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看法？急需！！！至少一千字！！谢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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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意思是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

浪漫主义者是就是指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具备乐观的态度、开朗的性格、奔放的激情、丰富的想象。

“浪漫主义”一词指一种文学上的基本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相对，强调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希望对你有用：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

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

什么是“浪漫主义”？英国大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

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并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

…的一种气质。”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德国浪漫主义首领约翰·沃

尔夫冈·歌德称，与“健康的”古典主义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法国浪

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强调：浪漫主义是“感情，而非理智”。对于这种“病态

的”、“非理性的”特点，罗素精辟地指出：“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

利的标准。”

自古以来，对人体的自然美，多数美学家都强调，只有能够体现青春、健康

、活力的特点的，才是美的。人类的祖先，因为出于自卫，进化成为群居的动物

，但其本能仍残存着孤独感，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19世纪时代动荡不安的生活

，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压制，使得浪漫

主义有关病态美的意识，在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深处滋生或找到共鸣，把与自己心

灵深层中的孤独、厌倦、忧郁情绪相联系的事物看成为是美的。法国诗人夏尔·

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以“社会上最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面容”为具体对象来谈美的定义时，最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了这种病态

心理。他说，“美”就是“能够同时满足感官并引起愁思的迷蒙梦境的；它暗示

着忧郁，疲倦，甚至餍腻之感；或者暗示着相反的感觉——一种热忱，一种生活

的愿望，同失意或绝望所产生的沉闷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什么人的面容才会

使人感受到愁思、忧郁、疲倦、餍腻、沉闷、怨恨、失意、绝望呢？唯有有病的

或者病态的人。但并不是患任何疾病都会使浪漫主义者产生美感。

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肺结核病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全身乏力，易

感倦怠，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在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

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一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绝大部分患者最终都

难免一死，唯一的希望或者不如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在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的

环境中，有充分的营养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安闲的休息和良好的护理下，

使病人的机体本身渐渐产生和增强抵抗力。所以肺结核虽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疾病

，同时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

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形成的病态美，当然都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这

种病态的审美标准，在《茶花女》的创作、改编和接收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全

面的体现。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

为剧作家、特别是“问题剧”的创立人之一进入文学史的。但他初次成功的，而

且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这部名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小

说。

小仲马是法国大众喜爱的多产作家亚历山大·仲马（父，即大仲马）与后来

被他遗弃的花边女工卡特琳娜的私生子。1844年9月9日晚，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

与和他交际场上的挚友欧仁·德雅泽前往巴黎蒙马特大街的“游艺剧场”，目的

不是观剧，而是猎艳，尤其这家剧院是玛丽·杜普莱西常去的场所。在此以前，

小仲马虽然也见到过玛丽·杜普莱西一、二次，但都只是匆匆的一瞥。

阿尔丰西娜·杜普莱西，应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1824

－1847)，原是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酒精桶修理匠的小女儿，母亲去世后，被

托付给一位农妇照管，几经转折，最后被带到法国的首都。在巴黎，她先是在衣

铺帽店作一名另时工，混迹于轻佻的女工中间，最后沦为一名妓女。

这时的阿尔丰西娜，出落得非常漂亮，有极罕见的美貌。她体形修长、纤小

而苗条、轻盈，皮肤白里透红，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像是用晶莹的珐琅质镶成，只

是更显得水灵；嘴唇红得像樱桃，牙齿雪白、整齐而有光洁，整个身形使人想起

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她的柳条似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

无邪的表情，还有那拜伦式的苍白，披散在白嫩双肩上的浓密的长卷发，裸露在

白色连衣裙上方的危耸的胸脯，以及金手镯、宝石项链等装饰，更使她姿容艳丽

、优美动人，被公认是巴黎最迷人的女子。因此得以结识不少上层人士，除一些

富商巨贾外，还有三十年后出任外交大臣的安托万·阿盖尔·阿尔弗莱德·格拉

蒙公爵和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封·斯塔盖尔贝格老伯爵，以及年轻的爱德华

·德·贝雷戈伯爵等亲王、子爵、男爵，也有像欧仁·苏、阿尔弗莱·德·缪塞

、法朗茨·李斯特等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而且在与名人的接触中，她

不但摆脱了贫困，变换了姓氏，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给

自己添上“Du”这么个贵族的头衔；还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显出知识广博、

有艺术修养，戈蒂耶赞美说“她仪态万方，像一位公爵夫人。”

这天，小仲马穿一身墨绿色的开丝米宽领衫，系一条白色领带，裤脚上露出

丝袜，还别了几件饰物，带一根手杖，非常富有风度。

灯光熄灭后，小仲马见到玛丽像一个幻影似地出现在剧场她固定的包厢，离

她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演出结束后，他和好友带上她最爱吃的冰糖葡萄干去包厢

看望过她一次；十天后，他们又设法得到她亲密女友普鲁丹丝·德沃瓦的帮助，

去她所住的玛德琳娜大街十一号登门拜访她。尽管她的父亲兼管家告诫说，她应

该去招引那些能带给她钻石、包厢、马车的富人和权贵，而不是面前的这个穷困

潦倒之辈；玛丽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需要的是一位迷恋于她、依顺于她的年轻

情人。从此，他们夜夜相会，双方都深深感受到爱的欢乐。一次，小仲马去时，

见玛丽躺在床上，手里提了一条白手绢；他想亲吻她，也被她挡开了。小仲马意

识到，她又病了。这没有令他吃惊，因为他原就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她此刻挡开

他，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正是出于对他的爱。他劝她休息，应该去疗养。玛丽声

言，这在她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处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她完全了解那些在

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她的艳姿。小仲马跟她说，他绝不像这

些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她有病，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浪漫主义

作家甚至表示，如果她真的把病传给了他，倒是他的幸运。

小仲马的确是真心爱着玛丽，与她一起跑马、赴宴、逛舞厅、进剧院，不惜

化费巨资，以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还陪她去她老家、空气清新的乡间养病。但他

不能容忍她一次次地背着他爱着其他的男人。于是，小仲马最后在1845年8月30

日的深夜给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亲爱的玛丽：

“我既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而配得上去爱你，也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贫

穷而值得你去爱。那么，就让我们相互忘却吧！对你来说，忘掉的是一个无关紧

要的名字，对我来说，忘掉的是一种无法重现的幸福。

“没有必要向你陈述我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你完全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别了，玛丽！你感情丰富，不会不了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聪明过人，

不会不原谅我写了这一封信。

“永远怀念你的亚·仲·”

小仲马显然没有收到杜普莱西的回信。三个月后，他与父亲一起去北非阿尔

及尔、突尼斯等地旅游。在此期间，玛丽病情恶化，并在1847年的2月3日病逝；

又因封·斯塔盖贝格破产自杀，她的家具等一切物品也都被拍卖。等到小仲马于

次年的2月10日回到巴黎时，玛丽已经被安葬在蒙马特公墓。

本来，小仲马曾为自己对待玛丽过于苛刻感到过内疚。他深深觉得，“我不

能感到对她是清白无辜的”。如今，她的死讯就更使他悲伤和悔恨。他匆匆赶到

玛丽旧日与他欢聚的地方，见人们正在清点她的遗物拍卖，吸引了不少人，连英

国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来了。小仲马一眼就注意到摆在壁炉上当年他送她的

那本《曼侬·莱斯戈》，不觉停下了脚步。他如何才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了、始

终无法当面向她诉说的女子，表达自己的心呢？

当作家与他所爱的女人永别的时候，爱情便在他的心里获得新的生命；不论

是所爱的女子不再爱他，还是因某种原因死去，都会比成功的爱情带给作家更为

强烈的感受，并赋于他更加丰富、更为充溢的灵感。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小仲马也这样，爱的永别使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

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

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

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十分欣赏和赞美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

奥菲勒·戈蒂耶”的姓作女主人翁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

作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

来命名她，把她看成是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同时保留她

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

不是一般人心中的下贱的妓女。

玛格丽特尽管是一个妓女，却是一位深情的女性，她不嫌弃阿尔芒私生子的

地位和贫穷的境遇，非常珍惜他对她的真诚之情；阿尔芒也不鄙视玛格丽特的妓

女身份，对他说来，重要的是两人的情感；是真挚的感情维系着两人的爱。浪漫

主义者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中所遵从的爱情准则就是：一、对方的外

形是“美”的能引发自己的激情；二、对方对自己具有真爱的激情，不管以往怎

样，只要今后会真心爱自己，不考虑对方的出身、地位、门楣、财产或对自己的

前程是否有利。

在作品中，小仲马还在注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描绘她的外貌时

，除了写出她一般的女性美，她的异常艳丽的外貌和“难以描绘的风韵”外，还

注重了对女主人公肺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的描写，他写到她因疾病的消耗而

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时有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这是病态的红

晕；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使她那“细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

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都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这就不难理解，

在《茶花女》的创作中，这位作家宣泄了自己郁积于心的情绪，重温了一次比现

实更为浓厚的爱情，且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使小仲马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感到……似乎体验到了……画家通过描绘人物表现自己的快乐。”后来，他又

亲自将小说改编为话剧。

浪漫主义是时代的浪潮，不但将作家、艺术家卷进这巨浪之中，还造成一种

气氛，浸润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当小说《茶花女》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

年后，即一八四八年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恰好这时，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

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也正在巴黎。茶花女的朴素、热

情、动人的题材使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内心发出呼唤；只是又觉得它似乎并不适宜

于直接搬上歌剧舞台。三年后，1851至1852年冬季，他在巴黎看《茶花女》戏剧

的演出时，不但它的故事更加使他深受感动，还确信它是他所希求改编的题材了

。

威尔第的传记作者彼得·绍斯维尔－桑德说得对：话剧《茶花女》的女主人

公“薇奥列塔这个角色必然让威尔第想起前妻玛格丽特的红颜薄命，以及同居伴

侣朱塞比娜遇人不淑的过去。”

玛格丽特·巴雷齐（Margherita Barezzi,1814－1840）是威尔第的保护人

、爱好艺术并精通几种乐器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齐的大女儿，与威尔第结婚后

，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十四个月里，三个人全都相继病逝。感受到的悲痛，

使作曲家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绝笔不写喜歌剧。五年后，1847年，他开始与歌唱家

、退休后在巴黎任歌唱教师的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

同居，两人深深相爱。

类似的情感经历，让威尔第决意要使《茶花女》走上歌剧舞台。他在给友人

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在威尼斯演出《茶花女》。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由于服

装、时代，还由于很多别的愚蠢的细节，别的人也许不会着手搞它……而我非常

乐意搞这个。”于是，等剧本一出版，威尔第就立即把它寄给了他的朋友、以前

曾与他一起改编维克多·雨果的《爱尔纳尼》的弗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维（

Francesco Maria Piave），请他为他改写剧本。

威尔第像以往那样，首先勾勒出歌剧主要情节的轮廓，然后集中精力去刻画

更能表达感情的“细节”。虽然据说只花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以《失足者》（

La Traviata）为名的《茶花女》歌剧总谱，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另一位传记

作者说，作曲家“现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暇顾及。别的什么也没有……”威

尔第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集中于

使这个“半上流社会”（Demi-Monde）的女人，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一个

能爱、能痛苦的真正的人。因此，“实际上可以把《茶花女》看作是他对朱塞平

娜·斯特雷波尼的爱情的强烈表现。”只要听整部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是那

么特别的优美；还有第一幕描绘享乐生活的明亮丰富的“花腔”唱段，与病床前

诀别时挽歌般的旋律，构成了感人肺腑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会感到，这都是作曲

家怀有亲身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奇怪的是，当它1853年3月6日在威尔第本国威尼

斯著名的菲尼斯剧场（La Fenice）首次公演时，却完全失败了。威尔第写信告

诉他的一位朋友说：“《茶花女》败得很惨。这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那些歌手？

我想恐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演出前，威尔第就曾提到演出时需要注意的某些事项，剧院经纪人拉西那在

一月十一日的备忘录中强调：“大师威尔第先生希望、要求、拜托我们，务必让

他的歌剧《茶花女》的服装维持当代的式样。”可是主事者怕激怒某些行为不端

的观众，为减轻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把服装改成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

的穿着。这可不是浪漫主义时代，恰恰相反，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和若望·拉辛（1639－1699）等古典主义剧作家的时代。这怎么会适合浪漫主义

时代的观众的口味呢？

更主要的是薇奥列塔的扮演者。

在浪漫主义时代，对“病态美”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时尚。除了《

茶花女》，在其它许多歌剧中，都同样可以看到茶花女型的女主人翁，看到艺术

家这种对肺结核病患者的偏爱。在意大利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又译《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人

翁，二十二岁的咪咪，是生肺结核病的，她脸色苍白，明净的皮肤泛着茶花般柔

嫩的白色，脆弱而病态，终日不断剧烈咳嗽，一天天疲软瘦弱下去，直到垂死时

刻，她这种病态的美“仍对（男主人翁、诗人）鲁道夫具有诱惑力”。此外，法

国作曲家达里乌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的《奥菲欧的不幸》

（Les malheurs d'Orphée）中，女主人翁欧律狄克的神秘的不治之症，也是当

时的医生们对它一筹莫展的肺结核病；还有意大利多产歌剧剧作家盖塔诺·唐尼

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的《宠姬》（La favorite）中的女主

人翁莱奥诺拉，也是肺结核病患者。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生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多产作家普莱沃神父（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著名小说《曼侬·莱

斯科》（Manon Lescaut）中，女主人翁、妓女曼侬本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

女子，但是在小说被改编为歌剧后，不论是普契尼改 编的，或是法国歌剧作

曲家茹尔·马斯内（Jules Massenet,1842－1912）改编的，都赋于曼侬的形象

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病态的美。不难理解，作为浪漫主义时代和社会印记，读者

和观众、听众的时尚，在文学、艺术家笔下被作为审美的特征得到了肯定；反过

来，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病态的女主人翁，如仲马父子的一位传记作者说的，又使

得“肺结核和面容苍白如今获得了一种阴暗而又迷人的力量”，以致影响到整个

时代和社会的风尚。

范妮·萨尔维尼－多那特利（Fanny Salvini-Donatelli,1815－1891）是

意大利的女高音歌唱家。她1839年在威尼斯的阿波罗剧院（Teatro Apollo）登

台首演罗西尼的二幕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

去威尼斯在威尔第手下出演《纳布科》（Nabucco），获得了成功。以后在周游

欧洲后，她于1858年在巴黎和伦敦英国最古老的、也是英王查理二世特许的皇家

剧院特鲁里街剧院（Drury Lane Theatre）演出。法国作曲家兼评论家赫克托·

柏辽兹和其他许多批评家都对她的歌声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奔放、柔顺、有

表情，剧中的角色很相配”。让这位女高音歌唱家来再现薇奥列塔是否适合观众

的浪漫主义审美标准？

不错，这位老演员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演出时，她获得的掌声也比其他演

员多。唯一遗憾的是她长得不漂亮，更主要的是她“正好一百三十公斤”的身体

，实在太魁伟了。

对这个问题，演出之前威尔第也已经注意到了。皮亚维事先就曾向剧院当局

表示：“大师一再强调，《茶花女》女主角的人选必须年轻，身材优美，而且要

唱得带有感情。”皮亚维的脚本也写到了女主人公的“病态美”。歌剧第一幕一

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薇奥列塔刚唱好“朋友们，今夜属于我们，今宵给我们无

限欢乐，快把欢乐的酒杯斟满吧！”就有朋友提醒她：“（饮酒）不妨碍你的健

康？”随后对唱中又一次次提到她“在医院里养病”、“又病啦？”“你又病啦

”等等，以后对此也陆续有所表达。演出前威尔第甚至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如

果不更换这些演员，首演可能会遭惨败。作曲家很明白这一可能性，这使他深感

绝望：“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会让你看到这个结果！”他甚至威胁要解约。

可是无法更换演员，于是结果正如他所料。

音乐理论家欧内斯特·纽曼在《大歌剧》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演出实况： “

观众对前半部分的反应还好，但到第二幕中间瓦列西唱到‘在那普罗旺斯地方…

…’时，全场为之哗然。第三幕更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观众面对着魁伟肥

胖的萨尔维尼－多那特利，简直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受尽肺结核折磨的薇奥列塔

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显然，失败绝不是作曲家的错。很快，“时间就

证明”，《失足者》即《茶花女》是歌剧史上少有的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一年

后，1854年5月6日在威尼斯的一家规模较小的圣贝内德多剧院（Teatro San Benedetto

）演出时，换了另一个剧团，又换成比较瘦削的演员来扮演薇奥列塔，就获得极

大的成功。随后，从一八五六年起，歌剧先后在伦敦、圣彼得堡、纽约、巴黎上

演，始终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像小说《茶花女》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的畅销书一样，歌剧《茶花女》也已成为世界各著名歌剧演员和歌剧

院的保留剧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