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起源，别称，特点是什么？？？

对联，又称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它是中历史探源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 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 春联习俗

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特点

　　对联文字长短不一，短的仅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百字。对联形式多样，有正对、反对、流水对、联球对、集句对等。但不管何类对联，使用何种形式，却又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一、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二、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　三、要词性相对，位置相同。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四、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覆。　此外，张挂的对联，传统作法还必须直写竖贴，自右而左，由上而下，不能颠倒。　与对联紧密相关的横批，可以说是对联的题目，也是对联的中心。好的横批在对联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相互补充的作用。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乐贞美、明石元等7届军人总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内田嘉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届文职总督；1936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恢复军人总督，派出小木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7条，规定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扬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由正面抗战转为抗日游击战。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在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给予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予沉重打击。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在战斗中林大北、詹振、简大狮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在台湾抗日斗争中，涌现出无数个英雄，简大狮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台斗争中，被称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参加北部起义后，多次率军进攻台北，在宜兰金包里、堡矿溪等地坚持武装抗日斗争。1899年间在日寇的围剿下不得不退回厦门，后被清政府引渡给台湾殖民当局，1901年3月壮烈牺牲。

抗日起义遍及台湾各地。北部起义开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义军一千多人在云林县斗门镇东南10公里处的大坪顶集会，建号“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公推简精华、柯铁等为“十七大王”。他们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1898年林少猫等抗日义士也举起义旗。从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头山，转战数年，在台湾南部竖起抗日大旗，极大的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举行“大扫除”运动。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有40名是儿童。日本殖民者真是丧尽天良。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会甘心充当亡国奴，日寇的大屠杀没有征服台湾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庄人蔡清琳，带领民众突然袭击鹅公髻、一百端、长坪、大窝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杀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余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厅，杀死支厅长渡边龟作等50余人。日本殖民当局从台北、台中等地调集军队、警察前往镇压，蔡清琳等9人被处死，受株连者达2000多人。此次起义在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1944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84559人，其中中国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但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国农民破产、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台湾糖的命运成为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谈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至今有人为日本殖民者高唱颂歌，认为日据时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工业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中，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台湾成为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动。任何一个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而中国学生则有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当局规定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沦不类的名字。后来李登辉起了一个正式的日文名字“岩里政男”，而他的兄长李登钦则更名为“岩里武则”。类似这样变中国名字为日本姓名，发生在日寇发起的“皇民化运动”时，但是收效甚微。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皇民化运动”开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风吕（澡盆）、便所、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

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括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却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约10万人，日本投降时，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极为有限。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

日本殖民者废尽心机推出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要釜底抽薪，妄图彻底割断当地中国人的祖国情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忘掉祖国语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汉文、汉语。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所以真正过“皇风生活”的台湾民众几乎没有。改中国姓名为日本姓名的，只占极少数。

日本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征集当地中国人参加日军侵略阵营。在“皇民化运动”后期，日本殖民当局则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洪锦在封神榜里出场次数不多，但是评价很高。商臣李登评论他才术双全，姜子牙也评论说：“非才德兼全，英雄盖世者，不足以当此任，吾此非黄将军、洪将军不可。”在姜子牙眼中洪锦的武力是可以媲美黄飞虎的。但在实战中洪锦的能力并未凸显，貌似除了杀姬叔明就没怎么打赢过仗，西岐负于邓婵玉、龙吉，金鸡岭负于孔宣，佳梦关负于火灵，穿云关负于龙安吉，万仙阵夫妻阵亡。

 有研究认为封神演义是以昊天上帝为代表的天庭与鸿钧老祖的权势斗争。洪锦夫妇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其妻龙吉公主是天庭昊天上帝与瑶池金母之女，因蟠桃会失了礼数被贬在凤凰山青鸾斗阙，后助武王伐纣，也算阐教的代表。但是其实比较奇怪的是作为天帝的女儿，区区宴会失礼惩罚会如此之重吗？

而洪锦则是截教出身，虽与阐教同属鸿钧老祖门下，但在封神大战里属于敌对双方。所以与龙吉公主也有一战，然符元仙翁称两人有姻缘，月下老人下凡牵线，故阵前联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龙吉公主的法宝神鲸恰恰可以克制洪锦的鲸龙，所以龙吉公主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贬下凡的呢。想说“呵”“呵”“呵”。

 

因为与龙吉成婚，洪锦为此叛出截教。因此在万仙阵中，洪锦与妻子龙吉公主被截教   大神金灵圣母斩于马下。死后也双双封神，分别为：龙德星与红鸾星。

作者：梦归秦淮（多平台签约作者，历史硕士，知识管理达人    公众号：史觉一梦）

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对联出现在三国时代。明洪武年间（1368-1399年），在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地方，出土一尊特大铁十字架，上铸有三国时代孙权赤乌年号（238-250年）。

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按用途分类：

1、春联：新年专用之门联 。

2、贺联：寿诞、婚嫁、乔迁、生子、开业等喜庆时用。

3、赠联：颂扬或劝勉他人用。

4、自勉联：自我勉励之用。

5、行业联：不同行业贴于大门或店内之用。

扩展资料：

形式要求：

对联文字长短不一，短的仅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百字。对联形式多样，有正对、反对、流水对、联球对、集句对等。但不管何类对联，使用何种形式，都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1、要字数相等，断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2、要平仄相合，音调和谐。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

3、要词性相对，位置相同。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4、要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复。此外，张挂的对联，传统作法还必须直写竖贴，自右而左，由上而下，不能颠倒。

参考资料：

--对联

　　她不满意就应该让她说说她想让你怎么叫她，她自己都没有正确答案，你怎么尝试都不会让她满意的。最好就是公共场合的时候，叫她“登会”，私底下亲昵的叫宝贝。偶尔好友之间可以叫“慧慧”。

　　一般没有必要从名字下手。

　　用大众昵称就很好，比如老婆、宝贝、亲爱的、小猪、猪婆等等。

　　她的名字不太好取昵称。

　　我取几个吧，估计你也都考虑过。

　　慧慧、小慧、惠儿，登辉。戏谑的称呼还有：小李子、小凳子、小会子。

应该去读鲁迅。

林语堂的《中国人的国民性》。

国民性是有延续性的，清朝以前是，以后也是。

那就不妨随便来点：

自己以外不是人

一、 自我中心

也许没有喜欢自我中心的人。中国人正可以说具有自我中心的国民性格。而将其扩大到国家规模时则成为自国中心主义。自称为「中国」是其最有力的证据。

客观的来看，这圆形的地球应该没有成为中心的地点。意味着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国」，并非地理上的中心点而是精神上的中心点。简单的说，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的强烈的想法。从这个精神上的中心意识产生的即是中国文明至上主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传到其他周围的国家施予恩惠的一种同心圆的观念就是中华思想的精神构造，并巩固了无法动摇的优越意识。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蔑视近邻诸国。这种蔑视观念强烈到视不同文化的人们不是人。其优越意识超过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其最好的证据是华人以外都是禽兽，将其民族的名称使用兽边或虫边的汉字描写。盛唐时代的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韩愈在其着作『原人』一书中，评定夷狄为「半人半兽」，是由禽兽进化而来的。作家的鲁迅则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说「中国人不把人看做人」。

像这样的中国人的人种差别意识因为日本人试与其对抗，所以遭受中国人的讨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时，伊藤博文曾经接受维新派的康有为等人聘请为政治顾问到过北京。因为清国维新评价明治维新的成果，期盼请益维新的秘诀。那个时候伊藤忠告维新派说「最先不要把外国人叫做夷狄」。

西欧诸国对清国要求通商时，最不能忍耐的是会被要求屈辱性的「叁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终结后的一八四二年，对把外国人待为夷狄的清国，英国在南京条约第17条特别规定不得称英国为「英夷」。因为中国仍然不遵守规定，终於在一八五八年的阿罗号事件后，缔结天津条约时，将不得称为「夷狄」再度明文化。

清末与中国人接触的外国人几乎都无法忍受其傲慢的态度，被派来北京的英国通商特使马卡特尼反而称中国人为「半野蛮人」。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J F 丽美斯视中国文明为「半文明」，至於初代总税务司的N 礼伊则轻蔑的称为「亚洲的野蛮人」。这样一来，竟成为中国人与英国人的「自我中心」的较劲了。

二、 都合主义（善变）

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都合从事行动。因此都合主义自然就普遍化了。对他人的都合与其说排在二、叁顺位，毋宁说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观诸中国的政治流向，在一九五○年代可以说「向苏一面倒」，正是与苏联的蜜月时期。进入六○年，不料突然高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六○年代唱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帝国主义，并与旧日本社会党发表共同声明。进入七○年代，不知不觉突然急速地变为赞成日美安保条约，反苏亲美。

这个时候的日本旧社会党员与所谓开明进步的文化人无不感到困惑。不止於日本，礼赞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文化人於文革终结同时反而评价文化大革命本身为「动'乱的十年」而成为中国的敌人。可见要追随中国的都合主义是很不简单的。

战后日本的舆论相信「中国人是重视原则的民族」的神话。这或许是中国政府时常强调「和平五原则」「周恩来四原则」「日中叁原则」，即开口就是「原则」，终於使日本人产生幻想。其实这并非原则而是将偏见、顽固、拘泥、解读成为「重视原则」。

自我中心的中国，真是会很巧妙地将原则与本意区分使用，日本人对这一点完全无法解读。因为日本人是属於很会体贴他人的民族，所以只想顺从对方的意愿，有时甚至会迎合对方。自己中心的中国人与善於顺从对方意愿的日本人相处在一起，绝对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一对。

但是这就要看日本人是否能够长久相处下去。人治国家的中国，虽然有法律的规定，通常不是利用於自己的都合，就是勿视它的存在。朝令暮改，违反契约等频繁地发生，许多日本人被中国人的独断所摆布，最后有人因而患了神经衰弱症状。

坏的都归罪他人

叁、 固执己见

佛教与儒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而传入日本。因有共同的宗教，一般都认为具有共同的文化，其实最根本的生死观就完全不同。日本人相信「死成神」，即「死者皆成佛」，死后就不闻不问其生前的利害与怨恨。但是中国却具有强烈的劝善惩恶的意识，对自己的敌人，在死后也要掘墓鞭，连灵魂也想毁灭掉，所以人死后也不能得到安息。而且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国内被认定邪教者则彻底加以弹压，连日本总理大臣要参拜靖国神社也被内政干涉。

中国对日本的内政干涉不止於靖国神社问题，对历史教科书、政府高官的发言、南京事件的评价、属於日本生存问题的日美安保条约、宪法修改的议论，达'赖喇嘛与李登'辉前台湾总统的访日、航空公司的机场使用，大饭店设置国旗等无不加以干涉，意图当做外交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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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卸责任

「坏的都是他人，成果都是自己的施惠」这种推卸责任与绝对无讹的固执己见意识就是中华思想的真髓。

笔者是在台湾生长的，小中学所受的教育指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是因为列强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与军阀内战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将其全部的责任推给国民党政府。

又文化大革命终结，「动'乱的十年」的责任推给四人帮，绝不触及毛泽东的过错，那麽大的社会混乱的责任完全推给四个政治领导者的作法正是中国人无廉耻的无责任意识的功夫。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因为急激的经济开放，被称为「六害」「七害」的强盗杀人、赌博、贩卖麻药、买春卖春、诈欺、迷信等凶恶犯罪横行。这也意味着当然的结果。这样的无秩序是中国原来的真面目，只不过是百年不变的国民性格的复活而已。但是中国却死不承认，反而一口咬定这是被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结果，并每在党代表大会呼吁与决议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其实要追随资本主义的模型已没馀力，无论什麽主义，岂有创造新文明的能力。

西欧文明对东亚有莫大的影响，之后，中国人将其不幸与落后全部归罪於西欧。中国近代的没落从鸭片战争以后都归罪列强侵略的结果，无论中国本身有何问题都不愿面对现实。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正表现了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的固执。过於自信自己的正当性而固执己见，尤其对於像日本那种自虐性的国民则不断地要求反省与谢罪。明朝末期，被称为异端的儒学者李卓吾在其着作『藏书』中指摘中国人谓「对如何礼赞自己会下很大的苦心，对批判自己却完全不关心」。

最近驻在中国的日本人公司的关系者对中国人的气质加以调查，整理出如下的中国人的形像。

「绝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与其说中国人不知道责任感的意义，不如说具有将自己的失败归罪於他人的习性。本来中国就是竞争炽烈的社会，到了必须负起责任的阶段，若不尽量避免落在自己身上无法生存」。

不可两个人一起窥井

五、 不信任人

中国人不但不信任国家，也不信任社会与人。也不信任妻子，因妻子本来就属於他人，连有血缘的亲生子兄弟姊妹也不能信任。毛泽东的极左政策时代流行着「毛主席比父母更亲密」的语言，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之砦的家族也被视为阶级之敌，儿子告发父亲的事频繁发生。刘少奇与林彪并非被政敌而是被儿子所密告的，一人死於狱中，另一人则在逃亡中死亡。

中国的谚语有「不可一个人进入庙里，不可两个人一起窥井」。单独一个人进入庙里恐怕遇到可恶的庙公而被利用甚至被抢夺杀害也不一定。两个人一起窥井，有被对方推落井底的危险。

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社会，要生存要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兵法自然发达了。孙子说「兵为诡道」，即战争是诈欺之道。中国人的气质最大的特色也是「诈」，也有人说中国人是「诈之民」。父亲日常严格的教育儿子「不要受骗」。

战后，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诈欺行为而感到惊愕。伪遗留孤儿、伪难民、伪装结婚、伪造护照、伪造毕业证书、伪造电话卡……。为自己的利益任何东西都轻易伪造，的确使日本人无法想像。

今日世界上成为一大问题的是中国的伪商标制品。盗用知识财产权另当别论，就是药、烟、酒、食品等有害健康，甚至使人致死的也无所顾忌不断的模仿制造。中国政府虽然发动「打假运动」的宣传活动企图革除伪商标制品却完全没效果。现在的中国，侵占公款、贿赂横行、诚为贪污的天下，伪物的天国。无疑的，今日，中国也正在某地方制造伪商标品散发於世界各地。

以谎言巩固的互不信任的社会中，中国人由上至下相互欺骗。□□□□，民众面从腹背，伪装良民，将国家当做猎物。这样的中国人社会里，诈欺者暗跃，伪物滥是极为当然的事。

六、 □□治国

罪者半数以上是中国人，新式的犯罪手段，即窃盗突变为强盗杀人的犯罪几乎出自中国人的手。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也在报纸上指摘其为史无前例的凶恶犯罪，某自卫队关系者感叹供给拘留在警察署的中国人的餐费比自卫官的餐费还要贵呢。

不仅日本，世界许多大都市都为了中国人偷渡入境的问题而伤透脑筋。令人难於相信的是一年中，中国人偷渡入境西伯利亚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蛇头一年间的收入总金额早就超过世界贩卖麻药所得的金额了。

中国人流出海外，被流入的社会均会发生大的变化。台湾生活环境的变化是其代表性的一例子。台湾在战时中，因疏开而离家从来不会发生东西被偷的事。在台的四十万日本人被迫迁回日本，代之有二百万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忽然化为盗贼的国家。窃盗多到什麽程度试看连高楼大厦的上层也装置铁窗就一清二楚了。那种特异的建筑群的景观是由盗贼对策而成的。台湾有部分父母教育孩子说「看到中国人要把他当做盗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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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属於土匪国家历史也有记载。清朝的乾隆帝时代，英国的通商使马卡特尼在『奉使记』中记载「沿道看到的以乞丐与盗贼最为明显」。中华民'国初期，有「无山没有贼，无湖没有匪的污名，盗贼的数目推计二千万人，超过军队的数目。当时上海与满州（东北）各都市的公共汽车最少有两人武装的军人同车警备，否则不能确保乘客的安全。现在也到处挂有叫大家注意「车匪路霸」的标志，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特色。九○年代，每年与匪贼枪击战而殉职的警官高达二千馀人。

为什麽会有那麽多的匪贼呢？结论为那是一种传统文化。基於「政权出自枪口」「胜者为君，败者为贼」的历史法则，王朝末期，失去生活手段的人民化身为贼，不久即成为易性革命的原动力。易性性革命可说是将盗贼正当化的中国历史的原理。□□□□□均将这种强夺行为正当化，并与周边诸国的领土纷争不断。

持续增多的偷渡入境者使中国人的犯罪扩散世界各国，过去白人所恐惧的黄'祸成为华'祸，或许将愈来愈使讨厌中国的感情增加幅度。

七、 危险的「友好」

表示亲善、好意的「友好」这句话，本来没被讨厌的理由，但是限於与中国人的「友好」则不同。

新闻与电视等舆论，日本与美、英、法、德的成熟的交流，普通都使用「亲善」语言，「友好」两字的使用较少。但是不知何故，仅与中国使用「友好」语言，也成为日中交流的专门用语。

经过战前、战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二分为「友好」与「非友好」。曾经一个时候，与中国的关系几乎都称为「友好人士」与「友好商社」（友好公司），这被一部分受中国特别信赖的日本人所独占。一九七二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中间的交流而独占「友好人士」者消失，不久，强调「友好」时再添加「到子子孙孙」来形容友好关系。普通生存於互不信任的社会里，所以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不强调「友好」似乎会感到不安。

但是对於站在中国的对手这边来说，对中国强调「友好」反而感到不安。为什麽呢？因「友好」的解释权完全操在中国的手里，所以只好乖乖地顺从中国规定的「友好」追随罢了。尤其是日本人不够韧性，也不善於政治魔术，当然不会像狐般的互相欺骗。而且抗外的压力不强，不容易对抗中国流的「友好」秀。

照单全额接受「友好」的语言会掉入意料不到的陷阱。其实要和中国谈「友好」时，尤其是谈相思相爱时最危险，这翻开历史就很清楚了。例如中苏、中印、中越发生战争时，都是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蜜月顶峰时期，正如老子所说的这是「物极必反」的结果。

本来人类的历史上，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未曾有过「子子孙孙的友好」。与中国的「友好」，只能全面接受他们固执己见的价值观。日本人被中国不断推销的友好之岚所翻弄，将身心疲惫而后已。最后愈想愈超越嫌恶感转为愤怒，随而发见「日中友好」的滑稽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 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

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

同时，东北再“虎”一点，胆子大一点，日本人统治的再长一点，领导与群众共同点在多一点，这就是今天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