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观看苗族歌舞的预兆

梦见观看苗族歌舞的预兆,第1张

1、梦见观看苗族歌舞的预兆

学竟有成,凡事如意,顺利成功,达成目的,名利双收,境遇安固,优越发展,享尽幸福。大吉昌

吉凶指数:77(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2、梦见观看苗族歌舞的宜忌

「宜」宜与老友通电话,宜怀疑人生,宜理发。

「忌」忌电话会议,忌盲目乐观,忌围观。

3、梦见观看苗族歌舞是什么意思

做生意的人梦见观看苗族歌舞,代表守旧经营有财利,少变动为佳。

恋爱中的人梦见观看苗族歌舞,说明只要不过刚强坚持已见,则婚姻可成。

梦见观看苗族歌舞,会因为别人对你的阻碍而生气!尤其是当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你休息时,怒气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住公共宿舍,或者和家人合住的你,今天会产生有搬出去独居的想法。

本命年的人梦见观看苗族歌舞,意味着诸事平顺,贵人扶助。置房地产有利,防朋友背信。

出行的人梦见观看苗族歌舞,建议有口舌是非无妨,平安顺利。

怀孕的人梦见观看苗族歌舞,预示生女,忌动土,预防流产。

上学的人梦见观看苗族歌舞,意味着口试或理科成绩较不理想,影响录取。

梦见观看苗族歌舞,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绿色,财位在正南方向,桃花位在东南方向,幸运数字是0,开运食物是牛肉

梦见歌舞表演,按周易五行分析,幸运数字是9,桃花位在正西方向,财位在西北方向,吉祥色彩是紫色,开运食物是豆芽

梦见歌舞庆祝,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黑色,幸运数字是8,桃花位在西北方向,财位在正东方向,开运食物是蘑菇

怀孕的人梦见别人歌舞,生女,冬占生男,慎防流产于始终。

怀孕的人梦见歌舞庆祝,预示生男,夏占生女,防动土动胎气。

做生意的人梦见歌舞表演,代表得失参半,宜退守。若大投资处于困境中。

出行的人梦见别人歌舞,可外出,顺利。遇风大则止。

上学的人梦见歌舞,心情不稳,无法专心读书,难达成愿望。

梦见歌舞_,今天你会有改变现时环境的想法,出国读书或者定居的念头都有可能在脑海里会冒出!同时,有伴侣的你可能要面临两地分离的局面,不过,距离的遥远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你用自己特有的浪漫来方式化解这次考验吧!

梦见歌舞,容易成为他人相争的牺牲品。今天的你最好不要做担保人,尤其是涉及到合同、协议之类的东东时,会相当危险呢!此外,近期你的不善理财往往会导致了透支,财务状况不太理想。尤其缺乏赌运,逢赌必输,所以一定不要涉足进去。平平稳稳度过就很好了。

怀孕的人梦见看歌舞,生女,头发稀疏。防流产。

做生意的人梦见歌舞演出,代表有财利,慎防水火之灾,不可大意。

梦见苗族人,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白色,财位在正南方向,桃花位在正东方向,幸运数字是7,开运食物是海带

  血色浪漫-秦岭(陕北)民歌原唱:龚琳娜

  龚琳娜演唱的《孔雀飞来》获2001年度“广播新歌政府奖”一等奖

  青年歌唱演员龚琳娜演唱的《孔雀飞来》,荣获“2001年度‘广播新歌’政府奖”一等奖。

  《孔雀飞来》是由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选送参加“2001年度中国‘广播新歌’评选”的歌曲,词曲作者黄荟和编曲鄂茅在歌曲的创作上将傣族风情和现代音乐创作技法融入其中,加上青年歌唱演员龚琳娜深情委婉、别有风格的演唱使这首歌曲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龚琳娜1975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她5岁登台演唱,7岁开始在国内巡回演出,12岁出访法国,她所演唱的苗族飞歌、侗族大歌,深受听众观众喜爱。16岁那年,龚琳娜抱着学习、发展民族音乐的理想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并师从邹文琴教授学习民族声乐,1999年她以文化部“民歌状元”称号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现在龚琳娜已成为中央民族乐团的独唱演员,她热情奔放的性格赋予她的歌声更多的感染力。

  12月27日,龚琳娜将把荣获 “2001年度‘广播新歌’政府奖”一等奖的歌曲《孔雀飞来》带到在南京举办的“广播新歌”颁奖晚会现场,相信龚琳娜这只美丽的金孔雀会带给全国听众更多美好的音乐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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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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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中国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还有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苗族。小学毕业后长期在土著军队生活。1923年到北京靠自学从事文学写作。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一起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1927年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先后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新月社。1930年任教于青岛大学。1934年主编北平《大公报》副刊《文艺》,次年主编天津《大公报》副刊和《益世报》副刊。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三四十年代期间,与杨振声、朱光潜等,集合平津一带的作家从事文学活动,形成较为一致的艺术追求和文学倾向,因而有“京派”或“京派作家”之称。沈从文是有名的多产作家,作品有《鸭子》、《蜜柑》、《阿丽思中国游记》、《神巫之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记丁玲》、《从文自传》、《八骏图》、《湘行散记》、《边城》、《长河》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的集子70多种。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有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有描写土著军队生活的、有刻画备受残害的农民形象的、有抨击虚伪丑恶的城市绅士和知识阶层的等等。写得最为出色的是闭塞荒僻的湘西地方的风土人情;作品中充满了迷人的风光、淳厚的民风、神秘的原始生活以及强悍的民族气质和蛮性力量,以及人们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忧伤和感慨,具有浓厚的湘西地域的独特风采。中篇《边城》为其代表作。他的作品在艺术上除了注意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外,还吸收浪漫主义手法,浸透抒情诗的气氛,创造出富有诗情画意的牧歌意境。这对后来的一些湘籍和非湘籍作家产生过较深影响。1957年以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从事古代文物和工艺美术、文化史的研究。所编撰的如《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多为很有学术价值的专门著作。

项崇周(1856年—?)又称项四,苗名称年四,云南麻栗坡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的民族英雄。项崇周出生于贫苦的苗族雇农家庭,世世代代定居于云南边境麻栗坡猛洞野猪塘。项崇周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项崇周深感切肤之痛。1884年(光绪十年),28岁的项崇周联络苗、瑶、壮、傣各族青年,在猛洞举起了武装抗法斗争的旗帜。他们偷袭敌人的营房,使敌军通宵难安,伤亡不断。法国侵略军不甘心失败,他们恼羞成怒,以疯狂屠杀无辜百姓来进行报复,项崇周与猛洞的乡亲们对敌人血洗村寨的暴行愤慨万分,决定痛惩这些殖民者。他把各村各寨的群众发动起来,充分利用地利、人和的优势,砍伐竹子,削制了大量的竹签,在侵略军来往必要的道路上,挖掘了许多深坑,在坑里插满尖锐的竹签,坑上搭盖树枝草皮等伪装物,等待法国侵略军自投罗网。项崇周还命令善于狩猎的群众,在道路两旁的草莽树丛中,暗中遍布机弩,所有的机弩都涂上了由剧毒物熬成的毒汁,无论是人是兽,只要被毒弩射中,即使稍微被擦破一点皮肉,都会立即丧命,就这样,项崇周率领士兵和众多乡亲,给了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从此,项崇周和他领导的抗法人民武装的声威令法国侵略军闻风丧胆。

为了稳住阵脚,恢复元气,法国侵略者就改变战术,要求同项崇周进行停战和谈。项崇周鉴于停战言和既可使抗法人民武装借此得到调整,充实提高战斗力,也有利于边境各族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就同意了法国侵略者的请求。

1886年(光绪十二年),双方派出代表,在马关县境的一条小河边进行了停战谈判。经过多次唇枪舌剑,终于达成协议。法国侵略军被迫同意放弃侵占的猛洞一带74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划定疆界,在确定的国境线上竖立起72道界碑;双方还依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宰鸡杀狗,歃血盟誓,规定双方从此不得逾越。这一用边疆人民热血换来的胜利协议,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人们为了纪念这一胜利,特将谈判地的边境小河命名为“赌咒河”,并一直沿用至今。

法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失败,政治阴谋破产后,又企图通过金钱收买的办法来实现其侵略目的。1894年,法军以马队驮载大量银币到猛洞找项崇周谈判,提出以高价购买猛洞的一块地皮,只要愿意,即使是一张牛皮那样大的地皮,都可以付给数十万银元。但贫苦农民出身的项崇周一眼就看穿了帝国主义者的险恶用心,他大义凛然,在巨大诱惑力的金钱面前,毫不动心,严正地拒绝了侵略者所谓买地的要求,并将满桌的银币抛掷于地,勒令其搬走,立即驱逐出境。

法国侵略者的各种入侵手段一一遭到项崇周领导的坑法战士与人民的挫败后,就对项崇周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采取比武、暗杀等手段,妄图杀死项崇周,但均未得逞。项崇周自从率领人民从侵略者手中夺回猛洞,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不仅边防固若金汤,而且生产恢复,经济繁荣,项崇周实际上已成为这一地区人民公认的领袖。1895年初,项崇周把从法国侵略者手中夺回的猛洞归献给清王朝。清王朝接受这一请求后,特委项崇周为“边防团练营管带”,负责麻木头坡、马关、河口三地国境线的边防,并将猛洞命名为“归仁里”,赐予项崇周为世袭衣禄地,以表彰项崇周和边境各族人民赶走法国侵略军、收回失地归献祖国的义举。项崇周担任“边防团练营管带”之后,带领三百多名团丁驻防在麻栗坡一马关一河口边防线上,忠于职守。法国侵略军经过多次惨痛的教训,已被项崇周的声威所镇服,既不敢无故寻衅,也不敢染指其防区的一草一木。十余年间,这条边境线上一直相安无事,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也过着和平安静的生活。为了嘉奖项崇周镇守边疆的功绩,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赐他锦旗一面,上书“苗中之豪杰,兵防如铁桶”十个大字。更为可贵的是,项崇周做官后,依然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除办公事外,很少穿戴顶带官服;平时无事,照旧下田干活,以至远处之人来找“项四大人”办事,当面相遇还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项崇周。

陶新春(1825—1867)原名陶正春,又名陶虎,贵州威宁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黔西北苗族人民起义的著名首领。陶新春出生于一个世代农奴家庭,父亲受尽了土目的百般折磨,过早死去,母亲王氏改嫁到巴拉寨的农奴熊家,陶新春也随母亲到了熊家。他们身为农奴,生活极为悲惨,苦难的遭遇在他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促使他率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1860年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消灭了七星关的敌人,占领七星关,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这次胜利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起义军的声势日益壮大。威宁、大定、毕节地区的彝族、布依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张油客、谢三火炮也从喜乐带领一支起义军前来参加,苗、汉两支起义军的联合,成为黔西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的强大武装力量。1861年秋,陶新春在猪拱箐建立了农民政权,自任统帅,并仿效太平军设立了军师、将军、经略、宰辅、巨乡、礼师等职,分管军政事务;实行“垦土种田”制度,使粮食生产连年增加;开辟了商业贸易场,实行“互易通市”政策,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并兴办教育,招徕技艺工人,这些措施,使起义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秩序井然,被誉为“铁筒江山”。

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经过1862年至1866年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清朝统治者对起义军的声威日益畏惧,1866年4月,调集滇川黔三省的兵力向猪拱箐大举进犯,血腥镇压起义军。陶新春据敌情进行了防御部署。1867年正月,岑毓英在镇雄镇压了李开甲、漆老新领导的起义军之后,又到毕节秘密召集了曾经投靠起义军的土目为他提供内情,2月9日,他亲自带领清军,乘黑夜突然偷袭了吴家屯,起义军措手不及,死伤甚重,吴家屯失守。岑毓英又调集重兵包围红严尖山,起义军英勇反击,但在重兵围困又无援军的情况下,阵地失守,德高望重的军师基哉壮烈牺牲,给起义军带来重大损失。6月,岑毓英又集中兵力向猪拱箐发起猛攻,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四个多月的激战,击败了清军的大举进犯。岑毓英在武装进攻遭到失败后,又采取阴谋手段收买起义军中的叛徒。在叛徒王长毛的告密和预谋下,6月19日,岑毓英趁起义军在卯时换班吃饭之机,偷袭猪拱箐营地。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根据地陷落,陶新春等首领被敌人包围。陶新春的弟弟陶三春等人历尽艰险冲出重围,转移到海马姑与当地义军共同战斗,因海马姑孤立无援而陷落,陶三春被敌人杀害。陶新春等首领被俘后,押解到黔西城,9月初被敌人杀害。余部继续坚持斗争达四五年这久,直至1871年才在敌人的镇压下失败。

陶新春领导的苗、彝等民族共民参加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起义中太平天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陶新春不愧是苗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张秀眉(1823—1872)贵州台拱(今台江县)人,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黔东南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出生于一个苗族农民家庭。在张秀眉十一二岁时,父母都先后身染重病去世,孤苦伶仃的张秀眉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生存,只得到地主家里起早贪黑劳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领导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消息迅速传到贵州东南山区,心中埋藏着满腔仇恨的张秀眉以洪秀全为榜样,挺身而起,投身于反清斗争洪流。1855年,台拱南界高坡数千苗民因请求清王朝减轻苛征重索而遭到拒绝和镇压,群情激愤,冲人台拱城内,杀死了黄平州知州,向清政府提出永远取消种种苛征重索、退还被汉族地主强占的田地房屋的严正要求。张秀眉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与苗族各寨议定起义,用刻木和鸡毛、火炭传传令各寨。顷刻之间,贵州东南的千里苗疆,群起响应,张秀眉领导的持续十八年之久的轰轰烈烈的贵州苗民起义在台拱地区爆发。

张秀眉率领起义军驰骋贵州东南,纵横七八百里,并在台拱地区建立政权,开创根据地。仅三年多时间,就占领了贵州东南的千里苗疆,兵锋直指贵阳,使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还数次出兵攻打湖南,使湘军首尾难顾。

张秀眉自称大元帅、将军等武官,并设管理地方政务的文官,建立一套较完善的政权机构;将所有屯田与汉、苗地主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使用,农民收获后,除交纳公粮外,其余全归自己;实行奖励垦荒、保护商业、组织集市贸易等政策措施,制定一系列维护穷苦人民权利的、有利于各族人民团结反清的法令和措施,使以台拱为中心的千里苗疆秩序井然;建立了一支拥有相当数量的勇猛善战的常备军,把全体农民编为后备军,平时生产,战时参战,建立牢固的军事基础。

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与各地起义军协同作战,沉重打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因而清政府认为张秀眉是“苗疆祸首”。

1864年,太平天国及各地起义先后被清政府镇压,清政府便集中兵力镇压张秀眉领导起义。1866年到1867年,清政府派大批湘军进入贵州,并于1868年正月攻陷了号军在黔东的几个重要军事点,使张秀眉建立的根据地失去了屏障。张秀眉为了援救号军,就率军攻打湘军后方,向湖南晃州厅、沆州府大举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号军。但在回师途中被清军拦截,战败而归,起义军根据地的门户——寨头也被湘军攻陷。但张秀眉并不胆怯,于5月率领起义队伍大举反攻,在战斗中利用险要地形、运灵活机动的分兵作战战术,使湘军一日数十警、一地数十战,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于是,清政府又增调湘军进入黔东,向起义军根据地发起疯狂进攻,1869年攻陷镇远府及众多苗家村寨,起义军被迫向西撤走。湘军恃胜骄横,一味冒进,三月,攻陷了施秉县城后,即刻趾高气扬地向施秉西南的瓮谷陇地区进犯。张秀眉抓住时机,利用这里险要的地势,预先设下伏军,伺机歼敌。当湘军拥入埋伏圈之后,一声炮响,起义军喊杀之声震天动地,滚右、檑木、飞炮像山洪似的倾泻而下,打得敌人颅开血溅,全歼湘军一万六千五百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870年10月,起义中心台拱被清军攻占,1871年4月,凯里城被攻下。张秀眉领导的起义军弹尽粮绝,陷入重重包围。但他英勇无畏,于1872年2月号召起义军在乌鸦大坡与敌人决一死战,由于众寡悬殊,起义军虽然浴血抗击,乌鸦大坡各寨还是被敌人攻破。4月,张秀眉退至乌东山,湘军穷追猛扑过来,张秀眉视死如归,率领义军战士与敌人殊死奋战,往来冲杀,最后力竭,被清军俘获。5月,张秀眉在长沙壮烈牺牲。他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苗民起义就这样被清王朝镇压。

苗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杰出的英雄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在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谱写的光辉灿烂篇章,在我国近代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中立下的卓越历史功勋,永远值得人们怀念。苗族人民怀念英雄,流传的史诗《十八年反政》、《英雄张秀眉》等在民间传唱。

苗族节庆 苗族 苗族民俗 中国教育

<摘要> 踩花山是境内苗族人民的盛大传统节日,一般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初三、初六这几天举办。凡有苗族居住的各县,这几天都要立花杆,举行隆重的踩花山活动。这既是苗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好时机,也是苗族人民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苗家男女老少,穿金戴银,从四面八方赶到花杆脚下,吹芦生、弹响蔑、跳脚架、耍大刀、斗牛、摔跤、斗画眉、爬花杆。 打背节流行于境内富宁县的部分地区,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三到十五这几天举行,是苗族男女青年的节日。

苗族有739万多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的南部和湖南省的西部。云南的苗族有896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文 山、红河两个自治州和昭通地区。大多数苗族是从明代以后从湖南、贵州迁入云南的。

苗族的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定居在湖南洞庭湖和沅江流域一带,从事渔猎和农业生产。后经过历 代不断地迁徙进入西南地区。苗族自称“蒙”,云南的苗族有八个冠以“蒙”的自称单位,解放后统一称为苗 族。苗族居住分散、支系较多,有青苗、花苗、白苗、独角苗等。

苗族的服饰各地不完全相同,男子多用布包头,身穿短衣裤,但苗族妇女的穿戴普遍比较讲究,尤其是盛装,极为精美,花饰很多,有的裙子有四十多层,故名 “百褶裙”。衣裙上面绣制的各种图案,古色古香,异彩纷呈。妇女擅长纺织、刺绣、蜡染、工艺十分精湛。

苗族历来以能歌善舞闻名遐迩。苗族的歌曲调较多,如质朴庄重的古歌,豪迈奔 放的飞歌,缠绵动听的情歌,还有酒歌,丧歌等,无不各具特色、韵味无穷。每年农 历5月5日的“踩花山”是全省苗族最盛大的节日,届时男女青年欢聚对歌,选择佳侣, 并举行吹芦笙、跳芦笙舞、踩鼓、爬花杆等活动

苗族起源于黄帝时期的“九黎”,尧舜时期的“三苗”。“九黎”是五千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后与黄帝部落发生战争,失败后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在四千年前,以尧、舜、禹为首的北方华夏部落与“三苗”发生战争,“三苗”被击败。从此,“三苗”部落分崩离析。

“三苗”失败后,一部分被驱逐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后又离开“三危”向东南迁徙,经过很长时间逐步进入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地,形成后来西部方言的苗族;留在长江中下游和中原的“三苗”后裔,其先进的部分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其发展较慢的部分,商周时被统称为“南蛮”,居住汉水中下游的,被称为“荆楚蛮夷”。后来,荆楚蛮中先进部分逐浙发展成为楚族,建立楚国;后进的部分,继续迁入今黔、湘、桂、川、鄂、豫诸省毗连的山区,成为今日东部、中部方言苗族的先民。

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苗族的分布更广。东至淮河流域,西到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及贵州中西部,即当时的巴蜀、夜郎、牂牁,纵横数千里,而以今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最多,是当时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其中又以黔中(今川东南及黔北边境)、武陵(今湘西、黔东之大部)两郡较多。在武陵郡中,又以沅江流域的苗族最多,是当时所谓“五溪蛮”的主体民族。汉代迁入黔西北的苗族,在彝文《夜郎竹王》中就有记载,不过人数很少。迁入贵州中南部的苗族,从近几年贵州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掘的许多苗族岩洞葬的研究中得知,大致始于两晋之时。近几年来的民族调查,发现这一带有些苗族追述族谱长达五十多代人,与上述考古材料相近。

唐宋时期,苗族的分布有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汉水中下游以东至淮河流域的多数苗族已逐步汉化而消失;另一方面是移入贵州的苗族进一步增多,逐步成为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同时开始进入云南(滇东北除外)。据彝文史籍记载,唐代长庆、大中、咸通年间,云南南诏军队数次侵扰播州时,曾俘掠了数万苗族和仡佬族到云南作奴隶,说明当时黔北苗族相当多。贵阳以西至镇宁、关岭、贞丰一带,晋代时设牂牁郡,为大姓谢氏世袭统治。到了唐代,牂牁分裂为东西二部,其部民遂被称为“东谢蛮”和“西谢蛮”,元明两代则称作“东苗”和“西苗”。在黔南惠水、长顺直到黔桂边境,近几年发现了许多苗族岩洞葬,经鉴定,除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唐宋至明代的遗物。

这一时期,“苗”的称呼在唐人樊绰《蛮书》、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和《宋史》等书中已开始出现。贵州已逐步形成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当时这一情况并不为人所知。

从元明到清初,由于封建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在各民族地区逐步设流官治理,对各省具体情况的了解进一步深入,贵州苗族很多的事实遂渐披露于世。又由于湘西、鄂西、川东苗族的大量汉化,于是贵州作为全国苗族分布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人们根据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以及苗族各部分服饰颜色、式样的不同,分别将其称为高坡苗、平地苗、长裙苗、短裙苗、红苗、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等,名称多至数十种,因而有“百苗”之说。

苗族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发展长期以来十分缓慢而又极不平衡。贵州设治较晚,又远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因此,苗族社会的发展,比湘西、鄂西、川东一带的更为迟缓。秦汉至两晋时期,湘西桃源、沅陵一带苗族已开始出现强大的部落首领。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沅陵、辰溪、溆浦以北、汉水流域以西直到川东巴峡的苗族,出现了许多强大的封建主,并受到封建中央的赏赐,加官进爵;社会经济有的与汉族完全一致,父系氏族的鼓社制和农村公社的议榔制,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组织,在外部,则受他族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或羁縻:居于黔东北者受思南、思州田氏领主的控制,在黔北则为播州杨氏领主的属民,在黔西北受罗甸国奴隶主的统治,在黔南受龙、方、张、石、罗五性领主的羁縻,在贵州中部,受宋氏领主的制约。这些首领统治下的苗族,有的沦为奴隶,有的沦为农奴,有的成为依附民。有的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形式上仍依附于外族统治者,被称为“羁縻蛮地”。有的完全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被称为“生蛮”。

元明两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后,封建王朝一方面分封各族首领(包括征蛮有功的汉族将吏)为土司,以统治各族;另一方面又直接派流官以控制土司,实行土流并治。由于汉人进入苗区的增多,汉文化的促进作用加强,苗族社会的封建化得以加速,阶级分化开始明显。这时期,苗族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土司,如雄据于紫云、长顺一带的金竹安抚司及平越杨义长官司的金氏,黎平亮寨长官司龙氏,以及雄据于八寨(今丹寨)和都匀一带的夭坝安先司夭氏,承袭时间各有数百年之久。在黔东铜仁、松桃和黔北务川、道真等县苗族中,出现了一些当时被称为“富苗”的地主。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铜仁府罗金寨苗族地主吴老夭,有钱有势,“久为诸苗雄长”称霸湘黔边境,湘西、黔东北各县不少都投靠他。今黔东黄平、凯里、施秉、镇远等处,也出现不少“富苗”。;其中凯里的阿溪,广有钱财,到处放高利贷。甚至贿赂省内监军总帅,借势凌人。贵阳附近各州县,苗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部落酋长。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今贵定平伐苗族大首领的娘率部民十万户归顺元朝。到了明代,平伐地区设了流官,但苗寨 仍由苗族土司治理。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有了集市贸易,促使土地买卖关系进一步民展起来。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至鸦片战争前,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封建化加强了,地主经济继续发展。今黔东南雷公山区相继出现了地主,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如咸同年间台拱厅巫生寨的欧养生和五岔的潘老马、丹江厅掌批寨的绍伯寡,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地主。黔中南贵阳、龙里、贵定、惠水等地的苗族中也有地主出现,他们大量购买土司、屯军和农民的土地山林,从而成为“殷实之户”。

近代以来,苗族地主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地区如黔东南、松桃、务川等地苗族地主,有的还占有年产数千挑至万挑稻谷的田地。不过,从总的情况看,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苗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并不充分。在许多苗族聚居区的阶级结构中,都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即地主富农少,中农多,贫雇农少。除个别大地主外,一般地主占有田地年产谷仅二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左右,经济力量很薄弱;地主中多数人也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在苗族杂居区,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苗族人民几乎全是贫雇农,地主富农仅是极个别的人家。

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

清代苗族起义同样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发生的“雍乾起义”,***是包利和红银,起义范围遍及黔东南地区,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的残酷镇压;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范围扩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第三次是张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分别领导的“咸同起义”,发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终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这三次起义间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

民国年间,贵州苗族人民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当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两军的黔军,就有许多松桃、铜仁和天柱、锦屏一带的苗族、侗族官兵,他们在战争中屡挫强敌,功勋卓著。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黔东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两族发动“黔东事变”,反抗国民党暴政。次年,贞丰苗族联合布依起义,两次下县城。望谟苗族、布依族在熊亮臣领导下,得到党的帮助,在麻山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活跃于滇黔边区的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第三支队,活跃于云南宣威和贵州威宁的边纵第六支队和威宁游击团,都有许多苗族参加。松桃苗族人民成立了“边胞支队”,在松桃和湘西开展革命游击战争。贵州苗族人民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1、苗年

盛行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聚居区。过苗年的日期,各地不尽相同,但都是在收谷子进仓以后,即分别为农历的九、十或十一月的辰(龙)日或卯(兔)日或丑(牛)日举行。过苗年的头几天,家家户户都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积极准备年货。

2、龙船节

这是苗族的一种水面划船比赛的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的台江、施秉两县交界处的清水江两岸,和注入这段河的台江巴拉河两岸,黔东苗语称为“哈仰勇”(qab niangx vongx)。在这里的平寨、廖洞等六七十个苗族村寨,每家都有一至两条划船比赛用的龙船。

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或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居住在河两岸的苗族群众轮流举行盛大而隆重的龙舟竞赛。在湖南湘西的凤凰、泸溪、吉首、保靖、花垣等地,也流行划龙船,而且分男队、女队、男女混合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苗族的龙船节,虽是以赛龙船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娱乐和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中老年人探亲访友、交谈年景和生产经验的节日。

3、四月八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贵州省的贵阳、黄平、松桃和湖南湘西等地的苗族的传统节日。该节是由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发展而来的。每逢节期,苗族同胞要蒸制花糍米饭,聚集到固定的地方吹笙,跳舞或对唱情歌。在北京的苗族也过四月八节。

4、吃新节

主要流行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西融水苗自治县地区。每年农历六七月间,当田里稻谷抽穗的时候,苗族村寨家家户户在卯日(有的在午日或辰日)欢度“吃新节”。到时,每家都煮好糯米饭、一碗鱼,一碗肉等,都摆在地上(也有的摆在桌上),并在自己的稻田里采摘7—9根稻苞来放在糯米饭碗边上。

然后烧香、纸,由长者掐一丁点鱼肉和糯米饭抛在地上,并滴几滴酒,以表示敬祭和祈祷丰收,然后把摘来的稻苞撕开,挂两根在神龛上,其余给小孩撕开来吃,全家人就高高兴兴地共进美餐。第二天,各村寨的男女老幼者纷纷穿着新衣来观看芦笙会,参加跳芦笙会,参加跳芦笙舞;有的拉马来跑马场赛马,有的牵水牯牛来斗牛场斗牛,节期一般2天。

5、花山节

此节又名“踩花山”、“跳花场”、“踩场”、“踩山”等,流行于贵州黔西北、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南部的苗族地区。由于苗族住地不同,服饰有差异,因此,苗族过花山节的日期也不一致,节日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有的在农历正月,有的在六月,有的在八月。在黔西北的铁盔一带,每年正月初六至初八跳年场,二月十四至十六日跳桃花场,七月十六至十八日跳米花场。

扩展资料:

苗族民间的传统节日较多,有苗年、四月八、龙舟节、吃新节、赶秋节等,其中以过苗年最为隆重。苗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一般在秋后举行。节日早晨,人们将做好的美味佳肴摆在火塘边的灶上祭祖,在牛鼻子上抹酒以示对其辛苦劳作一年的酬谢。盛装的青年男女跳起踩堂舞。除了历史性的节日外,绝大多数在秋收之后或春耕大忙之前的农闲季节举行。

但由于自然因素、社会和宗族差异的影响,苗族传统节日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苗族节日

常言道,湘女多情。

殊不知,湘西的苗家阿妹,不仅多情,更是敢爱敢恨。软妹子时,楚楚可怜又可爱;凶婆娘时,风火泼辣又彪悍。

那么,恋爱一事,自然有一些不与汉人同的味道。

赶边边场

相比汉人,苗人恋爱更为开放,自由择偶较为流行,赶边边场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一般来讲,传统的赶边边场,多在苗族大年、爬山节、四月八节、龙船节、吃新节等大型节庆时进行。苗族青年男女身着盛装,聚在一起,找到心仪的人,机会自然很多。

此后,受汉人习俗影响,八九十年代苗疆逐渐恢复赶集,成了每月固定的活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青年男女带着自家的货物去售卖或采购物品,无形中给了不少“搭讪”的机会。而讨价还价之间,出题“刁难一二”,也极容易看出“人是否机敏聪慧”。

只不过,找到心仪的阿妹也是需要眼力劲的,便是所谓的察言观色。

鸳鸯几何

湘西地区,未婚配的苗家阿妹,上衣的胸口处,都会有精美的苗绣。如阿妹有心,期盼着赶边边场时,有阿哥过来搭讪,会穿戴上漂亮的苗家服饰,往往胸口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鸳鸯。鸳鸯是爱情的象征,往往成双结对,不会分开, 一只鸳鸯意思很明显——阿妹单身,等哥来撩 。

此外,未婚的姑娘,会挽锥髻于头顶,戴无底覆额帽,插银梳或银花,见不到刘海。抬头一望,便知其中奥妙。

苗家阿哥看到了,心中自有盘算,不至于一时莽撞,去撩了别家汉子的堂客。

只不过,观察也得有所节制。姑娘胸口绣着鸳鸯,血气方刚的汉子,总不能一直就盯着人家的胸口看。那一眼飘过,心有成竹的技能,那就得苗家阿哥们各显神通了。

话说,九十年代,不少汉人到湘西玩耍,听了此间传闻,心火难压,跃跃欲试。可惜到了集市,人来人往,又不善于观察,眼神木讷,老是去瞄苗家姑娘的胸口。看到单身姑娘还好,人家大抵扭头走掉,不予理会。却也有运气欠佳的,在苗家姑娘胸口的衣服上,看到两只鸳鸯,不明就里,盯着半天。还未回神,便被人家的丈夫一把揪住,定了个“耍流氓”的罪名。

轻则送到公安部门,重则一顿暴打,吃了哑巴亏。殊不知,绣着两只鸳鸯的女子,是有婚配的,一时间惹出了不少笑话。

动手动脚

苗疆地域颇大,略有不同,此处讲讲湘黔苗家汉子的“手段”。

赶边边场,阿妹犹如天上的星辰,满眼皆是。苗家阿哥相中了,自然得付诸行动。

所谓 动手 ,苗家汉子自有一套。如心仪的阿妹找到了,又是未婚配,苗家汉子带上三五兄弟,渡步过去。阿妹若是正在买卖,阿哥会将自己的东西直接递予对方,阿妹接了下来,说明小伙不错,属于阿妹喜欢的类型,交往有戏。而此间,身边的兄弟,都是僚机,助攻方式,就是八仙过海了。意外也是有的,最怕兄弟同时看上一位阿妹,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于某人而言,更喜欢另外一种“ 充满爱情荷尔蒙的示爱 ”方式,特别浪漫。苗家阿哥喜欢了阿妹,先是走过去,送上自己的定情信物,阿妹若是接了下来。阿哥便可再近一分,用手去轻轻的拉阿妹的彩色衣带。到了此处,阿妹也心仪阿哥的话,便用脚尖去踩阿哥的脚背,意思是“阿哥若走,阿妹跟着一起走”,这表示 动脚 了。

当然,也有大咧的姑娘,看中了阿哥,直接踩上去,一来二往,自然彼此表达了心意。往后嘛,那就是传说了。要么恋爱开始,循序渐进,比如去女方家“挑粪三年”,再迎娶阿妹回家;要么找一处静谧的去处,孤男寡女幽会去了……

对歌传情

苗家人能歌善舞,对歌传情,必不可少。

三五成群的苗家青年男女,在赶边边场时,彼此有了了解,便约好地方,或公开或单独结对,去对歌传情。

若是白天,则在寨边树影之下,或是溪水潺潺之处,苗家阿哥聚在一起,对着苗家阿妹的吊脚楼,吹木叶、吹夜箫或是芦笙,亦可直接唱歌,邀请阿妹们出来对歌。若是夜间,只可在寨子的广场或者寨子边的空地上去唱歌,以免混乱。当然,也有受到阻碍的爱情,阿哥躲在姑娘寨子附近的山头或者溪边,一首一首的唱着自己的情歌,表达对姑娘的爱意,也宣示自己毫不放弃的决心……

白天所唱之歌,名为“ 飞歌 ”。曲调高亢嘹亮,离寨子较远的姑娘也能听到。夜间所唱之歌,名为“ 扯嗓歌 ”,曲调委婉,以免影响寨子其他人休息。姑娘们听到歌声,会换上漂亮的衣服,邀上闺蜜或妹妹,前去与邀请自己唱歌的男青年对唱,传情送爱。

对歌结束,郎情妾意,自然约定下回幽会的地方,如此来来往往,结为夫妻。那个时候,也无需政府登记,颁发证书,按着苗家嫁娶习俗就好。

若是讲个顺序,对歌传情,可分为见面歌、青春歌、赞美歌、求爱歌、相爱歌、分别歌等……若是对歌章程,也是简单,先是三五男女甚至更多青年集体对唱,你问我答,你笑我癫;再者,便是单独幽会,至于唱什么歌,那就只有当事二人才能知晓的浪漫了。

姜赧自语

广大的汉人男子,想必还是有些羡慕的。宋以后,三从四德,闺中不出,除了潘金莲丢下个撑窗户的棍子,便没了什么联想。

回头看看现如今的“相亲”,要么男女二人匆匆一见,谈的车房礼金,要么七大姑八大姨咋咋呼呼,饭店吃吃喝喝。

不曾想,那苗疆的爱情,却是天性使然,天真浪漫。某人在湘西时,此情此景,却也能够偶然遇着的。

也期盼着,苗疆的那一片净土,仍能继续如此的“恋爱”,直到天长地久。

  关于苗族洞葬的内容

 洞葬习俗,至今在民俗和历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是似而非的迷。苗族最早居住富饶发达的黄河流域,因他们的祖先神农氏战争失败,被迫迁居贵州大山迷林中。

 苗族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的故土,洞葬其实只是一种对先人灵柩的暂时存放,希冀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乡叶落归根,入土为安。

 在贵州黔南山区有个溶洞,叫梅洞,里面放有四百来具不同时期的棺材,是贵州最大的苗族洞葬,从棺木间穿行进去,不时见到朽坏的棺木和还未风化的尸骨,地上还有一些破碎的瓦罐之类的容器。

 棺材摆放各异,一律头向北面入口,均固定在两个或三个“井”字架上,六根柱子三个“井”字架支撑的棺材为男性,四根柱子两个“井”架支撑的棺材为女性。

 棺木有平板平头和鼓型雄头之分,其大小因亡者的体型而定。平板平头棺为明代,凸型雄头棺为清代。平板平头型棺木制作粗糙,鼓型雄头棺木多为杉木本色,洞里面的棺材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最晚的一具也是在清末。

 洞里面安放的全是山下面村庄吴姓苗族的先祖,每逢清明他们都要上来祭祀自己的先祖。借着火把往里走,空旷的洞里面全是形状各异的钟乳石、洞中央右侧有一个天然的小洞穴,是当年苗王躲避外敌时的临时会客厅,小洞穴里面还有一个小洞穴,是苗王寝宫。

 往里直走距离出口大约100米,有人工修建的防护墙,当地人称营盘,是用来抵御外敌进攻的,每有外敌骚扰,山下的吴姓都会带上全部家当上来躲避。

 防护墙用石块砌成,城墙不高,大约3米,墙上有瞭望口,右侧边有一个城门,用大青石砌成,方便吴姓家族的人进出,城墙两边的岩壁上最高处还可以站人和存放石块,每有外敌来攻,他们就在上面扔石块来抵御,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

 在每年的三月三、六月六,苗族同胞都要在洞外举行庄重的杀牛祭祖仪式,在宽敞的洞内大厅举行别具一格的跳洞,村寨的建筑至今还保留着古朴、浓郁的苗族风格。

  洞葬的`简介

 高坡的苗人把洞葬叫作“把洞杜”三个字,据说,“把”是洞的意思,“洞杜”则是苗语的死人尸体,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洞里面的死人尸体”。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规,他们不许走有人过的路,也不准许用砍刀开路,必须走一条陌生的路。几十个人抬着棺木前拉后推,将沉重的棺木送进半山上的亡灵洞中,然后一齐转身离开,任何人都不能回头再看一眼亡灵,而且从此任何人也不再走进这个亡灵安息地。

 苗人说,洞葬在高坡“多得很”。据贵州学者杨庭硕先生在1981年的调查,他在高坡发现的洞葬遗址共有8处,而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洞葬遗址应该远远不止此数,“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近年来已不再实行洞葬风俗,因而有些遗址已被人们遗忘罢了。……至今保存完整的洞葬有两处,一处是甲定洞葬,一处是杉坪洞葬。”

 甲定洞葬

 位于甲定村栗木山的半山腰上,这个洞为U字形,上下有两个洞口,棺柩摆放在为繁树浓阴所掩的上洞,洞口豁敞,高十余米,宽亦有十余米,纵深约有三四十米,目测可看见上百具棺柩置于“井”字形木架之上,列成五排,棺柩或头朝外,或头朝里,其中似乎有其规则。

 不过,这个洞只能看不能进入。洞口堆满残破朽烂的棺材,要想进去,却无路可觅,勉力爬上洞边,细细察看,一具棺材上写着“安息于龙宫”几个毛笔字,落款是“罗氏宗族后代1988年10月1日立”,究竟是安葬时所写还是后人祭祀时所写,不得而知。

 杉坪洞葬

 位于正对杉坪村的一处山坳中,洞前有石碑刻于岩石之上,碑额楷书“龙村锁匙”四字,碑文提及杉坪洞葬并称其坟茔为自古所遗。

洞葬过程

 央视《乡土》文化栏目摄制组称世界遗产荔波县的瑶麓乡是我国考究古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不二之地。这里的瑶族丧葬为集中洞葬。

 荔波有三支瑶,瑶麓瑶族平常穿的上下都是青色的衣服,所以被叫青瑶,或青裤瑶。青瑶如今还沿袭洞葬习俗,2008年还有六、七副棺材抬到棺材洞里去。

 洞葬有一整套骇人听闻的程序,程序都由寨上的“鬼师”一手操办,十分隆重和严肃。

 入殓那天,死者穿上一套崭新的民族服装。给死人陪葬用的是半张人民币,另一半由家人自行处理,或珍藏,或烧掉。一般陪葬的都是三、四百元,当然也有过千元的,因人而异。同时放在棺材里的还有饭、酒、肉等,旁边还放上一些农作工具,最重要的是一件雨具,寓意让逝者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能遮风挡雨。

 出殡那天要杀上一头牛(水牛或黄牛均可)或是一头猪,或两者兼有,以家境殷实与否而定,或依照死者生前要求而定。杀牛时要一刀毙命,成者可获几十斤牛肉作奖赏,否则要罚款几十上百元。这对“杀手”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死者入洞的当天晚上,亲人要到洞里点上火把,以示让死者明察通往阴间之路。在十几年前,有家属在离开洞前没有处理好火种,酿成大火,把洞口前的一些棺材及树木给烧了,被罚宴请全村人谢罪。

洞葬的由来

 民间有民间朴素的说法,在学者眼中则有其浪漫的解释。比如,一位高坡的苗族学者认为:“他们(指苗族)的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神农氏就是他们的老祖宗,由于战争失败的历史原因,祖先们被迫迁徙到南方大山之中。甲定,苗语念‘翁勒翁咒’,意思是‘洪水黄河’。他们的先人一代一代梦想重返故土,以便扶柩还乡,故有‘洞葬’之习。”

 通常认为,苗族的先民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即距今5000多年前的“九黎”部落,蚩尤为其首领,在争夺中原的涿鹿大战中,不敌黄帝部落,败走南方,盘踞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新的部落联盟,史称“三苗”,在新一轮的争夺中,他们再一次败给了尧、舜、禹领导的部落,被迫迁徙,其中有一部分辗转来到贵州境内定居。

 迁徙是苗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贵州很多地区的苗族古歌里,都有关于苗人祖先迁徙的歌咏之辞。把洞葬之俗与历史联系起来,聊备一说,也许并不全是臆造。

 马里多贡族的丧俗。多贡人世居山区,其村落的某一处山岩项端要建有用石块垒成的小型尖塔,塔旁是一深不可测的山洞,用以安葬死去的人的尸体。多贡人对去世者要举行洞葬仪式。亲友乡邻攀上垒有小塔的山顶,并用绳子把尸体拽上去再吊入安放死者的山;:达时"洞葬"就完成了,既不盖土,也不火焚。

  湖南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民族和文化,独特的自然资源给湖南留下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湖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另一类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它的形式包括语言、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等。

 湖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异常丰富。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少数民族遗存的土著巫傩文化遗产和秦汉以后本土文化融入中原文化形成的汉文化遗产两大部分构成。其种类归纳起来主要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民间美术与传统手工技艺、民族绝技与民间知识、民俗等。

 (一)、民间文学

 湖南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苗族古老话、苗族歌谣、土家族梯玛神歌、土家族山歌、土家族哭嫁歌、土家族挖土锣鼓歌、苏仙传说、刘海砍樵传说、嘉山孟姜女的传说、桃花源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谚语、谜语、民间小调等。这些民间文化遗产包罗万象,涵盖了丰富的社会生产、生活内容,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源,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反映了湖南人崇尚正义、热爱自由、追求平等的朴素的人生观、社会价值观、审美观,表达了湖南人世代祈求幸福、平安、财富和健康的美好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人们形成了淳朴、友善、热情的民风。这些民间口头文学表述形象生动,且多带有一些传奇与幻想的浪漫色彩。其中苗族古老话是湘西苗族著名的长篇古歌,也是苗族特有的口碑文献。

 其形成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苗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内容。形式上采用了对仗句的韵文体句式,通过历代苗老司(苗巫师)的口碑相传一直流传至今,充分证明了苗族是一个古老而有极大创造力的民族。古歌篇幅巨大、内容浩瀚、形式独特,对研究苗族古代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苗族生存哲学等方面的发展演变都有重要的价值。

 土家族梯玛神歌是由土家族巫师“梯玛”在祭祀活动中传唱的祭祀古歌,也是一部土家族珍贵的民族史诗。它不仅有大量的祭祀内容,还传唱开天辟地、人类来源、民族迁徙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等,内容极其丰富。在表现形式上独特多样,有讲有吟、有歌有舞,还有各种服装、道具、法器的配合使用,形成诗、歌、舞、乐相结合的庞大艺术载体。

 (二)、民间音乐

 湖南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桑植民歌、靖州苗族歌鼟、澧水船工号子、土家族打溜子、湘西苗族民歌、麻山锣鼓、新化山歌等,还包括土家族和苗族的民歌、器乐、舞蹈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宗教音乐等。其中嘉禾民歌具有代表性。嘉禾民歌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以反映妇女婚嫁习俗为主要内容。

 其旋律优美,地域风格鲜明,调式、调性变化巧妙,曲式结构灵活多样。节拍交替自由而自然,有一套完整的演唱形式,无论在音乐、文学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是汉族民歌中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特别是研究女性历史文化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民歌。

 (三)、民间舞蹈

 湖南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土家族摆手舞、湘西苗族鼓舞、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江华瑶族长鼓舞、南县地花鼓、张家界高花灯等,还包括生活习俗舞蹈、人生礼仪舞蹈、宗教信仰舞蹈、生产习俗舞蹈等。

 其中湘西土家族摆手舞是最具土家族民族特色及古老风俗的舞蹈。它产生于土家族祭祀仪式中,集歌、舞、乐、剧于一体,表现开天辟地、人类繁衍、民族迁徙、狩猎捕鱼、刀耕火种、古代战事、神话传说等广泛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土家族毛古斯舞是最古老的舞蹈,中外专家称“是中国民族舞蹈的最远源头”。它产生于土家族祭祀仪式中,是一种具有人物、对白、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的表演程式的原始戏剧舞蹈。

 江华瑶族长鼓舞是瑶族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动作屈膝、稳健有力。在整个长鼓舞动作之中,不论是高桩、矮桩,还是行进、跳跃,动作都必须在两膝弯曲的情况下进行。瑶族长鼓舞是瑶族人民宝贵的艺术遗产,是瑶族千年历史的活化石,是瑶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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