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资料【俄国】

契诃夫的资料【俄国】,第1张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到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有《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客人》《小公务员之死》《站长》《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苦闷》《凡卡》《求婚》《林神》《第六病室》等。

契诃夫简介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

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

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

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

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

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

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

“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

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

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

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

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

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

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

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

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

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辞

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

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

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

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

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

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

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

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

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

是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

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

和矛盾而造成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

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

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

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

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

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

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

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

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

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

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

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

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

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

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

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

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

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

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

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

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

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

“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

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

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

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

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

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

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

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

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

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小说写了一个真实可信、生动感人、令人惋惜、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爱情故事。故事的情节很简单。约内奇(斯达尔采夫大夫)刚分配到省城郊外的嘉里日镇,就慕名去省城拜访“最有教养和才能的”屠尔金一家人。

他一见钟情,看上了年轻美丽的姑娘科季克。以后,姑娘的母亲、即屠尔金夫人常请约内奇医治她的偏头痛,再以后,即使不是为了治病,他也常去屠尔金家。

他终于向姑娘表达了爱慕之情,并向她正式求婚,但先是受到姑娘“孩子气”的戏弄,后又遭到姑娘的婉言拒绝,因为姑娘“热爱钢琴和音乐甚于生活中的一切”。

不久姑娘去莫斯科进了音乐学院。四年后,姑娘回心转意,向约内奇三番两次表白了爱情,姑娘表示爱慕他的医生职业和高尚人品。但这时的医生已经只对赚钱感兴趣了,他冷落地处理了姑娘的要求。他们的爱情就这样悲剧式地结束了。多少年以后,医生更加变了,他自己都承认“堕落”了,“贪婪支配了他”。

他真的发了财,乡下有了一所庄园,城里也正在买第三所房屋。但他一直单身一人,行医赚钱、业余玩乐、过着近乎醉生梦死的无聊生活。

而屠尔金一家,虽然先生照旧谈笑风生,夫人照旧朗诵小说,女儿照旧弹钢琴,仆人照旧“表演悲剧”,但时过景迁,境况寂寞凄凉。

扩展资料: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家境殷实、心地善良的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其实,斯达尔采夫大夫(约内奇)也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形象。

甚至在他变坏或“堕落”以后,虽然他“贪婪成性”,喜欢赚钱,但始终是个有良心、有责任心、对婚姻负责的男人。他从前对姑娘的“求婚”和后来对姑娘的冷落,都是有良心和负责任的表现。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Anton Pavlovich Chekhov,(1860年1月17日-1904年7月15日),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

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19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状况。

他的作品的两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契诃夫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参考资料-契诃夫

1860年,契诃夫 (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于1月29日诞生于俄国罗斯托夫州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在家里活下来的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农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契诃夫的祖父叶果罗夫·契诃夫当上了自己所从属的地主家的糖厂经理,并陆续积累了一笔钱,终于在1841年为自己的全家赎了身。契诃夫的父亲帕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获得自由后娶了一名名叫叶夫根尼娅的服装商人的女儿,在塔甘罗格当杂货店店主。对东正教十分虔诚甚至于狂热,这对契诃夫后来的的悲天悯人有着很深的影响。父亲的商店经营惨淡,这使得契诃夫从小生活艰难。父亲对孩子非常严厉,经常打骂。尽管如此,契诃夫对父母始终非常孝顺。他的母亲经常给儿女们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她讲的主要是她和她的服装商人父亲在整个俄国旅行的故事。契诃夫从小就喜欢喜剧和表演,这为他后来的剧作家之路埋下了基础。契诃夫后来曾说:“我们的天赋源自我们的父亲,但我们的灵魂源自母亲。”1867年,他进入当地的一所希腊小学读书。

1879年,契诃夫完成高中学业,前往莫斯科和家人团聚。在这里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这年年底,他写成了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这是他的处女作。

1880年,由于家境困难,契诃夫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为一些幽默刊物写些短小的幽默作品,借以维持生活,他就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这些搞笑作品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可读性很强,而且也能见容于当时的书刊检察机关。他逐渐拥有了一批读者。渐渐地,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不过,他早期的幽默作品中也有一些针砭时弊、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世态人心的佳作。1880年3月,他将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发表在《蜻蜓》杂志上,成了他的成名作。当时他正在上大学一年级,他署的名是“安托沙·契洪捷”(Антоша Чехонте)。文中讽刺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旧式地主的愚昧无知,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很明显,他受到了当时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的影响)。此时他写得很快,作品数量很多。很快不少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爱挖苦人的作者,他也引起了一些著名作家的关注。他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给《蜻蜓》、《花絮》等杂志投稿,用的是笔名。他在成名之后继续着自己早年的这一习惯。1880年,他的处女作发表之后,他结识了著名风景画家列维坦,并成为至交。

1885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现代小品)》、《客人(一个场景)》、《名贵的狗》、《纸里包不住火》、《哼,这些乘客们!》、《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猎人》、《哀伤》等短篇小说名篇。他也开始尝试创作剧本。1883年,他发表了一些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名篇:《胖子和瘦子》、《喜事》、《在钉子上》、《胜利者的得意洋洋(一位退休的十四品文官的故事)》、《小公务员之死》(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不平的镜子》、《谜一样的性格》、《站长》,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坛的地位。1884年契诃夫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和行医执照。这一年,他又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名篇:《文官考试》、《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Хамелеон)、《外科手术》。他在《变色龙》中将其讽刺手法使用的淋漓尽致。他的创作开始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艺术性也不断提高。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墨尔波墨涅的故事》(Сказки Мельпомены),里面收集了六个在幽默刊物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该书的出版坚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决心。此前他在大学毕业时曾给自己这样定位:“医生是我的职业,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1886年,他发表了《太太们》、《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一件艺术品》、《白嘴鸦》等短篇小说,以及《苦闷》(Тоска)、《凡卡》(Ванька)和《食客》、《校长》等系列短篇小说。这里面的《苦恼》和《凡卡》是其早期创作的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飞跃,他在里面不再写幽默故事了。接着,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莫特利故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苦恼》、《凡卡》,尤其是前者,讲述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马车夫无处倾诉自己的苦闷,只好向自己的马倾诉的故事。这部作品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后来被众多名家一致赞赏。新西兰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甚至曾说“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苦闷》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这一年,一个不起眼的名叫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игорович)的作家发现了契诃夫的才华,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肯定他的文学才华,他鼓励契诃夫充分发扬他的这一天赋,希望他珍惜自己的才华,使他自己的创作态度更加严谨,多写有意义的作品(此人因此而被称为“著名作家”)。契诃夫深受启发,开始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写作,以后逐渐写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的佳作。这一年,他写出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也是这一年,他的剧本创作的尝试也终于有了结果:《论烟草的危害》,这是一部轻松的喜剧。

1887年,由于过度劳累和健康不佳,契诃夫前往乌克兰东部旅行。旅行归来后,他写了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也是这一年,他的创作高峰到来了。这一年,他发表了《伤寒》、《吻》、《沃洛嘉》、《祸事》、《婚礼》、《逃亡者》、《无依无靠的人》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他也发表了通俗喜剧《蠢货》和四幕喜剧《伊凡诺夫》。接着,他出版了小说集《在黄昏》,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署上了真名,并把这个集子献给了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

1888年,他把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发表在严肃的文学杂志《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上。这部作品颇得好评,标志着他告别了喜剧性小说的创作,是他成熟的标志。他被俄国科学院授予“普希金奖金”。然后,他创作完成了另一短篇小说力作《精神错乱》。

1889年2月,《伊凡诺夫》在彼得堡皇家剧院演出。然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接着,他写成了独幕笑剧《求婚》和四幕喜剧《林神》。已经成为一名知名剧作家的他,加入了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创办的剧作家协会。

1890年4月到9月,契诃夫只身一人,先坐火车,后骑马、乘船,来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库页岛上地狱般的惨状和西伯利亚的城市的贫穷给契诃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黑暗的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心态,开始著述揭露沙俄专制制度下的内幕,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6)和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均是这次考察之后的产物。这一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贼》、《古塞夫》,创作了独幕笑剧《被迫无奈的悲剧角色》、《结婚》。

1891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村妇》、中篇小说《决斗》、独幕笑剧《纪念日》,其中《决斗》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向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观点进行挑战的文学作品。这一年后,契诃夫将重心转向戏剧创作,但没有停止小说创作。

1892年,他创作并发表了《跳来跳去的女人》、《邻居》和《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 6)。《第六病室》表现的是重大的社会课题,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反对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的摧残,作品语言朴实无华,气氛压抑,文笔精致,但是思想深刻。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部作品后“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六号病房里了”。《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的转折,是他在库页岛之行后的一大成就。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精神和民主精神,艺术性也没有丝毫的减弱。《第六病室》还秉承了《决斗》的精神,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思想进行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一年,他进行了一次出国旅行,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巴黎游历。

1893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匿名氏的故事》和《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这一年,他在照顾病人时感染了肺结核(当时的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为此,他到尼斯修养。

1894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天地》、《黑修士》、《大学生》,以及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库页岛旅行记》直指沙俄的专制统治和对政治犯的压迫。

1895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凶杀》、《白额头》,并且完成了四幕喜剧《海鸥》(Чайка)。

1896年,喜剧《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在舆论的批评声中,失望的契诃夫曾一度发誓永远不再创作剧本。接着,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一生》。

1897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农民》、《贝琴涅格人》、《在故乡》、《在大车上》等。然后,他违背了前一年的誓言,写成了反映乡村生活场景的四幕剧《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万尼亚舅舅》讲述一个盲目崇拜者对“名教授”的绝望和一个想造福后代的乡村医生幻想的破灭。该剧是契诃夫剧作中的代表作之一,曾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多次上演。

1898年,他加盟莫斯科艺术剧院,结识了高尔基,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研究戏剧和小说的发展情况,并研究如何为俄国的戏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开始与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等人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做出了重大改革。他也帮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论。这一年,他完成并发表了中篇小说《姚内奇》(Ионыч),对“人变庸人”的过程作了深刻的艺术展现。然后,他创作和发表了“短篇三部曲”:《醋栗》、《套中人》(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有关爱琴的故事》。这三部小说对社会上的庸俗现象和僵化的思想进行了嘲笑和批判。这些作品体现了契诃夫小说的特色:不追求情节的吸引人,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让人物的不同性格形成冲突与矛盾,进而反映社会现实。这使得他的短篇小说可以给予读者以思考和长期的深刻印象。在具体描写上,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列夫·托尔斯泰因此非常推崇契诃夫,说:“他就像印象派画家,看似无意义的一笔,却出现了无法取代的艺术效果。”高尔基也曾说:“俄罗斯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同普希金、屠格涅夫一道创立的,他们都是‘不可企及’的。”

1898年,喜剧《海鸥》(Чайка)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获得空前成功。后来,高翔着的海鸥形象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这一年,他与苏沃林前往西欧旅行。他支持左拉在在德雷福斯案件里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意见相反的苏沃林的关系。回国后,他因肺结核病情恶化而移居雅尔塔,在这里,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库普林等人互相交流。他曾经想与高尔基一同来中国,但因健康原因而只得作罢。雅尔塔成了他的小说《带狗的女人》(1899)的背景。

1899年,他创作发表了《宝贝儿》、《新别墅》、《公差》、《带狗的女人》等系列小说名篇,同年他的《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1900年,他创作并发表了四幕正剧《三姐妹》(Три сестры),以及短篇小说《在圣诞节节期》、《在峡谷里》。这一年,他当选为俄国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同年,在雅尔塔会见了托尔斯泰。

1903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补偿的障碍》、《没出嫁的新娘》(他最后一部写成了的小说作品,也是他最具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以及一部卓越的悲喜剧《樱桃园》。1902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主教》。这一年,为抗议俄国皇家科学院无理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称号的决定,他与柯罗连科发表声明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他在雅尔塔与在《海鸥》中扮演女主人公的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Ольга Леонардовна Книппер,1868年9月21日-1959年5月22日)结婚。

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也因此而改名为奥尔加·列昂纳多芙娜·克尼碧尔-契诃娃(Ольга Леонардовна Книппер-Чехова)。婚后,契诃夫的健康状况日下,直至3年后他逝世。这段婚姻很短暂,因契诃夫的早逝,而只持续了4年,但契诃夫的妻子在他死后终生未嫁。他结婚的这一年,即1901年,他的正剧《三姐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1904年,1月17日,《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由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契诃夫原本想让它成为一部喜剧,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除了将一些闹剧元素有所保留外,将全剧变成了一部悲剧)大获成功。5月,他出现了严重的哮喘,为此,他于6月赴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出现了心力衰竭。7月15日(俄历7月2日),契诃夫在巴登维勒与世长辞。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后葬于莫斯科。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Anton Pavlovich Chekhov,(1860年1月17日-1904年7月15日),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

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879年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参考资料

契科夫名言:

1、活该男人走运,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总是被爱情迷住了眼睛,而且从来就不了解生活。

2、公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又聪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残酷——这要依当时的心情而定。它永远是一群羊,需要好牧人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领到那儿去,它就永远跟着走。

3、大自然规定,人在生活中某一阶段就要产生爱情。到了那个阶段,就该加紧恋爱才对……法律上写着,正常的人应该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幸福。那么有利的时机一到,就赶紧结婚,用不着拖拖拉拉。要紧的是别自作聪明,要按规矩办事!规矩是了不起的东西!

4、对自己不满足,是任何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

5、不过高尔基的功绩本来就不在于他写的东西都使人满意,而在于他的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是第一个带着轻蔑和厌恶谈到小市民的人,而且他正是在社会已经为这种抗议准备成熟的时候来谈的。

6、女作家应当不是写,而是在纸上刺绣,因而工作得精细迟缓。

7、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8、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望和固执的毅力会促使他们不断地前进。

9、人间万物正在日益完善。如瑞典火柴,小歌剧,火车头,代普莱牌葡萄酒,人与人的关系等。

10、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即使你想得到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幸福,生活反正不会任你一边酗酒,一边幸福的,它会时时刻刻猝不及防地给你打击。

11、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成年时期,对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觉,他就不能不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

12、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

13、雨和雪,两个潮湿的弟兄,死命抽打我们的脸。尽管这是冬天,闪电仍然向四面八方划破天空。闪电像忽闪忽闪的天蓝色眼睛那样迷人,又像思想那样疾速,而它威严雄壮的旅伴,轰雷,吓人地震撼着空气。

14、求人帮助的时候,求穷人比求富人容易。

15、人的一生应当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参考资料: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聆听 帮助·信息,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其剧作也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忠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现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以及作品的幽默性和艺术性。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代表作品:《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草原》《凡卡》《樱桃园》

1880年3月,他将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发表在《蜻蜓》杂志(«Стрекоза»)上,这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扩展资料:

1886年,他发表了《太太们》、《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一件艺术品》、《白嘴鸦》等短篇小说,以及《苦闷》(«Тоска»)、《万卡》(«Ванька»)和《食客》、《校长》等系列短篇小说。

这里面的《苦闷》和《万卡》是其早期创作的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飞跃,他在里面不再写幽默故事了。接着,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莫特利故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苦闷》、《万卡》,尤其是前者,

讲述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马车夫无处倾诉自己的苦闷,只好向自己的马倾诉的故事。这部作品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后来被众多名家一致赞赏。新西兰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甚至曾说“哪怕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只要《苦闷》留存下来了,我就不会感到可惜。”

-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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