侏儒症的临床诊断

1．肾精亏虚：

证候：禀赋虚弱，先天不足，身材矮小，形体消瘦，囟门迟闭，发育迟缓，筋骨痿软。舌红少苔，脉细数。

证候分析：先天不足，肾精亏虚，致发育迟缓，身材矮小；精血亏虚，则形体瘦弱，筋骨痿软，囟门迟闭。

2．肾阳不振：

证候：面色晄白，面容呆滞，表情淡漠，身材矮小，骨骼脆弱，筋骨痿软，畏寒肢冷，面目四肢浮肿。舌胖淡，苔黄腻或白腻，脉沉细。

证候分析：肾主骨，肾虚则骨骼脆弱，筋骨痿软，身材矮小；肾阳虚衰不能达于肌表，温煦肌肤，故畏寒肢冷，面肢浮肿，舌淡胖，脉沉细；肾亏及脾则面色晄白，表情淡漠，面容呆滞。

3．肺肾两虚：

证候：形体消瘦，喘咳不休，体虚气短，汗多怕冷，身材矮小。舌淡少苔，脉沉细无力。

证候分析：久病咳喘，肺虚及肾。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肾气虚下关不固，气失摄纳，故呼气多而吸气少，气不得延续而喘咳不休，体虚气短；肾之阳气虚弱，不能达于肌表，畏寒怕冷，四肢不温，卫表不固，则咳逆易自汗出，舌淡，脉沉细无力，形体消瘦，身材矮小,皆为肾阳虚之象。

4．脾胃虚弱：

证候：面色萎黄，形体消瘦，纳食不振，身材矮小，囟门迟闭，筋骨痿软，毛发稀疏。舌淡，苔腻，脉细弱。

证候分析：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故面色萎黄，形体消瘦，纳食不振，身材矮小；脾虚及肾，致筋骨痿软，毛发稀疏，舌淡，脉细弱。

5．肝肾阴虚：

; 证候：头晕目眩，面色不华，筋脉拘急，肢体麻木，身材矮小，女子月经不潮，或闭经不孕，男子遗精，潮热盗汗，咽燥口干。舌红少苔，脉细数。

证候分析：肾阴不足，虚热内生，致面色不华，潮热盗汗，咽燥口干，身材矮小，女子月经不潮，男子遗精；肾阴虚则水不涵木，致肝阴不足，不能上荣于头面，则头晕目眩，筋脉拘急，肢体麻木，舌红少苔，脉细数。 诊断标准

垂体性侏儒症的诊断标准：①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正常人一2S或第3百分位(根据Stadiometer测定)；②生长速率<4cm/年；③X线骨龄落后于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均值2岁以上(根据Greulich一pyle图谱评价)；④三种生长激素(GH)激发试验(指左旋多巴、可乐亭及GHRH激发试验)；血GH峰值均<10ng/L；⑤排除其它造成生长落后的因素。诊 断：根据患者生长发育迟缓，身材矮小，生长速率慢，X线骨龄落后于同年龄儿童，血、尿垂体激素和多种垂体靶腺功能测定，并排除其他造成生长发育落后的因素而作出诊断。

体 征：婴儿期起病者多于1～2岁后生长较慢，生长速度每年不超过4cm，身材矮小，身高大多不满130cm，体态相对匀称。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延迟，长骨均短小。大脑发育正常，智力与同龄者相近。毛发少面质软，皮肤较细腻，皮下脂肪丰富，骨龄较年龄为小，肌肉发育和体力不如同龄儿童，性格常保持童稚状态。青春期常延迟出现，第二性征缺如，如同时有促性腺激素缺乏，则一直保持性幼稚状态，男性睾丸较小或隐睾，前列腺小，胡须、腋毛、阴毛缺如，声调高细。女性表现为幼稚子宫，原发性闭经，乳房、臂部及外阴均不发达，无腋毛及阴毛。发育至成年期，皮肤弹性减退而起皱，但面容仍不成熟/形成特征性“小老孩”模样。

继发性侏儒症生长迟缓的年龄多在4岁以后，可出现视力障碍、头痛、呕吐等颅内压增高的表现，以及半身软弱、嗜睡、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可同时合并尿崩症。

影象诊断：X线检查

常以腕骨、肘关节及长骨骨端X线观察骨化中心出现的情况判断骨龄，并推算骨龄落后实际年龄的程度。蝶鞍一般较小，若因垂体肿瘤致蝶鞍扩大且有骨质破坏，应进一步作CT或MRI检查。

实验室诊断：生长激素测定 GH分泌随年龄而变化，在2岁内浓度较高，成年后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约为1～5ng/ml。垂体性侏儒症GH明显降低，甚至不能测出其基础值，可测夜间睡眠后1小时或运动后的血GH浓度，或进一步作激发试验。

生长激素 正常值男为0 34～190kU/L，女为045～2 2kU/L，垂体性侏儒症者低于此值。

激发试验

(1)胰岛素低血糖刺激试验：普通胰岛素005～011U/kg，立即静脉推入，正常反应为兴奋后血糖下降28mmol/L(或50mg/dl)，或为空腹血糖的50%以下、GH>10μg/L。

(2)精氨酸刺激试验：5%～10%精氨酸05g/kg于30分钟内缓慢静脉输入，30～60分钟后血GH达高峰，峰值>7ng/ml， <5ng/ml者有诊断意义。

(3)左旋多巴(L-Dopa)试验 一般10mg/kg，口服，为可靠的激发试验。

(4)可乐宁试验：口服可乐宁015mg/m2 体表面积。

以上4种试验均于用药前及用药后30、60、90、120分钟取血测GH值，任何二种试验中有一次GH值达5ng/ml以上即为正常，否则为生长激素缺乏。

5．生长激素释放激素(GHRH)试验GHRH 10μg/kg静脉注入后，血清GH>7ng/ml者，可排除垂体性侏儒症。6． 甲状腺、性腺和肾上腺皮质功能测定垂体性侏儒症常有周围内分泌腺功能减退，可测甲状腺、性腺和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及相应的垂体激素水平。鉴别诊断

对于1～2岁幼儿的生长发育是否迟缓通常难以判断，生长至5～6岁，特别是接近青春期发育期时，侏儒症诊断不难，但其鉴别诊断却比较复杂。 1．垂体性侏儒与其他原因造成的侏儒症相鉴别

(1)体质性侏儒：本症患者骨化中心出现和骨骺联合年龄皆比正常者迟数年，身材矮小，性腺发育及第二性征成熟也较正常期为晚。生长激素水平正常，病儿无任何垂体疾病表现及其它内分泌功能异常。

(2)遗传性或种族性侏儒：某些地区或某种民族(如非洲某种黑人)体格特点为矮人，不存在垂体疾患，对外源性生长激素也无反应，属正常矮人。

(3)原基侏儒(宫内侏儒)：从胚胎开始发育迟缓，出生时体格即甚小，身长只有30～35cm，体重低于2400g，伴有躯体各种先天性畸形，特别是大脑发育落后，此种侏儒对外源性生长激素治疗无效。

(4)内分泌腺疾病伴侏儒体型：如地方性克汀病和散发性克汀病，大脑发育迟缓，表现痴呆或兼有聋哑，伴甲状腺功能低下表现，除四肢较短外，智力明显低下，骨骺发育迟延，血清胆固醇及蛋白结合碘增高。再如性腺发育不全的Turner综合征，身材矮小，原发闭经，有颈蹼、肘外翻及先天性心脏病等畸形，智力低下，为染色体异常。

2． 慢性疾病所致侏儒症 有血吸虫病性侏儒症；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生长发育障碍；骨、软骨生长发育不良所致侏儒症及慢性内脏疾病致使身材矮小等。 1．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常用有精氨酸、胰岛素、可乐定、L-多巴、运动、睡眠激发分泌试验。生长激素峰值<10ng/ml。2．夜间12h生长激素刺激试验示脉冲减少。

3．生长激素释放激素试验鉴别垂体和下丘脑病变。

4．生长介质测定常低于正常。

5．血T3、T4、TSH测定多数正常或低值。

6．骨龄测定常呈延迟。

7．女性作染色体检查排除Turner综合症。

8．颅脑占位性病变可作头颅X线摄片和CT显象。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每一个身体残缺的人都是被折断了翅膀的天使，他们同样有资格拥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李创利虽然身患侏儒症，但是却凭借着聪明才智创业成功，拥有亿万身家享受着自己的人生。

    然而在感情方面，李创利本人以及他的父母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觉得应该没有哪一个正常人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一个四肢不健全并且还需要细心照顾的人。

     李创利想的就是顺其自然，之前自己的全身心都放在工作养家上，也没过多的重视自己的终身大事。但是他有一个女秘书，在工作时就非常注意他的身体，知道李创利患有脆骨症，所以小心翼翼，李创利行动不便，所以她也会不厌其烦的送递和等待他的安排，耐心无比。

     在长时间的相处过程中，李创利渐渐的对女秘书产生了情愫。或许这就是一种缘分，爱情的感觉来了，真的是挡都挡不住。李创利想着自己到底是一个男人，还是要主动地试一试，已经做好了可能面对失败结果的他鼓起勇气求了婚。

     女秘书一开始虽然有一些震惊，不知道是因为没想到自己公司的总经理会看上自己，还是因为身体不健全的人居然会看上自己，总之最后女秘书也答应了他的求婚。

     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怕丢了工作，还是因为嫁给李创利会得到丰富的资金来源，总之两个人婚后生活的也是很幸福的，女秘书并没有因为有了资金来源和地位就对李创利不闻不问，反而是更加细心地照顾着他。

     人生不是西天取经，不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那么多才能取得人生的真经。熬过了一个阴霾，下一个就注定会是新日出。李创利和女秘书婚后生育了一个身体健全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并没有患上不可治愈的侏儒症，是一个健健康康的拥有着幸福家庭的孩子，现在的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

封建社会男女关系

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实质上是一夫多妻制，从春秋战国以后，已逐渐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一夫多妻，主要是在奴隶主、贵族、官僚中实行，他们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女奴，但那和婚姻无关，女奴连妾也算不上，只是供男子发泄性欲、玩之即弃的工具而已。多妻的情况，在当时的民间有，但不普遍，即使有妾，也不会多，而那些帝王、贵族、官僚的多妻，往往是以官制的形式规定，如《礼记·昏义》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周礼》云：“内宰以阴礼教六宫。”郑司农注云：“阴礼，妇人之礼。六宫后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国君的妻妾更由百数十人增至数百数千人。《孟子·尽心篇》云：“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赵岐注曰：“侍妾众多至数百人。”《墨子·辞过篇》云：“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管子·小匡篇》云：“(齐)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猪�戈，不听国政，卑圣侮士，惟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臣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后汉书·荀爽传》云：“三代之季，*而无节。谣台倾宫，陈ae 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可见，这一时期帝王贵族的多妻及纵欲已很严重了。

周代开始建立礼制，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时间和顺序。那时，人们喜欢以天体、阴阳、历数来决定事情的顺序，连后妃和帝王贵族同房的顺序也依照月的阴晴圆缺来决定。月亮每月从初一到十五会逐渐满盈，而后十五天则逐渐变缺，根据这个规律，从初一到十五，是由地位较低的女子开始进到地位较高的，而从十六到三十，是由地位较高的逐渐安排到地位较低的。

具体情况是：一日到九日，八十一御妇，每夜轮九人；十日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十三日轮九嫔；十四日轮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嫔；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一御妻，每夜轮九人。这种硬性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后妃争宠，实际上有的天子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这种规矩办事。

另一种说法是，皇后每夜都要和天子同房，每隔五日休息一日，这时才由其他嫔妃递补空缺，因此九个嫔妃要经过四十五天才能轮完一次。世妇以下的妃子则必须随着九嫔一起侍候天子，而不能和天子单独相处。

这种五天一巡的制度也被周朝时的各诸侯所袭用。诸侯共有九个妻子，其中除一位夫人外，另外还分为甲、乙、丙、丁四组侧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两个侧室相伴。通常的情况是，50岁以下的侧室才有和主君共寝的权利，因为这种女性还有怀孕的能力；50岁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寝了。但这只限于侧室，夫人(正室)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可一直和丈夫昼夜相处，同进同退。大夫只有一起二妾，以三日为一轮；而士族只能有一起一起。妻和妾的资格有严格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妻子可以从晚上一直陪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则必须在深夜时分等主君睡着后即行离去。

由于天子和后妃同房的顺序较为复杂，就产生了一种称为“女史”的官来掌握。

女史会让嫔妃们戴上金、银、铜等不同质料的戒指，借以明确身份和识别服侍天子的顺序；同时，把她们的日常言行举止记录下来，作为日后递补时的参考。嫔妃们在月经期间，必须在脸颊两侧涂上红色，以表明自己的生理状况。有人考证，由于后来人们觉得两颊涂红的女子比较美丽，就逐渐形成了涂胭脂的习俗。

古代一夫多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媵，妾制。

媵制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期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尸子》书中推测尧嫁二女于舜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说大致可信。媵制是指一个女子出嫁，须同姓品侄和奴仆随嫁。《仅礼·婚礼》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品从，谓之媵。”《易·归妹》云：“归妹以品，跛能履，征吉。”认为媵制如同跛脚，尚能穿鞋行走，是件好事情。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实行媵制。如《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品从之。”又《豳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也是说的媵婚。

《诗经》中将“归”字解为“出嫁”的诗约有15首。清人王先谦、姚际恒释“公子”为豳公的女儿。诗的大意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进入战国，因为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媵制随之没落。后世有妻死，由妻妹续弦的婚俗，就是媵制的遗孑。

妾就是所谓小妻、侧室、偏房。《谷梁传·僖公九年》：“毋为妾为妻。”《汇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妾一般都是来自身分较低贱的女子，《礼记·坊记·郑笺》云：“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

此外，凡是未经明媒正娶的女子，也称为妾。《礼记·内则》认为“奔者为妾”。她们遭受社会的歧视，“父母国人皆贱之”。

媵、妾制的产生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由于它是一种十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以很早就有人主张革除它。如《易经·革卦》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但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更难取得实效。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夫多妻制有许多原因：

第一，是母系制的彻底崩溃与男权的伸张。男子以女子为私有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当然多多益善。

第二，部落战争和奴隶使用的结果。私有制引起了比过去广泛、剧烈得多的掠夺战争，通过战争总有大量的妇女、小孩成为奴隶，被胜利者任意占有。

第三，统治阶级的纵欲，以女子为玩物，同时以蹂躏女子多作为其权势的象征。

这正如吴景超所说：“有钱有势的人想‘御声色’，乃是多妻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

但在‘御声色’三字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幸福便轻轻葬送了。”

第四，子嗣观念的影响，多妻则多子，多子则多福。

关于这第四个原因，可以再论述得多一些，因为子嗣观念贯穿于几千年来(甚至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中国的性文化史。子嗣观念在这一时期遗留后世的古籍、文物中找到许多证据，如王国维《殷虚书契后编》卷下十四叶一断其中就有“多子孙甲”的字样。

威斯特马克说过：然而人之欲拥有多妻，非仅基于性的动机，性以外如子孙、富、权威，皆足令其诱惑。且妻之不产，或生女不生男，亦常使男子有另求新配的要求。在东方各国以获得子孙为实行多妻的主要原因。日本纳妾曾由法律认可，其辩则在生育子嗣，继承先人的祭祠。古代兴都人的一夫多妻，似以恐惧无子而死为一要因。而同一动机，依旧在近代兴都人间存在。许多波斯人迎娶新妻，仅为了初妇之无出，雷因说：“埃及男子对于不幸无出的妻，虽恋情犹浓，不忍割爱，徒以子嗣所关，乃引起重婚的念头。”仅因初期不产，或生女不生男，而承认或实行一夫多妻，实为许多民族的通例。

以上这种情况也是适用于中国古代的。那时，殷商民族是处在一个农业颇为发达，而四邻的敌人又极多的环境之下，他们自然会有多妻的要求，因为多妻可以多子，多子则可以扩张本族的势力，以抗御敌人，同时可以协助农业的生产及襄理家事。

自从周代的宗法家族组织确立之后，子嗣观念更加浓厚，如《诗经·螽斯》就以善生子的螽斯来比喻妇女的美德：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桃夭》之诗也和《螽斯》相近：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蒖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就是说，“之子于归”以后，所赖以“宜家室”、“宜家人”的，无非是有花、有实、有叶，而宜能发荣滋长这几个条件罢了。

周代这种子嗣观念的发展，使多妻制度更加确定。以后帝王、贵族、官僚之多妻，以及一般市民百姓纳妾者，多以子嗣的传祧为借口。例如《白虎通·嫁娶妻》云：“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又云：“卿大夫一妻二者何，尊贤广继嗣也。”其实，“广继嗣”也许只是个借口，性的目的总是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的。

五、离婚

既有结婚，就有离婚。但是，由于女子依附于男子，所以男子可以休妻，而女子却不能离夫，虽然这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尚不严格，但是已见端倪。

在古代，男子离婚，使婚姻关系永远停止，叫“出妻”。但是在贵族方面不直称，于是自称其姊妹被出为“来归”，称他人的姊妹被出为“大归”。例如《左传·春秋上》：“夫人姜氏归于齐。左氏曰：‘大归也。’”(文十八)“秋，郯伯姬来归。左氏曰：‘出也。’”(宣十六)“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梁氏曰：‘妇人之义，嫁曰归；反曰来归。’”(成五)当然，对平民百姓来说，就没有这么多讲究了。当时“出妻”的理由主要有七条，称为“七去”。《大戴礼记本命》：“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为其乱族也；姤，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七出”，有些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而“七出”之外，还有一些“理由”，就更荒唐了。例如《韩诗外传》说，孟子之妻在房内蹲着，孟子就要休她。《韩非子·说林》说：“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

因为古代妇人无私产，那位卫人之女只不过是留了点私房钱，在古人看来，简直和盗窃差不多，于是就被婆赶出了门。

前面说过，古代男女结婚，表面上是男子娶妻，实际上是公婆取媳妇，公婆的权力大得很，它代表了一种宗族的势力。有时“出妻”，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决定于公婆。如《礼记·内则》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这就是说，夫妻感情融洽，但公婆不喜欢她，就可以“出”她；如果夫妻感情不好，但公婆很中意这个媳妇，那么两个人也必须“白头到老”，这种礼教与宗法制度真是荒谬已极！

被“出”的女子当然是十分痛苦的。周朝有个人叫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但夫妻感情甚好，父兄却强令商陵牧子改娶，其妻知道了十分伤心，中夜倚户悲啸。

牧子听到了，

中心悲怆，就援琴作《别鹤操》：

将乖比翼兮隔天端，

山川诛远兮路漫漫，

揽衣不寐兮食忘餐！

此歌情真意切，感动了家人，于是仍为夫妻。这只是一个例外，古代硬折连理、棒打鸳鸯的被“出”之妇不知有多少。

不过，如果男子随便“出”妻，婚姻、家庭就不能稳定，那么社会也不能稳定了。所以，又规定了有三种情况不能“出”妻，这叫“三不去”。《孔子家语》说：“三不去者，谓有所娶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当然，人们对这“三不去”能实行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女子除被“出”外，还经常被丈夫遗弃。其实，“出”妻和遗弃并无本质的差别，可能遗弃妻子比“出”妻更不需要有什么“理由”。遗弃妻子绝大部分是由于丈夫喜新厌旧。

例如，《诗经·邶风》中《谷风》一诗就是为此而咏：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

不远伊迩，薄送我畿。

谁谓荼苦？如甘如荠。

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这首诗描写一个弃妇踽踽独行，望着那风雨如晦的天空，倾诉对忘恩负义、喜新厌旧的怨恨，絮絮诉说自己被遗弃的不幸。“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是说想过去言犹在耳，信誓旦旦，说两人要共生死；而现在“宴尔新昏，如兄如弟”，丈夫又娶了新人，如胶似漆，比兄弟骨肉情还亲——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所以《诗序》上说：“《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妻离绝，国俗伤败焉。”

在《诗经·卫风》里有一首题为《氓》的叙事诗，也很有特色：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耿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这首诗非常完整地叙述一个妇女从恋爱到结婚以及最后被丈夫抛弃的不幸遭遇。

她的丈夫是个抱布贸丝的小商人，过去花言巧语骗得了她的爱情。结婚以后，她日夜操劳，主持家务，不以贫穷为苦，信守“白首偕老”的誓言。过了三年苦日子，丈夫变心了，把从前的“海誓山盟”忘得一干二净，经常骂她，侮辱她，最后遗弃了她。这首诗很生动、真切地反映出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女子被“弃如敝屐”的怨恨和痛苦。

古人以诗文咏弃妇之苦的，各个朝代都很多，其中有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如汉末王粲的《出妇赋》：

……

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

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弃兮之！

又如三国时曹植的《出妇赋》：

悦新婚而忘妾，哀爱患之中零……

恨无愆而见西，悼君施之不忠！

再如唐朝顾况的《弃妇词》：

古人虽弃妇，弃妇有归处；

今日期辞君，辞君欲何去？

本家零落尽，痛哭来时路。

忆昔来嫁君，闻君甚周旋。

及与同结发，值君适幽燕。

孤魂托飞鸟，两眼如流泉；

流泉咽不下，万里关山道。

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

物情弃衰残，新宠方妍好。

这些反映弃妇的诗文很多，原因是在社会生活中这一类的事太多。这些诗文之所以能写得如此悲切生动，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期妇的痛苦实在太深了。

关于男子是否应该任意遗弃妻子，在古代至今两千多年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同情被伤害的女性，另一种是为忘恩负义的男子辩解。汉朝有个叫王肃的人，博学多才，很得皇帝赏识。王肃过去本来已聘谢氏女为妻，但到京师任职后，皇帝却嫁以公主。谢氏女知道了此事，不胜悲怆，就作五言诗以赠王：

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

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

公主知道此事以后，就代王肃写诗答谢氏女：

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

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

公主的这首诗，实际上宣扬了男子遗弃女子有理论。这首诗的意思是，针孔里总要穿线的，要缝新布时，自然要换一根新线，怎能老是用那根旧线呢？这种观念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男子对待遗弃妻子的态度和玩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实质上是一夫多妻制，从春秋战国以后，已逐渐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一夫多妻，主要是在奴隶主、贵族、官僚中实行，他们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女奴，但那和婚姻无关，女奴连妾也算不上，只是供男子发泄性欲、玩之即弃的工具而已。多妻的情况，在当时的民间有，但不普遍，即使有妾，也不会多，而那些帝王、贵族、官僚的多妻，往往是以官制的形式规定，如《礼记·昏义》末段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周礼》云：“内宰以阴礼教六宫。”郑司农注云：“阴礼，妇人之礼。六宫后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国君的妻妾更由百数十人增至数百数千人。《孟子·尽心篇》云：“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赵岐注曰：“侍妾众多至数百人。”《墨子·辞过篇》云：“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管子·小匡篇》云：“(齐)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猪�戈，不听国政，卑圣侮士，惟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臣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后汉书·荀爽传》云：“三代之季，*而无节。谣台倾宫，陈ae 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可见，这一时期帝王贵族的多妻及纵欲已很严重了。

周代开始建立礼制，不仅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妻妾的数目，而且规定了同房的时间和顺序。那时，人们喜欢以天体、阴阳、历数来决定事情的顺序，连后妃和帝王贵族同房的顺序也依照月的阴晴圆缺来决定。月亮每月从初一到十五会逐渐满盈，而后十五天则逐渐变缺，根据这个规律，从初一到十五，是由地位较低的女子开始进到地位较高的，而从十六到三十，是由地位较高的逐渐安排到地位较低的。

具体情况是：一日到九日，八十一御妇，每夜轮九人；十日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十三日轮九嫔；十四日轮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嫔；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二十七世妇，每夜轮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一御妻，每夜轮九人。这种硬性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后妃争宠，实际上有的天子并不一定严格按照这种规矩办事。

另一种说法是，皇后每夜都要和天子同房，每隔五日休息一日，这时才由其他嫔妃递补空缺，因此九个嫔妃要经过四十五天才能轮完一次。世妇以下的妃子则必须随着九嫔一起侍候天子，而不能和天子单独相处。

这种五天一巡的制度也被周朝时的各诸侯所袭用。诸侯共有九个妻子，其中除一位夫人外，另外还分为甲、乙、丙、丁四组侧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两个侧室相伴。通常的情况是，50岁以下的侧室才有和主君共寝的权利，因为这种女性还有怀孕的能力；50岁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寝了。但这只限于侧室，夫人(正室)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可一直和丈夫昼夜相处，同进同退。大夫只有一起二妾，以三日为一轮；而士族只能有一起一起。妻和妾的资格有严格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妻子可以从晚上一直陪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则必须在深夜时分等主君睡着后即行离去。

由于天子和后妃同房的顺序较为复杂，就产生了一种称为“女史”的官来掌握。

女史会让嫔妃们戴上金、银、铜等不同质料的戒指，借以明确身份和识别服侍天子的顺序；同时，把她们的日常言行举止记录下来，作为日后递补时的参考。嫔妃们在月经期间，必须在脸颊两侧涂上红色，以表明自己的生理状况。有人考证，由于后来人们觉得两颊涂红的女子比较美丽，就逐渐形成了涂胭脂的习俗。

古代一夫多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媵，妾制。

媵制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期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尸子》书中推测尧嫁二女于舜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说大致可信。媵制是指一个女子出嫁，须同姓品侄和奴仆随嫁。《仅礼·婚礼》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品从，谓之媵。”《易·归妹》云：“归妹以品，跛能履，征吉。”认为媵制如同跛脚，尚能穿鞋行走，是件好事情。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实行媵制。如《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品从之。”又《豳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也是说的媵婚。

《诗经》中将“归”字解为“出嫁”的诗约有15首。清人王先谦、姚际恒释“公子”为豳公的女儿。诗的大意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进入战国，因为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媵制随之没落。后世有妻死，由妻妹续弦的婚俗，就是媵制的遗孑。

妾就是所谓小妻、侧室、偏房。《谷梁传·僖公九年》：“毋为妾为妻。”《汇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妾一般都是来自身分较低贱的女子，《礼记·坊记·郑笺》云：“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

此外，凡是未经明媒正娶的女子，也称为妾。《礼记·内则》认为“奔者为妾”。她们遭受社会的歧视，“父母国人皆贱之”。

媵、妾制的产生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由于它是一种十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以很早就有人主张革除它。如《易经·革卦》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但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更难取得实效。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夫多妻制有许多原因：

第一，是母系制的彻底崩溃与男权的伸张。男子以女子为私有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当然多多益善。

第二，部落战争和奴隶使用的结果。私有制引起了比过去广泛、剧烈得多的掠夺战争，通过战争总有大量的妇女、小孩成为奴隶，被胜利者任意占有。

第三，统治阶级的纵欲，以女子为玩物，同时以蹂躏女子多作为其权势的象征。

这正如吴景超所说：“有钱有势的人想‘御声色’，乃是多妻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

但在‘御声色’三字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幸福便轻轻葬送了。”

第四，子嗣观念的影响，多妻则多子，多子则多福。

关于这第四个原因，可以再论述得多一些，因为子嗣观念贯穿于几千年来(甚至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中国的性文化史。子嗣观念在这一时期遗留后世的古籍、文物中找到许多证据，如王国维《殷虚书契后编》卷下十四叶一断其中就有“多子孙甲”的字样。

威斯特马克说过：然而人之欲拥有多妻，非仅基于性的动机，性以外如子孙、富、权威，皆足令其诱惑。且妻之不产，或生女不生男，亦常使男子有另求新配的要求。在东方各国以获得子孙为实行多妻的主要原因。日本纳妾曾由法律认可，其辩则在生育子嗣，继承先人的祭祠。古代兴都人的一夫多妻，似以恐惧无子而死为一要因。而同一动机，依旧在近代兴都人间存在。许多波斯人迎娶新妻，仅为了初妇之无出，雷因说：“埃及男子对于不幸无出的妻，虽恋情犹浓，不忍割爱，徒以子嗣所关，乃引起重婚的念头。”仅因初期不产，或生女不生男，而承认或实行一夫多妻，实为许多民族的通例。

以上这种情况也是适用于中国古代的。那时，殷商民族是处在一个农业颇为发达，而四邻的敌人又极多的环境之下，他们自然会有多妻的要求，因为多妻可以多子，多子则可以扩张本族的势力，以抗御敌人，同时可以协助农业的生产及襄理家事。

自从周代的宗法家族组织确立之后，子嗣观念更加浓厚，如《诗经·螽斯》就以善生子的螽斯来比喻妇女的美德：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桃夭》之诗也和《螽斯》相近：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蒖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就是说，“之子于归”以后，所赖以“宜家室”、“宜家人”的，无非是有花、有实、有叶，而宜能发荣滋长这几个条件罢了。

周代这种子嗣观念的发展，使多妻制度更加确定。以后帝王、贵族、官僚之多妻，以及一般市民百姓纳妾者，多以子嗣的传祧为借口。例如《白虎通·嫁娶妻》云：“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又云：“卿大夫一妻二者何，尊贤广继嗣也。”其实，“广继嗣”也许只是个借口，性的目的总是占十分重要的地位的。

五、离婚

既有结婚，就有离婚。但是，由于女子依附于男子，所以男子可以休妻，而女子却不能离夫，虽然这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尚不严格，但是已见端倪。

在古代，男子离婚，使婚姻关系永远停止，叫“出妻”。但是在贵族方面不直称，于是自称其姊妹被出为“来归”，称他人的姊妹被出为“大归”。例如《左传·春秋上》：“夫人姜氏归于齐。左氏曰：‘大归也。’”(文十八)“秋，郯伯姬来归。左氏曰：‘出也。’”(宣十六)“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梁氏曰：‘妇人之义，嫁曰归；反曰来归。’”(成五)当然，对平民百姓来说，就没有这么多讲究了。当时“出妻”的理由主要有七条，称为“七去”。《大戴礼记本命》：“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为其乱族也；姤，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七出”，有些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而“七出”之外，还有一些“理由”，就更荒唐了。例如《韩诗外传》说，孟子之妻在房内蹲着，孟子就要休她。《韩非子·说林》说：“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