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宫一柳 | 文
宋玮 | 编辑
采访乐队海龟先生是在摩登天空办公室。采访开始的时候,主唱李红旗抱来了6瓶水,再为打开采访室的灯按遍了电闸。李红旗是海龟先生的词曲主创,他很少上网,也很少接触听众,日常生活是教会和排练的两点一线。没错,他是一名基督徒。
当被问到爱看的公众号时,李红旗认真地掏出了手机翻找,他收藏了很多文章,最近在慢慢研读。手机是一部早已停产的iphone SE。贝斯手蒋晗介绍,这是他第一款智能手机,是其太太送的礼物,用了多年。
九连真人词曲主创,也是主唱的阿龙,91年生,已经结婚生子。他调侃九连真人其实早就没有了“少年心气”,更多中年焦虑。采访是在一家日料店,阿龙看面相还像个应届毕业生。贝斯手万里靠墙边听边睡,副主唱阿麦则靠在门边时不时抽一根烟。贝斯手万里说,“我们是真的土,土生土长的土。”八月一过,他们将回到家乡小镇继续教书。
正是这样的特质,让采访更贴近我们想要的主题。无数创作者,创作和贩卖的都是个人魅力,而海龟先生和九连真人都强调“对自己诚实”,他们有贴近自我生命的、非常明确的创作主题:一个向死,一个向生:海龟先生要讲向死而生,追求真善美;九连真人要讲关于90后独子的生存现状、 社会 认同。
一群人因为某种相似的诉求聚齐可以形成某种文化现象。如 社会 摇、快手吃播、抖音街拍。但当一个文化现象的记忆点是器物层面时,它的生命力是不长的。而当文化现象影响了一群人的习惯,形成了某种秩序,才能有沉淀出文化的可能。
影响力的根本还是在价值观的输出。当创作者的价值观是诚实的,贴近他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才能引起群体共鸣,形成文化传播。比如 社会 摇背后的东北人,他们共享一套语言体系和生活习惯,才能形成文化的一脉。诚实,或许是创作者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文化的生命力。
“什么有一些喜欢摇滚音乐的人,再去听流行音乐老觉得听不进去,其实就是因为流行音乐不够诚实。享受过诚实的力量,再回去很难。”李红旗说。
Q: 你的创作过程一般是怎样的?
主唱李红旗: 我有一个旋律库,当有东西要表达时,就会找旋律去配我想表达的内容。很多时候是情绪指引表达,是一个抓手,但情绪不可控,表达主题是可控的。这个主题就是我的信仰。
贝斯手蒋晗: 我们乐队的创作形式是,李红旗写好词曲,大家一起编曲。我不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我会去帮李红旗表达。
Q: 表达的东西有什么变化?
李红旗: 我26岁(2009年)之前,更多想表达愉悦的东西,避免说得太清楚。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想表达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做一种准确表达是不诚实的。所以传递快乐的情绪就好了。
Q: 你希望听众快乐吗?
李红旗: 我希望他们能思考。
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直充满伤害、一直充满失去,但以前我们在表达上没有关注过这方面。音乐这类工作,就像教师,本身是一种灵魂传播者,干这个行业却没有思考,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其不诚实的人。贩卖魅力的音乐工作者多的去了,不差我一个。
Q: 你生活的痛苦在哪里?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跟世界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李红旗: 感触最激烈是08年地震,目睹那么多生命的逝去。最大的不可再生资源就是生命。之前可能害怕的还是挣不到钱,家里人不满意,地震之后,开始害怕人活着没有意义。
Q: 海龟先生是在做向死还是向生的音乐吗?做这么久的音乐,你是更爱人类还是更厌恶人类了
李红旗: 向死而生的音乐,是告诉听众要珍视死亡、珍惜生活。生死在东方是灰色的,是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死亡是负面的。但死也可以是一种永恒。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吃饱穿暖是第一位,从来没有人在乎我们灵魂上是不是出问题了,是不是在对自己撒谎。东亚文化里也没有忏悔的概念,没有无缘无故的饶恕。只有复仇,只有羡慕嫉妒恨。
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开始做自省的音乐、向内心忏悔的音乐,告诉听众忏悔可能是什么,恩典是什么。
Q: 在中国做音乐,最担忧的是什么?
李红旗: 第一害怕自己讲不清楚;第二害怕自己太笨了,找不到一个语境把它表达出去;第三是怕自己不够勇敢,不敢表达。
Q: 哪些音乐呈现了你认为的真实的痛苦?
李红旗: 《我》这首歌就是。刚开始我是想讲别人,讲一个油腻的老男人,对着电脑搜索、评论政治时事,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怜。后来发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本来是想批判别人,写着写着开始自我忏悔。
Q: 一个创作者没有强烈的个性,那他能否做出一个好的自我表达?是不是只有把自己生活得很摇滚的人,才更适合做摇滚乐?
蒋晗: 说石璐摇滚,不就是说单亲妈妈、女性独立之类的,这不是应该的嘛。只是太多人没有办法活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很向往,会说这个很摇滚。
吉他手黄巍: 之前有一个老人家拾破烂资助小孩上学,我觉得这太摇滚了。摇滚是指你敢不敢站出来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或者你能不能跟自己达成一个共识。
Q: 莱昂纳德·科恩的歌,他写宗教、写爱情、写战争,语言非常直白和简洁,为什么中国很少有这样简单的但直接人心的歌词呢?
蒋晗: 他能够用很简单的词传达自己,说明他有这个习惯,有勇敢的习惯。他的文化底蕴,是尊重他表达,因此灵魂才自由,才有可能这样创作,创作才有可能真诚。
李红旗: 西方叙事诗体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我的记忆中、成长中没有这样的故事,我的专辑里只有我自己的故事。
Q: 喜欢《波西米亚狂想曲》里面的Queen乐队吗?
李红旗: 我没有被打动,他们的音乐太罗嗦了,他们会把所有的动机全部融入一首歌里面,这个对于我听觉来说,是一种疲劳,是一种负担。
Q: 怎么看抖音、快手上的神曲?
蒋晗: 我和我家狗玩的时候,“爱的魔力转圈圈”真的会脱口而出。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的音乐,但某些时候,可以形成你的情绪出口,这是它唯一的功能性。
Q: 你们会在哪些方面保持勤奋?
李红旗: 懒惰的根源,是不太珍视生活中的真相。我努力的方向是,要把我想传达的东西尽量准确、有效地传达出来。
Q: 你们是天分型选手还是勤奋型选手?
贝斯手万里: 我觉得我们是“运气型”,从比赛里出来的乐队。
Q: 你们的创作过程一般是什么样?
主唱阿龙: 比如像《莫欺少年穷》是即兴哼哼,哼出几个词之后再扩充去添词。我们行动力不强,是演出驱动型。词一般都是最后快演出了才加。
Q: 歌里的阿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阿龙: 客家独子,娇生惯养,父母包办了很多事,内心又寻求证明自己。我们认识很多人,在酒桌上吹牛的状态是最好的,但下了酒桌也知道自己能力不足,眼高手低。
客家还是个相对父权的 社会 。父母的沟通,多是嘲讽式的说教,不是鼓励你或者教你去看根本,而是直接先打击你,先否定你,但在外聊天又很喜欢捧你。
Q: 你们表达的,是客家群体的生活现状吗?
阿龙: 我不认为我们代表客家文化。我表达的是,我们这群人遇到的很多问题,父母沟通、中年危机、男女不平等,其实是不同成长环境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关于阿民的性格以及遇到的各种问题。
Q: 你们的歌曲直面了很多 社会 问题,但为什么没有给出答案?
阿龙: 这些答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生活本身也很多样。比如《落水天》这首歌,就是写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小女孩与长辈的对话和呼唤。本来这首歌可能还更绝望,父母就是真的没法回来,但演出最后我们还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说父母会回来,只不过没有明确。
Q: 你们希望通过歌让他们改变吗?
阿龙: 比如像《夜游神》,我们是希望家长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而不是说以一味地去骂你自己的孩子,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我们的作品。最开始参赛的歌口语会更还原现实,更粗鲁,甚至有人都写了举报,他们觉得很难为情。
有一个我爸同事的朋友转给我了很长的评论,也会提到觉得我们这是自私。我也理解,以前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可能存在一个个人主义的幻想。
我们不敢说要去改变谁,只是呈现一群人的 社会 认同、生活现状。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做乐队是为数不多我主动的人生选择,决定了就要坚持下去。
Q: 你们觉得自己是摇滚乐队吗?
阿龙: 我们不是摇滚,我们是假rock。
青春是青涩的年代
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
社会是伤害的比赛
当我醒来时才明白
请你不要离开
这里胜似花开
没有人能够掩盖
梦境中的色彩
——刺猬《白日梦蓝》,2009
01
那年,摇滚昼夜轮播不停
最近最能撩拨我心绪的就是刺猬,诚如子健说他们是“玩 Emo (情绪)的”。
十年前为青春呼喊的《白日梦蓝》,十年后终于大梦安魂于九霄。
这支成军14年的乐队终于再次火了,以歌出圈。
光是《火车》一首,一个月内就被5万人在朋友圈分享。
他们吟唱衰败和颓丧,解剖爱情和假象,又歌颂梦想和青春已逝。
听者感伤,尤其从那个传说不洗澡,邋遢的程序员主唱口里唱出这些未竟的希望。
希望,这个年代几乎不存在的东西。
第一次有机会听刺猬的 live, 是14年12月31日。
那时那刻,我在深圳跨年迷笛。和一个外校的新疆男生一起,他应该喜欢朋克和金属,一路上都兴致冲冲的说着最爱的反光镜。
可惜那次并没有反光镜,那年我是奔着压轴的痛仰去的。
唐舞台,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唱起了那首:《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然后历史性的和痛仰同台了,零点之后,就是痛仰的主场,全场哪吒大旗摇旗呐喊,几万人再次蹦起社会迪,在冷焰中成为他们自己。
那天其实印象最深的是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我在被人群推搡中,也险些跌倒,兴奋很快被置换成了不安。
那时,战国舞台的刺猬大概正在表演。
可惜,那时我并没有听过刺猬。
却也有一个白日梦。
19岁的我当时最大的梦想,是公路旅行,说具体点,去西藏走一走。
#一年后,我真的去了,详情见——
放手便是皈依:迟来的藏地执念(1)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喜欢痛仰,喜欢《再见杰克》,喜欢《公路之歌》,喜欢《扎西德勒》。
后来,才发现,刺猬也唱过杰克凯鲁亚克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最后,我们一起去海边》
最后,我们会一起去海边刺猬乐队 - 甜蜜与杀害
02
南京,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毕业季,朋友圈在努力晒出自己的进取模样:通知书、大厂offer、结婚。
一团羡慕嫉妒恨的乱象后,它只提醒了我一件事, 我离开南京已经有一年了。
离开后,再不曾回去看一眼。仙林,97路,新街口,仿佛都成了沾上灰尘的旧物。
“南京”也仿佛成了记忆中一个咒语,成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禁忌,我不想提起这座城市,除了 南京市民李先生。
对大学是没有太多好感的,时间都浪费在了无意义上的“白日梦”上。
为喜欢的人事所奴役,除了赋闲,一无所有。
想起那四年里看过的演出,走过的路,坏了的二十多个耳机,因为音乐节认识的三两好友,再也记不起他们的面容,朋友圈也是一道白线,仿佛过去的喧闹都是对时间的诈骗。
你离开了南京|从此还是有人和你说话
这群人里,有以“老炮儿”姿态,带着我看演出的南京某摇滚俱乐部群主,有小志哥,有昵称为哪吒的**姐,还有蓝头发的小王总。
烤串,哈啤,B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这群人里,还有异地的孟子、某著名社会摇组织女旗手、跟我一样博爱的西五。
淋雨、弹唱、露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火车开着开着,就散了。
说着搞迷幻摇滚的人卖起了保险,顽劣翘课的人考上了985,约好了等B哥回归的人最近转行互联网,自觉滑入了996的泥潭。
二十五六,他们都成了有理想的人,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恐怕只有我,相信了,社会是伤害的比赛。
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
推开窗户 举起望远镜
眼底映出一阵浓烟
前已无通路 后不见归途
敌视现实 虚构远方
东张西望 一无所长
——万能青年旅店《十万嬉皮》
20岁的我,当时一腔热血要拍**。
那时候的眼神,大概似九连真人的阿龙和阿麦,眼里有火焰,心里盛着的,都是盛大的梦想,不一样的是,他们绽开了,我,快要破碎。
白日梦灰,黑白影像里,恐山之上那位崇敬的导演低头问我: “真的破碎了吗? ”
流落在南京的,是散落的手稿,怪异的镜头,以及鬼怪的梦。
南京,火车站外就是玄武湖的城市,有理想的人都该跳一跳。
03
北京,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
面孔淘汰完我的心头好痛仰之后,唱了一首新歌《幻觉》,然后,我原谅了逆生长的主唱陈辉。
为什么会越听越上瘾,可能我真的不再年轻。
当人不再纯粹和莽撞后,白日梦才成了一种不会实现的 幻觉。
《幻觉》这首歌,也有“梦”的字眼,甚至面孔的成名作就是《梦》,写于我出生那年。
幻觉面孔乐队 - 幻觉
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说起,我变成了一个莫得感情的杀手,他也是一笑而过。
只有自己知道,执着的都业已枯萎,记忆已经残缺。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搬家,累计五回,从八通线最东搬到最西,再从6号线最东搬到东三环,然后从东三环搬回6号线。
住的最久的还是东三环,相中那个房子是因为,一张海报。
双目紧闭、双手合十的哪吒,痛仰的logo。
当时我有个错误预判,室友定喜欢痛仰和二手,结果后来我们一次live都没有一起看过。
去年中秋时的麦田音乐节,我又去了,去看草东和二手,顺便看了错过了太多次的,刺猬。
第一次看见阿童木真人,石璐,两个小辫,娇小而有力,前几首歌都是边打鼓边唱。一瞬间声音觉得耳熟,后来也没有仔细辨别,也是看《乐夏》后,发现我室友不仅长相,性格和声音都和石璐颇为相似。
就是心里有股劲儿,无法用语言形容。
当时有幸听刺猬唱了《火车》,子健一开口就起鸡皮疙瘩。
我也爱上了那句: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
然后台下有人狂cue,怎么不唱《白日梦蓝》,也有人调侃,那是禁歌。
后来看**《少年巴比伦》,李梦演的角色,叫白蓝。
我总感觉跟那歌有什么联系。
后来那位室友因为种种原因陷入癫狂,甚至失联,我进而联想到我另一位失联许久的老朋友。
记得还是南京的街头,他突然停下脚步说,哇,你好像一只刺猬。
后来,他都叫我“小刺猬”。
为了保护自己心有芥蒂全副武装的那种。
后来,一语成谶的是,我的生活也成了“刺猬”,各种棘手的刺,填补不完的窟窿, 太多次的溃败,终于,我成了失去理想的人。
终于,我被驯化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而摇滚乐,成了一场白日梦碎的见证。
当乌托邦不在,只好,浪子回头。
根本没有人愿意活成一个赌徒。
亲爱的可爱的英俊的朋友
垃圾的没品的没出息的朋友
在坎坷的路骑我二流摩托车
反直我的人生像狗屎
我没钱没妻没子只有一条命
朋友啊,一起来赌吧
时间一天一天地走
汗一滴一滴的流
有一天我们都老
带妻子一起
浪子回头
——茄子蛋《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茄子蛋 - 卡通人物
年轻时,我们憧憬 白日梦蓝, 期待未来五彩斑斓,理想定会开花,
跟不同人不厌其烦的说着漂亮的场面话,叫嚣着英雄梦想。
也一厢情愿的以为会交到那种生死朋友,成为一个被现实宠爱的人。
而现今,我们多了羁绊和牵挂,日日和琐事缠斗,被生存磨平了棱角,外表加以更多修饰掩盖内心的空洞和慌张,最后一丝梦想偶尔还被别人偷去。
所以,只好,只能, 浪子回头。
给那些虚妄的、苟延残喘的、坚决的碎梦安个家。
毕竟,随机应变,这才是高级动物。
噢,乖,青春只是青涩的年代,社会才是伤害的比赛。
谁说不是呢?
全银河最可爱的公众号
有时犯规 | 春天责备
有媒体发文称,吴青峰与老东家林暐哲争著作权一案再度开庭,吴青峰爆料苏打绿休团三年是被林暐哲逼迫。
林暐哲是苏打绿的经纪公司老板兼音乐制作人。经纪人与歌手之间翻脸闹矛盾的数不胜数,闹上法庭的也不在少数,但这桩官司还是有点特别,究竟为何特别,还要从苏打绿成团开始说起。
苏打绿的六位成员:吴青峰、史俊威、谢馨仪、龚钰祺、刘家凯、何景扬在大学读书期间,因为在音乐道路上志同道合,组成了一支校园乐队“苏打绿”。
因为是学生乐队,名字起得也很随意,乐队的音乐风格像苏打水,主唱吴青峰又喜欢绿色,索性就叫“苏打绿”。
2003年,“苏打绿”的毕业演出上,有个伯乐慧眼如炬,相中了这支学生乐队的才华和潜力,签下了他们,这个人就是林暐哲。
林暐哲是华语乐坛知名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曾供职于滚石唱片。离开滚石唱片后,他成立了林暐哲音乐社。他曾经参与过多位知名歌手的歌曲制作,陈绮贞、莫文蔚、陶晶莹以及杨乃文等人都与他合作过。
签约第一年,在林暐哲的协助下,苏打绿组合就推出了第一张EP《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发行当天卖出了600张。这在当年的新人乐团的成绩中算是很亮眼的。
2005年,他们推出了第一张同名专辑《苏打绿》,广受业界好评。
紧接着,苏打绿趁热打铁,就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小宇宙》。
2007年,苏打绿发行了第三张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并在同年11月,在台北小巨蛋体育馆举办了大型演唱会《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一年,这个出道才3年的乐团登上了台北小巨蛋,成为第一个在此演出的独立乐团。
07年到08年,苏打绿连续两年获得第18届,19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主唱吴青峰本人更凭借专辑中一首《小情歌》,荣获第18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作品奖”,那一届,他的竞争对手是周杰伦、蔡依林、陶喆。
截至此时,苏打绿的音乐之路攀上了事业第一个高峰。这个新人乐团也开始常常被拿来与老牌实力乐队五月天做比较。如果说五月天标榜的是“励志”,那么苏打绿的音乐风格就是“治愈”。
2013年,苏打绿发行专辑《秋:故事》,这张专辑被评为2013年度iTunes Store最受欢迎专辑。并且在三年后的第27届金曲奖上,苏打绿一举包揽了五项大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乐团奖、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一度风光无两。
至此,苏打绿拿了金曲奖大满贯,迎来了音乐事业的第二次巅峰。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是苏打绿最后的辉煌。
2017年,苏打绿开了最后一场演唱会,之后宣布暂时休团。当时公布的休团原因是成员们想要休息一段时间,调整状态。现在看来,远不止如此。之后的三年时间,团员们结婚的结婚,游学的游学,似乎印证了之前“需要休息调整状态”的说法。然而2019年,林暐哲以“违反著作法”将吴青峰告上法庭,当时环球音乐对此回应称是一场误会,没想到今年5月份是这场官司的第二堂。
其实,早在2018年,吴青峰就已经和经纪人林暐哲“和平分手”。
万万没想到,曾经被吴青峰视作父兄的林暐哲,钻了法律的漏洞。两人原本的经纪合同中规定:吴青峰270多首词曲创作专属林暐哲所有,如果想终止契约,须在合约期满3个月前 (即每年的9月30日前) 书面表示反对,否则自动延长1年。
2019年,林暐哲以“未在规定时间内收到吴青峰书面反对”为理由,把吴青峰及其母亲状告上法庭。吴青峰在庭上表示对林的行为痛心疾首,表示“不再认识这个人”。
2019年,那个火热的夏天,犹记得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主持人马东调侃苏打绿“干不成了”,被吴青峰跳起来反驳:“我们只是暂时休团”,能够看出吴青峰对苏打绿的深厚感情。
#吴青峰称苏打绿休团是林暐哲逼的#在《乐夏》的舞台上,很多人都能懂吴青峰当时的心情。所有的乐队都是一场艰难的狂欢,因为爱音乐而走到一起,一起呐喊,一起表达,然后一起历经磨难。有的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坚持下来,还有的多年之后,又重新找回了当年走散的那些人。
比如和吴青峰一样坐在嘉宾席上的大张伟,弄丢了他的花儿乐队,再也找不回来了。
比如《乐夏》第一季中惊艳了观众的刺猬乐队,子健和石璐吵吵闹闹分分合合。
再比如海龟先生李红旗,即便经历了2008年的大地震,看透了生死,受洗归主,最终还是找回了走散了10年的吉他手老麻。
曾经的年少轻狂,光辉灿烂,终将过去,无论是丢失的,找回的,还是一直拥有的,不灭的是美好的记忆,和对音乐永不放弃的精神。
吴青峰发长文回应了和林暐哲的著作权案经过,他坦言自己“一向问心无愧,没有一丝亏欠,于情,于理。”他把这段合作看得很重,因为他比较信任林先生,口头约定的东西没有被写进合同,但都成了林先生的存证。
人世间各种关系总是分分合合,有的合久必分,有的分久必合。至于吴青峰与林暐哲未来会怎样,交给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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