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率怎么算

离婚率越来越高，你知道“离婚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吗？

自从2002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在持续攀升。

我查了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是41582万对，2017年是43740万对，按照这个增长趋势，2018年的数据很可能就是450万对左右——也就是大概900万人离婚了。再过几年，可能就破千万了。

再过二三十年，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了，人们“吃得太饱”了以后，离婚率应该会达到40%以上——反正在经济发达、文化解放的发达国家，离婚率也就是这个数甚至更高了。

（这里把经济和文化纳为参考因素，主要是考虑到中东一些石油国家不在此范畴）

我这里讲的4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现在国家统计局采用的计算离婚率的方式，是跟国际接轨的，具体就是：某年的离婚率=某年离婚次数/某年的平均人口总数。比如，2017年的离婚率就是437万离婚次数除以14亿人，那么统计出来的离婚率就是千分之几——这个统计方式好像不大容易能理解。

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统计方式，是媒体喜欢用的统计方式，就是算离结率。比如，2017年结婚对数是106310万对，离婚是43740万对，那离结率是4374/10631，也就是40%；2016年的离结率是41582/114282，也就是364%。从这个角度看，“离婚率”逐渐升高——结婚人数持续下降，离婚人数持续上升。

这两种种计算方式其实很难被普通大众所理解，也很难准确反映离婚的本质。它们可能具有社会学意义，但对于以情感为载体的婚姻本身而言，是说不通的。

所以，比较理想化的统计离婚率的方式，应该是把每个人一辈子只结一次婚设为前提，只统计第一次离婚，只统计第一次离婚——我们只想知道你结没结过婚，离没离过婚。

这么计算，是想表明离婚率的含义是——有多少夫妻被证明已经没有可能走到白头偕老了。

比如我们村，在2016年，总共有200对夫妻、而且他们都是头婚组成的婚姻，其中一共有10对离婚了，包括过去几十年，那离婚率就是10/200，5%的离婚率；而在2018年，总的头婚夫妻是208对，有25对（加上过去的那10对）离婚了，那离婚率就是12%。

这个计算方式表明，有12%的夫妻此生跟“白头偕老”无缘了；有88%的夫妻还有一起白头偕老的可能，证明婚姻在我们村、在这个年代，还算是比较稳定。

当然，这些算法，好像跟我们理解的“离婚率”还是不太一样，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总说，北京的离婚率差不多50%了，而我老家贵州省平坝县十字乡大院村的离婚率不到20%。

这只是一个是似而非的概念，大多数来自感觉，比如我在北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离过婚的，所以我觉得北京的离婚率高，而我在老家，身边很少有人离婚，所以我觉得老家的离婚率低——但这种“感觉”，主观性太强，参考意义不大，它跟个人的圈子和职业有关。

就像我大哥说，“现在的老头老太太离婚的实在太多了”——那是因为他那个圈子，只有离婚的老头老太太才愿意跟他厮混，那些没有离婚的，根本没有走进他的生活。

所以，为了验证我们“感觉”里的离婚率，我们可以这样做：

在北京的不同的地方，高档的、中档的、低档的超市或者综合体门口，随机调研1000个成年人，问两个问题：1、你结过婚吗？2、你离过婚吗？

把结婚作为分母，一人记一次；把离婚作为分子，一人记一次。假设最后的结果是1000人中，有800人结过婚，有400人离过婚，那么离婚率就是400/800，即50%。

当然，这种调研式的、样本式的数据，也很难准确客观的反正整个国家的真实离婚率，也很难真正的反应这个国家的婚姻约束力，很难去证明那个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到底有多少夫妻能够真正的走到白头偕老？

而且，“白头偕老”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是幸福的走到白头偕老，还是凑合凑合的走到白头偕老，更有可能是靠隐忍和咬牙走到了白头偕老。

除此之外，现在离婚的人那么多，我们或许也需要统计二婚的结婚率，二婚的离婚率；三婚的离婚率等等这些数据。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的头婚离婚率是41%；二婚的离婚率是60%；三婚的离婚率是73%——不知道这些数据美国人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希望我们国家也能有这方面的权威数据。

好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到底该如何科学地去统计离婚率

今天，有关“痛经假期”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据悉，近日针对政协委员程宗玉《关于保障女职工享有生理假期的提案》，深圳市人社局答复表示：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天的休假。对此，很多网友表示非常暖心，值得在更多地方推广，也有人担心在后续落实中会遇到不少阻碍，甚至可能加剧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女性因为痛经请假，绝不是“矫情”和“无病呻吟”，而是面对极度生理不适之后的无奈选择。现实中，虽然并非所有女性都会痛经，但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不少为此而困扰的亲友。笔者就清晰地记得，上学时，曾有位女同学因痛经太严重，直接昏倒在厕所。一些朋友也倾诉过痛经发作时，不得不蜷缩在床上缓解痛感的负面感受。一些人之所以意识不到痛经的严重性，可能正是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掩藏的，是很少被人们公开言说的痛苦。

此次深圳明确女性可休“痛经假”，释放的是一种关怀女性的政策善意，可以引导社会正视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女性需求，呵护经期女性更加轻松、从容地度过每月“难熬的几天”。

其实，对饱受痛经困扰的女性来说，这一政策一点都不“鸡肋”。可以想象，如果在严重痛经或月经过多的几天，还要如往常一样挤早高峰的地铁，甚至要经历一小时以上的“极端通勤”，必然会加剧身体上的不适感。而且，痛经发作时，人很容易感到疲劳，疼痛感的存在也让人很难集中精力工作，要求严重痛经的女性员工按时到岗，既难以保证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她们缓解病痛。居家休息状态下，她们可以免除长时间通勤和伏案的劳累，适度卧床休息也有利于减轻不适感，帮助她们逐步恢复体力。

当然，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中，还有不少细节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对于痛经的确诊要确保基本的便利度。有网友就指出：如果为了请假，还要忍着剧痛去医院排队挂号求确诊，那实在是太痛苦了。对此，一方面要简化确诊流程，增加确诊渠道，譬如将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等纳入确诊医疗机构，最大程度地方便人们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于病理性痛经等状况，也可以尝试“一次确诊，此后通用”的模式，减少不必要的折腾。

另外，“痛经假”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着员工“不敢休”“不能休”的现实困境。其实，“痛经假”的概念由来已久，1993年由原卫生部、全国总工会等5部门联合颁布的《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就指出，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天的休假。目前，包括北京、上海、陕西、山西等十余个省份，都在地方性规定中明确了女性劳动者的这一权益。

然而，据报道，由于政策执行缺乏强制性，再加上企业出于管理和成本考量，这一权益很多时候都被“选择性忽视”了。现实中，一些女性员工或是对痛经问题感到难以启齿，或是担心领导同事会认为自己“太麻烦”“拖后腿”，甚至因此成为被“优化”的重点考虑对象，也不敢提休“痛经假”。

对此，除了要加强监管，保障女性员工的劳动权益外，更根本的还是在社会层面增强对不同群体特殊需求的关注和尊重。

其实，如果处理得当，“痛经假”不仅不会成为企业和员工间的“矛盾点”，反而可以成为双方增进互信的契机。用人单位要意识到，小到为经期员工提供临时卫生巾，大到允许有需求的员工休“痛经假”，这些努力并不是一种麻烦，而是关怀员工的真诚表达。员工在感受到这份温暖和善意后，也会增加对单位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继而形成一种彼此体谅、彼此尊重的正向循环。

总之，“痛经假”不该是一种“被选择性忽视”的纸面福利，如何进一步落实、做好，还有待更多细化和探索。

战争带来的痛苦，谁的感受最深刻”？是女人，战争带给女人的伤害是最为深刻的；在战争中，人的性命如同浮萍一样，没有任何依靠，也随时会被战争侵蚀掉，然而，战争中男人往往还能够有自保之力，就算孑然一身，他们还是可以在战场中生存。

但是女人呢？她们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自己身边的男人死去，那么女人便会失去生活来源和依靠，特别是在“以夫为纲”的中东地区，女人就是男人的依附品，一旦自己的男人死去，那么女人将彻底失掉所有的依靠，沦为战争中的苦命人。

本文将从伊拉克女人的角度看待战争的问题，进而分析战争之下的女人，会遭遇到怎样的悲惨命运？

战争中，女人和孩子是最弱势群体，无权选择自己的人生

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的火药桶，而处于中东核心地带的伊拉克，肯定不能独善其身，从数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阵亡了大量的青壮年士兵，而这些男性士兵阵亡之后留下的遗孀，如何生存却成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伊拉克政府只能够赔偿给这些战士遗孀一些丧葬费用，但是这笔钱，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的开支。因此，许多失去男人的女人，无奈之下不顾宗教戒律和传统习俗，走出家门去工作，赚取微薄的收入来养活家人。

伊拉克妇女地位低下，是男人的依附品

不过，在伊拉克这个国家里，女人的社会地位是极低的，她们如果从事工作，都只能干一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差事，所以，女人们往往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却拿着微不足道的薪水来抚养着一家老小，但是女人再怎么独立拼命，都注定她们无法应对得来现实生存的压力，所以，改嫁成为了这些丧夫女人无奈的选择。

（根据伊拉克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女人以再嫁为耻，而社会也都把女人的“贞操”认作是坚贞，如果女人二次嫁人，对夫家来说就是晦气。所以，伊拉克的男人们除非是十分贫穷，找不到媳妇，不然绝对不会娶丧偶的女人。）

不过，至少好在，现在的伊拉克国家还算稳定，这些女人至少还能生存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她们的命运虽然无法选择，但是维持生存还是不成问题，顶多是受到道德的谴责和非人的歧视。

伊拉克战争，失去男人的妇女，命运悲惨

然而，海湾战争发生后，美国又发动了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美国挟持高超军事技术，不费吹灰之力，仅用37天就攻陷伊拉克，没多久，美国占领了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美国还没来得及扶植新政府之前，伊拉克的秩序崩溃，处于权力真空状态。

没有了一个可靠的政府维持，伊拉克成为了人间地狱，绑架、混乱、枪战无时无刻在这片中东沃土中发生；于是，又有无数的男人因此而阵亡，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丧偶的妇女，她们悲伤地看着满目疮痍的故乡，只能留下深深的哀叹，生活得继续，她们没有资格停下来感伤。

伊拉克女多男少，很多老年男人拥有多个妻子

女人们原本还有选择改嫁的机会，伊拉克战争之后，大量的男人阵亡，还有许多男人外逃到国外，而留在伊拉克境内的男人们，大多数都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有肢体残疾的人。女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一些存留下的年长男人们的妻子，而这些男人们出于对本国女人的怜悯，他们看似无私的接纳了许多无所皈依的女人。

于是在一些地区，一个年老的伊拉克男人，身边往往簇拥着几个妻子，然而这些妻子们并不是他的原配，只不过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不得已嫁给男人，只是为了能吃饱饭而已，因为在战争面前，只有生存下来才是最根本的保障。

战争让伊拉克男女比例失衡，又导致“奴隶经济”

战争中的伊拉克，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女人越早嫁人，那么她们就越幸运”。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伊拉克，年轻女人往往是战争的战利品，特别是在MSL宗教氛围之下的伊拉克，伊拉克男人们往往钟爱于未经人事的“处·女”。

于是，每当一场战争结束后，胜利的一方会涌入城内大肆地搜刮年轻女人，而这些女人会被集中在一起进行“估价”，一些年轻貌美并未经人事的少女是最上等的战利品，较为年轻却嫁过人的女性为第二等战利品，年纪偏大却有一些姿色的女性则是第三等战利品。

这不仅是伊拉克武装势力挑选战利品的规矩，也是国际上人口交易的一个隐形规则，换句话说，男人们如果得到一个年轻“处·女”，就算他不享用这个女人，也会把其贩卖到黑市中，然后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大笔报酬，这就是伊拉克的独有一种新型经济——奴隶经济。

而这些女人们被贩卖后的命运可想而知，但是伊拉克的男人，从未把女人的性命放在眼里，因为如今的伊拉克早已经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经过连年的多次战争后，男性损失率远大于女性，导致伊拉克的女人数量比男人多出了近千万的人口，就算贩卖掉几百万女人，他们也不会有任何负罪感。

伊拉克女人越早嫁人越好

那么，在这种战利品掠夺和奴隶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女人们该如何生存？答案也很简单，早早结婚，越早结婚就越好；至少结婚后的女人，她们不会成为武装分子首选的战利品，并且还可能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毕竟，伊拉克男人对“处·女”的偏执是世界闻名，一旦女人不是“处·女”，那么她还是很有可能躲过一劫。

曾经一个伊拉克战场中的战地记者，采访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在提到女人嫁人问题上，她心痛的说道：“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可恶的战争，我发誓，我不会让女儿们这么早成家。”她的几个女儿最大的不足20岁，最小的也才12岁，而这些女儿们如今都已经嫁给别人为妇。

战争中，女人的处境十分悲惨

伊拉克民间形成的这种畸形的婚嫁观念，并不是他们传统观念，也不是他们宗教教义所提倡的，而是被战争给逼出来的。但是，至少女儿们早早嫁人就是对她们的一种保护，毕竟在混乱的伊拉克，女人没有男人的庇护，她们最终的命运将十分悲惨。

伊拉克的女人，没有人权和自由的保证，她们所面临的危险是非常多的，被贩卖到国外还算是一种较好的命运，有的女孩直接沦为了伊拉克武装士兵的“性”·奴，而一旦这个士兵阵亡，她们立马会被其他士兵占有，因此她们想过上安稳的日子纯属天方夜谭。

不过，对于伊拉克女人而言，国内已经不是一个适合生活，或者生存的安全区域，她们最大的梦想就是逃往国外，不管国外如何针对伊拉克人，但至少生活还算能过得去。然而，一个女流之辈越过国际线逃往外国哪有那么容易，许多女人还没越过国境线，就被邻国给驱赶回来，因此，这些女性们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她们逃不出去，也回不来。

无数战争女性为了自保而拿起武器

女人是温柔的群体，为母则刚；许多伊拉克女性，往往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而选择坚强起来，这就有了伊拉克女兵，但是她们不属于政府女兵，而是属于各种武装势力的女兵部队。这些女人会操作武器、会使用炸弹，更会近身搏击，而这些战斗技能并没有任何人教会她们，这些都是伊拉克女性在残酷战场中总结出的战争经验，这些女兵也被称之为“伊拉克黑荆棘”。

她们浑身都带刺，她们不畏惧任何的困难和挑战，因为在她们的观念里，男人是最靠不住的群体，如果想自保，就得坚强起来；每一个伊拉克女兵的身后，都有着她要保护的父母、孩子以及残疾的丈夫。

结尾

战争是一个国家的灾难，也是一个家族的灾难，而这种悲痛究竟有多深，我们通过女人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女兵部队，那么就证明这个国家已经彻底体验战争所带来的绝望，而绝望之后还是要生存。

在中东地区，男人才是世界的主宰，家庭的主导者，而战争也是男人之间的战争，而最后受到伤害最大的却是女人；女人不仅承受着战争的痛苦，还要承担起繁衍后代，支撑家庭的责任，因此，女人们扛起武器替代男人的作用，而每一个强大的女人背后，往往有着一群需要她保护的群体，这就是伊拉克战争对女人的伤害。

近亲结婚会不会对后代有不利影响呢？这个问题有过争论。在人类文明尚未开化的远古时代，近亲通婚非常混乱，不仅旁系血亲，甚至在直系血亲间也可通婚。

古埃及统治者认为，只有皇室同族通婚才能保持皇室血统的纯洁和高贵，所以多是亲兄妹结婚。然而，人们从无数事实中得出结论，血缘近的男女结婚生育率低，后代的死亡率高，并常常出现先天畸形和遗传性疾病。 近代更有大量资料证明，表兄妹结婚，痴呆儿发生率比非近亲结婚高150倍，新生儿死亡率和畸形率也比非近亲结婚高3倍多。

还有人报道，近亲结婚者的子女在20岁前死亡者达139%，而非近亲结婚仅为17%。大量事实证明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利，应当禁止。 为此，我国新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婚配。近亲即指有亲缘关系的人，更确切的说是指有不太远共同祖先的人，通常追溯三代。

近亲为什么会使后代中遗传病发病率增高呢？这要从遗传学角度来解释。生物的遗传是通过基因传递信息来完成的，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通过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传给后代，从而父母的性状特点在子代得以表达。

我们每个人大约有5万以上的基因，这些基因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就是说，每个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基因有1/2可能相同，所以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则也有1/2可能相同。而爷孙、叔侄、舅甥等之间则有1/4可能相同。同理，表兄妹、堂兄妹等之间则有1/8可能相同。

某些遗传性疾病的致病基因是隐性的，如双亲中一方带有这种基因，而另一方不带，则可使致病基因被掩盖，所以后代不发病。只有当夫妇双方都携带这种隐性基因，后代才发病。 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的专家现在在向人类近亲结婚将生出不健康婴儿的课题进行了挑战。这一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曾经一直在困扰着人们，在过去大家都一直认为近亲结婚将生出畸形婴儿，这些孩子患有多种疾病，比如心脏病，弱智，失聪，甚至失明等。

2001年，澳大利亚一份发表在权威杂志上的科学报告声称，亲表兄妹结婚生出畸形孩子的机率是非近亲结婚生出患病孩子机率的三倍。然而，默多克大学比较基因组学的教授艾伦-比托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这一课题后发现，亲表兄妹结婚所生子女大部分是健康的。

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大约有500对夫妇是属于亲表兄妹结婚。艾伦教授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说：“在西方文化中，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表兄妹婚姻导致遗传悲剧，然而大量事实证明这一观念是错误的。亲表兄妹也能生出健康宝宝”。

比托教授在11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非近亲夫妇生出畸形婴儿的机率是2%，而近亲夫妇生出畸形婴儿的机率只不过增加到4%而已。他还发现，近亲夫妇所生婴儿死亡率仅为12%，这一结论刚好与他在2002年的研究相吻合：亲表兄妹结婚生出畸形婴儿的机率不到3%。

这个问题在伦敦东部英国皇家学会的医药研讨会上引发了热烈的医学辩论，一些研究人员和政界人士声称，在英国，近亲结婚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他们的小孩很可能是畸形甚至过早夭折。以比托教授为代表的反方则发言：“关于婚姻遗传悲剧，我想更多的是与酗酒和吸烟过多有关。”很多名人像爱因斯坦、达尔文、希特勒等，他们都是亲表兄妹间结婚。亲表兄妹结婚在有些国家很普遍，比如像在巴基斯坦、南亚和中东国家。

在这场辩论会上，有一名医生极力赞同比托教授，他声称，亲表兄妹间结婚出现婴儿缺陷的机率只有4%，这个比率在遗传学上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无须担心出现遗传方面的问题。

比托教授称那种普遍认为亲表兄妹结婚是极其罕见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地球上的很多地区都较多地存在着亲表兄妹结婚的现象，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超过10亿，在那里大约有20%到50%的的婚姻有血缘亲属关系。

比托教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亲表兄妹结婚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鉴于大量的亲表兄妹的婚姻出现，比托教呼吁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医学研究，以便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疑团。

　　至今已发现的人类遗传病有多种，其中有一半以上属于单基因遗传病近亲由于是共同祖先，其所携带相同病理基因 的可能性就比一般非亲属人之间要大得多，即两个致病基因相遇 的机会增加，也就是说，发生遗传病的机会增加。研究结果表明，随机婚配人群中，隐性遗传病发病率只有万分之至百万分之一而近亲结婚隐性遗传病发病率增高到千分之~到万分之一。同时，近亲结婚还会导致多基网遗传病发生率增高以及新生儿、婴儿死了率增高，如智力低下、先天性心脏病、无脑儿、脑积水、脊柱裂等多基因遗传病发生率均高于随机婚配者的子女儿4倍。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结果显示，近亲结婚所生女婴儿的死亡率为8 10%，而随机婚配所生子女婴儿死亡率仅为24

　　当然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点：

　　由美国一流遗传学家完成的一项新研究却指出，近亲结婚生出畸形儿的危险远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新研究主持人是华盛顿大学的遗传学家罗宾·班尼特。他说，“如今，近亲结婚仍然背着生育不正常儿童的黑锅。实际上，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社会原因和生物学上的原因。很多误传误报才是真心相爱的表（堂）亲夫妻生儿育女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班尼特的研究小组包括来自斯坦福大学和美国遗传学顾问协会（NSGC）的多名高层研究人员。新研究为期两年多时间，研究范围涉及北美、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他们研究了第一代近亲结婚所生子女的健康状况统计数据。研究人员总结说，近亲结婚导致囊肿性纤维化（属遗传性胰腺病）和Tay－Sachs疾病之类的隐性遗传病的比率为7％－8％。而一般人口中，这种遗传比率为5％。

　　新研究认为，医生及遗传学顾问不应阻碍近亲结婚夫妇生育，而应该注意家族病史，并提供常规生育服务，如孕期胎儿检查及新生儿疾病检查等。这一新研究刊登于4月号《遗传咨询杂志》（Journal of Genetic Counseling）上。

　　尽管新研究得出的结果令人吃惊，但是一些遗传学家们表示仍然会继续警告人们近亲结婚应该谨慎。人类遗传学史畅销著作《亚伯拉罕·林肯的DNA》作者、遗传学家菲利普·雷利说，“7％－8％的隐性疾病遗传几率比5％的比率高出了近50％。这正是近亲结婚与正常情况的重大差异之一。对于以想近亲结婚的青年男女为对象的遗传学咨询人员而言，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

　　科学家说，由隐性遗传因子导致的疾病至少有种。仅仅从父母一方获得一个这样的遗传因子无关大碍，但是从父母双方各获得一个，那么其结果不是死路一条就是慢性病伴随终生。近亲结婚者拥有共同的祖父辈，如果双方各获得一个“坏基因”的话，他们的孩子就会遭殃。

　　近亲结婚在农村地区相当普遍，其原因之一是保持家族内的金钱和财产安全。这一习俗在沙特和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仍然很普遍。遗传学研究员艾伦·比特斯估计，全球所有的婚姻中，近亲结婚大约占20％之多。 据估计，美国近亲结婚比率大约为1／。其主要原因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禁止表（堂）兄弟姊妹之间联姻；天主教要求此类近亲结婚必须获得教会的特许。美国有30个州不准表（堂）兄弟姊妹之间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