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有哪些作品？

1、卢梭（法）：浪漫主义开拓者，主张回归自然，代表作《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爱弥儿》。

2、雨果（法）：浪漫主义作家，不过很快就转换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了，但是作品中仍然部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3、华兹华斯（英）：消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湖畔派诗人”代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代表作《孤独的收割者》。

4、普希金（俄）：俄国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和雨果一样前期是浪漫主义，后期转向现实主义创作。

5、莱蒙托夫（俄）：浪漫主义杰出诗人代表，代表作《帆》。

6、霍夫曼（德）：德国最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作《金罐》。

扩展资料：

现实主义在19世纪30～40年代形成并取代浪漫主义，具有社会历史发展和文艺本身发展的深刻原因。面对现实，进步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社会的某些真实状况。

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都促使进步作家用客观的、批判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他们不再满足于浪漫主义文艺的主观理想和个人的叛逆精神、非凡事件和非凡人物的理想世界，而把目光投向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时代面向现实的传统和古典主义文学的讽刺倾向。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德国的霍夫曼、俄国的普希金等一批原来用浪漫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都转向现实主义，并成了各国现实主义道路的开拓者。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我们不能仅仅把丰富的想象力等同于浪漫主义，但吴承恩为《西游记》酿出的浪漫主义气氛，的确不比某些“标准的”（或者说没有争议的）浪漫主义作家逊色。包括否定《西游记》是浪漫主义作品的吴圣昔先生，也说过：“笔者并不认为《西游记》一定没有浪漫主义，并不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不可能运用和体现浪漫主义”[7]。对其浪漫主义精神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在这方面曾作出过一些很高的评价。如袁珂先生就说过：神话的影响基本上表现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两个方面，《西游记》兼而有之[8]。从中看到浪漫主义的批评家们，不少人注重作者对花果山生活的描述，以为那就是他笔下的“理想王国”。杨江柱在《乐园的出走》一文中提到：“《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是由人间到天上的中间环节，非人间的幻想成份增多，浪漫色彩更浓”[9]。其实，吴承恩在“花果山境界”上着墨并不多，如果那里代表着他的理想世界，其描绘就显得比较简单，也不够明晰。吴承恩充分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技法所创造的浪漫主义气氛，主要体现在《西游记》的艺术形态上；从内容实质上分析，表现浪漫主义精神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或者说不是他的主要追求。在《西游记》浓郁的浪幔主义艺术风格的纱幔之中，透出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西游记》形态上的浪漫主义也是迷人的。民间素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的俗语，大人们深怕想入非非的孩子听信了书中的神话，而导致某种荒唐的举动，可见作者笔下的神话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之后，有人发表评论指出，全剧的总体风格过“实”，浪漫气息不浓。主要表现在剧中人物人味太重，仙气、妖气、傻气不足。比如，白骨精的外表应该是窈窕善媚的，而电视剧却侧重了她的阴险毒辣；玉皇大帝的形象应该是既威严又有仙风道骨的，而在电视剧中他还不及一个人间君主神圣；猪八戒本来是最有个性、最富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但给他制作的假面具却面庞黑瘦，表演上也显得愁眉苦脸，傻得不够，不能更好地逗人喜爱，等等[10]。根据这位评论者的意见，就是说编导设计者在创造这部“神话剧”时，对原著精神把握不够，留下了遗憾。电视剧侧重“人味”，对“仙味”却未必是忽略。不过，此剧未能充分展示神话人物的神采和风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儿童的”《西游记》。

三

文学的艺术魅力就是文学的价值体现，《西游记》所以能在一代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持久不衰的影响，是因为它能够对不同的读者源生出不同的艺术魅力，尤显出其双重价值。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有一部神话的、闪射出浪漫色泽的，能够使少年儿童及大众着迷的《西游记》；而且更应看到还有一部社会的、历史的、隐喻着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具有浓厚思辨色彩的《西游记》。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主张把《西游记》研究从单纯偏狭的政治图解方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时，大家想起了《西游记》的近代研究权威胡适的见解：“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而不用深求”。（胡适《〈西游记〉考证》）并认为鲁迅对这一观点是持赞同态度的，说过读《西游记》“但觉得好玩”，“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11]的话。于是出现了一种与其相似的“游戏说”，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游戏之作，并且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游戏之作。持此说者推崇吴承恩那支富有高超造诣和艺术个性的游戏之笔，“它的价值在于能使人一笑，使人好玩”。由于那支生花妙笔在形象描绘中的创造性贡献，小说才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论者强调，只有紧紧抓住“游戏”这一根本特性，注意作者运用游戏笔墨构成的审美趣味的独特性，才可能准确地揭示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独创性成就。否则，对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社会价值的探究只能是侈谈，其结论自然是一般化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12]。“游戏说”并不是单纯地把《西游记》看作是为游戏而游戏，而是游戏之中暗藏密语，是对人们心灵中或许存在的假、恶、丑的净化剂，能使人在新的高度上获得新的平衡与和谐。

与“游戏说”有所不同的另一种论点是“哲理说”，包括“反映人生”、“表现理想”、“追求真理”等种种论说，各自论证的角度虽有差异，但总的观点大致相近。方胜先生对“哲理说”作过概述：“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它“涵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13]。“哲理说”论者一反“农民起义说”，在否定了将孙悟空的行为解释为“起义领袖”对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观点之后，认定孙猴王从大闹三界开始，后来在取经路上历经搏杀，最后修成正果，反映了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及最终归宿。即使是看到了《西游记》政治批判意义的学者，也对其主人公孙悟空持有这方面的见解。说前七回“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描写人生少年儿童时代那种年幼无知、幻想驰骋、无拘无束的生活。此时的孙悟空是一个心高气傲、聪慧过人、顽劣调皮的孩子王。孙悟空所‘领导’下的花果山猴群，只是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顽童”[14]。进而把制伏“顽童”的如来佛形象理解为：具有无穷的智慧，能够觉察过去，预知未来，洞悉人间和天上一切情况的神明人物；他具有无边的力量，能够支配风云雷电，调遣山川河流，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他所从事的工作，是教授弟子，传播知识和真理，类似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面对这位理想中的“至圣先师”，孙悟空虽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但终因他少年智短，在个人力量与自然力量相较之下显得力怯，而被其制伏。后来，有学者将这类论说归纳为哲理性、传奇性、诙谐性，并作了系统地论证。

《西游记》研究界对“哲理说”呼应者较众。但同时却基本否定了这一巨著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

感性之悟可以使我们对作品某些文学信息所潜藏的隐喻得以破解，但对一部具有丰富内蕴的巨著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于理性的抽绎，在于对其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的总体把握。我们应该看到，在一部可供“看热闹”的神话后面，还有一部强烈地折射着现实社会矛盾，有着深刻思想意义的《西游记》。

明代中后期，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萌芽，长期形成的封建式的生产方式受到冲击。随之，封建的意识形态也开始面临个性解放和要求的人格独立的主张等新的社会思潮的挑战。吴承恩生活的正是这个时代（大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卒于万历十年，即1582年），他和天下许多读书人一样，开始寄望于科场，但屡试不第，43岁那年始补贡生（一说30多岁），因母老家贫，长期靠卖文维持生计。54岁才屈就了一个长兴县丞，而他耻于折腰，未久便拂袖罢归乡里，从此绝意仕进，闭门著述。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创造力和强烈的个人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吴承恩于宦途的失意和生活的困顿之中，比别人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朝政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更容易接受时代要求变革的情绪。而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宏篇巨制之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创造精神所受到的遏抑，只有在其笔下的恢宏故事中寻找寄寓了。在他遗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的诗句，表达出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痛恨和济世匡时的愿望。事实上，在他构想的神魔故事中，也设置了各种势力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并且极尽讽喻手段，对大部分处在“治人地位”的大大小小的神魔作了无情的嘲笑和鞭挞。

对研究者来说，问题是如何理解作品所揭示的丑恶及其作出的讽喻。有人非但没有看到作品浓烈的批判意识，反倒认为它带有宗教观念的污染，这显然是就故事论故事。佛门故事只是为作者所借用的题材，纵观全书，作者大大淡化了取经故事所固有的宗教色彩，甚至对宗教进行调侃式的嘲弄，从而打破了宗教的庄严感和神圣感。虽然故事中穿插着描写“佛法无边”的情节，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它不可能因此而增强人们的宗教意识。正如何满子先生所言：它表面上尽管说法论道，“实际上是在和宗教开玩笑，而在人物的描写中，则更达到对宗教的相当彻底的否定”[15]。

然而，如果把到西天求经看作是小说的主旨，认为只要从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去探寻，就可抓住其根本倾向，这同样是差之甚远的。在吴承恩的艺术思维中，人与宗教的关系不仅仅等同于人与神的关系，“否定神而肯定人”至少不足以概括其创作主旨。因此，作者的批判精神，决非只是体现在对宗教的抨击上。

在古代中国，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不只是个人信仰问题，玉皇大帝及天庭诸神，也不只是佛教信陡们心中的神祗。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明确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机制，但佛教与封建政权却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该著中，唐僧西行取经是奉唐太宗之命前往的。太宗不但热衷“选举高僧，修建佛事”，而且采纳宰相萧禹“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的建议，“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第二十回）。非但如此，太宗率满朝文武，朝着观世音远去的背影而五体投地的情景，同样出自作者笔下。作者在揶揄神灵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想到这等于是对现实统治集团的嘲讽？即使只是为了否定神灵，那末，他勾画的那些或刁奸或愚蠢，或廉洁或贪欲，或善良或凶狠的神魔形象，又在何处寻得生活原型？因而，要透视这部名著的思想意义，至少不能忽视当时的现实时代和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把对作品的探讨与作者经历的坎坷的人生际遇联系起来分析一下，有益于我们认识作品深邃的主题内涵。

四

要揭示《西游记》的主题，仅仅局限在对主人公言行的分析上也是不够的。如果感觉到孙悟空的行为象征着什么，作品的主题就是什么的话，恐怕仍然难以寻到比较正确的答案。以往正因为没有脱离这个狭区，所以才有了孙悟空是英雄、叛徒、地主、市民，或从顽童到成人等等近乎猜想式的结论。假如我们把孙悟空传奇般的经历看作是一条串联故事的线索，就会看到，小说家沿着孙悟空的足迹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幕幕或虚伪、或残忍、或赤裸裸丑恶的世态。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虚拟了这么个近似顽劣蒙童的猴头，它神通广大，勇猛无敌，且机智灵活，处事细密；面对天神显几分泼顽，群魔面前它尤显身手不凡。所以，只有它那种蔑视天庭却又表现得调皮诙谐的姿态，才能撩开至高无上的尊严面纱，让人窥见到里面包裹着的虚弱和自私；只有它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变化万端的本领，才能直插魔窟，使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暴露出它们的凶残和阴险；也只有它那种通天入地，无处不可至的神通，才能问天审地，揭露出神妖之间的丑恶勾当。孙悟空护唐僧西行，本属不得已而为之，了不起包含了一份报恩的因素。最终到达西天，它被加升大职正果，封为斗战胜佛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解除强加在它头上的、曾使它饱经折磨的紧箍咒儿。并要求把它“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促弄他人”。这是孙悟空这个艺术角色留给读者的最后一句话，明显表露着对所谓大慈大悲观世音的不恭敬。难道这话中就没有对个性受到摧残的不满情绪？“正果”如此“修炼”才能得来，实乃令人不寒而栗。

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主人公伯金和赫米奥恩引用希腊神话原型，伯金·潘神的变形体希腊神话中的潘神是牧人和牧群的神也是森林之神,主管牧群的繁衍。潘身材细长,额头上有两只角,上半身为人,须毛浓密,下半身是山羊的样貌。他和其它的森林之神及仙女在山林之间闲游,过着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代表着自然和乡村生活。“人身羊腿的潘在西方一直被视为*荡好色的象征。所有的神都爱他,潘的名字由此而来。

托马斯·哈代《苔丝》的主人公苔丝是古希腊原型美狄亚。

以希腊神话人物为原型的英国文学有：

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弥尔顿的《失乐园》；

济慈的《恩底弥昂》；雪莱的《阿多尼斯》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艾略特《荒原》；庞德《诗章》；拜伦《普罗米修斯》；马修阿诺德的《菲洛米拉》和史文朋的《伊蒂拉斯》中关于夜莺的内容出自希腊神话中菲洛米拉变成夜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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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多部《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雾都孤儿》《鲁滨孙漂流记》《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等。

作品及影响　　济慈创作的第一首诗是《仿斯宾塞》，接着又写了许多优秀的十四行诗，他的这些早期诗作收集在1817年3月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中。次年，他根据古希腊神话写成的《安迪密恩》问世，全诗想象丰富，色彩绚丽，构架宏大，洋溢着对自由的渴望。　1818年到1820年，是济慈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先后完成了《伊莎贝拉》《圣亚尼节前夜》《海伯利安》等著名长诗，最脍炙人口的《夜莺颂》《希腊古翁颂》《秋颂》等名篇也是在这一时期内写成的。　济慈诗才横溢，与雪莱、拜伦齐名。他生平只有25岁，但其遗下的诗篇一直誉满人间，被认为完美地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并被推崇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主张“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擅长描绘自然景色和事物外貌，表现景物的色彩感和立体感，重视写作技巧，语言追求华美，对后世抒情诗的创作影响极大。　“1821年2月23日，他客死罗马，安葬在英国新教徒公墓，年仅二十五岁。……如果天以借年，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是难以逆料的。但是人们公认，当他二十四岁停笔时，他对诗坛的贡献已大大超越了同一年龄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在英国的大诗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比济慈的出身更为卑微。” （BY《济慈诗选》序/屠岸）　注：济慈以及其诸多诗作，曾经在著名的科幻作品系列《海伯利安》中被提及。　济慈特指约翰济慈，（John Keats），其他“Keats”译为“基茨”。

浪漫主义神话观的基础地位

一般认为，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期达到繁盛期，并与现实主义一道成为近代西方的两大思想体系。欧洲步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基督教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各国民族意识高涨，纷纷建立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英国人在经验主义、法国人在唯理主义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而在浪漫主义发源地的德国，长于哲学思辨的德国人走向了乡间田野，选择在民间文学中寻觅自己的精神之源，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受到哲学界的关注。

安德鲁·冯·亨第（Andrew Von Hendy）在其专著《神话的现代建构》中指出，神话有各种定义，但是这些类属都显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一庞大的神话家族谱系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起源——浪漫主义神话观。他将神话研究划分为四类：意识形态的（the ideological，起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民间文学的（或人类学的，the folkloristic or anthropological，起始于格林兄弟）、建构性的（the constitutive，起始于尼采）及浪漫主义的（或超验的，the romantic or transcendental，起始于德、英国两代诗人和哲学家），前三者都源于第四者并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是由于20世纪的研究者忽视其思想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加之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倾向，导致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被遗忘和边缘化。（Von Hendy，Andrew，2001：xii）意识形态论者和建构派理论家“都继承了浪漫主义诞生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化想象具有力量并普遍存在”（Von Hendy，Andrew，2001：xv）。意识形态论者认为“神话意味着广泛用于宣传的谎言”，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神话持否定态度；建构论神话观则是从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定义（即“神话是一种信仰，文化凝结在其周围”）而获得的主要推论之一，认为“神话是既定文化内的任何基本信仰，是曾经被认为必要和虚构的一种建构”，因此对神话持中性态度。民间文学研究者将神话定义为“一种文类，是在具有口头文学传统的社会中讲述的故事，其区别性特征是涉及集体性的、通常是神圣的重要事务”，这一学派关注边远地区和遥远年代的神话故事，而这种民族志上的尊重如果没有“之前浪漫主义对全人类想象性产品的升值”是不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