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结婚要送什么呢？图片

《礼记》云：“婚礼不用乐，幽阴之少也。乐、阳气也，婚礼不贺，人不序也。”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关系和婚礼仪式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约开始。《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从此，俪皮（成双的鹿皮）就成了经典的婚礼聘礼之一。之后，除了“俪皮之礼”之外，还得“必告父母”；到了夏商，又出现了“亲迎于庭”“亲迎于堂”的仪节。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合为“六礼”，与三书（即聘书、礼书和迎亲书）一起被合称为“三书六礼”。南北朝以前的婚礼，男女双方都不贺。仅仅是“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与此交拜”。黄昏中，新郎身穿爵弁服，随从一律着黑，迎亲的马车也漆成黑色。无鼓乐，无亲友祝贺。两汉之际，已经有了贺婚的习俗。据《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二年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汉宣帝这一诏书的目的，就在于提倡老百姓在婚礼上设酒宴庆贺。

《礼记．昏礼》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仪礼》：“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五回：“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双，银貂鼠裘二副，以一裘一佩献于楚昭王，以为贺礼，自己佩服其一。”

喜幛和对联是我国传统礼仪中较常用的祝贺人婚娶的形式之一，最早为帝王所用，后来逐渐发展到民间，现已成为一种文雅的交际手段。喜幛以竖写为多见，称贺在右上，落款在左下，当中为幛语，祝贺的年月日则竖写在落款左边。对联的书写不用标点符号。对联的排法为上联挂右边、下联挂左边（如有横额，横挂在两联正中的上沿。） 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故而得名。因为阴阳五行、神道设教的观念里，女子属阴，黄昏是“阳往而阴来”，婚礼的一切都合着迎阴气入家的含义。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婚礼服在婚礼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唐宋制度，男方四品以上以冕服婚，九品以上以爵弁服婚，庶人以绛公服婚。女方则以礼衣或连裳嫁。唐人承袭古人婚礼传统,在晚上举行婚礼。另一方面，北朝游牧胡俗仍然残留，比如催妇上车、新妇乘马鞍、戏新婿、婚礼用乐等。隋唐时代的婚礼开始彩灯高挂，喜气洋洋。南宋、明朝的婚服形成了凤冠霞披。由于满清入关对汉人实行剃发易服，同时也接受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其中一条是“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即婚俗沿袭汉族传统。所以清代的汉族婚礼服制仍和明代相同。“洞房”一词出现很早，不过最初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据说，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曾赋了一首《长门　赋》，描述了失宠的陈皇后得知武帝许诺朝往而暮来，于是苦苦等待。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君王幸临，于是她独自徘徊，只好“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这里的洞房就不是指新人完婚的新房，而是指幽深而又豪华的居室。北周时庾信《三和咏舞》诗中有“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句，这里的洞房首次与花烛“携手”，但也不是描写新房的。到了唐代，洞房一词频频用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借以描写“闺情”。如“落叶流风向玉台，夜寒秋思洞房开”（沈佺期《古歌》），“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乔知之《倡女行》）等都是例证。这些“洞房”还不是专门指新婚卧房的词汇。由于盛唐时佛教流行，洞房还曾用来指僧人的山房，王维就有“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投道一师兰若宿》）的诗句。
直到中唐以后，洞房才渐渐引申为新婚婚房。诗人朱庆馀在《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中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二幕：“二十年以前，男女总要在入洞房以后，才说到爱情。”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更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佳句流传后世。此后，洞房也就慢慢成为新婚夫妇新房的专称，一直沿用至今。拜堂是婚姻正式合法化的必经过程，即所谓“拜堂成亲”。它是一个相当神圣、严肃的程序，所谓拜堂，就是院落中央从北向南陈设。“天地桌”焚香燃裱、鸣炮奏乐、新娘新郎，女上位，男次位，面向北叩拜，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所谓“十里红妆”是旧时嫁女的场面。人们常用“良田千亩，十里红妆”形容嫁妆的丰厚。旧俗在婚期前一天，女家将置办的奁具雇挑夫送往男家，由伴娘为之铺陈，俗称“铺床”或“发嫁妆”。这铺房尽管不在婚姻六礼之列，但长期以来却是汉族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家嫁妆惊人，床桌器具箱笼被褥一应俱全，日常所需无所不包。发嫁妆的队伍排列绵延数里，故称“十里红妆”。发嫁妆往往成为富家大户人家摆阔夸富的大游行。宋代文学家司马光曾痛陈这陋习：“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床塌、蔫席、椅床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慢、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帐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世俗尽陈之，欲矜夸富多，这些嫁妆家具习惯上分为内房家伙和外房家伙。如千工床、房前桌、红橱、床前橱、衣架、春凳、马桶、子孙桶、梳妆台之类放在内室的，都属内房家伙；画桌、琴桌、八仙桌、圈椅等是外房家伙。此乃婢妾小人之态，不足为也”（见《温公书仪》卷三）。从功能上讲，可分为生活起居类、日用小木器、女工用品三大部分。 古代婚俗中与后世不同的一个习俗是：古代妇女都不忌讳再嫁，并且从周朝至北宋一直如此。据《礼．檀弓》记载：孔子的儿子伯鱼死后，“其妻嫁于卫”又载：“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乃哭于他室。”可见，圣人后代的子妇也不免于再嫁。而魏晋、唐宋时名门之女再嫁之事，也屡见不鲜。《三国志．吴志．步夫人传》中记载：步夫人“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随园随笔》谓：“唐时公主再嫁者二十三，三嫁者四。”并且，当时不论是前夫见到后夫，或是后夫见到前夫，均不用回避。宋代诗人陆游与前妻唐婉离婚后，有一次游沈园，巧遇唐婉及其后夫赵士程，唐、赵还将酒菜送给陆游，结果感动得陆游当场在墙上写了一篇《钗头凤》词。（事见《癸辛杂识》）可见，唐宋时妇女改嫁还是很正常的事情。直到明清时期，妇女改嫁方为礼教所不容，因此有了守节、牌坊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