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查找以下资料,越详细越好

陆游

（1125～1210）

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自幼好学不倦，在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20岁时与唐琬结婚，后被其母强行拆散。这种感情伤痛终其一生，《钗头凤》、《沈园》等名作即是为此。29岁时，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应锁厅试，名列第一，因居秦桧孙子之前，又因他不忘国耻“喜论恢复”，竟在复试时被除名。后得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和蜀州、嘉州、荣州代理通判、知州等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水灾，他“草行露宿”，亲到灾区视察，并“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不料却因此触犯当道，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淳熙十五年，陆游在严州任满，卸职还乡。不久，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

他是一位创作特别丰富的诗人，集中存诗共约9300余首。他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少年到中年（46岁）入蜀以前。这一时期存诗仅200首左右，作品主要偏于文字形式，尚未得到生活的充实。第二期是入蜀以后，到他64岁罢官东归，前后近20年，存诗2400余首。这一时期是他从军南郑，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的时期，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第三期是长期蛰居故乡山阴一直到逝世，亦有20年，现存诗约近6500首。诗中表现了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诗到无人爱处工”，可算是道出了他此时的某种心情和所向往的艺术境界。另外，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也表现出趋向质朴而沉实的创作风格。在陆游三个时期的诗中，始终贯串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年入蜀以后表现尤为明显，不仅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显得很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陆游的诗可谓各体兼备，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都有出色之作，其中尤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在这方面，陆游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同时又富有自己的创造，所以有人称他和杜甫、李商隐完成七律创作上的“三变”（舒位《瓶水斋诗话》），又称他的七律当时无与伦比。在陆游的七律中，确是名章俊句层见叠出，每为人所传诵，如“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黄州》）；“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枕上作》）等。这些名作名句，或壮阔雄浑，或清新如画，不仅对仗工稳，而且流走生动，不落纤巧。除七律外，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当推绝句。陆游的诗虽然呈现着多彩多姿的风格，但从总的创作倾向看，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他继承了屈原等前代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并立足于自己的时代而作了出色的发挥。

词的创作不仅工诗，还兼长写词。由于他对这种诗体不甚注重，所以词作不多，现存词共有130首。他的词也风格多样并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如有名的（钗头凤）即属此类。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双头莲）“华鬓星星”等，或苍凉旷远，或寓意深刻，这类词又和苏轼比较接近。但是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还是他的那些写得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如（汉宫春）“羽箭雕弓”、（谢池春）“壮岁从戎”、（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等，都是饱含着一片报国热忱的雄健之作。这类词又和辛弃疾比较接近。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等。

陆游的著作，据汲古阁刻《陆放翁全集》，计有：《剑南诗稿》85卷，《渭南文集》50卷（其中包括词2卷，《入蜀记》6卷），《放翁逸稿》2卷，《南唐书》18卷，《老学庵笔记》10卷等。其他尚有《放翁家训》（见于《知不足斋丛书》）及《家世旧闻》等。中华书局于1976年排印《陆游集》5册，书后附今人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有许多烩炙人口的佳作，譬如“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广为人们吟颂。

陆游的一部《剑南诗稿》，有诗九千三百多首。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并非虚数。其中涉及茶事的就有三百首之多。 陆放翁一生曾出仕福州，调任镇江，又入蜀、赴赣，辗转祖国各地，在大好河山中饱尝各处名茶。茶孕诗情，裁香剪味，陆游的茶诗情结，是历代诗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一生中所作的咏茶的诗多达二百多首，为历代诗人之冠。陆游的茶诗，包括的面很广，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江南茶叶，尤其是故乡茶的热爱，他自比陆羽，“我是江南桑苎翁，汲泉闲品故园茶”。这“故园茶”就是当时的绍兴日铸茶。他认为“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汲泉煮日铸，舌本方味永”。 陆游在诗中还对“分茶游戏”作了不少的描述。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陆诗中反映出，他常与自己的儿子进行分茶，调济自己的生活情致。

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一诗中吟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诗中表露的闲散和无聊的心境，间接地反映出在国家多事之秋，爱国志士却被冷落的沉重的社会景象，也反映出南宋王朝的腐败和衰落。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韩□（tuo1）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词固有豪放、婉约之分，然能建立豪放派高远、清新、豪迈、奔放等词风者，其唯北宋苏轼；而能加以发扬光大，则宜归功於辛弃疾。

辛弃疾，自幼安，号稼轩，济南人。他是南宋最杰出的爱国词人。著有稼轩词（一名稼轩长短句）总计六百多首。

辛弃疾是出生在沦陷区的。辛弃疾出生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就已经沦陷了，而辛弃疾为什麼那样的忠义奋发，因为他是生长在一个忠义奋发的家庭之中，他的祖父辛赞，在辛弃疾童年之时，就常带著一群儿童去游览，指划山河，培养他们的国家民族思想。所以辛弃疾的忠义天性是跟著他的生命一起成长的。所以说，稼轩词反映了南宋整个一代热爱祖国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一生写了六百多首歌词，从不同角度广泛反映自己的时代。当然，其中也有部份描写个人狭小生活情趣的作品。稼轩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即爱国词，乡村词，闲放词，爱情词。

四类中爱国词的比重较大，爱情词分量最少。爱国词和乡村词算是稼轩词中的两项重要成就。是故，未来我们将针对辛词此两样成就，分别叙述之。

自从出现辛词这座豪放的爱国词的高峰，随著反映时代危机的需要，在辛词的影响下，豪放词的佳作大量涌现，在词的发展史上取得了和婉约词双峰并峙的地位。由南宋后期直到亡国，多少词人哀旷愤世的作品，无不继承辛词的爱国传统和豪放风格。所以，从南宋以后，元明清直到当代，不少文学家继承了辛词的豪放传统，在词坛中留下长远的影响。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辛弃疾生平大事记

（华中科技大学 徐汉明 编）

一一四○年（宋高宗赵构绍兴十年）一岁

五月十一日（公历五月二十八日）辛弃疾生于山东历城四风闸。

[父辛文郁早年逝世，由祖父辛赞抚养。祖父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做金国的县令，当辛弃疾到了读书年龄时也跟到谯县。亳州有个叫刘瞻的人，长于作田园诗，当地负有时名，辛弃疾拜他为师，与党怀英同学。]

一一五四年（宋绍兴二十四年）十五岁

由济南府保荐到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考试虽然失败，但给了他一个观察敌情的机会。

一一五七年（宋绍兴二十七年）十八岁

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借机更加了解了敌情。

一一六○年（宋绍兴三十年）二十一岁

祖父辛赞逝世至晚当在本年。

一一六一年（宋绍兴三十一年）二十二岁

在济南南部山区组织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举行起义，后投归耿京起义军，委任为掌书记。

一一六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二十三岁

正月，耿京派贾瑞、辛弃疾等人奉表南归，十八日到达建康（今南京市），当天被皇帝赵构召见，授辛弃疾右承务郎。

被召见之后回起义军营，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等人杀害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等带骑兵五十直闯有五万人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交朝廷治罪。

南归后，任江阴签判，协助地方官处理政务。

一一六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二十五岁

江阴签判任满去职。

一一六五年（宋孝宗乾道元年）二十六岁

向孝宗赵眘奏进《美芹十论》。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六年（宋孝宗乾道二年）二十七岁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七年（宋孝宗乾道三年）二十八岁

任广德军通判。

一一六八年（宋孝宗乾道四年）二十九岁

任建康府通判。

与建康行宫留守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叶衡及赵彦端、韩元吉、严焕等人来往，参与游从宴会，酬答唱和，开始歌词创作活动，确定了以后长短句的写作方向。

一一七○年（宋乾道六年）三十一岁

在延和殿受孝宗皇帝的召见，进奏《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及《议练民兵守淮》两疏。

召对之后，调任司农寺主簿。

把收复大计写成《九议》给宰相虞允文。

与在朝中任职的张木式 、吕祖谦来往，相与游从。

一一七二年（宋乾道八年）三十三岁

春，由司农寺主簿调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因滁州连遭灾荒，人烟冷落，城郭萧条，居民逃荒在外。到任后，宽征薄赋，恢复市场，使荒陋的面貌很快改换过来。

把滁州新市场的一处建筑取名为繁雄馆。又修建奠枕楼为当地居民登临娱乐的场所。

有奏议上朝廷，论敌我形势，但得不到朝廷的反应。

一一七四年（宋淳熙元年）三十五岁

春，离开滁州，到建康留守叶衡幕中做了几个月的参议官。

秋，登建康赏心亭，写下了著名的词篇《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秋冬之交，叶衡入朝为相，辛弃疾因叶衡的推荐而被皇帝召见，召见之后，便留在临安（今杭州）做仓部郎官。

一一七五年（宋淳熙二年）三十五岁

六月任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讨捕于四月起事的茶商赖文政。七月，离开临安到江西接任。经辛弃疾的策划和部署，赖文政亲身到辛弃疾处投降，被押到江州处以死刑。因灭茶商军有功，加秘阁修撰职名。

一一七六年（宋淳熙三年）三十七岁

秋冬之际，改任京西路转运判官，到襄阳就职。

一一七七年（宋淳熙四年）三十八岁

春，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冬，江陵驻军中的统制官率逢原纵容其部曲殴打当地百姓，辛弃疾上疏论奏此事，建议对横行的军人和统制官加以惩处，因率逢原在朝廷有得力的后台，奏章未被采纳，反以帅守与驻军不能协同为由，被调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的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一一七八年（宋淳熙五年）三十九岁

本年暮春被召往杭州做大理少卿。经吕祖谦介绍，与陈亮相识，成为好友。

下半年，被调任湖北转运副使。

一一七九年（宋淳熙六年）四十岁

三月，改作湖南转运副使。自湖北调任湖南时，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饯行，辛弃疾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向朝廷奏进《论盗贼札子》。

秋，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

一一八○年（宋淳熙七年）四十一岁

对湖南土豪劣绅欺压乡民的武装组织乡社进行整顿。

创置湖南飞虎军。

冬，秘阁修撰被改为右文殿修撰，并再次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隆兴府遭严重旱灾，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举办救荒工作。

一一八一年（宋淳熙八年）四十二岁

七月，因举办救荒工作有功受奖，升为奉议郎。

春初，在江西信州上饶兴建带湖新居庄园。高处建舍，低处辟为稻田。主张“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把新居特取名为“稼轩”，并以此作别号。

十一月，由于谏官王蔺的弹劾，官职一并被削夺。

冬，带湖新居落成。罢官后，回到上饶带湖新居。

一一八二年（宋淳熙九年）四十三岁

闲居上饶家中。

一一八三年（宋淳熙十年）四十四岁

春，友人陈亮来信，说秋后来访，但后来因陈亮被诬下狱没有来成。

一一八五年（宋淳熙十二年）四十六岁

与信州守郑汝谐常有来往，酬唱甚多。

一一八八年（宋淳熙十五年）四十九岁

正月，第一本词集《稼轩词甲集》由门人范开编定印行。

在与上饶接壤的铅山县境内的期思渡修建了一座别墅，取附近一清泉名为瓢泉。瓢泉附近是一座连绵百多里的名山，主峰叫鹅湖，山下有座寺院叫鹅湖寺。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曾在这寺院里辩论过哲学方面的问题，是学术史上有名的胜地。辛弃疾常和他的朋友去鹅湖寺游憩。

冬，友人陈亮来访。辛弃疾与他鹅湖同游，瓢泉共钦，长歌相答，极论世事，两人纵谈十日，成为南宋词坛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有《贺新郎》一词，写与陈亮纵谈的喜悦和陈亮去后依依惜别的心情。从此以后，他们书信往来，彼此唱和，交谊日深，直到陈亮逝世。

一一九二年（宋绍熙三年）五十三岁

被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春初赴任。

九月，福建路安抚使林枅[木千干ji]死，辛弃疾兼代福建路安抚使，直到年终。

是时，与在建阳闲居的朱熹往来，游从甚繁，并常向他征求处理福建政务的意见。

向朝廷上疏，建议推行经界（清查地亩所有权与均平赋役负担）和改变盐法。

年末，得知皇帝要召见他。

一一九三年（宋绍熙四年）五十四岁

因皇帝要召见，正月初从福州启程，途经建阳同朱熹会晤。到杭州，陈亮也特地跑来相会。

被皇帝召见，奏进《认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提供了几点意见，但没有受到重视。奏对之后，留在朝廷做了半年的太府卿。

秋，职名被提名为集英殿修撰，派做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重到福州。

一一九四年（宋绍熙五年）五十五岁

友人陈亮逝世。

七月，由于谏官黄艾的弹劾，被罢官，只给一个挂名的闲散差事，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八月，回江西上饶，继续他的退休生活。

九月，因御史中丞谢深甫提出弹劾，职名由集英殿修撰降为秘阁修撰。

一一九五年（宋宁宗赵扩庆元元年）五十六岁

闲居上饶家中。

春，在铅山期思的新居全部落成。

十月，由于新御史中丞何澹再次提出弹劾，秘阁修撰的职名被削夺。

一一九六年（宋庆元二年）五十七岁

带湖居宅失火，全家移居铅山期思瓢泉新居。

九月，又有朝廷言官提出弹劾，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空名也被削夺。到此，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被削夺得干干净净。

（辛弃疾在这之前和之后的闲居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同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人游山逛水、饮酒赋诗中消磨掉的。表面看来澹泊冷静，放浪林泉，不关心世事，实则胸中燃烧着炎炎烈火，不忘恢复失地，借歌词为陶写之具，抒爱国忧民之情。）

一一九八年（宋庆元四年）五十九岁

恢复集英殿修撰，又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

一二○○年（宋庆元六年）六十一岁

三月，友人朱熹在武夷山中逝世，辛弃疾为文往哭之。

一二○三年（宋嘉泰三年）六十四岁

六月，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

是时，与在绍兴三山闲居的爱国诗人陆游往来，辛弃疾谷为陆游建一新舍，陆游没有接受，新舍未做成。

年末，宋宁宗召见，临行前去三山向陆游告别，陆游写长诗一首送行。

一二○四年（宋嘉泰四年）六十五岁

正月，宁宗赵扩召见，辛弃疾陈述对付金人的意见，主张北伐，要有一段时间做充分的准备，提出应把用兵任务交给元老大臣。

三月，派任镇江知府。到镇江后积极为对金用兵作准备，预制了一万套军服，计划招募一万名士丁。

一二○五年（宋宁宗开禧元年）六十六岁

六月，调任隆兴知府，未到任，又因谏官弹劾，新令撤回。

秋，怀着满腔忧愤返回铅山。

一二○六年（宋开禧二年）六十七岁

春，被起用做浙东安抚使，辛弃疾上疏辞免。

五月，朝廷正式发布伐金的命令，各路军队在韩侂胄指挥下都溃败下来，失败的原因，不出辛弃疾的预见，鲁莽从事，准备不够。

十二月，进龙图阁待制，派知江陵府，未就任。南宋向金求和，朝廷又召辛弃疾到杭州秦陈对时局的意见，拟任兵部侍郎，一再力辞，不肯出山。

一二○七年（宋开禧三年）六十八岁

召对之后，春，从杭州回铅山。八月，身染重病，在铅山家中养病。

秋，金人以索取韩侂胄的首级作为议和条件，韩侂胄大怒，再次对金用兵，并想请辛弃疾出来为他声援，任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疾速到临安赴任。诏令到铅山，辛弃疾病已沉重，卧床不起，只得上章请辞。

九月初十日，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志愿离开了人世。死后葬铅山县南十五里阳原山中。

　郑成功的故事

　郑成功，明清之际 之名将。福建南安人，郑芝龙子。出生于日本，初名福松;七岁归国就学，塾师奇之，为他取名曰森，指为可造之材;十五岁后入太学，为监生;仰慕钱谦益，因执贽为弟子;钱谦益甚重之，乃号其字曰大木，许其将为栋梁之选。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太学解散，郑森归闽。

　同年闰六月，皇裔朱聿键依郑芝龙而建国福州，改元为隆武元年(1645年)。郑芝龙即“命其子郑森为隆武帝侍卫”。当时，郑芝龙的弟弟“鸿逵引其子肇基见于王，王赐之姓。芝龙闻之，亦引森入见，王奇其貌，与语，大悦之，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赐国姓，名成功，命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附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称之为国姓”。其时，“日本国王闻芝龙贵宠，亦送翁氏(即田川氏)至安平”;“田川氏遂痛舍七左卫门(郑成功弟)，于隆武元年(西元1645年)十月得至福建安海镇安平城。成功还里省母，其母以事君秉诚竭忠教之。成功因立大志，以中兴明室为己任，乃彻夜写作《恢复大业治兵筹饷锐精兵器之要策》一疏，送上隆武帝阅览”(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

　隆武元年十二月，隆武帝亲征，经延平府至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市)。

　隆武二年二月，隆武帝由建宁府回驻延平。郑成功“常与隆武帝谈到国家的前途，军事的利弊，说到激昂慷慨的地方，君臣甚至于抱头痛哭”。此时，“隆武帝知郑氏不足以有为，决心出汀州入赣州与湖南为声援。二月，帝至延平，芝龙不欲帝出，即率军民数万人遮道呼号以留之，隆武帝遂驻在延平”。有一天，成功见隆武帝愁坐，因跪奏曰：“陛下郁郁不乐，得毋以臣父有异志耶臣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臣以死捍陛下矣。”

　三月间，“赐姓成功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隆武叹息”;下旬，“吉安陷，郑彩弃广信(治今江西上饶)奔入关(今福建武夷山分水关)，未几抚州陷……报至行在，大震;上削彩职，戴罪图功”，“命郑成功自延平出兵西上，收拾郑彩余众，进守邵武西之分水岭(光泽县与其西江西抚州等地交界处即分水岭共有九关十三隘。其中较著名者为铁关又称铁牛关、杉关、分水关、老关又称山头关)以阻清军”。

　名人郑成功的故事

　四月，“著国姓、辅臣速约各镇鼓锐前进，铅山告警，必行兼顾，以巩崇关(即武夷山分水关，又称大安关)”;“新抚永安、沙县山寇头目一万十三名……听国姓节制”;“敕国姓成功兼顾大安关，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骑突入”。结婚典礼主持词

　六月一日，仙霞岭驻军兵哗;守将郑鸿逵，误谓清兵至，弃军徒跣逃跑;三日夜抵浦城。行在闻知大震，削夺郑鸿逵之封爵。同时，隆武帝晋封郑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使移军前往镇守浦城仙霞岭即正北大门。

　当时，即将撤离延平的郑芝龙，以清军将要大举入闽，于是遣心腹吏蔡辅前往命成功撤兵。蔡辅至仙霞岭见成功，成功不待其出语，即厉声责之曰：“敌师已迫而粮不继，空釜司饔，吾将奈何耶速归请太师(指其父郑芝龙)急发饷济军，慎勿以封疆付一掷也。”蔡辅噤不敢言;还报于芝龙，说：“假若我提及纳款，我的头早已断了。”郑芝龙说：“痴儿不知天命，固执乃尔;吾不发饷，彼岂能枵腹以战乎”无奈之余，郑芝龙因上疏称：“海寇狎至，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往征不可;……拜表即行。”隆武手敕挽留云：“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中使奉敕到江边，芝龙早已挂帆离延平了。当时，郑芝龙间使密约款于清，随郑芝龙撤兵离延离关回安平的有郑鸿逵、施福(一作施天福)以及郑彩等;隆武即位时有“守兵战兵略计二十万”，除败降逃亡之外，估计郑芝龙所撤走的应是战兵，大约十万。诸关、城邑之兵骤然减少，因此产生“空关”之感。而郑成功屡次摧粮饷均不得，军中乞食，逃散日众，成功不得已而撤至延平。

　郑芝龙撤兵离延离关之后，闽北关防重新作了布置。当时江西基本上已经失陷，浙南尚有监国鲁王;因此，以御史郑为虹等人守浦城仙霞关，而郑成功则带着些许战兵，主要防御在光泽，甚或还兼督崇关。

　七月，清兵已抵闽关;八月初一，从景宁关(在浙南闽东之间)入闽东，郡县望风降附;十三日，清贝勒罗托部已陷衢州，入仙霞关，遂克浦城、建宁(今福建建瓯市)、延平;守浦城的御史郑为虹、给事中黄大鹏、延平知府王士和，皆死焉。二十三日，清兵至延平。

　隆武帝已先两、三日由延平取道顺昌，准备由汀州遁江右(赣南)。此时，在光泽一带的郑成功，闻报，由光泽经顺昌而下延平，大约廿二日或廿三日，途中遇见已经离延的隆武，入见隆武帝;隆武问之曰：“芝龙、鸿逵，朕将焉依”成功跪于榻前泣奏曰：“臣父臣叔，皆居心叵测，陛下宜自为计。”与帝相持大哭。隆武帝遂欲西入赣，成功辞君赴金门，欲联络豪杰同赴赣南寻隆武。隆武于八月廿六日入汀州城，九月初仍驻汀州。随后遇害。

　郑成功辞别隆武之后，下延平，与入延的清兵猝遇，郑成功“交锋不利，率师南下”;路遇北上的王忠孝，郑成功告诉王忠孝“上已先四日行，剑南(即今福建南平)皆北骑，公将安之”王忠孝之后终老于台湾。

　郑成功离延时，有一批闽北抗清义士追随郑成功前往闽南、台湾。自其随隆武帝出征，于隆武元年十二月中旬进入延平，到次年八月下旬的此时离开，大约在闽北逗留了八个月有余。

　郑成功离开闽北后，反对其父降清，树起抗清旗帜，南征北战，威震清军，史称“明郑”。离开延平的第二年，二十四岁的郑成功以广东南澳为基地。所树立的旗帜上方写着“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另一面旗上写着“背父救国”四个大字。随即出兵，连破闽南沿海多处，改中左所(即今厦门市)为思明州，以为政治、经济中心;自此时至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曾三次北伐江浙，九次南征闽粤，其中，永历十一年北伐攻克温州、台州，进入长江，威震清军。当时，在滇城的永历帝，于永历二年十月“封成功威远侯。三年……七月，封成功为延平公”，永历十二年春正月，又遣漳平伯周金汤航海至思明，晋成功为“延平郡王”，给金印(《台湾通史》卷二)。但是，郑成功因尚未打败清军，谢不受爵;收而藏之，终身不一用(《南明史略》与范咸《台湾府志》)。——郡王是仅次于亲王一等的爵号，延平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是一个方法要地。

　延平作为建制地名，最早出此刻距今1620年的东晋太元四年(379年)，这年改南平县为延平县，到唐武德三年(620年)设延平军，开始突显其“铜延平”之军事方法要地的地位;元大德六年(1302年)改南剑路为延平路，明洪武初(元年为1368年)改延平路为延平府，为闽中八府之一，直至1913年废府设道;其后，在沉默了80余年后于1995年1月撤南平地区改南平市的同时，县级南平市改为延平区，“延平”才又重登历史舞台。

　简言之，延平断续出现四次，存在约1045年，其中第四次即元大德六年以来长达612年之久，建制级别最高，影响也最大。——显然，正因郑成功初出茅庐展现才华于延平，而且隆武帝始封郑成功忠孝伯之爵位也在延平，因此永历帝才封他为“延平”郡王;同时，正因郑成功抗清所经历的安平、南澳、中左所(思明州)等地，建制级别都不如“府”级的延平，而古代封爵又常与建制级别有关，因而封他为“延平”郡王。由此可见：郑成功的政治生涯和伟大功绩乃至郑成功的英名，都是从延平亦即闽北开始的。

 

　郑成功于永历十三年再次北伐，战败后退回思明，便着手 。当时台湾为荷兰殖民者所侵占。后经过八、九个月的战争，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即1662年2月)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使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可惜，克台后不到半年，这位年轻的民族英雄就病故了。

　　在北京堂子胡同和石虎胡同之间，有一处灰土瓦硬山顶的深宅大院。这座古宅在清朝时期，由于它的主人是建宁公主，曾经一度极为奢华。

　　然而在建宁公主去世后，世人却把它称为鬼宅，以致后来成为京城四大鬼宅之一，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古宅，最后却成鬼宅了呢？

　　正式的称谓是和硕恪纯长公主，先来看看她和夫君吴应熊的升迁经历：

　　阿济格和硕公主和硕长公主和硕建宁长公主和硕恪纯长公主

　　吴应熊三等子少保兼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

　　公主与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结婚后，搬到了公主府居住。没多久吴三桂造反连累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所以吴应熊和他的长子被处死，虽然行刑的地方并不在公主府，但是毕竟是住在里面的主人。建宁公主刺厚也成为了寡妇，一个人居住在这座府邸中。

　　但是建宁公主能够在这座府邸中健康的活到六十三岁高龄，而且两次政治事件都是巧合，并没有什么关联和蹊跷之处。

　　从他俩的“成长”历程来看，清廷对吴三桂是非常重视，但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夫妻二人的苦难随之开始，可悲的是，夫妻二人都在京城，吴应熊的棋子身份虽不公开，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就是以“人质”身份留在北京的，吴三桂造反的同时，已经将吴应熊这个棋子当做了弃子。

　　康熙四十三年，六十三岁的建宁公主病死，曾经奢华的公主府一直都被废弃，而且也没有什么后人去祭拜，自然是越来越荒凉。

　　后来逐渐有人说建宁公主府成了鬼宅，而且越传越玄，当时还有不少人宣称听到公主府有哭泣声。

　　也有一些书生写成话本，将建宁公主府描述成了一个鬼怪杂居之地，这些消息在京城流传的很广，成为了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茶是茶树芽叶加工而成的一种饮料。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不一定就都知道它起初并不作饮料，其名其字最早也不叫或书作"茶"，对于茶树的性状、演化和原产地等等，可能知者更少。因此，为加深大家对于茶叶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在本书开篇，有必要把茶树及其原产地和茶的发现、利用等等，首先作些概略的介绍。

（一）茶树和茶叶

茶树是一种多年生的常绿木本植物。在我国，如陆羽《茶经》所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早先是生长在南方的一种树种。

茶树的学名为Camelliasinensis（L．）O．Kurtze，在植物分类系统中，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原始花被亚纲（Archichlamydeae），山茶目（Theales），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在现存的文献中，茶的学名，最早见之于1753年瑞典杰出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种志》中。在书中，把茶的学名定为"TheasinensisL．"。

这里指示性的"sinensis"，即是拉丁文"中国"之意。

那么，这种原先只种于中国的茶树，长得又怎样呢？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我国古籍中，千余年来，都沿用陆羽的这样描述："其树如瓜芦，叶如---d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揲担茎如丁香，根如胡桃。"关于茶树的这些比拟，这也是我国古代对植物外部形态能够采用和一般常见的描述方法。按现在植物学和茶学的介绍来说，其外部形态因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和分枝习性的不同，植株有乔木、半乔木和灌木之分；树冠有直立状、披张状、半披张状等多种类型。茶芽在未萌发前为锥形，有2-3鳞片披护。叶多为椭圆或卵圆，单叶、互生，叶缘呈锯齿状，叶面富革质，主脉明显与侧脉末端相连，嫩叶有茸毛。花属短轴总状花序，白色少数为粉红色，两性花。果为蒴果，果皮绿色，成熟后为暗褐色，种子大小因品种而有不同。根系有主根、支根和细根组成，主根粗大垂直生长，支根与细根呈水平分布在耕作层内。 �

茶树和其他栽培植物一样，都是由野生经驯化而演变为作物的。十分明显，茶树由野生变为栽培，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它用作饮料的饮用价值。唐朝诗人卢仝，在其一首赞美茶的诗歌中吟："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灵仙；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朝时饮茶用碗，歌词中夸张茶饮七碗，就会羽化成仙。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茶叶当然也不是什么仙药；不过，由于茶叶中含有大量营养和药用价值较高的成分，所以，它不失是一种有益人体健康的良好饮料。据分析，茶叶中含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如蛋白质、脂肪、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茶多酚、茶素、芳香油、脂多糖等等，就都是人体不可缺少和各具功效的重要营养及药用物质。这中间的有些成分，实际是一个大类，如茶多酚，就包括有30多种的酚类物质；维生素，又可具体分为维生素A、B1、B2、B3、B5、B6、C、D、E、K、H、P和肌醇等10多种成分。至于茶在防病和治病方面的作用，不只我国古书中有很多记载，也为现在国内外医药界所一致肯定。如茶叶对于防治痢疾、肠胃炎、肾炎、肝炎、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癌症、白细胞减少和辐射损伤等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功效。如茶叶特别是绿茶的抗癌作用，据日本静冈县的调查，发现茶区特别是绿茶产地，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明显比其他地方要低。这一调查，与日本冈山大学药学部奥田拓男教授对茶单宁（茶多酚）物质抗癌试验的结果相一致。奥田拓男的研究指出，茶单宁对引起突然变异的变异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现在基本弄清，茶叶中的抗癌成分，主要是儿茶素；这种成分，在绿茶中约含15％-20％。此外，茶叶中所含的维生素C和E，也具一定的抗癌辅助效用。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茶在国外才有"安全饮料"、"保健饮料"、"健康长寿饮料"等各种各样的赞誉之称。在千千万万的野生植物中，发现和选择出用茶叶芽叶来作饮料，这无疑是对人类和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而这一重大发现，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丰功和伟绩。在古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世界上只有我国饮茶和懂得种茶与制茶；后来，大抵至唐代，我国东邻的朝鲜和日本，才首先从我国学会饮茶、种茶而渐渐形成为东方乃至全球性的一种独特文化。

（二）茶树原产地和原始分布中心

我国是世界上最先饮茶、最早业茶的国家，当然也就是茶树原产的地方。笔者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原产地"，实际应该就是指人工栽培以前的原始分布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作物和栽培植物，特别是在古代条件下，都有一个驯化过程，换句话说，即都是从野生采集而后才发展为人工栽培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这样说，至少在古代，首先利用和栽培某种植物的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该种植物原产的区域；这是一种规律和真理。

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谈什么茶树原产地问题呢？这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在我国茶学家，掀起了一股茶树原产地讨论热，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仅讨论出了多种看法，甚至争论出了成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顺便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于前一段我国茶树原产地的讨论，我们首先肯定，是有成绩的。因为，这场讨论的实质，大多数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是在于证明茶是中国原产。这一点，无论是在陈椽先生的论著中，还是在陈彬藩和吴觉农先生的大作中，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利用一切学科的有关成果，从茶树的演化形成、自然环境的变迁、野生茶树的分布以及茶的词源学等等，广征博引，为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材料，提供了大量的论据，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和深入。但是，重复一个命题，每一本书上都把这些问题罗列一遍，就显得重复和多余。所以，笔者在强调讨论要有新意的同时，在这里我们也不准备重复大家已经提出和一致的那些内容。

有人把这场讨论说成是和外国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论战和学术争论。其实在国外并没有找到多少对立面，我们是自己出题自己做；论而未战，论而也没有多少争。因此，我们所批驳的，除个别人还活着外，都是故人故语。如提出"茶树原产印度说"的始作俑者--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勃尔基兄弟，是上一世纪20-30年代的事情。其后各书提到的1877年，贝尔登在《阿萨姆茶树》所说的中国和日本的茶树，是"由印度输入"的谬说，这与其说他们是"故意歪曲事实，诋毁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形象"；还不如说他们是为了争取在印度或南亚发展种茶的支持和对中国茶史的无知。

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作为英国在印度的主要统治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对维护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比在印度和南亚殖民地发展种茶更感兴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起，垄断中国出口茶叶贸易整整有二个世纪。在这一中英茶叶贸易的过程中，如果说前一时期由于伦敦茶叶贸易和转口的不断增长，英国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境地的话，那么，18世纪后期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发明用走私鸦片来抵销贸易逆差后，他们同中国的贸易，便迅速由平衡转变为顺超。有人估计，至上一世纪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广州卸下他们捎带的鸦片，一圆不花，就能装回满船的茶叶和巨额的白银。所以，对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说，不但要弄清在印度能不能种茶，而且还要算一算种茶和种鸦片谁更合算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当时在南亚英属殖民地种茶的阻碍，并不在于中国茶业的悠久历史和世界茶叶贸易的独占地位，而主要的，还在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不够重视和不予支持。因为不说19世纪20年代，就是到19世纪中期，当时在印度的英人宣传"印度是茶树原产地"，呼吁在印度发展种茶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也不需要否定中国些什么。恰恰相尽，倒是他们一次次组织到中国考察、收购茶籽茶苗和招聘中国的种茶、制茶技工，把他们宣传发展茶业变成一个大张旗鼓的效法中国的活动。举例来说，如早在1788年，英国有位叫彭克斯的科学工作者，专门就印度引种茶树和发展茶业诸问题，编印了一本小册子。1815年，一位哥特博士对彭克斯的小册子又进行了修订、补充，向有关方面，力谏在孟加拉西北大力发展种茶。另外，在这期间还特地组织过科学考察团，深入到中国茶区进行考察和搜集茶种。但是，所有上述这些努力，都因东印度公司取消极的态度，使印度发展茶业的要求和计划，一直停留在纸上。到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183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茶叶贸易的合同的到期和清朝政府拒绝续订的因素，英国国内和在印度的一批殖民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倡导在印度和南亚发展种茶。如1825年，英国技术协会公开设奖，奖励在印度或英国其他殖民地种茶最多和茶质最好的业主。1934年1月，英国驻印度总督，正式批准成立"印度茶业委员会"，专门负责印度引种中国茶树的研讨。印度茶业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广泛散发通告，宣传适宜种植茶树的气候、土壤和其他环境条件；二是派秘书戈登到中国，专门研究茶的栽培、制造方法，采购茶种以及雇佣茶工等等。自此以后，在英国和印度的文献中，到中国引种茶树的记载不断，其中尤以1850-1851年引种的最为理想。这次从中国采购的茶种，运至加尔各答时色泽仍很鲜艳，后来栽种东北山区成活的12000株，其品质完全表现出不亚于阿萨姆土种的优良性状，一度成为引种中国茶树成功的范例。

所以，从上面英国殖民者一方面宣称"印度是茶树原产地"，一方面又不断大量从中国引种茶树的史实来看，当时他们提出"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看法，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主要的也只是为他们在印度发展茶业多造一条舆论。因此，如果说"茶树原产印度"带有否定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意味的话，那么，这最多也只是一种以明显的谎言来换取社会对发展印度茶业的许可和支持的做法。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包括上一世纪后期和本世纪个别借"茶树原产印度说"，蓄意混淆事实、贬低中国茶业功绩的伪学者。但是，把话回过头来说，这样的人，毕竟是个别又个别，值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批驳？似可重新考虑。这一点，国外学术界的反映，颇可参考。他们的茶学家对过去英国人说的"印度是茶树原产地"既不盲从，对我国近年有关茶树原产地的申辩，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特别兴趣。

因为，和上面所说那样，我们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原始分布来理解，那么，中国作为饮茶和茶业最早滥觞的国家，不管印度是否也是茶树原产地，其史实本身就是无须其他证明、无可动摇的当然原产地。道理十分浅显，不论是栽培植物或者还是驯养动物，它们的引种，特别是古代，总只会也只能是引进那些价值已经显现或被人类驯化利用的这样对象。当然，野生动物或植物的分布，在一定的外在因素作用下，也会出现地域上的变更或扩大，但这些都属于自然传播的范畴。自然传播和人工引种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这也就是说，在印度和世界上还无人知道茶树为何物和何用时，我们的先民，是绝不会在古代把茶树从印度远带到中国来培育的。因此，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的茶叶，只会也只能是原来就生长在我国的茶树。这里顺便补说一句，可能正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简单道理，所以，各国茶学家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茶树原产印度说"，没有和少有应者；对我国前一段茶树原产地的讨论，也无有反对者。这就是说，上一世纪冒出"印度茶树原产地"问题后，即便有人想利用它来否定中国茶树原产地的地位，但在国际茶学界，并没有大乱，实际受此影响不大。在茶树原产地问题上，国外不怎么乱，但在我国前一段讨论中，倒显得有点偏激和混乱。

偏激，是把个别当一般，把英国个别学者在茶树原产问题上的图谋，当作一种正式的观点或倾向来批判、对待，把问题看得严重化，以至有的文章由学术讨论，变成了学术批判。混乱各人讨论的基点和角度不一，各持各说。我们的观点较清楚，茶树原产地，就是指茶树人工栽培以前茶树原来分布的地区。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把原产地理解为"茶树的原始产地"，即茶树起源的地区来看待。如有的文章坚持，我国"云南和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很明显，这种意见，就把原产地看作为茶树"种的发源地"，把人工栽培以前的分布中心，看成为茶树的原生中心（一称起源中心）。对原产地的这二种理解，"原来"、"原始"只一字之差，但在时间上，则两者内容，已相去数千万年。茶树起源于什么时候呢？有人据植物学分类的方法，推断茶树"发生在中生代的末期至新生代的早期"，具体年代，"起源至今已有6000万年至7000万年历史"。而人工栽培前的分布，不妨更早一些，从茶的发现、利用算起，说到顶，以"神农时代"起算，也只数千年和上万年的时间。对茶树原产地的二种不同理解，不但时间相差甚远，而且沧海桑田，二者在环境的变化上也很大。如第三纪初期，中国大陆和印度次大陆，还是隔海相望的二块陆地，现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不是连接而正是分隔中国和印度的地槽海域。如果上面茶树起源的年代推断不错，那么，原产地作为起源地来理解，其时印度还属海中孤岛，与茶树的系统演进和最终形成，似乎不大可能；这一意义上的茶树原产地或原产中心，大致也只会是中国大陆。但是，如果作为人工栽培以前的原来分布来说，那么，中印之间浸漫海水的地槽，在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并合的过程中，早已碰撞成隆起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二块大陆连成了一体；经过数以千万年的同体变化、发展，在我国发现和开始利用茶叶之前，在印度邻近中国的地区，已有茶树及其亚种分布，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对茶树原产地的理解和概念不同，时间、环境条件和结果也就不可能相同，我们不能要求二个不同角度得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结论。所以，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原产地如果作为起源地或起源中心来理解，这完全与印度无涉，说原产我国西南、云南或我国西南、西双版纳是原产中心，各自作为一家之说，事实没有多大出入，二种说法应当是都是可以成立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在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古代大陆之间，茶树的起源地域或中心，只能是一个。而且，从诸多因素来看，也只会是在今天的中国陆地，而不会是第三纪以前喜马拉雅山地槽海域彼岸的印度。对于这点，这是凭今天的知识就能作出肯定的。至于具体起源于中国或中国西南什么地方？现在各人提点自己看法，作为一种预言，我们相互间不作肯定和否定，把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留待我们后代科学条件许可后去做，应当是可以，也较为合适的。

如果把茶树原产地作为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来理解，我们把西南、西双版纳说成唯一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原产地和原产中心），就未必一定正确，而且在茶树的生存、演进过程中，有点否定种的自然传播了。茶树人工栽培前的原始分布地和分布中心，较茶树的起源地和起源中心，范围无疑要宽阔得多。过去，我们对茶树原产地持上一种理解的人，一看到人家提及在印度、缅甸发现有野生茶树，就敏感地认为是对我国茶树发源地和起源中心的一种否定或设疑，想方设法回避和否定这一事实。其实回避不如承认，在我国茶叶界，很多人是心照不宣，都知道印度开始和最初发展种茶，主要是引进我国的茶种和茶叶生产技术，但是后来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引种中国而是改植印度土生茶树的结果。关于印度土茶的记载，最早见之于1815年驻印英军拉第尔上校的报告。其称在阿萨姆新福山中的土著，习惯采集一种野生茶叶，加工制作成为饮料，也和缅甸人一样加油、蒜等佐料食用。这报道可以是传闻，不一定亲眼所见。1823年，英军R．勃鲁士少校至新福贸易，在滞留期间至附近山林作植物调查，亲自发现了野生茶树。之后，印度野生茶树，也引起了其兄C．A．勃鲁士的兴趣。1836年，C．A．勃鲁士在萨地亚建立了一个专门种植野生茶树的茶园；1837年，他在萨地亚附近的马坦克又发现几处野生茶产地；1839年，进一步在那加山、梯旁和古勃伦山一带，新找到了120处野生茶产地。通过广泛调查，C．A．勃鲁士归结指出，缅甸和印度的"野生茶产区，自伊洛瓦底江至阿萨姆以东之中国边境，绵亘不绝"。

除新福和萨地亚外，所谓 "阿萨姆土生茶"的野生茶树，1855年在锡尔赫特的张卡尼山等地，也有大量发现。应该指出，这种分布范围很广的阿萨姆土生茶，不但在品种上自成一统，而且大部分都是自然分布，其在印度生长的历史，肯定早于我国茶的饮用和人工栽培之前；所以，从这些事实来说，称印度也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区或"原产地"，不但完全能够成立，实际也并不排斥和否定我国是茶树起源中心和原产地的结论。近年我国关于茶树原产地的论著很多，众说角度不一，根据不一，观点也有不少不相同之处。本文对于大家都提到和一致之处，不作重复，仅就个人粗见，对前一段讨论和争论，作些归纳和分析。

（三）茶的最初利用和茶业的起源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我国不但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地区，而且也是唯一的茶树起源中心。但是，在茶业上，我国对于世界和人类的贡献，还不在于我国原产了这种植物；主要的，还在于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发现和利用了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化。我国有关饮茶的起源，现存的文献中，第一个涉及的是唐陆羽《茶经》。陆羽在是书"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随后在"七之事"中又进一步指出，所谓"神农氏"，就是指"炎帝"；说明我国茶的饮用，是起源于"三皇"时代。具体根据呢？陆羽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为佐证。这里非常明确，陆羽在《茶经》毫不含糊地肯定，称我国饮茶，是始于悠远的史前时代。

对于陆羽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观点，历来就有赞同、持疑和否定三种不同的态度。如现在持疑和否定者的文中就提出："神农是我同上古的传说人物，是由于某些社会需要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并非实有其人"；二是《神农食经》、《神农本草》等一类的"神农书，是汉以后儒生的伪托，并非真的是神农所写"。是的，上面所说二点，都是事实。如我国一些古籍中，称神农或炎帝"七十四"或"十七世有天下"，有的说"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 这里把"神农氏"，就明显看作为一个时代，而不是看作为一个单个的人。至于在这个时代，如《说文》在序中所讲："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当时还没有文字，自然也就不会有神农著的书。所以，所有这些，学术界并没有什么分歧。这里，我们对神农这位人面龙颜的神人的真实性，不妨再作些补充。神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如《易·系辞》中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再如《周书》"神农耕而作陶"；《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春秋·命历序》："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淮南子·修务训》："神农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说文》："琴，禁也，神农所作"等等。 上面这些引文说明什么呢？说明传说中的"神农氏"不但是一位"并耕而王"的氏族或部落领袖，而且也是一位农业、制陶、医药、粒食、饮茶、明堂和琴瑟等众多事物的发明者。神农有这么多发明，是不是说其人的确实存在就更有证据了呢？！不然，这些资料不但不能证明反而有损或否定神农的真实存在。道理很简单，这许多发明，特别是如农业、医药、制陶等重大发明，决不是某一个个人一生而只能是某一人类群体长期的经验或智慧结晶。所以，传说愈是把神农的发明创造说得很多，愈是神化，就愈揭示其本身乃是一种对整个神农氏族或时代的拟人化表现。 当然，我们引录上面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否定神农存在的真实性，主要的，还是为了说明茶的发现、利用也始于史前。这些资料又怎么能够证明饮茶也起源史前呢？可以的，现在虽然没有获得饮茶起源史前的直接证明，但我们借助有关考古和民族志材料，多少还是可以为饮茶的起源求得某些根据的。上述有关神农的传说，最初均见于我国古代文献，其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有文字记载以前有人称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内容。说明白些，这些上古的传说记载，记叙的是史前或原始社会的事情。上面我们提到了，"神农"不但是农业的肇创者，也是制陶、医药、原始音乐和祭祀等多种事业和文化的发明"人"，这些在古代，在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以前，一代代的相传，也一代代的未得到证明。自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发展起来后，这些传说时代留下来的传说，陆陆续续大都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了。如上面提到的神农发明农业、陶器、医药、粒食、饮茶、音乐和祭祀等传说，现在除茶以外，都证明为史前即有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说，神农传说距进入文明的时间不远，可能要可靠些，更早的内容，就不一定可靠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如《庄子·盗跖篇》记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拈橡栗，暮栖树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礼含文嘉》载："遂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尸子》载："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五经异义》中也提及："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这些传说，比神农传说的时代更早，但考古和民族学提供的资料一致证明，这些也正是远古人类的经历的不同阶段上的一种生活写照。有些对传说缺乏研究的人，一听到"传说"这个名字，就将之与虚妄和荒诞联系起来，一律斥之为不可信，这是不对的。事实告诉我们，我国上古的很多传说，虽然经过千载百代、千嘴百口，内容中掺杂了大量迷信、失实的成分；但是，只要我们透过、剔除这些掺附的杂质以后，我们就不难从中还是多少可以找出一些确凿的史迹或合理内核来的。因此，基于上面所说这些，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凡是在我国文献中没有记录而只有传说时代传说中涉及其始的事物，大抵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史前的内容。关于饮茶，除"发乎神农"的传说以外，我国现存的文献中，没有记述其始的记录；所以，尽管神农诸多发明都获得唯独饮茶没有得到考古的证明，但我们仍然可以也应该肯定，饮茶也是起源于史前。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有关神农发现、利用茶叶的传说，和神农肇创农业、陶器、医药等传说，在性质和流传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考古发现的农业、制陶和医药等其他实物材料，不但是他们自身，也是有关神农包括茶叶在内的其他发明传说的证明。关于饮茶起源史前这点，我们也可从我国民族志的材料中获得一定旁证。如生活在我国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人，他们本世纪前期，社会形态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那里天寒地冻，不产茶叶，可是他们都知道采摘"黄芹、亚格达的叶子"来冲泡作饮料。 簆

生活在北方的鄂伦春人知道用黄芹、亚格达的叶子"当茶喝"，为什么我国南方原始氏族社会的居民，就不能采取茶树鲜叶来作饮料呢？！ 上面我们以考古和民族学证明，我国上古有关神农众多发明的传说，基本都是史前即有的内容，所以相信饮茶也当是始于史前。但茶学界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既然神农的其他发明已为考古所证实，那么"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尚无新的发现以前"，就还不能确定饮茶开始的年代。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本可以确定现在将之推到永远也难以证实的偏见。大家都知道，人们最初饮用的茶叶，大都是从茶树上直接采摘和未经加工的鲜叶，这种鲜叶是很难保存在地层中也难以留下痕迹的。我们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情况也可获得一定的说明。在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登记随葬物品的竹简中，有"�"笥的记载；在出土的大量竹笥中，也发现捆有"�笥"木牌的�笥。"�"有学者考证即"~--"，系《尔雅》指茶的~--。汉朝茶的饮用和生产在巴蜀和荆楚就已比较发展，这时煮饮的茶叶也已不是鲜叶而是加工的成茶。经过干燥加工的茶叶在马王堆这样密封、防腐良好的墓穴中都未能够找到它们的残迹，试问，我们在现在南方山重岗连的苍茫山间，何处去找最先饮茶者的遗址？找到这样遗址，又怎么能发现和分辨最先饮用的茶叶？！第二，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茶器或茶具，是在茶叶生产和饮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人们最初烹煮和盛、饮茶叶用的，也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灶器和食具。史前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要求考古提供茶器来证明史前是否已经饮茶，这能说不是一种故意的作难吗？所以，我们认为与其等待不可能获得的证明来证明，还不如接受已经有些能可证明的证明为好。说到底，我们是相信我国饮茶"发乎史前"的。 zH枢`4e

>S{R�

我国有关神农的传说，不但为我们显示了饮茶起源史前的线索，而且也为茶叶的发现、利用以至发展为饮用的过程，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 8 粌N!

艚妊勗职鬓

前面我们据陆羽《茶经》，已指出，神农时代的下限，是传说中的"炎帝"时的原始氏族社会末期。这里，据上面所引的《新语》和《淮南子》内容，我们也不难确定，神农时代的上限，当是前农业的原始采集阶段。人们在前农业的采集经济活动中，通过不同的需要，"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灾"，发明了农业；为使大家"知所避就"，"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创建了原始的医药。从采集的这二个不同用途和发展来说，茶的发现和利用，显然不是与农业（食用）而只能是与原始医药相联系的。古籍中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反映的，也正是这一背景。这就是说，神农的传说资料还为我们显示，茶的发现和利用，最初不是作为饮料而是作为草药显之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