰《宿徐元达小楼》（卷2）：“楼迥眠曾著，秋寒夜更加。市声先晓动，窗月傍人斜，役役名和利，憧憧马又车。如何泉石耳，禁得许喧哗？”王庭珪也有诗《次韵杨廷秀临安小楼不寐之什》（《卢溪文集》卷10）：“坐待银蟾上，寒禁酒力加。霜清群动息，雁过几行斜。楼角犹吹笛，天街又走车。客眠终未稳，人语已争哗。”两人不但吟诗唱和，而且共宿徐元达小楼，师生亲和之情深在。

十月，王庭珪“以老求去，主管崇道”（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10），离临安回安福。杨万里为其送行，作《送王监簿民瞻南归》（卷2）诗：“潮头打云云不留，月波泼窗窗欲流。夜寒报晴岂待晓，天公端为卢溪老。卢溪在山不知年，卢溪出山即日还。黄纸苦催得髙卧，青霞成癖谁能那？诏谓先生式国人，掉头已复烟林深。路旁莫作两疏看，老儒不用囊中金。”对王庭珪因“青霞成癖”、清尚烟林而“黄纸苦催”、再“得高卧”倍加钦赏，深致敬意。两人在临安的交往就此结束，为时一个多月。

隆兴二年正月元宵后，杨万里因父病，离临安回吉水。当年八月父亲去世后，又在家守制三年。服除后，直至乾道六年（1170）四月赴任知奉新县以前，基本上都在家乡。王庭珪自回安福后，除去世前一年即乾道七年冬因胡铨力荐、孝宗两诏而赴临安、“对内殿”（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外，也一直是在家乡。这六七年之中，两人当时应有来往。乾道七年冬，王庭珪因赴临安“锡对便坐，富有嘉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被“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卢溪文集》附录《除直敷文阁诰词》）。时杨万里已在临安任太常博士，两人当时也应有来往。只是这两段交往皆未见诗文记载，无法考实而已。

晚复托婚

回到安福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三月己丑（二十一日），乃得微疾启手足”（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历程。三年后，其子王頔（字叔雅）也“坐而云逝，实淳熙二年闰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卷126《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王叔雅墓志铭》有云：“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两家“晚复托昏（婚）”一事，应该发生在王頔去世之前。《诚斋集》卷52有《回王敷文民瞻家定亲启》，全文云：“贤者有后，仰玉树之森然；儒冠多贫，顾席门而陋甚。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生而独秀；而某侄子第五女孙，为诗人泸溪之妇，愧其非宜。发币载欣，挥毫莫叙。”此定亲启既称王庭珪为“敷文”，而王庭珪在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被除“直敷文阁”，则最早也应作于八年初之后。

由启文所述，“某”“犹子之二女”，得配王庭珪家之两孙，而此启所定之亲，乃“某侄子第五女孙”配王庭珪“第一令孙”。又由《王叔雅墓志铭》可知，王頔比王庭珪去世才后3年，却已有“男二人，詹、澹”和“孙男五人”，则此次定亲之“第一令孙”，绝非早已生儿育女的王詹，而是叔雅“孙男五人”中第一人，即王庭珪第一曾孙。《卢溪文集》卷39有《詹孙定婚启》和《澹孙定婚启》，后者有云：“不揆蓬蒿之室，素钦忠义之门，久接英游，敢求婚对。”其“忠义之门”之称，与杨万里启之谓“吾家忠襄之甥”相符，则此“第一令孙”或应是王澹之子？但是，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

今据乾隆壬寅重修安福《冷溪王氏族谱》载：“詹，頔长子，字岩鲁，行八，配东冈刘氏，子四：澄、洄、澜、涛。澹，頔次子，字无极，行九，秀才，常（尝）与侄澄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忠襄先生女。子三：潜、溉、湜。”再据杨万里《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卷118），杨邦乂只“生女一人”，“归新淦进士陈敦书”，则王庭珪次孙澹之所娶，并非如族谱所说为“杨忠襄先生女”，而其实是杨忠襄先生之孙女。又据《冷溪王氏族谱》载：“澄，詹长子，字见可，行二，秀才，尝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诚斋先生女。”“潜，澹长子，字时可，行七，配湴塘杨诚斋先生女。”再据杨万里于庆元四年（1198）所作《同王见可刘子年循南溪度西桥登天柱冈望东山》诗（卷38）：“亲交久别忽相从，饭罢相将柱瘦筇。”称王澄（见可）为“亲交”，庆元五年（1199）所作《赠王婿时可》诗（同上）：“忠襄先生有贤甥，卢溪先生有贤孙。只今二十能缀文，超然下笔如有神。”则杨万里之二女，分别配王庭珪之澄、潜二曾孙，当属实无误。又据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载吉水《忠节杨氏总谱》），杨万里有“女五人，长季蘩，嫁进士刘价，皆先卒；次季蕴、季藻、季苹、季菽，嫁进士王徽、刘亿、从仕郎新荆门州司法参军陈经、进士王潜”，则第五女季菽嫁王潜，应相合无疑，而次女季蕴嫁王徽，徽、澄则字异。杨万里于淳熙十五年（1188）所作《庐溪先生文集序》（卷81）有云：“先生之孙澹及曾孙徵及其门人刘江诠次先生之诗文凡若干卷，将刻枣以传。”然而王庭珪曾孙七人之名，字皆从“水”，将徽、澄、徵三字相比较后，完全有理由相信，杨长孺墓志之王徽、王氏族谱之王澄及杨万里序文之王徵其实是同一人，而徽、徵则皆为澄之因形近而字误耳。而《卢溪文集》卷首所附杨万里序文，“曾孙徵”则正作“曾孙澄”！又据《冷溪王氏族谱》，王庭珪曾孙七人，澄行二，洄行三，澜行五，涛行九，潜行七，溉行十三，湜行十六，可知《王叔雅墓志铭》之云“孙男五人”依次应指澄、洄、澜、潜、涛，而溉、湜则出生于頔去世之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去世后，周必大所撰行状和胡铨所撰墓志铭载其有“一男，頔；一女，嫁将仕郎彭飞。孙男二人，詹、澹，皆世其业，孙女二人”，虽皆未言及曾孙，而王頔去世才仅仅后王庭珪三年，却已有“孙男五人”，不可能全在王庭珪去世之后出生。但王潜至庆元五年（1199）尚被岳父在赠诗中称扬为“只今二十能缀文”，却可以说明他应该出生于曾祖王庭珪去世之后。则定亲时间，也应在王庭珪去世之后。

至此可以明白，启文中“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所称“执事”、“某人”，原来不是指王庭珪，而是指王頔。还可以认定，杨万里这篇定亲启应该是以他的一位叔父的名义写的，也就是说，杨万里二、五两女各婚配王庭珪两孙之长子这门亲事，是由他的那位叔父出面料理的，所以启文中称杨万里为“犹子”、“某侄子”。同时也可以发现，启文中“第一令孙”其实应是第一、四令孙，“某侄子第五女孙”也应是某侄子第二、五女儿。或许，季蕴婚配王澄之亲已先定，此启所定只是杨万里第五女季菽与王頔第四孙王潜之亲事。然而今存启文何以误为“第一令孙”和“第五女孙”？则无从考证，姑存疑耳。

杨万里与王庭珪两家“晚复托昏（婚）”，结为姻亲，将自己二女许嫁给老师两曾孙，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其师生之间无比亲密的情谊。

师恩永铭

在王庭珪去世三年以后，其子王頔也于淳熙二年（1175）闰九月一日去世，且“将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安福县翔鸾乡青陂之原”（《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牢记“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为作《王叔雅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杨万里由子及父，写王頔“六经、百氏，悉钩其深，尤邃于《春秋》，初，文定胡公（安国）过泸溪先生草堂，与先生讲《春秋》，叔雅从傍听之，即能陈说大义”，写王頔“少从先生，赋《早行篇》，先生惊喜曰：吾子亦能诗乎！遂授以句法”；写先生送胡铨诗狱发时，王頔“愿以身代之罪，若笞死、庾死，唯命，翦之市朝，亦唯命”，写先生已谪辰州贬所后，王頔不顾“狸嗥鼯啸，非人所居，崖路攀天，下则入阱，距家二千余里”，“徒步省觐，胝足血指，一岁再行，行不可至，至不忍归”；写王頔“一再试于有司，即弃去，曰：持古晞今，可乎”；写孝宗“即位，闻先生名，两诏召见，先生往来道途，叔雅皆侍行，礼部侍郎周公（必大）嘉叔雅之勤，欲白之朝，有以旌宠之者，叔雅力辞焉”，等等。择事谋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先生父子的深厚情谊和诚挚敬意。

至淳熙十五年（1188），王庭珪“先生之孙澹及曾孙澄，及其门人刘江，铨次先生之诗文凡五十卷，将刻枣以传，而太守朱公（晞颜）子渊复刻其诗于郡斋，澹属万里序之”，杨万里深感自己“尝侍先生之杖屦，闻先生之诲言者，欲辞，敢哉”，故于当年“九月晦日”为作《卢溪先生文集序》，且不忘署名时自称“门人”。序从绍兴十二年先生以诗送胡铨贬新州而“诗名一日满天下”写起，对先生的壮举加以充分肯定和赞扬，接着对先生的诗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清江刘清之子澄评先生之文，谓庐陵自六一之后，惟先生可继闻者，韪焉。”表达出杨万里对自己老师的真诚推崇。

对老师的恩谊，杨万里可谓永生难忘。在王庭珪去世三十年以后的嘉泰二年（1202）壬戌，76岁的杨万里重新读到其《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仍激动得难以平静，因而于正月十二日为之题写跋语。《诚斋集》卷101有《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全文云：“泸溪先生以诗取老桧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挤老先生，以策元勋，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桧亦殪。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嘉泰壬戌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考《卢溪文集》卷31《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六幅之一有云：“己巳冬，作书与彭彦直、王十五迪洪时云：（沈）昭远欲陷我而进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彦直以示同僚，端修亦闻之，莫不笑以为狂言。近方知端修死状与昭远无异，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是，我又何憾！当有归日矣。”故知所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即《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又《卢溪文集》附录有《杨文节公诚斋跋王泸溪手简》云：“嘉泰壬戌人日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故知集载跋文“嘉泰壬戌后五日”中，“壬戌”后脱“人日”二字，人日为正月初七，后五日，当为正月十二日耳。师亡已三十年，仍不忘自称“门人”，师恩永铭之心，可鉴！可叹！

　　情人节是西方节日，虽然与我国的传统节日不同，在我国却也十分受人重视，只不过对于人们来说，情人节是西方国家的新年，在我国却也只是让人们一同聚会，玩耍并且互送浪漫的节日。其实如今我国还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情人节，老一辈的人其实还是比较喜欢传统节日的，对于这样的节日无法接受。那么对于准备过情人节的人来说，是一定要给心爱的人准备礼物的，那么情人节送什么礼物比较有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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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情人节送什么钻戒才具有这样的诚意呢自然是求婚钻戒了，这款钻戒代表的是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也只能够购买一枚。这样的勇气和坚定，对于双方来说，自然是不错的选择呢。

奥古斯特·罗丹

（Auguste Rodin1840～1917）

简介

法国著名雕塑家。他生于一个贫穷的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务信使，母亲是穷苦的平民妇女。罗丹从小喜爱美术，其它功课却很糟糕。在姐姐玛丽的支持下，失望的父亲不得不同意把他送进巴黎美术工艺学校。姐姐玛丽靠自己挣得的工钱来供给他食宿费，因此罗丹从小就深深地敬爱他的姐姐。他14岁随荷拉斯·勒考克（Lecongde Boisbaudran）学画，后又随巴耶学雕塑，并当过加里埃·贝勒斯（Carrier·Belleuse）的助手，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创作装饰雕塑五年。1875年游意大利，深受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启发，从而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他的《青铜时代》、《思想者》、《雨果》、《加莱义民》和《巴尔扎克》等作品都有新的创造，曾受到法国学院派的抨击。包含着186件雕塑的《地狱之门》的设计，即因当时官方阻挠而未能按计划实现，只完成《思想者》、《吻》、《夏娃》等部分作品。他善于用丰富多样的绘画性手法塑造出神态生动富有力量的艺术形象。生平作了许多速写，别具风格，并有《艺术论》传世。罗丹在欧洲雕塑史上的地位，正如诗人但丁在欧洲上的地位。罗丹和他的两个学生马约尔和布德尔，被誉为欧洲雕刻“三大支柱”。

对于现代人来说，他是旧时期（古典主义时期）的最后一位雕刻家，又是新时期（现代主义时期）最初一位雕刻家。他的一只脚留在古典派的庭院内，另一只脚却已迈过现代派的门坎儿。可以说，罗丹用他在古典主义时期锻炼得成熟而有力的大手，用他不为传统束缚的创造精神，为新时代打开了现代雕塑的大门；当年轻的艺术家们蜂拥而入向前跑去时，他却已入衰迈之年，他走不动了。他的创作对欧洲近代雕塑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罗丹的一生是被人攻击和嘲讽、同时亦为人理解和支持的一生。但他始终以一种伟大的人格正确地面对这一切。罗丹一生攀登，并终于登上米开朗基罗之后的又一高峰。罗丹坚信：“艺术即感情”。他的全部作品都证明了这一观念，都深刻揭示了人类的丰富情感。罗丹偏爱悲壮的主题，善于从残破中发掘出力与美，这使他的艺术具备博大精深的品格。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创作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手法。他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思想和精神魅力，永远带给人以深沉的美，启迪着人们不停地思考。

凡高

十九世纪伟大的艺术巨匠文森特·凡·高 （本站简称凡高） 他是后期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1853年3月30日出生在荷兰南部尊得特一个牧师家庭。他父亲叫西奥多卢·凡·高是当地牧师。母亲叫安娜·科尼莉亚，4年后，凡高的弟弟提奥出生，他是凡高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与崇拜者。

小时候的凡高不爱学习，但他很有语言天赋。他会说英语，德语，法语，还会用它们写信。再加上后来学习宗教时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有母语荷兰语，他总共会六种语言。这说明凡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是个疯子！这一点必须澄清！请见《"疯子"是不可以用来形容他的》一文。

1861年凡高进入小学读书。1869年，16岁的凡高在画商文森特伯伯（与凡高同名，简称文森特伯伯的介绍下，进入巴黎古比尔公司（当时欧洲最大的画廊）的海牙分店工作。这家店是文森特伯伯一手创建的。现在的经理是年轻的特斯蒂格先生。店里出售绘画作品和名画复制品。凡高在那儿当店员。后因工作出色被转到伦敦分店工作。凡高质朴，真诚，热情的性格，使别人都很喜欢他，他的前途似乎也是一片光明，因为他的伯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画商之一，而他被认为是这位著名画商的理想继承人。

凡高在这段日子里通过工作，学习了大量的艺术知识，也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凡高一生都很爱读书，从他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这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打下了基础。他最喜欢的画家是米勒，伦勃朗，布雷顿等人。

1871年，父亲被调往海尔沃特。

1872年夏天，凡高回到海尔沃特看望双亲，与在外地上学的弟弟提奥见面。8月，提奥前往海牙，凡高与弟弟度过了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日子。提奥走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一生的书信来往。这650多封凡高写给提奥的书信，是我们了解凡高的最重要的资料。（请见本站凡高书信集）

1873年，提奥开始在古比尔公司布鲁塞尔分店工作，与凡高成了同行。

1874年，凡高在伦敦向房东的女儿求婚失败，受到了第一次巨大打击。心灰意冷的他对工作失去了热情，顾客和同事都对他很有看法。终在1876年初，凡高被古比尔公司解雇。

凡高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求得了一份老师的工作。1876年4月，他来到英国的海边城镇拉姆斯盖特 ，在斯托克斯先生办的学校当没有薪水的见习教师。7月，学校迁往艾勒沃斯，但试用期过后凡高仍没有领到工资。他开始另谋出路。这时，他有幸结识了当地的琼斯牧师，并在牧师所办的学校任助理教师，后来做起了助理牧师，甚至凡高有了自己的第一次传教。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因为在伦敦失恋后，就已经投身了宗教，并成了一名“宗教狂热分子”。

12月，凡高回家过圣诞节。此后再没有返回英国。具体原因不详。

1877年，又是在文森特伯伯的帮助之下，凡高到多德雷赫特一家书店当店员。但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宗教，怠慢了工作，4个月后再次失去了工作。

1877年5月，经父亲同意，他来到阿姆斯特丹，住在当时是荷兰海军司令的约翰伯伯家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凡高的舅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给他找来了最好的老师。但因为急于从事实际工作和痛恨晦涩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他放弃了继续学习。

1878年7月，又进入布鲁塞尔传教士学校学习，但还是没有取得毕业任命书。

同年12月，他毅然前往比利时博里那日矿区从事牧师工作。那是一个如地狱一般的地方，矿工们过着非人的生活，经常有瓦斯爆炸事故。为了给矿工们最大帮助，凡高与矿工们吃住在一样的破房子里，并把自己全部的食物和物品送给他们，后因工作过于“热情”，形象过于“丑陋”，教会认为他损坏了牧师的形象，把他解雇了。但凡高的行为得到了矿工们的尊重，有些人把他看作一位圣人。

再一次被解雇后的凡高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义务从事传教和救助工作。这时，他打算从事艺术了！

1880年10月，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布鲁塞尔边学习边创作。

1881年4月，凡高返回父母居住的埃顿。他开始了绘画的学习和创作，而他的家人和亲戚已开始对他失望（其实一直都很失望）。可是此时，凡高深埋心底的对艺术的热情才刚刚开始燃烧。

在埃顿期间，他爱上了刚刚丧夫的表姐凯（就是曾帮助过凡高的牧师舅舅的女儿 ），他和凯很谈得来，但当他提出要和她结婚时，又一次被拒绝了！凯逃回了阿姆斯特丹。痴情的凡高到凯双亲的住处找她，但凯的父亲拒绝了凡高的请求，凡高将一只手放到点燃的蜡烛上，故意让火烧自己，凯的父亲最后不得不吹灭了蜡烛凡高还是离开了。

又一次遭到打击的凡高来到海牙，他得到了已经很有名气的画家亲戚安东·莫夫（又译成毛威）的帮助，凡高在莫夫的指点下，绘画技法进步很快。他还得到了海牙古比尔分店经理特斯蒂格的支持。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凡高曾拒绝莫夫的建议:画石膏像。不过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因为凡高与女西恩交往，才最终与莫夫和特斯蒂格绝交。他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他只能弟弟提奥每月寄来的钱维持生活，而这种弟弟养活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凡高自杀。

1882年2月，凡高结识了女西恩并同她同居。出于对其悲惨生活的同情，凡高决定和西恩一起过平静的生活。所有人都反对他们的结合，甚至是提奥。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

9月中旬，与西恩分手后的凡高，离开海牙前往荷兰北部的德伦特，开始了几个月的流浪与创作。

1883年底已30岁的凡高来到父母在纽南的新家。

1885年3月26日，凡高的父亲去世。当年凡高完成了他的一幅著名作品（所谓著名是后来人的评价，当时的凡高根本无人知晓）《吃土豆的人》。这个时期的凡高受到荷兰画派，伦勃朗等画家的影响，画面深沉，厚实，有极强的乡土气息。而喜欢画农民一方面是出于对劳动者的尊敬和崇尚，也是受了他的精神导师----米勒的影响。

1885年11月，凡高到安特卫普一边创作一边学习。他开始推崇卢本斯，还接触了日本浮世绘。

1886年2月，凡高突然前往巴黎与弟弟提奥同住。提奥在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商了，他十分推崇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在弟弟的介绍下，凡高结识了保罗·高更、埃米尔·贝尔纳、图卢兹-劳特累克、卡米尔·毕沙罗、修拉等画家。还结识了经营绘画用品的唐基。这一时期的凡高深受印象派绘画的影响，画面变得明亮、清新，并运用了如点彩法等的一些印象派技法。同时，他也开始了著名的自画像的创作。

1888年初，35岁的凡高厌倦了巴黎的城市生活，来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寻找它向往的灿烂的阳光和无垠的农田。他租下了"黄房子"，准备建立“画家之家”（又称“南方画室”）。他的创作真正进入了高潮。《向日葵》《夜间咖啡座-室外》《夜间咖啡座-室内》《收获景象》《海滨渔船》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但他依然只能提奥的资助生活。

在阿尔期间，凡高认识了邮递员鲁林，善良的鲁林可能是凡高在阿尔唯一的朋友。凡高还为他们一家画了很多肖像画。

10月，高更来到阿尔与凡高同住，这是凡高梦寐以求的。他为了装饰高更的屋子，打算画一打(12幅)的向日葵，可惜没有完成。他对高更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尊重高更，但他们因性格上的差异和艺术上的分歧经常争吵。后来凡高因过度劳累，而变得时常精神失常。在一次与高更争吵后，他失去理智，企图“刺杀”高更，高更跑开后，凡高回到“黄房子”，割下了右耳的一部分献给了一个当地女这就是著名的“割耳事件”。高更走了，凡高想建立“画家之家”的宏伟计划就此终结。他也陷入了精神疾病的泥潭。

1889年4月，提奥结婚了。

5月，凡高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圣雷米的修道院接受精神病治疗（凡高得的应该是癫痫病，有人研究得到的结论认为：凡高得这种病有遗传因素，因为他们家族有这种病史）。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一次病，但平时他极为清醒（癫痫病人在不发病时就像常人一样），还创作了大量作品。这时的凡高已完全超越了印象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用心灵作画的大师！

凡高认为：绘画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事物的外部形象而应当在凭感觉与真实地描绘自然的同时，表达艺术家的主观见解和情感，使作品具有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可以说，用绘画表达艺术家的主观感受是此后一些画派，甚至整个现代艺术的主题。可在当时，凡高和高更等人根本不被理解，所以凡高一生只卖出过一幅油画，他近十年的艺术创作都是在提奥的资助下进行的。《星月夜》是圣雷米时期最著名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

1890年5月，凡高前往巴黎，与弟弟提奥和他的妻子，及他们刚出生一年多的儿子见面（凡高的侄子也叫文森特·凡·高，后来成为出色的工程师，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就是在他的奔走下建立的。）

5月21日，凡高搬到巴黎附近的奥维尔接受加歇医生的治疗。一切都很顺利。但《麦田与乌鸦》这一著名作品被认为预示了凡高的死亡。

7月27日，星期天。在外出写生时，凡高开枪自杀！但没有打中要害，被人抬回家，他拒绝接受治疗。（也有说是子弹太深了，已无法医治。）

7月28日一早，提奥赶到奥维尔。他坐在凡高床边和他一起回忆童年的时光

凡高说：“痛苦将永存”

7月29日黎明，凡高逝世。

7月30日，举行了葬礼。参加葬礼的只有提奥，加歇，贝尔纳，鲁西安·毕沙罗（著名画家毕沙罗之子），唐基。

自杀后，在凡高身上发现的一封信中，凡高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

提奥因过于悲痛也卧床不起，在凡高去世六个月后，也去世了。

后来，他与凡高一同葬在奥维尔墓园。他们兄弟的故事将感动全世界。

此后，在提奥妻子乔安娜的努力下（她把凡高的画借出展览。其实，在凡高临死前，已经有评论家赞美凡高了），凡高的名望越来越大。

1907年凡高的母亲去世。他活到了他儿子成名的那一天-------，她还为曾扔过凡高的画而感到后悔。

提奥的妻子乔安娜整理了凡高堆积如山的油画和素描，及写给提奥的几百封信。

1914年，凡高书信集出版。凡高的一生渐渐被全世界的人所知。

1927年，乔安娜去世。

1934年，《渴望生活----凡高传》出版。到了今天，此书已销售几千万册，许多人是通过这本书才喜欢上凡高的。

1962年，在凡高侄子的努力下，荷兰政府修建了阿姆斯特丹 国立凡高美术馆，永久珍藏凡高的作品和书信。这也是现在收藏凡高作品最多的艺术馆。

1978年凡高的侄子去世。他生前看到了凡高美术馆的建成。

到了今天，凡高已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

他的《加歇医生像》仍保持着世界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8250万美元。

凡高37岁就死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完成的。现存有油画800余幅，素描1000余幅，还有水彩，版画等作品。本站只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作品向大家展示。

凡高是用心灵作画的大师。他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

凡高，高更，塞尚，都是后印象派的杰出画家，他们都超越了印象派绘画，是现代艺术的导师和照亮人类艺术史的永恒的明星！

毕加索

（1881～1973）出生在西班牙，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 37000 件，包括：油画 1885 幅，素描 7089 幅，版画 20000 幅，平版画 6121幅。

跟一生穷困潦倒的文森特•凡高不同，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个画家之首。

达芬奇简介

1452年4月15日 意大利佛罗伦斯共和国的文西村近郊，赛尔·皮耶洛·达芬奇与卡特莉娜所生

1465年 进入韦罗基奥的工作室成为入门弟子（13～14岁）

1473年 创作《圣告图》

1476年 被告密与韦罗基奥的其他弟子犯了同性恋之罪，由于他矢口否认，最后被释放（24岁）

1482年 绘《三贤王的膜拜》，返往米兰（30岁）

1483年 接受圣佛郎西斯克，格兰德教会订作《岩石上的圣母》（31岁）

1495年 开始绘制《最后的晚餐》（43岁）

1502～03年 回到佛罗伦斯，开始绘制《蒙娜丽莎》（50岁）

1516年 应法王之邀，赴法国安伯瓦兹（64岁）

1519年5月2日 去世于安伯瓦兹（67岁）

莫扎特

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冈•阿玛台乌斯•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1756年1月27日生于萨尔茨堡一位宫廷乐师的家庭，1791年12月5日卒于维也纳。莫扎特三岁起显露音乐才能，四岁跟随父亲学习钢琴，五岁作曲，六岁又随父亲学小提琴，八岁创作了一批奏鸣曲和交响曲，十一岁写了第一首歌剧。他仅仅活了三十六岁。繁重的创作、演出和贫困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音乐作品成为世界音乐宝库的珍贵遗产。

1762年，六岁的莫扎特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慕尼黑、维也纳、普雷斯堡作了一次尝试性的巡回演出，获得成功。1763年6月-1773年3月，他们先后到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为期十年的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这些旅行演出对莫扎特的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有机会接触到欧洲当时最先进的音乐艺术--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的器乐，这使他以后能成为他那个时代在创作上风格最广泛的一位作曲家。

自1774年起，他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1777年在他又一次旅行演出时，在和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特别是与曼亥姆市民艺术家们平等而融洽的交往中，莫扎特得到了远非传统观念所能给予他的启示和激励。这不仅是艺术鉴赏力的提高，而首先是对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深切体会。他愈加认识到，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出身而是由才能与道德所决定。这时已经成人的莫扎特，对自己的奴仆地位感到不满。为了争取人身与创作自由，1781年，他彻底地同雇佣他的大主教决裂，毅然辞职。成为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个有勇气和决心反抗宫廷和教会、维护个人尊严的自由作曲家。同年，他到了维也纳，并写出了著名的歌剧《后宫诱逃》。

1782年7月首演，获得成功。1782年，在没有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他同一位曼亥姆音乐家的女儿康坦丝•韦伯结了婚。此间，莫扎特和当时正在维也纳的海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向海顿学习四重奏和交响曲的创作经验。自从他走上自由作曲家道路到他逝世的十年间，是莫扎特一生最重要的创作时期。这期间的作品，无论是歌剧还是交响曲，都展现出新的风貌。这些作品反映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坚定、乐观的阶级意识，表现了维也纳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思想感情。然而，作为第一个力图挣脱束缚、维护自己尊严的艺术家，他在享受“自由”乐趣的同时，也对“自由”的艰辛有了更实际的体验。莫扎特在音乐里开始体现他的悲伤、愤懑、甚至抗议，同时仍然对美好的未来抱着天真、诚挚的向往，一打开美丽的外壳，就迸射出如火的激情。

莫扎特一生中最后的两年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他曾说道：“我的舌头已经尝到了死的滋味，我的创作还是乐观的。”1791年12月5日这位伟大而优雅的天才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离开了这个让他多灾多难的世界。

当时妻子正患重病，家里没有一个零用钱，三十五岁的莫扎特就被埋葬在穷人的无名公墓里，没有一个亲属给他送葬，荒草隐蔽，雨露冲洗，让今天无数对他崇敬的后人欲祭无处。他为未能完成《安魂曲》而抱憾终生，但如今全世界都在赞美他的天才，他的灵魂真正可以安息了。

音乐史书上称莫扎特为稀世之才，他英年早逝，却留下了那么丰富的作品。他的创作几乎涉及了音乐的所有领域，但他最重要的成就当推歌剧。他继承格鲁克歌剧改革的理想，而且更进了一步。与格鲁克不同的是，莫扎特主张“诗必服从音乐”。他的歌剧具有强烈的音乐感染力，旋律非常优美、流畅自然而深情，宣叙调也富于歌唱性。不同类型的音乐，将各种人物形象、性格塑造得鲜明而生动。重唱形式，被莫扎特作为安排戏剧性冲突和高潮的重要手段。序曲简练、个性化，在音乐的性质上与全剧有了更多的内在联系。这些重要的探索，使莫扎特在德国歌剧艺术的开拓史上立下了不朽业绩。其中以《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魔笛》最为杰出。

交响乐也是莫扎特创作中的重要部分。他最有代表性的交响曲是他最后的三部，即降E大调、g小调和C大调交响曲。其中《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明朗愉快、充满诗意；《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富有戏剧性，有海顿式的乐观主义情绪，但在技法上又完全不同于海顿，被称为莫扎特的“英雄”交响曲；《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通常被称为《朱彼特》）宏伟豪迈、东观向上，预示了贝多芬的英雄性的交响曲的出现。莫扎特的交响曲（尤其是最后三首），是贝多芬之前的全部交响曲创作的最高成就。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各乐章之间的主题之间的对比性。

总的来说，莫扎特的创作成就遍及各个领域。它们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德奥知识分子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对美好社会和光明、正义、人的尊严的追求。他的音乐风格具有诚挚、细腻、通俗、优雅、轻灵、流丽的特征，大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反映了上升时期的德奥资产阶级向上的精神状态，在维也纳后期的创作中，也出现了悲剧性、戏剧性的风格，对社会矛盾的反映更趋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