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正式法律是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这样出台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哪一部？答案是《婚姻法》。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才半年多，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就颁布实施了。

新生的共和国，百业待举。何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一部关系到五亿中国人民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起草这部《婚姻法》的是些什么人？起草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黄传会著、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一书，披露了其中的内幕。

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2001年8月24日，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方面的马列论著，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订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

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

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这部八章27条的《婚姻法》。

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三十年，到1980年才修改。

时隔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同志：您好。

我阅读了你报2001年8月24日发表的《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一文，我认为文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关于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部分不是事实。

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没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

……罗琼2001年10月22日两个版本，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仅就两篇文章来看，这个“罗琼”的来信应该说更可信一些。几番周折后，我找到了“罗琼”。原来，她正是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婚姻法》的成员之一。在我的要求下，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1948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阶段。就在此时，中央妇委召开了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9月20日，会议开幕当天，朱德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邓颖超代表中央妇委作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从东柏坡到西柏坡也就二三里地，转过一个小土坡转眼间就到了。刘少奇与王光美那时刚刚结婚不久，住在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刘少奇热情地把她们迎进屋里，请她们吃花生和红枣。

“会议开得不错吧？”刘少奇问。邓颖超说：“太好了！大家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当前的方针任务，而且还要研究制订今后妇女运动的方针。”

刘少奇说：“关于妇女工作，一方面各级党委应当重视，加强领导；另一方面，妇女干部自己也应努力工作，主动争取党委的重视。你们不是要党委撑腰吗？首先你们得有‘腰’，党委才好撑；要是自己没‘腰’，别人怎么撑也撑不起来。”

刘少奇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说得笑了。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片刻，刘少奇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新中国一成立，你们妇女工作者的任务更重了。有些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和研究。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

听说有新的任务，大家都很高兴。邓颖超连忙说：“少奇同志，请给我们布置吧。”

刘少奇说：“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一只从延安转战带出来、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193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的。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邓颖超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土改，更加深切地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他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10月5日，会议闭幕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

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他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先准备一个草案，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审定后公布施行。”

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

东柏坡是个群山环抱，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央妇委借用了老乡前后两个小院，前院两间土屋，一铺土炕，几张桌子，办公用；几位大姐和工作人员，住后院两间土屋。

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对于这些妇女领袖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但是，她们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长期做妇女工作，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渴望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感受极深。

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少的占33．3％，最多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由于刚刚从土改第一线回来，大家相互提供了许多新的情况。

邓颖超说，土改在改正成分时，有些农村拿“破鞋”作为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身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应得的土地权，甚至把这作为打击妇女的口舌。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个妇女被划为“破鞋”，加上这个帽子剥夺了她们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她们的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加以区别。究竟什么样的叫“破鞋”呢？只有专门以卖*为生活来源的少数妇女，才能称为“破鞋”。至于在农村中，贫雇农娶不起老婆，靠上一个女人；有的妇女守寡多年，靠上一个男人帮助干活……这些都应加以具体的区分。产生“破鞋”的根源，一方面是因农民没有翻身、受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因婚姻不自由的制度所造成的。而我们有些干部没有认清产生的根源，把农村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不加本质的、轻重的区分，一律加以“破鞋”帽子，这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以各种方式干涉群众婚姻自由，统治妇女、不准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还有关于抗属的离婚问题，有些地方抗属提出离婚，没有经得前方军人的同意，便批准离婚，影响了军心。

……

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亿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

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王汝琪作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过的稿子，又供大家讨论。七八个人紧挨着围坐在炕上，东柏坡的冬天还是挺冷的，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由于当时中央妇委人手少，还要承担其他大量工作，婚姻法整个起草过程，断断续续，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

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

在起草过程中，大家对一些条文有不同的看法，每次讨论都要发生争论。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一条，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

反对的人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邓颖超作为一名妇女运动领袖，一直关注着民众的婚姻问题。这一次重新起草婚姻法，邓颖超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

全国妇联档案处保存着一份珍贵的资料，这是邓颖超在中妇委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对于婚姻法内“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一条的意见：我主张这一条。理由是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很多材料可以说明。早婚、老少婚、买卖婚是普遍现象，如不根绝就谈不上婚姻自由。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便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如果加上很多条件，反而给下边的干部一个控制的借口。

婚姻法是原则性的规定，破坏旧的，建立新的，就必须针对男女不平等现象，给妇女以保障。考虑婚姻条例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有为了限制或照顾少数男人的观点。其结果，反而对多数妇女不利。

“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

1949年3月23日，100辆卡车和20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千年古城北平挺进。

《婚姻条例》草案，又经过一番修改，1950年1月21日，由中央妇委呈送党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毛、刘、朱、任、周并王明同志：送上中央妇委修改的婚姻条例草案最后稿，请审阅。这个婚姻条例草案，曾经过妇委正式讨论过五次，会后交换意见多次，并另邀请了中组部、中青委、法委等几方面同志共同座谈过一次，历时二月有余。

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

我们争论之是非，要求中央给予提示。妇委同志希望中央审阅后能和妇委同志一谈，或中央讨论时，允许妇委同志参加，究竟如何？由中央决定。

……

专此，敬礼。邓颖超1950．1．21中央立即将该婚姻条例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议，各有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

一个星期后，中央法制委员会便向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主席及书记处各位同志：

对于妇委起草之婚姻法条例，我们有下列意见，提供参考：

一、关于离婚问题的意见：对此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离婚自由，即如双方愿离或一方坚持离婚者，即得离婚，不附什么条件；另一种意见，主张一方提出离婚者，须附有条件，合某一条件者，始得离婚。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因为离婚结婚自由，是反对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解放妇女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立法，应以进步的合乎新社会发展的原则为出发点，不应以过去的、需要改革掉的旧社会遗迹为根据。

中国社会中还有离婚结婚不自由的现象存在，这只能证明婚姻条例须有彻底解放的性质，才能冲破根深蒂固的旧社会枷锁，才能创造合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关系，而不是相反。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法律，本身应该具有引导人民前进的极大教育性质和解放性质，婚姻条例的立法精神，也应如此。

……法委会1月28日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公布。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王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的经过和起草的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自中央妇委着手准备至今，历经一年半时间。期间，曾经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改通过；又经政务院第22次会议讨论；并经由毛主席亲自主持、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参加的联席座谈会讨论两次。

草案的各章各条，都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和修改。除少数条文外，多的曾修改三十至四十次以上，少的也修改十至二十次以上。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帅孟奇，湖南省汉寿县东乡陈家湾人，生于 1897年1 月3日。因为她是父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家里人都叫她大姐。父亲帅惊白，早年东渡日本深造，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学成归来，与黄兴等志同道合者一起闹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省教育司科长等职，目睹当时政治腐败，国难当头，愤而弃官还乡，在故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母亲许云秀贤惠勤劳，待人和善，尤善于操持家务。

正是帅孟奇的母亲，促成了帅孟奇与她的表弟许之祯的婚事。怀有身孕的许云秀对一位同在怀孕的远房亲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我生下个女娃，你生下个男娃，等孩子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亲吧。”

帅孟奇7岁起就在许家同许之祯一道读私塾。在众多表兄表弟中，她最喜欢聪明伶俐的表弟许之桢。每当放了学，帅孟奇就带许之祯到河边钓鱼虾、捉蝴蝶、讲美妙动听的故事。只要一有空，许之祯就扯着帅孟奇，姐姐、姐姐喊个不停，不是让她讲故事，就是让她教自己读书写字。帅孟奇也乐意帮助他，乐意和他一起玩。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许之祯总是流着眼泪送走帅孟奇，帅孟奇也含着泪水回家。1909 年，许之祯的父亲去世，将许之祯托付于姑父帅惊白。帅孟奇、许之祯两人走得更近了。

1913年，许之祯在姑夫的资助下，考入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学习。而帅孟奇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回家，帮母亲干些农活。离别那天，帅孟奇送许之祯上路。他们肩并肩，沉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就在那充满深情厚谊的沉默之中，两人品尝到了爱的甘甜。

1917年，帅孟奇和许之祯结婚了。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给女儿起名叫许端一。

女儿给他们带来甜蜜和欢乐，也给他们带来困难和劳累。帅孟奇带着孩子在家乡种田，每天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一点空闲。她终日辛劳，省吃俭用，支持许之祯完成学业。

见到久别的丈夫，激动得热泪盈眶

许之祯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又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跟李达学过日语，并结识了陈独秀。1919年，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跟随陈独秀、李达等人一起战斗。这期间，许之祯常给帅孟奇写信，讲些革命道理，也寄些进步刊物，如《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这使帅孟奇开始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迪。

1920年秋，帅孟奇携带女儿离开家乡进入汉寿县城，经人介绍在一所幼儿园当保育员，不久，又在一所小学教珠算课。在县城，她结识了黄易瑜、陈才翠等进步女青年。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等问题，并在县里宣传妇女解放思想，要求男女平等。

1921年3月，许之祯受上海党组织的派遣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异国他乡学习的许之祯，尽管学习紧张，却依然每月给妻子写信，讲他在莫斯科的见闻。帅孟奇也常给他回信，谈论汉寿城乡的斗争，讲述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情形。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信息，交流着思想。

1924年许之祯回国后一直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春，帅孟奇在汉寿县加入中国***。不久，中共汉寿县委领导小组成立，她被吸收为小组领导成员。两人相距遥远，只得鸿雁传书倾诉思念。1926年7月，许之祯由武汉回家探亲，帅孟奇见到久别的丈夫，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料，形势突变。在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于1927年5月21日发动了残杀***员和工农群众的“马日事变”。一时间，血雨腥风降临长沙，汉寿县城也形势危急。夫妻二人受到通缉，不久就被组织上先后送到苏联学习。两年后，帅孟奇回国，继续革命。没想到，她和丈夫许之祯在异国他乡一别，从此竟永远断绝了夫妻缘分。

1930 年，帅孟奇回国后不久，遵照中央的指示，到武汉长江局任秘书，后来又到上海，在浦东区做工运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投入了党的地下活动。

1932年10月10 日，帅孟奇在与闸北区新任妇女部长接头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她遭受了极刑。敌人往她鼻子里灌煤油。灌完一壶又一壶，灌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上老虎凳，给她加了三块砖，又加到四块、五块、六块。她眼前发黑，昏厥了过去。敌人又压木杠子，硬是把她的右腿骨压断了。据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当时，党中央以为帅大姐已经壮烈牺牲。但帅大姐在难友们的照顾下坚强地活了下来，终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释放政治犯时获得了自由。”

帅孟奇出狱后，面对的竟是家破人亡：她的全家被她受牵连，父亲被逐出湖南省，流落异乡教书；年仅13岁的独生女许端一被敌人毒死；母亲急疯了，贫病交加，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丈夫许之祯在苏联工作，与妻子多年音信不通，以为她死在狱中，就另组织了家庭。

社会评价

党和人民尊敬的“帅大姐”是“中国***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李锐诗云：

大姐骄吾党，高风举世宗。

刑庭知铁骨，正气贯长虹。

沥胆披肝剖，先忧后乐中。

耄年参盛业，回首一生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