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姓的姓氏渊源

源于姬姓，出自颛顼帝的玄孙陆终之后，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据史籍《广韵·未》的记载：“贵，姓。出陆终之后。”颛顼帝玄孙陆终之后有分封于贵邑(今陕西咸阳渭城区周陵乡马家窑村)，因以为姓氏，称贵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贵氏正宗，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贵氏族人大多尊奉陆终为得姓始祖。 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八天官之第六，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据典籍《周礼·天官·大宰》记载：“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六曰尊贵。”西周时期，官吏都分别隶属于“当时”（天官）、“禀者”（地官）、“土师”（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李”（冬官），即各级官吏分属于天、地、春、夏、秋、冬六部统领与管辖。天官，分统八师，亦即八乡。所谓“八乡”，许多史学家历来解释为西周初期的八个大邑，每邑拥一师军队。按《周礼·天官·叙官》中的叙述，“治官之属”有冢宰，即大宰，有小宰、宰夫，其下食官之长则为膳夫，大宰、小宰、宰夫都可以单称为宰，而膳夫又可称作宰夫，甚或称为大宰。其地位和职能尽管悬殊，官名却能通用。由此可见，属于一系的官名，在一定的情形下有通用的可能。例如在《周礼·天官·宰夫》中记载：“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其职能是出纳王令及其回复。在著名的克鼎记膳夫克中记载有：“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成周的“八师”即八乡（向），所云恰可与宰夫职文印证。本书经考证则认为，“八乡”即“八向”，指以先宗周（丰、镐二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十二公里沣河两岸，丰京在河西，镐京在河东），后以成周（今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八个方向，以紫气之乡（向）为源，指向东、东南、南、南西、西、西北、北、北东这八个方向，概指西周王御之天下，以八师统之，称八统，官称为“大宰”。其东、北东两个方向分由两个异姓王族统领，即姜、子二姓，其余六乡（向）由姬姓王族贵胄统领，这六乡（向）姬姓王族贵胄皆称“尊贵”，为尊号。“尊”者仅能用于王称，“贵”者则可泛用于族称，“尊贵”成为了西周王朝统领和维护天官制度的核心，后来这种尊号成为统治集团的专利。后有后裔子孙以其尊号为姓氏者，称贵氏。西周政体中的大宰、小宰、宰夫、膳夫，以至邑宰等等的通转变化，比较复杂，因为“宰”这一名称，本义即是一种食官，由于古代政权机构形成过程的特点，移用于协助天子掌理政务的要职，其本义的湮没有相当长的过程。

直到后世，“宰相”一词妇孺皆知，人们才把“宰”的本义渐渐淡忘了。 源于姜姓，出自苗族先祖蚩尤之后裔，属于以贵族身份为氏。该支贵氏，本是古苗族贵族的简称，苗族同胞皆尊始祖是太皞伏羲氏，先祖则是中华民族三大人文始祖之一的三苗首领、战神蚩尤。蚩尤与炎帝本为族裔关系。在史籍《路史·蚩尤传》的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浇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而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籍《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在史籍《帝王世纪》中则记载：“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了二者的亲缘关系。在史籍《汉书·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中，已经将炎帝与神农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在典籍《易·系辞》中疏引《帝王世纪》记载：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蚩尤部浇崭露头角。

苗民中的贵族，多为数千年一脉相承的世袭制度产物，有以其贵族地位为汉化姓氏者，称贵氏，世代相传至今，苗族贵氏与历朝历代的改土归流运动并无直接关联，属于原始姓氏群体。 源于嬴姓，出自少皞(昊)金天氏后裔伯益的后代造父，属于以氏族图腾为氏。传说，造父的后裔赵匡胤为该支贵氏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农历10月20日一夜之间猝然离世之后，即位的宋太宗赵光义逼杀了三十岁的赵匡胤长子赵德昭，其二十三岁的幼子赵德芳后来也神秘地暴病身亡，随后，宋太祖的族人纷纷设法避难，其庶支后代之一就改名叫“中一贝”。

在中一贝的后裔子孙中，有人将先祖的名字合了起来，成为“贵”字，然后以“贵”为姓氏，以悼念中一贝。 源于地名，出自春秋时期骆越之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据典籍《韵会》记载：“贵，春秋骆越地，隋鬰州，唐攺贵州。”骆越之地，据现有文献记载“骆越”的“骆”，是由“骆民”演变来的。史籍《交州外域记》中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设骆王，骆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骆将，骆将铜印青绶”。在史籍《史记·索引·广州记》中记载：“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史籍《太平寰宇记》转引《南越志》记载：“交趾……人称其地曰雄地（田），其民为雄民，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分封名雄将”。（雄字疑为雒字之误）这三本书的共同点是都说明了骆（雒）这一名称的由来。他们都认为由于利用潮汐的涨落以灌溉水田而得名。因此，当地人把这种潮田称为骆田。耕种骆田的人称为骆民。而治理这些骆田、骆民的人则分别称为骆王、骆侯、骆将。在历史上，对“落”、“骆”、“雒”等称谓，由于《广州记》等书是汉族人所撰，故多从汉语典籍中进行解释。在典籍《尔雅》中记载载：“太岁在已日大荒落”。在史籍《史记·天宫书》中又把“落”字写为“骆”，即“落”和“骆”两字在古代是相通的。又据史籍《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而前后汉书均按《史记》用“骆”字，两晋以后的作品则把两字交互使用。在史籍《广州记》中使用“骆字，在《交州外记》中又改用“雒”字。同一族名使用异形同音字，显然这两个字也相通。在史籍《南越志》中，“雒”字均写作“雄”字。“雄”字的解释应为近形误笔，即乃雒字之误，并以讹传讹。同时把“雒王”称为“雄王”还有另—可能，即受《后汉书》《华和阳国志》的夜郎国竹王神话的影响。所谓王“长养有万武，遂雄夷狄……”即自以为是所有夷狄之王。不管怎样解释，雄王为骆王别称和异写是无疑的。至于“骆越”的解释，是因垦食“雒田”和岭南地区多“骆田”而得名。由于土地有雒田，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而治理这些骆田的又分别为骆王、骆侯、骆将，因而把垦食雒田的越人称为骆越。越与粤，古音读作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与粤通，越是“人”的意思，骆越即“骆人”之意。与《交州外域记》所载的“骆人”同义，说明骆越与“骆田”有关，而骆田又与“骆”有关。“骆”字从壮语方面来说是地名。壮语对山麓、岭脚地带，统称为六（壮音读lok），“六”、“骆”二音近，壮人古时无文字，以汉字记音往往不够确切而难免有所走样，故“骆田”就是“六田”，就是山麓岭脚间的田。岭南特别是广西左、右江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丘陵很多，不少田地是在山岭间辟成的。这种田壮语叫“那六”，照汉语言就是“六田”或“骆田”。正因如此，岭南地区以“六”或近“六”音的字如骆、洛、雒、罗、乐、龙、隆……等字作地名的到处都有。可见，岭南地区多骆（麓）田，把垦食骆田的人称为骆越，以别于闽越、于越、滇越、南越等等，是很自然的。

骆越是很早以前就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古老民族。据《汉书·贾捐之传》载：“骆越主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据史籍《汉书·南蛮传》记载：“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在史籍《汉书·马援传》中也提到骆越：“援好马，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此外，关于骆越的记载还见于史籍《旧唐书·地理志》：“贵州（今广西贵县）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又说党州（今广西玉林）“古西瓯所居。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潘州（今广东高州），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邕州（今广西邕宁）宣化县；州所治，汉岭方县地。属郁林郡”。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早在周代就有骆人的记载，周秦和汉朝活动于今广西地区的人们，有时被称为骆越，有时又被称为西瓯、有时则西瓯、骆越并称。可见它们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从地理位置上也可以看出，西瓯是指与东瓯对举的居于古岭南地区的人们。西瓯、骆越的后裔是谁？他们的后继族称是什么？一般认为紧接西瓯、骆越的第一个族称是东汉时出现的乌浒，然后魏、晋、隋、唐时代的俚僚、宋朝以后的僮、俍、沙、侬以至今天的壮族。

古之骆越地的住民、迁住民中，多有以唐朝以后的地名称谓“贵”为姓氏者，称贵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今天壮族中相当古老的姓氏群体。 源于姜姓，出自秦、汉时期古西羌族酋首贵霜王朝，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西羌帅有贵霜王，或其后以为氏。”西羌，出自三苗，是姜族的别支，三代以后居于河西、赐支河和湟河之间。战国时，羌族兴盛，有蓖中种（越锚羌）、白马种（广汉羌）和参良种（即武郡羌）等等。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这时进入中原的羌人已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之中，未进入中原的羌人除部分生活在陇西以外，大都散布于长城以西，特别是河湟地带。西羌部落繁多，大多以动物之名为号，如白马、牦牛、参狼、黄羝、黄羊等，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的遗迹。有一些以地名为号，如勒姐、卑。这部分人可能已进入地缘性联盟。而较强大的先零、烧当羌则以父号为名，表现了父系氏族的父子联名制。大致说来，西北诸羌，先零、勒姐、当煎、当阗、封养、牢姐、彡姐、卑浦、乌吾、钟存、巩唐、且冻、傅难诸种在陇西、金城两郡及其塞外。全无、沈氐、部分牢姐在上郡（今陕西绥德县）。虔人及部分卑浦在西河郡（今陕西河曲县附近）。各部自有酋长，数相攻杀掠夺，战祸频频不断。诸羌之中，最初以先零为最强大，居住在大榆谷（今青海贵德、尖扎），水草丰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对外向汉朝边境用兵，对内并吞弱小，后被烧当羌等联合击败，逐渐被削弱。烧当羌传说是研的十三世子孙，本来居住在大元谷(今青海贵德)，人少势弱，后击败先零、卑浦羌，迁居到大榆后，日趋强大起来。此外钟羌也很强大，号称有兵力十万。至于其他羌部，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一时都很活跃。汉兴时，这些羌族部落都臣服匈奴。汉景帝时，羌族一支研的后代留何率种人请求归附，为汉朝守卫陇西要塞。汉景帝欢迎远方来降，把留何及其研种羌部落一齐迁居到陇西郡中，安排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武山）、羌道（今甘肃舟曲）五县中，与汉人杂居，共同守卫西北边防。到汉武帝时，对匈奴人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军事行动，与匈奴人勾结的羌人也受到了冲击。汉武帝下令对河西用兵，匈奴人受到沉重打击，浑邪王和休屠王部众的投降使得羌人和汉朝发生了直接的接触。汉武帝派兵在河西驱逐匈奴的时候，也同时对诸羌施加了军事压力，逼迫他们向西迁移。由于匈奴浑邪王的内降和诸羌的西迁，使河西一带成为真空。汉武帝召乌孙回河西故地的计划落空之后，他为了加强在河西地区的边防，就在河西先后设立了武威郡和酒泉郡，从此河西一带正式成为汉朝的领土。汉武帝还不断招募百姓和输送罪犯到河西地区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这对于以后开通西域和继续打击匈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郡县以后，西羌和北匈奴被南北隔绝，不得交通，这样，两者勾结对付汉朝已经特别困难了。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农历9月，分布在今甘肃临夏以西和青海东北一带的先零羌和封养牢姐种羌尽释前仇，结成同盟，再次与匈奴人相勾结，合兵十余万人，会攻汉朝的边郡令居县（今甘肃永登）和安故县，包围了枪罕（今甘肃临夏），边关告急。汉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十万人，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农历10月，出兵讨伐。经过强硬的军事行动，解开枪罕之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农历10月，汉军平定了诸羌的叛乱。汉武帝为了强化对羌人的管理与监视，在汉元鼎六年开始在羌人居住的地区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内附汉朝的诸羌部落。从此，青海东部开始成为中国的行政管理区域。经过汉武帝的数次打击，先零羌移居到西海、盐池地区。汉武帝逐渐迁徙汉人充实河西的空地。后来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0年），又设置了金城郡，治所在允吾（今甘肃永靖），原护羌校尉所辖的领地全部归属金城郡。

在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贵霜王朝的第二代国王维玛·塔克托(Vima Takto，公元80～105年)曾试图求娶汉朝的公主，却被西域长史班超所拒绝。于是贵霜王遂派遣其副王谢斯(Shies)率军七万进攻班超，却为班超统领汉军所击败，便只得纳礼求和。不过，班超一直不知贵霜王的实际名字，仅以“月氏王”呼之，并将其记载在《汉书》之中。

在贵霜王的后裔子孙中，有不少内迁入中原留居，其中即有取王族的谐音汉字为汉化姓氏者，称贵氏，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鲜卑族，出自汉朝末期鲜卑族乞伏部密贵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西晋末年，五胡崛起。由鲜卑与敕勒融合形成的乞伏部曾是陇右鲜卑中最强盛的一支。

公元383年，前秦国的大将乞伏·国仁在“淝水之战”之后率部造反，后在今甘肃榆中地区成立了秦国，史称西秦国，之后开始了国境扩张。乞伏·国仁亲领铁骑三万多，在六泉大败鲜卑族的密贵氏、裕苟氏、提伦氏等部落，收其为乞伏部部众。

公元400年，西秦国被羌族人姚氏的后秦国击败，国君乞伏·乾归投奔南凉国。

公元409年，乞伏·乾归重建西秦国。到了公元431年，西秦国被赫连氏的胡夏国所灭。国灭后，乞伏部众被其他强国分割归拢，密贵氏部族投奔北魏政权，融入拓跋部。

在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元宏)在太和十七～二十年(公元493～496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之后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政策的过程中，鲜卑密贵氏改为汉姓贵氏，后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昭武九姓，出自唐朝时期中亚西部何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昭武九姓，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中亚西部十来个小国的总称。其王均以昭武为姓。人种主要是粟特人或其后裔，泛称为“昭武九姓”。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曾被匈奴击走，被迫西迁至中亚河中地区。“昭武”一词的语源，目前尚无定论。史籍《新唐书》中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附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另据史籍《北史》、《隋书》记载，乌那曷、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据史籍《隋书》记载，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粟特人在历史上素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年、西晋末年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公元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盘陀出使突厥。在唐朝时期，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六世纪中期，昭武诸国相继臣属西突厥。七世纪中期归附唐朝，受安西都护府统辖。同时开始遭受阿拉伯帝国侵袭。多次向唐朝求援，接受唐朝赐封的王号，反抗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下半叶诸国逐步消亡。

其中的何国，在今撒马尔罕西面。唐朝永徽年间以其地为贵霜州，任命何国国君为刺史。其后裔子孙有内迁入中原者，唐太宗李世民安置其于内廷地，即唐朝源地山西太原，后有取唐封居地为姓氏者，称贵氏，后来成为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古姓之一。 源于丁零族，出自元朝时期大臣拜柱，属于帝王赐姓为氏。元朝晚期，杂尔定班之子拜住在元顺帝孛儿只斤·妥镤贴睦尔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考取了右榜状元(文科进士第一)，元顺帝特别赐予其汉姓“贵”，于是世间皆称其为“贵状元”。拜住，字明善，又字闻善，康里人，其家族世为康里部大人，其祖上海蓝伯、燕真、不忽木、回回等人皆为元朝重臣。拜住初为国子生，得中状元之后，依例授集贤院修撰，授承务郎。

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拜住升任山东乡试监试官。后历官奉训大夫，佥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事，累官至翰林国史院都事、太子司经。传闻之中的拜住，有一喜一丧。“一喜”，是说元朝的宣徽院使、色目人孛罗家有座杏园。到了春天，他的几个女儿都要在园中荡秋千游玩。有一次，拜住经过孛罗家园外，看见一位荡秋千的女子长得美极了，于是回家禀告父亲，派媒人前去求婚。孛罗见到他，命令拜住以秋千为题作一首词，拜住遂用蒙古文写了首《菩萨蛮》词。词云：“红绳画板柔荑指，东风燕子双双起。夸俊与争高，更将裙系牢。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钗坠。推枕起来迟，纱窗月上时。”孛罗看了很高兴，便将拜住所见到女儿许配给了他。“一丧”，是说在元朝末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元朝风雨飘摇大势已去。后来明军兵至，拜住已经无路可脱身。于是他对家人说：“我的始祖海蓝伯，封河东公，曾与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俘各个部落。我的始祖引数十骑，飞驰向西北而去。太祖使人追上问他为什么，他说：“昔日曾与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灭，欲为他报仇，然而，皇帝乃是天命，欲改事皇帝，则我心又有所不忍，故避之于远地，以消磨余生罢了。”他接着说“此我始祖之言。我的始祖生于朔方大漠，他所说的尚且如此。今我生长在中原，中原是读书国学的地方，而可以不知大义吗？况且我上一世受国厚恩，我又食国家俸禄，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舍生取义。”说完这些，拜住遂投井身亡。他的家人后来在住宅东边埋葬了他，并焚烧了他所有的著书作为殉葬。

在拜住的后裔子孙中，皆以帝赐之”贵”为姓氏，称贵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贵益昆氏，亦称古勒珲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族，古女真语为Gohun Hala，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汉义为“钩子”，世居黑龙江地区，后金时期称郭珲氏，后冠汉姓为贵氏、郭氏、琨氏等。

②满族贵岳哩氏，满语为Guiyori Hala，世居伯都讷（今吉林松原），后冠汉姓为贵氏、岳氏、桂氏等。

③满族贵车特氏，满语为Guicet Hala，这是满族的脱谱姓氏，世居伯都讷（今吉林松原），后冠汉姓为贵氏、桂氏等。

2022年8月4日，也就是传统的七夕节这天。对于情侣来说是非常浪漫的烟钱如果在这一天充分的话，那么也是一段非常令人深刻的经历，在这天上午7点左右，山东青岛的一个救援队接收到报警，有5人被困在了著名道网红景点石老人的礁石，救援队接受的救援的变化之后，也是迅速赶来了现场。并且接触到求助者，然后将其救出带到安全的位置，这5名求助者均没有受伤。从接到救援电话到成功救援，仅仅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七夕节这天求婚本来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却不料因为没有把握到潮汐规律而导致五人被困在了礁石洞中。经过仔细的询问得知，被困人员四名女子与一名男子是西安来青岛旅游，在这一天七夕节这天的早上就来到了著名的景点石老人洞口想要，举办一个比较浪漫的求婚仪式，向自己的女朋友求婚。但是却对潮汐规律不太清楚，然后经历了涨潮，所以被困在了洞中，只能报警求助。即使被困在洞口，这件事也不是第1次了，就在4天前也出现了一次游客被困的事件。救援队也是十分的迅速，来到现场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就来到了崖底下，被困者靠拢，然后通过用绳索，将被困的游客一个一个都拉上崖顶。

其实这个洞口曾经就被人实地探访过，说明这个网红洞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蚀洞，退潮的时候可以露出水面，然后涨潮的时候就会被淹没。一些游客因为不清楚这件事情，也不清楚潮汐规律，所以就会导致有被困的事件屡次发生。所以也是希望其他的游客能够了解一下潮汐规律，以及这个洞口被淹没时期的规律等等，避免被困。

七夕节在我们洞口向自己的女友求婚，本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却因为潮汐规律而演化成了一场出乎意料的结局，想想其实也是够令人惊心动魄的。希望其他的游客在去游玩的时候多加注意。

日本古典文学(书面文学)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上起八世纪初，下至十九世纪中叶，大致可分为古代前期、古代后期，中世纪前期与中世纪后期四个阶段。(注：关于日本史的时代区分，日本国内及国外的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看法，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如日本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竟有五种不同看法，上下悬殊达六、七个世纪。这里从日本国内多数史学家的看法，以 仓时期做为进入封建社会的分界。参见《岩波小辞典·日本史》“封建社会”项，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178页。)

一、古代前期文学

大约在公元前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原始共同体社会。最初出现的是一些地方上的群小酋长国。四、五世纪，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的一部分地区)兴起的强大豪族天皇氏，逐步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政权”。日本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接受中国文化、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汉字，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直接往来传入日本。特别是七世纪以后，日本的中央政权与中国隋、唐王朝直接往来更多，派遣了十数次大规模的遣唐使团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这种措施先后持续二百余年之久，足以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古代国家的进取精神。当然，日本古代贵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创造其贵族文化。

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出现于八世纪初叶，即“奈良时期”(710-784)。这时期书面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古事记》与《万叶集》。当时日本还未创造出“假名文字”，这两部著作都是借助汉字写成的。前者汉字既用于表义，又用于表音；后者汉字主要用做表音符号。

《古事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神话与传说的作品，成书于公元712年。从这部书的序言可知，它是在天皇的命令下着手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神话来证明天皇世系的权威性。由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所以《古事记》中有许多枯燥无味的关于神的世系的说明；虽然如此，并不能掩盖《古事记》这部书中一些生动的神话与传说的文学性。

神话是古代人通过美丽的幻想，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表达人们对支配自然的渴望；《古事记》也不例外。它的许多章节或片断，如上卷中的“海幸与山幸的故事”写的是渔夫与樵夫两兄弟的争执，然后转入山幸与海神之女结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还以美丽的想象解释了旱涝潮汐的自然现象。“大国主命求婚的故事”是以几组爱情歌谣为主发展起来的。在中卷中插有多首古代集团战斗的歌谣，在下卷中记录了古代部族之间的战斗传说。所有这些，做为反映古代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最初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力量。

八世纪的下半期，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和歌(注：和歌是古代日本人将民族固有的诗歌与汉诗加以区分的称呼。一般称歌，即指前者；称诗，即指后者。和歌只有音数律这种固定的诗形，但无韵脚。)(长歌(注：长歌的音数律是5·7·5·7……7·7，其中5·7可反复多次，长短不限。)及短歌(注：短歌的音数律是5·7·5·7·7共三十一个音节。)等体裁)共四千五百余首。

《万叶集》的编次方法，各卷不同。有的卷按年代编次，有的卷按内容分为杂歌、挽歌、相闻歌(广义指赠答歌，狭义指恋歌)三大类，有的卷还设譬喻歌防人歌(戍边兵士歌)等目。

《万叶集》中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作品中有些属于民歌和民谣；具名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所谓著名“歌人”的创作。集中署名的作者约四百五十人。

除少量传说的作者(其中有的可上溯三、四百年)外，著名“歌人”的活动，大多集中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这百余年间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者大多为天皇一族，如舒明天皇、中皇命、天智天皇、额田王等人。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整备与壮大的时期，这些人的歌风，以格调醇朴率真见长。作歌的背景往往与当时历史的动乱有关。

中期的作者，活跃于七世纪中期以后与八世纪初，其中代表作者有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志贵皇子、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桥虫麻吕等人。这些人是当时的贵族或中、下级官吏。他们的歌风各具特色，对和歌形式的完成及使艺术手法臻于完美方面，各自做出了贡献。柿本人麻吕自古以来被称为“歌圣”，他善于驱使长歌这一形式，写出了许多怀古歌及挽歌，如《高市皇子城上殡宫歌》、《过近江荒都歌》以及别妻歌、悼念亡妻歌等等。他写的以宫廷为题材的怀古歌，表现了对古代国家上升时期的景慕与追怀，声调功雄浑、沉郁悲壮。抒发个人感情的别妻歌、悼亡歌写得语重意真、哀婉 切。他善于运用对句及枕词(注：“枕词”是和歌中特有的修饰语，亦称“冠辞”。每一枕词，与特定的被修饰语发生联系，起着丰富联想及调整音调的作用。)，词藻赡富，音韵流利，于浑厚中见性情的真挚。高市黑人与山部赤人擅长写叙景歌，他们所写的自然风光，寓情于景，格调清新有致。高桥虫麻吕擅长写传说歌，卷九中收录了他写的《咏江水浦岛子歌》、《胜鹿真间娘子歌》、《见菟原处女歌》等以民间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歌，刻画事件与人物细腻生动，别具特色。

在这些“万叶歌人”当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山上忆良。他年轻时曾做过遣唐大使的随员来过我国。他的长歌，大多附有用骈体汉文写的长序，可以看出他汉文修养之深。他写的著名长歌《贫穷问答歌》是唯一直接反映古代律令制国家统治下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一首绝唱。现将这首歌的全文译介如下：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粗盐权下酒，糟醅聊取暖。鼻塞频作响，背曲嗽连连。捻髭空自许，难御彻骨寒。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虽尽我所有，难御此夜寒。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日月虽云明，岂照我身边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老天偶生我，耕作从不闲。身着无棉衣，条条垂在肩。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举家无大小，鸣咽复长叹。灶头无烟火，锅上蛛网悬。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声微细如线，力竭软如棉。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里长气汹汹，吆喝在房前，手执笞杖来，催逼田税钱。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注：反歌——受我国“返辞”的影响，附在长歌之后，以短歌形式，集中地再次讽咏长歌的主要内容。)忧患兮人世!耻辱兮人世!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这首歌，有种种解释，一般倾向于将前半首理解为一个古代读书人对贫困处境的自诉，并推己及人，连想到较己尤甚的农民的痛苦，下半首是代农民作答，道出了在古代班田制下农民抢地呼天、欲告无门的悲惨处境。

《万叶集》的后期作者，以大伴家持及大伴坂上郎女为代表。这时，时代已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后期，古代社会暴露出种种矛盾，开始走上解体的过程。大伴家持的歌风正反映了这个下降时期的特点。他的短歌，具有凄清纤丽、情致缠绵的特点。坂上郎女写了一些纤 绮丽的恋爱歌。

《万叶集》中无名氏的歌，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些歌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收录在卷十四中的二百多首“东歌”(本州东部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大多以爱情为主题，不但语言纯朴自然，而且利用各种劳动场景做为比、兴等艺术手段，使这些民歌表现得情趣盎然，富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有些歌还表达了不畏父母横暴干涉，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感情。卷二十里收录了九十二首“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这些歌反映了在古代天皇制下被迫别父母、抛妻子，兵士远戍边疆的凄苦哀怨之情。除去上边提到的一些歌之外，《万叶集》还收有不少反映古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作品。

总之，《万叶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反映古代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在于它格调的深厚真挚。在《万叶集》以后，和歌逐渐堕落为贵族们吟风咏月的消闲品，贵族们利用它做为社交赠答及男女求爱的工具，或利用它进行宫廷“歌合”(比赛和歌的游戏)。到了平安、镰仓时期，和歌也专为贵族及僧侣们所占有，成了他们抒发个人纤弱感情的手段。

本时期除上述《古事记》与《万叶集》之外，在散文方面应提出的还有《风土记》。《风土记》原本是由当时各地方官吏，在天皇政权指令下编纂起来的地方志性质的书，但其中含有许多片断的地方传说与古老的故事。这些古老传说虽然经采集的地方官吏之手写得比较简略，但却往往洋溢着古代民众的生活情趣。有些传说，后来为民间故事所继承，不断加以发展。

本时期在韵文方面，除了《万叶集》及在《古事记》等书中保存下来的歌谣外，还有宗教性质的歌谣《祝词》，这是古代祷神用的歌词，其中有的歌词反映了古歌谣中那种韵律的美及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

二、古代后期文学

古代后期起自九世纪初，迄十二世纪末。日本通常将这时期称为平安时期。在这期间古代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班田制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为大土地私有的庄园制所代替。天皇逐渐失去了权柄，藤原氏一族掌握了中央的政治实权。古代贵族的进取精神逐渐消失，天皇家、藤原氏一族以及所有居住在平安京的贵族阶级，蜷伏在京城，倚靠从全国各地庄园收刮来的财富，过着纸醉金迷、尽情享乐的生活。

平安时期初期，和歌创作转入衰微。贵族之间，出现了模仿汉诗汉文的极盛时期，编纂了许多敕撰的汉诗集或诗文合集，如《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他们致力的是如何模仿汉诗汉文的华丽辞藻及技巧，至于内容则完全脱离不开空具形骸的宫廷游 生活。因此，这些汉诗汉文除了可以看出当时贵族模仿能力外，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自平安初期以来，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平假名”，及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随后创造出假名与汉字交混在一起的书写方式。至此日本的民族文学，才获得了自由自在地表现的手段。这对平安时期的散文作品“物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出现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文学是《竹取物语》，成书的具体年代及作者均不明，大体推测写于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上半期。这是一个带有民间故事性质的作品，内容叙述月宫天女下凡，住在一个以伐竹为业的老翁家里，几个大贵族向天女求婚，均遭天女拒绝与嘲弄，最后天女返回月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的构思来说，情节单纯，类似民间故事或童话。但从细节来看，由于作者以幽默、讽刺的态度，刻画了五个向天女求婚的贵族的种种丑态，使得这部最早的物语文学，从它情节描写的细腻，人物性格的突出以及对贵族保持的批判精神来说，都给日本文学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日本文学已脱离了那种片断式的古代传说，发展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

到了十一世纪初，由贵族妇女之手创作了许多散文文学的新的体裁：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随笔文学”及“日记文学”，以及由作者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物语文学”等等。

十一世纪是属于整个平安时期的中期，是藤原氏“摄关”(注：“摄关”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氏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则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权形态，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政治，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上没落的转折期。贵族阶级本身的腐败堕落，地方豪族势力的伸张、新兴武士阶级的抬头，使得中央贵族内部孕育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藤原氏一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仍在热中于制造宫廷阴谋，在同族之间不断争夺外戚的地位，以达到操纵天皇这个傀儡的目的。他们除了卖官鬻爵，穷极奢欲之外，对全国政治完全丧失了处理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下层贵族妇女之手创造了为这一时期整个贵族阶级奏挽歌的作品。这些贵族妇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她们的父兄，或者不甘心雌伏于藤原氏一族之下，宁愿到地方去做“国守”成为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或者留在京师，以他们的才能学识，攀附藤原氏一族来维持他们不安定的地位。这些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受这样家庭气氛及文化教养的熏陶，加上当时藤原氏一族习惯于招纳有才华的中层贵族妇女给他们做后妃的女儿充陪侍的女官，这样，这些中下层贵族妇女，既具有超出京城贵族狭隘眼界的教养，又身临目睹了藤原氏一族及宫廷等大贵族的生活实际情况，从而使这些贵族妇女产生了省察整个贵族生活的创作动机。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贵族妇女作者，要首推紫式部(详见本章第二节)，长达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她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平安贵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揭示了整个宫廷贵族生活，描写了贵族妇女的群像，并对她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源氏物语》略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十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 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十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上形式的多样化。

十二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三十一卷(现存本已残缺不全)，收有一千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二十二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就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三、中世纪前期文学

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前期，是指从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这段时期。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了“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又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接着于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渐完成了封建体制。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威的失坠，出现了“下克上”的时代思潮，使得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地反映民众力量兴起的特色。

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为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