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相关资料

古老的剑桥高街原有四个名称：圣约翰街，三一街，国王大道，特兰平顿街。它北起都铎时代的门楼，南至菲茨威廉博物馆，国王学院雄伟的礼拜堂位于正中。这条街的核心部分是国王大道，一条真正的王家林阴大道，至少在非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此。平常时拥挤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是小城风景如画的中心。议事堂，大圣玛丽教堂，国王学院礼拜堂—在这一建筑群落中，古典式和中世纪风格混合在一起。可是，如果没有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那棵大树，建筑再辉煌也是多么冷清呀。

那些用砖头和桁架建成的房屋，建于18世纪和19世纪。商店、咖啡店、住房—国王大道上没有一座出名的房子，但全部加起来就为对面的学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在国王大道上可以买到报纸、泰迪熊和长袍，在雷德和阿米斯公司可以买到各种颜色的领带，在普利玛微拉画廊里可以买到当今最好的手工艺品。从前人们一天中至少在国王大道上相遇一次，那是学院之间的新闻交易所，大学的政策在这里制定。“请记住这一点，”1908年，弗朗西斯·康福德在他的《大学教育微观学》里写道，“办事的人是2~4点在国王大道走来走去的人，一生中天天如此。” 敲掉国王学院礼拜堂两端的几座小塔，它的比例会更加合适！

—约翰·拉斯金，1849年

一条石墙沿着国王大道延伸，美丽的尖塔将它分成一段段，仿佛墙后是忽必烈汗的皇宫似的。透过花格窗的窗棂，内院绿草茵茵。就连门楼外维多利亚时代的邮箱都有一个小圆顶。倚放着自行车的墙上写着“禁放自行车”。燕子不顾每天潮水般的游客，在门拱里筑巢。这是国王学院的古典式门廊。游客当然改由礼拜堂北门进出。这里就连后门都很气派。约翰·贝奇曼说国王学院是所有剑桥学院中和牛津最相似的，他这么讲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个牛津人所能说出的最恭维的评价。

该学院全称为“被祝福的玛丽和圣尼古拉斯的国王学院”，它由亨利六世创建于1441年，比伊顿公学晚几个月。当年刚满19岁的国王创建这两所学院，是在效仿威廉·威克姆。在那之前70年，威克姆将牛津的新学院和温切斯特的一所高级预备中学联系在了一起。

直到1861年，国王学院只招收伊顿公学的学生。精英们还享有既不必参加通常的大学考试也不受官方代理人的权威管制的特权。国王赋予了国王学院的人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没有使他们更让人喜欢，而是增强了他们的假绅士魅力。

如今国王学院总强调它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自由传统。它1973年就开始接受女生，是剑桥最早接受女生的学院之一。如今，偏偏是这块从前的伊顿飞地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例最高（80%左右）。

国王学院接受少数族裔学生也早于和多于其他学院。教师和学生同样重要，这是国王学院的风俗。这一自由和友善的精神也是使徒俱乐部及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特点，没有谁描写得比小说家福斯特更透彻的了，他是国王学院的院士，他说他宁愿出卖他的国家也不会出卖他的朋友们。如果在学院初建时说这句话会要了他的命。

章程里规定，国王学院应招收70名院士和学生，10名牧师，6名普通教徒，16名唱诗班男童和一位院长。院长不叫Master，而叫Provost。当时它是剑桥规模最大的学院，要创建这么大的学院需要地皮。整个城区被拆除了，包括它的教区礼拜堂—一下子拆光了，而计划的新建筑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一开始只建成了礼拜堂北面的老大院，也是后来的学堂。随着国王在玫瑰战争中倒台，也就没有资金建完他的学院了。

1515年，这座礼拜堂奇迹般地竣工了，又过了200多年，国王学院才又大手笔地制定计划—又是只实现了一部分：正对大门的吉布斯楼。詹姆斯·吉布斯，议事堂的设计师，设计了这座空着的长形配楼，使用的是浅色波特兰石，符合古典建筑艺术的理性精神（1724~1732年）。石墙底层上方是琴室，平直、沉稳的檐尾，顶楼带栏杆—跟相邻礼拜堂异常灵活的、高耸的哥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凯旋门式的通道、三角门楣和半圆形窗为对称的正面带来一些张力，它的简约也是因为预算有限。

1946年10月25日，在这座楼里，两位伟人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发生了争执。“有哲学麻烦吗？”卡尔·波珀问道，他是道德学俱乐部邀请来的演讲者，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抓起了消防火钩。他真的这么做了吗？由这件传奇式事件引出了哲学史上最长最离奇的注脚。今天，这个房间是两位国王学院院士的工作室—女经济史学家埃玛·罗思柴尔德和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男爵。

吉布斯设计的大院本应有两座独立的配楼，而不只是一座。又过去了一个世纪，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才建成了今天的模样。威廉·威尔金斯，当时最伟大的学院建筑师，于1824~1828年修建了南楼和食堂，屋顶有两座尖塔，东侧对着大街，是门楼和颂经台。这堵墙的护墙上方建有哥特式尖顶，好像它们是从礼拜堂屋顶攀爬下来似的，墙上建有垂直的大窗户，轻巧，透明，低矮得不至于破坏眺望学院礼拜堂的视线。中间是门楼，一座新哥特式精品，建有圆顶和尖塔。虽然这座垂直线礼拜堂和大门的建筑时间相隔了300多年，但在整体上显得一致、和谐，是建筑师的一大成功。谁还会怀念威尔金斯想在内侧建造的回廊呢？

直至1970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后的20年福斯特都住在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里。他是学院的圣人，教师和学生们前来拜访他，而他根本不再是个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写的“腼腆的小老鼠”了。他的小说《莫里斯》描写了一段剑桥的同性爱情故事。在詹姆斯·艾弗瑞以其改编的影片里，院士们还排着长队走向食堂里的高桌。当我坐在那里时，高高的新哥特式搁栅平顶下的自助食堂里一片忙碌，再没有人穿着长袍了，高桌被撤除了。陪伴我的退休院士哈尔·狄克逊说道：“我们自夸是平等主义者。”老熟人们从食堂贴有墙裙的墙上俯视着我们，那是英国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男爵和他的儿子霍拉斯。

在哈尔·狄克逊博士从前在这里经常遇到的同事当中，有诺贝尔奖得主、生化学家弗里德利克·桑格，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或托尼·布莱尔的老师、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这里也能见到一位穿短裤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院士—法语教师安迪·马丁，他描写冲浪，就像罗兰·巴特描写日常生活一样。走廊和会议室里挂满国王学院名人的肖像，很多来自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女厕所里还有印度小雕塑）。 国王学院的图书馆也是威尔金斯设计的，拥有藏书近13万册，专门收藏中世纪和东方学手稿，另有一位经济学家收藏的图书珍本。凯恩斯没有子嗣，当他1946年去世时，他将哥白尼、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儿、伏尔泰、弥尔顿的作品初版留给了他的学院—一座欧洲思想史的珍贵图书室；凯恩斯光是18世纪出版的康德作品就收藏了约50个版本，对于他来说，阅读就和呼吸一样自然。

自入国王学院学习以来，凯恩斯就收集图书。图书馆背后维伯院里他的住所满墙绘有裸体男舞者和摘葡萄人，是他的朋友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萨·贝尔所画。霍斯特尔花园是院士花园（1949年）边上的一个住宅区，地面的花卉和静物写生地面砖也出自他们之手。

布卢姆斯伯里艺术家们的数千信件和照片，收藏在学院图书馆的现代档案中心—从罗杰·弗赖伊到艾伦·图灵这些国王学院毕业生的手稿，到福斯特和鲁珀特·布鲁克的差不多全部遗稿都包含其中。不排除曾经的历史系学生萨曼·拉什迪有一天会将他的小说打印稿赠给这家档案馆，如今它的阅览室里甚至已经挂着伦敦戈登广场旁凯恩斯住处的绘画门了。 大学生草地是国王学院的剑河草地，牛群在草地上吃草。福斯特的小说《最长的旅行》开头，有几名国王学院的学生发表哲学议论：“母牛活着……无论我是身在剑桥、冰岛或死去，母牛都将活下去。”我们从威尔金斯的剑河桥（1819年）走进后园。一条略有弯曲的椴树林阴道沿着它的优美线条领我们穿过草地。到处开满了银莲花、风信子、蓝星星、水仙花、棋盘花。河畔草地里，第一丝新绿在忽闪。但独一无二的是，即使没有春天的五彩缤纷，自18世纪以来，从后园眺望国王学院的景致都没有变化：吉布斯楼、礼拜堂、克莱尔学院的老大院，它们坐落在那里，保持着绿色和高贵的距离。这是那条国王学院的唱诗班男童每天都走的路，他们从路对面的学校去学院礼拜堂参加晚祈祷。

1446年7月25日，在雅各布节这一天，国王亨利六世为学院礼拜堂举行了奠基礼，时人一定比我们今天更觉得它宏伟。只有大教堂和宫廷礼拜堂具有类似的荣耀。这座礼拜堂是学院创始人的一座弥撒礼拜堂，但它首先是教会的一座纪念碑，反对当时的威克利夫教派教徒及其他异教徒。历经70年之后，国王学院礼拜堂终于完工了，它是英国后哥特式的标志，影响远远超出了剑桥，是改革前王室庇护人最后的教会大建筑。

国王学院的门卫们称他们的礼拜堂为“棚屋”。柯勒律治赞美它的“超越感官直觉的美”，威廉·特纳用画笔描摹它，威廉·华兹华斯献给它三首诗。只有来自牛津的建筑界泰斗约翰·拉斯金发牢骚，说剑桥的宝贝看上去像一张倒置的桌子，四条桌腿朝天。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墙壁攀爬者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国王礼拜堂东北塔的垂直陡壁了。谁能将一把伞或一辆自行车固定在高高的塔顶，就会有和从前的石匠站在摇晃的脚手架上类似的胜利感。 修建国王礼拜堂的工人有时多达200多人，这对于一座当时只有约5000居民的城市来说是相当多的了。这是怎样的建筑啊：从1446年一位兰开斯特国王时代开始动工，1461年因玫瑰战争中止，1477年又由约克家族的胜利者续建，1485年重新中止，最后由都铎家族出色地完成。像通常一样，人们先建东墙，用的是约克郡的灰白色含镁石灰岩。礼拜堂西部的后建部分使用的是北汉普顿颜色较深的、乳白色的威尔顿石。不光是从石头的更换，从风格上也能看出建筑中断过。西面部分扶垛上装饰有很多都铎玫瑰、吊门、香根茑尾和徽章动物，不同于早期的东面部分。但是，尽管有这种区别，尽管建筑时间拖得很长，尽管前后领导这项工程的至少有4位建筑师，但总体效果却是再统一不过了。

在对静态的神奇信仰中，这座礼拜堂取消了承重墙和窗户的分隔，约翰·贝奇曼称它是一座“石头和玻璃”的水晶宫。桁架结构像一张蜘蛛网，柔弱地撒开在窗户、墙壁和屋顶上方，连成一个高高的长房间。墙壁不负重，除了轻盈的自身外它们似乎什么也不承载。房间里光线充裕，一片亮堂。两侧半柱的肋木伸出来，在我们头顶高高地分叉成一个拱顶，几乎毫不费力地成扇形展开。这个扇形拱顶跨度12米，长88米，高24米，一气呵成，没有中断。这项伟大的工程成果将明朗的结构同高品位的装饰结合在一起。搭建如此宏伟的穹窿，这在当时是大胆设计，还要在扇子折处，在垂直肋木的菱形里嵌进冠石，而冠石本身就已经重达一吨，由一块巨石雕出玫瑰和吊门，作为交替的都铎徽章。整个拱顶重1875吨，全部重量被引导向外，由4座角塔和22根扶垛分担。一排贯通的侧堂掩盖了粗壮扶垛的深度，扶垛的尖塔矛尖似的竖在屋脊上，戳向天空。

承蒙国王学院的一位院士帮助，我得以进入礼拜堂的扇形拱顶。西北塔里的一道旋转楼梯连接着沿着侧墙的一条狭窄通道，巨大的橡木屋梁就架在这堵墙上。紧靠梁下是一个幽暗的房间，其波浪形起伏不平的地面就是扇形拱顶的背面。置身于橡木肋木和石头屋顶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陷身鲸鱼腹里的约拿。这一拱顶奇观有个名字：约翰·瓦斯泰尔。有证据表明，他从1485年起就住在国王礼拜堂的建筑工棚里了。被认为是其作品的有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央塔楼里的扇形拱顶和彼得堡大教堂的复古式圣坛。他的代表性作品在剑桥。亨利六世的建筑师雷金纳德·伊利原先计划的是一座枝胁拱顶，约翰·瓦斯泰尔1512~1515年以这座巨大的扇形拱顶完成了礼拜堂，这也是英国最大的扇形拱顶。 瓦斯泰尔和他的石匠托马斯·斯托克顿还承建了侧堂的大多数拱顶、有很多塑像的大门和角塔和雕工精湛的徽章—总共有近400块石徽章：玫瑰、王冠、吊门和花卉、博福特夫人的灰狗、都铎时代的威尔士龙。亨利六世绝对不会同意这种装饰的。他的整座礼拜堂理应像东面一样简约。但亨利八世让前室成了他自家的徽章宝库：一座宏伟的国教门厅，也是都铎家族的荣誉堂，作为新王朝，它的统治尚未稳定，必须更加炫耀它的徽章。将徽章强行用于建筑是一种典型的西班牙特点，因此艺术史家戴维·沃特金认为，“也许是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1509年联姻的结果。”

华丽的黑色橡木圣坛橱是国王赠送的礼品，它将前厅和圣坛分隔了开来。这里恰到好处地隔断了超长的房间，增强了它的吸引力。读经台的进口像一座罗马凯旋拱，上面是管风琴（17世纪晚期），两位天使站在它的横线脚上，吹奏闪光的长号—多么巧妙的安排啊！风格反差也非比寻常：哥特式建筑中间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木雕艺术、圣坛橱和圣坛椅。精雕细刻的立柱、壁柱、地面砖、圆拱、古典式形状隔开了众多近乎矫揉造作的塑像和图案。在早期文艺复兴风格中，其质量在英国是绝无仅有的。那些木雕匠人是来自意大利、法国还是荷兰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留下了王室的名字缩写HR和RA，亨利八世1533年娶了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1536年让人将她斩首了—识别圣坛橱制作日期的有用依据。

和木雕活不同，制作礼拜堂窗户的合同保存了下来，合同上写有艺术家的名字。伯纳德·弗劳尔，王家的玻璃装配师傅，他1515~1547年绘制了国王礼拜堂的玻璃画。这是亨利八世时代最完整的一组教堂窗户。二次大战期间它们被一块块拆下藏放，后来又花了5年工夫重新安装上去。从风格上看，这些玻璃画体现了从哥特式向文艺复兴的过渡；从圣像学角度看，它们还完全遵循着中世纪的传统。24幅舷窗的上面部分，讲述的是《旧约》里的故事，下面部分描绘的是《新约》里的情节。西窗的末日审判图和绘有基督受难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情节的大东窗遥相呼应。一切都非常感人，具有艺术史价值。一座侧堂里的一幅画真正触动了我：克雷吉·艾奇逊1994年创作的《耶稣受难》，这是最原始的永恒孤独的一个密码，淹没在色彩的激情之中。一位擦窗工在礼拜堂前厅的玻璃上刻下了他的个人信息：“约翰·布莱克莫尔1747年清洗这些窗户。” 后来刻上去的则是：“它们又需要清洗了。”

恰恰是国王学院礼拜堂里观众喜欢的那幅巨大的鲁本斯作品，引起了专家们强烈的抗议。该画是1634年为弗兰德的一座修女院所画，后被威斯敏斯特伯爵获得，1959年拍卖出的300万马克高价打破了当时的纪录，而它的新主人将它捐赠给了学院。这些“崇拜”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由于这幅画太大，东窗安不下，因而院士们让人拆除具有历史意义的主祭坛，也拆掉了墙裙。从此以后，就在神圣家庭的上方，这幅巴洛克彩画杰作和都铎式玻璃画进行着一场大胆的斗争。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讲：发生在礼拜堂另一端的是一场较大的美学灾难—礼拜堂前厅里的纪念品商店。

无疑，国王学院礼拜堂需要钱，仅每天的日常费用就达1500多欧元。酸雨和汽车废气对墙体的损害越来越大。随着不断的风化，维护问题和维修费用也在增长。几年前，那时还可以免费参观，人们将捐赠投进大门旁的一只包铁皮的橡木箱里（现陈列在侧堂的礼拜堂展览室里）。据说，为了建成学院礼拜堂，亨利七世用这只箱子向剑桥捐钱。那里的人早就在利用一种特有的经济来源了—唱诗班男童们的金嗓子。 国王学院的唱诗班比这座礼拜堂历史更久。在创建学院的那一年，即1441年，亨利六世规定，要求每天由6名普通教徒和16名“举止高雅谦虚的”男童在国王学院礼拜堂里唱弥撒曲。他们已经照做550多年了。16名男童身穿伊顿公学的校服，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于5点半来参加晚祈祷。格兰格路50号的国王学院学校是为4~13岁的孩子开办的男女混合预备学校。在那里，除了唱歌外他们还学习自我约束、忠诚和毅力这些传统道德。

在英国圣公会里早就有女性担任牧师了。可如果国王学院的唱诗班里有女孩呢？难以想像。没有哪位女高音歌手能达到这种颤动的男童声音，这种介乎天使和太监之间的无法模仿的音质。那升入国王学院的扇形拱顶里的，是一种水晶样透明的最高音，一个声音的魔术师，它在即将发生声变前发挥到极致。望着坐在唱诗班椅子里的天使少年，在无烟的瑞典蜡烛的光芒映照下，这一切都让我们迷恋。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上大学时他常去国王礼拜堂参加晚祈祷，他在天籁之室里被感动了，“有时邀请唱诗班男童去我的房间演唱”。

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大教堂和学院就培训唱歌的男童，他们的声音被教会的作曲家编进复调作品里，尤其是在都铎时代，那是一种英国独有的、至今都还充满活力的声乐文化。国王学院之声使当时形成的这一完美音乐臻达了超凡脱俗的地步。每学期晚祈祷时在礼拜堂里总会找到一席之地，但一年中总有一次会很拥挤，头天晚上就会看到带睡袋的人在学院大门外排长队。国王学院的圣诞之夜音乐会有19亿的听众，还不包括礼拜堂里的1500名幸运者。这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自1928年以来，当一个清脆的独声唱起那些著名的诗句时，全世界都能收看到现场直播。对于英国人来说，“国王学院的赞歌”是圣诞庆典必不可少的，就像火鸡在美国一样重要。

亨利六世的唱诗班男童是一项民族出口物资，和摇滚业其他的男孩组合一样由经纪人操作，推向市场。他们周末外出举办音乐会，夏天去国外巡回演出，每年出3张新CD。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这种教会音乐越来越受欢迎。从这所学院及其唱诗班里涌现出了重要的音乐人：奥兰多·吉本斯，他13岁时在这里演唱；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现任阿尔德堡音乐节经理的作典家托马斯·埃兹以及戴维·科迪埃和劳伦斯·扎佐这样的男高音。

其他信息：

剑桥大学 （英文：University of Cambridge；勋衔：Cantab）为一所坐落于英国剑桥市的研究型书院联邦制大学，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

补充材料：

剑桥大学学院、学部设置：

一、三十一个学院：基督学院、丘吉尔学院、卡莱尔学院、卡莱尔学堂、圣体学院、达尔文学院、唐宁学院、伊曼纽尔学院、菲茨威廉学院、格顿学院、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哈默顿学院、休斯大厅学堂、耶稣学院、国王学院、露西卡文迪什学院、麦格达伦学院、默里·爱德华兹学院（新大厅学堂）、纽纳姆学院、彭布罗克学院、彼得学院、女王学院、罗宾森学院、塞尔文学院、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圣凯瑟琳学院、圣埃德蒙学院、圣约翰学院、三一学院、三一大厅学堂、沃尔森学院。

二、除了三十一个学院外，剑桥大学现有超过100所科系和研究机构。这些科系和研究机构被组成六个主要的学部，每个学部由多个学术相关的科系和研究机构组成。

1、艺术与人文学部：

建筑系、艺术史系、东亚学系、中东研究系、古典考古学博物馆、神学系、英语系（盎格鲁 - 撒克逊，北欧和凯尔特）、现代和中世纪语言学系（法语、德语和荷兰语、意大利语、斯拉夫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理论与应用语言学、现代希腊语、新拉丁语）、音乐系、哲学系、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语言中心。

2、人文和社会科学：

人类，社会和政治科学系（考古学与人类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社会学）、经济学院、教育学院、历史学院、科学史与哲学科学系、法律系、犯罪学研究系、土地经济系。

3、生物科学学部：

生物学系（生物化学、家庭中心研究、遗传学、病理、药理、生理学，发展和神经科学、植物科学、心理学、动物学）、兽医系。

4、物理科学学部：

地球科学与地理学系（地球科学、地理学）、数学系（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纯数学与数理统计）、物理与化学系（天文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冶金、物理学）、艾萨克牛顿数学科学研究所。

5、临床医学学部：

临床生物化学系（代谢研究实验室）、临床神经科学系（大脑修复中心、神经学、神经外科、沃夫森脑成像中心）、血液学系（输血医学）、遗传学系、药学系（麻醉学、临床药理学、肾内科）、妇产科系、肿瘤系、儿科系、精神病学（大脑映射、发育精神病学）、公共卫生与基础医疗、放射系、手术系、医学研究所。

6、技术学部：

工程系（能源，流体力学和透平机械、电气工程、力学，材料和设计、土木工程、制造和管理、信息化工程）、商业与管理系（贾吉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实验室）、化学工程与生物技术系。

戴安娜·斯宾赛阁下出生于1961年7月1日傍晚时分，重7磅12盎司。她是奥索普子爵夫妇的第三个女儿。父亲虽然不是直截了当流露出失望不满之色，可也丝毫没有掩饰原本喜悦期盼之情的骤降。这个家想要一个可以继承斯宾赛姓氏的男孩子已经好久，父母亲甚至根本没准备女孩子的名字。一星期后，他们才用母亲和一个斯宾赛家族祖先的名字，为小女婴取名为戴安娜·弗朗西丝。

家族传人

戴安娜出生前18个月，母亲曾生过一个名叫约翰的男孩子，但只活了10个小时就夭折了。斯宾赛夫妇熬过一段心痛欲碎的日子。家族中的长辈不断施加压力，他们怀疑母亲有什么毛病，不然为什么总是不停地生女儿。当时只有23岁的奥索普子爵夫人被送到伦敦不同的诊所作各项私人检查，对骄傲、倔强的子爵夫人来说，这段充满羞辱和不公平的经历真是刻骨铭心。

或许就从这个时候，斯宾赛夫妇间悄然埋下了日后离异的导火索。或许，他们一直就没能从丧子之痛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戴安娜3岁时，母亲终于生下盼望经年的弟斯宾赛家族的一脉香烟总算有了传人。

王室交情

早在15世纪，斯宾赛家族就是欧洲最富有的羊商之一。查理一世在位时，他们捐了伯爵爵位，在北安普敦郡起建奥索普大屋，得到刻有“上帝庇佑权力”箴言的家族徽章，同时开始收藏大量古玩、书籍、艺术品。

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斯宾赛家族成员逐渐介入权力机构，经常出入白金汉宫、肯盛顿宫和威斯敏斯特宫。虽说斯宾赛家族从未到达权力的顶峰，但在通往权势的走廊中，却毋庸置疑地占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他们与英王查理二世、马尔伯勒公爵、德文郡公爵、阿伯肯公爵，甚至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芝加哥帮派大佬艾尔·卡朋都扯得上血缘关系。英王爱德华七世是戴安娜祖父老斯宾赛伯爵的教父，而“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当年曾正式追求戴安娜的祖母，没当成王后的斯宾赛伯爵夫人后来成为王太后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侍女。

宫廷侍女是令英国人深感自豪的一种古老而高贵的职业。她们必须具有毫无瑕疵的教养，精通穿衣之道，善与各色人等周旋，通晓进退应对礼仪，非系出身名门的女子不能担当这份工作。戴安娜的父亲做过英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宫中侍从，一度约会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戴安娜在诺福克的童年故居公园屋则是得自母系一族。戴安娜的外祖父摩利斯费莫伊男爵曾是下院保守党议员，也是乔治六世的射击和网球伙伴，公园屋就是乔治六世所赐。外祖母为婚姻放弃钢琴家的事业，作为王太后的宫廷侍女，任职达30年，她也是王太后最要好的女友。尽管戴安娜出身平民贵族，但她们家与王室可说有着几辈子的交情。

奥索普大屋

家族的显赫，祖荫的浓郁，对幼小的戴安娜而言，与其说印象深刻，不如说饱受惊吓。每次到祖父居住的奥索普大屋去，戴安娜都觉得受罪。那儿有太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暗角落，幽深的走廊中挂满仙逝已久的祖先画像，他们傲慢冰冷的目光无所不在地紧跟在她身后。

祖父对这幢大屋中的每一幅画像、每一件家具的历史都了如指掌，大家又叫他“馆长伯爵”。他常常手执拂尘，随客人们一起遍游大屋。有一次，在大屋图书馆，他竟一把夺下丘吉尔叼着的雪茄。他才不管你是谁呢，在这块领地上，他的地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戴安娜惧怕祖父，却深爱祖母。斯宾赛伯爵夫人在当地以经常探访病患者、残疾人而闻名，她从不吝啬任何慷慨大方的字眼和手势。戴安娜自幼深受体贴入微、富有同情心的祖母影响。

公园屋

如果说奥索普大屋更像阴气森森、华美壮观的博物馆，戴安娜的童年故居公园屋就是不折不扣、舒适温馨的家。树木掩映中的公园屋拥有10间睡房、宽敞的停车库、室外游泳池、网球场和板球场，包括厨子、管家、私人家庭女教师在内的六个全职仆从，服侍戴安娜一家六口。戴安娜的睡房在一楼，从奶油色的窗口望出去，开阔的原野与疏树草原拼图般相嵌，青松、白桦、紫杉点缀其间，小牛在吃草，兔子和狐狸窜来窜去，6英里开外的诺福克海

岸的气息徐徐吹袭。

斯宾赛的孩子们喜欢在湖边喂鳟鱼，在花园玩捉迷藏，骑上楼梯扶手往下滑，带着长耳小猎犬四处乱逛，一边听林间萦萦绕绕的风声，一边找寻鸽子蛋。夏天就更棒了，他们可以在温暖的室外游泳池游泳，在附近的海滩野餐，在他们自己的树屋中嬉戏。

像姐姐们一样，戴安娜3岁开始骑马，很快对一切小动物着迷，越小越好。她的宠物包括仓鼠、兔子、天竺鼠和小猫。每当她的小宠物不幸死去，她都十分尽责地为它们举行葬礼，除了金鱼是“水葬”在抽水马桶中，其他小宠物们均被小心放置在硬纸板鞋盒内，戴安娜会在雪松掘个洞，让它们入土为安。

吃饭时间孩子们总是与保姆在一起，菜式简单而一成不变。早餐麦片粥，午饭是肉末和蔬菜，每星期吃一次鱼。父母亲温文尔雅却又遥不可及，弟弟查尔斯长到7岁才与父亲坐在饭厅里一起吃饭。

奥索普子爵夫妇也是在这样循规蹈矩的童年教养下长大，他们如此这般带大自己的孩子，觉得天经地义。

公园屋左邻右舍都是王室亲戚朋友，自然而然构成门当户对的社交圈子。斯宾赛家与王室间的走动并不频繁，实际上，孩子们把参观女王冬令行宫之类的邀请视为畏途。小戴安娜甚至觉得女王的私人府邸桑君汉有种古里怪的气氛，她实在不喜欢。有一次，她甚至踢打尖叫，拒绝前往。直到父亲说，不与别的孩子一起玩，是非常没有教

养的行为，她才安静下来。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她，将来有一天，她会以储妃身分跻身王室，出入桑君汉，她不吓得一溜烟跑个没影才怪呢。

永恒创痛

无论如何，桑君汉带来的不快毕竟是短暂的。父母亲婚姻破裂造成的困扰才是戴安娜心底永远的创伤。

想当年他们也曾倾心相爱，1954年举办的盛大婚礼，由于女王和王太后是座上嘉宾，更成为当地盛事，显赫一时。这一切仿佛都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14年来，奥索普子爵从未怀疑他们是幸福的一对，直至决定分手这一日，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要给家族带来男性继承人的长期压力早已酝酿着婚姻的危机，曾令年轻的子爵夫人无限向往的生活方式，变得日益枯燥和沉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不知不觉在离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公开场合，他们仍然维持貌合神离的笑容，关起门来，满不是那么回事，死一般的沉寂或是刻毒的对骂都在所难免。戴安娜清楚记得，她曾躲在客厅门口，偷看父母激烈的争吵。

1967年夏天，他们达成分居协议。

那是戴安娜灵魂深处抹不掉的一段记忆：

她静静坐在公园屋冰冷的石阶上，紧紧抓住锻铁雕花的楼梯扶手，周围一片嘈杂。

她听到父亲把皮箱装进汽车行李箱，母亲的脚步声敲打在前院的石子路上，车门被重重关上，引擎轰鸣，又渐行渐远，母亲驾车驶过公园屋大门，走出了她的生活。戴安娜那年只有6岁。 她太小了，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切，但被遗弃和背叛的孤寂却没齿难忘。她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她是个让父母讨厌的孩子，没有生为一个男孩的犯罪感啮咬着她幼小的心灵。

戴安娜常常带弟弟去桑君汉墓地，站在无缘相见的小哥哥约翰那块爬满青苔的墓碑前，戴安娜往往陷入冥想：约翰长得什么样？如果他还活着，世上会不会还有她和弟弟呢？看到墓碑上所刻“爱心永志”几个字，就好像听到永不消失的声音，时时刻刻提醒她：你本该是个男孩子。

这场离婚大战，受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成年人。尽管父母或是极力减轻危机的震撼力，或是有意无意轻视这种影响，孩子们实际感受到的创痛却是深刻而久远的。

童年梦魇

分居后，母亲搬出公园屋，她原打算带着戴安娜和戴安娜的弟弟一起住在伦敦，但遭到父亲毅然决然的反对，他坚持孩子们必须以公园屋为家。斯宾赛夫妇间的争斗和法律缠讼一直拖了两年。当地上流社会容不下戴安娜的母亲，连外祖母费莫伊夫人都站在女婿一边，反对自已的女儿。结果当然是以母亲的败诉收场，1969年4月，他们正式离婚，不久，母亲即与离婚富商彼得·凯特再婚。

那段时间，父亲孤独的沉默，母亲伤心的眼泪，保姆惊慌的神色，公园屋神秘紧张的气氛，使戴安娜的小天地失去平衡。在家中偶然来访的客人面前，戴安娜看起来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她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一天晚忙忙叨叨。她蹬着小小的蓝色三轮车，在过道上骑来骑去；用婴儿车推着玩具娃娃，在院子里逛来逛去；帮小弟弟查尔斯穿衣戴帽，给蜷缩在她床上的那些毛公仔铺床盖被。但是夜晚就没那么好过。戴安娜和弟弟都怕黑，房间里定要留下一盏灯或一支蜡烛的光亮，他们才肯入睡。戴安娜常常听到弟弟的哭声。有时，她会跑过去看看弟弟；有时，她怕黑怕得一动也不敢动。

听着弟弟抽抽噎噎哭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戴安娜把头埋在枕头里，也忍不住哭起来。窗外的风声瑟瑟作响，猫头鹰在林间悲鸣。

母亲走了，姐姐莎拉和简住在寄宿学校，父亲失魂落魄，萎靡不振，一个人关在房里，除管家以外，谁都不见。从前天堂般快乐的公园屋，如今变成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屋。

母亲的家

每到周末，戴安娜和弟弟都获准去伦敦与母亲相聚。在保姆的陪同下，他们坐火车从诺福克出发，母亲会在利物浦街车站等着他们。刚一到家，母亲就泣不成声。戴安娜连忙问道：“怎么了，妈咪？”母亲一成不变地硬咽着：“我不想让你们明天就走。”这几乎成了每个周末的固定仪式。戴安娜心中困惑不解，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什么。每一个周末，所有的假日，都要与父母平摊分开过，这简直成了一场永远也做不完的噩梦。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们与继父彼得相处得极为融洽。戴安娜与弟弟第一次在利物浦站见到外貌英俊、满面笑容、穿着入时的彼得，立刻就被他迷住了。彼得从事家族墙纸生意，是个慷慨大方、感情外露、容易相处的继父。他率领孩子们航海，允许小查尔斯戴着他从前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时的将军帽。他给戴安娜起了个绰号“公爵夫人”，戴安娜的朋友们至今还是这样叫她。

戴安娜的个性之所以不像那种被宠坏的上流社会娇**，这段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寂寞校园

学校生活同样问题重重。戴安娜和弟弟是校内唯一父母离异的学生，这把他们与其他小朋友从根本上区别开，

要知道，离婚在当年可算是稀罕事。在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大家正在上图画课，不知怎么的，戴安娜伤心地哭起来，同学们全都不明所以，只看见她把画的每一幅画都写上“献给妈咪和爹地”。

戴安娜对小同学很友爱，喜欢小动物，也愿意帮助人，但学习上的事就不行，遇有稍深的问题，往往困惑不解。戴安娜9岁那年，父亲把她送到离公园屋两小时车程的另一所学校寄宿。

父亲向她解释说，学校就是包括她在内的120个女孩子的新家，集体生活对她有好处，在那里她可以学芭蕾和游泳，也可以继续留着心爱的天竺鼠。戴安娜哪里听得进去这些话，她的小心眼里充满恐惧和忿怒，认定现在连父亲也不要她了。她拉住父亲一个劲地恳求：“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父亲到底还是走了，小戴安娜开始学着喜欢学校生活。

在宿舍里，戴安娜也会和女友们说说笑笑，但课堂上，她一向很文静，从不会大声抢答问题，也不会主动要求朗读课文。有时候她未免太文静了。她第一次参加学校演出时，扮演一只玩具娃娃，而她之所以同意演这个角色，就因为一句台词都没有。戴安娜是个受欢迎的伙伴，热心学校各种活动，还曾代表宿舍楼参加游泳和网球比赛，但她内心深处总觉得与任何人都有一段距离，总有一天，她会走向与众不同的方向。

姐姐的男友在奥索普属地靠近林区的一片耕地中央，戴安娜被人介绍给查尔斯王子。查尔斯急于狩猎，说话的时候显得心不在焉。戴安娜身穿格子衬衣、灯芯绒裤，足登惠灵顿长靴，披着姐姐的皮褛，打扮得不三不四，形象暖昧。她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咖喱啡，姐姐莎拉才是戏中的女主角，因为王子是姐姐的男友。

为了欢迎王子的到来，斯宾赛家举办盛大舞会。在满堂绅士淑女的衣香鬃影间，尚未褪去婴儿肥的戴安娜，身型粗胖，不施脂粉，言谈举止也是一副笨笨的模样。但查尔斯王子却觉得，“这个16岁的小姑娘活泼有趣，怪招人爱的”。他本想请戴安娜带他参观家中115英尺长的艺术品陈列廊，那里有全欧洲最好的私人艺术藏品，可莎拉表示应该由她做向导，戴安娜马上识趣地走开。莎拉与查尔斯相识于1977年夏天皇家雅士阁赛马社交活动，亲密交往达9个月之久。舆论一度认为莎拉很有可能成为英国未来的王后，但是，由于她对抛头露面的热衷远远超过了王室成员女友应有的谨小慎微，她与查尔斯的关系渐渐冷来。

不过，她仍然受邀出席1978年11月白金汉宫举办的查尔斯王子30岁生日晚会。让莎拉大吃一惊的是，小妹妹戴安娜居然也在被请之列——呵，辛德瑞拉由幕后走到台前了。

戴安娜玩得很开心，来不及多想什么。查尔斯当晚的女伴是女演员苏珊·乔治，这似乎也不关她什么事。毕竟，生活是这么多姿多彩，自由自在的单身贵族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不管从什么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场非同寻常的罗曼史，戴安娜与查尔斯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查尔斯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一本充满睿智的心理理学或历史学书籍更享受的事；戴安娜却是个连补考都不及格的高中辍学生。查尔斯特别热衷马上活动，夏天马球，冬天狩猎，每星期三到四次，从不间断；戴安娜10岁那年在桑君汉公园骑马摔断胳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不好此道。查尔斯爱听歌剧，戴安娜迷恋芭蕾；查尔斯痛恨的流行音乐是戴安娜的嗜好；戴安娜擅长的网球，查尔斯从来不玩。查尔斯喜静，他可以拿着一小盒水彩颜料和速写本子，画上几小时，或者坐在河岸垂钓一整天，专等鱼儿上钩。戴安娜好动，她愿意与人接触，与人交谈，特别是与家人和朋友打电话，电话线简直是她的生命线。

尽管查尔斯处事一向谨小慎微，轻易不使自己陷入情感纠缠，但作为“世界上最有条件的钻石王老五”，他的名字没少与绯闻扯上关系，在戴安娜之前，他曾先后与三任女友正式论及婚嫁。相比较，戴安娜稚嫩得几乎可以做他女儿，这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小女生，从未倾心任何别的男人，感情的经历一片空白，是个根本还没长大成人的孩子。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太明显的差异吧，戴安娜带给查尔斯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他身不由主地被吸引住。合适人选正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命也好，是运也罢，戴安娜生逢其时，注定是彼时彼刻最佳人选。已过而立之年的查尔斯王子应该安定下来了。假如查尔斯能够做自己的主，朋友们相信，他多半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他其实十分贪恋单身生活，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习惯，一成不变的作息，早已形成一套以他为中心的日常运作程序。

他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有成群随从听候差遣；他经常去国外旅行，女孩子们随时愿陪他出席晚宴或马球赛。在他的王国中，一向我行我素，只有人让他，没有他让人的

道理，而婚姻生活要求的彼此迁就，相互妥协，对他来说，似乎很难适应。但是，查尔斯又不得不结束他惬意的单身生活。他的衔头在带来特权的同时，也带来责任。而他的责任就是结婚，并为王位带来继承人。白金汉宫为此耿耿于怀。

当年爱德华八世为红颜挂冠求去，酿成“王室信任危机”的阴影，徘徊在家族每一个人心上。查尔斯年龄越大，也就越难物色到信奉基督、贵族血统的处女新娘。

伊丽莎白女王整日忧心忡仲。她毕生致力于发扬光大英国王室的精神，当务之急就是对君主体制的继任者负责，她惟恐查尔斯闹出什么婚恋笑话，令王室蒙羞。

这实在也不能算是查尔斯的错。假如查尔斯能早生哪怕30年，他或许还可以从容约会喜欢的女孩子，让罗曼史纯粹私人地慢慢发展成熟，不必担心随时成为小报上的头条。可惜，把王室与公众隔开的传统藩篱早已打破，传媒无孔不入，查尔斯的恋爱史就像无聊肥皂剧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情节那样令人心烦意乱，温莎王室又怎么能不心急如焚呢事情就此走到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地步。

白金汉宫流传着两种说法。

一种说，查尔斯的一帮老友有天晚上聚在一起，拟就一个简短名单，上列可能获选有贵族血统的处女名字。另一种说法是，王太后和多年女友，也就是戴安娜的外祖母，在一个下午喝茶的时候，谈起她们最心爱的孙子孙女联姻的可能性。或许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但无论是哪一种，首当其冲的人选都是：戴安娜·斯宾赛**。

王子求婚

查尔斯的一通电话，让她把所有疑惑都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当时，查尔斯正在瑞士滑雪，他在电话中说，等他回来，有很重要的事情问她。

戴安娜预感到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那天，她和女友们一直聊到半夜。

1981年2月6日，度假回来的查尔斯约戴安娜在温莎堡见面。天已经挺晚的时候，查尔斯对戴安娜说，他非常想念她随后就直截了当向她求婚。

戴安娜第一个反应是难以置信地傻笑。王子的态度十分热切，他提醒戴安娜总有一天她会成为王后。

戴安娜接受了他的求婚。

但她心中有个声音悄悄响起：不，我永远都不会成为王后。与查尔斯交往以来，戴安娜就奇怪而固执地有着这样的预感。当然，她不会说出来，她只是反复说着，她是多么爱他。

查尔斯应道：“好，好，不管爱意味着什么。”后来，在向传媒正式宣布他们的订婚消息时，查尔斯又重复了这句话。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戴安娜没有留意他话里话外的犹疑和保留。两天后，戴安娜与母亲和继父一起飞往澳洲度假，享受最后几天宁静而隐蔽的平民生活。

戴安娜不知道，她与母亲讨论婚礼的种种细节时，伦敦的记者们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打听不到准新娘的藏身之处。全世界就剩一个人知道她的行踪，那就是查尔斯。他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戴安娜设想过无数的理由为他开脱，最后，还是她先打电话给他；他并不在白金汉宫。

戴安娜回家后，查尔斯的随从送来一大束鲜花，但是，戴安娜找不到查尔斯的只言片语。或许，花根本就不是查尔斯送的，只不过是他的工作人员出于礼貌的一种表示。

1981年2月23日，正式宣布订婚的头一天晚上，戴安娜收拾好行装，告别知心的女友，告别考勒赫恩60号。一位荷枪实弹的苏格兰场警长准备护送她进宫。

他看着不满20岁的戴安娜那张孩子般无邪的脸庞，忍不住说：“你要知道，这是你生活中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夜，别慌着走，再好好享受一下吧。” 这番话像一柄锋利的匕首，刺透戴安娜的心。她不由得停住脚步。饥饿的蜜月婚礼过后，查尔斯带着整套钓鱼工具和半打哲学书，与戴安娜登上“布里塔尼亚”号皇家游艇，开始三星期的地中海蜜月之行。

要不了多久，戴安娜就明白：苦想琴瑟和谐，她必须在一切方面无条件地迁就查尔斯。

查尔斯钓鱼的时候，她愿意的话，可以在一边看着；不愿意，尽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但别指望查尔斯抛下钓鱼竿来陪她。

“适应新角色”只是戴安娜一个人的事，查尔斯才不会费神为任何人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在他眼里，戴安娜只是个没有主见的孩子，理应惟他马首是瞻。

戴安娜原想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丈夫—他们订婚之后，查尔斯由于王室职责在身，经常不在她的身边—谁承想，在这艘世界最大的私人游艇上，他们仍然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机会。

同行的21名官员和256名船员，随侍左右，时刻准备听候吩咐。

晚宴多数是查尔斯与有关人员商讨事务的西服革履正式场合。无所事事的戴安娜经常光顾厨房，她的胃口大得惊人，吃起冰淇淋，一碗接一碗没个够，正餐之间，还让厨师为她特别准备点心。

戴安娜罹患易饥症的病状日趋明显。

对于戴安娜而言，过去几个月，她就像踩着一双滚轴溜冰鞋，摇摇晃晃地在新生活、新角色、丈夫的已婚女友、令人窒息的公众曝光，以及一时幸福如上云端，一时沮丧如坠深渊的极端情绪之间，力求取得某种平衡。情势犹如一杯具爆炸力的鸡尾酒，一滴足以引起燎原之势。蜜月之行恰似火上浇油。

有一次，两张卡米拉的照片从查尔斯的日记本中掉出来；而在另一次招待埃及总统和夫人的晚宴上，查尔斯戴了一副新袖扣，扣子的形状是两个纠缠在一起的C，查尔斯直言不讳是卡米拉送给他的。

戴安娜请查尔斯诚实地告诉她，他到底怎样看待他的妻子和“女友”，查尔斯视之为“无理取闹”的孩子气，完全不予理会。于是，戴安娜吃得更多，也吐得更多，有时一天会呕吐四五次。

梅扎卡假期

1986年安德鲁王子婚礼之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姻也走到他们的分水岭。

当时，王储夫妇与孩子们一起在西班牙所属梅扎卡岛度假，一天，他们乘坐卡洛斯国王那艘价值300万镑、时速80海里的豪华游艇前往附近小岛，同行人员乘另一艘小艇保持一段距离尾随在后。置身碧海蓝天、波光潋滟的良辰美景，这对王室夫妇的关系非但既不良也不美，而且告不妙。接下来的5个小时，查尔斯与戴安娜从未接近过彼此，更遑论交谈。

查尔斯冲浪时，戴安娜踱到甲板另一边；戴安娜潜水时，查尔斯把脸转向相反的方向。他们看书，晒日光浴，与艇上其他人聊天，就是相互间没有交换过一个眼神，没有说过一个字。5年的婚姻，至此已经完全死亡，用不着官方宣布，谁都可以下这样的定论。没等假期结束，查尔斯提前离开，官方消息说王子钓鱼去了，实际上，他很快与卡米拉在苏格兰会合。戴安娜和两个儿子自由自在地享受阳光和海水，痛痛快快玩了几天。梅扎卡假期与其说是不欢而散，还不如说是各得其所。

心照不宣

查尔斯和戴安娜从此达成默契。私下，除非事关两个儿子，他们绝对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谁也别管谁。公开场合，王室职责，出访任务，他们还维持工作伙伴的关系，当然，是貌合神离的工作伙伴。2月，度过8天滑雪假期，戴安娜撇下查尔斯和他的朋友，提前回到伦敦；3月，查尔斯去瑞士滑雪，戴安娜留在家中；4月，查尔斯带着威廉王子、亨利王子注在贝尔摩若堡，戴安娜住在肯盛顿宫；4月底，查尔斯赴意大利，名义上去看画展，实际上去会卡米拉；5月，查尔斯单独前往偏僻的赫布里底群岛，在那儿和农夫们一起种了3天的地。

到秋天，查尔斯与戴安娜之间的裂痕已是显而易见，自女王以下，每一个王室高级成员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对王储夫妇婚姻状况的猜疑与担心全是真的。

戴安娜几乎从不和查尔斯在一起，她晚上外出，随便和谁去都行，就除了查尔斯。两个人都在家的时候，戴安娜也回避家中举办的晚宴，从不以女主人身分主持大局。最初，查尔斯还常常劝她出席，从1987年开始，查尔斯再也不做这种无谓的尝试了。

不参加聚会，不去听查尔斯与一班同样“令人发闷的老男人”自以为是的高谈阔论，戴安娜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她宁肯一个人驾着车，离开肯盛顿宫，离开窥视的镜头，离开虎视眈眈的王室人员，来到陶赛特海岸她最喜爱的一片沙滩，子然一身，缓缓而行，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她的心中一片空明。

原有的希望已全部破灭，妥协换来的仍是无言的冷漠，她告诉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去找到那个真正的戴安娜，找到那些在过去几年完全扭曲和淹没的真实性。她应该开始自己的生活。

神圣使命

精神焕发的戴安娜又投入地献身各种慈善事业。

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芭芭拉·布什与戴安娜一同探访一家医院的爱滋病病房。

在与一位病得已经起不来的患者聊天时，戴安娜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患者禁不住流下热泪，总统夫人和其他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打动。戴安娜说过，爱滋病患者更需要温暖的拥抱，她身体力行，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当

她拥住患者的时候，其实也体现了她自身的价值。

戴安娜关心所有的病患者，她对瘾君子、麻风病人、无家可归者、受性虐待儿童，同样倾注了深切的感情，而她之所以特别关注爱滋病患者，是因为她觉得人们为爱滋病患者做的实在太少太少。

在1991年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她一直静悄悄不为人知地帮忙照顾爱滋病患者艾瑞·杰克逊，度过她有生以来情感最波澜起伏的日子。

艾瑞·杰克逊精力充沛，极富魅力，是英国芭蕾、歌剧等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八十年代中期，他被诊断为HIV阳性，生性豁达开朗的艾瑞一时还难以明了命运残忍的捉弄。后来他出任慈善组织“拯救危机基金”的副主席，在那里初遇戴安娜，也由此开始面对严酷的现实。1987年，他先向女友安吉拉·西萝达坦白实情，安吉拉曾是皇家芭蕾舞团演员，面对身患绝症的好友，安吉拉从容镇静，在两个女儿的全力支持下，尽心尽力护理艾瑞。

4月，艾瑞病情恶化，整日蜗居于自己的公寓中，安吉拉随侍在侧。那时起，戴安娜常常前来探望，与安吉拉携手照顾她们共同的朋友。

患难之情

安吉拉眼中的戴安娜，“美丽得远远超出美丽的简单定义，虽然自身生活不幸福的阴影萦绕着她，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迸射出夺目的光芒。”戴安娜甚至带着威廉王子和亨利王子前来，她觉得，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准备

面对生活的每一层面，乃至死亡。戴安娜总是给艾瑞带来一束鲜花或诸如此类的小礼物，娓娓说起她今天又做了些什么。艾瑞当然能够感觉到，戴安娜绝非蜻蜒点水地走过场，她带来的欢笑、理解和深深的关怀是那样的真真切切，感人肺腑。戴安娜过30岁生日那天，戴着艾瑞送她的金手镯，那象征着他们休戚与共的患难之情。

英文姓名：Diana Frances

名衔：威尔斯王妃戴安娜（离婚后）

出生日期：1961年7月1日

出生地点：英国诺福克

结婚日期：1981年7月29日于保罗在

教堂与查理斯王子举行大婚

分居日期：1992年12月9日

http://wwwcambridgecollegeinternationalcomau/homehtml

以上是剑桥国际学院的网址

这所学校在澳洲不是很出名。。。是私立的学校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主要是语言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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